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辨读后感

2024-04-11

法辨读后感(精选3篇)

篇1:法辨读后感

读 法 辩 有 感

读《法辩》有感

(部分内容有参考其他资料)

《法辩》堪称法学界的“词典”,这次有机会在法理学老师的课堂上了解到这么一本重量级的法学书籍的存在。下来后认真看了一遍,但是毕竟是经典吧,能够领略的也只是皮毛而已,也不得不承认法学世界的浩瀚和渊博啊。下面是我在读过之后的一些感想和收获,当然由于自身法学底蕴的欠缺,有很多观点都是有受启发于网上一些知名的评论和讲解,不过我也在努力之中。

《法辨》一书收录了梁治平先生1985年至1987年三年间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全书包括法与文化的比较,法与礼的关系,古代发到现在的发展与差距,然后谈到了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文化进行一个深刻的检讨,辅之以西方文化中的法学渊源,全书逻辑非常清晰透彻,让我们对人类社会人治与法治两种经典的治理模式有了更深的见解,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对比更是全面了我们的认识。

这么近20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其中蕴涵的许多思想观点已不复当初之锐利。但对于我这边没有什么法学功底的学生来讲,我仍然感受到一种震撼。这种震撼并非源于那种初接触新鲜思想的兴奋,而是在于梁治平先生在文字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某种情绪,以及沿着这种情绪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借用小枫先生的比喻,如果说这些文字恰如若干年前秋天飘落的一片黄叶,那么文字背后隐含的这种情绪正如黄叶上清晰的脉络,直到今天,依然新鲜和湿润。

所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西方之间的不同吧。在中国古代,法起源于先秦时代的刑,始终纠缠于制裁。法作为中国古代人治模式下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它强调了义务,却不保障权利。更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人治模式下,统治者的个人品性将直接决定着治理模式的效果如何,而作为其统治工具的法也随之具有了随意性,失去了法的至高无上的庄严。时至今日,在现代化的中国提到法,人们也不免会想到强制、规范,而不是公平、正义。这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之中。梁老师在《法辨》开篇就提到,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认为,一个民族的法乃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一如其语言和习惯。千百年来,中华人民生活在等级与服从的社会,已经慢慢忽略了作为一个自然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这无疑是这个泱泱大国最大的悲哀。与此相比,古代西方的法观念则要温和得多,内涵也更丰富。他们那里没有古代中国常见的氏族间的征战与压迫,却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只是为了社会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所以不可能激烈如中国古代的征战。为此,他们常常采用中间的方法,比如,制定某种契约,以妥协的方式解决。契约精神的贯彻使西方法实现了华丽转身。自此,法律成为西方社会系统的最高权威,成为凌驾于其他个人与组织之上的公共权力。

而产生这样的对比的原因是什么呢?梁老师告诉我们,是文化传统。因为法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浩瀚无垠的文化国度里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文化作为整体,引导法的发展;法作为部分,推动文化的进步。一个国家的法只有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中才能永垂不朽。

但是遗憾的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法与文化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我们的古代法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最近的一百年里消沉歇绝,为所谓“泰西”法制取代。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包括宪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分类,它们是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基础。它们亦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法律信仰,应被世人尊敬。但现实与理想,总归是有差距的。中国老百姓的权利观念依然淡薄、公平意识依然缺乏,法在中国老百姓眼中还是压制、约束的代表。我国渊源久远的文化传习与现行的法律制度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脱节和断裂。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障碍之一。所以,改变是必须的。问题是怎么改。梁老师在《法律传统及其现代化》中给了我们答案,他说,两种或多种文明的融合往往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产生出新的文明。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之于欧洲,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于日本,都是如此。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期待,终有一天,我们的法律和文化会相得益彰,既继承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又吸取了西方法治理念的精髓。但此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中国的法律人在社会变革的深刻脚印中,在洒下汗与泪的持续探索中,寻找答案。

正如前面所说,梁老师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两者不同之处,相对于西人的法律至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是道德至上。更为可贵的是,全书将自然法演绎的淋漓尽致。西人的法律至上,是自然法至上,自然法高于实在法,由于自然法首先是同自然---理性相连,继而与上帝---理性相接,最后与人---理性相合,它始终高于实在法,被看做实在法的根据。自然法有以下的共同要素,第一是自然,第二是理性,第三是正义,第四是平等,第五是法。君王在法律之下。这样就注定了,自然法不断推进实在法理性的发展。为此,梁老师不无担忧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法的定义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法的定义创造者并非马克思本人,而是在30年代肃反运动中极为活跃的苏联法学家,担任过苏继埃共和国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该定义认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规范)的总合„„”。梁老师认为法不仅仅是意志的体现,它同时还受着理性的节制。法只是合理意志的体现,历史一再表明,一味强调法律中的意志因素,往往导致暴戾恣唯任意施为的专制统治,甚至那干脆就是暴政的标志。于是他借用阿奎那的观点:“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理性的第一法则就是自然法。由此可见,一切由人所制定的法律只要来自自然性,就都和理性相一致。如果一种人法在任何一点与自然法相矛盾,它就不再是合法,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污损了。”

由于天赋人权及正义等缺乏实证支持,自然法虽然经过格老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等自然法学派大师级人物推崇,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由于古曲自然法学说在已经完成了它的“三权分立”使命下,逐渐衰微。边沁批评道“所有这些关于自然、天斌人权、自然正义和非正义的话„„都是旧的偏执在假借新的名义泄愤;当你不同我的意见时,虽不再说你是异端,但叫你暴君”。“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只能来自法律。”。

而回顾中国的历史,梁老师写道,朱元璋在世时就已痛心地发现,“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征诸史实,明代法律固严,明代贪赃枉法之风都较前朝更烈。问题似不在于统治者决心不大,努力不够,而在于人治---吏治模式的内在机制只能如此。历来对明君贤相的歌颂,归根结蒂,都是对制度的否定,只有在制度无望的情况下,人们才拼命赞美个人的道德操守。于是他借用邓小平的观点“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指出制度改革的之路---权力制衡。同时梁老师对法学研究也提出自己观点,探求法律的价值含义就是在寻找法律最真实的生命。禁绝这种探求,就是扼杀法律的生命;失却批评能力的法学家,即使不是暴政的帮凶(如纳粹时期的许多法学家),至少也将沦为僵死法律的殉葬品。

我尽力体味这种情绪,把它概括为“批判与理解”。例如书中不乏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批判与反思。梁治平先生与很多学者一样,采用了比较法的思路。在本书的自序中,他即指明了这样的思路,在对照西方先进法治传统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法律传统进行反思。在《法辨》一文中,梁治平先生剖析了中西方对“法”的不同理解及应用,中国古代“法”字的含义一是禁止,另一含义是命令。保证这种功能实现的手段则是刑罚。而西方法的基本含义则是权利、公平、正义,中西比较,法字的含义相去甚远,由此形成了迥异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法即权利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中国传统法文化认为法是一种统治者专政的工具,主要表现为刑,中国古代的历朝法典,无一不是刑罚。又如在讨论人治法治的问题时,梁治平先生对人治作出了尖锐批判:“专横的权力,暴虐的法律,以及因权力腐蚀而沉沦的人性,这些都是“人治”下最常见到的现象”。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中,他通过探讨法与意志,法与权力,法与国家、社会等各个方面,对比中西方,对中国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如果梁治平先生的思路仅仅到此为止,这些文字也许只能算做又一次向中国法的宣战,开火,只是时间较早而已。事实上,在西学日进,东学式微的今天,这样的宣战我们已经听得太多,这样的开火我们已经看得太多。我们的过去是陈腐的,落后的,我们需要扔掉它,抛弃它,奔向新的未来。可实际上,是这样的么?脱掉看上去不合时宜的旧外衣是否就一定能穿上现代化的新马甲?这是我的疑问,也是梁治平先生在书中的思索。我带着我的疑问,在字里行间捕捉梁老师的这种情绪,那就是一种,除批判外,“理解”的情绪——在认识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后的理解。中国法“德主刑辅”、“礼法不分”,“重实体轻程序”,“人治”等等,我们在课堂上,书堆里,考试时已经耳熟能详。但很少问一句“为什么”。问一句“它们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们批判它,因为它是落后的,但我们批判得太过快意以至没有发现自己也一直被其影响。梁治平先生在书的开篇同样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对于传统,无论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批判的还是创新的,弄清传统及其由来总是必要的前提,而这需要我们以冷静的做学问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和现实。”并且敏锐地指出:“在一班先进青年的眼中,传统不但是旧的,而且是恶的。揭露与批判传统,竟成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忧虑。”在后记中,梁老师也说:“当我尽可能祛除主观的好恶,用客观公允的态度去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时,我对于传统的法律和文化,渐渐产生出一种新的理解,那即是人们所说的‘同情的理解’。” 梁老师这种“同情的理解”浸染在书中,让人感到对待中国法不仅仅只应该是批判,而是以更为客观地态度去认识它,因为毕竟它曾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植根于这片土壤上。而其基本精神即使今天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中。

最后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中国法?梁治平先生的基本立场是:用法律去阐释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书中的大部分文章皆采用了这一思路,即把法律放到人类文化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把其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而非孤立存在。采用这种思路的结果,必然是把法律现象与政治制度,民族性格,宗教信仰,道德风俗,生活习惯乃至地理位置等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考量,“„„因为,用部分说明部分,只能在互为因果的圈子里面打转,却不能深刻地把握部分。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的背景中考察,才可能跃上一个层次,一下子抓住本质的东西。”

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西方的法律制度,而形成能够自足的法律体系。与其说是单纯的法律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存在即合理”虽然片面,但不可否认,事物的存在总有其合理性,中国法历史源远流长,是因为这里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我们的传统是“和谐”,所以我们看中“礼”而非法,法仅代表着惩戒,甚至耻辱。我们认定个人能够通过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地,所以我们选择了接受一人之治而非法治。我们的传统文化决定了我们选择了这样的法律制度,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这样的法律制度逐渐隐没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正因为从文化的角度看待中国法,我们才会发现虽然中国法的具体制度也许是落后的,在现代社会中注定消亡。但它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却具有持久和强大的生命力。

于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植根和生长于其文化传统之中,那么引入的国外的法律制度在另外的文化传统中是否会有不适应性甚至被排斥?“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如何能够激发我们乐之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梁治平先生在《死亡与再生》中抒写的这一段话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实际上,中国至清末变法以来,引进众多西方法律制度,法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但民众的法律意识是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法律制度在我们的激烈批判中得以变革和再生。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社会精神却不能在简单的否定中得到涅磐。改变传统是不易的,因为它由几千年积淀而来。但不变同样是不可能的,这个民族曾有的辉煌,和太多的屈辱与苦难要求我们变革图强。怎么办?书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这个题目本身也太过宏大。但无疑,我们不能期望他人的救赎,我们必须自救。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传统,它并不是耶酥基督,也不是启蒙运动。我们需要的是理解我们的传统,在更为诚实的批判与借鉴的基础上,超越我们的过去,创造出我们自己新的传统,我们自己的法律。

看完全书,我禁不住再一次对梁治平先生无比的敬仰。在目前“的中国法学界,有这样一名有良知的学者,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性的事情,不管是对于法学界的人来说,还是我们这样的非法学的人来讲。

篇2:法辨读后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共选择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糖尿病患者80例,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其中对照组40例, 男19例、女21例。治疗组40例, 男20例、女20例。纳入标准:病人均符合WHO1999年诊断标准, 年龄30~74岁, 男女不限。空腹血糖≤18mmol/L, 稳定至少1个月, 同时Hb Al C≤8%。有一种以上的外周神经病变或植物神经变的症状如烧灼感、麻木感、针刺感、多汗、阳萎等。无严重的心、肝、肾功能损害, 并排除其他原因造成的神经病变。两组经统计学处理 (P>0.05) , 无显著差异。

1.2 治疗方法

在常规给予糖尿病饮食和应用口服降药物或胰岛素治疗基础上, 对照组患者入选后, 前4w, 肌肉注射甲钴胺500μg, 3次/w;后4w, 改为口服, 500μg, 3次/d;治疗组给予益气化痰通络方, 方选:黄芪20g, 党参20g, 山药15g, 赤芍10g, 川芎10g, 葛根12g, 益母草15g, 半夏10g, 川贝6g, 茯苓15g, 陈皮10g, 薏苡仁15g, 地龙15g。如见阴虚热甚, 方中加知母, 黄柏加重清热滋阴, 阴虚及阳者, 加熟附子, 补骨脂, 仙灵脾等。两组均连续应用8w。治疗前后记录症状、体征、评分、神经传导速度及肝肾功能、血糖等。

1.3 疗效评定标准

1.3.1 观察神经传导速度治疗前、后及两组治疗间的变化, 疗效判断根据神经传导速度的提高数值进行评价。

1.3.2将神经病变自觉症状根据程度分为 (1) 重度:有明显的主诉症状, 并因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而就诊; (2) 中度:经医生询问, 诉有明显症状; (3) 轻度:经医生提示后, 诉有轻微症状; (4) 无:经医生提示后仍无症状。将相应体征改变根据程度分为: (1) 重度:有明显体征, 并因体征明显影响生活而就诊; (2) 中度:经医生检查发现有明显神经病变体征; (3) 轻度:经医生检查, 仅发现轻度神经体征异常; (4) 无:经医生检查, 未发现明显神经体征异常。每个肢体部位分别根据以上分级进行记分:重度为4分, 中度为3分, 轻度为1分, 无为0分;然后将多部位积分相加得到症状或体征总积分。治疗后, 症状或体征总积分减少4分为显效, 减少3分为有效。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SPSS 15.0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神经症状和体征评分比较

8w治疗后, 治疗组患者自觉症状完全消失者12例, 缓解16例, 有效率70.0%。对照组分别为6例、14例及50%。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5) 。见表1。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神经功能比较

治疗8w后, 治疗组患者神经功能有明显改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1) 。见表2。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比较, ▲:P<0.01

2.3 副作用

对照组中有1例服药3d后出现轻度恶心、另1例服药1周后出现轻度头晕, 均未停药, 也未作特殊处理分别在3d和5d后自行好转。治疗组中有1例服药5d后出现轻度头晕、胸闷, 另1例服药1w后出现胃脘部不适, 也均未停药, 症状于5d内缓解。两组治疗前、后的收缩压、舒张压、血、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等指标均未见明显改变。

3 讨论

糖尿病的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和危害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它的形成非常复杂, 是一个多病因的疾病, 其中主要包括代谢障碍, 神经血供障碍, 神经营养支持受损、免疫机制、其他等[2]。现代医学认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在糖代谢紊乱的基础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高血糖引起微血管受损, 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导致微血管基底膜增厚, 微血栓形成, 造成管腔狭窄, 又因糖尿病高粘血症和神经组织缺血、缺氧及营养障碍, 最终导致神经脱髓鞘损害。目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国内外尚无确切疗法, 西医除积极控制血糖外, 多采用B族维生素、血管扩张剂、钙拮抗剂、醛糖还原酶抑制剂及神经营养因子等对症治疗, 但效果欠佳。

根据本病的临床表现和发病特点, 可将其归属于“痹证”、“痿证”、“血痹”的范畴。笔者认为本病属本虚标实, 气虚血瘀, 脾虚清浊不分是其关键病机, 气虚痰滞浊积阻碍血行, 而致血瘀;血液滞瘀则湿聚为痰, 精微蓄积为浊, 而致痰浊[2]。痰浊瘀血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 恶性循环, 致使病变进行性加重。痰浊、瘀血一旦产生, 那么它们既可互结, 也可互相转化, 互为因果。瘀血加重气滞, 津液运行不畅, 水谷与水湿运化受阻, 凝结为痰;而内生之痰阻碍血运, 血行不畅, 瘀血由生, 有瘀血之处, 痰湿更难温化。故以此确立了益气活血化痰法为治疗该病的根本法则。在健脾之时, 适当加入分清泌浊之品, 该方重用黄芪为君, 黄芪乃补气之圣药, 辅以党参, 山药益气, 气行则血行;赤芍、川芎, 活血行气;半夏、川贝、茯苓、陈皮、薏苡仁健脾除湿, 地龙祛风通络, 但不伤络、窜络。本方思维缜密, 围绕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病机特点, 诸药合用, 共奏益气活血、舒筋活络、通痹止痛之功。

本研究结果提示, 本方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能显著改善患者肢体麻木疼痛的临床症状、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具有较好的疗效。治疗组及对照组的临床症状在治疗前后均有显著性差异, 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参考文献

[1]朱禧星.现代糖尿病学[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0.333.

篇3:动词的普通用法和使动用法辨

一、具有“看见”义的动词,如“观、览、朝、见”等,“归顺”义的动词,如“从、怀、附、降”等。“疑惧”义的动词,如“疑、惧”等,后面的宾语如果是其所支配的对象,是动词的普通用法;如果不是支配对象,则往往是使动用法。例如:

[例1]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

[解析]使秦楚来朝见。

[比较]孟子将朝王。(《孟子·公孙楚》)

[解析]朝拜齐王。

[例2]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史记·项羽本纪》)

[解析]使百余骑跟随。

[比较]吾从众。

[解析]跟随一般人。

[例3]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论积贮疏》)

[解析]使敌人顺服。使远方的人归附。

[比较]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赤壁之战》)

[解析]归附曹操。

[例4]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汉书·苏武传》)

[解析]使苏武投降。

[比较]浑邪王率众降汉。(《汉书·张骞传》)

[解析]投降汉朝。

[例5]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左传》)

[解析]用兵使您恐惧。

[比较]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左传》)

[解析]害怕楚国。

二、“饮食”义动词,如“饮、食、尝、啖”等,其带的宾语一般是食物。如果带了表示人或动物的宾语,就成为使动式。例如:

[例6]后子孙饮马于河。(《史记·封禅书》)

[解析]使马在河里饮水。

[例7]华元杀羊食士。(《左传》)

[解析]使将士吃。

[例8](先生)又何吝一躯吱我而全微命乎?(《中山狼传》)

[解析]给我吃而保全我的生命。

三、具有“行走”义的动词如“行、走、逸、进、出、人、归、反、来”等,“浮沉”义的动词如“浮、沉”等,“起居”义的动词如“起、立、坐、伏、居、寝”等,“处置”义的动词如“流、窜、迁、处、置”等。“停留”义的动词如“停、留、休、止”等,他们后面可以带处所词,如果带上了指人或物的宾语。则是使动用法。例如:

[例9]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走芒卯。(《史记·魏公子列传》)

[解析]逼使芒卯逃跑。

[例10]卒廷见相如,礼毕而归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解析]使相如归。

[例11]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西门豹治邺)

[解析]使女子漂浮在河中。

[例12]赢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史记·信陵君传》)

[解析]使公子的车马久立在集市上。

[例13]迁其民于临洮。(《史记·秦始皇本纪》)

[解析]把百姓迁移到临洮。

[例14]韩君大悦,止公仲。(《韩非子》)

[解析]使公仲停止。

四、具有“存亡”义的动词如“兴、亡、存”等。“坠落”义的动词如“坠、陷、落”等,“破坏”义的动词如“溃、破、坏、败”等,“生死”义的动词如“生、死、天、活”,“冻、馁”义的动词如“饿、冻、馁”等,“惊动”义的动词如“惊、动、荡”等,“屈伸”义的动词如“伸、信、屈、阙”等,它们后面一般不再带其它词(有时也可带处所词),如果带上了指人或指物的宾语,则成为使动式。

[例15]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史记·魏公子列传》)

[解析]赵孝成王感激魏公子假传令夺了晋鄙军队而使赵国存在下来。

[例16]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

[解析]使他的体肤饥饿。

[例17]项伯杀人,臣活之。(《史记·项羽本纪》)

[解析]使他活下来。

[例18]焉用亡郑以陪邻?(《左传·僖公30》)

[解析]使郑国灭亡。

[例19]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

[解析]使别人的军队屈服。

[例20]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解析]使新惊悸,使魄震动。

[例21]破赵军者,必括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解析]使赵军溃破。

古汉语中的及物动词跟不及物动词很难划清界限,因为有些动词往往是两用的。不及物动词跟形容词的界限也难划清楚,因为都不带宾语。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将那些常有使动用法的动词按意义分成若干小类,以便于记忆和识别。能熟悉上述四条列举的词,应该能够较好地识别动词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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