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李大人法律援助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作为“法治三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步云在1978年开了法治“第一腔”，有推动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之功。近日，85岁的李步云接受了采访。
第一篇：李大人法律援助论文
孩子留学,大人移民
伴随中国低龄留学潮,以新贵和知识阶层为主的第三波移民潮正在悄然兴起。这波移民潮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甘愿舍弃国内既有的生存优势?
刘宏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文中简称“刘”)
陈弘
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与潘兴明教授合作编著的《转型时代的移民问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中简称“陈”)
低龄留学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资的“杠杆效应”
南都周刊:84万人放弃高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有21%的人选择了低龄留洋,对“弃考留学”现象,您怎么看?
陈:这是个人选择的自由。据我所知,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从高中甚至初中教育之始,就准备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一旦选择进入“剑桥中心”、留学直通车等学校,就意味着告别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及早开始适应国外的教育方式。这也不排除另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免于受高考的摧残,有一定的逃避心理,把国外大学想像成了“庇护所”。
南都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
陈:国外的教育方式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更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国外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优势资源,如果你认为自己能够适应他们的教育方式,并且有能力承担国外的教育成本,那么就可能走上一条低龄留学的道路。
南都周刊:低龄留学需要对未来生活的高额先期投入,如何看待这种风险?
刘:只要一个人有能力,又愿意承担这种风险,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毕竟是一项个人的选择。
陈:培养一个孩子在国外完成从中学到大学阶段的学业,需要两三百万人民币的投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家长具备了这样的经济条件,不局限于新富和中产阶层,甚至大城市的工薪阶层也愿意卖掉一套房子,作为孩子的教育投资。对他们来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另一方面,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也是有“风险”的。从近几年的就业市场看,即便从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反之,从国外接受教育回来也不一定能在找工作的时候占据优势。留学国外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资的“杠杆效应”。
留学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同时是一种文化资本获得过程
南都周刊:低龄留学海外,在国外的“扎根”能力就越强?
陈:留学海外的年龄越低,小孩子适应当地语言能力越强,这为他们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奠定了基础。低龄留学海外也存在着一定的副作用,比如监护人的不在场,如果孩子自制能力较差,容易学坏,非但没有学到知识,反而挥霍了父母的资财。
但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低龄留学海外的学生,将来在融入西方注重独立思考、批判分析和实践操作的教学模式方面,会有更大优势。出国念中学,也更容易衔接本科阶段的学习。以往出国留学的主力人群是博士、硕士,就已经晚了,你可能获得知识层面的提升,但思维模式却已经固化了。
刘:我不太赞同,低龄留学的好处是语言适应和掌握能力快,但如果一个人缺乏基本的中华文化常识和为人处事的能力,未必能在国外真正扎根。
南都周刊:有能力承担低龄留学投入的家庭,是否意味着他们占得了将来资源优势配置的先机?
陈:低龄留学客观上为将来在国外定居创造了条件,但以此为移民手段的家长现在不是主流。大部分家长看得更加开通,孩子在国外求学和长期居住,更多是积累了融入西方社会的经验,吸取一种更开放的思维方式,为人生做好长期储备。
但不可否认,有一些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海外留学和长期居住的经历加高了他们的起点,其中也不乏人在国外乱加挥霍,成为“留学垃圾”,而回到国内却能依仗家庭背景,仍有不错的出路。这就凸显了“公平”问题,但它本身“非低龄留学之罪”。
南都周刊:在投资移民的门槛越来越容易被国人接受的时候,留学型移民仍然是很多人的首选,是什么原因?
陈:国外的优秀教育资源是很多人所看中的。为何投资移民呢,除了社会福利等因素,他们看中的还是可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当然,把低龄孩子送出国,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消费。
此外,目前“只投资不移民”的情况越发显著。即便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获取了一个国外的身份,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回到国内生活。因为在国外,他们并不能获得像国内一样宽松的发展环境,也没有国内的优越生活。
刘:留学型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它同时也是一种获得文化资本(包括海外学历和经历)的过程,而这种文化资本,对于留学生未来获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尤其是那些打算回国者),它同时也可能向移民的身份转化。投资移民更多的是一种获取海外身份的单向行为,而它在经济上的回报并不显著。
从经济考量到知识流动
南都周刊:现代中国海外移民是怎么的轨迹?
陈:华人移民以往都是以经济考量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第一波”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福建、广东一带的移民,出国劳务,无非是为了一份更高的薪酬;“第二波”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缘起是获得海外长期居留权的华人,将大批亲属“过桥”到居留国,以使得全家人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但是,现在“第三波”华人新移民,他们将以经济因素考量为主转变为以知识流动为目的,国外的优势教育资源、技术资源才是吸引他们的真正原因。
南都周刊:前两波移民海外的华人,多抱有“辛苦我一个,幸福后来人”的想法。第三波移民浪潮中,以前的这种观念还盛行吗?
刘:华人移民一直都是一个家庭而非个人的决定。随着社会的变化,个人的因素更为显著,过去的观念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南都周刊:近十年国人申请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这批在国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社会积累与地位的“精英”,其中不少人在移民国外后要面临“一切归零”和重新打拼的挑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甘愿舍弃在国内既有的生存优势呢?
陈:确实有一批四十岁左右的人,在企业做到高管,或者是大学的知识分子,在国内的发展遇到瓶颈之后选择技术移民。
他们在国外的代价可能是远离了自己的专业,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澳洲以劳务谋生,使手术刀的手挥起给锅炉添煤的铁铲。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享受了当地的社会福利,并且做一个蓝领工人在国外并不感到低人一等。此外,更多的原因,还是他们甘为下一代放弃在国内取得的地位。
刘:原因很复杂,既有个人和家庭的考量,也有单位和社会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些人可能对国外情况并不很了解,对国外的环境过于理想化。在西方经济普遍面临衰退和更为严苛的移民限制政策下,贸然放弃既有的生存优势,未必是个明智的选择。我建议这些人多了解,甚至可以到想移民的对象国和机构亲自去体验一下。
南都周刊:一些外流的“精英”认为,尽管移民海外会暂时性丧失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了长远的“平等”待遇,值得。
刘:这是个人选择,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但我希望这些人在做出这项决定前要三思而行。这种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丧失未必是暂时性的,它也完全有可能是永久性的和不可逆转的。所谓的平等待遇只是相对而言,但你到一个新的语言和社会环境时,你必须比当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和付出,因此,这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已无平等可言。
当一个人无法在新的环境下找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立足点,在一定的年龄的时候还要从头做起,这是很大的挑战。过去几年,我在曼彻斯特大学负责全球招聘十多名全职教师,申请者达数十倍之多,其中甚至有从国内出来的教授申请讲师的位置,而他们却未必符合招聘要求。
不是“外流”,是“环流”
南都周刊:台湾的上一波人才流失发生在1979年,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了人才外流速度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对比台湾,如何看待大陆现在“精英外流”的趋势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陈: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台湾的人才外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岛内政局变革。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初,也爆发了一次移民潮,而这批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改变了中国海外侨民的结构。
另一方面,台湾在1980年代迎来了产业结构调整,微电子和软件工业开始兴起,吸引了大量移居国外的知识型人才回流。大陆目前也正处在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型产业转轨的过程中,再加之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海外人才的回流从长远看,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目前有不少留学生在学成后,无论移民与否,选择了回国寻找发展机会,这和中国目前社会体制、经济形势的改善有密切关系。因此,所谓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现象已经开始向人才获取(brain gain)转变。
刘:人才外流是第三世界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大陆有一部分精英外流,这是正常的现象,但相对于中国的精英总人数来讲,他们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日趋明显的回归浪潮(目前回国人数已超过了出国人数),则可以抵消精英外流所带来的冲击。
另外,我们应该放弃“人才外流”这种观念,目前的全球趋势是“人才环流”。当前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建立人才强国政策和措施,对于人才回归和人才环流都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因此,不排除目前流出的这部分精英,在不远的将来以某种形式回流或环流。
南都周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 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对比印度,如何看待华裔移民的“知识化”转变,会对中国在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中发挥的作用,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因为印度长期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印度裔移民在文化上受到西方的规训和教化,在语言上也具有优势,这使得他们在英语国家,如美、加、澳,易于产生文化亲近感。在最近十年当中,涌现出的印度裔人才,不管是人文还是科学领域,都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资源。
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人是看中国外的教育资源,进行一种知识性的人口流动。这样势必会提高中国海外移民的总体人口文化水平,也会有助于海外中国人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作者：黄修毅
第二篇：李步云：发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一腔”
作为“法治三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步云在1978年开了法治“第一腔”，有推动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之功。
近日，85岁的李步云接受了采访。
1998年8月19日，李步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上讲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讲座开始前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交谈留影。
法学界解放思想“第一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78年11月的一天，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召开了法学界一个学术研讨会。李步云参加会议并协助整理会议纪要。当时会场的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法治、民主、自由等都提到了。可以说是法学界的一次思想解放会议。
在思考如何恢复法治问题时，李步云将目光落在了“平等”二字上。于是，他决定写一篇文章，主题就是“平等”。
1978年12月6日，在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人民日报》刊发了李步云熬夜撰写的文章《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篇文章引起较大反响，被视为法学界突破以往思想理论禁区的第一篇文章，也被评价为法学界解放思想、要求法治的“第一腔”。
叶剑英起草宪法修改讲话稿：
提出民主、平等原則
1980年7月，李步云被借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报到第一天，他就被交办一项任务，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起草讲话稿，即《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叶剑英的讲话事实上是代表中央对宪法修改定基调，讲话稿由李步云和陈进玉共同起草，李步云负责法律部分，陈进玉负责经济部分。
“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李步云写进讲话稿的这些在当时来看比较先进的法治理念，得以为中央领导所接受并贯穿于宪法修改工作之中。
1982年11月，李步云还在《人民日报》发表《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后被党的十二大报告所采纳，并被写进新修改的党章中。
将“法制”改为“法治”：
实行依法治国
1995年12月，中央领导班子决定举行第三次法制讲座，题目定为“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法制讲座课题组成员，李步云建议将“制”改为“治”。
李步云回忆说，“法制”与“法治”曾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法制”只是法律制度的简称，而“法治”则是与“人治”对应的，任何国家都有法律制度，但不一定实行法治。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作者：陈磊
第三篇：聚焦小舞台 展现大人生
灯下品读，细看装帧精美、印制上乘的《灵动的眼睛·飘逸的美——靳国君京剧摄影艺术》作品集，我浮想联翩。八年的匆匆岁月，依稀历历在目。黑龙江省京剧院简洁典雅的剧场里，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靳国君先生一边品戏一边不失时机地举起相机，无论春夏秋冬、酷热严寒，只要剧院有戏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夏日，俯卧在台口汗透脊背；冬日，脚踏皑皑白雪顶着刺骨寒风款款而来。八年的风风雨雨，他一张一张地照，一年接着一年地拍，用行动践行先哲的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用句俗言俚语说：“咔嚓一秒钟，坚守八年功”，这也需要毅力和耐心。
我逐页品味和欣赏靳国君先生的京剧摄影作品，联想我读过他的文学作品，深感他在创作中努力追求题材、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他的每部作品、每张摄影作品都渗透“不敢忘忧国，心犹系苍生”的高思远虑。尤其在文学语言和摄影语言的运用上，可以看出他在多色彩中抒发心灵的诗情和思考的哲理，探索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与个性的融合。这部京剧摄影艺术作品集，就特别彰显他对“四性”融和的追求。
《红娘》是一台花旦戏，花旦在舞台上的表演浑身上下都出彩，这也是传统戏曲中花旦行区别其它行当的一个显著标志。若想在现场抓拍一张聚焦实又虚实有度的照片，在掌握技术指标的前提下，也并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得懂戏、懂表演，更重要是理解戏，理解戏剧中的人物。细品、研读靳国君先生的《红娘》照，感觉他确能恰到好处地抓住红娘彼时彼刻的内心变化和所传达出的眼神。通过眼神，你仿佛能窥视到红娘这一人物的表演心理路径。红娘溜溜灵动的眼睛似乎在跟观众、读者说话和交流，靳国君先生透过这个天真、稚嫩又热心的小红娘淋漓尽致的表演，表现了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这就是摄影家在用镜头讲好戏里的故事、展示心中的戏曲人生。
靳国君先生用镜头从平凡的演出里挖掘出不平凡摄影艺术美，并能在质朴的画面中展现崇高，鞭挞丑恶。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反派人物栾平在剧目规定的情境中，赋予他很大的表演空间。无论传承者和再演者都能很好地把握这一人物，较好地贴近原创的人物，重新塑造在每个不同时期的舞台上。靳国君先生基于天长日久的积淀，他才能将栾平的瞬间表现照拍得如此传神。你看栾平斜身窥视，发丝散乱、虚咬中指，还有那双游离变化不定的眼睛，这正是演员表现惊、恐、疑、惧瞬间的精彩之处。
当我看到靳国君先生抓拍的《秦香莲》时，眼前一亮，出乎我的预料，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画面是包青天一个转身，用水袖将陈世美的乌纱帽打飞，陈世美已经站不住了，辫子也飞了起来，照片上方隐约可见“明镜高悬”四个大字。看到此，靳国君先生作品的思想性就出来了，他的倾向性，歌颂什么、鞭挞什么已经非常清楚了。我认为这张照片，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在现场抓拍到和事先预想的，这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很理想的构图，让人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冲动，思想的漫溢与体验的交织。再如，靳国君先生拍摄的《赵氏孤儿》，你不用去熟悉这部剧目的故事梗概，仅从他拍摄的角度上、构图上看，除了画面给人飘逸之美外，你还会看到、想到剧中人物程婴那份忍辱负重的执着、坚毅，剧中人物魏绛在剧中鞭打程婴，反衬出他的刚直不阿、耿介的人物性格和铁骨情怀。这些画面都会让读者、观者看后，除有种艺术美、动感美外，还会让人们感觉到有股向上、正能量的含义在里面并暗喻向往。
靳国君先生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好评，是作品源于舞台上真实的演出，又高于舞台演出的真实。
笔者观察、思索，靳国君先生在摄影艺术和文学创作中取得可喜成果，得之于厚积薄发、学而不厌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年轻时，他是黑龙江日报记者、编辑，离开副总编辑岗位后，在多个部门历练，积累了学识和生活，养成了自谦与平易。退休后，他沉潜于大众之中，不以往昔的身份和摄影家、作家自居，他用坦诚、明察的目光去观察舞台和生活，展現民族文化精髓，这是他的情怀，也是成功者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黑龙江省京剧院信息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郭存发
作者：杨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