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

高利贷（共14篇）

篇1：高利贷

高利贷利息一般是多少 高利贷利息怎么算?

在生活中总有遇到需要资金急需周转的时候，一急之下就可能会踏入所谓的高利贷，人们都说过高利贷利息很高，具体是多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那么，高利贷利息一般是多少，高利贷利息怎么算呢?高利贷利息是多少?如何定义高利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就是高利贷。那么，高利贷利息一般是多少呢?据了解，一般的`高利贷年利率在36%以上，也就是说贷款10万元，一年需要还利息达到36000元，有个别的高利贷利率已经达到了100%--200%。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是达到了100%，而且还是利滚利，人们都说高利贷就像滚雪球一样，每个月的本金都会记到下月的本金中去，这样本就越积越多。例如：借款10万元，一年后需要还20万，如果到期没还，第二年就是40万，第三年就是80万，以此类推。高利贷利息计算方法上面也提到，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就是高利贷。那么，高利贷利息怎么算呢?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来举个例子：如果借高利贷0元，约定利息是5分，也就是每一元钱的利息是5分钱，相当于月利率是5%。那么，一年本利和=20000×(1+5%)^12=30182.947元。这就是远远的高出了银行同期还款利率的四倍，高利贷借的多利息越高，这也正是很多人因为借高利贷倾家荡产的原因。

篇2：高利贷

兹因近来手头不便，而向商借金额，共得款项人民币元整。

预计在xx年xx月xx日前如期归还。

期间每个月利息人民币元整，需于每个月初支付不得有误。

以上唯恐口说无凭，特立此借条为证。

立据出借人 身分证字号 联系地址电话

篇3：元代官营高利贷初探

高利贷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其缺乏驱动力而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状态, 直到宋代商业开始繁荣, 高利贷活动逐渐活跃。蒙古统治者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后, 高利贷在宋代的基础上迅速发展, 尤其官营高利贷, 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 元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官营高利贷迅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元代统治者重农不抑商, 全国大一统后社会相对稳定, 水陆交通极其便利, 纸币的广泛推广和使用, 这些都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因此, 有元一代的商业是极其繁荣的。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商品交换的发达。元统一全国后, 以大都和杭州为商业中心的南北市场逐渐繁荣起来, 商品货币经济不断深入农村, 特别是江南地区, 种类繁多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小生产方式普遍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中。小生产方式的存在为高利贷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因为他们资本力量薄弱, 经常要面对赋役、再生产以及生活意外事故引起的支付急需, 因此对货币资本的需要更加强烈, 从而促进了以高利贷资本为主体的资本放贷市场的发展, 而官营高利贷凭借其较高的信用度和稳定的资金来源, 在与私营高利贷的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 发展迅速。

2. 统治者的直接参与和干预保证了官营高利贷的持续发展

统治阶层利用权力经营高利贷在历代王朝中并不鲜见, 但如元代统治者这般直接参与高利贷活动的恐怕就不多见了, 元代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是最大的高利贷经营者。蒙元皇帝大都好大喜功, 生活上穷奢极欲, 并且有赏赐贵族臣僚的传统, 《元史·本纪》中历朝皇帝历年赏赐贵族功臣的记载屡见不鲜。为满足这些巨额开销, 皇帝采取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银付回回商人, 令其放高利贷以纳息, 使高利贷利息成为皇帝私产的重要来源, 这就是元代所特有的斡脱钱, 世祖忽必烈即位后, 开始专设机构管理斡脱商人。除皇帝外, 诸王、公主、后妃在其封地内均采取这种经营方式谋取厚利, 有元一代, 斡脱异常发达。另外, 元代各级地方政府大都经营高利贷, 或为补贴公用, 或为谋私利, 而统治者对这样的行为也都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 下文将详细论述。

二、官营高利贷的经营方式

元代官营高利贷的存在非常普遍, 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蒙古皇室贵族通过斡脱经营的高利贷, 二是地方官府兼营的高利贷。

斡脱是突厥语ortap的音译。斡脱是从蒙古诸王、后妃那里领取资金进行贸易的商人团伙, 其营运的钱债, 称斡脱钱, 也叫养羔儿息。因其本钱来自皇室贵族, 斡脱所经营的高利贷活动可以归为官营高利贷的一种经营方式。蒙古国初期, 羊羔儿息的年息是百分之百。据宋人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的记载:“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 皆付回回以银, 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 辗转十年后, 其息一千二十四锭, 或市百货而懋迁, 或托夜偷而责偿于民。”在这种高利贷的盘剥下, 负债人家破人亡的事就在所难免了。斡脱商人这种不计后果的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给人民造成了很大危害, 蒙古国时期即制定了限制斡脱的方针, 元宪宗二年 (1252) 十二月, 派孛兰合剌孙掌斡脱。?

入元后, 忽必烈意识到不对斡脱商人进行控制是不利于新建立政权的稳定的。为此, 一方面下令限制诸王贵族与斡脱的勾结。另一方面, 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斡脱, 把斡脱纳入政府的管理控制中。至元四年 (1267) 设诸位斡脱总管府, 至元十七年 (1280) 升为泉府司;至元九年 (1272) 置斡脱所;至元二十年 (1283) 置斡脱总管府。从而形成了中央———路———州的三级管理制。对斡脱的管理控制在成宗朝、武宗朝和仁宗朝屡有变化, 斡脱商人的命运也几经沉浮, 但不变的是他们始终是统治者聚敛财富的工具。

元代官营高利贷最主要的方面是地方官府兼营的高利贷, 而这些高利贷活动大都得到皇帝的许可。元世祖时“立永昌路山丹城?等驿, 仍给钞千锭为本, 俾取息以给驿传之需”。元武宗时, 和林省臣僚们“乞如甘肃省例, 给钞二千锭, 岁收缗钱, 以佐供给。”这是在一省范围内兼营的高利贷。各路、州、县也兼营高利贷, 用于建设各种公共事业的资金有许多就是来自高利贷的利息, 如中统年间整修成都的都江堰, 便委托灌县守令, 放贷与民, 每岁取息, 以备修堰之废;曲阜孔府子思书院的教育经费也是来自高利贷的利息。

上文已提到, 小生产方式的普遍存在是高利贷发展的前提, 实际上, 除了小生产者, 政府官员中也有不少借贷作为生活消费或用于谄媚上司权贵、买官鬻爵, 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元代吏治的腐败。

据此, 元代官营高利贷的活动范围非常广, 不论地方政府还是斡脱商人, 他们往往掌握权力或得到当权者的支持, 在经营高利贷中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手段, 较之私营高利贷更具优势,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较大影响。

三、官营高利贷对元代社会的影响

首先, 高利贷高昂的利息对于借贷者来说就如同一种饮鸩止渴的毒药, 小农和小商品生产者因还不起高利贷而使得再生产变得困难, 更有甚者因此而破产, 特别在斡脱商人异常猖獗的元初, 这一时期经济普遍地凋敝及衰落。

其次, 高利贷作为一种极其暴利的投资, 货币财富在短时期内就集中于少数食利者手中, 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分化速度加快, 破产的小农、小商品生产者因负债导致家破人亡, 给元代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朝廷也不断下令限制和禁止一些过于猖獗的高利贷活动, 但皇帝作为最大的高利贷者, 自上而下的贵族、官吏等也都是大大小小的高利贷者, 禁令的颁布无非是暂时性的缓解矛盾, 这种风气并未能完全根绝, 高利贷剥削是元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最后, 官营高利贷能一直存在并持续发展必然有其合理性, 或者说积极性。高利贷资本在融通资金、活跃商品流通上有一定的积极性, 高利贷资本也有向商业资本转化的可能,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有促进商业的发展, 对再生产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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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翁独健.斡脱杂考[J].燕京学报, 1941, (29) .

[3]修晓波.元朝斡脱政策探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4, (3) .

[4]刘秋根.元代官营高利贷资本述论[J].文史哲, 1991, (3) .

[5]乔幼梅.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 1988, (3) .

篇4：各方解读高利贷

高利贷行为以牟利为目的，逃避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贷款利率明显超过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严重违反了国家的金融监管制度，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秩序。2003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武汉市公安局侦办的涂汉江发放高利贷案给公安部经侦局的《关于涂汉江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性质认定问题的复函》中明确答复：高利贷行为系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数额巨大，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虽然法律上可将高利贷的放贷行为归于非法经营行为，但如何区分民事借贷与非法经营行为却依旧是个难题。这使得许多从事高利贷非法经营业有空子可钻。

本案中，应某等人的高利贷行为因与合法的民间借贷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对警方立案侦查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民间借贷是朋友、亲戚、同事之间为解决燃眉之急互相之间进行资金的借贷，是向特定关系人进行的资金出借的一种行为。而应某等人都是通过中介人、关系人、小广告、发短信等形式向社会发布资金出借的信息，是向不特定的公众放贷。他们出借的利率往往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以上，在资金借款人没有办法及时将本金和利息归还的情况下，经常组织社会闲散人员以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向这些借款人进行暴力威胁催讨，这就有别于一般的民间借贷行为，有非法经营行为的嫌疑。

但是，类似应某放贷涉嫌非法经营犯罪的案件，在社会上并不少见。一些中小企业经营者，在银行不肯放贷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向民间高利贷者调头寸的大有人在。对此，汤伟康教授认为，高利贷违反了国家的金融监管制度，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的准入、竞争、交易等秩序，特别是放贷者在借贷人不能按时偿还本息时，采用殴打、恐吓、拘禁等暴力手段讨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极易引发其他犯罪，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高利贷之所以屡禁不绝，原因还在于市场需求大。

本案中的20名受害者皆为中小企业经营者就体现了这一特点。金融危机导致一批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中小企业因为自身存在的弱点和不足，往往无法顺利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不少经营者为了维持企业运转或生存,只好向高利贷者融资。他认为，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当加强对民间借贷的金融监管，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为中小企业开辟一个融资渠道，让社会闲散资金有一个合法的借贷渠道。

据了解，为了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我国在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推出了小额贷款公司。如在山东济南，部分资产规模比较大、经营信誉比较好的民间借贷公司已被收编，成为合法的小额贷款公司，这是一种发展趋势。目前全国已经有1000余家小额贷款公司，但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备，导致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至今尚不明确，业务开展也很困难。正是这些原因，为高利贷经营者存在制造了生存条件。

近年来，鉴于高利贷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的严重危害，一些司法工作者一再呼吁在刑法中增设“高利贷罪”。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李法官就是其中之一。她指出，高利贷至少有四大危害：

对国家金融秩序的冲击。在我国，贷款业务是专营业务，它严格的区别于民间借贷。但由于其需要履行严格的审批和相对繁琐的手续，这就给了高利贷者以可乘之机。高利贷者通过私自发放借款，获取高额利益，严重影响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在实质上形成了国家和地下两套金融体系。

高利贷中蕴藏巨大的风险。由于这种地下金融体系并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无论是发放者和借贷者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发放者有血本无归的风险，借贷者存在被高额利息拖垮的风险。不少借贷者为巨额高息所累，家破人亡。

高利贷成为多种犯罪的诱因。由于高利贷所导致的非法拘禁、绑架、故意伤害等案件目前已经呈现出飞速增長的趋势。

高利贷已经成为黑恶势力敛财的主要手段。由于高利贷所蕴藏的巨大风险，一般人难以保证高利贷的回收，所以绝大多数高利贷都被社会中的黑恶势力所把持，只有他们才能通过各种非法手段保证高利贷本息的回归……

在历数了高利贷的种种罪状以后，李法官建议刑法中应当明确规定“高利贷罪”，并将其归入刑法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中。

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赵三平律师认为，现在民间借贷市场确实需要更严格的法律来控制，否则很可能引发一些恶性案件。那些没有得到相关部门批准的个人、团体，以明显超高的利率贷款，特别是贴出广告招揽客户，这种行为并非一对一的民间借贷，而是一种经营行为，实际上已经涉嫌金融犯罪了，已经在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了。■

篇5：高利贷相关界定

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就属于高利贷。

高利贷作为一种残酷剥夺借贷者私人财产的手段，在中国的旧社会尤为盛行，最为常见的是所谓“驴打滚”利滚利，即以一月为限过期不还者，利转为本，本利翻转，越滚越大，这是最厉害的复利计算形式。

篇6：高利贷相关区别

(1)从存在的基础看，高利贷信用存在的基础是小生产占优势的旧生产方式。现代信用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经济中广泛存在盈余或赤字单位;

(2)从借贷的目的看，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没有密切联系。现代信用主要用于生产，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篇7：高利贷借款合同

住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乙方(借款人)：

住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甲、乙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现就乙方向甲方借贷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约定如下：

一、乙方因个人资金周转需要，向甲方借款人民币元，甲方同意出借。乙方保证借款的用途合法。

二、约定借款期间共年，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三、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应于年月日将出借款项全部以现金方式交付乙方，乙方在核对借款数额无误后应出具借条作为借款凭据。如甲方实际出借日期与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出借日期不一致的，以实际借款之日作为借款起始日，借款期间不变，借款期限届满日也相应调整。

四、借款期间内，乙方应按年利率百分之八(8%)的标准向甲方支付利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付息期限为每个合同年度起始之日6个月内，乙方应不迟于此期限将应付利息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乙方可以提前支付利息。

五、乙方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将全部借款归还甲方。如乙方通过银行还款，则相应的银行记录为甲方收到还款和利息之凭据，甲方不再另行出具收条作为收款凭据。如乙方通过现金还款付息的，甲方在核对还款数额无误后应出具收条作为还款凭据。

六、甲方指定收取还款的银行账户为：

户名：开户银行：账号：

七、乙方提前还款的，仍应按约定的借款期间支付利息。

八、双方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由合肥仲裁委员会裁决。

九、本合同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且甲方实际出借款项之时起生效。双方应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作为合同附件。

以上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为充分协商后达成的一致结果，非格式条款。

甲方：乙方：

篇8：高利贷的嚣张与悲辛

一向被称之为市场经济前沿、中小企业摇篮的温州, 今年以来, 一方面民间融资活跃, 一方面资金链断裂, 最终企业倒闭潮蔓延;原本看似一派繁花绚烂的民营经济, 这一刻在高利贷的肆意纵虐下, 正经历寒冬;鞋企老板跳楼, 眼镜王“跑路”, 银行行长妻子被绑, 副县长儿子自杀……一幕幕嚣张与悲辛的惨剧接连上演。

有人说, 2011,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是个比谁更经冻的时节。

据悉, 温州迄今至少有80多家老板欠债外逃, 仅一个月, 就有26起“跑路”事件发生;最不正常的是, 在举家潜逃的高利贷老板中, 八成债主是公务员。真可谓:举国家之财, 捞私人外快。更令人震惊的是, “官银”也被卷入高利贷风波, 仅一案涉及金额就达两千万元。

有着十多年历史、名下有4家企业的正得利鞋业董事长沈奎正, 于9月27日选择从22层家中纵身一跃, 奔赴黄泉。从此一切纷扰真能烟消云散?

如今, 逝者已矣, 生者如斯。

这个拥有807万人口的城市, 在改革开放30年里, 孕育了200多万商人走向世界;全球平均每10人中就有1人穿着这里制作的鞋, 中国服装业每10元产值中, 就有1元从这里创造, 温州一年生产的打火机, 连起来可绕地球两圈……

越来越鼓的钱包, 意味着不可限量的游动资金和投资冲动;而逐利是资本的天性。

最近两年, 股市低迷、煤产受挫、房地产调控、制造业不景气, 投资频频碰壁。随之, 中国经济步伐逐步放缓, 银根紧缩, 中小企业融资举步维艰。如此境遇下, 大量民间资本涌入灰色金融领域, 成为必然。

据调查, 目前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 有70%左右的资金源于民间借贷, 其规模高达1200亿元;而东南沿海的民间借贷与民间投资密不可分。

究其根源, 充盈的民间资本给了民间借贷一方热土。而在全民炒钱的现状下, 真正隐藏着的是微利实业所面临的窘迫与尴尬。其实不光在温州, 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内蒙古到处可见高利贷的身影, 赚快钱成为民间资本、上市公司, 甚至某些金融机构难以克制的“急转弯”。一味阻止, 没有合理的规范与疏导, 最终只会是按下葫芦又起瓢, 民间资本终究会寻找它增值的出路与空间。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政府首先要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 要给民间资本更多的投资渠道, 规范地下金融, 把膨大的灰色地带纳入到阳光下来管理, 才可规避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

10月4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赶赴温州考察。他表示, 中小企业应该是银行优先的放贷对象, 应享受更多税惠政策。他呼吁, 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 防止小企业资金短缺状况蔓延。至此, 已持续半年的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和跳楼态势引起高层关注。

10月10日, 轰动一时的温州“跑路”主角——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国, 谈判企业重组事宜。业内人士预言的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 因政府的最终介入而渐显曙光。

篇9：祸起高利贷

本刊记者 l 曹栗发自大冶

2011年8月15日，大冶一中教师纪宏持在给14位同事寄去一封内容一致的复印信后，连同妻子、舅弟和儿女举家失踪。背后牵扯出数个被关停的工厂、百余名债主，以及7000余万的资金黑洞。

仅靠脆弱信用维系的民间借贷从来就是一场豪赌，无论是对于放款方，还是融资人自己。

2011年8月15日，黄石市铁山区铜鼓地8号。

和平常的周一上午一样，湖北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持准精机公司”）的工人们进厂忙碌，并未觉察出有何异样。直到午饭时间，有人经过员工食堂旁边的行政楼，发现老板陈海蛟的办公室门窗紧闭。

直到7天后，铁山区人民法院前来贴上封条，这扇门也终究没有再打开。

14封告别信

陈海蛟失踪了，连同他的姐姐陈雪筠。

大冶一中的14名老师最先得到这个黑色消息。当天，他们陆续收到一封同事纪宏持亲笔写下，内容一致的复印信。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正在逃亡的路上……还款之日，就是我们相见之时。有钱了，我会主动联系您的！否则只待来生再还！纪宏持，跪请原谅。2011年8月15日。”

有老师慌忙拨打纪宏持电话，有老师则直接赶到学校后面的教工宿舍。果然，关机，大门紧闭。不到中午，已经有数十名手拿借条的债主聚集在楼下。

“完了，钱拿不回来了。”大部分人在花坛坐了会，沮丧回家，也有少数失魂落魄的债主坚持留在现场。自2008年起，纪以舅弟陈海蛟办厂为由，向多名同事和亲友借钱，许以高额回报，数目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而实际上，围绕这个如今已经关停的持准精机公司，各种性质的融资相加远远不止这个数目。据统计，纪宏持夫妇共在同事和亲友间借款1240余万，陈海蛟则向两位朋友叶某和柯某分别借款2000余万和670余万，银行贷款3000余万，各种借贷总计高达7000余万。

纪宏持在信中称，“8月12日晚在外旅游回来时，妻子陈雪筠含泪告诉我，公司已破产”。除去银行贷款，企业担保资金3000万元左右外，加上两人融资，共有4000多万元债务，并且“银行贷款是公司采取不正常手段获得，无钱还款”。

“听到老婆的话后想去自杀。”他写道，“但想到借款未还，就是死了也无法交待。靠微薄工资几辈子也还不清，免不了债主威逼、社会议论”。

为此纪宏持想到了“逃走”。在信的末尾他说，陈雪筠要他转告各位债主，逃走不是为了逃避，只要人在还可能东山再起，她弟弟还有很多机械行业的朋友，可以再合作，“三五年内一定有个交待，迟早还清欠债”。

按照纪的说法，这次“集体大逃亡”实在仓促而无奈。他在信中称：“如今，妻子和内弟一起外出寻找翻身的机会，不知去向，一直未取得联系。”而因为考虑到纪宏持和儿女的安危，陈雪筠动员他们出门躲避。连夜离开大冶的时候，身上没有钱，纪宏持把家里存折仅有的5200元钱也取了出来。

但纪的这一说法也遭到了部分债主的质疑。有老师称在“鬼节”头天（8月13日）晚上还曾看到纪宏持在校园内烧钱纸。“哪有带着刚毕业的女儿，还在外地读书的儿子一起讨债的？”其中一名债主说，“纪宏持、陈雪筠也许早就做好了逃亡打算，他们在6月份还在疯狂借钱。”

留下了一封信后,纪宏持还断断续续给其中一些债主打来电话，表示会“努力还钱”。而对于这个涉及周围近百名同事、亲戚和朋友的借贷，他们的先斩后奏还是彻底激怒了其中不少人。

陈雪筠的亲戚陈某借给其291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向单位20多位同事借来的。事发后，这些同事堵着她还钱。“每天过的战战兢兢，白天看到同事一眼就害怕，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她说，“最近一段时间，瘦了不少。”

当地一位曾借给纪宏持夫妇巨款的债主更是盛怒难挡，多次在网上发表过激言论，甚至公布了其一家四口的照片和身份证号码，重金征集线索。

谣言尘嚣日上，甚至有消息风传“陈海蛟授意纪宏持一家四口整容，现在已经准备引渡新加坡”。对此纪之后曾给当地媒体打来电话澄清，称其“和女儿正在广东筹钱，儿子已经返校读书”。

纪宏持的女儿纪菲薇也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于“诈骗”和“出国”一说，她均表示否认。“经由我父母及舅舅向各位债主的借款全部都明明白白写有借条，到期基本上连本息全部还清，之后这种借款行动才得以继续，甚至很多债主都是主动将资金送予我的父母亲以获取高于银行利息的息款。”她写道，“关于逃往国外一说，更是容易查证。我们一家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在当地公安机关办过相关护照，试问怎么出国？”

在采访中，部分债主也承认确如纪菲薇所言，鉴于陈海蛟给出的15%到18%不等，远高于银行存款的贷款利率（3.50%左右），自己收回数次高额本息后，曾“主动把钱送到纪等人手中”。但也有债主怀疑，这只是他们的“放长线，钓大鱼”。

断裂资金链

2011年8月16日，铁门上被贴上封条的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犹豫再三，唯一留守的门卫不大情愿地出来开门。不过短短数月，这个依稀还能看出昔日辉煌的厂房已是满目荒夷。

在这个坐落于铁山脚下，公开资料号称“注册资金500万元，投资600万元，总面积9500平方米”厂区，随处可见的刺目封条，暴露在室外沿途堆放的铁具锈迹斑斑，透过厂房已经开始结蛛网的玻璃，歪倒的器械，缠绕的电线，遍地狼藉。

陈海蛟曾经的办公室在一座二层小楼底层走廊的最左侧，防盗门“董事长室”的标牌下，醒目贴着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法院的封条。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这个不大的办公室挂满字画，随处堆放的书籍和文件，茶几上还摊开着一摞厚厚类似账目的纸张。办公室里间有个狭小的卧室，靠墙摆着一个简易的衣橱，还有一台旧式的电视机。

种种迹象，让人突然难以将陈海蛟同那个已经在舆论中树立起来的“奸商”和“诈骗犯”形象联系起来。

持准精机的保安也证实，他在公司以来， “陈海蛟和陈雪筠一直都和工人一起在旁边的食堂吃饭，并未有挥霍迹象”。纪菲薇也在公开信中强调其舅舅和母亲“丝毫未曾私下亏空公款”。

既然如此，那这笔不菲的融资到哪里去了？

持准精机公司的会计陈丽君、出纳陈世长介绍，公司共向3家银行借贷了1050万元，目前这些钱并未还清。而对于陈氏兄妹二人究竟从民间借贷了多少钱，她们“并不清楚”。

而对于这些各种渠道融资得来的款项，陈世长和陈丽君均表示并未见到陈海蛟和陈雪筠将其转移到个人账目，私吞或者挥霍。大多仍是用于“支付银行和债主的利息、工人工资、厂房租金、店面租金以及购买原材料”。

她们表示，倒台之前，这一规模并不算小的机械厂也曾让陈氏家族在当地风头无两。

据了解，陈海蛟和陈雪筠分为家中的三姐和幺儿（另有兄长陈风雷和陈冰虎）。其父陈志明为大冶市陈贵镇陈席珍村人，自称“祖上为清末没落士大夫家族”，在当地还算颇有名望的草根作家，著有诗集，并参与编写多部主旋律影视剧。1995年，陈志明以50岁高龄应聘新华社深圳支社，成为当时该社“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签约作家兼记者”，担纲高层专访和重要专题报道，后兼任该社大型报告文学集《名城纪事——深圳人物志》和《南国冲浪者》副主编。

在当地很多人看来，这一交际甚广，人脉非商即政的职业也正是陈氏家族的发迹之途。据早年陈志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回忆，1997年他凭借朋友借予的40万元起家，协同子女在深圳创办企业，最辉煌的时候同时拥有3家工厂和16家产品专营店。

这3家工厂分别名为深圳兰力帝一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耐用精密机械模具制造厂和耐用精密数控道具制造厂，即是之后其子女陈海蛟和陈雪筠共同管理的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前身。

2008年，陈志明带领子女回大冶投资，当时当地媒体还曾做过大篇幅报道。对此陈也称将用自己的文学成就和经济实力向世人证明“农民不是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

而仅仅两年不到，这个曾让陈氏家族荣耀无比的持准精机公司成为众矢之的。

在陈氏兄妹连夜失踪之后，陈志明曾给当地媒体提供过一份千字材料。在这份材料中，他对于子女所控企业由荣渐衰的过程及原因进行了追溯和反思。

“陈海蛟确实不善经营。”他表示，儿子“将摊子铺得太大，导致资金紧张，然后不断地向银行及民间借贷，导致债台高筑。到了今年8月，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没有产出，而到期的银行贷款、民间借款接踵而来，因而资金链断裂，陷入泥潭。”

由于部分债主对其中提供的账务数据存在异议，这份材料最终并未全文公开。

对于陈志明所述，一位参与这件民间借贷事件全程追踪采访的记者表示“确实如此”。

在位于铁山区的持准精机总厂盈利困难的情况下，陈海蛟依旧执意在大冶经济开发区和陈贵镇增设分厂，愈发加重了公司负担。到今年年初，这一外表风光的机械厂已是入不敷出。

一边是不断膨胀的扩张野心，一边是不断撕裂的资金缺口，陈海蛟和陈雪筠就在这两个无法调和，又相互拉扯的矛盾间越陷越深。自今年6月起，持准精机公司就开始拖欠百余名工人工资，总计80余万。

而就是这区区80余万，成为压倒陈氏兄妹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纪宏持在广东躲避期间和该名记者的短暂通话中，他表示妻子和舅弟因无法及时应对这一一直被工人追讨的80万，导致两人决定“外出筹钱”。

但这一说辞遭到工厂部分工人的否认。有工人称，此前陈海蛟和陈雪筠就暗地将公司转让给柯姓债权人，并以“将设备搬运至陈贵镇新厂”的借口抵押给债权人，在工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清厂”。直到之后真相败露，工人与搬运设备的人员发生冲突，法院方面才出面制止和查封。

不管如何，这一着实莽撞的决定直接导致公司陷入混乱，以及漫长的停产。各路或慌或怒的债主闻讯而来，大冶市警方随后也展开调查，予以立案。

“本来这是一起再典型也再正常不过的民间借贷事件。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这种情况的融资或多或少都存在，对于这种融资形式法律也一直模糊不清。可是这一跑，性质就完全变了。”这位记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持生产才能维持基本的效益，也才有还款和翻身可能，躲避无疑是个愚蠢而幼稚的决定。”

为此，他在电话中将纪宏持骂了一顿。“其实最后，他也挺后悔的。”

又一个卫通？

对于国内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最近俨然是多事之秋。

首先是温州爆发的企业集体倒闭潮，甚至出现“民企老板落跑清单”。而这一系列乱象也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之前一直缺乏明确法律界定的融资形式——民间借贷。

而实际上，陈氏兄妹并非因此在当地被大枪打中的第一只“出头鸟”。

早在2007年，黄石就爆发过震惊全国的“卫通事件”。当年，哈尔滨被除名警员段家学以黑龙江卫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通”）为壳，设立湖北市场部，以地产和矿山之名在黄石地区的大冶和阳新民间展开融资，非法吸纳公众存款5023余万，其中最终4067万未能追回，总计588人受害。而在整个湖北省，这一涉案金额高达1.52亿元。

此后，黄石地区又先后爆发“四川芝元”和“左某借款”的类似民间借贷事件。

这些融资纠纷的共通之处即是以高于银行同期的“投资款”现金返点，以此来吸引民间闲散资金，数额从几万到几千万不等，集腋成裘。然而对于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民间借贷这一灰色资金链炮制容易，同时也脆弱不堪。

与“卫通”和“芝元”的空中楼阁相比，持准精机公司拥有实体产业，鼎盛时期在除去湖北本土，在长春、天津、青岛、昆山、上海、无锡、宁波、广州、东莞、深圳、重庆等地均设有专营店；在全国拥有超过千余家的经销商营销网络，所注册和持有的专利也有据可查。

而如今，它即将面临易主命运。

在大多数工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陈海蛟和陈雪筠旗下的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和零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已经分别更换为其最大的两个自然人债主柯某和叶某。

在陈海蛟被查封办公室的墙上，还贴着一张由持准机精机信访问题协调工作组8月18日出具的《通知》，表示将由铁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于该厂区工人拖欠工资问题予以限期协助解决。

2011年9月25日，针对持准精机公司的银行欠贷问题，黄石市阳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担保”）也出具了一份《债权通知书》。

在这份《债权通知书》中，阳光担保表示“已于2011年8月24日为陈雪筠、纪宏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山支行代偿了借款及利息人民币2008982.27元，取得了向借款人陈雪筠、纪宏持以及抵押反担保人湖北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追偿的权利。”

根据2011年9月6日阳光担保与黄石市下陆区阳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阳光担保已将这一债权转让给后者。按照相关规定，持准精机公司应向其履行还款义务。

而自陈氏兄妹失踪的8月15日起，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法院已先后接到10余起该公司的诉讼材料，其中包括民间借贷和买卖合同纠纷等。

尽管外界已经对这一波及甚广，也并不算复杂的民间借贷事件展开梳理和整合，但截至《鄂商》发稿前，陈氏兄妹仍旧未露面，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对此，铁山区人民法院已于2011年9月29日在中国法院网发布网络传票，正式通告持准精机公司相关涉案人员。并称“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篇10：高利贷合同范本

今日因资金周转需要特向乙方： 身份证号码： ，借人民币现金 万 仟 百元整。借款时间从 年 月 日至 年月 日止，并支付相应的利息。逾期不还或不能及时所还及剩余部分，出借人催讨款和聘请律师代理所花费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额费用由借款人全部承担。

借款人(签字)：

联系电话：

住址：

连带担保人身份证：

连带担保人签字：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注：到期不还担保人无条件偿还全部现金和利息。

篇11：赌高利贷的警示语

2. 小赌移情，大赌倾家

3. 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4. 万恶赌为首，害人又害己

5. 远离赌博，珍爱家庭

6. 严刹赌博歪风，净化社会环境

7. 远离赌博陋习，共创和谐社区

8. 警民齐携手，围歼?六合彩?

9. 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请戒掉赌瘾

10. 赌博害死人，珍惜自己的劳动所得

11. 赌博把幸福和睦推向悬崖的危险游戏

12. 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打一场禁赌人民战争

13. 赌博??把幸福和睦推向悬崖的危险游戏

14. 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

15. 一人参赌，全家遭殃;众人参赌，难奔小康!

16. 你不赌，我不赌，和谐幸福跟我走。

17. 赌博违法，十赌九输。

18. 为了家庭幸福，请你远离赌博!

19. 行动起来，参与禁毒人民战争。

篇12：关于高利贷的借条怎么写

今 借给 _______人民币 ，即￥ _______。借款期限自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起至_______年_______月 _______日止，共_______个月，全部借款于_______年_______月 _______日一次性偿还。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出借人( )将起诉至法院，借款人应向出借人( )支付自借款之日( 年 月 日)起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的利息。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实际支出的费用)均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承担。

担保人确认：本人同意为借款人的上述债务向出借人(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两年时止，担保范围及于所有借款本息、违约金、赔偿金、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实际支出的费用)。本确认条款的效力独立于借条，借条无效不影响本确认条款的法律效力。

注：1、本借条同时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一经签字即表明钱款全部支付。

借款人： 身份证号码：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1： 身份证号码：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2： 身份证号码：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3： 身份证号码：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4： 身份证号码：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5： 身份证号码：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6： 身份证号码：

注：1、请用正楷字体书写签字，并在签字和身份证号码上按捺手印。如签字潦草须在原签字旁边重新用正楷字体书写一遍，并按捺手印。

2、请给出借人出示身份证原件，并给出借人一份身份证复印件。

篇13：农村赌博高利贷现象调查研究

调查资料显示, 2009年前赌博作为娱乐活动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 平日的赌博现象较少, 赌博金额较低, 赌博高利贷几乎不存在。从2009年春季起, 赌博几乎每日都有, 每日的赌客人数稳定在四十余人, 赌博金额扩大, 日均总赌博金额四万余元, 约有50%的赌客借贷赌博高利贷, 赌博高利贷年总借贷额30万元左右 (如图1所示) 。按借贷期限划分, 赌博高利贷主要为两种:一种为短期借贷 (短水) , 借贷期限为一日, 日利息率为4%, 另一种为长期借贷 (长水) , 借贷期限为30日, 月利息率为20%。

为什么赌博高利贷在农村地区激增?本文就需求方 (借贷人) 和供给方 (放贷人) 利用供需原理, 以及第三方 (赌场) 的刺激作用来共同分析赌博高利贷的激增原因。

赌博高利贷三方关系 (如图2所示) :①需求方, 借贷人因输光赌资, 形成赌博高利贷借贷需求。②供给方, 放贷人提供赌博高利贷形成供给。③第三方, 赌场组织农民赌客参与赌博, 同时拉拢放贷人前来放债, 是赌博高利贷的借贷现场, 并刺激赌博高利贷增加。

1 赌博高利贷需求方 (借贷人) 发展趋势与原因分析

1.1 赌博高利贷借贷人数量增加

(1) 赌客基数增大。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一系列影响, 供求不平衡, 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停产或开工不足, 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造成大量民工失业, 闲暇时间充裕, 部分农民流向了赌场成为赌客, 赌博人数基数的增大, 导致借贷赌博高利贷的人数同时增加。

(2) 赌客结构变化, 女性赌客数量净增加。

调查资料显示, 传统赌客以男性为主, 所占比约90%, 女性所占比约10%。而2009年女性赌客人数的净增加, 男性所占比下降为40%, 女性所占比上升为60%, 女性赌客比例的提高是2009年农村地区赌博最为显著地特征 (如图3所示) 。较大部分女性赌客在赌瘾的影响下, 缺乏自我控制意识, 成为借贷赌博高利贷的生力军。

1.2 赌资高导致对赌博高利贷需求金额上升

近些年来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村经济建设的支持, 农民在农作物收入之外进城务工也获得了相当大部分收入, 但对财富认识上的误区, 大量的财富被带到了赌桌上。调查资料显示, 一般的农民赌客日平均输赢数百元或数千元, 极个别输赢达到万余元。赌资的高涨, 赌博高利贷借贷金额也水涨船高。

1.3 赌博瘾盛, 赌博常态化导致对赌博高利贷借贷常态化

由于农村地区文化建设水平相对较低, 文化娱乐方式匮乏, 同时广大农民的法制意识较为薄弱, 习赌为常, 借贷赌博高利贷便也成为常态。调查资料显示, 有过赌博高利贷借贷行为的赌客约占80%, 且有50%的赌客有长期借贷行为。

2 赌博高利贷供给方 (放贷人) 发展趋势与分析

2.1 赌博高利贷供给方资金量增大

放贷人的组成结构主要为三类:一较为富裕、有一定积蓄的个人;二专门从事坊间投资和融资的民间机构;三中小私企。根据放贷人的组成结构, 资金的组成也分为三类:一个人储蓄;二专门从事坊间投资和融资的民间机构闲置资金;三中小私企闲置资金。

调查资料显示, 相对于银行的低利息, 赌博高利贷的高利息收入更富有吸引力, 所以将资金用于高利贷借贷便成为某些较为富裕个人的最佳选择。近年来遍地开花的投融资公司等民间机构也是主力, 特别是许多放贷人靠放贷赌博高利贷赚取暴利后成立这类的公司机构, 继续从事这类的赌博高利贷活动。值得引起关注的是中小私企放贷资金的增多, 自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一系列影响, 导致市场供需不平衡, 部分企业停产或开工不足, 生产停滞, 投资减少, 闲置资金增加, 实业投资的利润率低于资本投资的利润率, 市场平均利润率降低, 一些资金便成为了赌博高利贷的借贷资金, 部分私企老板无心搞实业投资, 自己化身为放贷人或将资金借贷给其他赌博高利贷放贷人, 使赌博高利贷资金大幅增加。

2.2 赌博高利贷实际借贷利率降低

变相优惠导致赌博高利贷实际借贷利率降低, 放贷人为吸引更多赌客借贷高利贷以增加收益及放贷人之间的竞争, 对借贷人适当宽限还款时间, 或在借贷人还本付息时, 少收部分利息, 或其它方式来变相降低所收利息,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赌博高利贷实际借贷利率降低。

2.3 赌博高利贷借贷便利, 门槛低

放贷人都准备有收据或自制的合同, 对于数额较低的借贷, 放贷人在借贷人提出需要后便会贷出。对于数额比较大的借贷, 借贷人则需要找一位担保人担保或物品抵押, 放贷人为本金安全也会对借贷人做简单的信用调查 (所谓调查, 就是向赌桌上的其它赌客查询该赌客前期的还贷状况) , 再决定是否借贷, 或者降低借贷数额。特殊情况下, 如果赌客向放贷人借贷不成, 赌场会向其借贷以留住赌客。

调查资料显示, 目前活跃在农村地区为农民赌客提供赌博高利贷借贷的放贷人有数十人之多, 总体资金力量比较强大, 需求有多少, 供给便有多少。

3 第三方 (赌场) 对赌博高利贷的刺激作用及原因分析

3.1 第三方 (赌场) 为赌博高利贷提供滋生场所

近几年管制的放松, 同时农村地区管理难度较大, 农村地区涌现出大量的棋牌室。一部分棋牌室老板以巨额盈利为目的不惜铤而走险, 开设赌场, 聚众赌博。主要特点有:一赌场开设赌局次数增多, 几乎每天都有, 甚至在好几个村子同时开设;二赌场越来越隐蔽, 每日赌博的地点都不同, 并配有安保人员 (俗称“望风”, 当有公安局打击时, 以提前通知赌客撤离) ;三赌场提升服务水平吸引赌客, 常规部分, 提供汽车接送、餐饮、洗浴、住宿;超值部分, 向赌客允偌提供担保或低息放贷。

3.2 第三方 (赌场) 对赌博高利贷供给方和需求方施加刺激作用的原因分析

从赌场盈利方式来分析其对赌博高利贷需求方和供给方施加积极影响的根本原因。下面简述一下赌场的盈利方式:赌客在赌桌上每赌一个回合, 赌场从该回合所有的赌注中抽出10%作为收入, 俗称“抽筹”。例如此回合赌客在赌桌上总共押注了10000元, 则赌场可从中抽出1000元作为收入。此种“抽筹”的盈利方式, 赌客越多、赌资越多、下注额越多, 赌场收入则越高。如果赌客很少或没有赌客, 或赌客赌资全部输光没有再次在赌桌上押注, 则会降低赌场收入。赌场的“抽筹”收入再减去包车、餐饮、洗浴、安保人员工资等费用, 余下的则为其净盈利。

根据调查, 赌场有大赌场和小赌场之分, 大赌场一日的总计“抽筹”金额能够达到三四万元甚至更高, 但大赌场的开设次数较少, 日常以小赌场为主, 小赌场一日的抽筹金额能够达到四五千元, 再减去其它费用净盈利相当丰厚, 所以赌场才会如此积极地开设赌局, 同时组织农民赌客前来赌博, 拉拢放债人前来放贷。赌场与放贷人的关系较为亲密, 可称为共同利益方, 并且有相互转化和重合的倾向。赌场老板渐渐变成放贷人, 或放贷人变身为聚众赌博的赌场老板, 以及赌场老板在聚众赌博的同时, 向赌客提供赌博高利贷借贷。

综上所述, 赌博高利贷的需求方 (借贷人) 所呈现出的趋势是赌客基数增大, 赌资升高, 借贷常态化, 对赌博高利贷的需求激增;赌博高利贷的供给方 (放贷人) 所呈现出的趋势是可供借贷资金量巨大, 实际借贷利息率降低, 借贷门槛低;赌博高利贷的第三方 (赌场) 对赌博高利贷借贷金额激增形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看出赌博高利贷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供需关系是导致此次赌博高利贷激增的主要因素, 第三方的刺激为不可或缺的次要因素。

下面运用供需曲线来表示当前赌博高利贷借贷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如图4所示) 。设赌博高利贷的需求方 (借贷人) 需求曲线为D, 供给方 (放贷人) 供给曲线为S, 赌博高利贷借贷金额为Q, 实际借贷利率为r。

图4:

在2009年之前, 赌博高利贷的需求曲线为D1, 供给曲线为S1, 赌博高利贷的供需平衡点为A点, 借贷利率为r1, 借贷金额为Q1。2009年, 需求方对赌博高利贷的需求上升, 赌博高利贷需求曲线由D1移动到D2, 同时赌博高利贷的供给也大幅增加, 赌博高利贷供给曲线由S1移动S2, D2曲线与S2曲线相交于点B, 借贷利率为r2, 对应于激增后的赌博高利贷借贷金额Q2。并且赌博高利贷实际借贷利率的降低, 也稍稍刺激了需求方对赌博高利贷的需求。致使赌博高利贷的借贷金额增长迅速, 金额巨大。

针对当前赌博高利贷愈演愈烈的形式, 可以采取的治理措施:

(1) 在当前经济形式下, 继续采取有效提振经济发展的措施, 扩大内需, 拉动国内企业的生产, 使大部分富余资金重新流向实业生产部门, 从源头上减少流向赌博高利贷市场的资金。同时工厂的重新开工, 又能够促使大部分农民离开赌桌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减少参赌人数。

(2) 对设立赌场, 聚众赌博的赌场老板, 从事赌博高利贷借贷的放贷人, 以及赌博者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3) 加强农村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 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工作, 丰富农村地区的文化娱乐活动。

(4) 考虑在加强农村经济建设的同时吸纳富裕农民的闲置资金, 丰富农民的投资渠道, 降低流向赌桌的倾向。

摘要：自2009年春季, 在笔者家乡赌博现象突增, 赌博人数、赌博金额以及赌博衍生的赌博高利贷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 通过调查得出, 金融危机导致大量民工失业是此次赌博高利贷突增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赌博高利贷,农村,金融危机,供需原理

参考文献

[1]王五一.澳门赌博高利贷的陷阱[J].南方金融, 2007.

[2]赵忠璇.赌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与[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06.

[3]陈红梅.高利贷的危害及防范对策[J].江苏法制报, 2009.

篇14：疯狂的高利贷

在浙江，巨大的资金需求，最终衍生出一个由银行——大企业集团——高利贷公司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正在以集团化、组织化的发展方式“茁壮成长”。

这是一个庞大得无所顾忌的高利贷市场；这是一条几乎无法撼动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中小企业正在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还不到10%。

“我们在等待，确切地说，我们是在赌博，赌今年下半年的经济环境会好转，赌融资渠道的‘清淤驱浊’。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调控政策没有松动的余地，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将熬不过2011年的冬天。”杨广槐有些悲观的断言，从某种意义上，正代表了浙江中小企业集体的忧虑与迷茫。

浙江，金融风险在加大，隐藏于繁荣之下的民间融资市场危机四伏……

从逻辑上，这看起来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断上涨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在短期内流向中小企业的资本回报却越来越高——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了，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不超过10%。

不符合逻辑，却真实存在。

为遏制通胀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央银行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

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即使是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也很难得到贷款。现在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浙江中小企业几乎集体低下头来，把目光投向地下融资——这一并不阳光，却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规市场”。

高利贷就像毒药

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的“无奈选择”

“一家中小企业，如果没有银行贷款，只靠民间借贷，大约6个月就要倒掉。” 6月15日，浙江一家企业负责人郑先生向《中国经济周刊》大倒苦水， 他向记者表示， 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老板“寻钱”最惯常，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2010年末，郑先生的企业因为打跨国官司，企业的资金链出了问题，不得不向担保公司拆借1亿元人民币。“按照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来算，一天要付出的利息就是20万。我们公司只借用几天资金，就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利息太高了。”郑先生向记者表示。

“当你实在坚持不住，马上就倒掉的时候，高利贷还是要去借的。借来，先活下来再说。至少还能撑半年。”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浙江中小企业主中间，像郑先生的心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高林原来是浙江一家商业银行的信贷经理，他的客户中，有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由于着急用钱，在“等不及”的情况下，借了700万高利贷，“这700万元，每天要付14万的利息。这家企业希望我在半个月之内帮他把款从银行贷出来，还给高利贷。结果，银行的贷款还没贷下来，企业先倒了。”提起这件事，高林一脸的惋惜，“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钱贷出来是没问题的，但后来政策越来越紧缩。”高林说， “银行的钱突然断掉，就像人一样，血液流光了，人会怎样？”

于是，从银行贷不到款，转而向地下融资伸手的一些企业，在利滚利的巨额高利面前，选择了“出逃”。

“利滚利，就像吸毒一样。有的企业，借了高利贷等银行贷款，等两三天可以负担得起，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从银行贷不出款来，这个企业就要逃走。”高林向记者表示，“老板跑了， 人们管这叫‘上高速’。”

6月18日，温岭市利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伟向记者表示：“目前，‘上高速’的老板越来越多。”

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层，陈景伟对贷款风险的加剧忧心忡忡，“有一家生产麻将机的企业，借了高利贷，一天前，一百多人的工厂还机器隆隆，一派热闹的劳动景象，仓库里也堆满了原材料及产品成品，可一天之后，这家企业却突然寂静无声、大门紧闭，厂子关门了，老板消失了。” 陈景伟分析说，在利滚利的巨额利息面前，如果你不选择出逃，那你将面对两种状况，第一，即使厂子全部卖掉也无法承受本息；第二，高利贷雇佣的社会力量每天戴着墨镜在你家门口守着，堵住你的厂门口，或者干脆就把你人抓走。

据温州一家企业主透露，一般情况下，放高利贷的人，身边多半跟着保镖，“那场面跟香港电影里的情节特别像。有些高利贷公司会成立自己专门的讨债部门，市场上也有专门的讨债公司与高利贷产业相呼应——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或恐吓。不过，现在，企业主出逃的手段也多了起来，老板在家里坐镇，工厂照常生产，以稳住高利贷者，但其实，老板的家属早已经悄悄‘上高速’了。又过了几天，老板也突然消失，工厂随即停摆，‘金蝉脱壳’之计宣告成功。”

谁在热衷放高利贷？

个别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参与其中

高林告诉记者，尽管不堪利滚利重压，但眼下找他帮忙牵线借高利贷的企业却一天比一天多，而高利贷的利息也“一天一个价”地上涨。“企业太需要钱了，‘钱荒’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很可怕。”

“银根收紧的时候，银行贷款首先满足政府的项目需求和大企业需求，被挤压的是小企业，这是肯定的。因为政府的项目是压不下来的，而贷给大企业的成本和风险都远比中小企业的低。”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根据温州市经贸委调查的结果显示：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的企业占了42.9%，企业资金缺口平均约为10%，而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仅57.4%。受调查的企业大部分是亿元以上的规模企业，贷款满足程度相对较高。事实上，更多的中小企业目前的流动资金已较为紧张，借贷利率明显攀升。

一边是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另一边是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饥渴，这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涨。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调查，浙江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达5分、6分，甚至高达8分、10分。半年以上的贷款利率水平也有3分、4分。

在民间资本最活跃的温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

在民间，这些机构被称为“地下钱庄”，也被概称为“担保公司”。2011年，这些机构的数目一直在增长。

“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实业不做了，去做拆借。因为实业的利润太低，最多不超过10%。为什么那么多担保公司，生意还那么好？因为（中小企业）太缺钱了。”温州某制鞋企业的老板张自强向记者表示，他“所认识的几乎所有担保公司都在放高利贷”。

担保公司，原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为了高利贷融资链条里最积极的推动者——负责通过各种渠道凑集资金，再通过各种方式将钱以高利贷出去。

以一个注册资金1亿元的担保公司为例，按照有关规定，可以担保8个亿到10个亿，但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往往将担保的额度降低。1亿元的资本金放着不能动，假设担保一个亿，担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仅为300万；假设担保10个亿，收益最多也仅为3000万，这已经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再减去运营成本，利润空间很有限。

而从制度的设计上看，担保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借钱出去承担的风险几乎相同。

所以，从收益和风险比例来看，没有人会愿意让1亿的资本金睡大觉，钱生钱的游戏其实很简单。高林表示，如果把这一个亿拿来拆借，它的利息是5分到6分，和担保业务相比，放高利贷更具有诱惑性。

“这个诱惑太大了！”张自强说，他身边做实业的老板，有闲余资金的，都成立了担保公司或类似的融资中介了。

高林向记者透露，在浙江，一些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也在利用国有资金偷偷放高利贷。“例如，有一家注册资金为9000万的行业性担保公司，就将这笔资金高利贷借给其他担保公司，再由其他担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针对这种乱象，在3月中旬，银监会在系统内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注重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资质的审查，担保公司必须在2011年3月31日前完成规范整顿，达到监管要求，才能获得准入牌照。

但事实上，在浙江，这次整顿并没有显著成效。根据高林透露，只要成为相关协会的会员，缴纳一定的会员费用，办理担保公司的一切手续均开绿灯。在整顿之后，他还成功办理了多家担保公司的注册登记。而这些公司做的都是拆借业务。

高林从银行辞职之后，很多担保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给出的条件颇为诱人：副总+颇丰的年薪+提成+股权。这样的待遇不会比银行差，压力却比银行小得多。

“很多担保公司的老板并不专业甚至盲目，他们只看到其中的利润空间很大就去做了，但实际上无论是从人脉还是专业的角度，他们都很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帮忙。”高林的很多同行和同事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较为集中地从银行辞职，跳槽加盟担保公司。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高利贷融资的链条里，银行业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

耐人寻味的“资金流”

银行、大企业集团变身“新兴高利贷者”？

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民间的集资，包括从企业实体经济里转移过来的资金、社会的闲散资金等；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民间资本充其量是很小的一部分， 大部分是银行流出来的钱。”甚至有人认为，银行的钱占到80%以上。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经验，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

关于担保公司如何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再以高利流进地下融资市场，在浙江的民间，可以给你提供多种答案。例如，虚构项目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资金；又例如，对那些贷款方案获批但银行没有额度的业务，介绍资金到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放贷出来等等。

其中，有一种流出方式，看起来很顺理成章，却又不费力气。

陈永是浙江一家农业高科技企业的老板，企业资产已经达到10多个亿，经营状况良好，从银行获得的授信有3个亿。虽然他也正一门心思地要把企业再推上一个台阶，但是，“假如融资市场按目前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我也会适当地投资高利贷市场。这个太诱人了，不用干活了。”

他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我从银行总共贷了一个亿，付给银行才600万利息，光利息我就赚了1900万。”

很多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事实上就是这么干的。记者采访中，接触到不少这样的案例。例如，有一家食品企业，从银行贷出了3000万，500万投入企业生产，2500万流向了高利贷市场。

“这比工厂的利润大多了，不必苦兮兮地扩大生产规模，三个月就能赚取超过工厂一年的收入。”张自强告诉记者，在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之下，实体的企业已经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流动资金贷款再次进入融资链条，不断给高利贷市场补充血液。

张震宇坦言，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是主流。“因为银行的资金便宜，国家基准利率和民间借贷之间存在利差，在利益驱动之下，企业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

他认为，这与银行的监管失职相关。

为此，银监会专门出台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及项目融资业务指引）。

但监管的效果并不明显。

陈景伟也是从银行辞职出来的。根据他的分析：按照正常的贷款通则，贷款必须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去使用，例如约定购原材料就得拿去购原材料。“但如果他是提现的话，你就没办法监管。北京、上海提取三五百万现金可能很困难，但在我们这边很方便。每个银行机构的现金都放得很多，现金监管几乎不可能。”

根据合同的约定，银行有监管的权利。但作为权利，这意味着可以放弃行使。

站在银行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风险防范，只要抵押物和盈利状况都没有问题，最终钱流向何处，不是它最关心的。

不只是上述中等规模的企业，许多融资实力雄厚的集团公司旗下都有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利用银行资金做拆借业务。

然而，高回报之下是否隐含着高风险？

“表面上看是这么回事，但在较为成熟的运作下，风险出现的几率和暴利的几率三七开都不到，风险也就在20%左右。”

陈永说，在浙江，像他们这样的企业，银行贷款到期了，再困难也绝不拖欠银行一分钱。“实在没钱了，向高利贷借，先还银行，等银行放款出来，再还高利贷。”

此情形之下，高利贷赚的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差。假设企业要还银行钱，还缺2000万，向高利贷借。“还给银行的钱不一定能再贷得出来。但很多担保公司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可以知道哪些企业需要钱还给银行，还可以确定银行是否会再次贷款给企业，甚至他可以确定哪一天贷出来，出现在哪个账户上。你还认为这会有高风险吗？”在陈永看来，高回报之下，实际上承担的是低风险。

“担保公司收利息的时候基本上没发票的，都要企业去洗钱，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虽然很多借了高利贷的老板还不出本金就跑了，但实际上，在还回本金之前，利息可能已经回本了。即使亏损，也不大。

“几乎所有稍成规模的担保公司都有银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银行不介入，这一切无法做到。”张自强说，在浙江，这是公开的秘密。

此次，民间借贷的繁荣出现了新态势。张震宇这样总结了近期温州民间融资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民间融资形式呈现组织化；二是民间融资流向呈现投机性。

可以确定的是，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在大企业、大集团和银行等各种力量的参与下，规模不断壮大，并且向组织化和集团化发展。

根据企业老板们的估计，浙江民间金融流动的资金规模或许已经接近3万亿。

“以温州为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向媒体估算，温州的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有8000亿元。”

针对周德文提供的这一数据，温州当地一位官员认为这是“胡说”，该官员表示，温州地下钱庄并没有想象得那样严重，对于中小企业钱荒现象，“政府正在积极商讨对策”。对于温州民间金融资金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接受记者采访的政府部门和人员均保持缄默不语，这，最终成为了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