中美贸易战的主要原因

第一篇：中美贸易战的主要原因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持久论

【摘 要】 1938年5月，在陕西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主席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80年后的今天，当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笔者伏案再读《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智慧已经为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战提供了最有力的战略支持。中美贸易战必将是一场持久战。目前国内舆论“中必胜”“中或赢”的论断甚嚣尘上，截然相反的论断说中国向美国妥协，被迫开放市场大门。笔者再以《论持久战》为战略蓝本，浅析当下中美贸易战。

【关键词】 中美贸易 持久战 美国反对美国

5月中旬，刘鹤副总理作为习近平主席的代表出访美国，业内人事认为将为近几个月的中美贸易摩擦画上一个句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仅仅一个多月后，美国就单方撕毁协定，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同时就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

当年毛主席分析日本必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是基于两国内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等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形势分析，得出日本是侵略战争失道寡助，中国是正义的战争得道多助。特朗普举起反对贸易全球化的大旗，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又对欧盟、日韩等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全然不顾贸易全球化的浪潮，推行贸易单边主义，正是应了失道寡助这个论断。从美国国内来说，特朗普是代表共和党的利益，又依靠美国“工人阶级”把他抬进了白宫。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对华征收关税，这是表面现象。实质是，美国经过上一轮经济危机后，经济复苏需要动力，除了要求制造业回流本国，提高国内就业率，还要剪其他国家的羊毛。由此可见，美国单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不会短期结束，必然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这个漫长过程。此外，美国还将中国视为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竞争对手，再加上“民粹主义”的兴起，美国必然会对中国进行全面开战。“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中美贸易战，断然不会因为几次中美谈判而终止，这也表明了贸易战，美国是侵略的一方，是非正义的一方。

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同时，一直遭受美国的打压，无论是“中国危胁论”，还是对中国贸易倾销，乃至利用台湾牵制中国发展，都是美国制约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中国和平崛起，大国复兴之路必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的和平崛起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国际秩序，更不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恰恰相反，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实力，有利于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反?γ拦?的贸易单边主义，反对美国的贸易欺诈，是正义的，是得道多助的。

实现两国的正常贸易往来，终止贸易战，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关系到中华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更关系到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世界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如何赢得这场贸易战的胜利，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完成国内抵抗美国贸易战的统一战线。第二是国际上形成抵抗美国贸易战的统一战线。第三是美国国内反对派抵制运动的兴起。

一、中国完成国内抵抗美国贸易战的统一战线。中美贸易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不能单一为了贸易战，切割清算美国在华企业，亦不能任由美国在华企业暗中影响中国政策走向。一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大资金的投入，研发高新技术产业，为长期贸易战储备技术。二是把思想武装起来，提高警惕性，防止敌人从内部分裂我们，防止敌对资本对我们产生影响。三是做好长期贸易战的准备，在与美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后，暂避锋芒，争取时间壮大自己。

二、国际上形成抵抗美国贸易战的统一战线。特朗普在中国市场上暂且取得优势以后，磨刀霍霍向盟友。这就会加速国际上反对美国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欺诈力量的形成。“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盟友”。我国的外交天团也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争取国际上抵抗美国力量的支持，尽快形成国际统一战线。一是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的联系，形成一带一路国家经济体、命运共同。二是开放国内汽车和金融市场让利欧盟、日韩，把美国的盟友争取到我们这边，同时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三是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形成太平洋西海岸的护城河。

三、美国国内反对派抵制运动的兴起。从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从“通俄门”到“信任危机”，从“倒特运动”到美股暴跌，可见美国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儿。共和党与民主党分赃不均，互相拆塔，已经埋下美国失败的种子。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市场开放的条件，激化共和党和民主党及其利益集团的矛盾，分化共和党内部利益集团，进一步抵制美国的贸易扩张。

综上论述，中美的贸易战是长期，并非短暂的;是艰苦卓绝的，并非一帆风顺的;是循环往复的，并非一劳永逸的。可见短期内想结束中美贸易战，是不现实的，亦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紧修炼内功，完成国内抵抗美国贸易战的统一战线;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争取国际上形成抵抗美国贸易战的统一战线;分化美国利益集团，争取美国国内反对派抵制运动的兴起。待上述三个条件成立以后，中国就可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些战略思想，岂不正是80年前从延安窑洞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康洪，男，1991年出生，兰州大学，在职研究生，职务：深圳市公安局民警，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第二篇：中美贸易战背后的动因和去向

2018年3月23日凌晨，依照对中国的301知识产权调查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特朗普当场宣布：美国政府计划对至少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此外，美国将针对对华技术转移和中资收购美国公司施加限制。他进一步指出，301调查结果可能会要求对大约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2018年3月23日早上7点，中国商务部迅速反击!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这一切的情况都显示：中美贸易战已经爆发，其规模是中等以上，而且正在向「大规模贸易战」演进。

究其背后的成因，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归纳出以下几点。

首先，在对比了近几年中国对美国净出口商品总值表后，就不难发现是对美顺差即对中逆差。以2017年该表为例，对美的出国高达4亿3千万左右,而进口额1亿5千万，仅为三分之一。 其次，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对比两国进出口产品种类可见，中对美出口产品种类多样，从家具、车辆零部件、皮制品到钢铁制品等等，以工业品占比最大。但那些所谓的高科技，其实主要是中国的完整系统的工业配套能力产生的，而不是科技能力带来的。因为在所谓的出口高科技产品中，核心技术依旧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比如智能手机，苹果是美国的品牌，中国只有加工制造能力，核心的芯片是美国的。这些成规模生产的产品，因完备的工业配套能力和较低的人力成本，在全球制造业中有了相对优势。中国只是赚一点加工费而已。

如果美国要扭转贸易逆差，实施贸易保护性政策。一是控制从中国进口，增强美国制造生产能力，二是要扩大出口，打开更广阔的中国市场。开展对华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特朗普政府“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执政理念，试图给国内创造大量工作机会， 实现美国消费、美国生产。

其三，我认为是中国全产业链式的国际贸易方式。国际贸易原则是比较优势原则。而我国出口的产品从服装鞋帽到家用电器，从家用电器到汽车及零部件，从汽车到高铁，从高铁到IT等。如果一国是以其某一优势产品与别国进行贸易，那么我国以14亿人口支撑着的全产业链岂不是让西方国家避之不及了。 而针对于未来走向，我预测有三点。

1、贸易战会演变成全面战争。因为美国针对中国2025年规划是科技领域，而近期中兴事件就是科技领域。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国复兴，而中国在贸易战上不会让步，即便筹码不够多，必定会在其他领域上进行报复。

2、贸易战短期内不会结束。由于上述原因，演变成为全面战争必定用时更长。

3、美国很难赢。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太高，故而美国公司在美国生产上没有竞争优势。即便美国靠工业机器人的普及来获得竞争优势，也无法使得美国铁锈带工人受益。

第三篇：余永定：中美贸易战的回顾与展望

中美贸易冲突的逐步升级

2018年3月8日，特朗普宣布对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打响中美贸易战第一枪。

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USTR)公布《中国贸易实践的301条款调查》，认定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动、政策和实践是“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对美国商务形成负担或限制”。3月23日，作为对美国加征钢、铝制品关税的报复，中国政府公布了价值3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

4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基于301报告结论，公布将于7月6日对1333种、总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4月4日，中国宣布对106种、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增25%的关税，其中包括了大豆和波音飞机。

4月5日，特朗普要求USTR考虑加征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4月5日，中国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232措施，向美方提出WTO磋商请求，正式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同日，中国也就301措施提出WTO磋商。

4月18日，美国表示已同意就征税措施与中国在争端解决机制下磋商。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宣布对中兴实施制裁。

5月2日，美国代表团抵京。在中美第一次谈判中，美国实施特朗普的“疯人战略”，对中国漫天要价。其具体要求主要为：

(1)从2018年6月开始，每12个月至少减少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逆差。到2020年底，同2018年底相比，至少减少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逆差。

(2)立即取消对《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10个高科技制造业部门的补贴和其他政府支持。

(3)取消对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的投资限制，包括外国公司在中国本地合资公司的股权上限;在2018年7月1日前发布改进后的外资投资全国性“负面清单”(所谓的“负面清单”是指对外商投资完全关闭或有条件开放的产业部门，所有在这个清单中没有提到的经济部门都将对外国投资开放)。在清单公布的90天内，美国将核查依然存在的对美国不公的投资限制。中国在接到美国的问题清单之后，将根据中美共同决定的时间表积极消除这些限制。

(4)中国于2019年1月1日前停止有关知识产权的特定政策和做法(强制技术转让、合资企业要求等)。

(5)中国于2019年1月1日前撤销《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美国在WTO磋商所指认的条款，并根据美国要求修改上述条例。

(6)中国于2018年7月1日前撤回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磋商要求。

(7)对美国基于301调查的案件而采取的任何措施，中国不可采取任何形式的报复并避免做出任何报复行动。

(8)同意立即停止对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网络、经济间谍、仿冒和盗版活动，对实施以上措施的进展进行季度评估;如果中方完不成承诺，美方可以施以关税惩罚;同意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

(9)不反对、挑战和报复美国对中国对美技术和国家安全敏感部门投资实行的限制。

(10)2020年7月1日前，中国将把非关键(non-critical)部门所有产品的关税降到不高于美国同类产品的水平。中国认可美国可能将对关键部门产品(包括同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产品)进口施加限制或征收关税。

(11)中国若未能履行本协议，美国将会对中国进口征税并采取其他适当措施，中国承诺将不会对此采取报复措施。

对美国的漫天要价，中国代表团的反应是有节制，但也是坚定的：

(1)中国将降低从美国进口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关税，并大量进口美国的货物和服务，条件是美国采取如下后续行动：一是撤销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禁令，尤其是集成电路产品的出口限制;二是向中国的IT产品开放美国政府采购;三是在2018年5月31日之前恢复中国对美国的熟制禽肉出口，等等。

(2)通过以下措施增加双边服务贸易：双方成立服务贸易工作组;在海南自贸区向外资开放服务业(医疗保健、养老、建筑设计、环境保护等);在15个地区开展跨境服务贸易试点;扩大中国对美国电影的进口。

(3)加强与美国的知识产权合作，但中国在其入世协议下对合资和股比政策不应被视为“强制性技术转让”。

(4)修订美国对中兴通讯的限制，确保半导体行业的全球供应链。

(5)要求美国停止使用“替代国”作为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的基准(换句话说，实际上承认中国在WTO下的市场经济地位)。

(6)终止301条款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调查、并撤销调查下的任何关税计划;承诺在未来不对中国发起任何301条款调查。

谈判的最终结果不得而知，但可以猜到，中国代表团拒绝了美方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避免贸易战，也做了必要的让步。会谈公报表示：“双方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

5月15日至19日，刘鹤率团赴美进行第二轮谈判。达成的协议包括采取有效措施以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双方就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进行了讨论，同意为上述领域达成共识创造有利条件。中方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双方同意鼓励双向投资，将努力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继续保持高层沟通。外电则透露，中国拒绝了美方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逆差2000亿美元的要求，但同意增加能源和农产品进口，进口额接近700亿美元。中美并未解决所谓的“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中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中国在国企改革、产业补贴、强迫技术转让、产能过剩四个领域做更实质性改变的要求。

5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中美贸易战已经“停战”。

5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将让中兴在实现“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改组管理层和董事会，购买美国零部件以及缴纳13亿美元罚款”之后恢复业务。

5月29日，白宫发表声明称将在6月15日公布限制对华贸易的具体措施。中国商务部立即指出这一声明显然有悖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

5月30日至6月2日，中美进行了第三轮谈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结束两天的讨论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美国代表团没有发表评论就启程回国。新华社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罗斯和刘鹤取得了“具体的进展”，但没有详细说明。但新华社也警告称，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将按原计划于7月6日执行对中国进口商品加税25%。数分钟后，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对美国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

6月16日，针对美国6月15日的决定，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对美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商品，自今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美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114项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时间另行公告。

6月18日，特朗普又宣称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并威胁如果中国反击，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额外关税。

6月19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美白宫6月18日声明发表谈话，如果美方丧失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

严格说，中美贸易战还没有真正打起来。从2018年3月8日特朗普宣布对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到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率团来华同刘鹤副总理进行中美之间的第三次贸易谈判，这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战前交锋。只有当美国对中国实施如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且中国实施报复措施之后，中美贸易战才算正真开打。中国方面目前仍在尽最大努力，争取避免一场没有胜者的贸易战。美国方面也不一定希望中美双方爆发一场贸易战，但试图以贸易战相威胁，争取从中国榨取最大利益。由于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打贸易战中国损失可能更大，这正是美国有恃无恐的原因。但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也不是完全有恃无恐。打还是不打?如果要打，打到什么程度?双方政府肯定在不断进行推演，以决定自己的最佳策略。美国希望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则希望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避免贸易战。

在经过三轮会谈之后，中美贸易战一度出现停战迹象。但是，6月15日特朗普不顾此前达成的谅解，执意宣布执行4月4日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6月15日(美国公布数分钟之后)中国不得不宣布：将对美国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中美贸易战已经基本不可避免。

美国要同中国打贸易战，其可以摆到桌面的理由不外乎三条：一是中国对美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二是中国不遵守WTO承诺;三是中国通过不公正手段取得美国技术。美国政府内部，或因利益不同或因认知不同，对上述三点的侧重各有不同。例如，特朗普在前期强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纳瓦罗和莱特希泽等则始终强调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如中国以“不正当手段窃取美国技术”等。

如何看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我们至少有五点评论。

第一，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没有美国说的那么大。特朗普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年有5000亿美元，这是信口胡说。按美国官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但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中美服务贸易则为逆差。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统计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包含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其实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自己)对美国的出口，但在美国的统计中，这些中间产品都算在中国头上了。我们常常喜欢以苹果手机为例，说明如果将此类中间产品从出口总额中去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至少减少一半，但这种解释是错误的。造成中美统计差别如此之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除一般的误差与遗漏外，按传统的解释，原因有二。一是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二是美国在计算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出口不包含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减少出口收入)，进口的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全部算作自己的进口支出(增加进口支出)。这种计算方式也人为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至于中国对美的出口大多是最终制成品，在出口品中包含了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中间产品和美国的产品(如苹果手机中的芯片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四篇：预测中美贸易战的三种后果

据新华社12月17日报道，在今日举行的2016-2017中国经济年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发表了题为“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演讲，他表示，一定要彻底摒弃我赢你输的零和游戏概念，要防止如果贸易战发生，造成两败俱伤的这种后果。朱光耀还援引了美国智库彼得森研究所的报告，模拟了中美贸易战，三种可能性的后果都对美国有非常重大的负面冲击。第一种，全面的贸易战爆发，美国对中国征45%的关税，对方也照方抓药，全面的回击。第二种，非对称性的贸易战，中国有选择的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可能威胁终止购买乃至抛售美政府债券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等。第三种，短暂的贸易战，预测估计不超过一年。其中，苹果手机可能成为中国反击的秘密武器。以下为演讲全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说中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远远超出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范畴，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在这个方面，世界在关注着中美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中美两国人民期待着中美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带来更多的收获和贡献。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顺应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意志，反映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我们首先从全球经济的现状看，2015年全球经济总规模73.6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是18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是11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规模的24.5%，中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规模的15%。中美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40%。我们再从刚才我们的智库的报告看，全球经济2016增长3.1%，美国经济增长1.6%，中国经济增长6.6%，我用的是IMF的数据，全部是IMF的数据，IMF预测美国经济2016增长1.6%，中国经济增长6.6%。那么中国经济在2016年，新增增长部分7300万亿美元。我们的总规模11万亿，增长6.6%，我们增长是7360亿。中国的2016新增经济增长部分，7360亿，美国2015全球的总规模是18万亿，增长率1.6%，新增部分是2880亿。那么中国新增增长7300亿，占全球新增增长的30%，美国占12%。所以从新增增长贡献率方面，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超过10%，那么实际上和我们的经济规模，也是一致的。2015，全球贸易总规模是32万亿，中国的贸易总规模3.9万亿，差一点不到4万亿。美国的贸易总规模，3.8万亿多一点，所以中美两国很接近，但是在2015，中国的贸易额是稍高于美国。所以从份额上，我们占11.9%，美国占11.6%，中美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总规模40%左右，中国和美国新增的增量也占全球的40%。而中美两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为20%以上。所以，就看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有着举轻若重的影响，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合作，影响着全球的经济的走势。它同全球的和平与发展，这个重大事业，有着重要的关联。中美合作，对全球的贡献是正能量，中美合作对全球的发展，是正的外溢性影响。这是从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影响而言。那么从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而言，首先贸易，2015，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5584亿美金，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979年是中美建交之年，中美建交之年，当时中美的贸易额只有24.5亿美元。那么去年2015，中美的这个贸易额，5584亿美元，和1979年的24.5亿美元相比，增长了228倍。在中美建交之后，中美的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什么中美的贸易有这样快的发展?因为它反映了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反映了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福祉，在中美的贸易合作中得到了提升。所以，中美两国人民真诚地支持中美贸易发展。在投资方面，1979年应该说是零，但是到了去年，现在数字统计已经超过了1600亿美金。而且，也有新的不断汇总的数据，可能这个数据还不能完整地体现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投资的这种实际规模。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之间投资协定谈判、一个高标准的互利双赢的投资协定，就变得如此的重要，受到中美两国人民的高度的关注和支持。正因为它是高标准的，而必须要体现互利双赢的原则，所以在谈判过程中，中美两国的团队都是非常专业的，每个字都“斤斤计较”，体现了一种负责的精神，这种负责的精神就是要把这种互利双赢的这种原则，通过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它不仅指导中美两国未来投资的发展，对全世界未来投资发展方向，也是一个标准性的范本。在现在已经达成的这种非常好的基础同时，也还有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进程早日达成一个高标准的互利双赢的中美投资协定，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的期待。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有更多的共识。在全球广泛的领域，特别是G20这个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上，中美两国保持了密切的政策沟通。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美两国合作应对这种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在中美两国的共同推动下，G20首次会议，2008年11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在危机的关键时刻，G20峰会应运而生，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协调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政策和加强了国际社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华盛顿的第一次峰会，还是随后，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G20峰会，在筹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万亿的资金总量、强化国际货币基金、应对危机的资金能力的过程中，中美两国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在G20第三次峰会上，中美两国共同推进确定，G20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重要的平台。提出了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在今年9月份举行的G20杭州峰会上，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在G20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大家认识到G20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一定要适应新的情况，一定要更加有针对性，特别是对一些经济全球化的倾向，一些经济的内部倾向，我们必须强化包容性的联动发展。所以G20成员一致同意，G20的政策方向应该是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的增长。中国的倡议、中国的理念，在习近平主席主持G20杭州峰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G20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同时，其中也反映了中美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大家还会清晰地记得，在今年的2月份，中国作为G202016的主席国，第一次在上海主持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在这次会议上，中美两国事先经过了密切的政策沟通，同时和广大G20成员进行政策协调。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两个重要的财政和金融的政策的指导思路。第一，要综合利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政策，来全面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这是第一次在G20史上如此明确的提出了，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改革政策的方针。第二，在历次G20峰会强调反对竞争性的货币贬值的基础上，上海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同意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的政策沟通。这两条重要的共识反映在G20杭州峰会的共识中，成为G20目前应对国际经济挑战的重要的政策共识。同样，它是在中国的主持下，是在杭州形成的共识，它是中国智慧的体现和反映，也体现了中美两国的政策协调和G20全体成员的共同的努力的方向。所以，无论是贸易、投资、金融监管，还是国际经济治理，中美两国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特别向大家报告的，就是在贸易上，我们历来讲的都是商品贸易，5584亿美元的中美双边贸易额，并不包括服务贸易的这个统计，而美方，美国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是，2015年，美中两国双边的服务贸易，已经达到了635.5亿美元。其中，美国从中国进口，是151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是484亿美元。美方在服务贸易上，对中国有着很大的贸易顺差，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态势。商务部会更加全面地统计，现在的数据不反映服务贸易，但是这个服务贸易确实是一个新的发展非常迅速的业态。美方在这个领域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贸易、投资、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再到全球经济治理，中美两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个关系是基于习近平主席明确的原则，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我们是本着这个原则来不断增进同美国方面的了解，同美国方面的互信。当然我们也明确地声明，明确地指出，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我们是坚定不移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的。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领土的完整，就是主权的维护，就是我们政治制度的安全。在领土完整，在主权问题上，在我们的政治制度安全问题上，没有任何的谈判的余地，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要毫不犹豫，坚定地维护。我们同样也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反恐、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全球的反对恐怖金融等方面，我们都和美方进行了密切的政策协调。在彼此核心利益上相互尊重，这是发展中美全面关系的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而中美经济关系，是中美整体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第三，全面贯彻合作，是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选择的战略思想，彻底摒弃零和游戏的概念，保持中美经济关系健康持续向前发展。刚才我向大家报告了，中美两国实际上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以来，中美关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起伏，但是方向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中美广大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两国人民的根本支持，所以才能在风风雨雨之下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话时特别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之间唯一的正确选择。那么如何促进合作，我们想，原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原则，中美经济关系一定会乘风破浪，向前发展。当然，我们也知道，发展的过程中间也有风浪，也有一些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中美经济关系快速发展，中美经济贸易投资总量快速增加，中美在全球领导的经济合作的内容不断拓宽，而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这就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本着合作是中美两国之间唯一正确选择的战略思想来加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彻底摒弃我赢你输的零和游戏概念，要防止如果贸易战发生，造成两败俱伤的这种后果。因为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它的涵盖的领域不仅包括中美两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也不讳言，如果出现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这种贸易战，怎么办?我们要妥善地应对，首先我们要进行双边的密切的政策沟通，同时我们要运用WTO这种多边的这种规则，来进行磋商。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它的后果确实是会造成两败俱伤。上个月我们晓强主任和布鲁金斯的桑顿联合主席共同主持了中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智库对话，双方进行了坦诚的政策交流。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拉迪教授，就专门向我介绍，彼得森研究所在9月份发表了一份报告：如果美中之间产生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他说，他们这篇报告是相当有份量，而且在美方也是有很大影响的。知识版权所在，我下边说的完全是彼得森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大家可以查阅彼得森研究所的网站，今年9月份，它是针对当时的总统竞选人特朗普先生提出的，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45%的关税，对墨西哥输美产品征收35%的关税，它设计了三种可能性的后果，这个后果对美国都是有着非常重大的负面冲击的。对美国经济，我给大家原文的报告，第一个就是全面的贸易战爆发，那么你对中国征45%的关税，对墨西哥征35%的关税，对方也照方抓药，全面的回击。这是第一个它的分析，全面贸易战。第二，非对称性的贸易战，所谓非对称性的贸易战就是中国和墨西哥不全面的进行反击，但是有选择的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这里边可能是禁止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美国企业进行电子信息服务，以及其他软件服务行业。第二，中国可能拒绝提供关键要素资源，使美国难以采购所需要商品和服务。第三，中国可能威胁终止购买乃至抛售美政府债券以及其他金融市场，这将扰乱美国的金融市场。第五，中国可能废除或拖延执行现有关于视频资料、电影、生物制药的产权。在此情况下，它这个报告就量化分析了中国有可能采取的三项具体措施，第一，影响17.9万个就业岗位。第二，禁止中国国有企业购买美国公司业务服务，这将导致美国失去8.5万个就业岗位。第三，中国禁止进口美国大豆，中美大豆贸易占全球贸易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采取此项报复措施，将导致美国21个农业县失去10%的就业岗位。这是非对称性的贸易战。第三，就是短暂的贸易战。这个短暂的贸易战，它预测估计不超过一年。想法就是，一个就是有一些因素使得这个贸易战停止了，这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和墨西哥这些国家向美国妥协。第二，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诉讼中败诉，或是出于公众强烈反对这种舆论下，而不得不采取相关措施。在这个情况下，即使在一年贸易战的情况下，私营领域预计也将失去130万个工作岗位，占该领域就业总人数的1%。这里边包括美国境内依赖跨境供应链的工厂不得不关停，影响可能集中在纳税大户企业。第二，由于中国终端供应链切断，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动荡。第三消费者商品出现短缺，价格攀升，苹果手机可能成为中国反击的秘密武器。这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今年9月在它的网站上公开登出的贸易战对美国的负面冲击影响。现在这个文章还在，所以再说一遍，这个版权所在，这是美国彼得森研究所三位研究员的研究成果，而且现在彼得森网站上还在公开的刊登。当然，他的研究，人家是付出了很大的辛劳的，这是我们尊重彼得森研究所的知识产权，我们借用要说明来源。我借用它这个讲到，主要是我们要避免我输你赢的这种零和的游戏概念，这个确实要不得，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那么我们的办法，是通过加强沟通，通过政策磋商，通过谈判来解决中美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我有两个实例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今年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建立十周年，十年以前，是小布什政府的保尔森财长作为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和中方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那时候还只涵盖经济，一共进行了五届。那么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变成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共进行了八年、八次。布什政府下是每年两次，那时候我与晓强主任是共同从第一次就参与。美方保尔森财长写了一本书，同中国打交道，我想关心中美关系的同事们都看过。他在书中盛赞他的办公厅副主任，就是美方负责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磋商的美方代表，这是一位女士，他在书中明确地赞誉这位助手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他为什么这么写?我想大家非常清楚，就是他表明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双方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谈判是非常的艰难的。但是，正是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政策沟通，我们双方之间的理解在不断地加深，互信也在增强。大家还记得，在希拉里第一次竞选的时候，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广告，就是半夜凌晨3点钟，你接到一个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电话，你如何应对。我有一个实例，就是这位女士确实是在2008年底，给我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多就打了紧急电话。中方的第一任特别代表是吴仪副总理，第二任是王岐山副总理。当时鲍尔森要在清晨就和中国国家主席的特别代表紧急通话，所以他只能在凌晨3点多叫醒我，要不然没法报告。所以这就反映了中美对重大问题及时磋商的重要性和双方之间的理解和互信在加强。我们讲了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贸易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但是我想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视频，就是特朗普先生4岁的外孙女，穿着中国红色的唐装，用普通话背中国的唐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她的那种童真的笑容，她那种童音和她那种标准的普通话，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使我们感到中美之间、中美文化之间彼此的影响，中美经济关系在其中起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希望，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到美国，我们希望中美经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真正落实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中美之间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谢谢大家!

第五篇：刘裘蒂：从中美贸易战，看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在中国的眼里，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是“一厢情愿”，但我认为这也是重新审视和定义中美关系的契机。

刘裘蒂

本文为作者“贸易战火下的美国”系列之二

最近几个月中美贸易战发展的曲折，“震惊”了不少认为特朗普只不过是在中期选举年摆摆政治姿态的人。特朗普本身反复无常和缺乏公信度，以及鹰派的偏激立场，很容易让人低估贸易战如何来势汹汹。但是其实今年以来出版的几本新书，透露了美国精英思潮里普遍对于中国的“幻灭”。

在许多美国学者和智库的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尽头”，而“第三度革命”正朝着与改革开放的相反方向奔去。对于中国政府宣布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美国却解读为以虚拟的墙更加密切地控制与对外思想和资本的交流。美中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近著《第三度革命：习近平和新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中甚至写道：“中国领导层正在扭转政治和经济开放的趋势，以及三十年前邓小平‘第二次革命’所引发的低调外交政策。”

为什么说美国对中国“幻灭”呢?这个本质上的观点逆转对中美今后的关系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回顾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在过去46年间， 基本上中美关系的“罗曼史”有点像“欢喜冤家”，并且是建立在一种彼此的“幻想”：就是我跟你玩，你就会接受我;或是你跟我玩，你会越来越像我。

为了说服国会投票支持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成员，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提出的理由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更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之一，即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不只是做梦的力量，而是能够实现梦想时，他们(中国人)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在克林顿的想象里，中国加入WTO可以实现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愿景”，也就是“一个充满自由市场、自由选举和自由人民共同努力的世界……使中国更像美国。”

是的，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使中国更像美国”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幻想”。但是，这个想法似乎是一厢情愿。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时间7月25日，应邀出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活动时说，对于中国的目标和意图，外界有不少误解和误读。他认为，中美仍然在同一条船上，仍然需要“风雨同舟”。

崔天凯明确地表示：“改变中国是一种幻觉。我不认为中美两国真的能够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去改变对方。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国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由中国漫长的历史所决定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不应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任何国家对华政策目标。我相信这也不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目标。我和基辛格博士谈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改变中国从来不是当年他和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初衷。”

即使美国没有积极改变中国的初衷，但不能否认的是，美国在经营对华关系时，向来都有隐形的期望值，希望通过把中国纳入美国思维的世界秩序，中国会由经济上的改变，带动社会、政治上的变革，逐渐拥抱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

直到特朗普对于世界秩序重新洗牌为止，从WTO到各种国际商务的机制，“全球化”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美国化”的秩序，自然也反映了某些美国的既定观点和成见。 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涉及逆差、关税、技术转移、汇率多方面，但是更暴露了双方各自意识形态上“不相为谋”的本质上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贸易战无异是双方对彼此认知的分水岭。

从最近中国和美国常驻WTO大使的交锋，可以看到双方对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实中兴、华为事件，以及《2025中国制造》争议，表面上围绕着中美科技竞赛的主题，亦即，在中国人眼中是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而美国认为中国政府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式来扶持特定工业和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但是，背后的隐主题是对于政府是否应该赞助企业的争论。

从企业经营方面，中美之间的差距表现于对“国家企业”和“政府参与”的看法不同。这就正如典型的中国育儿方式习惯：在襁褓时期，便把婴儿裹得像粽子一样，生怕孩子着凉。但是美国的孩子从很小开始喝水加冰块，大冷天穿T恤，因此养成相对比较不怕冷的习惯。

同样，国家过度扶持企业，容易造成连锁反应，包括没有独立的企业文化，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从而企业缺乏御寒的能力。在公司治理方面，缺乏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障个人及企业的权益。美国政府也有支持的产业，但是多数由政府担任第三方补助，并不积极介入公司的内部治理。 当然美国国内也有对于政府赞助企业的辩论。美国评论者嘲讽这些政府补助为“企业救济金”。

美国“好工作优先”组织，在2015年首次对联邦补贴奖励进行第一次综合核算，包含了137个联邦计划的16.4万多个奖项的记录，并扩展了自2010年以来收集的数据。它的研究发现，联邦拨款和税收抵免的最大接受者是西班牙能源公司Iberdrola，该公司通过“大量投资美国发电设施”获得联邦补贴，

另外标题为“山姆大叔最喜欢的公司”的报告，结合类似的联邦数据和匹配的国家补贴数据，审查自200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分发的支助、贷款和其他补贴。在这15年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向企业分配了680亿美元的赠款和特殊税收抵免，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受惠大公司，六家公司已拿到10亿美元以上，而21家公司已获得5亿美元以上。

关于市场经济的辩论，中国本身一直强调仍然会继续改革开放，但是为什么西方人却觉得中国是走回头路呢?这里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扶持重点工业的形式，以及政府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控制(如在公司设立党书记的机制)。 WTO总理事会7月26 日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WTO大使谢伊借着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包括对于“计划经济”的攻击：

“中国宪法授权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授权也在中国更广泛的法律框架中得以体现。为此，政府和共产党通过政府所有制、控制关键经济实体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继续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结果，生产资料并未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有效分配或定价。相反，政府和共产党继续控制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

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样，国有企业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和共产党几十年来通过任命核心管理人员和优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资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来控制这些企业……

中国的体制还把法律作为国家工具，用以促进政府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并确保取得突出的经济成果。此外，法院等关键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也是为了响应党的指导而设计的。这种体制使得企业很难全面、持续地独立于产业政策行事。

中国的主要企业也证实了当前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具有非市场属性。例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曾表示，‘中国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仍属政府所有’，‘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继续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通过分配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实施明显控制’。”

中方代表张向晨大使则直接反驳谢伊“中国对自己的描述并不准确”的指控，认为美国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 甚至多边规则：

“1992 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旁边的 Room W 会议厅，当被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回答，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 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改旗易帜，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世界上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美国谢伊大使刚才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有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对于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符合中国WTO的承诺，西方学者见仁见智。其中比较客观的有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马可•吴。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中国之问：审视一个强权崛起》一书，收录了他的《中国是否履行了贸易上的承诺?》一文，分析中国并于实现WTO承诺的不同程度和情况，他认为，“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履行广泛的义务，而是能否达到协议的精神”。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WTO协议旨在遏制中国国有企业的势力，当时中国承诺只会以商业条款运作。据他估计，目前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20%，确实低于2001年时的40%。但拉迪认为最近几年出现逆转，国家对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核心。

多年来拉迪一直呼吁，中国究竟是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受到国家参与者严格监管和主导的经济?这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现在这两选项的命题变成中美贸易战中双方僵持的一个基本问题。

比方说，自2008年以来，通过政府补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制造能力增长了十倍，很多人认为这导致了全球供过于求。中国面板出口激增使世界价格下跌75%。 中国六大太阳能公司在2012年的负债率超过80%。《哈佛商业评论》认为，如果没有补贴，这些公司就会破产。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停止为无利可图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提供资金，并支持该行业的改革命，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破产和重组。

虽然看到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支持令人鼓舞，“但国家愿意为实现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目标付出经济效率低下的代价。巨额的中国补贴导致全球产能大幅增加，出口增加，全球价格下跌，并扼杀了其他国家的工业基础。”

《第三度革命》作者易明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作为中国的常客，今年早些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中国官员将他的国家称为‘超级大国’ 时，我感到很惊讶。但中国对其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看法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持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不再的人士，如福特汉姆大学教授卡尔•闵兹纳在新书《时代的结束：中国的威权复兴如何破坏其崛起?》中写道，“中国的改革时代即将结束，其特征的核心因素(政治稳定、意识形态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正在瓦解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即将结束。中国正在关闭。不确定性悬而未决。” 面对所谓的“幻灭”，美国学者对于如何与中国相处之道，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之问》收录了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罗伯特•罗斯的《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一文，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从2010年来陷入直线下坠的螺旋，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不但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也动摇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位置。

罗斯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反应呈现了两种失误：首先，美国与韩国、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并强化安全上的合作，并未能限制中国在南海增强军事部署。他认为美国的政策误导了中国对于美国企图的感受，让中国认为美国在韩国、越南以及南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

比方说美国的安全考虑其实应该是在东亚，而不是在朝鲜半岛，诸如“萨德”导弹的部署对于美国的安全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同样地，美国跟越南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也没有实质上的意义。而在海域航行的自由，以及公开宣传的海上军事演习不能够提升美国的安全考虑。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些举措形成中美之间的不必要、并且高代价的摩擦，而战略上的竞争也造成了地区性的不稳定。反而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安全。

因此，他建议美国在中美关系面临拐点的十字路口，及时采取外交政策，向中国表达美国希望通过互动来减低冲突的意图。但是这显然不是特朗普政权所采取的道路。 对于某些美国精英来说，目前中美对于“市场经济”之辩，也代表了两国各自秉持的“美国例外”和“中国例外”的抗衡。哈佛国际关系教授亚雷斯特•约翰斯敦在《“中国例外”是否阻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利益?》一文中指出，对于自我群体独特性的强调，往往与歧视其他群体的心态并行，特别是当自我群体内部的统一受到威胁的时候，也就是说，越相信中国爱好和平之“独特性”的中国人，也就是认为中国比别的民族都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偏好越倾向于强硬路线。

约翰斯敦的理论依据是2015年北京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对在北京地区2600个受访者的调研。根据约翰斯敦对于研究结果数据的分析，受访者主张中国爱好和平的独特性，和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支出有直线性的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人，反而更相信中国人比别的民族更爱好和平。也因此秉持着强烈的“中国例外”信念的中国人，就如同坚信“美国例外”的美国人，他们的政策主张，往往倾向于与他们自以为爱好和平相反的强硬好战路线。

约翰斯敦认为, 提倡中国独特的和平特质，也具有政治上的目的，使精英和老百姓都认为当国家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时，必定是其他国家挑事，因为(独特爱好和平的)自己完全是无辜的。但是这个观点的危险性，是不断强调自己独特的和平特质，无形中意味着别人的“次等”，反而造成被人视为骄傲的反效果。 在中国的眼里，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是“一厢情愿”，但我认为这也是重新审视和定义中美关系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即将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际，除了让世界认知改革开放的成就, 对于未来面对的问题仍然需要梳理, 比如说: 合理的政府扶持是什么?(为了比较，甚至批判，美国政府的扶持方式值得研究。)政府补助除了让重点产业得到短期内的“弯道超车”的优势，对于个体企业和整体国家经济有何利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对全球经济有什么贡献?经济开放可以与政治开放分歧吗?

或许当我们能够对自己清晰地解说这些问题及其答案时，也就是中国能够尝试与美国建立一个不是基于幻想、真正互惠关系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