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通用6篇）
篇1：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
中华民族宗教网讯（记者 张世辉）2013年12月4日，全国“民族政策法规有奖知识竞赛”抽奖活动在国家民委举行。国家民委、全国普法办相关领导出席抽奖仪式。现场抽出一二三等奖共82名，国家民委驻委纪检监察局有关人员对抽奖过程全程进行了监督。这标志着为期一个多月的知识竞赛活动圆满结束。全国“民族政策法规有奖知识竞赛”由国家民委和全国普法办共同举办，旨在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知识的学习、宣传、教育，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活动共设一等奖2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30名，奖金1000元；三等奖50名，奖金500元。
竞赛活动于10月22日至11月22日以在线答题的形式在《中华民族宗教网》开展，一个月时间共吸引了全国各地近70万各族群众参与。
活动现场随机抽出了一二三等奖。其中张炎钧等两人获得一等奖，车健等30人获得二等奖，尼玛次仁等50人获得三等奖（获奖名单附后）。获奖名单在《国家民委网站》、《中华民族报》、《法制日报》、《法制网》、《中华民族宗教网》等媒体公布。
附：民族政策法规有奖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篇2：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
摘要:本文以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形成原因分析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实践为基础，对我国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配套措施及其法制建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解释和建议。
关键词：民族，宗教，法制
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宗教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我国有近20个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民族信仰某一宗教。宗教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深远影响，再加之往往和民族问题的交织性和一些宗教的国际性，使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成为今天中国各民族共建和谐社会必须更加重视的问题。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民族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故以民族宗教问题为题，以宗教问题为轴心。但对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有效研究，离不开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因此，在具体民族宗教问题的政策和法律上，就不得不涉及相关民族问题的研究。民族宗教问题法制建设研究是我国民族问题法制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整体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我国少数民族上的交织性，使我们必须强调民族宗教问题是个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至今，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在党和政府提出依法治国和各民族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从理论上反思、总结并将理论结论和实践经验法制化，对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对于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宗教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都具有极为重要意义。本文将贯彻两个潜在的中心意思，即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如何法制化而展开。
一、我国当前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一）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
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的准确认识，是处理好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前提。对于我国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特点的认识，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著名的宗教问题“五性论”，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但就新的时期来讲，有几点仍需要强调。
1、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
对于我国的宗教问题，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著名的宗教问题“五性论”，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五性”理论的提出已经充分证明了党对于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更进一步明确强调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江泽民同指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涉及全局的大问题。”要求“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民族工作切实管起来，健全和完善各级政府的民族工作机构，选派得力干部充实民族工作部门，并注意逐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民族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还说： “民族、宗教无小事。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对当前存在问题的潜在危险性，要十分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 李瑞环在指出民族工作重要性时说：“民族工作在我国始终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它关系到经济发展”，“它关系到边防巩固”，“它关系到全民素质提高”，“它关系到挫改国际敌对势力的图谋”。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族问题，包括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是事关我国的发展的大事，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也就我国宗教问题郑重声明：“中国政府一向认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对于国家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与“国际性”
由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而且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处于边疆地区、不发达地区，因此，使我国民族宗教问题与其他民族问题经常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更趋复杂化。同时，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中，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都涉及到国际性问题。这既是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中的“国际性”特点，也更是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体现。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以宗教为掩护，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宗教成了分离分子进行思想渗透的工具。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敌对势力为达到对我国“分化”的目的，以“宗教”、“人权”等为工具，企业破坏我国统一。所谓“藏独”、“缰独”就是表现。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使我国少数民族宗教更显复杂。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分裂也使我国民族问题增加了更大压力。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国际性”特点，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
3、民族宗教问题的“过程性”或“阶段性”
这里的“过程性”或“阶段性”，是指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达到宗教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最终目标，伴随着其他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起伏态。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特点。因为不管是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其他方在的发展，都将会在一定阶段出现民族意识增强、自主意识增强的问题，并进而出现一些民族问题更加敏感、民族宗教问题被不合理的极端民族主义利用的问题。阶段性或过程性，既要从唯物主义角度、从历史角度去认识民族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同时，还要从经济基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过程性、具体性上去认识民族宗教问题发展的阶段性。这也是正确确定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前提。也是对现阶段及未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宗教问题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没有起伏就没有发展。这是螺旋式上升规律的体现。对这一必然现象的正确认识，是保证我国民族工作、民族宗教问题处理中政策稳定性、一贯性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4、民族宗教问题中的“交融性”
宗教与民族虽是两个不同概念，但二者之间又表现出极大的交融性。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由于许多少数民族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宗教的影响和感染，致使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与宗教意识、宗教感情交织在一起。宗教使一个民族具有凝聚力，而民族又使宗教具有生命力。民族借僵宗教张扬个性，而宗教其影响。这种交融性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民族宗教问题上还存在着民族因素、宗教因素与贫困因素和边境因素的交融性，因此，使民族宗教问题处理既具有政治意义，又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国防意义。
（二）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民族及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历史上的事实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只能靠时间和现的努力去慢慢地化解和消除。但对于诱发和产生民族及民族宗教问题的另外一些原因，则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些原因之中，较为突出的方面包括：
1、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一些西方非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而且还企图实现思想霸权、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企图运用西方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渗透，左右我们的思想。在它们对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各民族实行殖民时期，他们根本不讲民族自决，而当社会主义国家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各民族独立自主时，他们反对甚至用战争阻止民族自决，而现在，它们撇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企图通过鼓吹反动的“民族自决”、“民族分离”，以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各民族的发展，而只是想实现现代经济殖民。
2、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产生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原因。80%的少数民族人口都在西部落后地区，东西差距进一步扩大，使本来就因经济条件落后而存在的民族间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差别进一步加大，影响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也造成了东西客观上的不公平竞争，不仅是少数民族，其实已造成了整个东西部地区之间人民心理上很大的不平衡。这些失衡往往与事实存在着的许多矛盾有关，例如汉族发达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之间发展不平衡矛盾；中央所属企业与民族自治地方企业之间矛盾；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矛盾；市场经济发负面效应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统之间不适应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在竞争中与发达地区之间在人才、技术、资金上处于劣势造成的矛盾；国家或东部发达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资源开发的矛盾，等等。
3、经济转轨人们价值观的失范、失衡，为宗教问题复杂化创造了新的社会基础。一方面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多样化，使人们的观念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另一方面，经济转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个人经济的承受力差，加之一些经济政治领域的消极丑陋现象，使许多人产生了信仰、信念和信任危机。面对社会急聚变迁中的社会现象束手无策，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因竞争中的指令性而产生挫折感、无依感使他们本能地更将命运归结于神秘的力量，渴望得到超人间力量的帮助和慰藉。人产曾经因对生老病死的无能为力而依懒宗教，现在又加上了因市场和社会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而祈求于宗教。
4、腐败和官僚主义成为引发民族、宗教矛盾的重要因素。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对群众疾苦无动于衷，不仅容易引起群众对干部的对立，而且会使非对搞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使局部问题向全局问题转化，使个别事件向群众与政府及国家对搞转化。当政治腐败、正义不昌，群众意见无法表达时，他们就会到宗教世界中寻求安慰，甚至会变成社会的对抗分子。
5、民族及民族宗教工作中的人治色彩、左的思想、政策不稳定等影响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权威。开改开放之前，尤其是文革，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体制变革方式太大，方式、方法简单生硬；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中，也存在少数民族工作方法粗糙及简单等缺点，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混乱。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乘虚而入，致使长期被淡化的民族意识、宗教情绪强烈反弹。其根本原因是对民族地区社会、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复杂性了解不够，把内地的工作方法、工作思路简单照搬、套用。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及其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
新的历史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有许多论述。从总体上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
1、民族、宗教无小事
政治上重视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是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重要性的必然要求。政治上重视，既需要党和政府领导人做好，而且，还必须包括政府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国民教育等社会全面地重视。必须开始在国民教育中把“民族知识教育”、“民族宗教知识教育”纳入政治教育。不仅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而且要全体国民认识到。
2、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同志说：“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是靠发展经济来解决。” 李瑞环说，“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尽管少数民族地区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比较之下，则差距更大。而经济发展的落后，不仅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差距拉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关系。只有切实、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发展了，才能为解决好民族问题及民族宗教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是对付民族分离分子、分裂分子及国外敌对势力最有力的武器。“实践证明，经济落后可以导致一连串落后，经济发展可以带来一连串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任务都应当放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过程中去完成”.这也是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最根本、最有力、最长远的办法，也是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在内的民族工作中最需要大力落实的。“捂”和“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在发展中化解一切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
3、政教严格分离
在现代社会，宗教信仰完全是公民个人自己的事，宗教同政权、司法和教育分离，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绝不允许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更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政教分离的原则，最早是由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玛斯·杰弗逊草拟《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时提出来的，此项法案于1786年1月16日由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成为西方国家政教分离的先驱。政教分离的基本含义是：政府的功能是受人民委托管理公众事务，不能干预人们的宗教信仰，不能干预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宗教的功能是满足人们超越的精神需要，不能干涉国家公共权力方面的事务。由于政教合一制度对人类、对世界造成的巨大灾祸，“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纷纷将政教分离的原则写入宪法，政教分离成为这些国家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政教分离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通例。例如，按日本《宗教法人法》，政教分离被解释为：（1）宗教组织（教会）不能行使和干预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得干预国民教育，不准接受国家给予的任何政治、经济特权。将宗教组织从国家公共权力和国民教育中分离出来。（2）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国民教育权，不受宗教神权的统治、干预和支配，国家政权机关不得从事任何宗教活动、宗教仪式和宗教教育，不得强制任何人参加或者不参加宗教上的行为。把国家政权和国民教育从宗教神权中分离出来。（3）各种宗教是平等的，国家不能利用公共权力支持某种宗教或者压制某种宗教。正常情况下，国家的资金和其他公共财产不能为宗教组织、宗教团体所使用。（4）国家公职人员不得以公职身份在机关内部和宗教场所从事宗教活动，使国家公共权力真正成为世俗化的政权。（5）宗教教职人员以个人名义和普通公民身份，可以参加政治选举，可以当选为国会议员，但不准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中任职；国家公职人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和名义，可以信仰或者不信仰某种宗教，但不得在担任国家公职期间同时兼任宗教团体的领导职务。
4、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压倒一切
政治上重视不可少，经济发展是根本，但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天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贯彻我党一贯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证，这既是中国历史实践所证明的，也是世界各国及各民族发展历史所证明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混乱，只能破坏，只会导致倒退，而不可能带来发展。对于民族问题及民族宗教问题，必须明确贯彻党确立的有关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既要充分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信仰上相互尊重，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又要充分贯彻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各民族大团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决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反对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既要在积极合法的方面坚决维护，又要对消极违法的行为严厉打击。坚决打击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境内外敌对势力。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思想指导思想的法制建设
1、我国与宗教有关的立法状况
对于新思想民族指导思想，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种讲话中已有充分明确的表达。而且许多也已通过立法所确立。当今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几乎各国都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有宗教方面的条款。我国也不例外。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处理宗教总是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目前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受某些阶级关键和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明确了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990年12月5日，李鹏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199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又要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1997年10月17日国务院办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政府白皮书。现在，我国已加入《世界人权宣言》等，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上，就我国宗教问题向大会郑重阐明：“确保宗教信仰自由，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政府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书的精神，一贯致力于保障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国的《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宪法》第51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3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另外，还有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颁布了一些宗教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与一些自治州、自治县颁布了一些宗教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例如 197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198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办宗教院校的请示的通知》、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1994年3月22日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宗教事务行政管理暂行规定》、1993年云南《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等等。其中颁布了宗教事务管理综合性地方性法规的有近二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安徽、山东、上海等；颁布了单项法规的有广州市、武汉市、青海省、天津市、成都市、昆明市、宁波市等；颁布了地方性政府规章的有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湖南省、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新疆自治区等。但是，对于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的立法还比较薄弱，许多内容都还是处于政策的范围。一方面，立法上规定只是原则性规定，许多内容立法层次还比较低。这一方面不足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而且适用范围上也有极大的局限性，而且使许多规定的政策属性使得其稳定性，操作性受很大限制。
2、指导思想进一步法制化的建议
对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法制化，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在国家宪法确立的原则下，制定一部《宗教（管理）法》，使国家有关宗教问题的规定体系化，并将之上升到法律层次。从而消除有关规定零乱、不系统，法律效力层次过低，以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和政府规章，甚至政策性文件为主的低效状况。
（2）在宪法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活动依法进行的原则下，以法律规定来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无小事，稳定和统一压倒一切及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既要以法律的形式把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视体现出来，又要把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基本立场、基本政策和基本指导思想体现出来。
（3）通过法律的形式，使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基本指导思想加以规定，使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系统性、一贯性、条理性、权威性。
（4）通过使基本立场、基本政策、基本指导思想的法律化，为民族宗教问题方面的进一步具体立法确定统一的方向性、指导性，使各民族地区立法在宗教管理基本立法统率下形成一个系统、完整，又能充分体现各地区具体情况的宗教管理法律体系。
三、新时斯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及其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对于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总是的基本原则，其实在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一些有关立法中已有一定的内容，但包括《宪法》在内，前没有全面具体化和明确化。对于应当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我们概括如下：
1、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也规定。因此，此处不再多论。
2、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性原则。国家性原则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的自由，如果借口宗教信仰自由损害国家统一，那就必须为法律所禁止。就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而言，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性质首先属于国内问题，国家观念是第一位阶的问题，而民族、宗教是属于第二位阶的的问题；坚持国家统一稳定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前提。这一原则已为我国《宪法》所确立。《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历史和实践也证明，维护国家统一是处理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基本前提。而且作为任何国家的一名公民，维护国家统一是公民应尽的神圣责任。但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性原则，虽然《宪法》中有所体现，但有必要在宗教管理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使其成为每一个公民都应当知道的法律常识，并将之贯彻到国民教育之中。
3、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性原则。法律性原则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是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这一原则在《宪法》中也已有规定。《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对这一原则同样有必要在宗教管理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使其成为每一个公民都应当知道的法律常识，并将之贯彻到国民教育之中。人类历史实践证明，从长期发展来看，有法要好于无法，法律越健全，人治的范围越少，人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可预期性就越强，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主性范围就会越多。恶法有时可能存在，但比起人治的害处来，将会小得多。我国“文革”时期造成的诸多损害，正是法制被破坏，法制被践踏的人治结果。要真正维护人类的自由，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消除那种某个人说了算，一个领导人说了算了那些范围。要让法律来决定。由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甚至决定的民主的立法会越来越接近于完全的善法，促进立法的民主化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倘若不向法治的方向努力，靠人治，将永远是一个动荡的社会，不会有长治久安。
4、宗教事务的自主性原则。自主性原则要求宗教必须国家主权范围内独立发展，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这一原则在我国《宪法》中也有规定。《宪法》第 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一原则比较明确，但亦有必要在专门宗教管理立法中进一步强调。
5、不同宗教之间平等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宗教信仰自由是所有合法宗教都有信仰的自由，而不只是某一宗教的信仰自由。不同宗教之间必须遵循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我国《宪法》中已有体现。《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6条规定： “„„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但这些不同条款必须结合起来理解。因此，有必要在宗教管理立法中以明确的表述确立下来。
6、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利益原则。这一原则表明，宪法所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其他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一样，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自己应尽义务。而且，任何公民的任何权利，也只有在尊重其他公民的权利中在能实现。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被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我国《宪法》第51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原则《宪法》中体同比较明确，但没有直接的表述。专门宗教立法中应当予以明确直接的规定。
以上六条原则是任何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都必须遵守的。换言之，宗教信仰自由是在维护国家统一、遵守国家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前提下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宗教信仰自由是所有合法宗教共同的信仰自由，是有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宗教信仰自由。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基本原则的法制建设
对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法制建设，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在专门的宗教管理立法中，将上述宪法所包含的六项原则以明确直接的表述确立下来，并将确立为国民教育中必须学习的法律内容之一。
2、宪法或法律中对宗教自由问题的国家性原则、法律性原则、自主性原则、平等性原则等既要直接表述成法律条款，而且应当在宗教管理立法中规定具体的落实制度和对违反上述原则的行为制裁措施。
四、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配套制度及其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配套制度建设
对于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具体措施，应该说不同地区和不同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措施上也应具有相应的灵活性。但就基本的配套制度的内容上来讲，我们认为，主要应当抓好以下方面：
1、全面、切实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中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内容。对这一点，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都有许多认识和论述。在制订和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中，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与民族宗教问题之间关系。需要把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系统化、制度化、法律化，包括自然与生态环境、居住环境与地域开发，不仅是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等。同时，注意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衡性，充分创造民族之间平等感、平等发展机会、平等观念、各民族是一家的政治社会氛围。
2、加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及人才运用，特别是要加强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共同培养，首先从干部层上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并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供应需要的领导、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提供领导力量。不仅要对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在汉族地区干部培养中，加强关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能力、技术、法律知识、政策知识的培养，而且必须系统化。并且，要把民族知识在全国中小学教育中作为基本政治素质进行要求。
3、加大各民族人才的区域性流动，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地区干部进行交流，包括在其他地区提拔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技术人才流动、文化人才流动、学生就业流动，进一步推动国家观念的发展，使国家观念成为全体国民的最基本观念，而不是民族主义观念和宗教观念。
4、教育、宣传中的历史性、民族性宣传、教育与现实法律、政策宣传教育充分结合。既要让少数民族大众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历史、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同时又要了解中国今天的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原因、做出的努力，既要了解目的、措施，又要了解效果；既要了解正面的效果，又要了解负面的效果；既要了解成绩，又要了解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使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充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要注意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宣传和教育，鼓励新闻、出版、文化、音像、电影、艺术等等文化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开发、宣传等等。另外，还需要在宣传、教育、文化出版等方面加强监督和管理，注意对少数民族风俗、信仰、习惯等尊重和合法权利的保护。
5、宗教上层的团结与社会下层的帮助相结合。既要充分发挥宗教上层人士的开明性、代表性、权威性作用，又要积极破除下层群众对宗教的依懒性、盲目性，培养下层群众的独立性、自主性、自信性；既要保护和尊重合法的宗教信仰，保持不同民族在宗教信仰文化方面的传承，又要促进通过民族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民族宗教文化及其他社会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6、要注意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区别与联系。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尽管是两个问题，但许多时候却交织在一起。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既要充分运用法律制度保护应当保护的方面，又充分运用法律制度制裁应当制裁的方面。这就要加强民族、宗教方面法制的建设。既要提高区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能力和技术，又要充分认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交织性、综合性。同时，要注意民族宗教问题上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分。区分两类不同矛盾才能正确、准确、合理、有效地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
7、建立有效的突发问题处理机制。突发民族宗教事件的处理机制，包括必要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体制、警察和军队的调动权力等。有效的突发问题处理机制，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有效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必不可少和不容忽视的。
8、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公务人员素质教育、作风教育、责任意识教育、民族知识教育等，坚决、严肃处理侵犯少数民族合法权益、损害民族团结、不负责任的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行为，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工作的权威性。
9、要全面抓好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政策和法律的准确、正确的落实和执行。在以上八个方面中，经济发展是根本，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宗教上层团结和群众基础的建立是基础，不同性质问题的正确区分和突发机制的建立是前提，而消除为腐败和官僚主义、全面落实和贯彻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是保证。另外，民族宗教问题只是民族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宗教问题政策措施是否成功，既要靠民族宗教政策、立法、执法等，而且还有赖于一个系统、有效的其他相关民族政策、立法、执法的建设。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配套制度的法制化
对于以上提出的配套制度，必须加以法制化。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通过《宗教管理法》，进一步明确依法确立和保护公民应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确认和保护公民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依法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和依法成立的宗教组织拥有正常宗教活动用品和生活用品的权利；依法保护不同宗教、同一宗教中不同教派各自进行正常宗教活动，并一律平等；依法保护宗教教职人员正常履行其职务，开展正常宗教活动；依法保护宗教团体或寺观教堂接受信徒在完全自愿基础上的布施、乜贴，和按习惯婚丧嫁娶时举行的宗教仪式；依法保护宗教院校及其培养青年一代宗教教职人员的活动，等等。在确认权利的同时，要切实规定相应的侵权责任，在加强各种少数民族、宗教权利明确具体规定的同时，完善宗教侵权特别责任立法。同时，加强相关刑事、行政立法，严厉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国际极端宗教组织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活动和行为；严厉打击境外民族分子与国内不法分子的相互勾结，以宗教为幌子，利用部分少数民族宗教信众的宗教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国家统一的活动；依法打击、防止利用宗教在民族地区制造不稳定因素或故意挑起事端的非法活动；坚决制止利用宗教干涉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生产与生活的活动。
2、基于经济发展的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根本途径，国家应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前提下，尽快加强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促进法》、《民族地区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法》、《少数民族特殊权利保护法》等等，以有效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并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有效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衡发展，为各民族、各地区创造平等发展的机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平等感、平等观念、各民族是一家的政治社会氛围的发展。
3、根据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团结开明宗教上层、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及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需要，国家应当加强有针对性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干部培养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流动、干部流动、劳动力流动促进法》等，为有效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进一步交流和了解等创造有利条件。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任职的干部管理的立法，包括培养、任用、提拔、薪金、退休等等，都应当根据具体不同地区情况，进行特别的管理。尤其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干部）的政治素质、管理能力、责任意识、民族知识和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能力的培养，并将这些要求通过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强化少数民族地区行政执法、司法等方面的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等，以及通过立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为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创造条件。
4、通过立法建立民族、宗教等有关的突发事件处置机制，通过立法规定处理的机构、程序、方法等等。这一方面，我国已有相关立法如《游行示威法》、《反分裂国家法》、《戒严法》等。但应当针对民族宗教问题中突发事件的特殊性，进行单独立法。
通过以上方面配套政策措施的法制化，为逐步促进民族地区宗教发展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市场相适应的目标。通过以上立法，形成一个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管理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法》、《区域经济发展促进法》、《民族地区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法》、《少数民族特殊权利保护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干部培养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流动、干部流动、劳动力流动促进法》、《游行示威法》、《反分裂国家法》、《戒严法》、《民族、宗教突发事件处理法》等为主体的民族、宗教法律体系，也为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创造更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政治环境、人才环境、干部环境、执法环境等提供一个坚实的法律保障体系，从而系统推进民族、宗教问题的法制建设。
「注释」
“系统工程”性的认识要求我们既认识到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庞大性、重要性，更要求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在系统的全局中把握它的结构、重心、核心问题所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我们认为，主要是引导宗教促进人积极向上或向善即可。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是1992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如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瑞环：《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若干问题》，《求是杂志》，1995第5期，第2-3页。例如，随着许多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许多地区民族意识会增强；随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民族意识也会增强，等等。往往这些人中间更容易对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会产生更强烈的失衡感、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更加敏感。这种意识增强是正常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只要合理合法，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利用，应该是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
马继军：《浅谈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建设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70页。
夏宁：《对我国现阶段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思考》，《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黎念表、温春娟：《对新时期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50-51页。
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是1992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如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瑞环：《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若干问题》，《求是杂志》，1995年第5期，第2-3页。
篇3：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
目前, 世界上流行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 还有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 例如说印度教、道教、神道教、原始宗教。至于儒家学说, 我认为应该称“儒学”而不是“儒教”。那么, 形成文明生态, 决定宗教之间差异性以及信仰特色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价值感”, 或者叫“价值观”“价值取向”, 它是文明生态的“原动力”——正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 才形成了文明生态 (人与人之间行为方式的不同, 关键也在于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 。“价值感”由“正向价值冲动”和“负向价值冲动”组成。正因为各种正负价值之间的取舍、对抗才形成了一种张力, 才决定了人的价值感 (价值观) , 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态。
一
目前, 世界文明存在着一个“三极结构”, 就是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基督教文化区和以中东北非国家为主的伊斯兰教文化区, 还有随着中国的掘起, 重新被提升为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相提并论的一个儒家文化区。上述三个主要的文化区, 形成了目前世界文明的“三极结构”。当然, 世界上同时还有其他文明形态, 即便是中国文化, 也包含有许多形态。例如中国有“齐鲁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吴越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等。即使大体相同的文化区, 内部也有微小的差别。比如, 在对殡葬的处理上, 西藏一些地区流行天葬, 中原地区则崇尚土葬。可见不同的文明形态、风俗习惯, 反映出价值取向的不同。
我们首先分析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基督教认为“罪感”是人类最大的负向价值。《圣经》里说:“罪是致死的病, 必须根除才可救药。罪像不止息的旋风, 像不稍歇的火山, 像从精神病院里逃出的狂人。”每一个基督教徒在教堂里做完祷告, 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上帝,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引导我的一生,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基督教认为人类所犯的一个最大的罪过就是亲手把来拯救人们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本来是作为拯救者“基督”的形象显现的, 而我们不但没有接受他传授的福音, 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人背离了上帝、背离了福音, 这在基督教看来就是最大的罪。从价值感上看, 基督教的“罪感”更多的是偏重于人性的本质, 就是说人性天生就是偏失的、人是带着罪感来到人世的。基督教既然念兹在兹地审视人性中的“负向价值”——罪感, 它必然会提出一种“正向价值”来拯救这种罪感, 这就是“爱感”。《圣经》中说:“爱是上帝的本性。”只有“爱”才能救赎“罪”。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没有爱就不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罪感”和“爱感”形成了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价值张力, 也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原动力。
二
我们再来分析伊斯兰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伊斯兰教认为人生最大的负向价值是“恶感”。《古兰经》中说:“安拉造化种种善事, 而魔鬼则造化种种恶事。”所以, 《古兰经》教导穆斯林“即使你不能尽善, 也要劝善, 即使你不能完全戒恶, 也要止恶”。一个合格的穆斯林“应该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 伊斯兰信徒应该是“为了人类的福利而被教化的优秀民族, 你们要劝善止恶, 并坚信安拉”。由此, 我们发现基督教的“罪感”和伊斯兰教的“恶感”已经存在微妙的差异 (这种微妙的差异可以看做文化基因的不同) , 就是说“恶感”更偏重现实世界的不公正, 而“罪感”更偏重于人性中的缺失。正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差异才导致两种文明生态的不同、文化基因的不同。伊斯兰教既然对作为负向价值的“恶感”如此关注, 它必然会提出一种正向价值, 这就是“义感”。“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的本义就是“正义”, 所以《古兰经》中说“正义会指引你们步入乐园”“不义者必在永恒的刑罚中”。穆斯林“除非因为正义, 你们不得干犯真主的禁令而杀害一人” (当然现实中很刁诡的是, 人们往往以正义的名义去杀人, 这是另外一回事) 。伊斯兰信徒对于现实世界中的“恶”表达出一种断然的不接受、对于非正义的行为表现出一种激烈的反抗, 因为他们坚持“义感”。“恶感”和“义感”形成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取向。
三
我们最后分析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的内部又存在一个“小三极结构”——由占主流的儒家文明和作为辅助的道教文明与佛教文明共同构成的。两千年来, 这三种文明形成了中华文明主体结构的三角形支撑。我们分别来剖析儒、道、佛三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儒家指出人生的最大负向价值是“耻感”。儒家教导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 甚至说“无耻之心, 非人也”, 就是说如果人没有羞耻之心, 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人。儒家的“耻感”和基督教的“罪感”、伊斯兰教的“恶感”又有一种微妙的差异, 即“耻感”更偏于对作为社会纲常的道德伦理关注。中国人骂人, 比较严重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太无耻了”。儒家正因为对于“耻感”这种负向价值的关注, 所以要提出一种“正向价值”作为指归, 即“德感”。“耻感”和“德感”构成了儒家的一种正负对抗的、二元张力的价值取向。在中国, 表彰一个人的最大礼遇就是说他道德高尚。“夫子之德至大, 天下莫能容。”这是颜回对孔子的评价, 所以在中国夸赞一个人说他有“德”是最好的褒扬方法 (与“无耻”对等的就是“缺德”) 。儒家把“德”与“耻”两者并提作为一种价值对应关系, 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又表现出一种文化基因上的差异。
对于道教文明, 我更愿意用“道家文明”来表述, 因为中国的宗教 (建制性的宗教) 并不那么明显。道家所关注的“负向价值”是“逝感”。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死与生与?天地并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 就是追问个体生命究竟要归根到哪里。对于道家而言, “终有一死”的生命对人最大的价值伤害:“人生天地间, 若白驹过隙, 忽然而已。”正因为道家基于“生命只能被动地被时间侵蚀而毫无作为”的特别关注, 他们才会尽量延长生命的旅程, 所以道家追求与日月齐光、与天地并寿。道家的负向价值是“逝感”, 其所建立的正向价值就是“乐感” (或者称“悦感”) 。道家认为只有体悟大道的人才懂得去追求人生极乐、一种艺术化的生命, 所以“乐感”就是道家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
对于佛教, 他们认为人生最大的负向价值是“苦感”。佛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一切皆苦。所以, 佛教必然要提出它的一种正向价值来对抗这种“苦感”, 就是“寂感”。“寂灭现前了无所得, 是所谓涅空寂之理”, 佛家所谓的“涅”, 就是说把人内在燃烧的欲望熄灭掉。“涅”在梵文中的原意就是“蜡烛的熄灭”, 用来指代人生境界。当然, 大乘佛教又提出了“悲感”的价值主张, 就是“普度众生”, 那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四
上述五种主要文明生态, 就是世界主要文化区的文化基因图谱。正是文化基因的不同和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 才导致了文明生态的千差万别。我们作完世界主要文明生态的价值取向的比较, 再来看它们之间的文化衍生形态、文明冲突会有什么样的规律。这里才真正进入“文化决定中国”的核心。在这里, 我借助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思维方式——五行思维。“金、木、水、火、土”作为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基本力量, 其相生相克的关系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 是中国思维的“元结构”, 实质上也是中国人的心灵结构。中国古人的智慧就在于不但找到了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 而且使这五种元素之间组成了一种紧密的、相生相克的深刻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的组合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与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我们作一个数理推理就知道, 至少要有五种元素才能组成事物的相生相克关系, 这就是中国智慧的高明之处。恰恰是“五行思维”的发展, 才使得中国从宗教崇拜中脱离出来。因为中国殷商时期还处于多神教时代, “五行思维”的成熟, 使中国人一下子从多神教生态跃进到人文生态, “以人文化成天下”的基本精神也恰恰是中华文明没有断绝的文化基因, 而其他文明两千多年来仍处在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衍变过程。
运用“五行思维”这一中国人思维的“元结构”来比附我们所分析的五大文明生态, 就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儒家文化的表征可以用“土”来表示 (当然你也可以用A、B、C、D、E中的一个来表示, 但是, 既然祖先给了我们“五行思维”, 我们就以“五行思维”, 来作一个比较) , 因为儒家说“有土斯有民”“土者, 万物之所滋生也”……中华民族是崇拜黄土的民族, 所谓社稷, 就是国家的象征, “社”乃土地之神, “稷”乃五谷之神。“土”的文明形态的优点是以社会群体道德伦理至上, 注重同一性, 抑制个性, 对异质文化有包容性, 很少有排他性, 但是“土”的特性决定了若国家内部不团结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就会迅速没落。道家文明的表征可以用“水”来表示。道家主张人应该像水一样追求自如的、无拘无束的精神自在。道家以生命的原始生态为终极归依, 注重身心和谐的生命质量, 同时追求实用主义的智慧, 崇尚个体逍遥、有审美的诉求。但道家过于崇尚无为, 忽视了群体的精神。佛家文化的表征可以用“木”来表示, 佛家追求一种静止的状态、一种独立向上的生长力量。它过于看重自我解脱, 所以佛家最大的价值追求就是像树一样生长到最后“修成正果”, 它过于看重自我解脱, 出世的倾向浓厚, 忽视利益的驱动, 虽然重视内省和反思, 但是行动力弱。因为追求静止的力量, 没有攻击性, 同时就会缺少进取精神, 相对也比较追求自我价值、而对群体价值有所回避。目前最强势的基督教文明的表征可以用“金”来表示。基督教 (金) 的文明生态使西方文化追求精神的高贵, 而其高贵的另一面就是威严肃杀。“金”一旦被拉长成为一个“剑”, 它就既具有极强的团结精神, 也有可怕的攻击精神。“金”型思维讲究规章制度、崇尚直线形的科学逻辑, 因为“金”的边际很精确。因为“金”的属性是最难兼容的 (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对其他文明生态情感上很难兼容) , 所以容易形成单一价值形态的政体, 如西方整个中古时期就是“政教合一”的体制, 就非常有攻击性。后来, 他们才发明了一种政治制度叫“三权分立” (因为它的价值诉求有单一性倾向, 所以必须分开才能制约) 。伊斯兰教的文化表征可以用“火”来表示。整个中东地区, 在很早之前流行的就是拜火教, 其思想源头是琐罗亚斯德的教义, 就是崇拜火的力量。此地区诞生的《古兰经》亦强调说“我已为不义的人预备了烈火”。伊斯兰教的信徒追求正义, 最反感外来力量的压制, 但是容易过于强调力量, 缺少柔韧的忍辱精神。
五
这样, 我们就很容易得到世界五种主要文明生态的关系表。通过这个关系表, 我们对世界上目前发生的各种文明冲突, 对中国历史的更迭兴衰演变, 就会一目了然。如从这个世纪开始, 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 我国的道家文明会跟着复兴, 并在西方大行其道。道家的这种文化形态是“水”性的, 而当“金”与“水”相遇的时代, 就是说西方国家会对我们道家文化中一些修身养性之道都会喜欢, 这是不同文明的文化基因结构决定的。
虽然, 我在前边表述了几种主要文明生态相互冲突的内在关系, 但是我必须指出:单一 (或单边) 价值观是文明生态发展的最大危害。我认为单一的宗教体系内没有真理, 单一的价值体系内没有信仰。所以, 我们要以一种包容的、开放的、博大的情怀和视野去打量和接受其他文明生态。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生态都有它生存的价值,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我们民族主义的态度来攻击其他文明。
那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基因结构何在?中国传统上有儒、道、佛的文化精神, 分别代表“入世”“顺世”“出世”的价值主张, 所以中国的文化基因是“入世”“顺世”“出世”并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中华民族不会有暴烈的民族性格、不会有偏执型的人格、不会有攻击性的国家意识。“五行思维”还提倡“以和为主”的文明生态, 就是说“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这其中的关键是“五行之所和也, 和则乐, 乐则有德, 有德则邦家与”, 可见“五行”之生克关系的实质并不在于对立、服从、垄断, 乃在于“和”。“和”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这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所呈现。
篇4：中华文化“准宗教”的特殊效应
西方从宗教神学的帷幕中走出来，看到人性自身放射的光辉，只是近代才开始的事。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世俗化的过程，人们关注的焦点由“灵魂”转向“肉体”，从“天国”转向“人间”，这样才建立起“人的尊严”。但是，由于西方宗教与科学的两极化，很难使“人性”这一根本的问题得到最终的圆满解决。宗教说，人是上帝的影子；科学说，人是有机生物机器。当本世纪初德国哲人尼采说“上帝死了”以后，理性、反宗教的西方知识分子们都莫名其妙地产生了无家可归的惆怅。“人究竟是什么？”他们又在这一亘古不变的难题上陷入困境。
神人区隔与道法自然
中华文化很早就开始注重“人”的发展，强调“人的尊严”。春秋末期，儒家先师孔子就提出“以仁修身”。“仁”寓含于人性，是人的最高道德精神，其源在“天”。这个“天”是指给每个人以最初“善性”的自然。道家也是如此，其价值之源是“道”，指的是自然之中蕴孕的一整套规律体系，这与孔子所言的“天”差别不大。
中国人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把作为“天”、“道”的“自然”拟人化，创造出一个“神的世界”，并与“人的世界”截然区分开来。中国人将“天”、“道”的“自然”视为一个抽象的道理，一套不用证明就千真万确的规律，而且和人间社会是紧密相连的。“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人伦日用”离不开“道”。人活着其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每个不同的生活经历中，将那些先天的道理与普通平凡的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即使是公元3世纪后佛教大规模传入，其“真谛”、“俗谛”的两极世界也抵挡不住中华文化的现世精神，最后不得不变形为“担水劈柴无非妙道”的中国式的禅宗思想体系。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没有走上，也无须走上外在寻找精神依托、将自然界视为自己要征服的敌人这条纯粹宗教的道路，而是走上“自省、内求”之路。孟子说：“尽其心者如其性，知其性则知天。”这是一条不断加深的心理体悟过程：“心”是一种主客观世界合一看待的精神状态，“性”是人特有的精神价值的自觉能力，“天”是万物存在及相互关系的法则。内在的体悟是每个人自身的修养，不需要神父来指导，不必向别人忏悔，求取精神慰藉。所以，中国文化的主体思想中无系统的教条必须遵循，也不必依附于有组织的教会，甚至象征性祀祖祭天仪式也不重要。儒家教人“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自得其意”，禅宗要人“自悟”。这种不笃信上帝的“启示”，而凭内心“自觉”追寻人的精神价值的方式，恰恰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西方人追求终极精神关怀要靠教堂，中国人却是在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中升华自己的精神价值。
中华文化“准宗教”的五个面向
中华文化的“准宗教”性质首先表现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把自然界视为与人的生命息息相通的拟人化存在。先秦哲人惠施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汉代哲人董仲舒称“天副人数”，即自然界的万物存在犹如人的身体一样。人与自然成为一体的中介是“气”，万物都是“气”所化生，按阴阳五行分做不同种类。“气”是有生命的，但又不是单纯像西方宗教理论中的“心”、“物”二元中的哪一个。中华文化确信自然界最大的品质就是孕育生命，万物都是“气”聚散生化的，而且无穷无尽。这样一来“气”充斥宇宙，根本没有了“上帝”或“神”的位置。在民俗习惯信仰中，“神”也是多样的，曲折地反应人间的等级。人是万物之一，不过他具有“心”，可以为万物定立一种精神的状态。因此，便可以将自己的主观意志贯穿于万物的变化、生育过程之中。农夫可以耕耘育谷，工匠可以役物成器，圣人可以引导百姓处好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正因为自然被看作与人同体，中华文化强调敬天崇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道并行而不相悖”。当然也要利用自然资源求生存，“利用厚生”、“开物成务”，但这仅是“尽物之性”，顺应万物自身的特点。所以，中华文化着重于和天地万物的协调共存，而不是像西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单纯地去掠夺、征服。
中华文化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同样具有“准宗教”的色彩。生物崇拜的社会化——孝；血缘宗法的政治化——礼；集团利益的道德化——义。人与人的关系被称为“伦”，表示一层层的亲疏秩序。孟子曾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是以个人为中心衍生的，关系不同则维系的原则不同。五伦把父子关系放在首位，强调人与人的自然关系。三国时，魏国国君曹丕设宴，席间问道，父亲和君王有重病时，仅有一丸药可救一人，是救君还是救父？在座的宾客议论纷纷，擅长史典的邴原正色答曰：救父。他强调父子关系是天地所予，子救父符合“孝”的原则。“孝”源于对祖先的生殖崇拜，是对赐予自己生命者的终身回报。中国民俗信仰中虽有天神，但他只管人间的秩序，并不涉及人的生养，故对每一个人的生命而言，没有预设的抽象的“上帝”观念。正因为如此，也没有绝对无上的源于“上帝的法”的观念。父亲犯法，儿子可以在对国家尽“忠”和对父亲尽“孝”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需要“上帝”的指示。
中华文化在个人与集体之间，以及不同社会层次的群体之间显示出的“准宗教”色彩。中华文化以个人的血缘关系为起点，不断地向外扩展，并使其与政治组织、制度结合在一起，这便是“礼教”——宗法制度。战国末期儒家的《大学》一书中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礼教在个人社会生活中的集中体现。礼教的宗法制度有两个基本的构建：其一具有价值自觉能力（修身养性）的人，其二是自然关系所组成的家（包括家族）。家以外或以上的群体都不过是家的延伸与扩展，乡党、教派、江湖结义也不例外。
中华文化中宗法礼教的价值体系造就了每个人的阶级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便是“义”。宫廷中宦官有特殊的处世之道，社会上士农工商各有为人的准则，甚至连盗寇也有江湖规矩。遵守这些处世之道，明了自己的社会位置，便是“讲义气”。这种自然区别社会职责的“义”的价值观念，使中国人注重集体的利益和荣誉感。
中华文化强调一切价值源于人心也体现出“准宗教”的色彩。人甚至可以“为天地立心”，让社会成为自己内心敬慕的一种和谐状态。中国人从内心有价值自觉能力出发，推出一个超越性的“天”的概念。“天”虽不可知，但不必在外在探索，可以通过内心自省去体验它的存在和对人生的意义。中国人并不臆测地描绘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天”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天地始者，今日是也”。变化也是不会停止的“生生之谓易”。创世神话在这种强调宇宙之变、而忽视其始的基调之下无从发展起来。盘古开天地，像鸡蛋一样的宇宙裂开形成山川星辰之时，盘古这个神也就消失在天地之中。因此，中华文化对个人自我价值的认定并不会碰到“上帝”死了这类的问题，也不受现代基督教神学中“消除神论”产生的后遗症困扰。中华文化深知一切价值之源在于人心，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在对自我的认识与剖析过程中，与那些志士仁人一道造就了一个深厚的既有道德伟力，又有宗教激情的传统，上起孔子、老子、庄子、孟子，中经唐儒和禅宗诸师，下至宋明理学诸人，都以自我认知和调适并与自然合一为奋斗的人生目标。
中华文化在触及生命存亡的问题上显露出浓厚的“准宗教”色彩。以豁达的人生观代替了宗教式的“终极关怀”。“人与万物一体”、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的思想，表层上是说人生命的消亡，但更深层的层面是以“气化运行、生生不息”来揭示宇宙间超越“小我”的生命是永恒不灭的。所以，先民讲阴阳之气混合使生命不断萌生，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基于这种摒弃“灵魂不灭”说的宇宙本体论，使中华传统人生观较少纯宗教的意味，也从不外寻“上帝”来作生命的终极根据。几千年来,“天堂”、“地狱”等死后的景观对中国人来说不过是文学的想象，而非思想上超越性的价值观念。虽然屈原在文采瑰丽的《楚辞》中描绘了人死后天地景色，但这算不上神话，而是文学的铺陈，许多中国的神话因为有悖于“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古训，在历史上只被视为一种艺术幻想。中华传统思想中一直未形成外在的、超越世俗价值的哲学主义上的宗教世界，即便是道教的神仙系统，更多只具有民俗意义，而佛教干脆改为儒道化的禅宗。既然是“天地气化运行”、人的灵魂有灭、“天人合于一气”，那么人生的真实意义就集中在现实生活。人不用求助于外力，坚信人性与天相通，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向“善”的潜能。宋代哲人陆象山说“不识一字也要堂堂正正做人”，指的是价值自觉能力。依靠这种能力，中华文化围绕生死问题形成人生“三不朽”的信仰：即“立德”，人格不朽；“立功”，事业英名不朽；“立言”，文章、思想不朽——这才是永生的象征。“三不朽”的实现靠自身修养和对社会的贡献，走“向内”和“向外”两种途径，向内达成内心的尽善，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向外把对仁德的认识付诸社会行动，与天地万物协调共存，参与自然界的运行，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现“大同”理想。
为现代化迷茫解惑的“内圣外王”
西方自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之后，人的个性得到彻底解放。以往数千年，人是在他不能控制的自然历史过程中演进的，而今开始知晓并影响这个过程，天地万物包括人的自身都受到人类意志和行为的支配，并因此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物质成果。但是人在冲破宗教神学牢笼的同时，也失去了道德价值的规范和自我向“善”的意识。西方的现代化犹如一架时光流转的机器，所有的人在它面前似乎都很快地忘记过去、忘记历史、忘记传统，而沉湎于这架机器运行时千奇百怪的喧嚣声及五光十色的景象中。结果是个人至上、自私自利、物欲横流，发展到国际领域表现出的是以掠夺他国资源和财富为目的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没有了“上帝”，西方文明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变得如此渺茫。
西方开始环顾他们曾视之为“边陲”的文化形态，蓦然回首，中华文化所构建的那一整套相当复杂、深邃的人格发展学说与主体人性的价值体系，在世界文明中有着十分独特的价值，比其他文化形态更具有现实的生命意义。犹太教思想认为，个人人格的达成可以直接通过信仰及耶和华的宠爱来实现；印度教的思想认为，个人“真我”的获得可以直接求助于看破红尘的修行，回归“梵天”，而不需要任何社会实践。唯独中华文化认为，个人完美人格的达成不能离开群体大众的人格不断升华。这不但贯穿于中华传统的教育、伦理思想中，也浸透于日常生活习惯里。若从存在主义的立场来分析，这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感受，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和群体的决定。这一决定最初是围绕着孔子及其弟子的本身的人格发展而提出来的，后经历代志士仁人仿效形成了共同的人格力量，使其学说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源于集体，而与“神”没有任何的关系。
中华文化正是因为具有“准宗教”的效应，始终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才能圆满地回答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的价值”之疑问。中华文化内在的精神是一种涵盖社会和自然的人文主义。它与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个人式的人文主义迥然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民胞物与。这种人文主义是积极入世的，力求以一种圣人的理想模式改变自己，也影响他人。它鼓励人们以人格的力量去参与现实政治，并保持对一切不符合价值理念的东西加以批评，以人格的伟力和道德理想去转化现实政治，这便是“内圣外王”，真正体现了人的最高价值。
中华文化的“准宗教”而非“纯宗教”的色彩，在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并没被战乱和异族入侵抹去。相反，因为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们前赴后继地推动和取义成仁的人格示范而更放光彩。如今，又给处在现代化迷茫之中的西方文明带来了启示和希望。
篇5：中华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课程论文
题 目 新时期高校民族宗教工作思考 学 院 机械工程学院 专业班级 机械13102 姓 名 王在抗 学 号 40613238
关于新时期高校民族工作的思考
【摘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对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始终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敏感问题，关系到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尤其是改革进一步深化，变革进一步加剧的现阶段，民族宗教问题更突出，作用更明显。我国少数民族都有传统的宗教信仰，世界三大宗教有两大宗教在少数民族中影响深远。【关键词】：新时期，宗教工作，思考。为什么高校要开展少数民族工作。
宗教作为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是自然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歪曲、虚幻的反映。新时期反映宗教问题的各种现象在大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上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渐起的“宗教热”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挑战。因此，认真调查分析在当前宗教文化影响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宗教观现状，是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的议题。如何开展工作。
一 正确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民族、宗教问题是一个复杂敏感的社会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宗教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民族、宗教问题相对稳定，但这并不表明民族、宗教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事关国家稳定、社会进步和民族兴衰。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少数民族青年中的优秀分子，他们的宗教信仰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长治久安的大局。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宗教观特点，并通过适当途径和方法，加强教育和引导，使他们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1.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教育，让学生正确认识宗教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
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观念及处理宗教问题的纲领、政策的总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南。民族高校应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宗教心态特点，开设《宗教学》、《宗教常识》选修课或讲座，正面介绍宗教知识,使对宗教知识有兴趣的学生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了解宗教文化，引导学生在人生信仰、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深刻认识到宗教的本质是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的反映，进而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辩证地看待宗教和分析宗教问题。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宗教政策教育，宣传党在新时期的宗教政策。比如：“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宗教工作的基本政策。通过这些教育，可减少学生对党和宗教关系的错误认识。2.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宗教问题，抵制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宗教问题在我国体现出长
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国际性特点。宗教问题常与民族等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高校在积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同时，需进行宣传教育,增强学生的反渗透意识和能力。作为大学生，在对待和观察宗教问题时，首先，必须清楚宗教问题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往往同现实的国际国内斗争交汇在一起，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应该相信科学，树立科学世界观，追求真理。第三，在了解到我们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后，从本质上认识到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对抗性的问题，遇到宗教问题时要冷静分析，理性应对，从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高度来审视和对待宗教问题。
当前，境内外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宗教大肆从事分裂破坏活动。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煽
动宗教狂热，攻击国内民族宗教政策，通过广播电台、互联网、书籍报刊等途径，加紧向学校渗透，呈现出政治恶意性、文化侵略性、活动国际性、组织秘密性、破坏严重性等特征。这就尤其要让学生看清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中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之实，从而正确处理接收到的传单等物品，旗帜鲜明地抵制非法宗教组织和敌对势力的渗透。
3.加强培育科学精神，营造文明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在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培育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科学精神愈显急迫。科学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尊重真理、反对迷信和盲从，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战胜迷信的锐利武器。“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产生宗教迷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自然和自身缺乏正确的认识。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生深受封建迷信、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针对性地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加强培育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切实发挥“两课”主阵地的作用，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中一以贯之，让学生切实认识到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同时，高校应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既依法维护学生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规范校园宗教活动和行为，又坚持宗教与教育相分离原则，对各种势力利用宗教在校园内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予以制止。
再者，环境因素对人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比如：在河南的一些农村，基督教的聚会点喜欢搞唱诗
班与乐队，一些年轻人对此产生极大兴趣，每逢教徒婚丧喜庆，也欣然前去参加。可见，业余生活文化氛围对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高校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具有的教育、引导等多种功能，利用第二课堂时间，结合大学生实际，用先进文化倡导和引领校园文化，开展诸如读书、诗朗诵、歌咏比赛、辩论赛等多种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创造积极文明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健康活动中来，使他们在良好的氛围中受到教育、影响和熏陶。另外，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承受力相对比较脆弱，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学校需多方面入手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逐步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建立起坚固的内在心理防御机制。
总之，少数民族大学生宗教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现实原因，加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
育是一个观念更新和人格塑造的过程。在这个文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并且容易引发道德和信仰危机的社会转型时期，国际国内某些形势的最新发展变化,常与宗教问题相连。因此，研究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在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特点的基础上，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对于促进社会健康和高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内容。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就是要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出发，尊重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不能因某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就歧视或侮辱他们；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保持或改革，应由该民族的干部群众去决定，别的民族或个人不能强制或干涉；任何民族不能以自己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别的民族，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对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同风俗习惯有关的事情。实践证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着重要的意义。
学生应该都是有素质有文化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有误会和矛盾，那是因为名族之间没有好好的去了解和沟通，在中学，少数民族同学和汉族同学接触的应该会很多，大家多接触，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多，汉族同学就多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并且尊重少数民族同学的风俗习惯，有些汉族人的确是很歧视少数民族，这样，久而久之，少数民族的人总觉得汉族人歧视自己，所以名族之间矛盾就更深了，但如果在大学，汉族同学多关心关心少数民族同学，相信少数民族的同胞的心也不是铁做的，他们也会感受到汉族同学的关心和温暖，时间久了，大家一定会和睦相处的，少数民族的同学回到家乡，肯定会告诉家乡的人，汉族人其实也很友善，这样一来，不是起到了维护名族团结、社会稳定的作用吗？相信每个人都是热爱和平的
篇6：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
(时间：45分钟 分值：90分)本试卷共6个非选择题，每小题15分，共90分 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天主教会把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财致富说成堕落行为，这种轻商思想与当时商品货币关系蓬勃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材料二 许多修道院与公共妓院无甚差别。
——伊拉斯谟
材料三
兜售赎罪劵
材料四
迫害异教徒
(1)根据材料一、二、三，概括宗教改革运动的原因。(6分)(2)对材料四应该怎样认识？(6分)(3)以上材料表明天主教会面临怎样的形势？(3分)【解析】 第(1)问，可从天主教会对资本主义的阻碍及其腐化、敛财等方面入手解答。第(2)问，从天主教会的目的、手段分析。第(3)问，注意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天主教会的消极作用进行分析。
【答案】(1)原因：①天主教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②天主教会的腐败。③教会贪婪成性，疯狂敛财。
(2)认识：①教会的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巩固自己的地位。②教会采取的手段卑劣野蛮。③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已经开始。
(3)天主教会逐渐成为欧洲历史发展的障碍，遭遇各方挑战，迫切需要通过改革适应社会的发展。2．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阻碍德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德国封建割据的政治局面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分散性。„„当欧洲大部分国家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尽力抵制罗马教廷的横征暴敛时，教廷便把经济损失转嫁到四分五裂的德国身上„„德国成了“教皇的奶牛”。由于教会的经济实力和特权禁锢了德国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级在要求政治民主的同时也强烈要求改革教会。
——《基督教史》
材料二 我日思夜想这句话(神的裁判表现在神的本身，正如„„所写的：“义人靠信仰生活”)，神终于怜悯我，让我明白：神的裁判就是义人蒙受神恩所经历的裁判，就是信仰，而那段话的意思就是：《福音书》表现了神的裁判，被动的裁判，慈悲为怀的神通过它让信仰使我们成为义人。
——马丁·路德
材料三 在德意志皇帝召开的对马丁·路德的听审会上，马丁·路德最后总结说：“皇帝陛下和诸位王公阁下„„除非能依据《圣经》的见证判定我的错误，或者根据显而易见的论据，依照《圣经》判定我有罪，而我的良心能坚信这判定合乎上帝的真道，否则我不能也不会收回我的主张。因为违背良心做事，我不平安，也不会接受。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神助我，阿门。”随后德意志皇帝宣布马丁·路德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马丁·路德传》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宗教改革首先发生在德国的主要原因。(8分)(2)根据材料二，指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基本观点是什么？(4分)(3)材料三中马丁·路德称“我不能也不会收回我的主张”指的是什么？指出“不能收回”的主要依据是什么？(3分)【解析】 第(1)问，根据材料一分析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即可。第(2)问，根据材料二并联系所学知识回答即可。第(3)问，要联系马丁·路德的行为和观点作答。
【答案】(1)德国的分裂为教廷对德国的掠夺创造了机会，德国受教会的剥削严重，社会矛盾激化。
(2)因信称义，国家权力为神所授。
(3)《九十五条论纲》。依据：《圣经》或者上帝是判定是否有罪的唯一证据。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资产阶级开始了反封建斗争，人们进行反封建斗争主要采取了宗教“异端”的形式。“异端”运动可概括出以下几个观点：现存的封建统治秩序和罗马教会都是魔鬼创造的；揭露教会的奢侈腐化；废除烦琐的宗教仪式和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没收教会的财产；《圣经》是高于教会和教士的最高权威；教权服从于世俗的权力。
材料二 16世纪，英国王权得到加强，国王为打击天主教会势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改革。改革规定：英国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任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大权；教会不再从属于罗马教皇，但天主教的教义、制度和仪式仍然不变；未经国王同意，教会无权召开宗教会议，更不许任意修改和制定教规。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以“异端”为形式的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背景。指出这一时期进行宗教改革的两个代表人物。(5分)(2)根据材料二，概括英国宗教改革的特点。此后，教会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4分)(3)根据以上材料，概括欧洲宗教改革的历史作用。(6分)【解析】 第(1)问，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回答出宗教改革的背景和代表人物即可。第(2)问，根据材料二“自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改革”概括特点，变化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回答。第(3)问，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回答即可。
【答案】(1)背景：天主教会的封建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物：马丁·路德、卡尔文。
(2)特点：依靠王权自上而下进行。变化：由王权从属于教权到教权从属于王权。(3)打击了欧洲天主教会的封建统治，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欧洲的近代化。
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路德等改革家)提出改革婚姻制度的主张，具体内容是制订新的婚姻法规，废除秘密婚姻(秘密婚姻原指男女两人在教士面前互换婚誓后所构成的正式婚姻，它不经过婚礼，也不需要取得父母的同意和公众的承认)，政府的世俗法庭批准婚姻或由经政府授权的教会法庭来审核批准婚姻登记等。新的婚姻法规定，结婚不再属于宗教七大圣仪之一。
材料二 新教的婚姻改革家们在付诸实践的时候比较保守，往往没有家长同意的签字就不给办理结婚登记，这使得父母们实际上控制了儿女的婚姻。新教徒视婚礼为大事，强调必须举行公开的婚礼，并且一定要有证婚人，才算完成了结婚。
——以上材料均摘自《世界近代前期宗教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新教徒结婚的条件。(6分)(2)在婚姻改革前后，婚姻的主导力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上述婚姻改革对西欧社会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9分)【解析】 本题以婚姻改革为切入点，考查宗教改革的内容及其影响。第(1)问，直接根据材料一的信息归纳分析即可。第(2)问，从婚姻观变化的角度，回答宗教改革对社会习俗变迁的影响。
【答案】(1)依法登记；家长同意；婚姻公开；要有证婚人。(2)变化：以教会为主导转变为以世俗力量(政府和家长)为主导。
影响：冲击了婚姻传统；削弱了教会权力；宣扬了人文主义；增强了人们的法制观念。5．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德国历史上，对路德的评价非常高，很多人用优美的言辞来赞美他。胡腾说：“路德是日耳曼解放者。”海涅说：
“路德在我们历史上不仅是最伟大的也是德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人文主义的巨人”；也有人说他是“日耳曼史上的奇峰„„”
材料二 从1529年开始，亨利八世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教会的法令，规定教会立法必须经国王批准方可生效，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的年贡改交国库，禁止英国教、俗人员向罗马教廷上诉，取消教皇的最高宗教司法权和教皇任命英国主教等神职人员的权力，任命改革派教士领导英国教会„„规定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意志宗教改革与英国宗教改革的共同作用。(6分)(2)比较德意志宗教改革与英国宗教改革，指出二者的不同点。(9分)【解析】 第(1)问，根据材料一信息“路德是日耳曼解放者”、材料二信息“规定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可知德意志宗教改革和英国宗教改革的作用相同点之一是都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根据材料一信息“人文主义的巨人”、材料二信息“规定教会立法必须经国王批准方可生效”可知德意志宗教改革和英国宗教改革的相同点之二是打击了天主教在欧洲的神权统治，促进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结合两次改革的时间及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分析，可以得出两次改革的相同点之三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问，两次改革的不同点可以从改革的背景、方式、本质等方面分析。
【答案】(1)作用：打击了天主教在欧洲的神权统治，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2)不同：①本质上，德意志是追求个人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反映各阶层民众的需要；英国是追求国家自由，反映王权的需要。②矛盾上，德意志体现民族主义与教权主义的矛盾；英国体现王权与教权的矛盾。③方式上，德意志自下而上从民间开始；英国自上而下从官方开始。
6．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从路德说出了人们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这句话以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这理性在一切宗教领域中才被认为是最高裁判者。
——H·海涅《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材料二 路德认为教权所辖范围仅涉及灵魂，不应涉及金钱、土地以及世俗的行政、司法权力，不能干预国家事务。在国家管理上，国王的权力是唯一合法的。„„德意志的宗教不能是罗马的臣属，德意志的牧师、僧侣应享有自己的宗教权利。
——邢来顺、李富森《马丁·路德民族思想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路德关于个人信仰的基本主张。分析“这理性在一切宗教领域中才被认为是最高裁判者”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8分)(2)材料二中路德的思想，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哪两对关系？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些思想的政治影响。(7分)【解析】 第(1)问，根据材料一归纳路德关于个人信仰的主张；根据所学知识分析产生的历史作用。第(2)问，根据材料二可以得出涉及的两对关系；根据所学知识分析产生的政治影响。
【答案】(1)主张：个人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因信称义。
作用：使人获得了信仰的自主权；否定了天主教会的权威；促进了思想解放；发展了人文主义。(任答其中两点即可)。
(2)关系：教权与王权(教会与国家)；罗马教廷与德意志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