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精选7篇）

篇1：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位名为“郭美美baby”的网友炫富：自称“19岁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更吸引众人眼球的是其实名认证信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此后不久，又有“细心”网友挖出一位与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同名的微博“郭长江RC”仅关注过数人，其中之一便是“郭美美baby”，因此，有不少人怀疑这个郭美美与郭长江关系不一般，网友们关注的并非仅仅是私人关系，一些网友在看过几条微博后表示，不愿相信红十字会的公益性，怀疑自己的爱心捐款被贪污、挪用，变成了拜金女微博上炫富的谈资。

“郭美美事件”愈演愈烈，恰巧在此前4月份有实名认证的网友贴出了一张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这张消费了9859元的发票一经公布，很快被上万博友转发。所以在郭美美事件发酵之后，引发了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中国红十字会频频陷入舆论质疑中，一部分人认为郭美美事件的爆发，对于中国的官方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本身的形象，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损害。显而易见，对于一个从事慈善事业的公益性组织而言，公信力在任何时候都是其最大的价值追求和立身之本，这就必然导致公众对红十字会有着更高甚至苛刻的道德标准。一旦其公信力受到质疑，负面影响不仅深远，而且很难修补。更重要的是，这对于尚在发育之中的公众慈善爱心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国红十字会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个官方慈善机构之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其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如果人们发现红十字会尚且不能做到洁身自好，那么必然会让公众对所有慈善机构产生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所以，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完全导致了人民对于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有一部分人持有截然不同的一同态度，在他们的角度来看，红十字会问题不断似乎也并不全是坏事。既然有问题，那么暴露总比不暴露好，早暴露比迟暴露好，这样才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郭美美”事件虽然已然被红十字会澄清，但同时也促使我 们反思：如果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如果信息披露不健全，即便是一起纯属无聊的炒作，也会让公众将信将疑，在短时间内迅速引发网络围观；红十字会并不会因为其地位特殊和所从事行业的高尚而天然具有某种道德优势，如果监督不能到位，红十字会同样也会“疾病缠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郭美美”事件，还是“天价发票”事件，都不是偶发的孤立的存在，而是殊途同归地揭示出，我们的慈善管理乃至慈善体制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红十字会问题不断还从一个侧面提出了另一个命题，即民间慈善机构如何发育壮大。现行体制下，民间慈善组织从出生到成长，都受到了诸多掣肘，这一现状一方面压制了民间慈善，另一方面间接造成了官方慈善的垄断性，如果“合法”的慈善机构就那么几家，公众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那么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宠儿”必然不会有什么忧患意识和太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红十字会被公众质疑并非始于今日，为何迟迟不见改善？因为做好做坏差别不大，也没什么可供参照的对象。给民间慈善松绑，引起良性的竞争机制，不仅能够激活慈善潜力，或许也是倒逼官方慈善机构提升管理水平的一个契机。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慈善事业亦然。当前郭美美等事件只是冲击国内慈善系统公信力的导火索，重建红十字会公信力，如今已成为这个“百年老店”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红十字会应该以郭美美事件作为契机，进行改革，红会去行政化。当前，可以重点从立法和监管上强制红会在公开透明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行政化色彩。国际慈善事业的发展证明，公开透明、独立性、第三方监督是慈善组织缔造公信力的基础，包括政府立法强制慈善项目和财务公开、新闻媒体监督，以及独立的审查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对慈善组织的财务进行审查等。由此可见，要处理红会的信任危机，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改革。

篇2：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学号：***10 姓名：侯丹妮

案例简要：

2011年6月20日，微博上有一名叫“郭美美baby”的女孩在网络上大肆炫富而引起众人的瞩目，因为其顶了一个“红十字商会总经理”的称号，将中国红十字总会卷入了一起舆论漩涡之中。公众和传媒顺藤摸瓜，挖出了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及相关人员之间真假难辨的诸多内幕。尽管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其他涉及的个人和组织纷纷发布了各种声明，试图澄清事实真相。撇清与郭美美的关系，但是面对强烈的质疑，这些声明能起到的作用十分微弱。最终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内部腐败，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爆发。危机公关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而红十字会在此次危机事件中采取的一系列危机公关并不尽如人意。通过“郭美美炫富”的事件案例进行分析，论证企业应该重视公关危机的处理，在危机到来之时做好内外公关，将危机转化为契机。

案例分析：

一·公关目标：

公关目标是指组织通过策划和实施公关传播活动所追求和渴望达到的一种状态或目的。是公关关系全部活动的核心和公关工作努力的方向。而此“郭美美炫富”事件的公关目标就是要消除事件对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不良影响，努力树立红十字会的正面形象，总的来说就是要让国家有关部门满意，让媒体满意，让工作信任。二·红十字会危机公关情况分析

危机公关是衡量公关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企业等其他组织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措施；选择有效的危机公关才能争取最短时间化解危机，化解危机为机遇。

（1）及时发布有效信息，化解公众敌对感，红十字会在此次危机中，反应不可谓不快，但是为什么仍在长时间处于被动局面？及时发布信息只有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布信息除了及时，必须要有效，只有及时与有效结合，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红十字会意识到事件的重要性，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问题在于，所发表的声明中急于撇清与郭美美的关系，而面对公众与传媒的质疑确没有任何解释，使问题越描越黑。相对而言，几年前发生在蓝月亮的荧光增白剂危机中，蓝月亮在第一时间发布其产品所含荧光增白剂符合行业标准，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与此同时发布相关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辅助证明产品的安全性。在及时发布信息之后，最大程度保证舆论的平衡，避免出现导向完全一边倒的最糟糕情况，避免公众情绪的短时间内转向对敌态度，引导其保持中立观望的态势，为企业下一步危机公关争取时间。

（2）抢占制高点，建立话语的权威性。在这次红十字会的危机中，红十字会可能也想着借助权威媒体为自己说话，于是在6月28号召开媒体通气会中邀请了六家权威媒体：央视，新华社，人们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过，问题在于，只邀请了六家，而且这六家顶级媒体官方背景太浓厚，难免被外界解读为“铁哥们”的关系会。这不仅仅公众不会买账，更不买账的是被拒绝在门外的其他媒体记者，非但没有借助这些权威媒体的公信力来争取公众的信誉，反而进一步刺激媒体的兴奋点。于是乎，又是一片口诛笔伐。

（3）信息覆盖要全民化。在危机的信息沟通中，在正负面信息的攻心战中，你不在的地方就是别人的地方。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容纳信息的媒介上，单位内的信息容量是一个饱和度，能大范围覆盖信息，挤兑负面信息，释放负面信息密度，减少公众接触负面信息的机会和事件，与此同时通过红十字会正面信息强化公众对红十字会的利好情绪。网上遍布都是不利于红十字会的言论，红十字会公关危机时刻，并没有相应的发布大信息量的正面内容，让公众无法产生利好情绪，进一步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三·启示：

网上的指责仍未平息，这个时候如果红十字总会能够根据媒体报道以及网络上的疑问，围绕公众最想知道的核心问题，做有针对性的解释说明，就能让公众感受到红十字总会的诚意，也才能获得信任。让民众感到到诚意，也与信息发布和公开的方式有关。公共关系危机相应对除了需要声明，更需要证明。面对公共危机，当事方首先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声明做出澄清，表明立场，稳定人心，在声明中也要避免自说自话，最好能拿出来自权威第三方的依据来证明事实。在声明发布之后，要迅速组织更充分的依据和第三方证言回应公众质疑。当然，如果当事方确定存在不当行为，就应该诚实面对，承认错误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求公众谅解。

篇3：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 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人员等组成联合调查组, 从2011年7月开始, 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商红会中不存在“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 没有设立“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职务;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 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此事件可以发现, 红十字总会在对行业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业务开展方面, 疏于管理, 监督不力;在红十字品牌的使用和保护方面, 管理不严, 措施不力;在及时全面、真实准确地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使用情况、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由这一网络炫富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 折射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当下的监管缺位。

1、非营利组织的监管部门缺位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总则规定, 有三类团体准免予登记, 其中包括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残联、宋庆龄基金会在内的社会团体。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八条规定, 全国性行业根据需要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2010年7月1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就公众关注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运作方式问题发表声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属于业务指导关系, 不参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人事、行政和账户的管理工作。由此, 中国商业红十字会演变成一个没有注册、没有监管部门、没有法人的特殊组织机构。而这个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免于登记的团体, 其本身就缺乏主管部门的监督。

2、现有法律对于“红”“商”合作权利界限规定不明确

中国红十字会在一些公益慈善项目上, 与企业紧密合作, 存在慈善与商业界限不清、权责不明、监管缺位的先天痼疾, 使得“以慈善为名, 行商业之实”成为现实存在。有的合作企业甚至将此当作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因为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对公益组织与商业机构合作的权利界限做出明确的区隔, 一批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的商业机构, 与商红会直接发生关系, 有些商业机构负责人甚至在商红会兼职。这些机构究竟如何与商红会合作;在合作中, 慈善与商业又分别居于何等位置?最关键的是, 究竟是商业为慈善助力, 还是慈善为商业效力。这些问题, 都需要在法律层面上给出答复。

3、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源自内因

慈善事业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事业, 在中国长期处于“官办”状态。由于政府代办代管的背景, 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很多官办慈善组织难以避免地把种种“官场习气”带入慈善行业。效率低下, 管理松散、不透明甚至不规矩, 都令管办慈善饱受诟病。慈善被官方垄断, 这样的非竞争、非市场甚至少管理, 使得慈善组织违背宗旨办事。红十字会深陷危机的现状已经表明, 目前慈善组织运作体制必须做出彻底而深刻的反思, 积极启动自身改革。进而言之, 推动改革的原动力主要来自官僚化的慈善机构与开放式的互联网之间产生的一些基本矛盾。

二、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管体系分析

在中国, 各省市、区县都设有相应的红十字会组织, 其基层组织一直延伸到工厂、学校、社区和街道。对红十字会进行合理、合法、有效的监督能够保证组织的长久发展。从我国的法律框架来看, 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内容主要包括:对非营利性的监督、对财务活动的监督、对人员的监督。其监督主体也有内外之分。

1、对红十字会的内部监督

(1) 制定内部规章制度

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既是一个组织的管理手段, 同时也是组织的监督手段。规章制度是组织内部的“法律”, 是组织及其人员活动的准则和依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条例、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等共同组成了红十字会行为的框架, 指导和约束各级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 起到了自我监督的作用。

(2) 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

根据红十字会法及红十字会章程, 中国红十字会的权力机构为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各级红十字会理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各级红十字会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由理事会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理事会向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接受其监督。

(3) 内部民主监督

红十字会会员是红十字会组织内部民主监督的主体, 是红十字会内部监督中最普遍最重要的监督力量。根据《红十字会章程》的规定, 首先, 红十字会成员通过参加红十字会的有关活动、会议及专业培训, 直接、客观了解红十字会的工作状况, 提供持续性监督红十字会的渠道。其次, 红十字会成员通过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 挑选高素质、高品格的优秀人才为红十字会工作, 通过行使表决权协助红十字会做出理性、正确的决策。最后, 会员通过对红十字会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 协助红十字会改进工作, 及时纠错, 提高工作效率。

(4) 红十字会宗旨和使命的监督

红十字会的宗旨和使命是红十字会自我监督的核心, 对组织的方方面面起到巨大的监督作用。红十字事业是崇高、美好的事业, 每个红十字会成员都会自觉不自觉的接受红十字会精神的洗礼, 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驱动下, 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及行为准则和组织宗旨密切结合, 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道德自律。这种道德自律由内而外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 增强他们的事业感、使命感, 以红十字会的使命为己任, 廉洁使用经费, 高效完成工作。

2、对红十字会的外部监督

(1) 政府监督

红十字会是独立的社会组织, 有独立自主的判断、决策和行为的机制与能力。政府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并非像对待行政隶属部门一样, 而只能以立法者的身份为红十字会的活动依法制定规范, 以执法者的身份依法监督规范的实施, 以裁判者的身份对红十字会行为是否正当进行判断, 督促、引导、帮助红十字会朝着法制化的轨道运行。

(2) 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对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促进社会福利政策的贯彻实施,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增进红十字会行为的合法性, 净化社会环境, 防止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的发生, 强化公民的民主法规观念,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加快中国慈善立法, 从法律上扫清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障碍, 同时用健全的法规制度看管好社会的爱心, 这是摆在中国慈善事业面前的必由之路。当然, 中国的慈善事业迈入法制化轨道,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件背后, 我们更期待一个透明、公正的绿色慈善事业的崛起。

参考文献

[1]傅达林.“郭美美事件”折射我国慈善组织监管缺失[J].法制与经济, 2011 (15) .

[2]冯禹丁, 陈新焱, 祝杨.“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J].协商论坛, 2011 (9) .

[3]李妍.红十字会匆忙“晒账本”:中国慈善何时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J].中国经济周刊, 2011 (31) .

[4]陆琳.我国红十字会监督体系浅析[J].健康必读, 2011 (3) .

篇4：从郭美美事件谈组织公关危机管理

摘要：中国红十字总会7月1日发表声明，暂停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一切活动。这一举措显然已经有些迟了……而近期举行的一些公益活动，纷纷在醒目位置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与中国红十字会无关，请放心捐赠!”红十字会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形象跌至谷底，声誉更是降至冰点，中国商业电讯认为，在此次郭美美事件中，红十字会的危机公关完全可以用失败来形容。

关键字：组织 公关危机 媒体 红十字会 公共事件

事件回顾：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用户“郭美美Baby”备受网友关注，这个自爆“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而认证身份却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网友对其真实身份也猜测万分，更有网友认为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热议。

6月21日早上，新浪微博上出现了一个名为“郭长江RC-”的未认证微博与“郭美美”互相关注。其发布三条的微博，发布不到两个小时，就引来了诸多网友的口水，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微博。有些网友还在讽刺道，“唾沫淹死人啊，您闺女太高调了。”

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新浪也对实名认证有误一事而致歉。

6月29日，天涯、猫扑相继删除原始爆料郭美美炫富事件的帖子。而北京警方也对郭美美事件正式立案，通报结果为郭美美及其母亲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无直接关联，其认证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身份属自行杜撰。

警方最终通报似乎将郭美美事件与中国红十字会彻底撇清关系，然而舆论浪潮早已一发不可收拾，红十字会深陷信誉危机。

中国红十字会应对措施：针对新浪微博网友“@郭美美baby”炫富事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官方网站发出声明，以下为声明全文： 一名为“郭美美baby”的网友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在网络炫耀其奢华的生活方式，引发网友热议甚至炒作。我会对有关信息调查、核实后，特作如下说明：

一、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

二、为维护红十字标志的严肃性，我国《红十字会法》、《商标法》及相关法规，均严格限制第三方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红十字”的标志与名称。我会保留进一步追究有关方面相关责任的权利。

三、我会一贯反对那些企图通过制造虚假信息达到对个人进行炒作的行为方式，也希望社会各界以平和心态看待此类问题，不被利用。

最后，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红十字事业的支持，希望继续对红十字会工作进行监督。

郭美美事件曝光之初，中国红十字会并非没有积极补救的机会。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声称没有“红十字商会”机构，更没有“郭美美”其人;随着事件不断发酵，诸多难以撇清关系的蛛丝马迹接连浮出水面，此时再声明暂停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活动，已难以自圆其说，反而给公众造成一种前后矛盾自打耳光的感觉。

与很多企业奉行“鸵鸟政策”相比，此次当事各方的主动发表声明的危机公关应对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声明并没有平息舆论反而引发更多指责，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主持人的评论一针见血：红十字会不仅要声明，更要证明。而“郭美美事件”并非个例，从最近热议的“中国生乳标国标被指偏低”、“蓝月亮洗衣液被指含致癌物”、“京沪高铁被指速度造假”等公关危机事件来看，当事方往往都选择发布声明进行释疑，但是收效甚微。

案例分析：最应具有爱心的红十字会，变成挥霍奢侈的邪恶代表。

此次中国红十字会的信誉危机并非偶然，郭美美无疑只是一条导火索，引爆长期积累的潜伏因子。红十字会作为公益组织，财务信息却从来讳莫如深。公众捐款捐物献爱心，却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一份爱心沦落何处。可以说，此次中国红十字会信誉危机，是其长期不透明管理与内外信息渠道封闭造成的，更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公益组织体制进行公众拷问。

篇5：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是体现当代中国道德的进

步还是退步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甚至整个中国的慈善行业推向了风口浪尖。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在微博上炫耀她的豪宅名车，珠宝首饰，而这个女孩的微博认证偏偏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强大的中国网民人肉出了这个女孩的所有信息，并将批判的矛头迅速转向中国红十字会。尽管红十字会尽力撇清和郭美美的关系，几位红十字会的大佬也跳出来澄清事实，但红十字会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也被细心的网友挖掘出来，多笔捐款去向不明、内部监管不力、复杂的商业合作关系等问题也浮出水面。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数量骤降86﹪，中国慈善行业的发展进入了短暂的冷冻期，同时也是重要的转型发展时期。

看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觉得双方对当代中国道德的定义以及对衡量道德进步与退步的标准肯定会存在分歧与争议，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作为既定的事实没有争论的必要，而这个事件与当代中国道德的关系是双方需要重点论证的。

一、辩论过程纪录

正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代表队的立论：首先他们提出了郭美美炫富暴露了红会确实存在着道德问题，但红会的道德问题不是当代中国的道德问题；随后他们提出了衡量道德进步的两个因素：

一、之前民众乐善好施，在事件发生后意识到自己应该查账，查出了问题且越查越多，了解情况后公众选择减少捐款，发现问题后自我检查与更正，这是公众道德意识的觉醒，标志着道德的进步；

二、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六部法规颁布规范慈善事业，道德作用更加广泛、更加强化也说明了道德的进步。

反方河海大学的立论：首先批驳正方使用个例来代表全社会的道德情况，随后提出衡量道德进步的标准：作为国家良心代表的慈善事业是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国家道德的退步体现在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道德退步，主要原因有：①行政化的管理方式②财务不透明③慈善事业组织化的不成熟。

反二质询正一：

1、衡量道德意识觉醒与道德促进作用的变化标准是什么；

2、能不能论证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前公众的道德问题；

3、个人能否论证国家道德情况。

正二质询反一:

1、“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是体现当代中国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与“郭美美事件体现了当代中国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有什么不同；

2、看待道德问题是否应该看公众的态度与应对方式；

3、道德作用变广是不是体现着进步。正三小结：

1、红十字会的道德问题是双方共同承认的前提，支出反方论证对象错误；

2、发现问题与质疑才能体现进步。

反三小结：

1、公众态度不等于道德；

2、道德的作用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体现；

3、目前慈善机构暴露出的问题才是讨论的重点。正三质询：

1、是不是因为红会体制没变，跟不上时代就是道德退步；

2、民众之前不去检查现在去查，态度变化，体现了进步；

3、是否承认民众发现问题就是进步。

反三质询：

1、不捐钱就是道德觉醒吗（乞丐的例子）；

2、民众的选择是多样的，哪一种代表了进步；

3、是否承认民间慈善事业的举步维艰体现了退步。

正二盘结：提出了公众社会的道德制约作用。

反二盘结：

1、支出正方无法论证事件之前的公众道德；

2、个例与整体；

3、慈善组织的进步。

自由辩论的争论焦点：

1、慈善组织的道德能否反应中国整体的道德；

2、道德作用变广是不是说明了道德进步；

3、没有达到要求是不是退步，标准是什么；

4、问题产生与解决问题何者更能表明道德进步与退步。

二、总结与点评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立论，正方提出的判断道德进步与否的标准是看民众对此事件的态度与应对方式，为此他们提出了，公众之前不了解情况，所以乐善好施，现在知道了内部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我的捐款，当大部分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的时候，这就是公共道德意识的觉醒，一种道德的进步，另外正方提出了道德的作用，举出了六部慈善行业法规，但是这与道德作用有何关系，又如何说明了道德的进步，正方时间仓促没有很好的说明。

然后看一下反方，反方的立论很有意思，他们将道德表述为国家良心，慈善事业就是国家良心的代表，他们将慈善事业的退步等同于国家道德的退步，衡量的标准就是是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随后他们又论述了慈善事业的问题与不足，藉此论证了道德的退步。

辩题中郭美美事件是“因”，反映出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的种种问题，民众捐款数量减少是“果”，是大部分民众对当前慈善机构存在缺乏道德意识与责任意识的问题而做出的应对。在立论中，正方更侧重于“果”，从民众对此事件的态度中去论证道德进步，反方更侧重于“因”，从慈善机构及慈善事业的问题中剖析道德退步。双方的判断标准与逻辑推论都是可以接受的，能够做到自圆其说，但感觉双方都没能从“因”和“果”的整体来分析论证己方道德进步还是退步的观点，整体上的把握是有所欠缺的。并且，正方在立论中不停的举例子，给人的感觉是在陈述某件事而不是论证一个辩题，正方一直说什么什么就是道德进步，但是其中的逻辑关系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反方陈述了道德退步=慈善事业出现问题，但后面的立论又去说慈善事业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对于为什么划“=”没有详细论证，个人感觉这才是重点。

进入质询阶段，双方的质询都很有意思，很多都是围绕着正方的观点来的，正方希望通过质询来巩固自己的观点，反方希望通过质询攻击正方的观点。首先我们看一下反方的问题，他们质疑正方用个例代表普遍；要求正方论证郭美美事件前的公众道德水平来与事件发生后的对比来说明“公众意识觉醒”；要求正方论证提出的“道德作用变广”。反方整场几乎都是在提这几个问题，正方始终无法做出准确有力的回答。正方也很有意思，他们的提问大都是希望反方承认公众的应对方式体现了道德意识觉醒，体现了道德作用广，体现了进步，很少有问题去攻击反方。就个人看来，双方如果去仔细论证自己的观点都是有难度的，正方固然很难说明郭美美事件前公众对待慈善的态度来与事件发生后去对比，也不容易论述自己方提出的所谓道德的力量，但反方提出“当代中国的道德表现为国家良心——慈善事业是国家良心的代表——慈善事业出现了问题——当代中国道德退步”的逻辑线索也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为什么慈善事业可以代表国家道德？为什么慈善事业出现问题可以说明道德退步？如果按照反方的思路，比赛辩题与“郭美美事件反映当代中国道德进步还是退步”有什么区别？

在质询过程中，有一些观点提的很好，一、正方有意识的区分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阶段，在正方的立论中，公众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法解决，这种更加理性的判断与寻求体现了道德的进步，而反方只是发现问题，问题是慈善组织自身的问题，无法论述出公众道德退步的问题；

二、正方对反方衡量退步的标准有疑问，达不到时代的要求是不是退步呢？慈善组织在过去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只是郭美美事件前我们普罗大众不了解，慈善组织并没有变化，怎么是退步呢？

三、反方质疑正方，今天我知道红会在欺骗我所以我不捐钱，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如何看出他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呢？这几个点双方在自由辩中也着重交锋。

最后说结辩，反方的结辩用了大篇幅将他们的逻辑重新梳理了一遍，阐明了慈善组织的道德与公众道德的关系，巧妙的填补了之前的一些漏洞，相比之下，正方的结辩并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场比赛中针对正方的一些问题。整体来看，反方无论从技巧、逻辑还是临场表现来看都略胜正方一筹，他们的长处也是我们需要努力学习的。

三、细节评析

看一下反方二辩对正方一辩的质询：

反二：对方辩友您方衡量道德进步的标准是什么？

正一：有两点，一是道德意识的觉醒，一是道德作用的增强。反二：对方辩友既然提到了道德意识的觉醒那么您方能否论证在郭美美事件前公众就是盲目的、无知的？

正一：我们只能说之前公众没有形成一个群体性的声音。反二：好，郭美美事件固然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但您方并不能论证事件前后公民的理性有了质的提升是吗？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今天您方认为考察公众的道德水平应该是看整体还是看个体？

正一：应该是从整体考虑。

反二：好，今天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群体中有人选择捐有人选择不捐，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行为论证了您方观点呢？

正一：今天我们看到慈善组织的账目不公开，我的捐款不能落到实处，所以我们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慈善。

反二：所以您方今天的论述只能论证个人道德而无法论证公众整体的道德。

反方的质询十分有力，直接批判了正方的衡量标准，既然提到了道德觉醒，那么必然会有前后的对比，而正方确实很难论证事件之前的道德情况；对于个体整体的问题正方的回答确实无法令人满意，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的考量不能离开个体，大多数个体的选择与判断决定了整体的走向与水平，正方却是用个体去印证整体，是不明智的。

我觉得这个盘问提问的角度非常好，如果赛前缺少考虑很容易出现接盘时的疏漏而影响整支队伍的体系与发挥，正方没有很好的意识到自己逻辑中的某些漏洞，回答的并不好。

再看一下正二对反一的一个问题：

正二：对方辩友今天我们去论证一个不道德的事情有多么不道德有什么意义？我们更应该去论证它的应对方式不是吗？今天我们看到公众的道德判断与理性选择是不是说明了进步呢？

反一：不是，举个例子，今天老师批评我导致我学习进步，我们说我的学习是进步的，但老师批评我，这说明我是退步的。

篇6：浅析郭美美事件.doc

内容摘要: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慈善组织社会公信度下降，慈善组织自身生存能力较低等问题。郭美美事件后，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受到更加严重的挑战，中国慈善组织如何健康、持续、稳步发展成为新时期慈善组织的重要课题。文章中主要论述了中国慈善组织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及如何重塑社会形象、社会公信度的问题。

关键词：

郭美美事件 中国慈善组织 发展瓶颈 解决措施

2011年新浪微博上备受关注的网友“郭美美Baby”，年仅20岁的女孩，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不由得让众多网友起了猜疑，“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去了？”、“ 红十字会机构是否从中谋取暴利”、“红十字会内部程序怎么运作”等等一系列关于红十字会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郭美美事件后遗症

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的“郭美美事件”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其对各级红十字

①会造成的信任危机阴影，似乎才刚刚显现（如下表）

总体而言，中国慈善遇冷。受郭美美事件的影响，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急剧下降，去年3—5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收捐款62.6亿，但在去年6—8月份，①李妍，中国经济研究院，《中国经济周刊》，2011 全国慈善组织共收捐款8.4亿，降幅达到86.6%。②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受到社会公众的挑战。就各个地区而言，中国慈善组织也遭受“拿破仑滑铁卢事件”，慈善捐款呈现发展不乐观趋势，各个地区发生不同的郭美美事件后遗症。深圳佛山红会在事件后所收捐款几乎为零。无独有偶，佛山市红十字会于8月2日公布了去年6月至今年6月红十字会医院学校的资金收支情况。一年来，该校共收到捐

③款88.6万元，但是在“郭美美事件”后，再未收到任何捐款。另外, 河 南 红 会 称 去 年 受

美 美 事 件 等 影 响，和上一相比，2011年，全省红十字系统接受捐赠款物总数减少了5000余万元。去年全年，全省红十字系统共接受社会各界捐赠款物价值3866.46万元，其中，资金2039.33万元，物资1827.13万元。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为9093.19万元，其中，资金7239.53万元，物资1853.66万元，较前年

④整体减少5226.73万元 四川慈善义演丑闻、章子怡 “诈骗门”以及去年的“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让国内慈善组织的形象大打折扣。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度受到更加严重挑战。郭美美事件持续发酵，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信任危机。公众之所以抓住红十字不放，与其说是对红十字的不满，不如说是对整个慈善制度的质疑、对慈善机构运作不透明的愤怒。中国慈善组织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公信度的问题，其运作程序的透明度、捐款的去向、组织机构内部设置程序及人员配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并对其产生了信任危机。建立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慈善组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要求所在。

二、中国慈善组织在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及原因分析

1、慈善组织自身的问题

（1)中国慈善组织发展比较缓慢，相对西方发展来说还不够完善。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从上世纪80年代末艰难起步，经过30年的发展，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中国慈善机构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从各个方面而言，都不够成熟和完善。发展中面临诸多与社会经济、政治不相适应的问题。

（2）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内部管理、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一方面慈善缺乏有效的监管，致使资金的使用方面根本无法追踪，捐赠者难以知道、核实自己的款项的去向和实际到位金额。另一方面财务缺乏透明度，管理费用奇高，对于不明慈善捐款处置不当，由于不明捐款都没有登记，所以存在被管理机构或个人直接贪没的可能。郭美美在新浪微博上晒名牌包包、炫名车等一系列炫富行为，再加之挂钩中国红十字会的名号，致使社会公众对捐赠钱的去向产生质疑，这无形中暴漏了中国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慈善捐款的不透明造成公众的极大的怀疑和不信任。

宋宗合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中心，《中国经济报》

金羊网——羊城晚报

2011年8月3日 ④ 凤凰资讯

大河报

2012年2月5日 ②③（3）慈善组织存在人才缺乏且员工的总体素质还不高的问题。慈善事业是一项横跨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的工作。这需要专业人士和高素质的人员。人是一个组织中最具活力的物质因素，人才匮乏无疑使慈善组织形同“骨架”，没有迸发的原动力。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全球经济化的影响下，中国慈善组织要想走向国际化，在国际舞台走的更远、更长久，人才资源是必不可缺的重要支撑。中国慈善组织目前除领导者之外，其他大多员工素质和活动能力较低，开展展活动较困难、难以胜任工作的，呈现难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因而，“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理念应在慈善组织得到落实与发展。在郭美美事件中，郭美美自称是“中国红十字商业总经理”，这样一个爱慕虚荣、张扬的炫富女就不应该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的成员，这样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人入住中国红十字会对其形象和社会公信力都将受到严重的挑战。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具有公共性、公益性的慈善组织吸纳的应该具有职业道德、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专业人员作为中国慈善组织的领导人。

（4）我国的慈善机构自主意识以及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还相当薄弱。一方面，中国慈善组织活动资金来源匮乏、筹资渠道单一。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团体研究中心对民间组织进行的调查问卷编制中，在中国像北京、浙江这样的一线城市，中国慈善组织的筹资能力表现得相当弱，可想其他二线、三线城市慈善组织资金运转的严重状况。⑤从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资金和活动场地成为阻碍慈善组织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中国独立的慈善组织发展比较缓慢，大多都是挂钩政府的，对政府依赖性较强。没有形成独立的运作系统。

2、慈善组织存在的外部问题（1）中国公民对慈善事业的参与度不高。由于目前公众对慈善机构认识不清，许多人将慈善看成是虚伪的东西，有的公众认为自己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来从事慈善失业，那些作出捐赠的企业家都是有自己的企图。种种不同的观点，让公众对慈善认识不清，不能从更为深刻的角度来看待慈善。据中华慈善总会的资料显示，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国内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而美国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民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认识误区导致公众对慈善事业的参与度不高，由于认识不清或是认识不全面。民众不愿参与或只有少数人参与慈善事业。较低的民众参与度致使慈善组织缺乏强大的群众基础，后盾力量不够强大。郭美美事件后，社会公众更加深信自己的判断，认为慈善组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不真实东西。认为捐钱只是表面想象，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2）中国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高。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内部建设，违法现象时有发生，降低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度，挫伤了公众慈善捐款的积极性。虽然我国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做了较详细的规定，但实施方面未取得有效的结果，像章子怡“诈捐门”、“郭美美”等等事件让中国慈善机构公信度进一步降低。慈善组织本是社会公益性组织，因运作程序出现违法现象，会降低其公众形象及组织权威，且公信力受到挑 ⑤ 李红艳，上海商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国科学辑刊》，2007 战和怀疑。（3）政治环境成为中国慈善发展的障碍。一方面，中国现行税法的相关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纳税所得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的部分，可以免除”，这个规定的结果是“捐款越多，纳税越多”。⑥在我国这种税法环境下，降低了公众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认为“办好事要纳税，办的越多反而纳的越多。”从而削减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慈善的税收优惠政策只针对货币捐赠，实物捐赠不享有，使捐赠者的选择范围比较狭小，不能最大限度的方便具有公益精神的企业家进入慈善领域。中国政府的不够重视，导致慈善发展面临政策环境的问题。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政治环境有助于慈善组织的稳固与可持续发展。（4）中国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有效的外部监是督慈善组织合理、合法、正常运运转的重要保障。中国慈善组织的合法认证是由民政部门管理的，但民政部对其认证后的活动处于“盲区”，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另外，政府作为慈善组织重要的外部监督机构却直接参与慈善组织的经营管理，致使慈善组织的外部监督沦为形象工程。2005年北京儿童福利院王晨光曾挪用公款为儿子做生

⑦意，这就是中国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监督的典型代表。从实例可以看出，有效的外部监督对慈善组织的透明、高效、协调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现状是规模小、企业及个人积极性普遍不高、慈善基金运作不透明、慈善事业独立性不够、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慈善机构数量太少，目前我国慈善公益机构仅有100多家，而且绝大多数是“官办”，相当比例的慈善捐款流入了政府税收的专户，这不仅是不合法的而且严重挫伤了民众的捐款积极性；我国每年募集到的慈善资源不到GDP的0.1%（美国慈善机构掌控的慈善资源占美国GDP的8%—9%），且近80%来自港澳台以及海外捐款，内地捐款只占20%；国内工商业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到10万家，说明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慈善捐赠；各个慈善机构的资金运作不透明，资金挪用现象严重，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我国现行税法的相关规定也打击了企业和民众的捐款积极性。所以中国慈善组织改革发展势在必行。

三、重塑慈善形象，提升慈善公信度 郭美美事件说明中国慈善组织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慈善组织形象在公众心中大打折扣。如何扭转慈善组织危机、重塑慈善组织形象成为新时期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

1、自身改进、健全体制（1）对慈善组织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健全管理体制，促使中国慈善组织步 ⑥⑦ 中国税网

荆楚网

2005 入规范化、合理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信息披露平台，网络公开捐款用途和去向，以此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度，不断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以公开透明、廉洁高效、协调运转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从而削减郭美美时间给中国慈善组织带来的负面影响。（2）汲取专业、高素质人才，优化人员结构。慈善组织设置要遵循以人为本、参与沟通激励、层级节制与幅度适中的原则。根据人本原理，人是一个组织成功运转的第一要素，一个组织中员工若没有工作积极性，这个组织将失去工作生命力，人的要素在慈善组织中同样重要，所以要形成量才用人、职能相称，扬长避短，各尽其能，合理搭配、整体效能的人才使用原则。再者，慈善组织内部要形成梯次的年龄结构、合理的知识结构、互补的能力结构以协调的气质结构。

（3）提高生存能力、增强自身的民间性和独立性。一方面，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慈善组织要开展活动离不开经费，从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物资 购置，一直到日常的组织工作、社会管理活动都不能没有经费，不能没有一定的资金作保障，慈善组织应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实现资金来源全方位，多元化的格局。不断加强中国慈善组织组织在国内及国际的公信度，尤其是中国国内社会公信度，汲取社会各个领域，不同群体的资金捐赠和投资。另一方面，中国慈善组织应与政府建立一种监督与被监督、平等伙伴的关系。改变以往寄托政府篱下的附属关系，形成自身独立的运作程序和系统，增强自身面对社会的独立性，促使自身不断走向成熟。

2、树立形象，提高公信（1）调动公民参与慈善组织的热情，扩大参与群众的范围。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公众对慈善组织整体认识不清、了解不够全面，走进不少误区。所以在中国慈善组织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加强社会宣传，宣传与慈善组织相关知识的活动。调动群众参与慈善组织的热情和积极性。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慈善组织，奉献慈善组织。（2）加强慈善组织社会公信度建设、提升社会公众形象。若要修复公众对红十字系统等慈善组织的信任，必须让捐赠使用信息公开，加快慈善组织系统的信息化建设。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中提出的“加快红十字会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明确的信息公开工作流程和制度；加强红十字品牌管理；加强反腐倡廉，抓住捐赠款物和招标采购等关键风险点，真正实现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

⑧的倡导，建立透明、公开的运作程序。另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也表示：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找回慈善组织缺失的社会公信度。建立 ⑧ 凤凰网资讯

《 经济观察报》——《郭美美事件启动公民社会建设》 监督体系系统成为慈善组织建立良好的社会公信度的必然要求。

(3)加强政府与中国慈善组织的关系。中国慈善组织的健康、稳步发展有赖于良好的政治环境，一方面，政府与慈善组织共同努力，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政府与慈善组织共同采取措施，不断提升慈善组织适应社会的能力、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增强慈善组织的筹资能力和渠道。慈善组织积极汲取政府组织的建议和意见，促进本组织科学化、民主化的发展。从而在公众树立积极向上、全心全意服务民众的良好形象。政府与慈善组织建立有效地双向互动，有利于慈善组织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和指导，制定合理的管理章程，支持和鼓励我国慈善组织参加各种活动，扩大其活动范围、增强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政府作为其监督主体的作用，推进慈善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4）建立健全外部监督机制。中国慈善组织要接受来自社会不同全体、不同国家机关的监督，保证自身的合理合法运行。依法在民政部登记并接受其监督。实现与政府的双向沟通，不断提高内部监督体制的建设。捐款来自公众，要接受来自公众的监督，在社会上不断进行民意测评，积极汲取社会公众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李妍：郭美美后遗症[J]，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35期。【2】李红艳：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建议[J]，中国科学辑刊，2007年第06期。

【3】黄强、彭向刚：领导科学[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4】倪星：行政组织理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篇7：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2011年6月, 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 这个自称“住大别墅, 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 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由此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及媒体相关报道, 极大程度地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乃至对整个慈善事业的强烈质疑:一方面是公益慈善机构的登记与管理问题;另一方面是募捐中的主体资格以及捐献规范等问题, 其中要求慈善机构的透明化管理呼声强烈。

“中国社会并不缺少慈善, 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这是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做出的评估。搜狐网曾就“中国慈善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这一主题进行过在线调查, 结果得出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弱化的结论, 因为有62.26%的选民将其归因于“中国慈善机构的公益性令人怀疑”。[1]如何在如此逆境中对提升中国慈善公信力发挥余热, 媒体作为种种慈善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已经成为不得不去动用的力量。

二、文献回顾

转型期社会, 造就了“慈善事故”多发地带, 慈善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也因此成为研究的重头戏之一。然而关于“慈善公信力的提升”与“媒体慈善报道”二元关系的研究却是极少。笔者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调查数据库, 检索“主题”为“慈善公信力”, “匹配”为“模糊”, 以“时间”为排序, 检索到从1999年至2011年的有关论文共105篇, 其中有效论文即相关文献量共98篇。笔者以论文研究维度为划分标准, 将98篇论文按照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分成了如图1所示的类别。

由图1可知, 专门从媒体维度研究慈善公信力的文章共5篇, 而其中4篇是针对慈善电视节目本身所作的分析。当然, 占相当分量的“慈善事业发展问题与解决”研究以及“慈善公信力提升策略”研究等在其内容中不乏提及提升慈善公信力的媒体策略, 但终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此外, 以媒体“慈善报道”为主题的研究文献亦为数不多, 并且其研究多定位于慈善报道手段思考、法律思索、伦理问题、媒体慈善报道呈现状况以及慈善报道转型等方面。

本文立足研究媒体报道慈善新闻时的选择和把关行为, 希望媒体在行动中“有意为之”、“善意为之”, 即有意识地、善意地保全慈善公信力的形象, 力争为中国慈善公信力的提升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三、研究方法

(一) 时间范围的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2011年6月21日—2011年8月10日为研究时段,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因为本文以“郭美美事件”为个案作内容分析。虽然该事件引起的余震至今仍在, 但众多媒体关注和报道的时间点集中于这段时间。本文选择那些包含“郭美美”与“慈善”双重关键词的报道为主要分析对象, 至于该事件后对于郭美美本人活动及丑闻等相关信息的报道不在研究范围之列。因为只有如此, 才能将研究精准定位于媒体与慈善的关系, 而非媒体与明星的关系或明星与慈善的关系。

(二) 目标媒体的选择

本研究以电视为目标媒体, 以中国中央电视台 (以下简称“央视”) 为研究对象。首先, 央视作为权威媒体的代表, 其关于“郭美美事件”的报道具有深刻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次, 央视新闻的覆盖率和到达率在众多电视媒体单位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 央视对新闻信息的选择和处理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事件的认知, 并对事件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

(三) 分析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采取非介入性研究方法, 以内容分析法的要求对分析单位进行统计和计算。首先, 在央视网资料库中, 对各个新闻栏目进行全方位搜索, 从“往期回顾”中获得视频内容, 保证信息的全面和充分。其次, 以所有在相关时间范围内报道过“郭美美事件”的新闻栏目为分析单位, 按照播出时间、栏目名称、报道时长、报道内容等类目建立数据表格。通过对各个变量的横向、纵向的计算和对比, 观测央视对该事件的报道频次和内在报道态度。

四、研究发现

(一) “郭美美事件”的央视报道概况

经过对央视主要新闻栏目的视频资料的分析, 笔者整理出了如下统计表格:

以上是2011年6月21日至8月10日期间, 央视各新闻栏目中出现的关于“郭美美事件”的各次报道, 综合统计, 可以得出在此期间, 7个不同栏目共计26次不同时间不同角度报道了该事件。

其中《24小时》有过6次报道, 《东方时空》有过8次报道, 《中国新闻》有过7次报道, 《午夜新闻》、《新闻1+1》、《新闻调查》、《共同关注》以及《海峡两岸》栏目各有1次报道。从上图可以发现, 首先, 对“郭美美事件”给予了关注和报道的电视栏目均定位于新闻性栏目;其次, 所有报道相对集中于上述8个栏目, 其他新闻性栏目如《新闻纪实》、《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均未出现相关样本;再次, 在以上栏目的报道记录中出现了频次和时长的较大偏差。报道频次多者达8次, 少者只有1次;并且虽然有的栏目频次较少, 但是报道时长却占绝对分量, 如《新闻调查》以42分18秒的篇幅作了一次性报道。

(二) 央视对于“郭美美事件”的报道特征

1.“含蓄关注”

所谓“含蓄关注”是指从央视对于“郭美美事件”的报道频率和篇幅上看, 央视并无狂轰滥炸之势或大肆渲染之意。甚至有些栏目采用“一事一报”的处理模式, 一次报道就将事件交待清楚或者报道完毕。该事件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似乎未尽宣扬, 然而从另一层意义而言, 这种“含蓄”的表达正是为了不在民怨声起的同时引起沸腾, 以似弱非弱的处理保全慈善的公信形象。

2.“合纵连横”

虽然关于此事件的报道似乎短少, 但是却注重动态信息及时跟踪与深度信息的挖掘, 此所谓“合纵连横”。郭美美的微博澄清、红十字会的回应声明和承诺、作为等等信息, 都及时以报道形式呈现给观众。此外, 如郭美美的身份疑问、红十字商会的管理运作以及他们之间牵扯的关系等等并未明朗的信息, 央视媒体在对相关人物深入采访和详细追问该事件始末报道时也进行了深度挖掘, 希望理清当中原因, 让观众知情, 力求向所有曾向红十字会捐献以及现在仍旧关心慈善的人还原真相, 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动乱和无尽的民愤。

3. 持之以恒

央视报道的持之以恒, 尤其体现在面对“郭美美事件”信息不明的情况下其仍未中断报道。郭美美炫富只是一个导火线, 而由此引发的种种猜想和关于红会运作管理的质疑以及红会在遭到如此信任危机之下采取的安抚民心的种种举动等连锁反应, 也都在报道中反应出来, 可见此次事件虽然非常敏感, 但是央视并未因此避而不谈或者避重就轻, 而是以持之以恒还原本相的方式推进事态发展, 而非实行粗糙模糊的一次性报道。

4. 主动探索

主动探查“郭美美事件”因果是央视得以察明事实还原真相的关键原因。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 真相未明, 仿佛悬疑剧般扑朔迷离, 相关人物三缄其口, 使得人们的猜测和愤怒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报道并未中断, 媒体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寻求真相。对知情郭美美身份的商会代表及红十字总会的负责人等的采访, 直面问题本质, 粉碎流言。

(三) 央视报道与事态发展

研究发现, 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的50天里, 央视的报道也随着事态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央视各新闻栏目在人们的质疑和愤怒声中进行调查和报道, 而事态的发展亦在谩骂中沉浮。

1. 前期:调查事件真相阶段 (6月21日—7月5日)

6月21日—6月30日期间, 人们质疑郭美美富从何来, 并由此猜测中红会内部存在违规操作。《24小时》栏目于6月25日、28日、30日连发疑问, 并分别对究竟谁是郭美美、中红会对该事件的回应如何、人们的疑点何在、相关知情人物作何解释等问题作采访并提出质疑。6月29日, 《午夜新闻》栏目也带着疑问对“郭美美事件”始末及中红会的态度作简要阐述。6月30日, 《东方时空》更是以21分06秒的时长, 深度展开“郭美美事件真相调查”。

7月1日—7月5日期间, 由于该事件疑云重重, 中红会的运作受到强烈影响, 不得不于7月1日暂停一切活动, 并再三发表声明。同时, 央视报道也渐渐为观众解开谜团, 拉开真相的帷幕。7月4日、5日期间, 《东方时空》、《24小时》、《中国新闻》等对郭美美身份的公开、郭美美男友身份的浮出水面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与红十字商会关系等问题集中报道, 至此“郭美美事件”日渐明朗。

2. 中期:推动红会工作阶段 (7月6日—7月31日)

7月6日—7月31日期间, 在媒体的报道和监督之下, “郭美美事件”虽然日渐清晰, 人们了解到事实的真相, 因此杜绝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胡乱猜疑, 但是战火却从郭美美转移至中国红十字会, 红会的活动和声誉受到极大的影响。为了挽回形象和改善红会生存境况, 中国红十字会不得不反省自我, 并作出改变。7月7日, 中红会承诺“两公开两透明”;7月20日, 中红会公布三公经费;7月22日, 中红会承诺两年内实现全系统信息公开;7月31日, 红十字总会捐赠信息平台上线。对于这些信息, 《中国新闻》、《东方时空》、《24小时》以及《共同关注》等均及时给予发布。

3. 后期:反思慈善事业阶段 (8月1日—8月10日)

8月1日—8月10日期间, 虽然中红会最终为自己的制度缺陷付出代价, 也急于作出弥补, 但余音未了, 人们也在将信将疑中观察着它的努力和变化。媒体在此阶段亦作出了反思报道:一方面, 对中红会在紧急情况下匆匆完成的补救行为作后续监督和反思。如《东方时空》于8月2日、4日的两次报道中对中红会信息平台部分捐款信息错误和缺失释疑, 并且对其他基金会的信息和“齐晒帐单”的举措加以报道, 这些报道让人们了解到经过这次事件, 中国慈善的公开化步伐正在加快, 值得欣慰。另一方面, 部分栏目对整个事件及其反应的问题和引起的矛盾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如8月1日《新闻1+1》作了专题性报道《中国红十字会:为了100%的信任》以及8月6日《新闻调查》作出的长达42分18秒的报道《被质疑的红十字会》。通过这些跟踪和反思, 让人们痛定思痛, 真正了解了中国慈善的缺陷在哪里, 从而知晓改进的方向, 并重塑信心。

五、讨论:媒体慈善报道定位

由央视报道与“郭美美事件”发展的例子, 更加让我们坚信慈善是一项全社会的公众事业, 媒体理应积极主动介入, 但是如何介入, 既是对媒体综合素质的考验, 更关乎慈善事业成败。因此媒体要定位好自己在慈善报道中的角色和功能, 有意识地维护慈善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 不仅为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与受助者之间牵线搭桥, 而且主动成为建构慈善文化的力量。

(一) 媒体以旁观者身份做好慈善新闻报道[2]

以旁观者身份即不偏不袒, 公正无私, 端正报道动机, 尊重受众知情权, 以媒体的力量促进慈善的透明度, 博得社会信任。如对“郭美美事件”的报道要以公正的立场, 以第三方诉说者的态度告知公众事态详情, 切莫妄加评论, 以免煽动公众情绪或者让公众误以为媒体不公。进行慈善新闻报道的策划, 应采用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多种方式和手段, 让公众在媒体的引导下了解真相, 参与慈善, 相信慈善。“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发展, 尽管是个丑闻, 并且彰显各种漏洞, 但是受众在批判郭美美和红十字会的过程中获得了参与感, 只要在媒体的带领下觉察出了事态得到解决和发展的倾向, 便不会出现相比于信息完全封闭之时的毫无信任、群体慌乱乃至背离的情况。

(二) 媒体以监督者身份助推慈善事业的发展

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权力, 没有监督的慈善同样容易发展畸形。慈善事业是大众的事业, 是平民与精英的共同事业, 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支持才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媒体以监督者的身份助推慈善发展, 将慈善事业置于一个公开的平台, 主动配合慈善组织发布信息, 定期将其经费收支情况、实行财务的规范、公开和透明管理。公众看到自己捐献的财物最终用在需要帮扶的群众身上, 才算成全了自己的慈善行为, 才愿意继续相信慈善机构。同时, 对于媒体受众而言, 亦是一种触动, 引起他们的爱心行动, 如接力般将爱心传递下去。“郭美美事件”中央视的全程监督侧面反应了媒体与慈善的互动性发展。

(三) 媒体以谨慎的态度完成舆论引导

媒体对慈善事业正面信息的报道对宣传慈善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如果遇到突发性慈善丑闻, 媒体的角色变得微妙并且重要。媒体在公布信息报道事实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顺势引导, 让慈善在劣势中重生。首先, 让受众了解真实的事件比遮掩哄骗要更为聪明。因为受众自己找出事实的真相永远只是时间问题。其次, 报道语言客观规范, 避免以主观倾向性言词表述, 以免产生心理煽动。再者, 对于慈善丑闻的报道角度和力度, 媒体应采用怀柔政策, 即不激化、不夸张、不渲染以及不过度等, 让丑闻对象承认错误面对错误, 但绝不责骂。谨遵鲁迅先生的教诲, “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四) 媒体作为参与者与慈善机构共同开展慈善活动的策划[3]

如果说上述定位极力从侧面或委婉地培养受众的参与感与发挥社会的积极性, 那么这一种定位更加强调媒体本身直接参与以发扬慈善的作用。在策划活动中, 媒体以举办者或承办者身份与慈善机构合作, 媒体能够发现更多的需要救助者, 能为更多的想施救者牵线搭桥。通过媒体的力量, 可以放大双方的需求, 从而展示慈善的力量。同时, 媒体的强势报道将参与慈善的人、物和整个事件或活动置于亿万大众的眼睛下, 如此在推广善举的同时, 也扩大了监督的力量, 通过广大的受众来审核受救助对象的真实性。

(五) 媒体应成为慈善文化的传播者

慈善事业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 慈善只有成为一种文化和全民意识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卡耐基认为, 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个人, 在从事的一切慈善事业中都应该明白, 这是对社会的回报, 而不是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施舍, 因为成功的企业和个人是社会培养的。[4]因此, 媒体作为慈善文化的传播者是其所有慈善报道、慈善行为的终极目标。

慈善是一种文化而非一种施舍。对于慈善事业而言, 真正在乎的是爱心, 真正重要的是形成全社会的慈善文化。具体到实践上, 媒体应切记爱心为上, 善念是宗, 切莫将慈善物化、量化、庸俗化。以往报道中出现热衷于报道在某某灾难中, 某某单位、某某人捐了多少钱物的现象于无形中扭曲了慈善的本义。慈善行为若成了一种相互拼富比阔的行径, 打击的将是大多数人的慈善热情。慈善最终能成其为文化, 最重要是要让大众成为主体, 让他们的力量成为主力, 而不能沦落为富人的游戏。

中国的慈善作为一种文化并非空穴来风, 它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国古代文化宣扬和提倡的传统美德, 更可谓是慈善的一种雏形。相互的友好和关爱体现了慈善的精神内涵。

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也与慈善文化遥相呼应。第三次分配理论认为劳动者通过劳动报酬实现第一次财富分配和政府凭借公权力实现第二次分配后, 在社会发展方面依然会留下一些空白, 需要第三次分配来填补。同时, 市场和政府分配的缺陷也要靠第三次分配来补充。[5]那么, 慈善行为作为第三次分配形式能够极大地保障和谐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主与平等。

(六) 媒体应坚持人本化的慈善传播方式

媒体对于善举行为的纯客观报道,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事人隐私的一种泄露和侵犯。经过报道, 捐助人遭遇索捐, 受捐人照片等相关信息被曝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格权利、人格自尊被损害的事件屡见不鲜。这样被报道过的慈善无疑是双刃剑, 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因此, 慈善的核心是关怀人的存在与发展, 因此慈善报道当中媒体应当自觉维护捐助人和受助人权益。[6]

中国富人拥有的社会财富占80%以上, 但是他们的慈善捐赠却少于15%。[7]这种极大的反差表明, 慈善的理念并未深入人心, 慈善作为一种文化还未被社会认同。如此窘境之下, 媒体更是责任重大。对于媒体来说, 要善于抓典型人物、典型事件, 通过生动、富有感染力的报道,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但同时应当注意, 对于以情动人的表现手法, 切忌过犹不及, 泛滥的哭腔报道只会让听众产生反感, 再无感动。

总之, 慈善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社会民众以及媒体等多方面的合力, 作为桥梁的媒体力量不容小觑, 不论是正面慈善行为报道, 还是如“郭美美事件”般的负面报道, 都是媒体发挥其维护慈善公信力作用的机会。中国慈善发展路途漫漫, 媒体之行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赵灵敏.重塑慈善公信力[J].南风窗, 2010 (23) .

[2][3]龙卫国.做好当前慈善新闻宣传的思考[J].城市党报研究, 2008 (5) :27.

[4]张伟, 释喻, 高翔.慈善新闻探索[J].新闻前哨, 2008 (1) :53.

[5]杜婷婷.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慈善理念[J].法制与社会, 2010 (12) :289.

[6]何良京.媒体介入社会慈善事业的思考[J].城市党报研究, 2008 (2)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