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跨度

反讽跨度（通用6篇）

篇1：反讽跨度

反讽和语用功能

反讽的研究始于亚里斯多德.传统的`反讽研究只是将反讽作为一种语言结构和修辞手段来研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作 者：江漪 作者单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235000刊 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829(3)分类号：H0关键词：

篇2：小说《祝福》中的反讽手法

鲁迅先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奠基者,他曾经翻译和介绍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并对中外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创作中也不断地学习运用外国文学的理论与技法,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从反讽的文学理论视角来看,其小说《祝福》中就运用到了如言语反讽、戏剧反讽和情景反讽等反讽手法。

言语反讽是反讽手法的最常见形式。言语是带有社会普遍性的语言具体运用形式。言语反讽理论认为,言语表层意义与言语的真实意图是不一致的,其字面意义与隐含意义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如大词小用、庄词谐用等就属于这一形式。当读者理解了其言外之意时,就可以体会到反讽性的语言更为深层的意义。言语反讽中最常见、最常用的形式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反语”。反语也就是说反话,而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用正面的话语表达反面的意思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如小说《祝福》开头描写鲁四老爷的那一段有些句子就颇有深意。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映得比较光明,极为分明地显出壁上挂着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首先,从整篇小说来看,鲁四老爷屋内墙壁上那个醒目的朱拓的大“寿”字,给人一种积极心态与期望,但其真实的意图却与主人公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及结局有巨大的反差,在鲜明的对比中,反讽色彩强烈,从而体现了像祥林嫂这样的下层妇女生存的尴尬。祥林嫂的两个丈夫都未能寿终,儿子阿毛也被狼吃了,至于她自己,死时也“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其次,从四叔书房的陈设可以看出,四叔是一个有孔孟之道、理学思想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修养,但当祥林嫂在祝福中死去时,他却骂祥林嫂是个“谬种”,既不合传统礼法,也违背了他的人生信条。祥林嫂生前不能被同情,死后得不到原谅,所以鲁四老爷既不通达事理,也不心气和平,其思想上的保守与反动,人格中的虚伪,情感上的冷漠在言语反讽中得以充分体现。

小说中还有个人物柳妈,这个小人物是祥林嫂悲剧命运的直接推手,对其言行描写也有极强的反讽意义。作者写道:“然而柳妈是个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但就是这个“善女人”,她对祥林嫂说:“你和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分给他们。”就是这个在祝福活动中不愿意杀鸡宰鹅的善女人,对祥林嫂却毫无慈悲之心,她的话无疑加重了祥林嫂的内心恐惧与心理负担,打击了祥林嫂本来就很脆弱的精神世界,使祥林嫂对死后另一个世界的幻想与构建在瞬间轰然倒塌,何其残忍!祥林嫂本来活着时就非常不幸,现在又对死后怀着深深的恐惧,她陷入了生没有希望、死不能释然的双重恐惧与无望的境地。

单从语词方面来考察,“祥林嫂”这个名字也充满着反讽的意义。祥林嫂这个充满祥瑞的名字,并未给她本人带来什么好运,但人们都叫她“祥林嫂”。这个名字好像是一种无奈的解嘲,也像是对不公平的社会与生活的揭露。祥林嫂的人生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可以说,她把人生所有的不幸都遭遇了,而且这些不幸在不断地考验着这个弱女子的耐力,直到她再也无法坚持。

从小说中有关描写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文中用了好多正面的词语来表达了反面的意思,使这些正面的词语有了讽刺、挖苦、嘲弄、批判、否定等多重意义。这些词语经过读者的反复阅读与品味,就可以破解隐藏在其中的真实意图,并且使这些意义深入人的内心,慢慢发酵,这无疑增添了小说语言的意蕴!

小说虽然跟戏剧有区别,但小说的有些情节也很有“戏剧性”,所以这类反讽手法也就叫作“戏剧反讽”。戏剧反讽最初就是来源于戏剧。“它发挥作用在于观众(读者)的全知全能与剧中人物之间的张力。在戏剧中,台下的观众知道事情的本来来由,但台上人物却被蒙在鼓里,任由事情发展。”(郑弢《论反讽的几种形式》)如《祝福》中当祥林嫂听柳妈说,她死后两个死鬼男人还要争她,阎罗大王要把她锯开分给他们,要她去捐条门槛,当做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去受苦。“早饭之后,祥林嫂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这些情节及其安排是充满戏剧性的。站在读者的视角来看祥林嫂捐门槛这件事,谁都知道祥林嫂的努力是徒劳的,她是得不到原谅的,她的处境是无法改变的,她的悲剧也是无法避免的,只是祥林嫂自己不知道罢了。但她还不惜花费将近一年的工钱,满怀信心,去捐门槛,而且捐了门槛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从这些戏剧性变化可以看出捐门槛这件事对祥林嫂的重要意义。在她眼里这种意义越重要,读者感觉到的悲剧气氛就越浓烈,悲凉感也就越强,这就是小说中“戏剧反讽”的作用,也就是“当事件发生时,行为者不了解真相,没有悲剧意识;但了解真相的观众(读者)却能感受到巨大的悲剧效应”。所以戏剧反讽能引起读者对悲剧者命运的忧虑,也能促使读者对悲剧原因进行深入思考与探讨,也使小说有了更深的蕴藉感。

从整体性的效果来看,小说题目“祝福”也包含反讽意味,所以我们把这种带有整体性,指向小说立意与叙事结构的反讽就叫做“情景反讽”。小说中多次写到祝福的场面,但在“祝福”之前,祥林嫂只有用苦力干活的命,在“祝福”时,包括她在内的所有女性都没有参与的权利,她们只是祝福的旁观者。而且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祥林嫂死于人们的祝福之时,且祥林嫂的死并未影响到祝福的活动及其热闹的氛围。祥林嫂的死与浓重的祝福活动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祝福活动与祥林嫂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关系,所谓的“祝福”也不是给她这样的人祈福。而祝福本身是有具有严重的封建、保守思想的鲁四老爷主持的,具有浓重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气息。通过“祝福”,反映了封建意识的强大以及鲁镇人们在被封建意识禁锢下的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这样就使得小说的批判主旨得以彰显。

篇3：《死水》反讽手法质疑

【关键词】《死水》 反讽手法 教材研究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在诗歌《死水》的鉴赏要点之二“反讽手法的运用”之下有这样一段文字：

诗人借鉴西方文学现代派始祖之一的波德莱尔“以丑为美”的主张和技巧，营造一种反讽的氛围。为了揭露、批判“死水”的丑恶和肮脏，诗人选用“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等华丽词语描写一沟死水，以丽辞表现丑恶。

最近听评公开课，好几位老师在“反讽”之下又借助一些资料抛出了“反衬”、“对比”之说。

笔者认为此处的“反讽”、“反衬”、“对比”都有待商榷。

《辞海》对“反讽”是这样定义的：

译自西腊语eironia，原为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后演变为一种艺术手法。在新批评理论中，反讽是指“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词语在上下文中发生了意义的改变，即言非所指。

反讽手法是从反面或用反语来讽喻事理的方法。其言辞的表面意思和自己的真实意思完全相反，真实意思隐藏在字里行间，读者自然明白。它始于西方现代派始祖之一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丑为美”的主张和技巧。反讽要求实际表达的意思与字面意思相反。在使用“反讽”时，读者常常能够从文本中得到某种暗示：

1.虚实对照。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些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象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鲁迅《忽然想到》）

例中实写反动军警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却用褒义词“客气”来形容，前后感情色彩

不一致，使人领悟到“客气”是虚写，是作者使用的反讽。

2.借助引号或“所谓的”等字眼来暗示。

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夏衍《包身工》）

例中“慈祥”加了引号，读者一看便知是作者使用的反讽。

3.把话说过头。

我告诉您了，根据报纸上官方介绍，他是天底下头等大好人，浑身上下毫无缺点，连肚脐眼都没有。（宗福先《于无声处》）

说人好得“浑身上下毫无缺点，连肚脐眼都没有”，显然不符合事实，暗示读者从反面来理解。

古诗中也常用“反讽”手法。如：

贾生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诗人从正面着手，丝毫不含贬意，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心意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真可谓求贤若渴，虚怀若谷。然而，诗末一句“不问苍生问鬼神”与前两句形成强烈的反讽。一个帝王，如此郑重求贤，虚心垂询，让我们以为是在商讨治国安民之道，结果却是为“问鬼神”，在这强烈的反讽之中，使读者看到了一个帝王、一个臣子的悲哀，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悲哀。

我们再来看闻一多先生是怎样写“死水”的：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对照教参的鉴赏和《辞海》的定义，我们仔细品读上面的诗行，便不难发现：

第一，此处并非“言非所指”，而是“所言实指”。

反讽最显著的特征，即言非所指。也就是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表面意义相互矛盾。而从诗学角度看，则正如瑞恰兹所说，反讽来自于“对立物的均衡”，即通常互相冲突、互相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诗人选用“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等华丽词语来描写一沟死水，既没有“言非所指”，又没有表现为“对立物的排斥与冲突”，而是直接描写出了破铜烂铁、油污霉菌的本来面貌，正面描写出了这沟死水的肮脏和丑恶。

请看，这沟死水里漂浮着锈成了翡翠色的铜绿（破铜），桃花色的铁锈（烂铁）；还有一层历经长时间濡染而成的花花绿绿貌似罗绮的油污，以及那杂色交错汪汪一片貌似云霞的霉菌。这样一沟多彩多色的死水简直比粪坑里的水还要脏还要臭！并且，死水发酵成绿色，早已腐烂变质，像烈酒一样刺鼻，上面飘满了大大小小的白色泡沫，花蚊窜飞，不时咬破水泡，发出笑声般的声响，……这沟死水之脏之臭之丑简直“叹为观止”！读者如果展开想象把这一串“丽辞”所描写的画面幻映在脑海里，有谁不作呕？

第二，此处并非“以丑为美”，而是“以丑为丑”。

“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的确是一串丽辞，但在《死水》中诗人并没有“以丑为美”，因为世间万物之美各有各的美的特质，鲜花以多姿多彩为美，然而水却以无色无味为最美，以有色有味为最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清凌凌的水美；“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碧透透的水美；“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纯净净的水美。《死水》里的“死水”色彩斑斓、多姿多彩，则是最丑。即是说“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这一串丽辞并非“以丑为美”以显其丑，而是直接写出了死水的丑来。这一串丽辞彩绘出这沟死水的色，再以“绿酒”状写出这沟死水刺鼻的味儿，正应了“水以有色有味为最脏”，这不正是“以丑为丑”吗？

反讽，是表象与事实相反的一种表达方式。从“反讽”的概念上看，《死水》中“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等丽辞所描写的并不是什么表象，而是直接描写的事实。没有“虚实对照”的双重意思，何来反讽？

第三，此处无“反讽”，亦无“反衬”、“对比”辞格。

吴奔星、徐荣街在《现代抒情诗选讲》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诗人故意用“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等美好的形象，来反衬铜绿、铁锈、油腻、白沫等丑恶的事物，目的是为了揭露旧中国表面的繁华下腐朽的本质。那些灯红酒绿、珍珠罗绮所构成的班驳陆离的世界，掩饰不了旧社会的腥臭和烂污。

所谓反衬，就是运用其他事物与要突出的事物之间的相反特点或不同情况，从反面来衬托主要事物，使对立两极的事物互为映衬，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相反二皆相成也”。反衬主要有“以动衬静”、“以丑衬美”、“以乐衬哀”、“以有衬无”几种。“美丑相衬”的例子也多，如文言散文《苏武》一文中，为了突出苏武的崇高品格，作者特意用张胜、卫律、李陵这三个叛徒来反衬，鲜明地突出了苏武威武不能屈、利禄不能诱、私情不能移的民族气节，从而使苏武这一历史人物更加光彩照人。然而，在《死水》中，“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等虽为丽辞，但它们并没有“从反面来衬托主要事物，使对立两极的事物互为映衬”，而是采用比喻的手法形象生动地直接描写破铜烂铁、油污霉菌的丑。因此，这里是不能说使用了反衬修辞格的。

至于说“对比”，就更谈不上了。把两种相反、相对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的相反、相对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互相比较，这种修辞方法叫对比。请看下面的例子：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极大多数人的，为极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例中把两种不用性质的运动放在一起作对比。然而，此处诗人在《死水》中把“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跟铜绿、铁锈、油腻、霉菌、白沫“放在一起互相比较”了吗？显然不是。其构成形式与对比完全不同，诗中“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是典型的比喻修辞的构成形式。对比的两样事物必须是同类事物，此处的“两样事物”并没有在“美与丑”这个“类”上进行比较，而是在用这些所谓的“丽辞”直接描写死水沟里的丑物们的多姿多彩的情态。

第四，此处其实是一组奇特的比喻，创造出了一种幽玄的意境。

闻一多先生在《死水》中为我们创造出了一组奇特的比喻，“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是喻体，它们的本体分别是铜绿、铁锈、油腻、霉菌、白沫，正是这一组新颖恰切的比喻把“一沟绝望的死水”的污秽、滞塞，任凭清风吹过，也毫无反应、毫无生气的特征状写得淋漓尽致。原来，这“一沟绝望的死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象征。这样，闻一多先生采用实写（正面描写）虚拟（运用比喻）巧妙配合的写法，创造出了一种深邃幽玄的意境，曲折地吐露出了他忧愤的情怀。

篇4：反讽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萧红；叙事策略；反讽；散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74-02

萧红在同聂绀弩的一次谈话中曾说道：“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在这里萧红谈到的另一种小说就是一种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鲁迅先生也曾用“越轨”笔致来概括这种风格，五四以来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并不鲜见，郁达夫、废名、沈从文都曾有过这种创作，萧红的散文化小说与他们相比，除了抒情因素外，她的反讽叙事策略是需要我们格外予以关注的。

“反讽”一词来自希腊文“eironia”原指希腊戏剧中一个佯装无知的角色，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假想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自身无所知，即一种“无知”与“对无知的过分自信”和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之间的矛盾。萧红的小说可以说对传统的小说是一种颠覆，萧红小说传达的那种氛围和人们的阅读期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矛盾，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

一、总体反讽的叙事策略的运用

萧红的作品阅读需要一种整体性的领悟力，因为它是具有散文化倾向的，没有整体感就不会对她作品形成深入的领悟，而“总体反讽”在形成这种整体深入领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的“总体反讽”既是说反讽不同于讽刺，不一定非要出现一个具体的嘲弄对象，反讽也可以具有“形而上”和概括的性质，换句话说整个人类即是人类存在状况所固有的那种反讽的受嘲弄者。正如法国批评家乔治·帕朗特所说“反讽的形而上原则存在于我们的天性所含的矛盾里，也存在于宇宙或上帝所含的矛盾里。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一种基本难以避免的荒谬。”从总体反讽的角度来看，同被列为“奴隶丛书”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叶紫的《丰收》相比，萧红的作品蕴含更多的现代性审美因素。

总体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在萧红的《生死场》中，一共分为17章，基本上每篇都可以拿出来独自成篇，文中没有中心的人物，也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冲突，呈现一种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但小说在“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一人类困惑点的基础上，它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整体上的聚合，在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中，人们像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妇女的生产与动物的繁殖没有任何的区别。五姑姑的姐姐赤着身子在尘土飞扬的火炕上翻滚，金枝在怀孕期间还要忍受丈夫的性欲，李二婶的小产。妇女的尊严，生的尊严在生死场中是没有的。就连死在这里同样也是波澜不惊的，小金枝活活被亲生父亲摔死，因传染病而增加的乱坟岗上的死尸，日本人侵入时村子里的座座坟头，在《生死场》中，萧红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生和使人眼花缭乱的死。生与死这个长久困惑人类的问题，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庄中似乎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对这里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一切都按着生物的本能在“轮回”，萧红通过这种蒙太奇式的片段组合形成了对生死的哲学性反讽，在这种动物性生死的背后，暗藏着萧红对“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一主题的重大揭示。这也表达了萧红对生死一种现代性的忧虑，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现代意识。

总体反讽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反讽，它和受嘲弄者同属一个类别，因此它是倾向于受嘲弄者角度的，但它又站在超然的角度几经观察，这种所谓的超然和存在的张力通过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产生了作用。《呼兰河传》中，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搭野戏台子，庙会等等这些呼兰河的盛举都是为鬼而做并非为人而作，活人是借了死人的光。作者在超然的层面冷静的观察“呼兰河”事物的同时，表达了对呼兰河城人的一种同情，也透露了自己身为其中一员的深深的悲凉感。人们为小团圆媳妇“治病”而出的种种荒唐的主意，最终使小团圆在人们的热心“关爱”下，悲凉离世，胡家家破人亡，有二伯怪异的种种行为和冯歪嘴的爱情悲剧，在呼兰河“正常”的社会秩序下上演种种离奇荒唐的事情，作者通过对这些情况的描写表达了她作为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人的深切而又无奈的思考。透过《呼兰河传》这部作品，我看到了萧红对生命的哲思远多于她的抒情意味。呼兰河城整体成为了一个反讽的对象，承担了作者关于善恶美丑的丰富思考。通过总体的反讽，萧红散文化的小说的整体意蕴得到了一种多层次的呈现。

二、语言反讽的叙事策略运用

萧红散文化小说的语言与同样倾向的郁达夫语言也是有很大区别的，郁达夫更多是受到传统诗词文化的影响，语言呈现清丽典雅委婉含蓄的特色。萧红的语言更具有了一种野性，多了一份原始特色和原始情调，萧红直白自然而略带野气的语言也构成了萧红一种特色的语言反讽。语言反讽是一种常见的反讽，语言反讽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对照”即语言与文本呈现之间的对照，这种对照可以呈现多种表现方式，既可以是直白的也可以是隐晦的。胡风在谈到《生死场》的语言时曾说到“语法句法太特别”，“特别”是隐晦的说法，其实是说萧红这时的语言比较生硬的。不可否认与《呼兰河传》相比，《生死场》的语言的确略欠火候，显得粗粝得多，但萧红散文小说语言的反讽在《生死场》中已经初现端倪，她在对《生死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行语言描写时，读者可以从中隐约体会到她对言语者的态度和情感，生死场中的二里半、赵三、王婆、麻面婆的语言与读者期待的语言存在某种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使人们对生死场中人物的生存状态产生怀疑。

这种言语反讽在《呼兰河传》中体现得更加鲜明。不得不又一次谈到小团圆媳妇所在的胡家，在胡家婆婆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的过程中，婆婆与道士关于抽贴的对话，和婆婆对抽贴钱与鸡、鸡蛋、小猪、豆腐等一系列事物之间的等价联想，通过小团圆媳妇婆婆这种直白的令人发笑的独白中，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那种对生命的漠视震撼，心也在那一刻被狠狠地刺痛了。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间语言的外表下，包裹着的是对国民性深深地思考。言语的反讽即在言语表象与言语实指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引导读者通过字面上的含义领会作者的深层意味，萧红以她非凡的才华和敏锐的直觉在她的散文化小说中为言语反讽开拓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言语越是天真无邪，越是幽默可笑作品的悲凉意味就越是深广，文本的审美意蕴就越是耐人寻味。

三、结构反讽策略的运用

萧红小说的结构也是值得玩味的，有人说她的结构非常散乱。这一点我是无法认同的，萧红小说的结构并不是一盘散沙的，事实上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有它的结构，区别仅在于组织结构的模式，有的是显得，有的是隐地，萧红的小说打破了传统的以人物故事的因果联系组织结构的模式，在她的小说中你看不到明显的中心人物和明显的事件因果有联系，传统的组织结构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你，但生活不都是尽如人意的。萧红的结构组织模式更多具有一种现代性的意味，表现了生活本身的复杂状态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心理动态的展示，揭示生活的复杂，这是现代作家追求的一种境界，萧红尊重生活的原始性，从自己敏锐的对生活的感受出发，以她非凡的才华展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度和生活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展示构成了萧红小说散文化倾向的最大动因，而反讽在拓展非理性的情绪时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萧红本能性的现代意识决定了她小说的散文化倾向，而这种散文化倾向反过来又影响了她的反讽结构模式。

萧红的结构反讽体现了这种反讽模式的美学形式和文化特质与其散文化的内在联系。在这种结构性反讽的情绪中潜伏着作家的历史反思和文化内省的独特感受方式，并以此为内在线索来连贯和衔接其跳跃性的艺术画面。正像赵元所说：“萧红的那些作品的各部分之间往往不是依时序而是由一个共同的文化氛围焊接在一起的。”即是说萧红的散文小说呈现的不是纵向的因果的复杂关系，而采取的是一种“横向”的聚合式氛围观察。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虽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但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场景搭建起的完整结构，每一个场景中作者都如实地记录了生活的本真状态。“菜圃”“麦场”“荒山”“羊群”都是生死场的典型场景，每个场景都写出了村庄极其零散琐屑的事，如找羊、生产、传染病、丧事，每个场景单独看都品不出审美意蕴但如果将每一个场景放置于“横切面”的结构气氛中，就会发现每个场景都是整体气氛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场景的隐喻性内涵构成了对整体氛围的一种反讽。

由场景搭建的结构反讽之所以有效是来自于场景与读者之间的心理期待的巨大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将结构性反讽的审美意蕴展现出来。《呼兰河传》的结构反讽体现得更加完整，以大量的场景支撑呼兰河松散的结构，艾晓明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将《呼兰河传》的场景结构称为“野台子戏”，这个概括既有趣又十分生动，《在呼兰河传》的第一二章中描写了大量呼兰河的寻常事物，如十字街的牙医，西二道的火磨，神奇的大泥坑，吃瘟猪肉的种种借口，买麻花的揩油，磨坊伙计的争风吃醋，以及呼兰河的种种精神盛举。各种场景在呼兰河轮番上演，生与死轮流交替，形成强烈的对照，在小团圆媳妇示众治病的场景里，场内人的虔诚和场外的读者感到的荒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

萧红以她卓越的才华和真挚的性情来创作小说，她的个性为她散文化的小说注入了灵魂，使之历久弥新，反讽策略的运用为她的作品增加了一种哲思，使她的作品有了一种现代性的意味，也使人们阅读她的作品能够形成一种共鸣。

参考文献：

[1]D·C·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2]葛浩文.萧红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4]艾晓明.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

[5]矛盾.呼兰河传序[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篇5：“钓鱼维权”的反讽

方先生“为打官司而去打工”,的确可算是“动机不纯”,从逻辑推演上,它还会造成恶性社会效果:“企业成鱼饵”的焦虑加剧,社会中信任匮乏更为严重。所以,从康德“目的与动机都得高尚”的道德观做判断,方先生的做法当遭抨击。

继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控诉”事件后,农民工维权难的现状,一时间在媒体报道中形成了群景观。企业拒签合同、安全设施欠缺、工资拖欠、虐待员工等,伴随着“资强劳弱”的话语不对等语境,侵蚀了农民工的权益,更将“弱势”标签贴在了他们意识里。

方先生带着“寻衅”性质的“边跳槽边打官司”,看似无理取闹,实质上却透着血泪的辛酸,让人五味杂陈。他的策略不乏投机成分,但比之无良企业的蛮横欺诈,它只是枚“轻磅炸弹”。在这种叫阵中,“好战”的骂名飞来不断,但企业也为违规操作,而付出了代价,同时还给意欲妄为的企业主们,敲响一记微弱的钟鸣。可以料想,当这种出于义举的“替天行道”远扬,许多农民工心中,该何其快慰。

但面临多重困境的钓鱼维权,终难持久。方先生们没有三头六臂,现身每个幽暗角落;在众多道德卫士的群起攻击下,它也难以为继。如果企业的越轨,得不到法规、体制的现实约束,如果企业与员工间依旧强弱势分明,那么除了企业能洁身自律,农民工权利被当泥巴捏,就是常态。

“钓鱼维权”是对现行维权机制孱弱的反讽。与其大棒压向以绵薄之力做抗争的个体,不如抱着体恤之心,对不合理的话语秩序、体制漏洞发难。

篇6：历史的反讽

一、自由的情怀

美国学者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在《自由主义的未来》一书（2008）中指出，自由主义可以用三个要素来界定：一是实质性的对自由和平等的自由派信仰或立场，亦即信奉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平等是所有政策的最高价值；二是坚守自由派的程序正义，在这种程序面前，各个党派的目的都是中性的，从而让中性的程序来保障所有人的权益；最后便是一种自由派的情怀（Liberal Temperament），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和博爱的精神。沃尔夫说：“自由派情怀涉及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而不是政治或道德。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寻求包容而不是排斥，接受而不是审查，尊重而不是侮辱，欢迎而不是拒绝，崇尚慷慨和赞赏而不是小气和粗鲁。在情怀上，自由派不耐烦那些植根于恐惧和自我保护的论点。”像自由派的程序一样，自由派情怀同样跨越意识形态。沃尔夫举例说，一个反对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保守派慷慨地捐赠给慈善机构，在情怀上便是一个自由派，甚至是比那些支持福利国家但却很少捐助给穷人的左派，更加像自由派。一个享有宗教自由的基督徒，比一个以为所有宗教都是迷信胡说的世俗人，在情怀上也要更加自由派。一个自由派构成的学术部门如果拒绝雇用保守派，那就没有落实它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总之，从情怀上讲，自由主义不是由其立场，而是由其显示的精神所界定的。

托克维尔在实质和程序意义上都是一个地道的自由派，而在情怀上由于其贵族的趣味，则可以说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某种混合。但是托克维尔虽然从青春时代起便对正式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怀疑，但他对自由却拥有一种宗教徒式的信仰，而且从早年起法国詹森派思想家帕斯卡便对托克维尔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思想制高点，得以看清美国民主的确立有赖于美国公民的宗教精神。

托克维尔晚年在信中向一位俄国神秘主义者斯维钦夫人（Madame Swetchine）坦白说，他在十六岁左右便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有如经历了一次精神地震，沉浸到最阴暗的忧郁之中；然而当他体验到美国人的宗教生活之后，作为一个教会之外的旁观者，他深信美国人的宗教精神对确立民主制度具有莫大的作用。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开头便设立了三项“民主与信仰”的基本准则：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毫不怀疑地接受这些像自然事实一样的“教条信仰”是任何权威的根基；在一个民主社会，这种知识权威具有极关键的作用，公共舆论将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我们可以预期，对公共舆论的信仰将成为某一种宗教，而多数派则是其预言家。”

托克维尔有关“民主与宗教”的论述主要围绕着三个主题：一是由平等原则主导的现代民主是一种神的天意；二是民主在社会上和道德上都需要基督教的养分来护养，或者说要靠良好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品德培养起来的心灵习惯来维护；三是民主创造了一种以公众舆论为崇拜对象的新宗教，这种新宗教从卢梭的“人们主权说”演化而来，形成了一种世俗的“公民宗教”，由此并导致了从众主义的取向。

关于这种以公共舆论为崇拜对象的世俗“公民宗教”，本文无法全面展开，托克维尔无疑是带着忧喜参半的心情，或者说忧多喜少的心情，阐述了民主社会的这种特性。笔者想说的是，“舆论崇拜”实际上也是大众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公共舆论”而言，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层面也已经出现了“大众主导”的迹象：从“于丹《论语》”开始的“百家论坛”、“超女歌星”、“韩寒小说”到“微博民意”，民间舆论已经对精英文化和政治生活发生了从前难以想象的重要影响，所谓“舆论崇拜”实际上是以市场为导向必然形成的一种大众文化心态，而当今交友网络的发达则更进一步加剧了“达人效应”。

二、 民主的喧嚣

福克纳的小说《喧嚣与骚动》虽然不是描写民主社会的政治状态，但却深刻地道出了美国民主社会每逢选举年的魔幻现实。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任西曼（David Runciman）在2013年的《信心的陷阱》（The Confidence Trap）一书中，用了“民主随流”（Democratic Drift）一词来概括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民主社会的一些负面现象：公民的被动性，追随公众舆论大流人云亦云，乃至是呈现出一种东方宿命论的倾向，导致社会停滞不前，而另一方面则是在选举时期出现仪式化的歇斯底里，或者说民主的喧嚣和骚动。任西曼写道：“托克维尔知道，民主社会永远不会沉睡，它们处于一种近乎永久的清醒状态，导致其公民拥有一种癫狂的、兴奋不安的性格。这意味着他们总是在查看有无危机。但是这也同时意味着，他们所预期的危机其结果几乎全部是幻觉。”同时，任西曼还用了“民主的傲慢”（Democratic Hubris）来形容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民主社会对自身的过度自信：“民主社会中的人知道坏事情不可能持续长久，从而感到宽慰，但是这种宽慰并不能解答在危机中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更何况，宽慰可以导致某种满足感，感到在傲慢的最坏后果之下也是安全的，可以使民主制成为无所顾忌（最坏不过是发生什么呢），同时也成为慢慢吞吞（为什么不等体制来自行纠正它呢）。这就是为什么危机不断来临。”联系到美国2016年选举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利用选民的不满情绪，使尽了种种脸谱化的作秀表演，让美国民主从周期性的喧嚣和骚动走向了宣泄负面情绪的政治“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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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有趣的是，托克维尔有意无意地使用了巴斯卡的宗教术语，来描述美国民主制度下一些不尽如意的心理和行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犹如一种或隐或显的猎物，欲望满足则犹如一种帕斯卡尔所说的“永恒逃遁”。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二篇第五章“美国的民主政府”中，托克维尔写道：

我们不可无视于这样的事实：民主制度把人类心灵中的嫉羡情感发展到了最高点。这与其说是民主制度提供了实现人人平等的手段，还不如说是任何运用这些手段的人总是未能完全到达这些手段的目的。民主制度唤醒和纵容永远无法满足的要求和激情。这种完全的平等，总是在人们以为得到它的瞬间，便从他们的手中溜走了。用帕斯卡尔的话来说，就是处于一种“永恒逃遁”（eternal flight）的状态。人们总是热衷于追求这种看似宝贵美好的事物，它仿佛近在眼前，伸手可及，但却又远得难以尝到滋味。成功的可能性激励着人们，而其不确定性则使人懊恼。人们有时兴奋，有时灰心，有时则恼怒。无论在哪个方面，凡是超过他们能力的东西，都被视为实现他们愿望的障碍。没有任何上等地位是天经地义合法的，以致让人看到之后会不使人感到懊丧。

托克维尔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在赞赏民主制度，还不如说是在挖苦它。在一个世袭的贵族社会里，人们不会因为出身低下而嫉妒有钱有势的人；而在一个号称机会人人平等的社会里，人人都有发财致富的愿望，然而由于纸面上的平等永远是不完善的，命运的幸运儿又总是少数之中的少数，留给绝大多数人的则只能是愿望的“永恒逃遁”。托克维尔这段话的灵感来自帕斯卡尔《思想录》第七十二节论“人的失衡”：犹如是人在一个辽阔无垠的大海中漂流，没有任何凭靠；人始终在争取抓住一个凭靠之点，却处于“永恒逃遁”之中。

托克维尔进而说，民主社会中这种“人的失衡”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分神”（democracy’s distraction）：“在民主国家中，人们很容易到达某种程度的平等，但却不是他们所想望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在人们将要抓住它的时候就跑掉了，但是跑得又不太远，使人们能够看见它。结果是它一面跑，人们一面在后边追，人们总以为自己能够抓住它，可是它总叫人们抓不住。平等似乎近在尺咫，人们可以感受到它的魅力，但却总是无法享受得到，而当人们将要享受到其甜蜜之时，则匆匆离开了人世。”

很明显，托克维尔这里也是在挖苦民主国家里纸面上的平等：平等只是一种法律纸面上的许诺，让人们去拼命追逐自己的梦想；但梦想则像彩票一样，只在想象它的时候觉得甜美，兑现不了则只是令人失望。托克维尔进而说：“平等使人产生了追求享乐的欲念，但它没有向人们提供满足欲念的方法。”又说：“当不平等是社会的通则时，最显眼的不平等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都处于几乎相等的水平时，最小一点不平等也会使人难以容忍。因此，人们越是平等，平等的愿望就越是难以满足。”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在这里已经萌发了，多年后它在《旧体制与大革命》中将会得到更为详尽的论述。

三、历史的反讽

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另一种挖苦是，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追求粗俗的物质享受，就同专制制度下的公民以物质享受来淡忘自身的民主权利一样。在大革命之后，追求身份平等成为了一种主导激情，平等的企望成为“自然而然”。但是，这种渴望达到身份平等的激情，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也能够得到拓展。在托克维尔看来，压制自由与社会的“民主化”可以是完全相容的。路易·拿破仑1851年的政变便证明了，社会民主化的趋势（身份的平等）并没有因为新专制体制的确立而停止下来，这可以说是民主的最大反讽（Irony），也可以说是体现了现代民主趋势的强大威力，即便是新专制统治者为了引得民心，也不得不迎合民主的潮流。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新专制者本身的思想也多少经历了民主思潮的洗礼，多少倾向于开明的专制。

贾梅写道：“所以专制不是民主的对立面，而是它的种种可能的化身之一（即印度教意义上的化身Avatars）。它从追求物质享乐（或今日所说的舒适和消费）上获得养分，民主不可避免地会以商业和工业的形式促进享乐。”托克维尔在《旧体制与大革命》的序言中不无讥讽地说：“其实专制的本质即是刺激人们不惜一切地追逐富裕的欲望，即追寻性爱、利润和福利的趣味。”专制最终激励了民主个人主义，“因为它剥夺了公民所有公共的激情和相互的需要，它仿佛将公民们限制在私人的围墙之内”。这样，右派在暗地里偷偷地接受了某些左派的思想，并以一种扭曲的形式推行了左派的政策，我们姑且称之为右派的历史反讽。拿破仑三世是这种历史反讽的典型例子，他以专制的形式推行了社会平等的民主化政策，比如实行公民普选权、统一的财产收入税、改善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和保护工会、工人权利的政策等等，因而被圣西门称为“社会主义皇帝”。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的一段名言，可以说是最为准确地击中了右派的历史反讽之要害：“经济学家以及政治思想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某个学人的思想。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有趣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一批自由派在经历了极权主义梦幻的破灭和冷战的严酷环境之下，意识到一味追逐进步主义的幻想可能会导致现实中更大的悲剧。沃尔夫说，“在这些思想家的心目中，反讽与成熟连在一起，在一个人或民族的青春时期，我们从属于浪漫的渴望。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也变得更为明智，正如尼伯尔（Niebuhr）所说，‘因为我们民族的如此之多的梦想已经被历史如此残酷地驳倒了。’……他在1952年的《美国历史的反讽》一书中写道：‘我们美利坚民族已经承担了众多的责任，现在必须从众多幻想的泥潭中走出来，这些幻想来自其童年时期的经历和想法。不然的话，我们不是必将寻求逃避责任，以及由此而来的无可避免的罪恶感，或者便是因为过度相信我们的德性而陷入那种不可避免的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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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是一种左派的历史反讽：认识到过分激进的思想和政策必然导致历史的反讽看上去似乎是温和自由派所持的一种玩世不恭的世界观，实则是一个自由派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的无可奈何。美国自由派反讽的一个最新案例可以说是奥巴马全美医疗保健案，此案的目的在于给所有美国公民提供一个价格能够承受的全民保健方案，2014年刚刚开始全面施行。该案的几项明显福利是：保险公司不能因现存病况拒绝医保，保险不能设置上限；五十个雇员以上的公司必须给雇员提供保险；州政府给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从年收入两万提高到年收入三万。然而种种迹象已经表露出一些非常不祥的征兆，一些美国大公司想借此医疗方案把医疗保险的负担转嫁到雇员身上，用一笔固定的资金让雇员到国家医疗保险市场上购买保险，就像以前大公司按工资固定比例所给的雇员养老金（Pension Plan），已经逐渐转变为由雇员自己投入的401K计划了。只要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不受国家法规的管制，雇主总可以找到办法将福利的负担转嫁到雇员身上：因为现在大公司新招的雇员一大半以上已经都是没有任何福利的临时工了。

另一位美国自由派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精致地刻画了左派的历史反讽：“一个理想的自由社会是一个除了自由之外别无其他目的的社会，除了愿意看到来来往往的众人各守其法之外，别无其他目标。”又说“一个自由的乌托邦将是一个诗意化的文化”，意味着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是受想象之梦启发的，这样，反讽成了浪漫情怀的一种表达。罗蒂说：“把理想自由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社会粘合剂……不过是一种共识：社会组织的关键在于让每个人都有发挥其最佳才能的自我创造机会，而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和平与财富之外，还需要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

美国自由派所说的反讽也就是诗意化和散文化之间的一种永恒的张力，任何过度浪漫主义的诗意情怀，启示录式的未来预言，美妙的乌托邦社会设计，到头来，都因为康德所说的“人性这根扭曲的木材”，轻则遭到历史的反讽，重则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旷世惨剧。然而，意识到反讽的自由派与左派的理想主义保持一段距离也会带来一种危险，那就是沦落为保守主义。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洛伊德所揭示的，相信宿命论的最终结果是，人们放弃了有目的地改变自己未来的努力。不过美国的自由派还不至于消沉到那种程度。像丹尼尔·贝尔、里昂·特里林（Trilling）、理查德·霍夫斯达德和马丁·利普塞特这些自由派人士都意识到历史的反讽，也都认识到“人性的这根曲木不可能造出任何笔直的作品”，但是他们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信念常常可以转化为保卫一种多少具有一点英雄色彩的浪漫情怀，同时其偏爱实用主义的一面又使他们不至于陷入过分狂热的意识形态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