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市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

高邮市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通用9篇）

篇1：高邮市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

高邮市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建立把科学论证作为必经环节的决策程序，提高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质量，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是指：

（一）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上级和市委重要指示、决定的实施意见和措施；

（二）市政府依法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三）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专项规划和重要区域、地段控制性详规的审批，建设用地规划方案及特殊地块协议出让审批；

（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发展战略、财政收支预决算的拟订，财政安排资金超过150万元项目、重大建设项目的审批；

（五）重要的改革方案以及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行政措施、重要决策；

（六）市政府组织的重大活动和决定的重要奖惩事项；

（七）市级重要机构的设立、撤并和职能调整，乡镇、街道（含）以上行政区划的设立、撤并和调整，重要地名的命名；

（八）各乡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向市政府报送的重要请示事项；

（九）需要提交市委及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和需报告上级政府的事项；

（十）其他需由市政府决策的重要事项。

第三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决策机构。

第二章 决策调研

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前必须搞好调研，就是要有计划的围绕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进行各项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以避免或减少重大行政决策的失误。

第五条 市政府领导、相关部门在提出重大行政决策建议前，应组织相关部门就确定此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与论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现状、与同等城市的差别以及可供参考的市内外资料；

（二）实施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必要性，包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实施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可行性，包括实施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措施；

（四）实施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利弊分析；

（五）市政府领导认为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第六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调研工作由市政府研究室牵头，规范性文件调研审核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办牵头，并按所涉及的内容，由各职能部门负责承办。

承办部门在进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调研过程中，应当贯彻实事求是、科学化的原则，并讲求时效性和可行性。

承办部门应及时将拟确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基本情况形成调研报告，并在调研报告中提出明确的结论性意见，供领导决策时参考。

第三章 专家咨询论证

第七条 市政府可以聘请专家参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咨询论证工作，对有关事项提出论证意见。

第八条 市政府设立市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咨询委员会）。市咨询委员会是市政府直接领导的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为政府决策服务的非常设决策咨询论证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市政府决策的需要，组织咨询专家围绕本市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问题进行战略研究、对策研讨，提供科学的咨询论证意见。市咨询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若干名，市咨询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政府研究室，具体负责市咨询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九条 市政府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的需要建立总数为50人左右的咨询专家库，并按专业分类，实行动态管理。

对一些特殊论证事项，市咨询委员会可以决定邀请咨询专家库以外的专家参加咨询论证。第十条 凡属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由承办单位在决策调研后，交由市咨询委员会组织咨询专家论证。

第十一条 市咨询委员会对承办单位提请要求咨询论证的事项应按规定的类别和程序组织相应的专家进行咨询论证，可采用会议或书面的咨询论证方式。咨询论证工作由市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或市咨询委员会指定的咨询专家主持，市咨询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记录。

专家咨询论证意见，由咨询委员会办公室汇总后提交市政府作为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第十二条 市咨询委员会建立每位咨询专家的评审工作档案，记载参与咨询论证的具体情况，并进行定期考核。咨询专家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后，市政府根据需要及专家工作实绩进行更换或连续聘任。

市政府各部门应当加强与市咨询委员会的联系，相互沟通情况，并为咨询论证提供必要服务。

第四章 公示和听证

第十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必须公示，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公示、听证应当遵循公正、透明、规范和效率的原则。

第十四条 市政府办公室负责本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听证的组织实施。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主管部门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基本情况，即可行性说明、有关统计数据和调查分析资料等；

（二）论证经过，即听取意见的范围、人数，尤其是利害关系人、专家所占的比例及意见；

（三）法律分析意见书，含利害关系和行政成本；

（四）收集反馈信息的渠道；

（五）决策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内容。

第十六条 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可以通过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发布，或者在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政府公告栏上进行公示。公示的时间一般不少于十个工作日。

第十七条 公示中收集的信息，应如实、全面、及时形成公示报告。公示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公示的基本情况；

（二）收集的主要意见、建议及理由；

（三）对主要意见、建议的处理意见。第十八条 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需要听证的，应在公示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在举行听证会5日前向社会公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参加方式、参加人数等。第十九条 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团体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和市民代表参加，参加决策听证的成员应当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专业知识和为民服务的精神，实行义务服务。

第二十条 举行听证会，设听证主持人，负责组织听证会。听证主持人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人担任。

听证参加人的范围、条件、数量，根据听证事项的内容确定。听证会后，听证主持人应如实、全面、及时形成听证报告。

第二十一条 公示、听证报告应当作为决策机关决策的重要依据。公示、听证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意见，决策中未采纳的，应说明理由，并及时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二条 对应当公示、听证而没有公示、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不得提交决策机关讨论。

第五章 决策责任制

第二十三条 政府机关全面推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市监察部门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加强对参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工作人员的监督，并将责任严格落实到每个岗位和个人。

第二十四条 对职责范围内应作为而未作为，影响行政管理、行政秩序、行政效率的；或不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造成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失误，并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利益的，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办理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追究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政过错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法》，视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一）不执行上级关于重大行政决策指示、指令和决定的；

（二）隐瞒有关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三）擅自改变集体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

（四）盲目上项目或引进项目，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作出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悖的决定，或出台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悖的政策制度的；

（六）因主观过失或监管不力，造成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失误，并产生严重后果的。第二十六条 给予行政过错行为人行政处分，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重事实、重证据，惩处与过错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对行政过错行为的追究，视情节，除按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外，还应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相关领导人的领导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本暂行办法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

篇2：高邮市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活动，促进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适用本办法。

法律、法规对重大行政决策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未按照法定权限、程序、时限决策，或者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按照本办法规定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员(以下简称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应当遵循职权法定、客观公正、权责统一、惩教结合等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法定权限，对下级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按照法定权限，负责重大行政决策违法行为的调查。

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由相关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以下简称责任追究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处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

第七条 在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

(二)未按照规定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意见的;

(三)未按照规定举行听证会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在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组织专家论证的;

(二)在论证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在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评估的;

(二)未按照规定处理风险评估结论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在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的;

(二)经合法性审查认定不合法，作出决策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在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一)未按照法定权限、时限、程序作出决策的;

(二)未按照规定对会议决定过程进行记录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在政府网站或者公众媒体向社会公开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依据和结果的;

(二)未按照规定组织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在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方案起草、决策等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第十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应当启动调查程序：

(一)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进行重大行政决策的;

(二)重大行政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诉、检举、控告重大行政决策存在违法事实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追究责任的`情形。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应当将调查结论提交责任追究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终身追究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有关规定应当减轻或者免予追究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可以采取批评教育、责令公开道歉、诫勉谈话、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方式追究责任;构成违纪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参与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的中介组织、专家等应当对所提供的决策咨询意见负责，在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造成决策失误的，由责任追究机关将调查情况通报相关主管部门，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有关责任人员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处理决定不服的，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提出申诉。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重大行政决策严重失误或者违法决策，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篇3：重大行政决策需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一、重大行政决策与成本效益分析

行政决策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 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 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 根据一定的客观情况, 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 系统分析行政事务, 对所要解决的事务或问题做出决定的行政活动。而重大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职能依法作出的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以及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决策。

我国长期以来就非常重视行政决策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等, 党中央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决策机制建设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与引导。在中央政策精神的引导下, 我国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的地方性法规, 在不断发展的立法实践中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的决策机制将不断发展和完善, 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正是这一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

成本效益分析是通过比较项目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经济决策方法, 将成本费用分析法运用于政府部门的计划决策中, 以寻求在公共决策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1]。政府的行政决策活动往往关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而重大行政决策活动更是与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因此在进行决策过程中必然伴随来自多方面的成本因素, 如果评估与选择这些成本因素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的成效。因此, 通过制定合理完善的决策机制从而提供一种更为系统性和具体化的方法来为决策提供保障机制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策略。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分析工具, 正是试图提供一种方法可以评估与测量行政决策活动的各种潜在成本, 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各种影响的标准和模式, 从而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成本效益分析在行政决策中运用得最早的国家是美国。从19世纪后期开始, 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将成本效益分析运用于公共工程项目的评估上[2]。到20世纪60年代后联邦政府又将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广泛运用于除了公共工程项目以外的其他行政决策领域, 这一分析方法在美国的行政决策中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应用规则从而发展成为一个较为系统化的决策原则。而大陆法系中将成本效益分析引入政府管理之中的一个主要代表国家是德国。德国通过其《基本法》以及《欧共体条约》的相关规定, 将经济分析原则作为政府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选择而加以强调。基于其规定较为初步和单一, 因此其相对应的对成本效益分析法的应用性规定也较为简单。上个世纪70年代, 西方国家关于行政决策的可行性分析研究对我国的决策机制影响较大,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正是在这一影响下引入到我国的决策研究领域中, 当时我国主要将成本效益分析法应用于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机制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 行政决策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要求行政主体只有更全面地将成本效益分析原则应用到更广泛的实践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工具性价值。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分析原则在各国的发展非常不平衡, 这与各个国家的不同法律传统和现实国情有关, 也与各国行政法学的发展方向有关。可以确定的是, 这一分析原则将成为世界各国行政决策领域普遍研究和应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成本效益分析应用于重大行政决策的必要性

成本效益分析在各国的应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 从立法方面来看在各国行政法领域中并未为对这一原则加以明确化, 但从实践方面来看其实该原则一直在行政决策方面被不同程度地加以运用。随着公共行政的转型发展, 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具有系统分析和量化分析特征的方法是适合我国行政法发展的, 因此, 对成本效益分析应用于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利于增强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

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是政府决策所追求的理念之一, 重大行政决策是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所做出的决策, 其科学性在很大程序上影响了决策实施的可行性及社会效果。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将抽象的理念与事实转化成具体的数据与信息, 其本身作为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重大行政决策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 将成本效益分析应用于重大行政决策, 是保障决策科学性的有效工具。具体来看, 成本效益分析将决策中涉及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及相关利益因素转化为可供评估的不同变量, 在充分权衡公共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基础上, 对变量进行系统分析, 从而得出最科学合理的决策方案。

(二) 利于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效率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政府正由“全能型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将行政权力合理适度地放归于市场与社会, 使得市场与社会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 充分发挥社会自治的新公共行政理念。政府的精力和资源是有限的, 政府也不总是决策项目的专家, 因此重大行政决策需要专家和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参与, 而参与其中的专家及评估机构运用成本效益分析对重大决策项目进行科学评估正是对政府有限理性的有效补充, 从而有利于政府决策的效率。另一方面从决策内容来看, 决策的效率取决于运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社会收益, 因此, 成本效益分析作为评估成本做出决策的有效工具, 将政府决策的风险因素量化为分析指标, 使得行政决策者能够在比对多种因素的前提下做出最优选择, 这本身就是效率最大化的具体体现。

(三) 利于构建完善的行政决策机制

行政决策机制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立法到实践不断发展完善。当前我们各地方政府已纷纷出台了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性规定, 其中不乏有关重大行政决策需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规定。构建完善的行政决策机制是保障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与法治化的必要措施。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决策评估的有效方法, 其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而且在运用此方法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其主体是多元的, 一方面专家论证系统运用成本效益分析做出科学的专业性评估;另一方面, 为了评估多方利益的不同诉求, 公民及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决策过程, 来自公民理性的“民意”反馈正是成本效益分析中各种分析指标的直接来源。因此, 将成本效益分析引入重大行政决策是完善决策机制的应有之义。

三、成本效益分析应用于重大行政决策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对一种具体研究方法的总体定位及阐释, 鉴于当前实践中重大行政决策在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方面才刚刚起步, 且成本效益分析本身的经济学固有属性决定了研究其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应用是一项非常复杂和专业化的工程。因此, 本文主要在论述决策中需引入成本效益分析的必要性的基础之上, 从宏观方法论方面对该决策原则做出进一步阐述, 以求为今后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做出初步的分析。

首先,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项系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其基本应用原理是针对某个项目, 根据专业性的初步评估提出实现该项目的多种方案, 再运用一定的实质分析技术将方案中涉及的重要因素量化为多种成本指标, 通过分析进一步建立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最后依据一定的判断原则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将这一原理应用于重大行政决策中, 即是将实证主义的精神引入到政府依法行政的实践当中, 具体来看体现为对重大行政决策中涉及的相关利益因素经过科学有效的评估与调查量化为决策的成本指标, 然后在行政目标的指引下, 从最大程度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对决策成本指标与预期取得的社会效果做出关联性评估, 从而本着用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益的原则来做出最终的决策。

其次, 从成本效益分析运用于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性研究来看, 这一原则为决策者提供了各类可供评估的具体指标, 有利于建立成本因素与效果指标之间的关系, 但这一分析过程对决策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项重大行政决策所涉及的利益因素往往是错综复杂的, 哪些因素应归为成本指标, 哪些因素应归为效益指标, 需要科学合理地做出判断。在建立成本指标与效益指标具体关联的过程中, 又需要对各种信息进行筛选与评估, 这也需要专家、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等的广泛参与, 从而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最大程度保障成本效益分析的科学性。因此, 重大行政决策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应在程序性规范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以使得这一专业性较强的分析方法能够在法制规范的基础上发挥最大的效用。

最后, 从成本效益分析应用于重大行政决策的制约因素来看, 任何一项研究方法的运用都有其需要重点突破的瓶颈区, 成本效益分析法也不例外。决策理念的转变是政府决策机制不断发展完善的前提, 由于成本效益分析是跨学科的经济分析原则, 因此在政府进行重大行政决策的实践中对该方法的运用还远远不够, 各级行政机关需加强科学的决策理念, 提高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法的自觉性。从技术层面来看, 成本效益分析本身存在制约因素, 从定量分析的有限理性到指标形成的转化误差, 从评估信息的不完全性到成本指标与效益指标间的关联误差, 都需要政府在运用这一分析方法时不断增强研究能力, 从而将技术性的制约因素减小到最低。

四、结论

行政决策机制的不断完善是政府依法行政不断提高行政效能的具体体现, 重大行政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方面, 其在决策机制上的创新与发展更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重中之重。面对日益复杂的行政事务, 将成本效益分析法引入到重大行政决策机制之中, 是顺应政府改革和时代需求的理性选择。而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其本身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又对政府在决策中应用这一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在不断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这一机制的有效运用。

摘要：随着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不断深化, 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发展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成本效益分析作为有效的经济学分析工具, 将其引入到重大行政决策的过程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成本效益分析应用于重大行政决策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从而进一步提出其在重大行政决策运用中的方法论, 以求对这一具有创新性的决策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重大行政决策,成本效益分析,必要性,方法论

参考文献

[1]毛春梅, 王留军.成本效益视角下行政决策效率优化研究[M].行政领导, 2014年1月.

篇4：高邮市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

关键词：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这一规定较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的“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这一规更为具体且更加明确。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就是要对政府的决策过程进行一个法律上的检测或者过滤，不仅达到行政的目的可以实现，还要符合行政的正当性要求。

一、对行政机关内部的重大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重要性

重大行政决策旨在提供重要的公共物品，行使的是重要的行政决策权，决策结果会对社会公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应当依法作出。所以对行政机关内部的重大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具有至关重要性。

首先，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是健全政府依法决策，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其实早在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做出重大行政决策前要交由法制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作出决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建设的不断增强，政府面临日益增多、负责的法律事务和法律问题。因此，越是重大复杂的行政行为，越要注重从法律层面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当前，一些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法治观念参差不齐，违法决策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程序，其审查职责由政府及其部门的法制机构承担。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有助于提高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加强行政机关自我约束的、并从源头上、全局上预防、堵塞违法行为的产生，因此，合法性审查是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是防止违法行政行为出笼的“过滤器”和“防火墙”。

其次，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工作的根本宗旨就是执政为民，根本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重大行政决策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反映人民意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政府的决策水平和质量集中反映了政府的执政水平和管理水平，如果决策失误过多，决策成本过高，都将直接损害决策部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尤其重大行政决策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认同感。近年来，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不断完善，各级领导干部决策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实践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由于政府的决策未能够尊重客观规律，乱决策、违法决策、专断决策、拍脑袋决策，甚至有一些项目刚动工就终结，这既给国家、社会、群众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对行政机关内部的重大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

最后，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是制约政府滥用权力，加强监督的重要途径。行政决策是行政行为的起点，规范行政决策行为是规范行政权力的第一道关，由于权力未被规范，一些地方政府出台公共政策、发布规范性文件很随意，一切只讲目的不问手段，有时候公然违法，有时候则是迁就自己的片面看法，结果造成政府权力滥用。因此，要把好这道关口，对重大这次《决定》提出要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制度，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这一制度的推进和落实，政府在做出重大行政决策之时，不仅要听取各方意见，让公众参与，也让重大行政决策趋向合法性。

二、重大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需注意的问题

重大决策事项在提请决策机关讨论决定前，必须进行合法性审查，但也同样需要注意相关的问题。

明确重大决策的范围问题。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依据宪法法律和有关政策，就职权范围内的相关事项作出决定的行为过程。所谓重大行政决策必须是行政机关所管辖范围内的重要事项，具有宏观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特点。一般来说，重大决策应该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如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規划，涉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制定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制定开发利用土地、矿藏、水流、森林等自然资源的重大措施，制定或者调整重要行政收费、政府基金的项目、标准以及实行政府定价的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价格等。但是对于具体事项，各地的理解有所不同，对“重大”的定义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同一项决策议题，在高层次的行政机关决策活动中可能只是一般行政决策，但对较低级别的行政机关则往往构成重大行政决策。因此，行政机关应当结合该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机关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

合法性审查应保持客观公正，避免走形式主义。由于合法性审查的主体是政府法制部门，作为政府法制机构的工作人员是行政首长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要对政府的决策权限、决策内容、决策程序等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但是，在进行合法性审查时，政府法制部门隶属于政府，并非独立单位，具有依托性，缺乏中立性，往往受制于政府，不敢提出独立的法律意见。因此，要求其在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应保持客观公正，着眼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从而避免政府决策的盲目性、任意性。目前，有关合法性审查的规定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并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完善的、刚性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因此，一些政府法制部门为了避免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选择听之任之，怠于履行其职责，即使是审查也只是流于形式。

篇5：高邮市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保障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民主、合法，提高行政决策质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主体适用范围)

本市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统称决策机关)的重大行政决策，适用本规定。

市、区人民政府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重大行政决策，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事项适用范围)

本规定所称重大行政决策，包括下列事项：

(一)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计划;

(二)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三)重大公共建设项目;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决策机关认为应当纳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的其他事项。

决策机关可以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结合本地实际，确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具体标准，向社会公布，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第四条(基本原则和要求)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坚持科学、民主、合法的原则。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尊重客观规律，深入开展调研，充分研究论证，加强协商协调，依法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履行法定程序，保证决策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有关规定。

第五条(程序适用的基本规则)

决策事项涉及较大群体切身利益的，除依法需要保密或者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以及情况紧急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情形外，应当组织公众参与。

决策事项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问题需要依靠专业人员、专业机构作出判断的，除情况紧急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情形外，应当组织专家论证。

决策事项涉及社会稳定等方面较大风险的，除情况紧急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情形外，应当组织风险评估;法律、法规、规章对开展专项风险评估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由决策机关集体讨论决定。

第六条(决策启动)

决策机关决定启动决策程序的，应当明确决策承办单位，负责决策草案的起草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的组织开展等具体工作。

第七条(公众参与)

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事项的具体情况，通过座谈会、听证会、问卷调查或者实地走访等方式听取公众意见。决策草案形成后，可以公布草案征求公众意见，并可以通过媒体访谈、专家解读等方式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作出解释说明。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举行听证或者决策草案中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应当举行听证。

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用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可以委托专业调查机构进行民意调查，了解决策草案的社会认同度和承受度。

对社会公众提出的主要意见及其研究处理情况，承办单位应当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反馈。

第八条(专项听取意见)

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事项内容和需要，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专家论证)

承办单位组织专家论证，应当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书面征询专家意见或者委托专业机构等方式，对决策草案进行专业技术论证。

选择专家和专业机构应当注重专业性、代表性、均衡性和公信力，支持其独立开展工作，并逐步实行专家、专业机构信息和论证意见的公开。

第十条(风险评估)

承办单位组织风险评估，应当对决策事项的主要风险源、风险点进行排查，判断决策条件的成熟程度和总体风险，并提出预防、控制和应对风险的具体措施。

风险评估可以由承办单位自行开展，也可以由承办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第十一条(决策草案完善)

组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的，承办单位应当充分研究公众意见、专家论证意见、风险评估的结果，对决策草案进行修改完善。

第十二条(决策草案报送)

决策草案应当经承办单位合法性初审和集体讨论决定后，报送决策机关。

报送材料应当包括：决策草案及其起草说明、合法性初审意见，以及决策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决策草案经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或者风险评估程序的,还应当包括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或者风险评估的情况说明。

决策草案的起草说明应当包括决策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决策的主要内容、各方面对草案的主要不同意见等。

第十三条(特定情形下决策程序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策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可以直接终止决策程序：

(一)经调查显示公众对决策草案的接受程度较低，可能严重影响决策有效执行的`;

(二)经专家论证认为决策在专业上、技术上不可行的;

(三)经风险评估认为决策存在重大风险且无有效应对措施的。

第十四条(合法性审查)

决策机关应当将决策草案及相关材料交本机关的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

法制机构的合法性审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决策事项是否符合决策机关的法定权限;

(二)决策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三)决策方案制定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四)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五条(政府法律顾问)

决策机关应当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作用，并保障政府法律顾问独立发表法律意见。

第十六条(相关部门审核)

决策草案涉及体制改革、编制保障、财政资金安排、土地利用、规划调整等方面重要内容的，决策机关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要求同级发展改革、编制、财政、土地规划等相关部门提出审核意见。

第十七条(集体讨论决定)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按照政府工作规则，经决策机关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八条(决策公布和解读)

决策作出后，决策机关应当按照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载明重大行政决策结果的相关文件、决定或者命令等。

对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行政决策，还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或者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方式，对决策内容进行解读。

第十九条(决策后评估)

决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其他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决策实施情况提出较多意见的，决策机关应当指定或者委托有关单位开展决策后评估，并将决策后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继续实施、调整、中止或者终止执行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条(决策的调整、中止和终止)

对依法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进行调整、中止或者终止执行的，应当经决策机关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对涉及较大群体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进行重大调整的，应当按照本规定重新履行相关程序。

第二十一条(法律责任)

对重大行政决策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

承办单位、决策机关违反本规定，未履行规定程序的，责令改正;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施行日期)

篇6：高邮市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法治校，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设和谐校园，根据《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浙江省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基本标准》和《浙江科技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问题决策听证，是指制定（或调整，下同）与广大教职工利益密切相关、反映强烈或关注程度较高的有关方案前，由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执委会和拟定重大问题决策方案的部门（以下统称“听证组织机构”）组织听证代表对拟制定决策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

第三条 教职工切身利益重大问题决策听证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听证会应当公开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听证内容，以公开形式举行。

第四条 听证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客观和效率的原则，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利于兼顾各方，择善而从。

第二章 听证的组织

第五条 举行重大问题决策听证，由听证组织机构提出具体听证方案，报学校批准。

第六条 听证会由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执委会和听证组织机构组织听证。第七条 听证组织机构要做好听证会的充分准备，可预先公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主要内容，并向参会代表提供书面材料。

第八条 听证会设听证主持人，听证主持人原则由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执委会和听证组织机构的负责人担任。

第九条 听证会代表应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代表一般由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含列席、特邀代表）或相关部门教职工代表、离退休职工代表、相关问题的专业人员和法律方面的专家等组成。

第十条 听证会代表原则采取单位推荐的办法产生，也可由教职工代表大会执委会推荐，或者自愿报名、单位推荐产生，具体人员构成和代表总数由教职工代表大会执委会和听证组织机构根据听证内容，合理安排及确定。

第十一条 听证会代表应当针对听证内容，做好调查研究，了解相关法规和政策，如实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可以向听证组织机构提出质询，对听证的内容提出建设性方案。

第十二条 听证代表要遵守听证纪律，维护教职工和学校的利益。第十三条 听证会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事项和听证纪律，介绍听证会代表等；

（二）听证组织机构介绍听证的内容和方案以及需要解释说明的问题；

（三）听证会代表对听证的内容和方案进行讨论和质证；

（四）听证组织机构陈述意见；

（五）听证主持人对听证会进行总结；

（六）听证会代表对听证会的记录进行审阅并签名。

第十四条 听证组织机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后整理并形成听证会纪要，并于10日内送达听证会代表。

听证会纪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会代表意见扼要陈述；

（三）听证会代表对决策方案的主要意见。

第十五条 听证组织机构确定决策方案时应充分考虑听证会意见，方案确定后向教职工通报。

对听证会代表多数不同意决策方案或者对决策方案有较大分歧时，听证组织机构应当调整决策方案，必要时可以再次组织听证。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实施。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职工代表大会执委会负责解释。

篇7：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是指涉及重要的政府规范向文件草案，重大的政策措施和各部门作出的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行政决策等事项。

第三条 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在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政府公告栏上进行公示后举行听证。公示、听证应当遵循公正、透明、规范和效率的原则。

第四条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可行性说明；

(三)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有关统计数据、调查分析资料；

(四)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论证经过，即听取意见的范围、人数，尤其是利害关系人、专家所占的比例及意见；

(五)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法律分析意见书；

(六)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利害关系、行政成本；

(七)收集反馈信息的渠道；

(八)决策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内容。

第五条公示的时间一般不少于十个工作日。

第六条公示中收集的信息，应如实、全面、及时形成公示报告，公示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公示的基本情况；

(二)收集的主要意见、建议及理由；

(三)对主要意见、建议的处理意见。

第七条拟作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听证决定，应在公示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并向社会公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参加方式、参加人数等。

第八条举行听证会，设听证主持人，负责组织听证会。听证主持人由政府办负责人担任。听证参加人的范围、条件、数量，根据听证事项的内容确定，在公示时一并公示。

第九条听证会后，应如实、全面、及时形成听证报告。公示、听证报告应当作为决策机关决策的重要依据。公示、听证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意见，决策中未采纳的，应说明理由，并及时向社会公告。对应当公示、听证而没有公示、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不得提交决策机关讨论。

篇8：高邮市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

关键词：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法治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是指政府在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前, 由政府法治部门对决策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活动, 合法性审查是健全依法决策的重要法定程序。

一、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重大意义

首先, 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是健全政府依法决策,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其实早在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就已经指出, 要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 规定市县政府及其部门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前要交由法制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合法性审查, 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 不得作出决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建设的不断增强, 政府面临日益增多、负责的法律事务和法律问题。因此, 越是重大复杂的行政行为, 越要注重从法律层面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当前, 一些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法治观念参差不齐, 导致乱决策、违法决策。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提高了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加强行政机关自我约束 , 并从源头上、全局上预防、堵塞违法行为的产生, 因此, 合法性审查是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 是防止违法行政行为出笼的“过滤器”和“防火墙”。

其次,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政府工作的根本宗旨就是执政为民, 根本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重大行政决策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充分反映人民意愿, 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 政府的决策水平和质量集中反映了政府的执政水平和管理水平, 如果决策失误过多, 决策成本过高, 都将直接损害决策部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尤其重大行政决策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认同感。近年来, 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不断完善, 各级领导干部决策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 实践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比如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由于政府的决策违背了规律性, 出现了违法决策、专断决策、拍脑袋决策的现象, 甚至有一些项目刚动工就终结, 这既给国家、社会、群众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因此, 要对行政机关内部的重大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

最后,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是制约政府滥用权力, 加强监督的重要途径。行政决策是行政行为的起点, 规范行政决策行为是规范行政权力的第一道关, 由于权力未被规范, 一些地方政府出台公共政策、发布规范性文件很随意, 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 造成政府权力滥用。因此, 要把好这道关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 要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制度, 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这项制度的推进和落实, 政府在作出重大行政决策之时, 不仅要听取各方意见, 让公众参与, 也让重大行政决策趋向合法性。

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提请决策机关讨论决定前, 必须进行合法性审查, 这是保证行政决策合法的关键, 因此需要更加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 明确重大决策的范围问题。所谓重大行政决策必须是行政机关职责范围内的重要事项, 具有宏观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特点。通常来讲, 重大决策应该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事项, 如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 涉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 制定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制定开发利用土地、矿藏、水流、森林等自然资源的重大措施, 制定或者调整重要行政收费、政府基金的项目、标准以及实行政府定价的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价格等。但是对于具体事项, 各地的理解有所不同 , 对重大的理解也有差异。相同的决策议题, 在省一级的政府部门决策可能是一般的行政决策问题, 但是相对于地市级可能被认定为重大的行政决策。所以, 作为行政机关, 应该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确定本机关内的重大决策事项。

(二) 合法性审查应保持客观公正, 避免形式主义。由于合法性审查的主体是政府法制部门, 作为政府法制机构的工作人员是行政首长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 要对政府的决策权限、决策内容、决策程序等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但是, 在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政府法制部门隶属于政府, 并非独立单位, 具有依托性, 缺乏中立性, 往往受制于政府, 不敢提出独立的法律意见。因此, 要求其在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应保持客观公正, 着眼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从而避免政府决策的盲目性、任意性。因此, 一些政府法制部门为了避免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选择听之任之, 怠于履行其职责, 即使是审查也只是流于形式。

(三) 合法性审查结论应常态化。《决定》将合法性审查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一道必经程序, 要求政府法制部门把住合法关, 同时就必然要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在进行完合法性审查后要出具审查结论, 并且是要有一定的约束力的合法性审查意见书, 不然, 这一合法性审查程序就是可有可无的, 形同虚设。在社会实践中, 地方政府法制部门对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作出意见书的, 并不常见, 甚至许多合法性审查结论降格成为领导可用可不用的参考意见。因此, 这就要求政府法制部门必须做出具有约束力、强制性的审查结论, 并且这一审查结论应成常态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康泰主编.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辅导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

篇9：高邮市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

关键词：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责任追究；行政问责

中图分类号： D920.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4006005

近年来，由于重大行政决策失误或不当导致严重社会后果的事件频频发生，如被戏称为“季挖挖”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再如被称为“规划之神”的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此类行政官员在重大行政决策时充满了肆意妄为，给城市发展带来了重大创伤。为更好地行使民主监督权，规制决策者的行政权力，有必要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为此，在追溯我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指出我国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必要性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对策。

一、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现代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发端于西方，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了对传统问责模式的改革。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理念成为新趋势。

“我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自建国以来就已存在，但囿于当时的行政体制和法治状况，一直没有得到重视。”[1]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步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方面矛盾加剧，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的案例层出不穷。在打击腐败、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增强公众参与的时代呼应下，政府开始了对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初步探索。具体表现便是1990年我国首部《行政诉讼法》的诞生，使得依法行政原则得以确立，限制和约束行政权力有了法律依据。2003年是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关键一年。由于“非典”事件爆发，包括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两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利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短时间内、大范围地追究官员的责任，加速了我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发展步伐。2004年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二十字方针：“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同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这些都加速了制度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的建立。2008年2月，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意见》，提出要“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将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构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及责任倒查机制”。这是我国首次提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是对以往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继承和深化，对完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充满了现实意义。

二、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必要性

（一）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能有效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负责任是现代政府应具备的基本特质。责任政府更是意味着政府应及时回应和满足公民的正当要求，负责任的使用权力。只有对公民负责且权利受到限制的政府才是责任政府。”[2]构建责任政府是行政法治的要求，也是行政法“责任行政原则”的具体体现。为此，当政府决策存在重大失误或不当，造成严重后果时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尤其是法律责任。在担责期限上，应当终身追究。构建重大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有利于杜绝短期的政绩观，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

（二）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有利于决策法治化

法治，即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体现在行政领域便是要求依法行政，就是指要将所有的政府行为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在任何情况下权力与责任都是相伴而生的，这就要求建立起责任与权力的互动机制，用责任限制权力的运用，具体而言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建立起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机制，使公权力的行使以责任为边界，从而保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政府决策理所当然地被包含在行政行为之中，因此，当重大政府决策出现失误时，追究相应行政主体的法律、政治、道义责任也是于情有理、于法有据。总之，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是实现行政决策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制度保障。

（三）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有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又称政府信誉，是指政府的行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外在评价。通常表现为社会的认可度和信任度。信任之于政府犹如空气之于人类，不可或缺。政府公信力不仅包含“言出必行”，更重要的是“权责一致”。一个公信力良好的政府必然是负责任的政府。当行政领域的重大决策出现失误时不相互推卸责任，是一个信誉良好的政府的题中之义。反之，如果政府失信，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决策责任的终身追究制便成为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在新时代下，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成为维护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endprint

三、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追究制面临的困境

（一）何为重大行政决策，各地标准不一

2012年8月，常州市发布了《常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了辖区内重大行政的范围，包括：（1）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类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及专项规划；（2）制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3）制定城乡建设、征收征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交通管理、教育管理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公民切身利益的规范性文件；（4）决定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和国有资产处置的重大事项；（5）安排重大财政资金支出；（6）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7）确定和调整重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服务价格；（8）应当由市政府决策的其他重大事项。而《西宁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则对重大行政决策做了一个概括式规定，并例举了以下政府决策：（1）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重要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2）编制和修改各类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总体规划或专项规划、年度计划；（3）使用重大财政资金，安排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处置重大国有资产；（4）制定涉及民生的环境保护、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文化教育、社会救助、城镇住房保障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5）研究市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涉及市政府自身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6）讨论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市政府规章，研究重要的规范性文件；（7）其他需要市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各地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大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如果没有全国的统一的标准，各地自行其是，必然带来实践的混乱，有损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二）终身追究责任，决策者规避法律风险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实则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共存。优势在于可以督促决策者审慎做出决定，确保决策法治化和民主化，进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大量的决策者害怕承担责任，在事件发生时不做出或者不及时做出正确决策，而是转而走上“保守路线”，造成损失扩大化；第二，即使决策者迫于无奈做出了相应的行政决策，也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规避本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在作重大决策时要求体现民主集中，由集体讨论决定，这实际上形成了“集体负责制”。在实践中往往因为“法不责众”而使问责无疾而终。

（三）责任终身追究，诉讼时效衔接成疾

诉讼时效是指一国法律规定的对违法犯罪行为应当追究责任的最长期限。在期限内需要追究责任，超过期限就不再追究责任人的责任。这在我国刑事、民事和行政法领域都有规定。例如，我国刑法就明确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1）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2）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3）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4）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仍有追诉必要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然而重大行政决策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的特征，就算在决策中行政主体徇私舞弊、掺杂个人利益，问题的显现也需要一定时间。在我国一般认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类型多样化和责任适用的复杂性，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的终身追究必须限定在法治的框架之内。无限期的追究不能违背法律的追诉时效规定。”[3]因此，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制下，构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就亟需做好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工作。

（四）终身追究责任，程序启动标准模糊

对于行政责任追究，从我国目前的立法实践来看，既有制度规范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同时也存在一些模糊性、概括性的规定。如2012年颁布的《南京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第五章第三十九条中规定：“政府领导因重大行政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政治影响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依法追究责任。”2007年颁布的《甘肃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决策机关、决策提出与承办单位违反本规则，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从中可以看出，“严重政治影响”“重大经济损失”“恶劣社会影响”等词语被广泛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启动责任追究程序的人为性和随意性。

（五）责任终身追究，追诉对象不明

我国目前的公务员系统还存在诸如党政不分、职能规定模糊和职能交叉等问题，这给行政问责带来许多难处。主要表现在：其一，不同层级的政府间权责划分不明。一级政府决策出了失误或者不当是否也应该同时追究上级政府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应该追究到哪一个级别？具体标准如何？没有具体标准可循；其二，我国实践中存在着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囿于各方面原因，我国实践中决策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常常是一方党委书记，但是基于行政首长负责制，出现问题时却往往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这就导致权责不一、问责时的错位。

四、推进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追究制的法律对策

（一）做好顶层设计，统一标准

从制度渊源上看，目前我国关于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法律依据比较分散，包括一些党内法规和文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各类规范性文件，呈现出党政交叉、多头立法的特点。因此，要想该制度真正得以建立，就必须努力构建框架体系统一、责任追究界限明确、党内外规范协同、可操作性强的完整制度。为此，可考虑出台一部《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条例》，以统一、规范和明确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在法律位阶上属于行政法规，各地在不违背该上位法的前提下，具体规定各自辖区内的决策失误处理办法。在内容上可以区分一般行政决策失误和重大决策失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追究责任。此种做法的优势在于，当实践中出现重大行政决策失误事件时，拥有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标准能有效地规避混乱无序或者畸轻畸重的弊端。

（二）平衡鼓励探索与决策权规制endprint

我国是一个大国，社会改革纷繁复杂。在诸多领域需要大胆革新，这就需要一个敢想敢干的大环境。如果改革失误，千篇一律地终身追究责任人责任，可能束缚住官员改革手脚。因此，在问责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成熟的重大行政决策和‘探索中的重大行政决策。”[4]所谓“成熟的重大行政决策”是指一些早已探索和改革成熟的领域，包括城市建设、房地产项目投资、社会管理等领域。所谓“探索中的重大行政决策”是指一些全新的改革事项和社会管理领域，包括国企领域改革、社会保障住房领域、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领域和政府行政审批领域。行政主体在发展成熟领域重大决策失误或者不当，造成重大损失，理应受到追究，这是规制决策权的题中之义。但在探索中的领域出现决策失误应当多一些宽容，这有利于鼓励探索，否则打击锐意改革者的积极性，让改革事业裹足不前。

（三）化解追诉时效冲突，实行终身追诉

重大行政决策责任是一种行政责任，因此需要遵循我国行政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仔细审视相关法律，并没有对行政责任追诉时效的规定。作为行政法母法的《公务员法》也仅在第五十八条规定：“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受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级别。”但笔者认为，这是对行政主体处罚期限的规定，而不是对追诉时效的规定，因此二者并不冲突。这同时也说明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细化规定来构建这一制度。实行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就是要对决策者实行无限期责任制，不因当事人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在司法上实行终身追诉制度，对追诉时效不设置年限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升行政行为终身追责制的威慑力，有效预防腐败。“构建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诉制就能成为一把永远高悬在违法违纪公务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5]

（四）责任终身追究，明晰追诉启动标准

“所谓行政责任追诉程序的启动标准，即有权责任追究主体在评价行政决策活动中应用于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的价值尺度和根本界限”。“从理论上行政责任追诉程序的启动标准有多种划分，最基本的判断标准是行政决策依据标准和社会评价标准。”[6]行政决策的依据标准就是严格对照行政决策的内涵得出对行政决策实施情况的评判。即行政决策是否达到公共利益实现的基本要求，成本是否大于收益，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是否有失当的表现等。如若公共利益没有得以实现，或者行政决策成本大于收益，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有不当表现，便可启动追诉程序。从实施效果上看，笔者认为应更加注重利益尺度的衡量。具体做法可以是在责任追诉程序的启动上设置一项事前评估机制，将直接经济损失作为评估的依据，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判之后再视情况启动追诉程序，以防止程序启动的随意性。

（五）责任终身追究，明确责任承担主体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责任认定和追究的活动，必须由特定的主体负责。由于我国《宪法》、《组织法》明确赋予上级政府的监督职权，因此，当下级政府出现决策失误或者不当时理应追究上级政府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此外，基于决策主体的公职性，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的规定（1），引入“行政连带责任”，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连带责任。在党政关系上，注意厘清各级党委与政府间的关系，不论是运用党内法规还是相关法律追究责任，都要做到有法可依，和实施上的明确化和规范化。

总之，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需要考虑和应对各方面的实际问题。为此，还应当推进配套制度改革。例如，可以考虑建立重大决策档案制度或者官员诚信制度、决策过程记录制度、通报批评制度等，使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追究制度落到实处。

注释：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规定：“建立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项目工程质量的行政领导责任人；项目法定代表人；勘察设计、施工、管理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要按各自的职责对其经手的工程质量负终身责任。担任什么职务，都要追究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王仰文.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观察[J].法治研究，2013，（12）：96-10.

[2]谢昕，李晓.公共决策责任追究制：杜绝短期政绩观的根本举措[J].台声·新视角，2005，（9）：19-20.

[3]王仰文.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的确立基础与困境突破[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5）：85-88.

[4]毕晓哲.对重大决策既要“责任追究”也应“宽容失败”[EB/OL].（2014-11-08）[2014-12-20].http：//guancha.gmw.cn/2014-11/08/content_13790617.htm.

[5]何勇.公务行为终身追责的关键是终身追诉[N].中国商报，2012-3-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