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原作文秋天

2024-04-19

杨原作文秋天(精选5篇)

篇1:杨原作文秋天

秋天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小学杨原

烈日炎炎、让人汗流浃背的夏天走了,硕果累累、秋高气爽的秋天无声无息地来临了。

秋天是一个别有韵味的季节。向外放眼望去,杨树的叶子变黄了,像一只黄色的蝴蝶栖息在树上。秋风吹来,黄蝴蝶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在空中翩翩起舞。枫树的叶子变红了,看起来像一个个火炬。正如杜牧诗中写到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只有松树和柏树在这个落叶凋零的季节里耸立着,保持着原有的碧绿颜色。

秋天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季节。一走进公园,菊花的香气就扑面而来,人们驻足在花前,觉得香气四溢、赏心悦目。这些菊花有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还有粉色的。真是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眼前的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才展开一半,有的完全绽放„„花丛中还有一两只蝴蝶和蜜蜂被花的香气吸引,绕着花丛飞来飞去,给这迷人的景色又凭添几分生机。

秋天是一个变幻多姿的季节。“淅淅沥沥、滴滴答答”的声音是秋雨的低吟。秋雨好像一个魔法师,有时是绵绵细雨,雨滴如针尖大小,有时却好像发怒似的,下得很大。下完雨后,天空显得更加湛蓝,树叶变得更加透亮,果树上的果实变得鲜艳,让人看得垂涎欲滴。

秋天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季节。在农田里,高粱涨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苹果变得红彤彤,葡萄变得水灵灵,橘子变得黄澄澄„„农民伯伯也开始忙着收获农作物,望着这丰收的场景,脸上露出了愉快的表情。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是美好的季节,是让每一个人都留恋的季节。我爱秋天,更爱我们甜美的生活!

篇2:杨原作文秋天

转眼间,我们来到了入口处,看见了几个醒目的大字: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真有那么好玩?进去瞧瞧去。

来到里面,不用说,映入眼帘的当然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啦!真的好美!青青的绿草上还有些露珠,在阳光下显得分外亮丽。

我发现了个秋千,就在上面荡啊荡,我的大脑开始幻想:如果荡到月亮上的话……

“宝贝!走啦!去拍照了。”爸爸亲切地叫着我,我只好跟着大部队,继续往前走,我又看到一座威武的铜像,像中的人就是东吴名将朱然,怪不得那么威武耀眼呢!

再往前走,来到了胆战心惊的“高空溜索”,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一试。这时,我听见了大人的谈话:“你看人家小孩子都不怕,你那么紧张干什么?”这一句话,让我觉得不能再害怕了,一定要试试看。我坐上溜索位子,心跳得比兔子还快!后来,尝试了一下,发现这还挺稳的,没什么事,我就开始往下看,一片茂密的竹林,可以称它为“竹海”了。

呵呵,再往前走是什么呢?是……中南欢乐世界!哦!耶!我连溜索都坐过了,还怕什么?那几个小游戏,轻轻松松搞定。

篇3:杨原作文秋天

1“源”与“流”的结合

中外学者治学, 大多力求在某个领域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或思想体系, 形成一家之言。从宏观上讲, 任何国别的文学本身就是一个体系;从微观上讲,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也应该有其隐性或显性的体系。具体地说, 该现象至少包括起源、发展、演进三个阶段。读者藉此管窥其全貌, 形成一个“系谱图”。具有工具书功能的文学史应该做些这方面的工作。杨仁敬教授的《简史》完成了这个既基础又十分关键的任务。它吸纳国外众家之长, 向读者多维度地展示美国文学中的“源”与“流”, 以及二者之间的多种对应关系, 在国内第一次勾描了美国文学起源的清晰图景。

《简史》提及四个重要概念:美国文学源流、清教主义、“新英格兰模式”和美国文化传统。

近年来, 中国学者在编篡“美文史”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其标志之一就是能够从历史视角考察美国文学的内涵及其源端, 并得出新结论。例如, 把印第安人文学纳入美国文学范畴得到人们的认同。《简史》认为, 美国文学先于美国而存在。“它包括原住民印第安人口头文学和民间故事、欧洲探险者到达北美洲的探险日记和航海记录、早期到北美殖民地的英国官员和牧师的散文和游记。这三个方面构成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文学” (杨仁敬、杨凌雁, 2008:6) 。这恐怕是迄今为止国内“美文史”中对美国文学起源的最细致说法。

《简史》对清教主义的“源”与“流”做了全面的叙述。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从17世纪至20世纪历时三百多年。它包含四个方面:首先是理想主义和乐观情绪。这种理念在爱默生、梭罗、惠特曼、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和索尔·贝娄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佐证。其次是务实勤奋精神。其三是关注社会问题。从霍桑的《红字》到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可以看出作家执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其四是通俗朴实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对富兰克林、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等影响很大 (杨仁敬、杨凌雁, 2008:10-11) 。这番叙写吸纳了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皮勒的观点。他在《美国文学的循环》中从另一视角阐述美国文化的源头和流向。他称乔纳森·爱德华兹、富兰克林、杰斐逊为美国思想和文化的三大缔造者 (Spiller, 1955:22) 。斯皮勒在谈到爱德华兹说, 他的思想—悲剧性的认识结构在爱伦·坡、霍桑、麦尔维尔、尤金·奥尼尔、T.S.艾略特和福克纳等人的作品中得到续写 (Spiller, 1955:12) 。他这样评价富兰克林对美国文学的贡献:富兰克林的现实主义思想影响了库伯、马克·吐温、豪威尔斯和德莱塞等 (Spiller, 1955:16-17) 。这对我们把握美国文学的发展大有裨益。美国著名的宗教历史学家佩里·米勒在《美国的清教徒:他们的散文和诗歌》里强调了清教主义的重要性:“不了解清教主义就不了解美国” (Perry, 1956) 。由此可见, 清教思想对美国以及美国文化产生的影响绝非其它方面所能比拟。笔者发现, 类似的“美文史”或文章在国内并不多见。

《简史》提到“新英格兰模式”。它是美国文化和文学中非常重要的语汇。《简史》认为, “新英格兰思想 (New England Mind) ”是指“新英格兰清教主义”。“清教主义神职人员认为最初在新英格兰定居的牧师和教徒是上帝挑选出来, 上帝将最好的种子播种到北美这片荒原上。他们自认为重任在肩, 既自信又自负” (杨仁敬、杨凌雁, 2008:9) 。它揭示了“新英格兰思想”的部分涵义。美国著名的越战文学批评家米尔顿·贝茨有类似的阐述。他认为“新英格兰清教主义”指早期来到美国大陆视自己为上帝的选民认为, 严酷的自然条件和征服土著印第安人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贝茨接着做了延伸性的评说:在民族危机的各个时刻, 美国作家和思想家不断地重访新英格兰清教主义, 以评估他们自己时代的罪恶或成就。如18世纪的富兰克林、19世纪的爱默森和霍桑、20世纪上半叶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亚瑟·米勒、罗伯特·洛威尔, 乃至20世纪下半叶的越战文学 (Bates, 1996) 。笔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就此求教贝茨本人。他说, “威廉斯在《美国性格》里批评20世纪20年代美国清教徒的怪异态度。米勒的剧本《熔炉》将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听证会比作对萨勒姆巫师的审判。此外, 有些越战作家将美国人在东南亚的行为比作清教徒在新英格兰的行为。”可见, “新英格兰思想”是我们研究美国文学必须理解的概念。贝茨的观点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研究路径, 也为读者进一步理解《简史》的深意提供指导。

杨教授在《简史》中说, “除了清教主义传统以外, 美国的民族思想和文化传统还包含了杰弗逊的民主理想和自由主义、汉密尔顿的保守主义、南方的种族主义、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和“美国梦”个人主义等。但清教主义的影响最长久、最深远、最广泛” (杨仁敬、杨凌雁, 2008:11) 。该观点可能出自佩里·米勒和托马斯·约翰逊主编的《清教徒:他们写作的原始资料, 第一卷》。他们认为, 虽然美国文化源自清教思想, 它只是众多的美国传统之一。后者还包括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理性自由主义、汉密尔顿关于保守主义和政府的概念、种族贵族的南方理论、19世纪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边疆个人主义 (Miller, 1963) 。美国著名评论家凯里·塔尔进一步把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口语传统、墨西哥裔美国文化传统也纳入美国文化传统之中 (Kali Tal, 1996) 。这些观点的集成大大地拓宽和系统化了我们对美国文化或文学的理解视野, 也为我们今后进行“系谱”式地深究这些领域指明了方向。

2“史”与“文”的互文

“史”与“文”的互文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史”之钩沉, “文”之“圃床”;以及“文”之舞蹈, “史”之演绎。这里的“史”指的是美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史, “文”就是指文学。重视美国社会历史以及它与文学的关系是《简史》的重要特色。近几年, 中国学者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时提出要将文学研究拉回到历史的现场。同样, 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的“历史意识”空前增强。他们都强调必须把文学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考量, 因为影响历史进程、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以及某些特殊史料都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素材。翻开美国经典小说作品, 它们大多嵌入了浓厚的历史意识。以20世纪文学为例, 辛克来·刘易斯的《巴比特》关注美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商业文化的特色, 海明威的《永别了, 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分别描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某个侧面, 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刻画的经济大萧条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社会的写照, 艾萨克·辛格的《莫斯卡特家族》向读者展示犹太人在波兰的命运沉浮史。另外, 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也造就了一批成名作家, 如诺曼·梅勒、杰克·凯路亚克、罗拉德·苏克尼克、梯姆·奥布莱恩等。不了解这些作家作品所处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就难以把握它们的思想内涵和社会现实意义。《简史》在这方面的工作令人满意。它共有“七编”, 将美国文学分为七个时期, 每个时期都有较详细的文学背景介绍。例如, 在“第四编:国内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文学 (1865-1914) ”里, 杨教授用了好几页的篇幅介绍这个时期美国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 包括生物学、哲学、社会学、文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 神学与“美国梦”之间的关系, 欧陆诸国的文学与哲学思潮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商业文化 (如出版业) 的发展引起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关系的重新定位, 工业化社会造成的阶级分化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土壤。《简史》对这个阶段的“史介”涵盖了各个领域的重大事件, 尽管是“简述 (受“简史”文体的影响) ”, 但为学者对其中某个领域做延伸性阅读和研究提出参考。仅举一例证明:《简史》中关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关系 (杨仁敬、杨凌雁, 2008:127-128) 是近几年美国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学者在分析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吉尔曼的《黄色墙纸》时聚焦墙纸的“黄色”涵义, 因为它与当时的严肃文学 (以爱伦·坡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 对通俗文学 (如以黄纸印刷的报刊作品) 的影响关系密切 (Edelstein, 2007) 。

重视“文”和“史”之关系的另一个例证是美国批评家萨克文·伯科维奇的鸿篇巨著《剑桥美国文学史》。它有八卷本, 每卷本后面有长达几十页的图表式的“大事记”, 涵盖美国历史、社会、政治、文学、科学等领域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各类重大事件, 使得八卷本的“文学史”具有宽泛意义的“史”的功能。以第八卷本为例, 它的“大事记”包括“文本”、“美国事件”、“其他事件”三部分。“文本”又包括“年代”、“作者 (和生卒年代) ”和“作品”。例如, 1940年在“文本”、“美国事件”和“其他事件”里分别发生的事情之一是:“罗伯特·海登 (1913-1980) 的诗集《灰尘中的心形》出版”、“美国国会颁布法律, 要求登记外来居民;美国有五百万外来人口”、“二战继续: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邱吉尔任英国首相” (Bercovitch, 2008) 等等。显然, 伯科维奇把历史看成文学的一部分。

“文”与“史”互文的第二层涵义是“文”之舞蹈、“史”之演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再现, 而且是从艺术的高度更真实地反映特定时代的思想现实。换言之, 经典作品是对历史创造性的演绎, 是历史的“再造”, 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是新历史主义的主要观点。事实上, 该观点早已有之。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 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 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 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习的东西要比从“当时从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陈众议, 2009) 这是对文学之于历史的重要性的最好证明。20世纪, 有人在评价美国越战作家梯姆·奥布莱恩的作品时如是说, 虽然作家们对越战中有些事实无法达成共识, 但一致认为奥布莱恩的越战作品是了解越战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他的作品是美国越战历史的一部分 (王海燕、甘文平, 2010) 。《简史》说“马克·吐温和查尔斯·华纳合著的《镀金时代》 (1837) 成了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简称 (杨仁敬、杨凌雁, 2008:125) ”就是上述意义的简练概括。同样, 《简史》在谈到20世纪美国50年代的社会现实时提出, 我们必须关注“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凯鲁亚克及其代表作《在路上》 (杨仁敬、杨凌雁, 2008:32-327) 。《简史》如有更多关于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干预和影响的阐述, 则更加令人满意。

3 历史性与现代性的通融

任何一部文学史应该是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历史性”在这里仅指对文学史以及文学史批评 (史) 的静态描述, 包括文学背景、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和前人关于史评的介绍等。该部分侧重信息的传递。比如, 在介绍美国作家纳萨尼尔·霍桑时一般会涉及作家创作的社会和个人背景、作品简介、作品的整体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以及对同时代和后世文学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影响”主要指的是以前的批评家或者“文学史”撰写者的观点。一般的文学史基本上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现代性”是对文学史的动态把握, 是指作者对文学和文学史的最新理解, 包括以前“文学史”尚未涉及的“新”内容、他人的研究新成果, 特别是文学史编纂者最新的个性化理解, 如审美方式、学术观点、学术成果等。这些观点或成果具有学术价值, 是思想和智慧的结晶, 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现代性”, 乃至前瞻性。“历史性”与“现代性”密不可分, 彼此交融。这种现代性的特征是继“文学史”的工具书功能之后的又一重要功能。

一部文学史、特别是受到好评的文学史一定是作者对文学、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再思考或再批评, 是作者批评思想的洞见。《简史》体现了作者对文学史的学术思考, 更不乏新见。

现有的“美文史”大多将美国诗人惠特曼和迪金森放在一起, 作为美国浪漫主义诗人进行讨论。但《简史》把他们“分家”, 从各自的诗歌内涵、而不是仅仅从共时的角度关照他们。《简史》说:“惠特曼是美国人民伟大的民主歌手。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将超验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 开创了美国诗歌的新时代……《草叶集》……以短句为单位, 形成抑扬顿挫的自然节奏;并采用平行或重叠诗行……为20世纪美国自由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杨仁敬、杨凌雁, 2008:113) 在论述迪金森时《简史》认为她“往往将具体的意象与抽象的思想相结合, 用浓缩的形式表达出来, 意象新颖, 字字珠玑, 富含幽默, 她爱用大写字母和破折号, 颠倒词语的含意!这些特点甚至比惠特曼更有创新性和现代性。因此, 她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者。” (杨仁敬、杨凌雁, 2008:197) 短短几句话将他们各自的诗歌特色凸显出来, 勾勒了影响后世美国诗歌的两条平行发展脉络:自由诗和意象诗。这对读者把握美国诗歌史很有启发意义。张子清先生在他的《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中也特别强调惠特曼的贡献。他认为美国诗歌的三次繁荣 (惠特曼时期、威廉斯时期、金斯堡时期) 都离不开惠特曼。《简史》中的这个例子也是美国文学中“源”与“流”之关系的另一个有效例证。

《简史》将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归为“‘垮掉的一代’小说”有点出人所料。一般的文献不曾有此论述。不过, 从《麦田守望者》所反映的内容 (尽管它的发表年代与“垮掉的一代”的兴盛同步, 但时间不能说明问题) :流浪、谈性、反传统、追求新的意义等与“垮掉的一代”作品完全契合。如此“逆向”思考, 杨教授的观点不无道理。这是《简史》对美国文学“史料”的新思考, 具有现代性的意义。

《简史》的“现代性”的最突出例子是对美国“X一代作家群”的介绍。 (甘文平, 2007) 它第一次将美国“X一代作家群”介绍给中国读者, 为中国学者继续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开辟了新领域。在介绍“前期后现代派小说 (黑色幽默小说) ”、“后期现代派小说 (一) ”和“后期现代派小说 (二) ”之后, 杨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 作为流行欧美的一种哲学思潮, 后现代主义热潮已过, 但后现代主义小说仍在不断发展。‘X一代作家群’在文坛迅速崛起。他们继承和发展老一代作家品钦、德里罗和加迪斯的后现代派小说艺术。” (杨仁敬、杨凌雁, 2008:444) 这个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威廉·伏尔曼、理查德·鲍威尔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道格拉·斯考普兰四位作家的代表作及其思想和艺术特色。该部分充分体现了《简史》蕴含的“文”、“学”、“史”三者相结合的美学思想。

笔者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专门查阅有关“X一代作家群”的资料, 仅发现一本专著。 (Grassian, 2003) 该书除了讨论上述四位以外还提到尼尔·斯蒂芬森、谢尔曼·艾里克西、麦克尔·思罗斯和戴维·伊格尔斯四位作家, 并给与他们高度的评价。该专著的作者丹尼尔·格拉森如此评述当时的文学创作生态:“我们现在已到达这样一个时刻:文学运动不能用时间或时代进行有效地解释或分类。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学折衷和混合小说时期, 它们使用各种文学方法, 持有相互冲突的观点, 糅合了媒体和技术的形式。” (Grassian, 2003:2) 格拉森认为上述“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值得批评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应该被当作新的文学一代进行相互研究, 和凯瑟、福克纳、多斯·帕索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等现代主义作家一并研究。他们是他们一代人 (1955年后出生) 中最好和最有希望的美国小说家。” (Grassian, 2003:6) 这批作家即将或刚刚迈入人生的中年, 极有可能孕育出更伟大的著作。所以, 《简史》对“X一代”的前瞻性叙说必将成为学者今后若干年内的研究热点之一。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解读, 笔者认为《简史》兼顾文学史、文学的社会历史语境、文学批评 (史) 三方面的内容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特别是, 《简史》对美国文学中“源”与“流”的论述以及“美国文坛X一代作家群”的引介填补了国内美国文学史的空白。因此, 从信息摄取和学术争鸣两方面看, 《简史》在我国的美国文学 (简) 史“书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值得中国学者阅读、参考和收藏。

摘要:本文是笔者在阅读杨仁敬教授新著《美国文学简史》后对文学史和美国文学的再认识。笔者在细读中发现《美国文学简史》注重描述“文”、“学”、“史”的内容并构建三者间的关系。“文”是指“美国文学”, “学”是杨教授的治学成果以及笔者从中获得的学术心得, “史”是“美国社会历史”、“美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批评史”三方面内容。本文认为, 撰写“文学史”应该涵盖上述三方面的内容, 这样文学史著述才更有学术价值。

篇4:杨丹霞 又是秋天,又是重逢

对书画鉴定已有20年经验的她现就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部。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及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研究生班。曾出版的专著有《中国书画真伪识别》《张大千》《于非闇》《历代小品画--人物卷》等。

2011年的秋拍,在春拍凯歌高奏之后的噪杂纷攘中来临了。最近几日,因为想起一次早就被排定日程的公差将使我和几家公司的预展失之交臂,爱画入骨的我,怎可就此言弃?少不得厚着脸皮向各家公司申请提前观摩。

凑巧的是,几家公司看下来,竟意外地遇到了“旧相识”。那就是曾经于1994年秋在嘉德成交、辛冠杰先生收藏过的3件齐白石画作又都露面了:嘉德上拍的《山水册》、瀚海庆云堂的《芭蕉书屋图》和中贸圣佳的《松窗闲话图》。

最后这件作品,还真和我有点渊源。1994年秋,我在嘉德拍卖现场遇到了一个不懂画但声称爱画的朋友,因为他事前没做任何功课,见到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一边掏钱买进场的门票(当时参加拍卖者需要购买每张100元的门票),一边交代“基本原则”:“你说什么能买咱就买什么,拣真的,挑贵的!”而《松窗闲话图》就是这次的战果之一。

相比之下,这三件齐白石最抢眼的应数当时的图录封面《芭蕉树屋图》,这是齐白石回顾安南之行的纪实之作,尺幅巨大且色彩漂亮,以270万落锤;而齐白石赠与朋友的《山水册十二开》,既有纪实的《阳羡山水图》,又有仿古的《雨后图》,成交价也是最高,超过了300万。而当时成交价近200万的《松窗闲话图》在尺幅、水平上与其它两件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是我最喜欢的。无论是仿倪的分段式构图、松树和房舍的金钩铁画般的雄浑笔墨,还是题图的中气充盈的大篆,乃至齐白石书写的心得诗句,都处处精到,而且它还是三件画作中最便宜的,毕竟在17年前,拍场中超过100万的作品就和现今过亿的感觉一样啊。

篇5:美丽的希拉穆仁草原作文

到达希拉穆仁草原时已近中午,艳阳高照,我们决定先去骑马。我骑着一匹枣红色小马,边走边欣赏,绿油油的草原一望无际,一条弯曲的公路伸向天边,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远处,成群的小羊静静地享受着青草的美味。近处,膘肥体壮的马儿悠闲地散着步。蔚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有的像爱心,有的像小狗,还有的像凤凰。这让我想起了《敕勒川》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现牛羊。

就这样骑着小马,时而小跑,时而慢行,不知不觉得转了一大圈。

夏天的草原天气多变。傍晚,一阵风雨过后,天空出现了两条美丽的彩虹;一条大,颜色深;另一条小,颜色浅。两条彩虹摞在一起,就像抛出去的彩带,连接着无垠的大地,美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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