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及其发展情况

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及其发展情况（精选7篇）

篇1：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及其发展情况

07电子商务姓名：陈文娟学号：20074205055

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以及发展情况分析

一、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属于正规的金融机构之外的借贷行为,与高利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高利贷本身不触犯法律，只是不受法律保护而已，是种种现实约束条件下借贷双方达成的自由契约。正规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例如现在银行利率为5.31%，那民间借贷不得超过21.24%，超过了即为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

高利息（率）是对放贷者风险承担的补偿。高利贷在当代落后农村城镇起着重要的融资救急作用。

关于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

①民间借贷的规模较大

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我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即个私中小企业出现了一种快速增长的势头，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2007年据安徽省工商部门调查显示，资金成为安徽省50％以上的中小企业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80％以上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民间融资的办法来解决流动资金的周转。河北工商联于2007年6月关于“企业经营及融资情况”调研显示，由于正常银行贷款途径不畅，民间借贷现象比较突出，177份有效问卷中41%的企业回答有民间借贷。2008年据湖南省企业调查队就民间融资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融资依靠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占到了50%,调查的行业中,农业占15%,建筑业占10%,制造业占25%,饮食业占20%,房地产业占15%,商业占15%。从以上这些调查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对于民间借贷的需求相当的大，民间借贷有很大的市场增长空间。民间资本介入融资市场不仅丰富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并且具有融资速度快、资金调动方便、门槛低等优势。

②民间借贷主要地发生在市县经济范围之内

民间借贷具有极强的关系贷款性质，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一般地发生于在生产与生活中存在某种密切关系的社会主体之间。由于人们生活空间范围的有限性，民间借贷通常地发生在有限的地域范围之内。据抽查，民间借贷一般发生在我国的市县经济范围之内，尤其是亲戚朋友，邻里之间或是村组之间、乡镇之间等等。

③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普遍存大

通过对民间借贷起源的逻辑分析，我们已经得知，最早的民间借贷行为就是发生在个人或是以户为单位的社会主体的简单生产与日常生活之中。历史发展到今天，个人或是以户为单位的社会主体之间的民间借贷仍旧大量存在并且成为民间借贷最大量发生的场所，这种一点，无论城乡都是如此。民间借贷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遍及全国的一种重要经济现象。不仅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浙江、温州、福建沿海、广州、深圳、海南等地普遍存在，就是四川、贵州、陕西等的偏僻贫困山区，也是屡见不鲜。

为什么民间高利贷现象如此严重呢。原因有下：大量闲置资金诱发民间借贷.利益诱惑，激活民间借贷。信贷门槛过高助长民间借贷。金融监管不完善纵容民间借贷。民企形象模糊成全民间借贷。

篇2：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及其发展情况

为掌握农村一些地方“高利贷”现象抬头的情况，遏制“高利贷”现象抬头，人行太原中心支行根据省领导批示，自2003年1月起，组织力量对民间借贷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报告如下：

一、调查范围

此次调查范围涉及113个联社，1785个基层农村信用社所服务的1252个乡(镇)，32208个行政村。

二、调查方式

此次调查采取多种形式，主要包括：一是召开调查会，邀请熟悉情况和有经验的人员开会座谈，借以取得有关情况和信息；二是采取实地考察走访的方法，进门串户用谈家常的方式取得第一手材料；三是采取书面咨询的方式，向农民群众发出调查问卷，由被调查者按要求将实际情况逐一填写，然后统一收回分析研究，为掌握全省“民间借贷”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调查结果

经过抽样调查发现，全省有27个县(市、区)、133个乡(镇)、1844个行政村存在程度不同的“民间借贷”。有93463户农民参与“民间借贷”活动，占全省总农户5929036户的1．57％。借款总额约为13937万元，占全省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4232585万元的0．32％。“民间借贷”的一般金额在2000元到12000元之间，借款最高月息为80‰，借款用途形式多样，主要有经商办企业、资金周转、个体运输、婚丧嫁娶、求医治病、子女上学、建房购车、非法赌博等。通过深入农户与农民的谈心和沟通得知，极个别地方也存在放贷者在追讨债务过程中上门扣押东西、强行追讨等行为，借贷者因躲“债”而举家外出等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不利于农村信用环境的好转，也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四、调查分析(一)民间借贷的形式

通过这次调查，了解到我省“民间借贷”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民间借贷”主要在本村或本居民组的农户之间发生，借贷双方关系较为密切，多为亲戚、朋友或邻里，这种借贷一般为口头协议，不计付利息或利息低微，没有明确的还款期限，属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

2、“民间高利借贷”的当事人双方找一个在本地有威望或有经济实力的中介人作为担保，口头或签订高利借款协议。

3、“民间高利借贷”当事人利用房屋、宅基地、树木、农机具等财产做抵押来取得资金。

4、企业以融资形式向个人进行借贷，表现为企业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以融资为幌子变相向个人高利借款。

(二)民间借贷的特点

1、活动范围广，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或发达地区，但经济发展一般地区也存在一些。

2、“民间高利借贷”隐蔽性强。民间借贷一般不是公开进行的，且多是关系人之间或中介人介绍下的私下交易，不易被外界发现。因此难以全面了解和具体掌握。

3、“民间高利借贷”手续简便、方式随意、借款期限短。一般采取口头协议的方式，金额大的采用借据或契约的方式，有的只有第三人担保，且利息一般加计在本金上，并不注明利率。由于利率较高，因此借款期限较短。

4、借贷双方身份复杂。既有农民、又有个体工商户、同时还有干部、工人以及社会闲杂人员等均有涉及。

(三)民间高利借贷产生的原因

1、民众日益增长的借贷需求是“民间高利借贷”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市场环境。农村、城镇地区民众发展生产，特别是从事二、三产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生产规模发展快，资金需求量大，通过向农村信用社正常借款或向亲朋好友借款，难以满足投资所需。如阳泉市下坊村村民高秋生从买卖小商品起家，发展到搞商品批发，因规模越来越大，资金周转困难，但本人既急于求利，又不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而是向村民借款5000元，期限2个月，支付利息2000元，由于经营亏损，借款利息高，目前此人已累计借款40余万元无法归还。

2、受利益驱动，谋求更高的利息。少数借高利贷者由于致富心切，为了赚大钱，不管利息多高、风险多大，在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下，向放高利贷者借款。而放高利贷者为了牟取暴利，积极筹资放贷。如忻州市河曲县沙泉、巡镇等乡镇农民由于多年贫穷，看到个别人搞运输富了，就盲目跟从，一哄而起养车跑运输，但又不向农村信用社贷款，而是向高利贷者借款，并承诺富裕后以高于银行利率多少个百分点计付利息，从目前的养车户看，参与跑运输的130户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借有高利贷。

3、由于金融机构强化信贷管理，规范操作，一些个人与单位不符合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而被拒之门外，无法以正常渠道获得资金，只好向民间借贷伸手，使得“民间借贷”行为活跃。

4、个别地方对高利贷听之任之，甚至极少数地区为发展本地经济，利用高利的形式筹集资金，无形中为“民间高利贷”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个别有剩余资金的企业或个人，利用部分农村信用社季节性资金不足，乘机开展民间借贷。如运城市稷山县拳头产品蜜枣加工业每年的生产旺季在七、八月份，每个加工户资

金需求量又特别大，在信用社资金重点支持小麦收割、换种之时，有的经营户因一时资金紧缺就以民间借贷这一形式获取生产资金。又如原平市东社镇大部分借贷者主要从事水果贩运，时间紧、规模大、所需资金多，信用社无法满足其要求。

6、利率下调。随着近几年利率下调，居民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使有一定积蓄的农民放弃储蓄存款，转而寻找投资渠道和投资项目，为高利贷者筹集资金提供了来源。高利贷成为其融资、获利的捷径。

7、违法欠债借高利贷。有少数人因不正当经营或赌博欠债，因债务所逼，铤而走险，借高利贷拆东墙补西墙。如忻州市河曲县某局副局长李某，因赌博输掉积蓄十几万元，为捞本借高利贷十几万元，用房产做抵押，结果又输个精光，为躲债一走了之，至今杳无音信。

(四)民间借贷的危害及影响

1、影响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一是使农村信用社存款减少。二是使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回收受到影响。大部分借款人总是将其收入优先偿还放高利贷者，而对农村信用社的贷款采取拖而不还的策略。

2、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民间借贷利率高出国家法定利率几倍，不仅不利于金融机构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和支持经济建设，也影响国家对资金的宏观调控，同时也不利于社会信用环境的根本好转。

3、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民间高利贷行为的随意性，存在较大的风险，因借款不能按时归还而引发的纠纷和案件有所增加，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高利贷往往引发打架斗殴、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在无法终结债务的情况下，为躲债有家难归，这些人到处流浪形成了社会新的不安定因素。

4、恶化了借款人的经济条件。民间借贷的借款方一般是经济弱势群体，高额利息进一步恶化了借款人的经济条件，不利于发展生产。

5、不利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民间借贷则是唯利是图，淡化了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好的村风、民风的形成。

五、农村信用社在遏制“民间高利借贷”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为打击“民间高利借贷”，取缔“基金会”，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人行太原中心支行根据省人民政府及总、分行的有关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联系农民桥梁、纽带和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积极开展支农服务。积极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全省农村信用社全面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建立信用村(镇)工作，有效地遏制了“民间高利借贷”活动。

(一)不断加大支农力度，努力扩大贷款面，增强农民诚实守信意识。截止2002年12月底，全省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达到213．97亿元，当年新增农业贷款占比为82．29％。在农业贷款中，农户贷款余额达167．46亿元，占到农业贷款的78．26％。全省有1758个

农村信用社开办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达到40．03亿元，当年增加余额25．48亿元；农户联保贷款15．16亿元，当年增加余额10．06亿元；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占农户贷款余额的32．96％。在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建立信用村镇工作中，全省农村信用社通过对592．9万农户的调查摸底，了解到有332．42万农户有贷款需求，其中，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280．61万户，占到有贷款需求农户的84．41％，占到总农户的47．33％。到2002年末，全省农村信用社共评定信用户186．34万户，为209．52万农户建立了经济档案；为153．01万农户核发了贷款证，评出信用村3958个、信用乡镇114个、分别占到全辖村、镇的12．24％和9．09％。全省全年累计发放农业贷款286．31亿元，同比多投放143．04亿元。其中累计发放农户贷款244．47亿元，占到农业贷款累放的85．39％，同比多增加127．97亿元；累计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68．82亿元，余额达到55．19亿元，分别比同期和年初增加49．4亿元和35．5亿元。取得了农民满意、信用社满意、政府满意的良好效果。

(二)延伸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全省农村信用社在支农工作中不断延伸服务领域，全面落实信贷营销。首先是思想认识到位。各市(地)农村信用社通过召开动员会，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提高了农村信用社广大干部职工做好支农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第二是工作作风到位。各级农村信用社把信贷服务是否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否让农民满意作为检验农村信用社工作业绩的重要标准，广大信贷人员上农田、走百村、进千户，将贷款送到百姓手中；第三是支农资金到位。全省农村信用社积极开展吸储清贷、信贷支农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四是信贷服务到位。全省广大农村信用社干部职工树立信贷营销意识，出柜台、进农家，面对面地为农民办理贷款手续，支农工作做的既红红火火，又扎扎实实。

(三)重塑了农村信用社的良好形象。2002年5月，省委书记田成平在运城市夏县视察工作时，对该县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临猗县农村信用联社还获得了全国支农先进荣誉称号；临汾市农村信用社在推广创建“千村信用工程”中，通过让农民树立“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观念，激发了“农民争做信用户，村委争当信用村，乡镇争创信用镇”的新局面。引起政府领导、专家学者及金融界的重视和关注。2002年全国政协部分委员、经济界、金融界专家和人行天津分行通过对临汾市农村信用社调研，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临汾市创建信用村工作；中国金融学会，中国政协杂志社在京联合举办了“临汾信合现象”研讨会，充分肯定农村信用社的工作方法。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农村信用社在遏制“民间高利借贷”，支持“三农”工作中取得了明显成效。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拥护，赢得了社会的支持，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信用的良性发展。

六、措施和建议

(一)政府负责，齐抓共管，形成有效的社会约束机制。各级政府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高度重视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组织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密切配合、联合行动，对已经发现的高利贷行为予以有力打击，把打击高利贷行为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防止其进一步蔓延。

(二)各金融机构要加大宣传国家金融政策、法律、法规，正确引导民间借贷活动，遵守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严禁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整顿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各级司法机关和各金融机构要携手把法律知识的宣传工作做到农民的家中，大

谈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和违法性，启发农民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对那些非法放贷的进行抵制和斗争，遏制高利贷活动的发生。

(三)作为农村信用社，要宣传农村信用社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以及在农村金融中的重要作用，使农民群众认识信用社、充分了解信用社是联系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和支农主力军，取得农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四)农村信用社要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加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推广力度，提高农户贷款面，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资金需要。拓宽对农民或个体工商户的融资渠道，消灭“民间借贷”滋生的温床，从源头上杜绝“民间借贷”的发生，减少对高利贷资金的需求。

(五)组织成立为农户进行担保的中介机构。各有关部门要建立专门的机构，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多渠道融通资金，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篇3：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及其发展情况

近年来, 我国的民间借贷发展迅速, 规模越来越大。据央行的调查统计, 到2010年3月末, 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而据中金公司的报告指出, 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长38%至3.8万亿元。

在民间借贷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 民间借贷利率之高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民间借贷除了极少部分贷款不计算利息或者仅参照银行贷款利率之外, 其利率都是随行就市, 主要依据资金季节性需求和借款人的实力、信用和借款时间长短而定。以民间借贷发达的温州为例, 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撰写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报告》显示, 2011年上半年, “温州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为40%左右, 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平均为18%, 小额贷款公司的放款利率则接近20%。”而随着银根收紧, 民间借贷的综合利率持续上扬, 8月份, 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首次突破25%, 比年初提高2.08个百分点, 9月份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又升到25.44%, 处于阶段性高位。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 温州2011年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达到历史最高值, 一般月息是2%到6%, 有的甚至高达15%, 年利率达180%。因此, 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 特别是为了投资而产生的民间借贷, 比银行贷款利率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 一些民间借贷属于灰色的高利贷。

民间借贷高利率影响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和金融稳定, 危及中小企业的生存、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 影响社会稳定。

二、民间借贷高利率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 正规金融的缺失造成对民间融资的巨大需求

一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从获利的角度出发, 银行基本把提供金融服务的眼光投向了城市中的优质客户, 国有商业银行机构裁撤。

二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 信贷权限上收, 权责不对等使得基层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贷款积极性不高。

三是金融机构贷款门槛过高, 由于普遍缺乏可担保抵押资产, 缺乏正规的财务会计记录等, 使中小企业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 很少能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

四是一些正规金融机构存在存贷挂钩、不合理收费、搭售金融产品等行为, 加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转而转向民间借贷。

五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少、实力相对较弱。

六是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一些中介机构, 但是, 由于有实力的大企业不愿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 中介服务机构为了自身利益随意制定标准、增加收费项目, 且担保手续过于严格, 加重了企业负担, 甚至超越了企业的承受能力, 迫使一部分小企业宁愿高息民间借贷, 也不愿到银信部门获取贷款。市场中介服务机构职能错位, 使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难度加大。总之, 个人及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获得融资, 从而加大了对民间融资的需求, 推动民间借贷利率的提高。

(二)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扭曲了资金的流向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放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以来,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利率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然而, 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依然存在。严格的存贷款利率管制, 形成了存贷款利率偏低以及较高的存贷差的局面, 由于较低的存贷款利率, 使得信贷市场的名义利率严重偏低, 直接导致了其价格信号作用的丧失, 无法准确反映资金供求关系, 还将使不同经济主体遭受歧视性待遇。绝大部分金融资源, 通常被授予国有企业和地方投资项目巨额贷款, 甚至向缺乏社会经济效益的“政绩工程”放贷很多, 一些投资效率偏低的大型国企获得贷款能力较强;而具有更高效率、代表经济成长方向的民营部门则捉襟见肘。即使民营企业甘愿接受贷款利率上浮, 贷款申请也很难获准。因此多数中小企业只有转向受压制的, 风险更大的、利率高得多的民间借贷。正是利率管制导致资金价格信号失灵, 加剧了金融二元化和结构性贷款难, 扭曲了资源的流向, 降低了社会资金的整体效率, 进而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扭曲的资金流向加剧了民间借贷利率提高的压力。

(三) 民间投资者的融资特点使民间借贷的价格弹性较小

融资渠道狭窄, 资金短缺是困扰民间投资发展的瓶颈。一方面, 民间投资者自身存在着规模小、管理不规范、信用意识差等问题, 导致民间投资者筹资能力的弱化;另一方面, 民间资金需要具有时间急、次数多、金额小、主体杂、风险大等特点, 而金融部门过分强调防范风险, 上收贷款审批权限, 贷款审批环节多, 服务效率低, 从而不能满足很多民间投资者对资金的需求。转而使得对民间借贷的需求增加。另外, 民间高利借贷由于时间急、替代品少、利息成本占总收益比重小等原因往往缺乏需求价格弹性, 而使得资金供给方可以进行高利放贷。

(四) 民间借贷的高风险和高成本

一是政策性风险高。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不含浮动) 的4倍。超过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种规定使得民间借贷的放贷人承受了更多的成本和风险, 所以放贷者在确定利率时, 必然会把这个风险考虑在内。

二是内部运作风险高。民间借贷通常没有严格的审核、调查, 只是凭自己了解的或经人介绍, 在不了解借款人的偿付能力、借款用途的情况下就出借了资金。或者不需要担保和抵押, 借贷手续不完备, 因而受法律保护的程度低。较高的运作风险要求有较高的借贷回报。

三是资金管理成本较高。由于民间借贷涉及的单笔借贷款的金额相对于银行来说要小很多, 但其管理和运作成本与大额贷款相差无几, 这使得其资金成本相对较高, 这种成本会加到利息上。

(五) 紧缩的货币政策也会提高民间借贷利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幅度过大, 开始过于宽松, 后来骤然由松变紧。这次以数量控制为主的货币政策, 具有很强的刚性, 并容易导致差别化对待。以国有体制为主的银行, 信贷资金一般都是首先投向大型企业。虽然在近些年来, 也加大了中小企业服务力度, 但在货币政策从紧、信贷紧张时, 有限的贷款额度更多地被用来确保国有单位和大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因此更加困难。在资金愈发紧张的情况下, 民间借贷的利率也会越高。

三、优化民间借贷利率形成机制的对策

(一) 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支持

一是商业银行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重点是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 加强贷款监管和最终用户监测, 确保用于中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二是要清理纠正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 切实降低企业融资的实际成本。

三是要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四是要细化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

五是要促进小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强化小金融机构重点服务小型微型企业、社区、居民和“三农”的市场定位。在审慎监管的基础上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组建工作, 引导小金融机构增加服务网点, 向辖内县域和乡镇地区延伸机构。

六是在财税政策上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首先是要适当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其次是从税收上支持金融机构加强对小型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再次是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 更多运用间接方式扶持小型微型企业。

(二) 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对存贷利率的管制, 不仅扭曲了资金的流向, 加大了对民间借贷的需求, 在较高的通胀压力下会恶化负利率状况, 导致存款搬家, 助长了资产泡沫和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要破解民间借贷面临的危机, 需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 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 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 还原利率的资金价格信号作用。使不同的经济主体在融资上处于相对公平的地位。2012年6月8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降息的同时, 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 开放正常的民间借贷市场, 引导民间借贷合法化、

规范化

1. 应当尽快制定出台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

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 以疏导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发展中的问题。如明确规定民间贷款组织的产权结构, 市场定位, 机构组织, 设立程序, 指导监督, 破产清算, 以及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期限利率, 税务征收, 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规范和维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 严厉打击高利贷, 将民间借贷引向法制化、“阳光化”、规范化的轨道。

2. 逐步放开金融市场, 疏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

渠道, 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配置, 也就是打破现有银行的垄断体制。建立合作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正规的现代银行金融与非正规的民间借贷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体系, 培养各金融组织的良性竞争来增加资金的供给。事实上, 国务院于2010年05月13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即“新36条”) 已有类似规定, 如“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 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 民间借贷阳光化其实也是“新36条”的具体落实过程。另外, 要大胆推进地方金融创新, 放开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的设立门槛, 促进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

3. 为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 应加快金融制度创新,

建立一套完善的保障制度, 如建立与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贷款担保制度、破产清算制度、市场准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对于符合条件的地下钱庄等贷款组织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引导民间金融组织建立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及经营机制, 引导其规范化经营。

民间借贷的合法化、规范化发展, 能使地下金融阳光化, 得到更好的监管, 降低风险, 也有利于使民间借贷利率的合理化, 有利于遏制高利贷。

(四) 建立民间信贷的监管机制

一要建立风险可控、监督有效、约束力强的管理机制, 地方政府应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对民间借贷开展定期、不定期的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坚决打击非法融资和融资诈骗活动, 促使民间借贷步入规范化管理轨道。

二要针对存款类民间借贷机构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存款保险制度等风险保障机制。

三要建立完善的统计监测指标体制, 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资金投向、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借款形式、抵押或担保形式、借款偿还情况等。以便及时了解情况, 掌握风险。

四是把借款情况纳入人民银行信贷登记系统, 从而有助于了解企业的借贷情况及其信用。

五要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设立由金融专家组成的危机评估机构, 与监管责任部门配合, 监测区域内外各种风险, 并进行追踪分析、预测, 建立警报发布机制, 对各类较大的金融风险的危害程度进行评估, 并提出应对措施。从而及时转移和化解个别民间信贷机构出现的风险, 防止危机的蔓延。

参考文献

[1]毕德富.宏观调控与民间借贷的相关性研究[J].金融研究, 2005 (8) .

[2]张红岩, 史清华.民间借贷行为的博弈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 2008 (1) .

篇4：民间高利借贷行为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高利贷；非法经营罪；自愿；行政法

一、从刑法角度分析高利贷行为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了高利转贷罪：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高利转贷罪。《最高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中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些法律规定表明高利贷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索取不受法律保护的财产而触犯法律的，可能构成犯罪。

（一）非法经营罪定罪说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了非法经营罪，从该罪的构成要件可见，该罪是指未经许可或没有经营资格而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的行为。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将放高利贷的行为视为一种未经银行批准的非法金融业务，将其定为非法经营罪无疑是正确的。

（二）单独定罪说

一方面，高利贷行为不属于金融业务，也就不存在是否需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高利贷与非法经营罪的定罪标准并不一致，如果以此定罪，有违罪刑法定之原则。另一方面，刑法以私放行为打击对象，而非高利本身，倘若牵强定罪，就会扩大犯罪范围，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将高利贷行为定为非法经营罪不尽合理，在立法和司法领域，应单独定罪。

二、从民法角度分析高利贷行为

民事活动领域尊崇契约精神，贯穿《民法》始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平等自愿，不论是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都以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民间借贷和高利贷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下的产物，符合民法相关规定及原则体现，是法律对于民事主体处分个人合法私有财产权的肯定。

（一）法律规定体现高利借贷的合法性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这些规定均是市场经济下契约自由的体现，双方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缔结、与谁缔结以及缔结合同后所涉及的借款金额、时间、利息、期限、还款方式等。

有的学者认为，高利借贷行为实则是可撤销合同，因其行为带有乘人之危之嫌疑。情理上，民众普遍认为借高利贷都是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的行为，贷款人在此种情况之下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向借款人提出高额利息，违背了民法上诚实信用的原则。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借款人借高利贷，并非基于胁迫和暴力，而是在自己意识清醒和意志自由情况下的一种主动行为，可以说，借款人在为这种行为之前就已经明确认识到高利贷的性质和风险，行为人最后的订立行为，可以认为是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这区别于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因而不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并不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平等自愿原则。

（二）高利借贷纠纷之司法处理

根据我国民法相关规定：高利借贷是指高于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针对利息，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以内的予以保护和肯定，超出部分法律不予贷款人以请求权。针对本金，贷款人若在放款时足额转移给借款人的，法律对本金和四倍以内利率予以保护，在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的，法律仅承认实际转移支付的金额。因此，只有法律规定限度以内的民间借贷关系受到保护，高于四倍利率部分法律不承认；复利和利滚利以及恶意放贷用于非法活动法律坚决禁止；企业之间不得违法融资借贷；用于借贷的资金必须合法自有

三、从行政法角度分析高利贷行为

（一）行政处理的弊端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影响，政府对民间借贷采取了过多的干预手段，试图将其纳入正规的金融领域，以使得民间借贷行为更具有可操控性和掌握性，相关法规的出台不但没有使民间借贷正规化，反而使得市场经济在这种“逆生长”下更加不规范，高利借贷行为有增无减，这给司法实践也带来了很多困境。完善相关立法，规范政府行为，以宏观调控为主，真正实现政府的服务性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二）规范行政立法的建议

对于市场经济行为，国家以保护为主，打击为辅，对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予以支持和保护，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和制止。政府部门应转变政府职能，注重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争取国家更多政策优惠和政策扶持，解决民间借贷难的问题，从源头上减少因此而带来的高利借贷行为。金融管理部门应完善金融市场的规制，将贷款程序简化，贷款门槛降低，贷款范围扩大，真正能解决民众的燃眉之急。同时，政府要完善配套制度，完善个人征信体系，以诚信和道德推动民间借贷行为的良性发展，也要在民众中加大对金融法律法规和信贷政策的宣传，提高社会成员的资金管理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正确对待高利贷，尽可能减少高利借贷行为。

高利贷，一个人们避而远之的行为和社会现象，其行为到底该如何界定，在现阶段的法律框架下又该如何规制，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司法学界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融资和借贷的进一步发展，相应的也带来了很多金融方面的法律问题，本文针对现如今金融领域的高利借贷问题，从刑法、民法、行政法方面简要分析了其界定和规制，以期更好的解决司法实践的困境，从而使我国的金融环境更加明朗。

参考文献：

[1]付丽芬，高利贷不应当入罪，法制与社会，2009（4），116；

[2]张惠芳、张忠全，刑法应增设“高利贷款罪”，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3）；

篇5：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及其发展情况

关键词：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措施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农村民间借贷作为我国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且在我国的金融发展历史中存在了很长的时期，但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农村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能超过人民银行所规定的相关利率，而当前我国农村借贷往往呈现出非正式性、高利率、利率弹性大的特点，因此，从这个层面上去分析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为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乃至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农村借贷的长期存在，可以为那些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借到资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借贷渠道，同时，它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那些以小成本获得资金需求者的福利，因而农村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农村借贷的不断发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涌现出各种问题，且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多半是由高借贷率所引起的，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

首先，农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分配，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农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高利息回报，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觉得这是一种取得正常收入的重要渠道，是一个难得的发财商机。在这一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之下，不少农民把放贷取得高利息作为他们谋生的一种主要手段，把借贷取得利息作为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而，不少农民放弃农业生产劳动或者尽量少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贷方市场出现了不少的闲置劳动力。在贷方市场出现闲置劳动力的同时，借方市场中的劳动力必须拼死拼活地劳动才能足以偿还贷方的本金及其高昂的利息，这就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分配不均的不良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如果将农民通过民间借贷高利率所取得的收益减去法定利率资本自动增值的收益以及规避民间借贷风险所需提高的利率收益，那么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农民通过民间借贷高利息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而这部分额外收益是没有办法通过资金的形式转移给另一部分人的，因而导致了不公平现象的发生，极其不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农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一方面，不管借方是企业还是普通的个体农户，借贷的高利率会很大程度地引发高机会成本与有效收益率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不少企业和个体农户的资金积累受阻。由此可以看出，在收益率一定的情况下，随着借贷利率的升高，企业或个体农户的资金积累就会越来越慢，其经济规模就难以扩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因此，农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规模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农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还会引发消费滞后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农村民间借贷，虽然借方需要承担起非常高的资金风险，但是由于其有着非常高的利息收入，因而吸引着不少个体农户将其资金放贷出去。农村的民间借贷，一般情况下都是贷方将资金贷给自己熟悉的人，因此，这极大地降低了贷方所需要承担的资金风险系数，借贷双方，对借方而言，这种方式的借贷是安全的、可靠的，从而吸引着更多的个体农户将其资金用在放贷上。但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个体农户而言，其资金都是有限的，在资金一定的情况下，个体农户用于放贷的资金增加了，那么用于消费的资金就相应减少了，农村不少用于放贷的资金都是农户通过减少当前消费而得到的，因而，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农村消费滞后现象的发生。我们来举个具体的例子，借方是一家企业，贷方是普通的个体农户，如果企业和个体农户之间没有发生任何借贷活动，个体农户没有把资金放贷给企业，那么个体农户有可能会将这一部分资金直接用于消费，那么也不会有消费滞后这一现象的出现。而如果企业和个体农户之间发生了借贷关系，那么个体农户原本直接用于消费的资金真正进入资金流通领域的时间就要滞后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想象，个体农户成功地将资金放贷给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企业成功地从个体农户那借来资金到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又需要一段时间，因而用于放贷的这一部分资金从放贷到真正进入流通领域的周期是这两段时间之和。当个体农户尽其所能地将钱用于放贷，那么必然会导致个体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而当这个农村长期的消费低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那势必会对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带来各种不良影响。

二、规范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的措施

首先，我们应该从思想上提高对农村民间借贷的合理性认识。农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会造成农村劳动力的不合理配置、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以及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但是，不能单一地认为农村民间借贷就是不合理的、有害的，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农村民间借贷拓宽借贷渠道、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积极地发展民间借贷从而有效地消除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农村民间借贷本身带有一定的进步性，民间借贷专业化、组织化、规模化的发展，它可以有效地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调节，减低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的整体利率，从而有效地杜绝农村借贷高利率的发生。

再次，农村金融市场应该尝试着打破垄断的局面，适当地为农村金融市场增加一些竞争性因素，通过发展商业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正规的银行金融与非正规的农村民间借贷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以此来提高农村资金的有效供给。

最后，应该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法律保护与法律监督，从而有效地提高农村的金融市场环境，为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的规范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市场监督环境。通过采取以上措施，相信可以有效地规范农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从而有效地规避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不良影响，提高农村民间借贷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三、结语

农村民间借贷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两面性的作用，一方面，合理的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会造成农村劳动力的不合理配置、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以及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因而，我们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以规范农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从而有效地发挥农村民间借贷对农村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规避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对农村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晓艳.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形成原因及规范对策[J].经济问题, 2010 (8) .

[2]简佩茹.农村民间借贷的形成机制和外部性影响分析及监管[J].财政监督, 2008 (6) .

[3]孔晗.民族地区农村民间借贷成因、特征及影响——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4) .

篇6：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及其发展情况

温州以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充裕而闻名, 但目前正面临民间借贷危机的困境——许多中小民营企业破产倒闭、老板“跑路”、不断发生高利贷纠纷……在温州市经信委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监测的855家重点企业中有76.7%的企业资金偏紧, 民间资本6000多亿元, 并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 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约1100亿元, 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5%左右。从本质上讲, 中小企业十分清楚民间借贷的风险, 可在现实中遭遇内外部环境变化, 使得这些企业别无选择, 只能不断增强对民间市场的依赖。这使得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利率不断上升。

一、民间借贷高利率的理论基础

1991年斯蒂格利茨 (Stiglit) 和韦斯 (Weiss) 提出均衡信贷配给模型 (equilibrium credit rationing) 。该模型指出, 由于不完全信息, 正规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会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为了规避风险, 金融机构会在一个低于竞争性均衡利率但能使金融机构收益最大化的利率水平上对贷款申请者实行定量配给。在配给中得不到贷款的申请者即便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也不会被批准, 因为出高价者可能选择高风险项目, 降低金融机构的平均资产质量。因此, 即使可贷资金富余, 金融机构也有“惜贷”倾向, 以免其利益受到损失。

二、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影响因素分析

(一) 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

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形成了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当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比较充裕时, 人们可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借到钱, 民间借贷需求较小, 民间借贷利率较低。当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不足时, 人们不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 民间借贷需求旺盛, 民间借贷利率较高。

(二) 借贷期限民间借贷的期限结构与法定利率期限结构相反

民间借贷中短期的利率较高, 长期或不定期相对较低, 与目前银行法定利率结构正好相反。这种关系反映了民间借贷特别是长期借贷的投资性特点, 相对较低但稳定的收益率是资金供求双方都愿意接受的, 同时也说明民间借贷的利率是风险敏感性而非资金流动敏感性。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借贷期限越长, 温州民间借贷利率越低, 二者呈负相关。

(三) 借款用途

企业生产经营的借贷利率一般低于个人消费借贷利率。目前大部分的民间借贷是生产性的, 包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个人的经营投资活动, 借出方一般都是个人。

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资金用途分布如下,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温州民间借贷资金的30%部分用于一般性的生产经营, 即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个人的投资经营, 因为其经营风险小, 资金收回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借贷利率较低。温州民间借贷资金中各有20%用于房地产投资, 借给民间中介和民间中介借出。由于这些资金投资利润率高, 收回资金风险大, 因此民间借贷利率高。其他投资是指如子女上学、婚丧嫁娶、盖房、出国等临时性的资金拆借。

(四) 地域经济发展水平

民间接待利率水平因各地资金供求关系的不同而存在区域差异。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和地理位置分别对所调查的民间借贷进行分类比较, 各区域的平均利率存在差别。由于在温州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 经济发展总量、民营经济规模、金融生态水平高低不同, 直接影响民间借贷利率。在乐清、瑞安等市, 经济相对发达, 正规金融机构较多, 民营经济积聚度较高, 金融生态环境相对较好, 民间资本规模大, 民间借贷利率相对较低。在泰顺县、文成县等欠发达地区, 各种产业相对落后, 民间资本规模较小, 民间借贷利率较高。

三、温州民间借贷高利率带来的风险

据2011年7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1年期法定基准贷款利率为6.5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因此合法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应是26.24%。另一方面, 据官方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为18%-30%, 但是温州实际民间借贷利率可能远远高于此范围, 据温州管理社会科学院院长周德文估计实际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要达到24%-72%或者更高。因此实际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可能远高于合法的26.24%, 民间借贷高利率给社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 增加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

民间借贷高利率吸引了一大批资金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 根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官方预测, 截至2011年6月底, 民间借贷规模已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 即1100亿元左右, 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这些资金的存在增加了国家对国民经济资金供需情况的掌握难度, 影响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效果。

(二) 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不利于温州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民间借贷是把双刃剑, 它为一些中小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但脱离法律监管的高利贷也给企业带来高额的融资成本, 高利贷利率按25%~30%计算, 一般中小企业的年利润率仅为10%~15%, 这样借贷者的利润难以偿还到期债务的利息, 借贷者不得不借入借新债还旧债, 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 引起经济纠纷, 不利于社会稳定

在温州当地, 如果借贷双方约定利率超过了同期银行规定利率的4倍, 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当资金借入者到期无法偿还本息时, 资金借出者为了收回资金可能采取非法手段, 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四、对规范温州民间借贷的几点建议

(一) 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

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

(二) 建立专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融资体系

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 进一步推进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普及度, 降低中小企业的借贷资金门槛。一是在中小企业发达的地方设立社区银行和地方性贷款银行, 专门办理小额信贷, 再将资产转售给大型商业银行进行同业融资, 作为现有银行体系的补充。二是促进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促进其向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借贷。

(三) 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

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 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四) 创新发展面向中小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鼓励温州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支持发展面向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融资租赁企业。建立中小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

摘要：2011年5月, 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了政策性指导。2012年3月28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决定把温州设立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并确定了温州金融改革的十二项任务, 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金融机构改革。本文以此为研究背景, 分析了影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的几个重要因素, 并对温州民间借贷高利率带来的风险进行了分析, 最后对相应风险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

参考文献

[1]周荣俊.不同货币政策影响下民间借贷发展的比较分析[J].上海金融, 2010, (01) .[1]周荣俊.不同货币政策影响下民间借贷发展的比较分析[J].上海金融, 2010, (01) .

[2]周明磊.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利率间相互关系的时间序列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0, (03) .[2]周明磊.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利率间相互关系的时间序列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0, (03) .

[3]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变动影响因素及其监测体系重构研究[J].货币银行, 2011, (01) .[3]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变动影响因素及其监测体系重构研究[J].货币银行, 2011, (01) .

篇7：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及其发展情况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 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 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 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

当前民间借贷的形式大体可以归结为两类, 一类是一些持有闲散资金的人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 暗地把自有资金借中小企业, 房地产开发商、物流行业者等人使用, 以此赚取可观的利润。第二类是以寄卖行、典当行、担保公司等类似形式进行。即到当地工商部门批办一个经营寄卖、典当或开办担保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 多数大张旗鼓的设立了门市, 并悬挂明显的宣传经营借贷业务的牌子, 借贷者以一些财产作为抵押物, 进行短期贷款。少数者, 不开门市, 不挂经营借贷业务的牌子, 却实际明晃晃的经营着贷款业务。

二、当前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动向

近年来, 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表现为银根紧缩, 股市经历了“大跳楼”, 楼市也遇到了“路障”, 以高利贷为代名词的民间借贷便成了当前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民间借贷已表现的极其活跃。总结来, 民间借贷呈现出以下新动向:一是规模大。仅河南一省,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两年间, 担保公司就由一两百家猛增至500多家。2007年10月份之前, 该省不少担保公司仅有几百万的担保额度, 仅两年的时间就增长了10倍以上, 有的企业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额度已经超过了20亿。二是利率高。2011年武汉健民对外委托贷款1.5亿, 年利率为20%, 每年利息收入高达3000万元, 其上半年的净利润才只有3620万元。把高利贷发放方式比作金字塔的话, 位于塔底层的老百姓以月息3%-5%放给上层的“中间人”, “中间人”再以1毛左右的利息放给更上一层的“中间人”, 经过层层累积, 到塔顶端的“爪王”手里利息已高达5毛, 甚至更高。三是范围大。地域上, 民间借贷已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地区, 产业上, 从制造领域扩展到商贸领域甚至普通家庭。四是手续“简”, 方式“活”。一般借款人和出借人经协商, 填写借据, 标明借款数额、期限、利率等事项。大多数的民间借贷还以投资、房屋买卖等形式为掩护, 方式灵活多样。五是不公开或半公开。高利贷一直被政府政策打压, 因此只能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存在, 且交易地点不固定。六是人数众多, 日益“基层化”。参与者众多, 从公务员到普通老百姓, 在高息和资金需求饥渴等作用下, 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借贷的“二传手”。七是民间借贷经纪机构应运而生。拌随着民间借贷的狂热, 一批民间借贷经纪人应运而生, 他们熟悉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以及调查评估等业务, 他们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 代理办理相关的借贷法律手续、诉讼等。甚至一些经纪人成立了专门的讨债公司, 负责追回到期难以收回的借款。八是民间借贷向“银行”类型发展。举债者“坐地收银”, 企业不是向民间借, 而是持有闲散资金的出借人主动去“存”。九是纠纷频发, 部分地区已成重灾区, 引发犯罪。据了解, 因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事件呈上升趋势, 个别地方还有黑社会势力的介入, 坑蒙拐骗现象成为常态, 刑事犯罪高发。十是司法裁判标准模糊, 尺度不统一。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 当前, 因民间借款引发的纠纷案件在短期内急剧增加, 而对于案件受理、贷款利息、司法措施等却没有统一的规定, 造成各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存在由来已久, 到今天活跃、狂热已不足以形容其发展的程度, 其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危害已超过了其起到的积极作用的一面, 民间借贷的发展已经畸形化。

三、民间借贷畸形发展的原因分析

1.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以及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幸福指数的提升, 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近一步提高, 各地为了加快城市建设, 促进经济发展, 加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徐州市为例, 近年来, 市政府致力于建立设施现代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信息化, 公共设施适度超前化, 发展良性循环化, 运行从容化的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城市保障体系。据统计, 仅徐州市城市建设“十一五”计划期间, 先后兴建了涉及道路交通、环境绿化风景区、新城区建设等多个重点项目工程。这些项目工程投资除了部分由国家拔款和地方自筹外, 相当部分需靠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市政府通过大量的BT、BOT、BOOT、BOO项目鼓励个体私营经济、民营资本的介入。固定资产投资投入的增加, 个体私营经济、民间资本的迅猛发展, 在拉动内需, 启动市场, 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资金的极度紧缺。

大量的中小企业, 特别是江浙沿海一带,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经历了“寒冬一叶, 瑟瑟发抖”的惨淡历程, 伴随着经济的回暖, 急需大量资金恢复经营、扩大规模。据调查, 在温州今年一些小企业的订单比较充裕, 但是紧缩的信贷规模和高额的融资资本使得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放弃了大量的订单。“钱荒”、“等贷”已成为中小企业的常态。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温州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歇产或半歇产状态, 浙江省新增的5万多家中小企业中, 关闭的已有1万多家。广东中小企业中50%处于亏损或利润率在2%以内, 利润率在5%以上的仅有22.2%的企业。总之, 社会经济环境的整体改善, 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 对资金的需求量迅速增加, 这是民间融资日趋活跃的根本原因。

2. 银行的“高门槛”信贷政策, 中小型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遇阻。

近年来, 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 造成县域金融体系缺位。“贷款难”问题问题已十分突出。原因主要如下: (1) 国有银行的管理模式削弱了支行的贷款经营自主权。近年来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一级法人管理, 使贷款审批权主要集中在省级分行甚至总行, 从而大大削弱了二级分行及县 (市) 支行贷款经营自主权。 (2) .一些商业银行省级分行提高上存资金利率, 使其接近于贷款利率, 鼓励基层行上存资金。 (3) 银行的内控机制阻碍了信贷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一些商业银行为了防范信贷风险, 内部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 过分客观强调贷款责任, 挫伤了信贷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4) 贷款手续繁锁, 费用负担重。银行每办理一批贷款一般要经过信贷员调查、甚至行社集体讨论、报上级行社主管部门审批、经土地管理或房产管理等部门对抵押物调查评估、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办理抵押物保险等环节, 这些程序走下来快则一个月, 慢则长达半年。同时, 土地管理、房产管理等有关部门要按抵押物评估金额的扣4-6‰收取评估费, 要按贷款金额的6—8‰收取抵押登记费, 保险公司要按抵押物投保金额的2-3%收取保险费, 县办理抵押物登记部门及保险部门均设置有效期限, 到期续贷又需重新办理。 (5) 中小企业向银行融资成本高。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 与2010年同期相比, 除基准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外, 利率普遍提高10%-20%, 对中小企业上浮幅度达到40%-50%, 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骤增。贷款手续的繁琐, 成本的剧增, 使得大批中小企业转而向民间借贷。

3. 融资渠道狭窄、不顺畅。

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滞后, 企业债券市场的严格管制, 使得只有极少数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实行融资。一批九十年代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会以及供销社股金服务部等金融机构的相继撤并, 再加上一些国有银行信贷资金继续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的集中使得中小企业狭窄融资的渠道雪上加霜。在收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 银行信贷规模被限制, IPO、发债等其他融资渠道又不通畅, 中小企业被逼向民间融资。

4. 借贷者利益的驱动。

温州的民间借贷极其活跃, 用“疯狂”来形容已不为过, 不少温州人称:以前炒房, 后来炒矿、炒煤, 现在炒钱最合算。于是, 持有闲散资金的人们纷纷加入了放贷的大军中, 有的甚至采取抵押房产--贷款--放贷--赚取利差等方式把钱从银行“搬”到各种民间高息借贷机构。江苏省的泗洪县, 是一个贫困县, 这里的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 十多“爪王”掌控几十亿资金, “中间人”坐享其成月收入百万, 一时间几十万、上百万的世界豪车宝马、奔驰、保时捷等比比皆是, 还造就了“宝马乡”。

5. 银行行为为民间市场的推波助澜。

一些银行为获得高额收益, 也采取各种方法, 使银行资金或多或少的流入了民间市场。大多数担保公司的资金来自于银行授信, 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 从银行贴现等方式后, 资金流入担保公司放贷。有些银行为实现“存贷比”指标, 其内部员工会采取以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 作为交换条件, 银行内部人员则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有的银行员工则与民间借贷机构相勾结, 把贷款放给这些民间借款机构, 更尤甚的是有的银行员工则充当了放贷的“主角”。还有的以各种名义从银行申请办理大理的信用卡, 然后采取刷卡变现的形式放贷。在绍兴还出现了“转贷”业务, 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走街串巷以2%的额外收益揽储, 再经过2.5%--4%的价格层层转卖到最上层, 汇总存放到温州、台州等指定的银行。贷款人只需额外支付这部分资金的利息4%左右, 即可获得授信套出资金再放贷, 同时资金中介也可获得大致1%的收益。在利益的驱动下, 有的企业还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高利贷金字塔顶端参杂着违规银行资金, 银行的高息“揽储”行为纵容了民间借贷的猖獗。

四、民间借贷畸形发展对经济与社会的危害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融通了社会闲散资金, 缓解了资金供求之间的矛盾, 活跃了城乡经济。但当今呈现畸形发展趋势的民间借贷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 具体表现在:

1. 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工业的发展相对于西方国家起步晚, 结构不合理, 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 其科技含量低, 经济效益差, 资源消耗多, 环境污染大, 产品结构单一, 已明显不符合市场的需求, 不符合当今的产业政策, 从而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 为他们继续提供了资金, 使得这些本应该退出市场的中小企业回光返照, 再度繁荣。例如徐州市下属的县镇中大量的从事水泥袋制品的私营企业,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 已责令其关闭停产, 其在民间市场以各种方式吸收大量资金, 继续投入生产。这种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相违背的借助于民间资本维持生计的中小型企业的存在和发展, 显然不利于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2. 削弱了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 对国家金融制度和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和破坏。

(1) 民间借贷的活跃, 分流了银行存款资金, 使银行筹集资金难度加大, 降低了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的能力。 (2) 流通中的现金流量的准确控制, 是调节货币供应的前提, 由于民间借贷需求大、利润高、手续简便且形式多样, 使得大量资金长期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 中央银行难以掌握其数量、投向、分布和运行情况, 不利于市场现金流量的控制。从而不利于市场现金流的控制和货币政策的制定。 (3) 民间借贷形成的难以预测和控制的货币流量, 产生了国家控制银行信贷与民间分流资金的矛盾。民间金融机构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 业务经营不规范。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 (4) 民间金融机构会以高于银行储蓄利率水平的方式吸收民间资金进行放贷, 基于这种利润的存在极大地降低社会公众对利率政策的信赖度, 不利于中央银行对市场资金利率的统一管理, 弱化了国家运用利率杠杆调控资金供求关系的能力。 (5) 民间借贷的介入, 一些民间放贷者会在企业无法归还借贷的情况下, 取得了借款企业部分资产经营使用权。这样就加重了企业负担, 增加了银行贷款收回的难度。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

3. 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1) 风险较大, 易发生恶性案件。收益越大, 风险越大, 当放贷者坐等高利收益时, 伴随他们的也许是天大的陷阱。海林市福禄珠宝饰品有限公司以月息7%的高息为诱饵, 先后吸引徐州市4400余名投资者签订借款协议, 累计非法集资6.5亿。四川广元警方仅在整治“高利贷”风暴中, 就打掉10个犯罪团伙, 刑拘125人。受害人数众多, 影响极大。 (2) 利率偏高, 借款人不堪重负而跑路, 底层集资者流离失所。民间高利贷有行规:在借款上, 实借8万元, 但借据要打10万元, 扣掉利息2万元, 利息实行驴打滚, 每天为300元, 每5天结算一次, 到期未还追加本金, 每1万元另还3000元利息。有地方的利息更高, 在温州还有年息为100%的。因此, 不少中小企业老板因还不起高利贷而跑路, 浙江仅9个月内就有228名老板逃逸, 据统计, 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 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于是就有群体性讨薪事件, 暴力讨债等行为出现。同时, 因为在民间融资活动中受害严重、基本生活受到影响的特殊家庭便有了生存的困难, 流离失所。 (3) “官银”的渗入, 纵容了腐败。“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 实际上, 不仅在温州, “官银”参与高利贷现象已十分普遍。这种现象的存在扭曲了公务员在群众中的形象, 纵容了官员队伍的腐败, 不利于国家的政治建设。 (4) 手续不规范, 底层借贷者难以依法维权。高利贷手续简单, 多数仅是双方合意, 签订借款合同, 有的甚至是口头协议, 大多数的底层借贷者都被高利贷主高利的假象所蒙骗, 东窗事发时才大呼上当, 由于借款手续不规范导致无法维权的比比皆是, 当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时, 其他的违法甚至犯罪的方式便产生了, 这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五、对民间借贷的规制建议

民间借贷在我国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意义, 作为一种游离于国家金融之外非正规金融活动, 多年以来受经济基础、金融体制和法律法规的制约, 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它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 是正规金融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 客观上, 民间借贷实现了资源在小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 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当今的民间借贷已呈畸形发展, 但堵不如疏, 对民间借贷应积极规范引导。

1. 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建议

(1) 当前我过民间借贷的立法现状及评析

从我国现行立法看, 目前调整民间的法条散见于《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合同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法律文件中。在适用时, 因《合同法》是调整合同关系的专门法, 所以其中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成为民间借贷合同主要和直接的法律依据。在案件中涉及当事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委托代理、借款诉讼时效等问题时, 则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当《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有规定时, 因《合同法》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 则优先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尽管上述零散的法律条文对民间借贷有所规定, 因民间借贷的自发、过于分散、不易控制性, 及在现实中相关的案件的急剧增加等特点, 在适用法律时会凸显各法律文件的冲突与矛盾。如, 就关于民间借款利息的规定方面就有了不一致性:《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是, 按《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的意见》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 第123条的规定, 借款人不按期还款的, 贷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对有无约定利息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 可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处理, 最高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

(2) 对民间借贷立法规制的思考

面对当前已畸形发展的民间借贷, 规制和防范已变的势在必行。《民间借贷行为管理条例》亟待建立。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立法规制:

(1) 强调借款的书面形式。针对民间借款的随意, 形式不规范性, 为了避免纠纷的出现, 确保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形式要求, 民间借贷合同应规范其形式:即借贷双方须签订书面协议, 协议内容应包括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姓名、住址、借款数额、出借和还款时间、是否支付利息等其他合法内容, 并妥善保存好证据, 以便纠纷发生时有据可查。

(2) 规范民间借贷的用途。201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级法院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规定, 因赌博吸毒借贷不予保护, 即出借人明知借款人为赌博、走私、贩毒、诈骗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的为非法借贷, 此时出借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护。因此, 民间借贷应明确借贷的用途, 不仅可以维护出借人的合法权益, 还可以减少因民间借贷助涨的犯罪行为。

(3) 规正高利贷的利率。许多民间借贷纠纷都与利息有关, 《合同法》“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不利于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 应摒弃。对于合法的借贷利息应予以保护, 但还要坚决遏制高利贷化的倾向。根据部分地区实践上的做法, 民间借款的最高限不应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 超过此限度的, 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复利问题, 应禁止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 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 未约定逾期利率, 出借人可以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 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 出借人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来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

(4) 适时进行合理有效的行政干预。《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对“高利贷村”的必要的行政干预权, 如政府有对“爪王”进行解扣, 将其交司法部门强制执行, 对一些严重欺诈、违法者有对其进行行政的、刑事的司法制裁的权利。这样就可以控制类似“宝马乡”“高利贷村”的出现。

(5) 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2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 债权人怠于行使债权, 超过诉讼时效时, 便很难再实现自己的债权。在民间借款的实践中, 出借人可以在时效届满以前采取让借款人写出还款计划或者催讨证明等措施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从而对诉讼时效的期间进行重新计算。

(6) 规范民间借款合同中担保的相关问题。民间借款合同涉及到担保的, 《民间借贷管理条例》应规范担保合同的内容, 包括:明确担保的种类、担保人须具备的主体资格、担保的财产的合法性、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等内容。相关内容可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司法解释来制定。关于民间借贷的保证期间, 《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规定, 债权人如果没约定保证期间的, 一定要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主张权利, 否则保证人就免去保证责任, 此时保证担保便失去了设立的意义。

(7) “高利贷”严重者入刑。现在民间的“高利贷”已经成了一个毒瘤, 有地方惊现的100%的年息, 其带来的利润已经超过了贩卖毒品的收益, 一面是“爪王”的肆意挥霍与“宝马乡”香车名苑的享受, 一面是企业主“跑路”和一些优质企业被“高利贷”“蚕食”的悲凉, 大批出借“高利贷”的家庭财富瞬间蒸发, “高利贷”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不入刑已不足以威慑这种疯狂的行为, 因此对于放贷严重者应入刑, 实践中有的地方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高利贷”严重者, 根据这个罪名的定义, 只要违反国家规定,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这个罪设立的目的是用来防止立法之初所没有预见的, 将来发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有专家学者反对其为“口袋罪”, 在此, 笔者认为应专门针对“高利贷”定罪, 设立专门的罪名和构成要件。

(3) 探索解决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途径

当前民间借贷所引发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 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使得人民法院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难度增加。诉讼是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条途径, 人民法院应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 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款纠纷, 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加大审查力度, 严格甄别、坚决打击“问题借贷”。法官应加大对借贷关系的审查力度, 加强对借贷关系合法性、真实性审查, 以避免造成错判或纵容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一是严格审查出借人的目的、借款人的目的及借款用途;二是查明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 以排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三是注意审查借款人的相应借款能力、资金往来情况以确定判决的可执行性;四是审查借贷中是否存在非法集资、聚众赌博、诈骗等犯罪行为。尽量发现、严厉打击“问题借贷”和虚假诉讼。

(2) 加大对案件的调解力度。对于涉及出借人和借款人人数众多的案件、可能引发工人讨薪等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出借人与借款人情绪对立严重的案件以及判决后难以执行的等案件, 要先调解, 重调解, 努力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3) 及时审理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类的案件, 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打击力度。民间借贷已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违法发放贷款等经济犯罪行为, 甚至引发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及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其他暴力性犯罪, 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还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人民法院对此类的案件应及时作出处理, 依法从严惩处, 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严格区分犯罪的性质, 真正做到罚当其罪。

(4) 做好沟通协调, 发挥各职能部门的联动效应。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 要注意加强与相关职能机构的沟通协调, 对涉及高利贷、赌债、非法集资、经济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 应及时向公安、工商等部门通报移送;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的群体性借贷纠纷, 应及时向政府通报案情, 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对可能引发大规模金融风险的, 应及时与金融监管部门沟通, 及时作出应对, 引导民间借贷向着健康发展。

2. 建立民间借贷的金融机制, 创造有利于金融良性发展的体制和环境

(1) 央行制定相关法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中国人民银行应制定“民间借贷法规”和“管理办法”来规范其民间借贷行为。一是对借贷的限额和利率水平进行规定, 并在相关的管理机构登记, 由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管理、监督;二是坚决打击牟取暴利的放高利贷行为;三是赋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 加强对自发形成的金融活动的监管力度。

(2) 建立民间借贷监测机制, 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测和分析。定期采集民间借贷的相关数据, 对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和利率变化趋势进行及时、全面的分析, 掌握民间借贷市场的变动情况。调节信贷资金供求, 防范金融风险。

(3) 建立民间借贷的保险机制。将民间存贷款纳入国家担保风险的范围, 可以保障储户和贷款人的权益, 可以保护小储户的资金安全, 防止挤兑现象, 还可以为严重现金流短缺、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这有利于加强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和对濒临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的处置能力, 从而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以保护公众信心。 (1)

3. 设立区域性的民间借贷体系, 形成有利于民间借贷规范化管理的氛围

(1) 政府应设立区域性的民间借贷机构, 将分散的民间借贷机构统一起来。通过正规的借贷方式归集社会闲散资金, 再投向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如组建民间借贷社区银行。通过给予其相应的存贷款利率浮动政策。使之兼具民间资本的比较优势和正规金融的专业化特点。从体制上引导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发展。

(2) 成立地方金融监管中心。主要监管对象为寄售行、担保公司、典当行等,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轨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 使之不能过多的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

4. 对民间贷款机构进行规制, 实现“地下钱庄”的阳光化

实践中, 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民间借贷机构充当着“高利贷”的角色。实现对这些民间借款机构的统一、有效监管, 严格贷款手续和制度, 使之杜绝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建立信息报送平台, 及时、真实、完整地披露相关担保的信息。加强对上述民间借贷机构的规范管理, 整治非法借贷机构, 扶持正规的融资性民间借贷机构, 使之成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缓冲带和纽带。使“地下钱庄”迎来阳光下的一片蓝天。

5. 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遏制民间贷款的“高利贷”化倾向

(1) 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确保中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2) 清理纠正金融机构的各种不合理收费, 简化贷款手续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3) 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扩大投资途径, 丰富投资产品, 逐步扩大中小型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等金融工具。推动交易所和场外市场建设, 改善中小企业的股权质押融资环境。积极发展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 (4) 细化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 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 适当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 (5) 大力发展融资担保市场, 建立健全再担保机制, 提高融资担保的杠杆系数。政府应建立再担保基金, 帮助银行分担风险, 承担这一义务, 并允许其有一定的坏账。 (6) 积极推动金融租赁业, 金融租赁市场目前在我国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资本, 而民间借款正是最合适的资金来源。

6. 其他措施

(1) 加强相关法律宣传力度, 注意识别民间借款的各种陷阱。民间借款披着各种伪装招摇撞骗, 应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警惕“高利贷”陷阱。例如仅非法集资犯罪形式就有以下几种: (1) 以民间借款形式出现。多数是乡镇中小企业以经营、扩建、进行资金周转为名, 向民间借款。 (2) 以投资理财公司等中介机构为掩护的形式非法向社会集资。 (3) 以投资股权、国债为诱饵的方式吸收资金。 (4) 设立虚拟公司以传销模式进行集资犯罪。因此, 进行适时的宣传和教育在当前势在必行。

(2) 工商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管, 使“空壳”公司一目了然。工商部门应加强对注册企业的监管, 及时向银行和社会披露、通报“空壳”公司名单, 以便银行及时监控其非法交易活动。

参考文献

[1]易宪容.解读民间信贷[J].中国中小企业, 2004 (12) , 第41页.

[2]郭田勇.民间借贷“阳光化”[J].中国中小企业, 2008 (9) , 第26-27页.

[3]吴忠辉.民间借贷的法理分析与规制建议[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4月.

[4]杨明.从紧货币政策实施后民间借贷出现的新动向予以关注[J].甘肃金融, 2008 (6) .

[5]张本尧.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影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 (11) .第16-18页.

[6]鞠春彦.民间借贷的社会功能及其发展研究[J].理论探讨.2006 (2) .第128-130页.

[7]人民银行贵港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当前民间借贷持续升温的原因及对策[J].广西金融研究, 2001, 4.第9-11页.

[8]陈蓉.规范和引导中国民间借贷问题的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0年第十三期, 第50-51页.

[9]徐广, 朱春玲.关于民间借贷的理性思考[J].农村财政与财务, 2002 (2) .第32-35页.

[10]吕虹.当前民间借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审理对策[J].法制与社会, 2011 (12) .第76-78页.

[1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2009]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