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一家范文

第一篇：林毅夫一家范文

林毅夫：农业产业化与“山东经验”

进入专题： 农业产业化

● 林毅夫 (进入专栏)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1978年和1984年间，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7.9%，种植业达到5.9%，粮食增产每年达到4.8%。农民的收入增长也很快，平均每年达到13.9%。而当时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这是一个农业大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加，城乡差距明显缩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民很高兴;农村提供的产品很丰富，城里的人也很高兴;粮食增长很多，政府也很高兴。农村改革的成功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建立了现在所讲的粮食生产基本自足、丰年有余的格局。

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推向城市，这使得中国的整体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过去的26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是全世界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也远远高于1978年改革之初提出的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7%的目标。

虽然在这一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农村问题在90年代末以后又开始引起高度关注，所谓“三农”问题里谈到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到1984年是在缩小，但是1984年以后，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是2.6：1，现在是3.2：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上台以后，提出把农村的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一系列的新措施，比如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对粮食生产进行直补，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等。而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刚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一种思路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因为中国只有大量减少农村劳动力，才有办法使农村里面的农民收入大量提高，并且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农民的转移当然涉及到户籍制度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城市里面如何发展。如果城市工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更多地吸纳农村劳动力。

另一种思路就是提高农村内部的劳动力的收入。为此，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教育水平，这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适应城市非农产业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在农村内部掌握随市场需求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农业科技的要求。除此之外，留在农村里面的基本上是小农户，而他们要进入的市场基本上是大市场。如何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连接问题?山东省从90年代开始实行的“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模式。山东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导向。十几年来，成效非常显著，表现在几方面：第一，确实解决了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而且利用产业化组织的方式，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根据山东省提供的资料，该省农作物面积的43%，牲畜出栏的23%，禽类出栏的84.7%，水产的21.9%是经过 “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组织方式生产和销售的。全省农户当中55.1%参加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司化组织。在高度的农业产业化组织之下，山东的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都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山东寿光的蔬菜在北京的市场占有率达到30%左右，山东出产的花生油在北京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40%。除了国内市场之外，在国际市场也有很多成就，比如以外贸为主的诸城，一年的产值达到50亿人民币。

第二，山东靠产业化的方式，有效地推动了科技进步。过去在集体经济的时候，科技组织基本上由政府指导，载体也比较完整。进入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尤其是改革推向城市以后，农村的科技体系出现所谓“网破人散”的情形。而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只

有不断提高科技水平，才能够在竞争当中取胜。山东省通过产业化，尤其是“公司+农户”的方式使公司本身就变成了新的科技载体。比如像农大、九连、寿光等企业，积极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结合来自国内的高校甚至国外的最新成果，成效非常显著。更另人惊讶的就是他们还进行了不少自主创新。比如鲁花在生产花生油上就研究出一个纯物理压榨工艺，使花生油的出油率和品质大大提高，生产的花生油质量可以说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另外一个叫“得利斯”的企业利用当地叫做“莱芜黑”的优良猪种，再引进国外的新品种，培育出新的猪种，叫“欧德莱”，它的瘦肉率可以达到59%到60%之间，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有效解决了市场和科技两方面的要求。

第三，山东农户通过合作化组织，收入显著提高。在加入产业化组织以后，山东农户的平均收入增长在2004年达到797元。山东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4年是3507元，797元相当于22%。山东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收入在全国排名是靠后的。1978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133块，山东当年只有101块，比全国的水平低了24.3%。当时山东排名是全国29个省市的第24名。到了2004年，全国的农村人均纯收入是2936块钱，山东是3507块钱，比全国高了19.4%，全国排名第7名。尤其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相对比较好的地区，比如山东寿光，在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016块钱。这个水平相当于天津这个靠近北京的直辖市的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即使是山东比较落后的地区，比如德州，在2004年的人均纯收入也达到3380块钱，比全国的2936块还高了15%，这些都是非常显著的成绩。

第四，山东通过农业产业化比较好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了贡献。比如山东潍坊有“三变”，农民变职工、农民变民工、农民变市民。烟台提出“三集中”，农户向企业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园区向县城集中。而且在“公司+农户”的方式下，产品要进入市场，就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不断的进行各方面的调整，这就加强了农民的市场观念。同时在市场竞争当中，要重视品质，所以在各个生产环节，对品质的要求都有所提高。“公司+农户”的不少龙头企业为了巩固自己的基地，把利润一部分反哺给农民。由于这些举措，山东农民上访的情形非常少，确实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从山东这些成就可以归纳出对全国各个地区在推动农业产业化方面作为借鉴的几点经验：

第一，要推动农业产业化成功，第一个原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载体，动员各方面的资源，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依靠科技形成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当中，只有产品进入市场才能形成价值。而这个市场不仅是当地的市场，而且从一开始就应该着眼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比如山东寿光蔬菜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开始就针对北京在冬天蔬菜非常少的特性，生产反季节的蔬菜。同时，为了进入北京，想方设法建设所谓“绿色通道”，把寿光蔬菜运到北京来。另外就是诸城外贸，靠养鸡方面的优势，一开始就以进入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最后取得了成功。山东农业产业化一开始就抓住了龙头企业这个载体，这是解决小农户要进入大市场的一个关键。山东省按照江总书记总结的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思路来解决进入市场的载体问题。各个地方也有不同经验。第一，引进洋龙头，比如兰溪;第二，培育新龙头，由当地的农民企业家形成新的农户企业;第三，做大新龙头;第四，挂靠强龙头，如果有外地的龙头企业做得非常好，那就挂靠它。要发展农业产业化，不管是从、农户还是企业，都会有新的资金需求，而国内的金融体系还不太能够满足龙头企业或者农户的资金需求，因此就需要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动员各方的资源。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莱阳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他们提出“五个一点”，就是政府补一点、企业筹一点、外资引一点、银行贷一点、农户出一点。山东很重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山东各个地方的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潍坊地区有寿光和诸城，寿光主要是种蔬菜，诸城主要是养殖业;青岛主要是苹果、海鲜，莱阳主要就是花生、油料。各个地方

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形成一个产业群，这将大大提高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各地、各省都能生产农产品，山东的农产品能在全国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而且还要进入国际市场，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在利用地区比较优势的同时，不断引进科技成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比如寿光，最大的成功就是比较早的利用塑料大棚技术，在冬天的时候生产反季节蔬菜。而当塑料大棚这个技术在全国各地普及的时候，寿光就开始引进一些新的蔬菜品种，北京市场上的很多蔬菜都是十多年前没有见过的，有些是从台湾引进，有些是从欧洲引进的。这是寿光取得成功的关键。

第二，在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方面，山东采用的是灵活多样而不是一刀切的方式。首先是根据各种不同产品的特性找出最合适的组织方式。比如寿光是生产蔬菜，而且是反季节蔬菜，这种反季节蔬菜必须是非常新鲜的，既然要非常新鲜，中间环节就必须少。所以寿光基本上采用“农户+批发市场”的方式，蔬菜直接运到北京的批发市场。而以禽类加工、花生油加工为主的地区就是“公司+农户”的方式，因为加工需要不少的机器设备投入，农户没办法做，市场也没办法提供。山东在农业产业化上作到了与时俱进，不断根据产品市场的特性和要求，变化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方式。最早农业产业化作为一个政策被提出，是为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所以当时提出的是“公司+农户”模式。但是在进入国际市场碰上了绿色壁垒之后，为了提高产品安全以打通绿色壁垒，就必须在生产过程当中实行标准化管理，而要标准化管理就必须形成规模化。因此，就由原来的“公司+农户”模式变成“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按照标准化的方式来严格管理每一个环节。农户越来越多了，公司要去管理这么多农户，跟这么多农户打交道，交易成本就很高，所以就演变为“公司+合作组织”模式——由合作组织把农户先组织起来，然后再形成基地。最后就变成“公司+合作组织+基地+农户”模式。另外，随着技术的变化，产品也在变化。比如现在引进的蔬菜冷冻技术，需要有很大的投入，那就需要公司。所以在寿光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就演化出新的“公司+农户”的方式。在农业产业化的组织过程当中，建立基地对土地规模的要求很大，而跟千家万户的农户解决土地问题也很麻烦，所以现在演变出“公司+股份合作+基地+农户”的模式。在山东，同样是农业产业化合作组织这样一个大的帽子下，形成寿光模式、诸城模式等等，而且每个模式内部都在不断变化。灵活多样、与时俱进是山东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好。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当中，当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但是在很多环节上还是需要政府来推动，需要政府来创造条件。比如说寿光的蔬菜，要运到北京来，时间相当长，于是寿光当地政府就想方设法跟北京市市政府达成协议创造了所谓的“绿色通道”。前面提到的资金问题等等，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政府支持。山东政府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也清楚必须有一个载体，就是龙头企业。政府也非常清楚，它的角色是提供服务、创造条件，但并不是代替企业做决策。它提供条件，创造进入市场的条件，但并不是提供保护，确实做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这样一个原则。总的来讲，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还是一个相当漫长的道路。因为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确实很大。但是新的形势也提供了很多新的机会。展望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维持8%到10%这样的高速增长绝对没问题。随着收入的增长，对于农产品的需求，特别是蔬菜与水果、畜产品、农产品加工的需求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会给农民带来很多附加价值。第二个机遇就是WTO。中国加入WTO为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虽然由于土地稀缺，我国在粮食方面的比较优势很低。但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比如蔬菜、水果、畜产品等，是很有竞争力的。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地的老百姓家里吃的蔬菜绝大部分是中国生产的。目前国际贸易的大趋势就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这就给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扩大提供了空间。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必须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同时国内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将逐步跟国际接轨，在食品安全要求提高的机遇与挑战面前，农业产业化相当关键。绿

色壁垒实际上是一个机会，因为在满足食品安全要求以后，出口反而会更顺利。如果全国各地在农产品需求增加，食品安全要求提高，国际市场更为开放的形势下，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无疑将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出巨大的贡献。

根据2005年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农业与农村形势报告会上的报告，由石拓协助整理成文。

第二篇：林毅夫：扶贫政策的几点建议

●按国际标准重新确立贫困标准。这样既有利于和世界减贫工作接轨，也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要在完善开发式扶贫的同时，侧重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推动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来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通过成功的人口迁移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

●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中的作用。我国社会中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高收入人群，以非政府组织来动员这个人群，为低收入困难群体状况的改善出钱出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扶贫实践的快速发展，我国贫困问题的特征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根据这些年来对我国扶贫工作所做的研究，提出以下八点建议：

一、按国际标准重新确立贫困标准。

我国目前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625元以下，这个标准是1986年开始大规模扶贫时，按照当时解决温饱的要求制定的，已经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目前我国测算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标准，实际上与世界银行提出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天1美元收入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十分接近。建议直接采用这个标准，这样既有利于和世界减贫工作接轨，也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完善开发式扶贫，侧重“人力资源开发”。

面向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式扶贫是我国过去扶贫工作的特点，对此战略，应继续坚持;并逐步增加资源开发的技术含量，以提高开发效率，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在“自然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应当同时侧重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推动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来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通过成功的人口迁移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促进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逐步将贫困人口集中的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另外，健康和教育一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应当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采取特殊措施(如减免费用)以保证合作医疗能够覆盖所有贫困人口。

三、实现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的有效结合。

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扶贫活动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极端贫困人口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人口的生活保障需要。因此，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并有针对性地结合救助式扶贫的综合扶贫体系。

四、建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扶贫体系。

城镇贫困人口和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加要求我们应当尽快建立一个城乡统筹的一体化扶贫体系。统筹的内容应当包括：第一，在农村地区建立救助制度。其对象既要包括残疾人、孤寡的老年人和长期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人群;以及因自然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短期内家庭的收入和消费达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家庭。第二，完善现有的城镇救助体系，对进城务工人员，因灾难、短期失业等原因出现生活困难者给以必要的救助。第三，农村和城镇都需要进行开发式扶贫，扶持的对象主要是有劳动能力但仍然比较贫困的人。

五、建立合理的信贷扶贫体制。

农村贫困人群在进行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中都亟需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小额信贷可以有效地满足穷人的资金需求。政府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首先，应当逐步开放各种类型的小额信贷市场，并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机制;其次，准许小额信贷机构根据市场状况和运行成本自主决定贷款利率;第三，通过鼓励竞争来保证小额信贷机构不断创新、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第四，政府可以将目前经由商业银行发放扶贫贴息贷款的资金转由小额信贷机构来发放。

六、加强各级扶贫领导小组的各项功能。

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开发式扶贫等各项直接减少贫困的政策之外，各项宏、微观政策也都会对贫困人口造成显著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地减少贫困，需要各个领域的政策配合。建议强化国务院扶贫办和地方扶贫办系统在扶贫政策的制定、贫困状况的跟踪，以及对各类扶贫投资效果的监测和评估等方面的职能。其他非扶贫部门在制定部门政策、批准建设项目时，也应该和国际扶贫机构一样，由扶贫办对这些政策、项目进行评估，防止、减轻对贫困群体的不利影响。

七、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中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高收入人群，以非政府组织来动员这个人群，为低收入困难群体状况的改善出钱出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为了提高政府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政府也应当着手探索采用竞争性的扶贫资源使用方式，使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成为由政府资助的扶贫项目的操作者。扶贫部门的职责则是根据非

政府组织的业绩和信誉把资源交给最有效率的组织来运用，并对其进行评估。

八、改变增长方式，实现增长和公平的目标。

贫困人口能够获取收入的最重要资产是劳动力，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无论对于农村扶贫还是城市扶贫都具有关键意义。经济发展的早期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根据这个要素禀赋的特性，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

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为主，使只有劳动力的贫困人群能够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资本由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短缺，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才进行产业升级，发展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这样不仅能够充分就业，同时劳动力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也必然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增长和公平的双重目标也就能够同时达到。而且，遵照比较优势，整个国民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都会最有竞争力，国民经济也就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三篇：林毅夫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演讲稿

(原稿为——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愿望实现快速发展并赶上 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很崇高的。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能认识到，发达国家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型和劳 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一现象本身是内生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在要素禀赋结构很低 的情况下，追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

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AD)下，虽然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快速地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却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推行赶超战略的 经济，往往会变成内向型经济：一方面，优先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本应进口，但却自己发展，因而进口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资源有限，若这些有限的资源被 用来发展优先发展产业，则那些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的产业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因而出口下降。相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口增 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获得更多资源，从而增加出口，因而，国家的外向性程度就会高于推行赶超战略时的程度。有一种看法指出，外向性越高的国家发展 绩效越好，但这一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造成该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外向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此，最佳的外向性程度亦取决于一国 的要素禀赋，而非越高越好。

第二，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能难以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1)在推行赶超战略时，需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而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当家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可 能无法获得，即便能够获得，也需要付出高额代价，故其技术引进面临困难。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研发等途径获得技术并建立起先进产业，由于建立的产业违反 比较优势，效率很低，能够创造的剩余很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仍在不断进步，若发展中国家要维持赶超战略，就必须继续投入资本，通过研发或引进机器 设备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而这在经济剩余量少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追求赶超的国家通常在建立起一个先进企业后就会变得僵化。(2)相反，如果一个 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首先会进入较为成熟的、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即使还在保护期内，也是比较初级的技 术，因而比较容易引进。在引进技术后，因为相关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产品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据很大份额，创造大量剩余，实现资金快速积累和产业升级，同 时，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因为剩余的出现而实现积累，人力资本也因为经验、“learning by doing”而得到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准备程度提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但在发展的下一阶段仍应引进比较成熟的、容易引进的技术。这样，发展中国 家就可以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使得自身的技术变迁速度大大高于完全依靠自己发明的发达国家，进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在初始时可能会经历一段经济发展较快的阶段，但这多为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在此之后，由于建立起来的优先发展产业不符 合比较优势，不能创造剩余，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资金也不能创造剩余，能够用来投资的资金很少，导致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甚至停滞。此时，如果能够 从国外借到资金，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可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若所投资的产业仍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建立之后同样不能创造剩余，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仍会减 慢，甚至还会出现金融危机等现象。而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则可以实现快速的技术升级和剩余积累，不断提高产业水平，实现经济动态增长。

第三，一国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不同的影响。(1)如果在发展中违反比较优势，则能够在资本密集产业中投资的人多为富人、或者同政府 有特殊关系而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人。他们投资的产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补贴则来自于无法在这些产业投资的穷人。这样，穷人补贴富人， 自然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由于赶超战略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会出现失业，收入分配两极化在所难免。现在很流行的一种 “利益集团说”认为，投资到优先产业、得到保护和补贴的人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这种保护、补贴正是由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我对这种观点持反对 态度。固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扭曲看似是在保护和补贴利益集团，但追求赶超的国家普遍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是不利于利益集团的，“利益集团说”不能对此给 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因此，政策性扭曲背后更加一致的原因是赶超战略。(2)相反，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逐渐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符合 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可以大量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分享工业增长的果实，经济容易实现充分就业。同时，由于建立起来的产业符合比 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能够实现快速的利润积累、资本积累，并不断提升要素禀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丰富度逐渐提高，资 本回报率逐渐下降，而工资不断上升。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收益，而穷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益，收入分配状况自然会逐渐得到改善。这也正是东亚 经济在发展中能够实现“Growth with equity”的最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依据当时的赶超战略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失败，而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来保护、补贴发展先进产业。这样的政策经过

二、三十年的实践后 普遍失败，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术界、国际发展机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普遍产生了 “资本主义胜利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成功。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发展 机构，以及各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开始倡导经济的改革和转型。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市场制度。这一目标是正确的，但在问题的一些判断上 可能存在失误。“华盛顿共识”有十个政策建议，基本目标是政府退出、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让市场配置资源、让竞争决定激励。苏联、东欧改革时推行的“休克 疗法”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版本。根据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三项重要内容必须在一个转型国家内同时施行，惟其如此，才能带来转型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这 三项内容是：(1)价格自由化，由市场供需决定价格，这样才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源配置;(2)快速私有化，只有在产权私有时，企业主才能积极对价格信号做出 反应;(3)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避免恶性通货膨胀，这样价格信号才能发挥作用。

在理论上，休克疗法是很严谨的，同主流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制度安排相符。在九十年代初开始改革时，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曾经承诺，按 照这样的方式转型，经济在开始时可能会有所下滑，但在半年、至多一年之后一定会实现高速增长，实现“J curve”。但事实上，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实际面临的却是“L curve”，有的国家经济下滑超过50%，长期停滞，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好转。事实上，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旧体制下都面临危机、并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贷款条件则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方式实施改革。然而，在二十多年中，这些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比原来还 差。

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而究其失败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 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而其“因”则在于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 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必须给予其保护和补贴。从发展战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相对于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解释， 能够更清楚地对转型失败做出解释。按照利益集团论的说法，扭曲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是财富转移，因而受到保护、补贴的企业在竞争市场中应该可 以生存，休克疗法也应该能够成功。而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无法生存，这也正是休克疗法失败的症结。

由此可见，一种理论本身可能言之成理，但若不能解释事物背后的原因，这种理论就经不起推论。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 项内容不能同时实现。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不会有问题;但若二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 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佣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 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休克疗法后，原来的技术、产业没有变化，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政府力图避免其破产并给予其保护和补贴： (1)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2)这些企业雇佣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而，华盛顿共 识的失败不在于目标的失败，而在于其对问题的分析只看到表象，而未认识到问题的深层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化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护和补贴高于国有化情况下所需提供的数额。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厂长、经理会像政府索要 保护和补贴，但其自身并无法占有补贴;而在这些企业私有化之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的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向政府 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这样，保护和补贴非减反增。20世纪 90年代初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但包括世界银行和东欧国家所作的研究在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取得的保护补贴比未私有化时更 多。而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在国有化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剩余属于国家、需要上缴，而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只能向企业征税获 得收入，而征税并非易事。这样，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而这又会引发高通货膨胀。例如，1993年、1994年，俄国的通货膨 胀曾经超过10000%，亦即一年之内价格上涨超过100倍，这正是当时认识错误导致的结果。与之相对，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 其国有企业基本保持国有，价格也没有放开。另一个表现较好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该国长期保持企业的国有性，在加入欧盟前

一、两年时才开始私有化。

中国、越南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这得益于它们没有推行休克疗法，而是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 下特征：(1)并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因此要提高其积极性，要让干 得好的企业获得更高的收入，让干得好的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在农村也要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 高的收入。(3)要体现出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的自主权，从而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 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 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的时候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 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 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的时候，政府可以把价格放开，使之完全由 市场配置。

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2)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 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之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 义国家在70年代之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 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 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严谨的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违背，则必然会同时 存在一系列扭曲;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 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以下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 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 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 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一是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 高。(2)二是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 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这是使用1962年到1999年间6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借助上述两种TCI指标做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结果显 示，在分别用两种TCI指标解释经济增长率的时候，TCI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赶超程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 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基本同理论 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 80年代、90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方式，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 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在当时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 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 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 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 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曾一度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后在1973年 推出重机械制造业、重化工产业优先发展政策，但继而引发了197

3、1974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20%)，政府虽然表面上未放弃该政策，但为 企业提供的保护补贴越来越少。这一政策在朴正熙于1979年遭暗杀后基本被放弃，韩国大财团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只能回到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发展。新 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为各自的经济体内只有几百万人口，不可能发展重工业。由此可见，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长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 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用主义、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 “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 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 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 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 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 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仍由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 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 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 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 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 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国、波兰、匈牙利都曾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而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对，在中 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由此可见，同样是渐进式改革，改革成效还依赖于具体的操作方式。中国、越南、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 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 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需要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 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 力。如果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国家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 禀赋结构)有足够的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给定、无法选择，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的正确与否决定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 有效率。

第四，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 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 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 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自己的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的 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可以如五十年代的东亚、八十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的起飞。当然，政府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地认识做出 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 界，亦即要在作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第四篇：林毅夫在2008 CCER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文 / 林毅夫

尊敬的廖凯原先生，海闻副校长，教授们，同事们，家长们，同学们：

今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际MBA在这里举办2008年毕业典礼，首先我要祝贺今天要毕业的5位经济学博士生，78位硕士生，40位2005年在职MBA学生，70位2006年全日制毕业生，96位2006年EMBA学生以及8位经济学辅修学生，579位双学位的毕业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今天即将拿到毕业证书，走出北大的校门。这是你们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也要祝贺上述875位学生的家长以及家属，作为学生的父母，你们经过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子女的培养，他们终于达成了你们的期许，即将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也要祝贺在座的学生的妻子、丈夫以及子女，在过去这几年的学习中，你们为他们付出了无数寂寞的夜晚和孤独的周末，让他们全心全意在北京大学接受严格的教育，训练，取得今天的学位，你们的付出终于有了成果。你们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你们的丈夫、妻子证明了他们是你们所期望的优秀人才。我要感谢北大中国经济中心所有的老师跟工作人员，你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细致的教学安排，又为国家培养了875位栋梁之材。

今天的毕业典礼同样也是我的毕业典礼，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4年，今天毕业典礼结束之后将把主任的位置交给周其仁教授，下午离开北京，到世界银行赴任。这些天我也是以要毕业的心情度过，每天早晨，当我从未名湖沿着这条熟悉的道路走向朗润园的时候，总在不断的问自己，毕业意味着什么?走出北大校园迎接我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走出北大校门。从北大毕业，意味着我们将承担北大110年来所承担的历史，不管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MBA学生，你们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一群人，可以在中国甚至世界上选择任何学校，但是你们选择了北大，你们选择了110年前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而建立的大学。在北大读书，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而是希望在北大读书期间充实自己，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做出贡献。我们经过几年的学习把这样的一个责任内化在我们心里，这才是我们毕业最重要的意义。

毕业了，走出北大校门，迎接我们的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我们非常幸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代，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意想不到的美好境界。不仅过去三十年非常好，相信未来10年，20年，30年，50年，100年，中国经济还会继续快速发展。一方面实现了我们北大人一百多年来的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还承担着各种困难，挑战，冲突。最近汶川大地震，让我们觉得，即使我们有丰富的物质基础，面对受灾的同胞，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人民还是承担着痛苦。更何况除了偶发的天灾外，我们社会里面还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各种利益的冲突，不仅中国如此，整个世界也是这样。科技发展的潜力，目前取得的成就，让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世界物质越来越丰富。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粮食价格飞涨，已经有几十个国家的人民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而爆发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以及战争。当我们走出北大这个象牙塔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时代。希望带给我们机会，但克服挑战需要我们的智慧。因为即使我们已经学会了人类历史至今所有的理论、知识，但是我们面对新挑战的时候它都是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在走出北大校园的时候，我们该抱以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责任心，一种认为我们北大毕业生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责任。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给北大的毕业生创造了很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但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去克服，这才是北大人存在的价值。

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一群人。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以坚强的心面对各种挑战，因为任何新出现的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发挥我们的智慧。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以11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世关怀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谢谢。

第五篇：林毅夫接受凤凰专访：电力等行业垄断会引发社会腐败

2015年02月07日 23:17来源：凤凰卫视 311人参与 142评论

核心提示：林毅夫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提到，中国作为转型中国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了一些扭曲，需要通过改革去克服。林毅夫举例说，金融、通信、电力等行业垄断会产生寻租，也会引起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引

核心提示：林毅夫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提到，中国作为转型中国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了一些扭曲，需要通过改革去克服。林毅夫举例说，金融、通信、电力等行业垄断会产生寻租，也会引起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引起社会腐败的问题，这些都是必须与时俱进来改的领域。

达沃斯，兰德瓦瑟河畔，瑞士小城达沃斯被群山怀抱。每年年初，全球各国的首脑、跨国的公司CEO云集此处，对话、演讲、攀交情。2015年的1月21日至24日，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如期举行。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将今年的主题定为“全球新格局”，他说当前的世界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个关键时刻，需要倾听中国的声音。

7971公里，是达沃斯距离北京的飞行距离，虽然遥远，但是中国热度不减。本届的达沃斯的中国代表团由李克强总理带队，政商学各界的大腕云集，被称为是自2009年以来最强大的代表团。而在中国代表团组团之前，2014年的9月，世界银行前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便收到了达沃斯论坛主办方的邀请，希望他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有了一次相约问答。

记者：林教授好!

林毅夫：你好，你好，好几年不见了。

记者：很高兴又再次回到了北大的校园里头见到您。

林毅夫：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你来。

记者：这回您已经从世行毕业了?

林毅夫：都毕业了2年半了，快3年了。

记者：林老师，我那一年第一次到朗润园来看您，然后后来第二次采访您是在世行，现在再次回到这儿来。

林毅夫：第二次采访我是我到世行之前，还没到世行。

吴小莉：林教授，我知道我跟您约这个采访的时候，您还在达沃斯。在现场提问对您的提问，最多的是关心中国呢，还是关心发展中国家和非洲? 林毅夫：更多的还是关心中国。因为大家知道，当前的国际经济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比较不确定的因素。在那种状况之下，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来看，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大家高度关心的一个课题。

吴小莉：一句话来概括2015年的全球经济的概况，您会希望用什么样的话来概括它?

林毅夫：我想就是在论坛上面施瓦布教授用了“不确定”的这个词，我也很同意他这种看法。到底从2008年这场——从1930年代以来最大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不是能够真正实现的一个可持续的复苏，那么有很大不确定性，再加上一些地缘政治上面的紧张，还有一些恐怖主义造成的这种大家心理上、情绪上的阴影。

吴小莉：您刚才说施瓦布说到“不确定性”您非常赞同，他也提到了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要聆听中国的声音，那您觉得中国的经济在2015年这种不确定性下要怎么样去面对?

林毅夫：我想中国的这种声音，也代表这一次总理去讲话，在整个达沃斯论坛当中，最受到关注的。总理那一场报告，是施瓦布教授他亲自主持的，其他的报告一般他是指派他的副手主持的，这是一点。而且当时参加的人也是最多的，那么我参加其他领导人的这种报告，那就可以发现不少空位，中国呢，是要提前去占位置。那总理的讲话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信息是中国有条件、有能力继续维持中高速的增长。另外一个信息是中国会继续深化改革，中国会继续深化开放。这两个信息在会场上面得到高度的评价。

吴小莉：虽然您说是达沃斯论坛在9月份就主动邀请您了，但是整个成军之后总理要去参会，您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这过程之中，您又是国务院的参事，他有没有跟您讨论过这次参会的一些议题?

林毅夫：倒没有说具体的，因为我不是参加政府代表团，我是以——

吴小莉：学者身份。

林毅夫：民间学者的身份去参加的。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总理行前的准备，但是因为过去也参加过跟总理的座谈，我也很高兴看到，我一些观点，总理在达沃斯的演讲当中是接受的、引用的。

吴小莉：举个例子?

林毅夫：比如说总理讲，我们为什么有信心维持中高速的增长，即使在国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太确定的状况，因为一般发达国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而我们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即使现在有不少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但是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基础设施也有继续完善的空间。

另外我们不仅有好的投资机会，我们政府的总体负债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多一点，不到50%，这在全世界上比较起来，还是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民间的储蓄还高达50%，另外还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跟我们一样，有好的投资机会的，但他们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经常受限于政府财的政状况不好、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

吴小莉：没有钱投资。

林毅夫：所以就没有办法来利用这个投资机会，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那我们这一点条件还是相对好的。这个观点总理在讲话当中就引用的。其实这个讲完话以后下来，我跟总理握手，总理还特地跟我讲说，你的观点我引用了。

达沃斯现场 李克强：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形成双引擎。 吴小莉：那可不可以理解这次总理在达沃斯的发言，他还是认同您的观点，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林毅夫：他的观点认为是说，我们在保持中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有信心?他是采用了这个观点。总理的讲话讲完以后，基本上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人，就像吃了一个定心丸。

吴小莉：放心了。

林毅夫：基本上在整个论坛上就没有人，再有任何的质疑的声音了。

吴小莉：2009年提出新的“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您是经过了调研吗?

林毅夫：那么这里面我是借鉴中国的经验。

串场：2008年的8月底，到任世界银行仅3个月的林毅夫去了美国中西部的度假胜地，杰克逊霍尔小镇，这里因为美联储每年组织的宏观经济会议而得名。而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也会在自己的避暑别墅里头组织更小规模的顶级讨论。受邀的人除了林毅夫，还包括了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 萨默斯、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克洛德• 特里谢、以及前IMF的常务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

当时雷曼兄弟还没有破产，席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30年以后人们还会记得次贷危机吗?”.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认为会忘记，“因为次贷才7000亿美元，它顶多是以后教科书上面一个很小的专栏。”然而林毅夫是当时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 林毅夫：那我就有点惊讶，我就问说，为什么会忘呢?他们讲说次贷危机，它所涉及的金额只有7000亿美元，从一个企业来看很多，从美国经济来看，这是沧海之一粟，这是第一点。

那我说，我就问了说，对呀，但是它这个总量虽然不大，但是你怎么那么有信心，它不会引发其他问题?当时他们的看法是说，对三十年代经济大箫条的原因非常清楚，不会犯相同的错误;那么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非常清楚不会犯同样错误;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有俄罗斯的金融危机，拉丁美洲金融危机，这些问题都非常清楚，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那我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可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每次危机它触发的因素似乎都不同。你对发生过去的危机的那些因素，你是可以防范的，但可会不会有新的因素你意想不到的。当时大家哈哈一笑，怎么有可能。

串场：在那次讨论的三个星期之后，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国次贷危机随即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而当时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最为关心的问题便是，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将会持续多久。

林毅夫：如果这是一个短期的危机，那么政府要做的，应该就是主要发失业救济，那么避免社会问题的产生;如果危机是比较长的话，政府的财政税收会减少的很多，政府的赤字会积累的非常多，政府赤字积累多了就不可持续。在那种状况之下，就要想出短期能创造就业，然后这些活动、这些政府的干预，从长期来看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然后将来靠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政府税收的增加来偿还现在短期的干预措施的开支，那财政才会恢复平衡。那在世行当时同事普遍看法，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由发达国家开始的金融危机，一般长则7个季度，短则3个季度，甚至就1个季度。

我当时开了一个玩笑说，会不会是7年不是7个季度，我说你们可以去看圣经，圣经上面不是讲说有前面7年的丰收，你可能导致后面7年的饥荒，那当然那是一个开玩笑的话，但实际上是反映我对当时问题的判断。

当时这个观点大家不太同意，因为大家普遍判断是—— 吴小莉：7季。

林毅夫：是短期的，但是现在实际上看到的情形是长期的，而且我也很高兴看到现在——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世行同事反对，国际基金(组织)反对——但是在去年，2014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的《全球经济展望》，那么它就把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用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认为是最优的措施。 吴小莉：所以当时虽然您大声疾呼，您在判断，但是没有人完全相信您的判断，所以您当时在09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希望欧盟、美国、日本包括中国在内，能够推出一个全球性的“马歇尔计划”，只是您的一个理想，但是大家各方的反应是如何?

林毅夫：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大家认为这是短期的，不需要。但是也有人开始接受这个想法，你比如说，在2010年，在首尔开的20国峰会的时候，那么当时韩国政府推出一个叫《首尔共识》，20国集团都同意的，叫《首尔发展共识》。《首尔发展共识》的第一条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没有任何国家采取实际的行动。那么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20国峰会里面，不仅在首尔的峰会上面提出，2013年在圣彼得堡峰会上面也再度提出，2014年在布里斯班的时候，基础设施也再度被提出，但是同样也没有人把钱放进去。

吴小莉：但2009年提出新的“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您是经过了调研吗?

林毅夫：那我是吸取我们中国的经验，你比如说一个明显的支撑就是，在1997年之前，我们国家只要达到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一定是两位数字的，甚至达到23%、24%。那在2002年以后我们有连续六七年的经济增长是达到两位数，但通货膨胀率顶多也就只有10%。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就是因为在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那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消除了增长的瓶颈，那么这里面我是借鉴中国的经验。

吴小莉：刚才您提到，虽然这个全球的“马歇尔计划”没有实现，但是中国却是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2014年APEC峰会上，把这个亚太自贸区或者是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整个推向世界之后，大家开始提到了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感觉上跟您当时提到的是有点类似的，您回国之后有没有把你的全球“马歇尔计划”，再跟高层领导汇报过?

林毅夫：当我在世行的时候回国，也有机会见到高层领导人，我也跟他谈那些想法。不过我想“一带一路”、亚洲基础投资银行，应该讲起来，跟使全球经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来讲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呢，这当然是我们国家在一个新时期经济外交的一个倡议，它并不完全只是针对当前的经济复苏，它针对的还是更长的、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对外的经济关系。应该讲起来就是说，有相同的部分，但并不是说“一带一路”是受到这个的启发才提出的。

吴小莉：潜力在那里，要怎么样做到不出岔子。

林毅夫：那转型中国家就有很多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一些扭曲。 串场：2015年1月20日的上午，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布了2014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其中，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同比增长7.4%，这是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2月5日的数据显示，以购买力平价的标准计算，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有评论就认为，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部分原因。

但是，2012年的6月，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满回国的林毅夫，在国内的几个公开演讲的场合阐述了中国还有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这一个观点，引发各方持续的讨论和一些质疑。

吴小莉：很多人觉得您曾经提到过，当然有先决条件的，比如说要在不断挖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的情况之下，中国还有二十年的——

林毅夫：8%增长的潜力。

吴小莉：所以这样的话语出来，背景是2010年之后我们不断的经济GDP的下行跟修整。所以我也很想知道，也有很多人关心在2014年到2015年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觉得中国经济一直要下行了，真的也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家，甚至是25年的企业家倒闭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还是有一点点心里的恐慌。您还是乐观觉得8%的增长潜力，而且还有其他条件的符合才能成功。

林毅夫：首先来讲的话，8%增长的潜力，它是不是能够实现，是决定于内部跟外部的条件的。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来判断，外部的需求在2015年，或是未来几年会是怎么样?就像这次的达沃斯论坛上面，大家谈到，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且相对来讲，是下行的不确定性大，因此我们的出口增长当然也不会太快。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投资增长率，如果投资增长率相对比较高的，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会比较多，收入增长也会比较快，消费需要比较快，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认为我们是有可能在2015年的时候取得大概是7%到7.5%之间的增长。

串场：在林毅夫看来，发展中国家可以靠模仿、引进、集成、购买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与发达国家相比，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和风险，而这便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但大家对未来的判断，那有的人有一种说法是说：“中国现在人均收入，如果按照过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很接近10000美元了。你看其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0000美元的国家，它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放缓了，所以中国增长潜力会下降，下降到可能只剩下7%，可能只剩下6%。” 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析不很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这个后发优势不在于说，你过去已经用了多少年，也不在于说，你现在的收入水平达到怎么样一个的程度，而是看到你现在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多大。

吴小莉：重点是这个差距有多大之外，你是不是能够赶上这个差距。如果赶上这个差距，你的增长幅度还是?

林毅夫：可以快，所以不能简单只看我们现在收入水平，你比如说同样是110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德国是在1968年实现，它实现11000美元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2/3了;日本是在1971年实现，那么它当时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了;韩国跟我们台湾是在70年代中实现，它们当时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50%。而我们达到11000美元的时候还不到美国的30%，所以这代表我们的技术和产业跟美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前面达到同样水平的国家的差距是大多了，那既然大多了，我们的发展的潜力就大。

吴小莉：但是潜力在那里，怎么能做到不出岔子，能够真的把经济发挥出来，把差距拉近?

林毅夫：那就当然是，一方面呢，前面谈到的，你还是必须以投资拉动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然后第二个，你不仅是要投资，你不仅是要产业升级，你的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所形成的产业必须是符合你的比较优势，这样才有竞争力。就是必须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另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去做创新，去做升级，他要冒很多风险，所以你要给第一个吃螃蟹人一定的积极性、一些激励的补偿。

另外产业升级不是买机器设备，必须相应的基础设施、相应的金融环境、相应的法制环境的配合，那些都不是单个企业能做的，所以政府要发挥有为的作用，来因势利导这种产业的升级。另外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那转型中国家就有很多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

吴小莉：可以举个例子，有哪些扭曲?

林毅夫：这个扭曲的话，你比如说，在金融市场上面，我们知道我们金融市场是以四大国有银行，现在五大国有银行，加上股票市场为主。那么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它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大企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绝大多数的生产活动，还是以小农户为主，还是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跟服务业为主。

吴小莉：这就是您常常强调的金融改革，迫在眉睫。 林毅夫：所以我们必须深化金融改革。除了这个之外呢? 林毅夫：还有要素价格，我们过去双轨制的时候，为了保护补贴，那些往往有比较有优势的大企业，所以不仅在金融的价格上面，我们一直给它低利息的贷款——

吴小莉：尤其是国营企业。

林毅夫：而且我们在资源价格上面也人为的扭曲，比如说资源的税跟费就非常的低，那就造成了很多寻租的空间、腐败空间、收入分配的问题。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垄断，在这个服务业的垄断、金融业的垄断、还有通信、电力业的垄断，垄断就会有垄断的“租”，也会引起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引起社会腐败的问题，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来改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