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手抄报

湘江战役手抄报（共4篇）

篇1：湘江战役手抄报

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 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

湘江战役形势示意图

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突破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1] 战前情况

1934年11月中旬，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行，向湘桂边境前进。蒋介石则拼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湘江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突破三道封锁线 湘江战役前，根据蒋介石的安排，湘军刘建绪的第1纵队，开赴广西东北部的全州，与广西第15军夏威部切取联系，组成拦截红军的正面防线；中央军吴奇伟的第2纵队，由薛岳指挥，沿湘桂公路祁阳、零陵、黄沙河一线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中央军周浑元的第3纵队、湘军李云杰的第4纵队、湘军李韫珩的第5纵队从东面将中央红军压向湘江防线。

1934年11月16日，湘桂军阀达成堵截中央红军的“全州”协议。湘军刘建绪与桂军夏威防区的划分以湘桂边界的黄沙河为界，桂军担任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不含）一线的防御；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根据协议，桂军将原属湘军的全州防务揽了过去。

随后，桂第将其所部15个团约三万人全部部署于桂东北地区，呈南北走向的一字长蛇阵。长蛇阵的北段，为全（州）灌（阳）兴（安）三角及湘桂边境的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由第15军代军长夏威负责；长蛇阵的南段为恭城、龙虎关、富川、贺县带，由第7军军长廖磊负责。北段夏威部包括：第15军44师、第15军45师134团、15军43师、第7军24师，约10个团。南段廖磊部包括第7军19师、15军45师的两个团，约5个团。这是一个北重南轻的部署。

11月18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广西贺县白芒营、恭城龙虎关分别与桂军交战。20日，红九军团逼近江华，21日，攻占江华县城，并派出两团兵力攻打龙虎关。之后，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部队都先后进入江华、永明，威胁广西富川、贺县、恭城。白崇禧（李宗仁长驻广东，当时桂军的实际指挥官是白崇禧）担心中央红军从富川、贺县带进入广西腹地，又接到王建平从上海发来的密电，说蒋介石采用政学系头目杨永泰 “一举除三害”的毒计，拟将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向南压迫，一举除红军、广东、广西“三害”，遂作出了将部署于全灌兴三角地区的夏威部主力南撤的决定。

11月20日晚（一说为21日晚），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电告蒋介石，要求将夏威部主力南撤，所留空白由湘军填补。蒋介石于22日下午17时，下达了准许桂军南撤的复电，并向何键发电，要求何键派湘军南下全州接防。

白崇禧接悉复电后，没等湘军接防，即刻下令连夜将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夏威所部主力撤往恭城（灌阳以南百余公里），仅在全州留有7军24师72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有一个团（属43师），灌阳留有一个团（44师130团）。

可是，湘军在接到蒋介石的接防命令后，并没有即刻南下接防，而是一再拖延。直至1934年11月27日，湘军才进入全州县城，但进入全州后又停止南下。11月22日桂军南撤至12月1日湘桂军占领所有湘江渡口，全州以南、兴安以北60公里的湘江门户洞开达9日之久。这就为红军突围创造了机会。

11月22日，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军团便衣队和红五团侦察排，化装进入全州城，发现桂军南撤。25日中午，刘忠向率领红五团驻守湘桂边境永安关的二师参谋长李棠萼汇报了情况。李棠萼通过电台向军团部报告。军团长林彪又发电报向军委请示。11月25日17时，军委下达了《我野战军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的作战部署》的命令。发现红军从全灌兴三角地带西进企图后，桂军主力11月26日开始从恭城向北调动，湘军11月27日进入全州城。11月27日下午，红一军团抢占了全州以南、界首以北的所有湘江渡口。11月28日凌晨，桂军在新圩向红三军团发起进攻，湘江战役正式打响。

篇2：湘江战役手抄报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长征。红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0月17日，中央红军南渡贡水。21日晚，中革军委以红1方面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2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开始抢渡信丰河，于25日全部渡河，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但在随后的行军中，由于部队、机关人员众多，携带了大量笨重的物质器材沿山路行进，拥挤不堪，行动缓慢。直到11月8日，才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至宜章间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蒋介石欲围歼我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于11月2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堂部进至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洲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

11月19日，何键将“追剿军”分为5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洲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结集；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4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2个师与第三路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路22日袭占道县，左路24日占领江华，随后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沱水，一部兵力西出永明（今江永）。白崇禧害怕我军攻取桂林，遂令其主力由全洲、兴安一线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阻止我军西进，并防止乘机进入广西。这样，全洲、兴安一线敌兵力比较空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洲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此时，何键也令其第一路2个师由东安进至全洲、咸水一线；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红军；第四、第五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个一部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这时，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及时赶到渡口。次日，敌“追剿军”第一路由全洲向脚山铺地区的红军第2师发起进攻，敌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接着，2路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红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经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阻击了数十倍于红军的优势之敌，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过了湘江，进至西延地区。但红5军团第34师、红3军团第18团被敌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被俘，后遭杀害。其他各部也遭到惨重伤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执行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

篇3：湘江战役手抄报

湘江战役爆发于1934 年11 月。当时中央红军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开始战略大转移, 主力部队算上中央纵队、军委纵队, 共8.6 万余人。从瑞金转移到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 共经过20 多天的作战, 期间中央红军共伤亡2.2 万人。红军来到湖南省南部地区后, 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又转而向广西北部进军。从红军的动态中蒋介石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接下去的战略目的, 便任命何健为前线总指挥, 指挥16 个师共77个团, 计划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此外以王家烈为首的黔军和桂军也有参与此次湘江地区的围剿, 据统计当时国民党前线总兵力达到了近30 万。

但中央红军方面, 当时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仍然处于李德博古手上, 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式, 坚持左倾主义路线, 带着部队朝僵化的方向前进, 缺乏灵活机动。而且当时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也未清楚认识到红军面临的险恶环境。

此外, 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部队出发时, 不但不把主力部队扩大, 反而把直属队扩大, 在每一个军团都成立后方部, 再加上中央直属的供给部、卫生部中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导致整个队伍行进缓慢, 作战能力差, 无形中给负责掩护任务的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据聂荣臻回忆录描述: 当时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苏区附近打仗, 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1]

在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 李德博古固执地否决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的暂缓进入湖南, 最大限度上保存自身实力, 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议题。李德依旧坚持原有的计划, 想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构想。并下达了强渡湘江, 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 最终险些导致中央红军全军覆没。

最终中央红军以伤亡过半 ( 一说伤亡人数为3 万人) 的代价突破了国民党湘江封锁线, 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的顺利转移。但是不得不承认,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进行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 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是“左”倾军事错误主义路线酿成的恶果。值得作为后世的我们总结反思其中的经验, 获得深刻的时代启迪。

二、湘江战役前红军长征规划

( 一) 战略转移的想法由来已久

中共中央在内部开始产生“转移”的思想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根据驻留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交通员纳尔逊回忆: 1933 年, 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就曾经专门辩论过是否有撤出江西即中央苏区的必要。1934 年2 月, 共产国际通过上海局向博古发送一道电报, 对于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作出了五点指示。其中包括: 允许红军在保卫其总部时, 制定能够确保部队有机制撤退的应急措施; 建议红军在今后转移时要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地点作为可能的突围点等指示。

伍修权在回忆录里写道: 1934 年初, 李德就曾同博古说, 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2]但是结合这时的外部斗争情况, 这种转移思想应该仅仅是在核心领导中间酝酿。况且当时还没有达到后来反围剿失败那样严重的程度。因此那时的战略转移也只停留在假象, 并无明确的转移方向。

( 二) 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之初并未明确战略转移的方向

按照最初反围剿失败后, 提出的西征的想法来看, 中央红军并未预计到此次战略转移会走如此远的路程。他们最初的设想是半游击半行军, 运动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且行军过程也是秘密进行的。但没想到由于指挥失误、行军速度过于迟缓, 不久秘密的行动就被蒋介石察觉了。原定计划被识破。

湘江战役遭受巨大损失的初期, 军队中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 许多高级青年军官纷纷发声, 大家强烈的要求立刻召开一次扩大会议, 专门来讨论部队行军路线问题。可见当时红军内部许多指挥员对于向哪里转移、怎么转移是处于茫然不知的状态。

面对敌我实力差距悬殊, 博古、李德一筹莫展, 暂时接受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建议,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湘江战役真正的影响是在战役结束后随着失败迷茫情绪在部队中间持续发酵, 部队非正常减员情况不断加剧后才凸显出来的。

三、湘江战役对长征战略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湘江战役的失败引起了全党全军上下极大的震撼与思考, “左”倾错误也开始受到了多数指战员的反对。这在组织上为毛泽东的复出重掌指挥权和进一步废除“左”倾路线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促使长征战略发生转变。

( 一) 改变行军阵营, 提高机动性

湘江战役之后, 大家对于“大搬家式”的转移深恶痛绝, 积极吸取了突围及过湘江中的惨痛教教训。红军渡过湘江后,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三人联合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 1 将军团、师级的直属队人员进行大幅度缩减, 取消师级单位的后方机关和兵站, 将后方机关的直属队削减下来的人员充实到作战部队中。2.全军进行轻装简行, 抛弃不必要的辎重物品。解散了后勤队伍中庞大的挑夫队伍, 将挑夫队伍中能战斗的人, 充实到作战部队不久后, 临时中央又将军委一、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 把被李德贬职的刘伯承调回, 任命他为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撤销红八军团称号, 将其余各部并入红五军团。[3]

从上述诸多举措, 我们可以看到湘江战役后, 组织结构精简化、军事人员专业化、行动能力机动化成为了中央红军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 二) 瓦解左倾主义路线阵营

湘江战役后, 红军广大指战员的觉悟进一步提高。战士们普遍意识到只有毛泽东的路线才能挽救党和红军。长征初期, 部队行进速度极慢, 结果处处挨打, 伤亡惨重。有资料显示, 中央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 损失约3700 余人;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则损失约9700 余人; 到了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一带的封锁线一共损失近四万多人。[4]血淋淋的事实使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左”倾路线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和强烈抵触的情绪。左倾主义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 认为毛泽东应该复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此外受湘江战役惨败的影响, “左”倾路线阵营也发生了分化, 部分核心人物转而支持毛泽东, 其中两个代表人物分别是王稼祥、张闻天。

( 三) 为通道转兵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湘江战役后, 博古、李德依旧没有对军事指挥作出相应改革, 固执的坚持向原定目标进军。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去湘西的路上布好了封锁。危急关头, 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 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后来的历史证明, 毛泽东的决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为后来红军四渡赤水, 转战川北等部署作了铺垫。湘江战役结束不到一个月, 1934 年12 月12 日在通道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 中央红军的众多高级指挥官同王稼祥、周恩来一起, 纷纷站到了支持毛泽东的这边。最终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红军前进方向的主张, 改向贵州转移。这也是自1932 年10 月宁都会议后, 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被中央和军委采纳。

在之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上, 毛泽东成为了会议的主要发言人, 尽管当时博古、李德还没下台, 但是可以看到党内威望和公信力已经从博古李德身上发生了转移。正如聂荣臻讲的: “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 不再往敌人口袋里钻了, 但领导问题不解决, 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主动。”从聂荣臻的观点我们也可以看到, 湘江战役之后随着军事战略的调整, 对于我党领导层人选的问题已经开始逐渐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

参考文献

[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 (上)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3:214.

[2]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J].星火燎原, 1982 (1) .

[3]中国共产党-大事聚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1.83.

篇4：“湘江治污战役”两大平台

平台一：

国家平台

2011年11月，在科技部论证会上，“国家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布局湖南；“有色金属资源基地重金属减排与废物循环利用技术及示范”等一批国家科技项目，通过专家论证，有望获得立项实施。

这是湖南省在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争取的第一个国家级科技平台，也是中南大学的第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省科技厅社发处处长鲁华介绍，该中心落户湖南，标志着湖南省的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已处于国家领先水平。

人才洼地，技术基地

集聚人才，集聚技术，通过国家平台的建设，加快创新能力的提升、技术转化推广应用，更好地治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并推广至全国重金属污染的治理，进而推动国家环保产业的发展和壮大，这是科技部门平台搭建的目的，也是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的重要体现。

怎样集聚人才

中南大学的理念是，在国家的平台层面，结合高校本身的基础资源优势，尽可能地吸引优秀专业人才，吸引一大批企业，包括平台的应用用户和环保企业。

怎样集聚技术

中南大学的做法是，一方面，通过自身研发新技术，在国家的工程中心平台上，进行中试和孵化；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将技术进行推广、辐射、扩散，强调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重中之重是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进行转化。

拿下一批国家级课题

目前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关键仍是从源头抓起。

在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相关技术中，中南大学的技术攻关方向，简单归结为四个字——控新治旧。

控新，即防止，就是控制新的污染；治旧，即治理，就是治理旧的污染。这个过程中的第一阶段，为清洁生产减排，即不断开发完善先进的生产清洁技术，减少生产污染排放；第二阶段则是防治结合。

实践中，中南大学也针对重金属资源开发利用清洁生产减排、重金属“三废”污染控制及其资源化、重金属尾砂、废渣堆场重污染场地治理等重大问题，开展创新研究，负责承担了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水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环保公益项目等一批重点科研课题。

其中，“重金属废水生物制剂法处理与资源化技术”，使冶炼高浓度重金属废水处理后出水Cu、Pb、zn、cd、As等重金属离子浓度，远远低于国家《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的限值，并实现了废水95％的回用率，在株洲冶炼集团、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等推广应用，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列于2009年国家先进污染防治示范技术名录。

中南大学高举龙头

记者从中南大学了解到，高校与企业目前的合作模式，可归结为三类：

第一类是紧密合作型。也称共同研发型。即企业资助支持高校进行研发，取得成果如技术发明后，知识产权由高校与企业共享，技术可在企业率先应用，进行示范推广；

第二类是技术示范型。即企业不投资，取得技术成果或发明后，可先交由企业进行示范，高校为其提供应用平台，但企业并未拥有该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

第三类是产业化基地型。中南大学目前有一大批的合作企业，都可以视作为产业基地，拥有技术成果的优先推广权。从操作推广上来说，这种类型的合作，主要是由高校进行技术研发，而企业提供技术转化资金，以实现技术快速有效地投入使用。

平台二：

湖湘大平台

除了打造国家级平台载体，2011年4月，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中南大学、株洲冶炼集团、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等32家成员单位，成立“湖南省矿冶固体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该联盟围绕和结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水和矿产资源”和“环境”等重点领域中“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综合治污与废弃物循环利用”等优先主题，聚焦国家战略产业、重要核心技术的突破、自主知识产权的掌握，为重大产业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联盟的成立，将整合湖南省矿冶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领域优势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相关机构、行业专家的创新资源，集聚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在战略层面建立紧密连接的共同体，让“政产学研用”五者统一协调，紧密结合，共同推进成果研发及转化。

联盟理事长单位——湖南省有色金属研究院黄顺红博士介绍，联盟成立伊始，就由联盟理事长单位牵头，组织中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株冶集团等11家联盟成员单位，从尾砂和冶炼渣有价金属高效提取及综合治理、废渣污染场地修复、尾矿区土壤生态恢复关键技术研究领域，联合申报了“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社会发展领域“典型有色矿冶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关键技术”项目。

联盟携手中科院

2011年10月，联盟又与中科院签署院地战略合作协议，共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实现了强强联合，将中科院的人才、科技优势，与湖南省产业优势紧密结合起来。

黄顺红说，该协议的签订，将加强学科联合和成果转化，加快构建集技术创新、产业化和市场应用于一体的矿冶固体废弃物资源化产业体系。

黄顺红介绍了联盟未来的发展目标：继续推进产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以金属尾矿和冶炼渣为主要对象，采集矿冶固废堆存量、产生量、处理量等基本信息；

加强与中科院的科研合作；积极组织实施“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组织申报矿冶固废资源利用科技计划项目，攻关科技难题；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

组织科技攻关一批矿冶固废中多金属联选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技术，并建设相关示范工程；

制定矿冶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相关标准，并向相关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组织面向联盟成员的矿冶固废资源化先进技术的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会、人才培训，促进联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