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官员贪腐案例分析
贪腐官员忏悔录
贪腐官员忏悔录：汶川地震后开始追求金钱享乐
《忏悔实录Ⅱ》封面
9月25日，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在全省范围内下发了6.4万册警示教育读本《忏悔实录Ⅱ》。这本记载了24名因贪腐入狱的基层官员忏悔自述的小册子，被免费发放到全省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手中。 据四川省纪委网站通报，2013年至2014年9月底，全省共立案查处涉及“四风”问题的案件3847件，处分3306人;建立分级通报曝光机制，点名道姓内部通报典型案件736件(次)、公开曝光376件(次)。
自十八大以来，四川成为官员落马的重灾区。按照四川省纪委及四川省监察厅的要求，《忏悔实录Ⅱ》被要求作为党委中心组学习、民主生活会、任前廉政谈话的警示教育读本，以及“廉政教育大讲堂”、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的必修课。
这是四川省继去年下发《忏悔实录I》之后的又一本警示教育读本。今年以来，四川省纪委监察厅还组织播放《聚焦廉政》37期，制发《阳光下的“黑幕”》警示教育专题片6500套，组织397个单位的27000多名党员干部到省法纪教育基地参观接受警示教育。
24名贪官忏悔自述，全栽在钱上
《忏悔实录Ⅱ》全书由24名因贪腐入狱的官员自述组成，每篇官员自述后配有一篇名为“警钟长鸣”的具体点评，针对该官员具体的贪腐事项，做出说明，并加以告诫。
全书由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作序。王东明在《序言》中写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毁。反腐败斗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个人放松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动摇了理想信念，与党的宗旨背道而驰，最终在权力、金钱和美色面前打了败仗，沦为历史的沉渣。”他希望这些真实的案例，能够给人以思想震撼，起到警示教育意义。 书中选取的24名基层官员，分别来自四川全省除资阳市外的20个地级市(州)，其中达州市、广安市、眉山市、甘孜藏族自治州各有两名官员入选。
“5·12之后，我觉得要吃喝玩乐”
在24名官员的忏悔书摘录中，12名官员自述出身农村，艰苦求学后方入职党政队伍。“看到那些来找我办事的煤老板，素质不高，个个开好车、住好房、胡吃海喝，莺歌燕舞，于是心理开始失衡了。把自己与他们比，心里不服。”、“拒绝了第一次、拒绝了第二次，没能拒绝第三次;拒绝了其他老板，没能拒绝朋友推荐的老板。”有官员在忏悔自述中这样写到。
24名官员都对自己从政生涯中的错误做了总结：“人生坐标错了、个人私欲膨胀、组织观念淡化、责任意识丢失”、“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学习”、“盲目自信、心存侥幸”、“下属撺掇”、“交友不慎”、“放纵欲望，没有时刻约束自己”、“不讲党纪国法，胆大妄为敛财;不讲组织纪律，对党不敬不忠”、“唯我独尊、过于自负”……在这些小标题下，是他们写下的对父母妻儿的满纸悔意。
不少官员都提到自己年轻时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后随着职务的升迁，社交圈子的变化，他们的想法与行为也出现了变化。“与有钱人打交道的时间多了，大家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是如何当官，如何挣钱，如何送子女出国。”一名前县委书记写到，他曾经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三年前，因收受贿赂138万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一名前交通局局长写到：“我把哪些钱能收，哪些不能收的分开，一类是自己觉得收了人家的钱，要给自己在工作上添麻烦、添乱的不敢要，即便收了也要退回去;另一类是事情已经做完，且没有给自己添麻烦的，收了就觉得没事，他们是在感谢我。”
这名前交通局局长因收受贿赂14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特别是5·12汶川地震后，我更加感觉到人的生命脆弱，活一天算一天，活着就要抓紧时间吃喝玩乐。……我的人生没有目标，生活追求享乐，我开始无休止地追求金钱和享乐。”每名官员从廉洁走向腐败的转折点不尽相同，这位前体育局局长，最终被判处了十二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交友不慎，染上赌博恶习
达州市某乡财政所长，侵吞、挪用、借款近150万元，用于赌博。
“2008年，我挪用单位公款23万多元，大部分打麻将输掉了。我没有办法，就用单位的专用收据向民间借款，自己支付利息，如果有机会赢回本钱，就把本钱还给人家。但后来我又输了15万，所以我又挪用公款26.3万元。为了填补这笔漏洞，我先后两次采用收入不入账的方式贪污公款26.3万元。然后，我在一个诗人茶馆里又输了22万多元。”这名官员详细陈述了自己多年来慢慢被赌博改变的人生轨迹，后悔不已。 他回忆，很多年前，自己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农村少年，有过聪慧贤达的妻子，乖巧听话的儿子，“但因为赌博，我用双手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这名官员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他最后写下的话是“千万要远离赌博，远离损友，它会葬送你的一切，它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它是一个无底深渊。”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在每篇官员的忏悔书后面，都附了一篇评论。评论分析该官员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贪腐，受到了怎样的诱惑，然后对领导干部给予谆谆告诫。
“谭XX极爱思考，但他对‘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底线在哪里’，‘利与义孰轻孰重’这三个问题却没有弄明白。他面对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考验，没能经受住，丢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思想防线失守后的谭XX自此犹如江河决堤，屡屡触碰法纪红线，彻底蜕变为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贪官。”
除了类似上述的点评外，全书评论中共引用33句古文，劝诫人们为官莫贪：“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者从其所欲而及于祸”、“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以权交友，权倾则情绝;以利交友，利尽则友散”、“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临财勿苟得”。 此外，评论中亦引用康德的话，“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同时，全书还配发了66幅漫画，直指官员贪腐后必被绳之以法。
“这个书是通过真实的案例，原原本本的忏悔，深入浅出的点评，以案说纪，以案明法，给人以强烈的思想震撼，为我省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实现‘两个跨越’提供坚强的纪律保证。”王东明在序中说到。
“上班时间，下河游泳” 县委书记的绝对权力
在一名前县委书记的自述中,他称自己,“上班时间，下河游泳，给全县机关作风带来不良影响;在接待方面讲排场，衣着讲名牌，讲派头，忘了党的艰苦朴素。”
这名县委书记年轻时也有过“到边远地区干实事”的想法，他用了5年的时间，使乐山市的一个区综合考核排名年年上升。“然后，就有人叫我老板，逢年过节就有人给我送钱送物，我就真的以为是自己能力高、威信高，就开始飘飘然。”
“我感受到，党和人民赋予县(区)委书记的权力是很大的，区县的所有决策部署，虽说是由县(区)委集体决策决定，但作为县(区)委书记的意见是起主导作用的。
在区县，虽说党政主要领导在事权上有所分工，但实际上，县(区)委书记，不但掌控了人事权，而且也掌控了经济圈。因此，在区县，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请求协调工作，帮忙办事或希望升迁、调整岗位等，县(区)委书记手中的权力，都是能办到的。
在区县，谁不听招呼和服从安排，我可以以影响阻碍发展、办事不力的理由，对部门的负责人提出调整意见，即便是重要部门，人事权不在区县，我也可以以县(区)一级党委的名义向他们上面反映，提出建议调整人选的意见。”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该县委书记在面对组织调查时，还试图转移非法所得财物，找相关人员串供，并拒不承认所有罪名。“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这些做法是非常愚蠢和错误的，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这名前县委书记后被判无期徒刑。
2名试图辩解的贪官自述
在24名官员忏悔自述中，有两名官员的忏悔书被点评为“一再为自己开脱，并不全面、深刻。忏悔中颇多狡辩之词。”相比其余22位官员的深刻反省与自责，这2位官员的忏悔自述显得简短而自信。
其中一人的忏悔书是其在法庭上的发言，“我来自农村最基层，镇政府补助给我的工资是每月510元，且是半年发放一次。就光是我工作的地点离乡镇大约是20公里路来讲，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两轮车费来回都要60元。如果全靠镇政府所补助给我的工资来养家糊口，那是远远不够的。”这名官员是内江市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侵吞集体财产2.96万元被判刑四年。 评论中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村干部在村级事务管理中滥用职权、相互串通、共同违法的案件。“他的行为表明，目前在一些村干部中，还存在着‘法盲’，他们缺乏基本的是非判断，不清楚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边界”。
另一官员因滥用职权改变土地用途而被判十三年零六个月，他称“在招商引资中，先上车后补票的现象普遍存在，想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就同意该集团落户产业园并答应边干边完善手续。”
评论里严厉批评了这一托辞，称其“胆大包天”。“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严格执行，要严以用权，按规则、制度行驶权力。”
四川省纪委要求全省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分层分类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座谈交流、撰写体会等形式，认真学习《忏悔实录Ⅱ》。书中还设计了“回执单”，要求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学完后，必须填写回执单，撰写读后感。
在全书最后，引用了郑板桥的诗作为结尾：
名利竟如何
岁月蹉跎
几番风雨几晴和
愁风愁雨愁不尽 总是南柯
2014.10.22
第二篇：人情往来成官员贪腐“遮羞布”：受礼不算受贿？
《检察日报》
“五一”前夕，中央纪委先后集中曝光了几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门开设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栏目，引起广泛关注。
“五一”是一个重要节点，“四风”问题可能会有所抬头，并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人情往来也是抓节点中的重要部分。梳理近年来披露的一些腐败案件，就会发现，很多案件被告人均有“收受他人礼金、红包”之类的陈述。从这些案件发展脉络来看，不少贪官就是在人情往来中，一步步坠入了犯罪的深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4月18日在部委企业高校深化整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深化整改工作，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向旧习惯说不，向潜规则叫板。
人情往来是一种旧习惯，但如果让习惯成自然，人情过了线，让潜规则成了规则，就会把准则抛到脑后。反四风和八项规定，就是要从节点抓起、从细节抓起，刹住惯性，改变习惯，以治标带动治本。把握人情往来的度，在人情往来中坚守廉洁红线。人情蜕变：是思想逐渐放松的过程
很多贪官在落马后直言，自己是被“人情”击倒的。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深刻分析了“人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分析当下的官僚主义、公权私用甚至腐败等现象，从中都可以发现“人情”的影子。
“对于收受‘朋友’的所谓‘礼金’而坠入犯罪深渊的众多案例，作为旁观者自然不难明辨，作为当事人事后也不难‘洞若观火’，而作为身处其中的当局者，要在特定情境中作出正确选择，确非易事。”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袁柏顺表示。
因受贿罪于2013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副厅级)在忏悔时表示:“给我送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利用节假日‘人情往来’，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李森林供述，他刚到南阳担任组织部部长时还很谨慎，对于“人情往来”一般都会拒绝，拒绝不了的就上交。但后来就控制不住了，开始有选择地收。“从小额的‘人情往来’，到大额的‘事后感谢’，再到后来有些‘事前相托’也敢收了。”据调查，2003年11月至2009年2月，他在担任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期间，利用管理干部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孙某、郑某等人贿送的财物共计近700万元。
“回想我的过程，多么像温水煮青蛙啊!我就是水中的那只青蛙，水温慢慢升高自己却
浑然不觉，开始时还觉得很舒服，等到水温高了受不了想跳出来时，四肢已经半熟，无能为力了。”李森林在忏悔书里说。
“每个人都知道‘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但对于‘温水煮青蛙’理论就未必感悟得那么深刻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郝建臻表示，从开始时收取土特产到收取烟酒器物，再到直接收取金钱甚至美色;从开始时的提心吊胆，到后来的心安理得、麻木不仁，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逐渐放松和蜕变的过程。
廉政周刊QQ网友一语评: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检察院刘景亮:礼尚往来虽好，但不能忘记“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否则最后只能彼此“礼”崩被害。
黑龙江省大庆市检察院何其伟:历数职务犯罪之人，哪一个不存在着规避和侥幸的心理，哪一个不是行为上谨小慎微，思想上却存在侥幸?不把牢思想的总开关，一切都会变得无度!湖北省老河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李欢:人情往来时，应淡而不薄，远而不疏，平淡似水，和而不同——用“路径窄时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尝”这一句才能表达清楚。
人情尺度：正常往来还是变相贿赂
有人认为“小吃小喝不算过，小拿小要没什么”，还有人标榜自己“大吃不大喝，收礼不受贿”等等。他们对自己的过失不以为然。新中国第一大案中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由收受一条“哈德门”香烟开始，一步一步陷入腐败泥潭的。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也有其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有正常的社会交往，这其中就免不了有‘礼尚往来’。”袁柏顺说。
郝建臻表示:“身为领导干部应该小心，特别是当他人以‘正常的友情交往’为借口向你做利益输送的时候，要保持高度警惕。”
说易行难。特别是当一个人面对足够大的诱惑和权力行使的“空间”的时候，这种人性自我膨胀的一面就会暴露无遗。
2008年11月12日，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受贿1589万余元被一审判处死缓。一个月之后，他在写给纪检监察机关的忏悔书中如此沉痛地忏悔:“对于红包、礼金之类，从一开始不予拒绝，早晚就会突破防线。防线一旦突破，剩下的必然只有贪婪的后果。”
事实上，这名“规划巨贪”第一次收取的红包只是50元钱，但第一次被突破后，他胆子就大了，进而发展到对受贿习以为常。
梁晓琦并非个例。从以往贪官的落马轨迹来看，多数与收“红包”问题相生相伴。近年来，类似收“红包”的边缘性腐败，已呈现多样化趋势。而现实中，很多领导干部在观念认识上，对“人情吃喝”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认识不足。据媒体报道，截至2013年12月7日，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已全部召开。400名省区市党委常委中，228人查摆(即找出问题等不利因素的原因所在，及时修正)了吃“人情饭”、喝“人情酒”等问题，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现实中，有些贿赂进行得十分隐秘。比如借逢年过节、住院疗养、婚丧嫁娶、生日寿辰等的机会，变相送礼收礼;以正常的人际交往或尊重亲情友情之名，行徇私投机或行贿受贿之实;乘检查工作、考察考核、指导调研等机会，拿点价格不菲的“土特产”、“纪念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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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宁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李弘:人情讲究的是礼尚往来，对刻意巴结权力的人来说，送礼等于是肉包子打狗，那么他们送出的就不是“礼”，而是贿赂了。
江苏省大丰市检察院政治处董爱中:其实无论亲情、友情或是其他诸多情谊，增进情感的途径绝非人情往来一条道。
湖北省老河口市检察院政治处李晓旭:应该杜绝把对公共行为的感激之情还给了私人。人情往来：别拿习俗惯例当幌子
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很多贪官以“人情往来不算受贿”为借口，妄图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涉嫌受贿12.3万元的武昌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杨少洲2006年10月在法庭上受审时，否认了所有对他的指控，认为别人送他钱都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杨少洲庭上辩称，别人送红包财物，都是社交中的礼尚往来，他也都还过情。尤其是他小女儿结婚时，一徐姓房地产商曾送1万元贺礼，不久徐家办丧事，他即回送了5000元礼金，云云。
湖北省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对其13项收受贿赂的指控辩解为“礼尚往来”、“有错无罪”;还有利用工程发包而收受308万元贿赂的“三湘”女巨贪蒋艳萍和受贿200多万元钱物的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等贪官，都把受贿视为“人情往来”，曲解“人情往来”的应有之义，为其贪污受贿诡辩。
所谓“人情往来”不过是贪官受贿的“遮羞布”罢了。正如检方指出的那样，给杨少洲送贺礼的那位房地产商曾托杨少洲办过事，“贺礼”实际上是“好处费”。其他人送钱，也都是有求于他。杨少洲多次利用手中职权，为不法房地产商开绿灯，并借机收受贿赂，这远远超出“人情往来”的范畴。
实际上，“人情往来”早就成了贪官敛财的手段之一。吉林省原白山市政协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主要领导期间，大肆受贿“卖官”，据其交代，他受贿的途径竟是“六大日子”，即自己的母亲去世、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在贺婚、探病、祝寿、拜年、吊唁等理由中，李铁成受贿绝大多数是发生在“人情往来”的面纱下。
“错把贿金当礼金”背后反映的是习俗惯例等对法律纪律的凌驾。袁柏顺表示，公职人员若单以前者而非后者为度来衡量行为，自然从一开始就拿错了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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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检察院李浣:把握人情往来的度，就是彼此多在情字上做文章，少在财物上用分量。
湖北省老河口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陈凯蒂:如若你只是想行友谊之名谋一己私利，请带着贿赂和奉承离开。
人情规范:应该给红线通上“高压电”
一些贪官还援引社会上存在大量不正之风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安徽省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称，“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下级给上级领导送礼的风气”。
我们党和政府对党员领导干部收受礼品方面的规定不可谓不多，甚至还有直接对领导干部交友提出的要求。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未能抵得住诱惑，甘当了“人情”的牺牲品呢?
袁柏顺认为，作为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法律法规与党纪政纪条规之明文规定，众所周知，领导干部不会不、不应不知道。最初收受贿赂者大都寝食难安正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人‘好面子’是一个重要的心理诱因。这‘面子’一方面包括自己的面子，认为别人找自己办事证明自己有本事，别人给自己送礼就是别人尊重自己，‘把自己当回事’，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包括别人的面子，怕驳人面子，把人际关系搞僵。”郝建臻这样认为。
受访专家均表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慎交友，谨处友十分重要。不管是真心承认还是矫情声称未能分辨礼金与贿金，将一切恶果归因于交友不慎、处友不当，这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最终责任毫无疑问应该是公职人员的，相关行为产生在于其自身的选择与决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郝建臻表示，社会中的每个人既是政治的动物，本能地会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亦是经济的动物，天然地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以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官员必须要警惕，防止在“哥们”的“情谊”中为别人实现其不法利益作无谓的背书。
准确把握度的主动权与责任在于公职人员自身，而公职人员能否把握好度，则不能仅限于公职人员自身。袁柏顺认为，勉励公职人员“日夜孳孳，敏行不怠”，谨守法纪之度固然重要，各方面也应该提供助力，不能让公职人员“独自在战斗”。
“就这一方面而言，体现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法律，可以画出红线使之不敢越雷池;透明与监督，可以让腐败行为不至明目张胆。”袁柏顺指出，“但最重要的，是对腐败行为不惧不偏、及时坚决、常态化的惩处，打消不法行为的侥幸心理，防止其一步步陷进深渊。”专家表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十八大以来在腐败惩治方面的积极进展，未尝不是在帮助公职人员在“礼”与“贿”之间作出正确选择，要给红线通上纪律的“高压电”，帮助公职人员在正常社会交往与腐败交易关系之间划出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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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山丹县检察院政工科副科长石文纲:在人情往来中，既要重感情、讲诚信，又要严守原则、正义和法律底线，善于把握人情的范围、力度、频率和可行性，把人情尽量限定在尽心和情分的范围内。
河南省义马市检察院杜恩:适度狠刹“人情风”，在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时，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工作，最大限度地符合所追求目标的要求，减少人情的成本和操作难度。高斌
第三篇：中央巡视组进驻江西稀土商闹得凶：积极举报贪腐官员
中央巡视组进驻江西稀土商闹得凶：积极举报贪腐官员 2013年08月06日 02:37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江丞华 郝帅
中央巡视组引发了一场全国性风暴。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对官场积弊的洗礼;深层次上，长期畸形生长的政商关系迎来了一次改良契机。
本报记者江丞华郝帅实习生邓文标
两个多月以来，中央10个巡视组分赴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储粮、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区和单位，一场巡视风暴骤然来临。
2013年5月底，中央第八巡视组(以下简称“第八巡视组”)进驻江西省，自此，江西官场上下一片紧张。“有事的，心虚不安;没事的，小心观望。”
与以往不同的是，官员们担心的举报源不仅仅是“落马”的前同僚们，还有昔日对他们颇为恭敬的商人。
“巡视组主要是想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以往不少涉事官员的案子中，都牵涉到了官商关系。这种微妙的关系成为巡视组撕开口子的方向。因此，这些(江西)商人的举报也就得到了巡视组的重视。”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拨人主要是一些曾遭遇不公正对待或在官商交往中受损的商人，他们认为这次巡视组来江西是个机会，所以开始积极举报官员的贪腐行为。” 现代版“八府巡按”：受损商界群体成线索重要来源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八巡视组5月27日进驻江西省开展巡视工作。中央第八巡视组组长由王鸿举担任，据了解，巡视组原计划将在江西省工作2个月左右，但有媒体称，由于问题太多，中央巡视组“现在要延长至两个半月，如果问题比较严重，时间还有可能会继续延长”。
第八巡视组到南昌的次日，王鸿举在巡视江西省工作动员会上公开表示，此次第八巡视组的重点工作是：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以及在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方面，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紧紧盯住，防止反弹。
随即，第八巡视组通过媒体公开了电话、地址、邮箱。
对于进驻江西的第八巡视组来说，从进驻开始到现在引发的举报量或许都超出了此前预料。 事实上，除了锒铛入狱后争取表现好以求宽大处理的“前官员们”之外，曾经遭受过或正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或官商交易之中受损的商人群体，也成了巡视组所需线索的重要来源之一。
“举报的群里主要是被查官员、商人还有普通老百姓。在官员腐败等事件中，他们可能就是事件中的受害者或者旁观者，原来举报害怕不了了之，举报没用还可能遭报复，但是巡视组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江西省一位国企员工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
记者了解到，中央巡视组进入江西约一个星期后，江西省纪委就宣布了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许润龙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的消息。
“这一举动，让很多观望怕遭报复的商人放下了心上的顾虑，他们觉得，这么大的官都被查了，这次肯定不会不了了之的。”一位江西籍企业家告诉记者。
事实上，许润龙的落马只是一部分商人走向举报路的导火索之一，而不同以往的巡视方法，也帮助巡视组获得更多的“地面信息”。
根据以往，中央巡视组的工作方式主要有接待信访和约谈官员。但在5月17日的会议中，王岐山还强调，中央巡视工作要关口前移，“下沉一级”了解干部情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 “中央级的巡视组，本来主要是针对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的领导，下沉一级，就变成了从省部级到地厅级。这为商人举报提供了可能性。毕竟，跟这些商人常年打交道的还是地方的政府人员。巡视组很多线索就是从这得来的。”江西省一位官员透露。
稀土盛宴后“心里有话”：共同富裕之后官商矛盾凸显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数位知情人士口中得到了一个共同的说法：此次巡视组进驻江西之后，稀土商人闹得很凶，他们举报的对象主要是赣州市监管稀土的相关政府部门官员，赣州市一直是江西省稀土主产地。
“赣州国土局几名副县级干部已经因为这个事(稀土)被查了。” 一位政府人员向记者透露。 随后，记者电话询问了赣州市国土局办公室汪姓主任该信息是否属实，汪主任告诉记者：“目前，从市局到县局没有任何一名工作人员被停职。”
记者又问“是否有工作人员因为稀土商人举报而被巡视组约谈”，汪主任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马上挂断了电话。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这(赣州)谈稀土的事情太敏感了，以前干一票扣除成本，一吨稀土能赚上10—20万元，行情好的时候，甚至能赚近40万元。‘盛况’让很多人一夜暴富，这个暴富的群体里除了商人就是官员。”
“巨额的金钱诱惑，让很多相关监管部门的领导红了眼，一些稀土老板拉拢官员‘共同富裕’，这些官员们也就参与了稀土矿分红。”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就说稀土资源比较多的热水(村)吧，当时，为了稀土，村民和村委会请来的打手发生冲突，地方政府派了十几辆车的人去‘解决’。直到现在，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在赣州市热水村村民的口中，上述业内人士的话得到了印证。有村民说：“在赣州，能大规模做稀土生意的就两种人，不是牢里出来的，就是有本事把人从牢里弄出来的。当时，挖稀土的都疯了，好多混混就是直接抢。很多矿长运送稀土出去的时候都请了保镖，真刀实枪的保护。”
资源枯竭加之稀土滥采带来的生态破坏等问题，中国在数次下令进一步收紧对重要战略资源稀土的监管行动后，终于做出了整合稀土资源的决定。但伴随着稀土资源整合的同时，稀土商人也开始了“整合”。
“在整合期间，很多商人为了拿到矿开始跟上边沟通，一般人员就是现金一次性买通，重要关口的领导除了现金，还会送点矿上的股份。这里面从村委会干部、主要干部到矿管局、林业局、国土局、环保局等监管部门，只要够得着的，一个都不少。”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除了动静颇大的稀土老板，江西省境内多数“心里有话”的企业家选择了观望。
“首先是怕报复，没有解决问题，反倒给自己招来麻烦。”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例如做交通工程的，据我所知，他们有一部分人也聚在一起聊过，是否向中央巡视组举报，但大多数老板不乐意，所以现在还在选择观望，并没有行动。”
记者了解到，上述知情人士所说的未举报内容之一，就是用于交通工程检测单位检测工程质量的工具之一——荷载箱。
“现在，江西省境内检测单位的荷载箱基本上都是从同一家公司购买的，而购买理由并不是物美价廉，相反，这家公司的产品价格比市场高出一倍左右。”该知情人士透露，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有政府背景，“省里曾下发过文件给江西各个检测单位，明确要求检测单位购买那家公司的荷载箱。”
《中国企业报》记者以某检测站想要购买荷载箱的名义联系了该公司的销售人员左先生，对方表示，江西省内检测站所用的荷载箱基本上都购买于该公司，“因为我们是本土企业，他们照顾我们。”当记者询问具体价格时，该人员表示“最好面谈”。
随后记者试图联系该公司幕后老板，但其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对于企业家想举报但是怕报复的担忧，第八巡视组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会将投诉人及来电信息进行全程保密，投诉人并不局限于实名制举报。
抚州减震器厂改制：1000万元股东利益输送政府?
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江西省南昌市开展巡视工作后，屡屡有江西企业代表和企业家上门反映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东职工代表。《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他们于7月23日来到位于南昌的中央巡视组所在地，反映他们确认股东权长达10年未果的是是非非。
改制
事情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起。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抚州摩托车配件制造厂发展而来。在初期主要是生产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在1984年成立自主经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到1987年企业负债经营，面临倒闭。为了生存与发展，1988年抚州摩托车配件制造厂(后改称抚州减震器厂)发行内部股票，由职工共同出资成为企业股东。资料显示，当时发行内部职工股票11.7万元，占当时总股份的19.54%。经过股东们努力，企业顺利地渡过了难关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资料显示，1994年11月13日，当时主管此事的抚州市经济委员会同意抚州减震器厂组建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州减震)，当时公司总股本1359万元中，集体股的1093.4万元，占总股本80.46%;职工个人股265.6万元，占总股本的19.54%。至2002年，该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6501万元。
记者通过网络查询，抚州减震在某网站上的自身简介中称，其年营业额已经过亿元。
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企业发展了，矛盾亦随之而来。
清股
2002年12月25日，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根据国家体改委1993年7月1日[1993]114号《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第28条规定的“定向募集公司内部职工的股份总额，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二点五”，决定以此按1988年底净资产倒推算，折合每股500元的投资只有200元计算为股份，另300元根据国家体改委1993年7月5日[1993]115号《关于清理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不规范做法的通知》的规定，“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违反上诉文件规定批准进行内部职工持股试点的企业，必须按发行时的价格加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全部退还职工。”以上两部分按1988年至1992年不同购买年份分别计算后相加，全部退还给原股票持有人。
2003年1月2日，抚州市临川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协调办公室批复同意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据该决议，2003年
1、2月份，除黄新华、付月娥、付文霆、徐建平4人外，大多数持有内部股票的职工均按不同的购买年份分别从公司领取了2579.16元、2438.25元、1975.40元、1850元不等金额的退股现金，并在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内部职工股清退签收表》上签名。2004年3月，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度年检报告书中写明抚州减震器厂出资额1093万元，占81%，内部职工股，出资额256万元，占19%。
“当时说的根本不是清股而是分红。”8月2日，当时参与购买内部股票后来被清退的职工代表邹仁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们手里的股票已经涨了20倍不止，如果说清楚是退股，我们肯定是不会答应以这么小的代价退掉。”
“当时清理了110多名职工全部个人股，而这些股份都流向了董事长徐日进及其家属。”邹仁午这样告诉记者，“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给了临川区政府1000万元。这在《产权制度改革方案》中有明确体现：‘提取1000万元作为对区政府长期支持的回报’。”
纠纷
2004年12月27日，被清退的110多名股东集体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5年5月13日，抚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抚民一初字第3号一审判决。判决原告是被告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公司的股权。被告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应停止侵害原告股东权利的行为。
被告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对中院的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2005年9月2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赣民二终字第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为：原审判决定事实不清。撤销了(2005)抚民一初字第3号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05年11月22日，抚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再次审理了此案。2006年5月11日，抚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抚民第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法院认为：原告均以其持有的企业股份作为出资，依法取得了被告的股东资格，其权益应受法律保障。被告凭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决定，清退内部职工持有的股份，违反了《公司法》(旧)的相关规定，被告这一行为无效，应予以撤销，原告仍是被告的合法股东，支持申请人的请求。
抚州减震器厂不服，次日再次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22日作出(2006)赣民二终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作出了撤销原判驳回起诉的裁定，江西高院称，本案是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改制过程中发生的纠纷，该公司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直由政府管理部门负责协调指导。因此，本案纠纷由当地政府负责解决，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
抚州减震职工股东代表向记者表示，他们已将抚州减震清退股东股份侵害股东权益和抽出1000万输送给临川区政府的文件送至中央第八巡视组处，巡视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等待处理结果。
迷茫
事实上，抚州减震器厂部分股东和相关人士及部门纠纷由来已久。
早在清退没有发生的2000年6月21日，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为扩大经营范围，向江西省工商局申请了变更登记。6月22日，江西省工商局为其办理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但在审查该公司申请材料时指出，“该公司系由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在改制过程中未理顺产权关系，
但考虑到该公司一时难以理顺产权关系，目前又急需增加进出口业务经营范围，同意先办理经营范围变更，以后再理顺产权关系。”
记者为此联系了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政府法制办，相关工作人员称，抚州减震改制纠纷和给政府1000万元作为长期支持回报一事他都不清楚，并向记者提供了政府办公室的联系方式，但记者多次拨打电话均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求证上述事件，该法院立案庭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需要进一步查询，并要记者联系法院办公室咨询此事。但记者按照上述工作人员提供的联系方式所拨打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又数次联系上述工作人员，电话均在被接通后立刻挂断。
令抚州减震器厂职工部分股东尴尬的是，虽然法院裁定纠纷应由当地政府解决，临川区政府已经拒绝过他们的请求。
第四篇：关于小官贪腐原因分析及治理对策（本站推荐）
关于小官贪腐原因分析及治理对策
关于小官贪腐原因分析及治理对策
近年来，随着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借助手中权力贪污、挪用、侵占公款和集体资产，违纪违规乃至职务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群众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已成为引发农村基层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当前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特点及其成因的分析把握、有效防范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前基层干部违纪违法的主要特点
1、贪污贿赂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随着农村经济建设的活跃，村干部贪污贿赂涉及到各项民生工程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集体资产资源的处置等领域。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由传统的挪用贪污侵占型向贿赂型转变，不再以简单的贪污、挪用公款或打白条等形式出现，而是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披着合法的外衣打着“擦边球”，采取多报、虚报村民人数、种植面积等手段套取国家补贴资金，再用虚假账户或伪造签名来据为己有。有的以合法形式作掩盖，在招投标中废标、串标、泄标，化整为零规避招投标，随意变更规划、设计，变更工程量、虚报项目、虚列工程支出等，从中浑水摸鱼。同时，一些村干部为了得到领导的关照，争取项目或资金，出现向某些领导和权力部门行贿的行为，有的在集体土地出租、村级事务管理中，公然索贿受贿。如**镇**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等人，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我县村官贪污受贿占总数的87.5%，尤其是贿赂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占查办总人数的62.5%。
2、违法犯罪村干部群体越来越大。近两年，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工作的全面推进，大量资金、项目流向尚不富裕的乡村，给不法村干部以可乘之机，违法犯罪村干部从富裕的城中村向全县偏远村扩大。一些村干部违法犯罪作案时间跨度越来越长、作案频率越来越高、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累计金额也大。2012年至2014年三年中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村干部8人，今年已立案查办了村干部7人，大部分为较为贫困的村。
3、“能人贪腐”初露苗头。在“能人治村”过程中，一部分成功人士返乡当了村官，他们有眼界、善谋划，有热情、肯投入，这些人加快和带动了地方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好评与欢迎。但从近年查办案件来看，村官中“能人贪腐”现象已有显露，一部分村干部巧借“项目兴村”名义，不通过主科学民主决策，搞个人说了算实施项目建设，资金缺口后转而虚报冒领套取国家项目资金、强农惠农资金，导致违纪违法，且呈现出“小官大贪”现象。如今年查办的**镇天花坪林场“能人村官”丁某案，丁某在积极为村民向上争取修路、改电、饮水、项目的同时，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会计郑某虚列工程，套取水利项目资金2万元，该案已经检察机关刑事起诉。
4、“窝案串案”增多。从近两年查办的“窝案”来看，案件的群体性特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村干部违纪违法主体由以往的单个作案，转向共同作案。在贫困山区，村干部往往利用群众信息闭塞、不敢监督以及账目混乱的时机，抱团腐败、伙同贪污。如**镇**村支部书记**在协助镇政府从事公务过程中，伙同其他2名村干部，采用侵吞、虚报、冒领等手段贪污公款。****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某与原两任会计**某、**某及现任会计**某，采取收入不入账、套取村集体退耕还林补助资金2.3万元窝案。
二、农村基层干部贪腐的原因分析
在当前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仍然屡屡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村干部自身素质偏低，党纪法治观念淡薄。村干部中除引入大学生村官和引进的能人村官外，80%以上的村干部是从“留守农民”中产生的，文化程度低。在查处的违纪违法村级党员干部中，初中以下文化占75%。受年龄、文化水平、党性修养、自身素质的局限，往往自警自律意识较差、法律意识淡薄，有的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搞“一言堂”，为所欲为。加之村组干部待遇普遍偏低，面对农村工作条件艰苦、事务烦琐、工作量大，心理不平衡，要求回报和补偿，因而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好处。部分村组干部还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作案手段高明，不易被发现，因而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有的村干部认为自己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拿国家工资，即使出了事，大不了不当村干部，违法犯罪成本低。前几年，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比较少见，发现问题后多是采用纪律处分的方式，致使一些村干部对法律惩处有恃无恐。
2、宣传教育缺位。一些乡镇领导片面强调发展经济，忽视对村干部进行思想、政策和法纪教育，对引进的“能人村官”，只考虑其成功的一面，忽略了该群体长年在外务工经商打拼且游走在法纪边缘的特点，容易主观武断，忽视或疏于教育引导，致使少数村干部急功近利，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思想膨胀，把村民赋予的权力作为满足私欲的工具，导致手中权力异化，一有机会，便滑入违纪违法的深渊。
3、制度落实乏力，财务管理混乱。近年来，随着国家各种支农、惠农资金的空前投入，基本都建立了村务公开、村财镇管、惠农资金一折通、村务监督委员会等一系列制度措施，对确保惠农政策落实及防范村干部违纪违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基于复杂的镇情村情，这些制度运行不
一、执行不平衡，有变通走样的现象。一是私设“小金库”。由于乡镇无法对村级收支进行实时监控，一些村将部分收入不入账，另设“账外账”，使“小金库”成为职务犯罪的“温床”。二是乡镇审核流于形式。由于乡镇不能完全掌握村里的实际收支情况，其审核走形式，一些乡镇财务人员只负责给村里理财做账，不去审核、监督村里的收支，只要票据正规就可以入帐，使一些不合理的开支合理化，给违纪违规者以可乘之机。个别村干部与财政专管员相互串通，瞒天过海。三是书记、主任凌驾于制度之上，有的村支书或主任既是资金支出的经手人，又是审批人。有的村没有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公开村级财务收支情况、农田、林地流转情况、宅基地审批和民生工程实施等事项。有的村“半公开”，有的村“假公开”，有的不公开。有的虽实施了村务公开，但有的村干部却利用一些出门在外、智力低下、出行不便的农户，以代办业务为名将存折及证件收集手中，要么收取“代办费”，要么在大笔资金的诱惑和失衡心理的驱使下，借机贪挪挤占、套取惠农资金，最终导致违纪违法。
4、监管机制缺失，监管不到位。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管不到位。目前村干部的管理，存在政出多门的现象，组织部门管党建，民政部门管选举，镇财政代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镇级政府对其工作指导。少数领导有“村官不是官”的思想，认为村干部只要能完成经济发展指标，倚重多、监督少，导致政府和部门监管体系不健全，很少对村干部形成有效制约。二是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到位。对一些村级工程项目建设及资金的使用、分配，县直职能部门缺乏全程性、系统性监管;乡镇财务对村财务的指导、管理、监督不力。三是民主监督不到位。一些农村党支部党的生活不健全，党内监督无力。一些别有用心的村干部打着村民自治的幌子，把自己凌驾于自治组织之上，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和习惯。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能力弱，对村级事务的管理没有全程参与监督，事前事中参与监督少，事后监督往往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制约作用。群众监督难以落实，多数村民忙于自家生产，对村里事务只要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一般都不管不问。有的村民对村里事务虽有意见，但缺乏举报监督措施，不会固定和列举证据。违纪村干部为了不被查处，解除相互制衡，往往协商共同违纪，达成攻守同盟，致使纪委和其它部门对此类案件的查办难以深入，不能有效遏制村干部违纪违法行为。
5、执纪办案疲软。个别乡镇党委对违纪村干部平时也有所察觉，但考虑到“能干事的村干部难找到”，怕查了案子伤感情，影响工作积极性;有的怕查了案子乱了班子，于是能捂则捂、能拖则拖，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予以袒护，用组织处理代替党纪政纪处分，搞“内部消化”，导致村干部“带病在岗”，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少数村干部违纪违法歪风的蔓延，最终使小案拖成大案，个案酿成窝案。一些乡镇纪委书记分管工作较多较杂，难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案件查处上，乡镇纪委委员基本上都是兼职，对纪检监察工作业务不熟悉，对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基本上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这种惯性积累也成为近年来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频发的原因。
三、遏制当前村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对策
村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影响坏，危害大，如何有效遏制村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显得尤为紧迫。
1、强化教育提高人，使之“不想违”。一是要强化岗前培训。针对村干部换届流动快的特点，抓好岗前培训教育。要把理想信念教育、宗旨观念教育、党纪政纪条规、法律法规教育放在突出位置，有效运用“任前谈话”和“廉政承诺”两个重心环节，确保村干部上任伊始能对党纪国法有认知，增强守纪律、讲规矩的自觉性。二是要突出政策法规教育。随着村干部协助政府管理行政事务的增多，对村干部执行政策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培训中要加大政策法规教育的力度，依托村级“三会一课”、远程教育、半年群众评议、年度述职述廉等活动开展培训学习，实现常态化教育，提高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意识，提高民主意识和接受监督的意识，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三是突出警示教育。组织村干部参观警示教育基地、案例剖析、旁听法庭庭审、罪犯现身说法等方式进行警示教育。尤其要对“能人村官”急功近利、想有作为的想法予以引导，促其守法纪、讲规矩，自觉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确保“不想违”。
2、健全制度规范人，使之“不能违”。完善财务管理机制，加大内外监控力度。一是健全民主决策的工作制度。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村级领导班子民主议事规则、党员大会议事制度、村民代表会议决策制度，确保重大决策、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由班子集体讨论决定，按照“四议两公开”议事规则进行，防止由“一把手”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二是完善“村账镇代管”制度。乡镇管理人员要切实履职尽责，对村里的支出严格进行形式上和实体上的审查，实行收支两条线，取消乡镇管理以外的一切账户。按照省“三资”监管新办法要求，进一步理顺村级“三资”管理体制，健全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职责，强化监督责任，切实解决管理粗放、监督乏力的问题，以有效防范村干部违纪违法。三是完善“三公开”制度。党务和村务要及时全面公开，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重点是定期公开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农村低保对象评定、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救灾救济资金发放等群众关心的事务财务情况，收支明细账由乡镇定期在村委会公开，接受村民监督。完善村干部接受村民质询和民主评议制度，切实规范农村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四是要积极创新长效监管机制。乡镇党委政府、县民政及组织部门要加强协作，把好选人用人关，防止不法之徒混进村干部队伍。探索村“三委”(支委会、村委会、监委会)的有效制约、制衡机制，把村官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村干部“不能违”。发挥村级监督委员会作用，实行“会签制”，严把费用审批报销关，落实好书记、主任共同会签，财务监督小组集体审查制度，对因把关不严，造成集体资金流失、浪费的违纪违法行为，追究相应责任。要充分发挥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制约作用。县民政、农林、人社、住建、交通等有关职能部门要对所拨付的村级项目资金的使用、分配，进行全程跟踪监管，财政、经管等主管部门应经常对村级财务进行检查监督，对监管不力导致所拨付的资金被贪污、截留、挪用的职能部门有关责任人，坚决进行问责。五是建立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强化村干部任期审计和项目责任审计。
3、增强保障激励人，使之“不愿违”。村干部工作环境艰苦，工作量大、待遇差，年报酬不过一万元左右，一部分村干部违纪违法与待遇过低有关。因此，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健全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一是深化政治激励关怀机制。从政治上关心村干部，将优秀村干部推荐到县市级以上“两代表一委员”、树立典型并给予相应待遇，增强其从业荣誉感、自豪感。适度提高从优秀村干部中招录乡镇公务员的名额和频次，拓宽其发展出路。二是努力提高经济待遇，全面执行村干部待遇最低保障和符合条件的村主职享受乡镇班子副职待遇制度，逐步缩小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正职与副职之间村干部工资差距，打破失衡心态。三是建立村干部补贴正常增长机制，探索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适应的补贴待遇增长的财政保障机制。完善村干部奖励机制，发挥好以奖代补激励作用。四是强化保障机制。建立村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村干部离任补助和困难救助机制。继续推行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制度。通过探索实行各种激励保障机制，使村干部在思考中理性取舍，选择“不愿违”。
4、加强惩处震慑人，使之“不敢违”。引导好群众监督，实现信访举报、民意收集、舆论导向与制度反腐的有效对接。加强与检察、审计、财政、农经等部门的工作协调和配合，盯紧惠农支农资金集中的农林、民政、社保、交通、农业开发、土地城建、土地征用等领域，优先查办直接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乡镇纪委要切实履行查办案件的职责，积极查处管辖范围内的违纪违法案件。全县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严肃查处村级党员干部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侵占农村低保资金、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征地拆迁补助资金、救灾救济资金等案件，严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案件，严格执行“一案双查”，严肃追究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的监管责任。通过案件查处和通报，形成威慑。加大案件剖析力度，堵塞诱发犯罪的制度及机制上的漏洞，遏制村级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多发易发势头。
第五篇：对官员腐败受贿的分析
对官员贪污腐败的分析
近年，关于贪官的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不断有高官落马。薄熙来，李春城，刘志军，刘铁男等一大批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落马折射出中国政坛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弊病之深刻。在我起初意识里只有基层才是腐败的高发区，这样看来高官也存在巨大的贪腐风险。我想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贪污受贿的成因。
首先从贪污受贿的外因来看，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能够找到答案。中国人讲究人情，逢年过节走亲戚访好友总要提上点礼品。说是要到别人家里做客，不带点东西都觉得不实在，感觉不舒服。这实际上是官员贪污受贿的一大社会深层次的原因。
另外，官员拥有巨大的社会公共资源和资金的支配权，这给官员的贪污提供了操作空间。从内因来说，贪官一般是不会洁身自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贪污受贿的机会。甚至有些人投身公务员事业就是为了能够为人民“币”服务，而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丢掉了作为一个人民公仆的基本职业操守。另外，“走后门，找关系”的风气盛行也为贪污受贿提供有利条件。
通过分析，要想真正的遏制贪污受贿现象的盛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加强作风建设，整顿官员的工作作风，坚决处理官员“不作为，慢作为”的行为，达到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避免从为百姓处理事情中获取好处。其次是加强思想建设，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定期开展廉政教育，纯洁官员思想。再次，完善我国针对贪污腐败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对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严肃查处，不能对其行为进行包庇纵容。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强力震慑。
当下我们应该对贪污受贿坚决的说不，只有从内在和在外两个方面入手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贪污受贿。只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的反腐决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受贿。只有从每一个官员的内心拒绝贪污受贿，才能够解决贪污受贿，只有赋予人民对官员的更大的监督权，才能够逐渐的解决贪污受贿。另外，我们还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通过各种渠道增强对贪污受贿官员的打击力度，比如通过网络渠道等提高对官员的震慑，让有贪污受贿想法或行为的官员远离贪污受贿。
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之下，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会坚决的贯彻中央关于打击贪污受贿官员的坚定决心，让贪污受贿官员无处藏身，直到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