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关

清兵入关（精选4篇）

篇1：清兵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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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

作者：罗邺朝代：唐体裁：七律 古道槐花满树开，入关时节一蝉催。出门唯恐不先到，

当路有谁长待来。似箭年光还可惜，如蓬生计更堪哀。

故园若有渔舟在，应挂云帆早个回。

篇2：论清入关前盟誓根源

一、宗教根源

原始社会时期, 生产力低下, 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 因此, 对闪电、雷雨、风暴、山洪、冰雹等自然现象怀有极大的神秘感和恐惧心理, 相信具有超人间的力量, 进而产生了风神、雷神、雨神、火神、山神、水神等诸多神灵。清入关前女真 (满洲) 人普遍信仰的自然原始崇拜——萨满教即在此基础上产生、发展。

在我国古籍中, “萨满”一词最早见于宋代《三朝北盟会编》:“兀室奸猾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 女真语巫妪也, 以其通变如神。”[1]在萨满教中, 萨满被认为是沟通人神的中介。清入关前女真 (满洲) 人的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形态, 其神话、神歌往往与萨满跳神祭祀活动相连。其产生的心理根源是满族原始先民对萨满的信仰及对自然祖先崇拜的原始观念。但萨满教各姓氏自成一体, 互不相关, 带有明显的排他性。萨满教世代固守和尊崇着本氏族的祖先神或守护神, 始终不渝。即使在氏族分化、族支纷繁的情况下, 各氏族也始终遵循着一个观念, 即祭奠本氏族祖先。在努尔哈赤父子统一女真战争中, 各部落各祀其祖成为巨大的离心力, 因此, 泯灭各氏族对祖先神祗的虔诚信仰, 并逐渐使其淡忘本氏族的族源, 已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在统一过程中所朝夕思虑的重要问题。清朝统治者颁布典礼来控制人民的祭祀观念, 将各成一系的各部落萨满教加以规范和总结, 使它成为女真 (满洲) 共同体的精神信仰。

女真各部统一后, 为了便于管理, 爱新觉罗家族颁布典礼, 逢大事上到天子下到子民必须祭祀朝拜, 谕曰:“先前以国小, 未谙典礼, 祭堂子、祭神时, 并不斋戒, 不限次数, 率行往祭。今蒙天眷, 帝业克成, 故仿古大典, 始行祭天……祭天祭神, 倘不斋戒, 不限次数, 率行往祭, 实属不宜。嗣后, 每月固山贝子以上各家, 各出一人斋戒一日, 于次早初一日, 遣彼诣堂子神位前, 供献饼酒, 悬挂纸钱……此外, 妄行祭祀, 永行禁止。著礼部使谕周知。”[2]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君主通过对各氏族祭祀礼仪和祭祀对象等方面规划统一, 确立了以满族国祭为核心的祭祀地位, 完成了从氏族祭祀向国家祭祀的转变。

二、社会根源

明时, 居于东北一隅的女真部落逐渐强大起来, 但他们离封建文明之域甚远。万历四十四年 (1616年) , 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 颁布官制和法律, 初步形成了早期国家雏形。然而法律体系尚不够完善, 导致此时盟誓异常频繁, 盟誓中的盟约相当于法律条约。因此信守盟誓成为当时社会环境下遵守法制的根本标志。清 (后金) 盟誓的社会根源源于其先祖时期即有盟誓发生。宣和二年 (1120年) , 北宋使臣赵良嗣在辽东半岛与阿骨打会盟, 议定共攻契丹。赵良嗣说:“今日说约既定, 虽未设盟誓, 天地鬼神皆临照, 不可改也。”[1]卷431阿骨打也说:“言约已定, 更不可改。”夺取契丹后, 金人回赐“誓书”于北宋, 云:“惟信与义, 取天下之大器也, 以通神明之心, 以除天地之害……本朝志欲协和万邦, 大示诚信, 故与燕地, 兼同誓约, 苟或违之, 天地鉴查……”[1]卷15清 (后金) 时期许多盟誓多根源于此。

此外, 皇太极时期法律不够完善, 在审判案件时也多用盟约来解决问题。鞠讽罪宗时, 如两造各执一词, 又无其他证据, 可令誓于神前。崇德八年 (1639年) 八月二日, 辅国将军吴达海因夺取土墨特部落人所获银两, 被议革职, 并夺其俘获。然“吴达海立誓, 故亦免夺俘获, 仅偿还土墨特人银两”。然而, 如要立誓必在公所, 或得到皇帝特许, 私下立誓, 则为法所禁。金的统治阶级利用誓约借助神的威力使誓词的实施得到保障。誓约的订立不仅有效保障了后金统治者的权威, 也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完善。

三、政治根源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期的军事外交导致了其与明朝、蒙古以及朝鲜的频繁盟约。努尔哈赤时期主要是通过对女真族内部各部落间的征战和联姻盟誓的方式来统一女真各部的。对外部则主要表现为:与明朝修好, 表示忠顺明朝, 麻痹明朝的戒心;对蒙古的政策则是与通过联姻, 进而结盟。清 (后金) 统治者通过“满蒙联姻”的方式, 与蒙古上层的统治集团结为亲戚, 再伴以政治上的优待与物质上的收买, 使蒙古人这支强悍的力量能与其保持一致。

天聪元年 (1627年) 正月皇太极派阿敏等统军二万, 以讨毛文龙为名入侵朝鲜, 在后金强大的攻势下, 朝鲜被迫请和。“至江华岛, 与朝鲜国议政判书等官共议盟誓中事, 三日不决, 李倧延二使近其所居, 往来共议, 乃定。三月初三日, 丑刻, 李倧焚书盟誓。”[3]卷2此即都江之盟。通过结盟, 后金在政治上取得了与朝鲜平等的“兄弟之邦”的地位, 在经济上迫使朝鲜献纳岁币并开始互市通商, 缓解了后金因频繁征战补给不足的困难。继而在崇德元年十二月, 皇太极又亲统大军征伐朝鲜, 逼迫朝鲜君臣投降。崇德二年正月, “朝鲜国王李倧称臣, 以奏书至书曰:朝鲜国王臣李倧谨上书于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陛下。臣获罪于天, 坐困孤城, 自分朝夕就亡, 细思从前罪戾, 无以自赎……”[3]卷33史称三田渡之盟。至此, 朝鲜由明朝的藩属转变为大清的藩属, 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正式成立。

后金与蒙古诸部开始接触是在明万历年间。当时后金弱, 蒙古强, 蒙古与明廷保持较好的边贸关系, 后金则将明廷视为要敌。不过, 后金与蒙古诸部之间并无太多利益冲突。万历四十年, 努尔哈赤闻科尔沁贝勒明安女博尔济吉特氏“颇有丰姿, 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胥, 送其女来”。努尔哈赤令皇太极“以礼亲迎, 大宴成婚”。[4]这次婚姻, 不仅是科尔沁部, 亦是蒙古各部与后金皇室的首次联姻。太祖时期, 后金与蒙古的联系, 还只限于内喀尔喀五部与科尔沁部之间, 天聪元年, 察哈尔八部成员的“蒙古敖汉部落诸贝勒、奈曼部落诸贝勒举国来附”, [3]卷3之后, 后金、奈曼、敖汉三方达成共同抗击察哈尔部的盟约。“上率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 贝勒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及蒙古来归诸贝勒告天盟誓曰:臣敢昭告于皇天上帝。察哈尔汗败弃典常, 罔恤兄弟, 无故残害喀尔喀五部落, 以故敖汉、奈曼部落诸贝勒与察哈尔汗交恶, 来归于我……而琐诺木杜棱、衮出斯巴图鲁、塞臣卓礼克图、土谢图等蒙古诸贝勒听察哈尔离间之言, 背我而怀贰心者, 天亦鉴谴夺其纪算。若各遵誓辞无相违弃, 天佑我等, 福祚延长, 子孙繁盛, 千秋万世永享安乐”。[3]卷3这是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大业中的重要一步, 直接关系着皇太极打击察哈尔, 统一蒙古的重要目标。

清 (后金) 与明朝方面, 皇太极在进攻明朝前, 先致书袁崇焕, 尽显满洲国的“先礼后兵”, 申明七大恨缘由, 并说:“今尔若以我为是, 欲修两国之好, 当以金十万两, 银百万两, 段百万疋, 布千万疋, 为和好之礼……两国仍如约修好, 则当誓诸天地, 永矢勿渝!”袁崇焕驳回了书信, 皇太极再致书, 坚意要求盟誓, 说:“若果和好, 未有不誓诸天地者, 人或可欺, 天可欺乎?”最终战争代替了盟誓, 但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两国交战前的盟誓是常用的交涉手段。

清 (后金) 入关前的盟誓根源, 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清入关前的盟誓根源沿袭了古代盟誓的发展。对清 (后金) 盟誓根源的研究不但有助于对清 (后金) 前期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了解。而且有助于理解清 (后金) 前期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

参考文献

[1]三朝北盟会编[M].越东集印本, 光绪四年 (1878) .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90:14.

[3]图海, 等.清实录.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篇3：清兵入关与娃哈哈出口

清兵入关，二百万满人，横扫中原，自顺治到宣统年，满人继承了明朝的江山。满清自入关至亡国，统治中国二百余年，此与其能收揽汉人有莫大关系。皇帝选用军机大臣时，表面上并无歧视汉人，军机处中也分为“满屋”及“汉屋”，这样容许汉人入军机处作决策，实可收笼络汉人之效，裨益于统治者。实际上重要的事情却交由满族大臣处理，从而巩固部族统治，达至满汉一家，对清室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皇权亦得以强化。

而蒙古人就做不到这点，元世祖建立帝国后成为蒙古汗国惟一的宗主，建都北京，北京成为远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世界之都，元朝廷把境内的子民分为四等：第一当然是蒙古人，第二是色目人（欧洲、中亚人），第三是汉人（中国北方人），第四是南人（中国南方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的地位反而最低。

蒙国人还根据所从事的职业把人分为十个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还低。结果，元朝很短命。

大型企业的本土化，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施振荣的Acer是华人创造的最有国际化色彩的电脑品牌，“宏系”（主要包括李耀领导的明基，林宪铭领导的纬创，王振堂领导的宏电脑）则是华人世界最大的科技集团。他的本土化策略非常值得我们的企业学习。首先，当Acer 进入市场时，一是要先在台湾也就是Acer熟悉的本土市场发展，同时锻炼人才和管理系统；二是进入新的海外市场时，一步步推进本土化。Acer的笔记本电脑在欧洲做得比较好，现在它99%的员工都用当地人。当然，他们有着一个过程。就是先建联络办公室，再做寄存式的分销，再建地区总部，先是由自己的人控制，再交给本地人；三是要定期审计，直到下面的公司建立起一个好的信用系统；四是在业务扩展前，就要去建立管理方面的“基础设施”。

企业在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原有的管理人员就得发生变化、调整。再也不能沿用以前的管理团队，因为美国人喝的可乐比中国人喝的茶都要多。一个喝豆浆长大的中国人很难了解可乐之国的文化。娃哈哈的反攻美国最主要的是本土化，而不能再沿用在祖国的那一套。娃哈哈的网站上说的“独特的民族特色，已成为中国老百姓幸福生活的象征”不可以用在美国人的身上，我们期待非常可乐的成功，因为这次的象征意义比实际结果来得重要。如果我们连可乐都能够打入美国市场，那对我们以后想国际化、走出去的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篇4：1644年清军入关再评价

关键词：清军入关,再评价,统一战争,必然性

清军入关是明清鼎革之际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是关系明亡清兴的一个分水岭。它不仅改变了清朝及满族的历史命运, 也改变了中国未来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对这一事件, 有清一代, 自然是全盘肯定。辛亥革命后, 对清军入关则是完全否定。清亡后100多年间, 对清军入关的讨论始终未曾停止。否定清军入关的观点还很普遍。例如,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对清军入关持否定态度, 甚至认为它是“种族的悲剧”[1]314。1994年, 恰逢清军入关350周年, 学术界曾专门在沈阳召开“清兵入关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 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专门进行研讨。但分歧仍很严重。如何评价清军入关, 它究竟是国家统一战争还是民族征服战争;清军入关是必然的, 还是偶然的, 这些重大问题仍未取得共识。沈阳会议至今20余年间, 分歧依然存在, 争论仍很激烈。因此, 对清军入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价, 不仅有助于解决多年来的学术争端, 同时, 也事关对清朝和满族的重新评价, 进而关系到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因此, 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就显得十分必要, 它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清朝在关键时刻的战略选择

1644年, 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 包括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 明朝灭亡, 清军入关, 都对中国未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以清军入关尤为重要, 它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明朝末年, 四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着激烈角逐, 即统治全国的明王朝, 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清王朝, 李自成大顺军和张献忠大西军。群雄逐鹿, 究竟鹿死谁手?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之外的是偏居关外一隅的清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 并且统治中国长达267年, 超过元朝, 成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朝代。

当时, 清朝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入关前, 清军总兵力一般估计在二十万左右[2]3。虽然战斗力较为强悍, 但与明军和农民军相比, 在数量上明显处于劣势。尤为不利的是在崇德八年 (1643) , 清太宗皇太极病逝。由于他生前未能指定继承人, 因此, 两黄旗和两白旗争夺皇位的斗争十分激烈。但双方最终都能顾全大局, 达成妥协, 由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即位, 即顺治帝, 多尔衮则以摄政王的身份独揽大权。在皇太极去世, 顺治帝幼小的情况下, 能否在瞬息万变的历史转折时期承担重任, 抓住历史机遇, 就是一个摆在多尔衮等清朝统治者面前的严峻考验。历史证明, 多尔衮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 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实现了在常人看来很难实现的统一天下的宏大目标, 改写了历史的进程。

当时, 在入关前, 经过努力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人的不懈努力, 清朝基本上统一了东北地区。并且皇太极生前即已定下了进攻明朝取北京的目标, 采取的是伐大树的战略, 即“取燕京如伐大树, 须先从两旁斫削, 则大树自仆。……我兵四围纵略, 彼国势日衰, 我兵力日强, 从此燕京可得矣”[3]卷62, 崇德七年九月壬申即不断地削弱明朝的实力, 为将来入关夺取北京打下基础。

摄政王多尔衮掌权后, 也一直在寻找时机进军关内。顺治元年 (1644) 三月, 李自成大顺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北京, 明朝灭亡。清朝统治阶层闻此巨变后, 立刻商讨应对策略。在此关键时刻, 汉官范文程认为大顺军进占北京后, 拷掠缙绅, 追赃索饷, 且军纪涣散, 骚扰百姓, 民心尽失。清朝只要严格军纪, 杜绝以往杀掠陋习, 安抚百姓, 不难击败大顺军[4]卷4, 65。多尔衮完全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 毅然下令进军关内。他亲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 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5]卷4, 顺治元年四月丙寅出征。入关清军约在10万至12万之间[6]287。可见, 多尔衮调动了清军主力, 除了必要的留守军队外, 几乎是倾巢出动, 显示了要与大顺军一决雌雄的决心。

二、山海关决战决胜

清军最初的进军路线, 选择的仍是皇太极时期进军关内的路线, 即避开山海关, 绕道蒙古地区, 从长城关口入关。在行军途中, 却意外地遇到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派来请兵求援的使者。原来, 李自成大顺军攻占北京以后, 派人招降吴三桂。吴三桂见明朝大势已去, 本来已决定归顺。但后来, 当他得知父亲吴襄被拷打, 尤其是他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霸占, 顿觉是奇耻大辱。遂决定与清军联合, 站到了清朝一边。多尔衮遂当机立断, 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下令改变进军路线, 火速向山海关进发。此时, 李自成闻知吴三桂拒绝归顺, 遂亲率大军进攻山海关。四月二十二日, 清吴联军与大顺军在山海关附近的石河展开决战。多尔衮先命吴三桂率军出战。吴军与大顺军激战半日, 渐渐不支。多尔衮见势不妙, 遂下令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率二万八旗铁骑出击助战。大顺军猝不及防, 阵脚被打乱, 大败而归, 伤亡惨重。山海关之战, 是在关键时刻的一次关键战役。清军获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八旗兵长于骑射, 利于在平原旷野上驰骋施威。当时有“女真不满万, 满万不可敌”之说, 即是指其擅长骑射野战。朝鲜人也认为在“平原易地, 决不可与其争锋”[7]。而攻坚战则是其短处。明末, 明军与清军交战, 败多胜少。仅有的几次胜利, 也都是利用了八旗兵不善于攻坚战的弱点取胜的。因此, 抗清名将袁崇焕曾指出, 与清军相比, 明军“不利野战, 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8]卷259。宁远大捷就是靠此战法取胜的。而在平原作战, 以步兵为主的明军则很难战胜以骑兵为主的清军。对于大顺军而言, 也是如此。石河之战的战场是一马平川的平原, 正好有利于清军发挥骑射优势。面对八旗铁骑的凌厉攻势, 以步兵为主的大顺军明显处于劣势, 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2.当时, 大顺军已经和吴三桂军激战半日, 官兵体力消耗甚大, 锐气也消磨殆尽。此时清军出击, 则属以逸待劳, 占据明显优势。

3.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李自成进北京后一系列错误政策所致。攻占北京后, 大顺军上下以为从此天下太平, 可以安享富贵了。军队纪律废弛, 官兵“恣意淫掠, 身各怀重资, 无有斗志”[9]卷20。没有重视对吴三桂的招抚, 结果将他推向了清朝一边。即使在李自成亲自督率下, 出征山海关, 大顺军官兵因为掠夺了大量资财, 心怀惜身保命之心, 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而且李自成对清军入关参战, 根本没有防备, 对其战斗力的强悍和优势所在, 也一无所知。突遭清军攻击, 措手不及, 失败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山海关之战,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清朝、大顺双方的命运。清军乘取胜之威, 一举攻占北京, 最终逐渐统一了全国。而大顺军此战失利后, 则一蹶不振, 被迫放弃北京西撤, 一败再败, 直至最后覆亡。因此, 山海关之战实为清、顺双方命运的转折点, 具有一战定乾坤的里程碑意义。

三、清军入关的理论分析

有关清军入关问题, 争论的焦点在于其是国家统一战争, 还是民族征服战争;清军入关具有偶然性、还是必然性。针对这两个焦点问题, 有必要进行分析探讨。

1.关于清军入关的战争性质问题。有一部分学者把清军入关界定为民族征服战争, 甚至认为它造成了历史的倒退。实际上, 这种观点有失偏颇。纵观中国历史,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或一统天下, 或建立半壁江山,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也曾占据中国北方,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不仅统一了中国, 而且其版图面积为中国历史之最。无论哪个民族拥有半壁江山或统一中国, 都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都有资格统一天下。它不同于外敌对中国疆土的入侵, 而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争夺统治权的兄弟之争。因此, 一国之内, 无论哪个民族实现对国家的统一, 都不能界定为是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不能认为汉族统一中国就天然合理, 而少数民族谋求统一, 就是“民族征服”。而且, 当时的清王朝并不是单一的满族政权, 它把汉、蒙及黑龙江流域各民族都吸纳到政权中来, 成为多民族的联合政权。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的建立, 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而且,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 正是由于清军入关, 清朝最终统一了中国, 并将边疆地区也纳入到中央政权直接管辖之下, 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一体化进程, 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由此可见, 清军入关揭开了国家“大一统”的序幕, 这也是满族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因此, 清军入关的性质应属国家统一战争。

2.关于清军入关的必然性抑或偶然性问题。一种意见认为, 清军入关完全得益于吴三桂的献关投降。否则, 清军入关根本没有可能。因此, 清军入关纯属偶然。另一种意见认为清入关具有必然性, 即使没有吴三桂降清, 清军一样会入关。笔者倾向于后者。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人的努力, 清朝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东北地区, 并且漠南、漠北蒙古也已经归附清朝, 朝鲜也臣服清朝。远在西藏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班禅也派使者前来通好, 双方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表明西藏也支持清朝, 清朝对明朝已逐渐构成战略包围之势。清朝还在八旗中设立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 以吸纳归附的蒙、汉等民族, 同时, 还把黑龙江流域的一些少数民族编入到八旗满洲中, 这些都表明清朝已经赢得了各民族的广泛支持, 已经具备了入关夺取中原的条件。而且统治者早已树立了入关夺取天下的目标。早在后金天命七年 (1622) 攻克广宁后, 努尔哈赤就曾发誓, “既征大明, 岂容中止”[10]卷4, 表明了同明朝战斗到底的决心。太宗皇太极时就已确立了进关攻占北京的目标, 具体方法则是“伐大树”, 即不断消耗明朝军事、经济实力, 等时机成熟, 再一举入关, 夺取北京。有一事例, 颇能说明问题。松锦决战中, 清军大败明军, 活捉明军主帅洪承畴。皇太极将其招降后大喜, 在宫中陈百戏以示庆贺。众将不悦。皇太极问:“吾侪所以栉风沐雨, 究欲何为?”众将答曰:“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曰:“譬诸行者, 君等皆瞽目, 今获一引路者, 吾安得不乐也!”[11]卷4, 2君臣的对话生动地说明了夺取中原已经成为清朝君臣上下共同的目标, 招降洪承畴即是为夺取中原作准备。

并且清军入关的路线并非只有通过山海关一途。皇太极时, 五次派兵征明, 都是避开山海关, 绕道蒙古, 从长城各口突入关内。顺治元年, 多尔衮率军进关, 开始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这表明, 即使吴三桂不投降清朝, 清军同样会入关, 只不过是进军的路线会迂回一些。

所以笔者认为清军入关是必然的, 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至于清军正要入关之际, 明朝刚刚被李自成大顺军灭亡, 且吴三桂突然献关归顺, 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它使清军入关变得异常顺利。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 它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 它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所以, 必然性决定了清军一定会入关, 而清军何时、由何地入关, 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所以, 就1644年清军入关这一事件而言, 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性决定了清军一定会入关, 偶然性只是加速了清军入关的进程。

四、清军入关的重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