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侦工作

狱侦工作（精选6篇）

篇1：狱侦工作

狱侦季度

一季度，我狱狱侦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致力贯彻省局监管会议精神，全力落实“两节”、“两会”特防期的安全措施，尽力防破预谋案件和重大违规事件，努力打造平安监狱。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狱内发案率零增长，罪犯重大违规率负增长，狱情信息反馈率跳增长。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我们的主要作法是：

一、“二从一重”，进一步强化了监管安全防控力度和打击了重大违规(狱内犯罪)的罪犯。根据今年全省监狱管教要点结合我狱实际，一季度我们对“两节”、“两会”期间的涉危涉重(危险物品、重点人员、重点时段、重点地点)问题与重大违规(狱内犯罪)案件进行了从快、从严处理，重点打击了牢头狱霸。

首先，针对我狱外籍犯逐步增多、新犯综合素质偏低的特点我们在全面开展狱情调查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对新犯的跟踪调查，在新犯入监后，通过各种渠道摸清他们的底子，把握他们现时思想脉络，及时把握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掌握对敌主动权。尤其是三月份全省统调的7名危顽犯抵狱后，我们高度重视，按照主管领导提出的“不嫌弃、不恐慌、不惧怕、重点管控、有效帮教”的方针因人而异落实了夹控包教措施，由于部署早、准备充分，有效防控了沈治安行凶、林平祥自伤、罗国盛妄图拉帮结伙等事件的发生。

其次，认真做好危险分子教育，通过上下联动、科队联防、全员联教专心、细心、耐心地开展教育转化，基本上使在册的1名危险分子在改造上安心、在纪律上安份、在生产中安全，3月底根据监区意见及本人改造表现撤销了二监区罪犯胡高兴危险分子名册。

第三，对重点时段、重要部位、重点人员实施了严格的“明管暗控”，突出对小卖部、停电、停工时段、事务犯的管理，给预谋犯罪者设置障碍，防止其有机可乘，严防了“三重”滋生事端。

第四，对查实的违规罪犯(犯罪分子)我们从快、从严予以打击，绝不手软。一季度立案侦察案件1件，召开批斗会一次，瓦解地域性团伙2个，查处罪犯重大违规4起，查获违禁物品17余件，严惩涉案罪犯11名，有效打击了犯罪违规人员的嚣张气焰，惩戒和教育了其他服刑人员，维护了正常的监管改造秩序。

二、“三抓一练”，进一步加强了狱侦队伍建设。“为政在人，人兴政旺”。今年监狱党委把构建六型机关打造一流队伍放在突出位置，这其中“监管安全狱侦系于一半”，狱侦队伍建设的如何事关全局。三个月来我们抓基层、抓基础、抓基本、开展岗位大练兵以应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

（一）强化政治建队功能，增强了基层民警政治职能信念和狱侦观念。监管安全稳定关键在基层，基层具备强有力的政治职能信念和狱侦观念是促稳定的保障。针对有个别同志见异思迁，不安分本职；个别同志嫌艰苦、清贫；个别狱侦民警认识不到自身的重要性，认为狱侦仅是破案子、建耳目，无实权无实利，缺乏责任心和进取心；个别同志思想麻痹，缺乏主动性，对监管首位意识不够强，落实制度不力等情况，监狱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理论学习，强化政治建队功能，采取谈心、疏导等方式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民警尤其狱侦民警高尚的职业道德，明确狱侦警察的性质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法制性的职能。从实践“三个代表”理论的高度，解决好“为谁服务、为谁执法”的问题，增强狱侦理念，树立防控思想，提高应变能力。

(二)强化装备管理，夯实基础提高技防能力。狱侦的基本任务防、控、破，具有急、难、险、重的特点，风险性、对抗性较强，警务装备是执行任务、履行职责的物质基础，没有必要的警务装备，就没有战斗力。3月份监狱对狱属警用枪支、戒具、侦察器材进行了检查登记和维护保养。同时监狱下决心改善警务装备，逐步实现警务装备的现代化，为监狱执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目前现代化的监视中心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有关设备已商洽预订。

(三)强化狱侦基本制度的落实，开展岗位练兵提高执法水平。今年狱侦科及监区狱侦干事人员有较大的调整，我们把明确责任、落实制度、提高能力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来抓，人员调整后狱侦科牵头召开了专门会议，重申了狱侦科职责、正副科长职责、狱侦科干事、内勤职责及监区狱侦干事职责，学习了敌情分析制度、耳目制度、清查监制度、重点罪犯管理制度、严管队、禁闭室制度等狱侦基本制度。会议学习的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岗位练兵，对新调狱侦民警通过传、帮、带使之尽快熟悉业务，对所有狱侦民警通过自学、交流、自查互纠、专门讲座等形式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下一阶段我们还计划举办培训班，提高狱侦干事的制度运用能力和个案实际操作能力。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培训促成狱侦干警树立了“四个意识”(稳定压倒一切，实现监狱九年无“五无”的已任意识；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的公正执法意识；有利改造、有利经济发展的服务意识；争创一流业绩的奉献意识)，提高了“五种能力”(公正的执法能力；敏锐的观察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果断的处置能力；科学和管理能力)。

三、“四查一纠”，进一步整治了重点问题。一季度监狱进一步健全了督促检查机制，在管教线成立联合督查组，大力规范狱内管理。籍此东风，我们相应加大了对狱侦的“四查”（检查、抽查、排查、督查）力度，加强了对重点问题的整治。一季度通过“四查”我们发现了个别单位耳目物建不规范、不及时，个别分监区危险物品管理不到位，个别监区存在牢头狱霸现象等问题，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及时通报，跟踪督导，按时整改纠正，并适时开展了打击地域性团伙、牢头狱霸等专项整治活动，保持监内高压态势。除抓好“两节”、“两会”防护期维稳外，有针对性及时化解监内各种矛盾，消除监内各种不安定因素，逐时逐段保安全。

四、“五勤四求”，进一步拓宽了狱情信息网络。我狱押犯经这几年的调配整合结构有了明显变化，逐步呈现出“三多一新”的特点，监管改造任务日渐繁重，难度日益加大，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确保狱内三个秩序的持续稳定我们坚持正常的狱情分析制度掌握敌情之外，主要在勤“查”、“听”、“阅”、“问”、“测”等五个字上做文章，在求“快”、“细”、“实”、“证”等四个字上狠下功夫以尽快掌握深层次狱情，做到敌动我知、超前防范，将影响监内改造秩序的各种苗头和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一是内查外调，在监内进行的各种监管安全检查措施，特别是便于罪犯隐藏违禁品的一些死角死面，如监区内闲置的空房、工具房、监所院内砖头地底下、厕所的粪池内、松动的墙体内等处，做到面“宽”内“细”。同时针对省局统调的7名危顽分子的复杂犯情我们及时和其原服刑单位联系，了解其有关情况，核实有关证据、查清事实，以便民警综合各类情况有针对性的管控。二是狱领导和业务科室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监区、分监区狱情分析会上民警的分析，监听罪犯接见时犯属与罪犯之间的对话，聆听监内罪犯的口头汇报等项内容，重点掌握罪犯中有脱逃、自杀、行凶言行的动态、动向，以及重危分子、反改造尖子反常表现以及罪犯中有拉帮结伙、私藏巨额现金、私藏手机、私藏凶器、劳动工具等行为表现。三是认真阅读罪犯的档案资料、罪犯中来往信件，耳目汇报材料，其他罪犯的检举、揭发材料以及罪犯日记等，从中掌握每一名罪犯的基本情况、犯罪恶习的深浅、现实改造表现等，以供分析和预测罪犯改造的发展趋势，准确地把握狱情动态、动向时参考。四是通过询问和讯问罪犯的方式，向罪犯搜集监内的动态动向，核实狱情中的有关难点、疑点，便于民警了解情况，查明事实。五是定期查阅狱情报告、监管安全排查报表、耳目汇报记录材料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或开展专项狱情调研活动，预测某一阶段的狱情走势，便于民警充分认识单位狱情，把握重点，做到超前防范。通过以上“查”、“听”、“阅”、“测”等方法，对分析掌握狱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还在以下四个字上狠下功夫，达到尽快掌握深层次狱情预期目的。一是“快”，即反映速度要快，处置要迅速有力。二是“细”，即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中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善于从隐情中发现重大案情。三是“实”，即要求实，取得实效。四是“证”，即对各种方法所获取的狱情进行相互印证。的公正执法意识；有利改造、有利经济发展的服务意识；争创一流业绩的奉献意识)，提高了“五种能力”(公正的执法能力；敏锐的观察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果断的处置能力；科学和管理能力)。

三、“四查一纠”，进一步整治了重点问题。一季度监狱进一步健全了督促检查机制，在管教线成立联合督查组，大力规范狱内管理。籍此东风，我们相应加大了对狱侦的“四查”（检查、抽查、排查、督查）力度，加强了对重点问题的整治。一季度通过“四查”我们发现了个别单位耳目物建不规范、不及时，个别分监区危险物品管理不到位，个别监区存在牢头狱霸现象等问题，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及时通报，跟踪督导，按时整改纠正，并适时开展了打击地域性团伙、牢头狱霸等专项整治活动，保持监内高压态势。除抓好“两节”、“两会”防护期维稳外，有针对性及时化解监内各种矛盾，消除监内各种不安定因素，逐时逐段保安全。

四、“五勤四求”，进一步拓宽了狱情信息网络。我狱押犯经这几年的调配整合结构有了明显变化，逐步呈现出“三多一新”的特点，监管改造任务日渐繁重，难度日益加大，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确保狱内三个秩序的持续稳定我们坚持正常的狱情分析制度掌握敌情之外，主要在勤“查”、“听”、“阅”、“问”、“测”等五个字上做文章，在求“快”、“细”、“实”、“证”等四个字上狠下功夫以尽快掌握深层次狱情，做到敌动我知、超前防范，将影响监内改造秩序的各种苗头和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一是内查外调，在监内进行的各种监管安全检查措施，特别是便于罪犯隐藏违禁品的一些死角死面，如监区内闲置的空房、工具房、监所院内砖头地底下、厕所的粪池内、松动的墙体内等处，做到面“宽”内“细”。同时针对省局统调的7名危顽分子的复杂犯情我们及时和其原服刑单位联系，了解其有关情况，核实有关证据、查清事实，以便民警综合各类情况有针对性的管控。二是狱领导和业务科室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监区、分监区狱情分析会上民警的分析，监听罪犯接见时犯属与罪犯之间的对话，聆听监内罪犯的口头汇报等项内容，重点掌握罪犯中有脱逃、自杀、行凶言行的动态、动向，以及重危分子、反改造尖子反常表现以及罪犯中有拉帮结伙、私藏巨额现金、私藏手机、私藏凶器、劳动工具等行为表现。三是认真阅读罪犯的档案资料、罪犯中来往信件，耳目汇报材料，其他罪犯的检举、揭发材料以及罪犯日记等，从中掌握每一名罪犯的基本情况、犯罪恶习的深浅、现实改造表现等，以供分析和预测罪犯改造的发展趋势，准确地把握狱情动态、动向时参考。四是通过询问和讯问罪犯的方式，向罪犯搜集监内的动态动向，核实狱情中的有关难点、疑点，便于民警了解情况，查明事实。五是定期查阅狱情报告、监管安全排查报表、耳目汇报记录材料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或开展专项狱情调研活动，预测某一阶段的狱情走势，便于民警充分认识单位狱情，把握重点，做到超前防范。通过以上“查”、“听”、“阅”、“测”等方法，对分析掌握狱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还在以下四个字上狠下功夫，达到尽快掌握深层次狱情预期目的。一是“快”，即反映速度要快，处置要迅速有力。二是“细”，即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中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善于从隐情中发现重大案情。三是“实”，即要求实，取得实效。四是“证”，即对各种方法所获取的狱情进行相互印证。

篇2：狱侦工作

2012年我监狱狱侦工作在省局职能部门的统一部署下，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在监狱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提高狱侦防范能力为中心，以防脱逃、狱内案件等重大事故为重点，进一步夯实狱内侦查基础工作，完善狱侦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增强和提高狱侦队伍的责任心和战斗力，提高狱侦工作的实效性。防止罪犯脱逃、凶杀、自杀及降低狱内案件的发生。为实现上述工作目标，今年我侦查工作力争做到以下几点，确保改造工作安全稳定。

一、提高民警对侦查工作的重视程度，确保狱侦工作的全面开展。

狱侦工作系监狱改造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监狱安全稳定的基石。结合当前我监狱实际情况，一是科室亲自参加监区的敌情调研会议，积极听取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并根据监狱的改造工作实际，对监区狱侦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督导监区狱侦工作。二是积极邀请监狱领导参加每月敌情调研会议，掌握当前狱侦工作情况，指导狱侦工作。三是每季度对狱侦民警进行业务培训，传达狱侦工作方针及工作要求，同时以全省各监狱的案例为教材提高全体民警对狱侦工作的重视程度。四是积极协调各级领导兑现狱侦经费，为狱侦工作提供良好物质保障。

二、强化敌情调研制度，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随着近几年来押犯成份的变化，罪重刑长犯人、累犯不断增加；涉枪、涉毒、涉黑犯人出现；罪犯重权利轻义务的现象等实际情况，开展好针对性的犯情、敌情调研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今年，我科室要始终坚持定期召开敌情分析会议，尤其是重要时段不忘敌情调研。譬如：节日安全保卫阶段，都能做到及时收集、反馈敌犯情动态，并且制定具体的防范措施。督促并指导监区敌情调研工作，要求监区每周召开一次敌情调研会议，第一时间了解并掌握敌犯情变化。掌握罪犯中的敌情、了解动态，是狱侦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这项工作做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狱侦工作的成败。

三、明确责任，强化危险罪犯的控制和要害部位的排查管控工作。

1、对危险罪犯的控制。对危险罪犯实行“三级”专管专控并签定责任书。与此同时每月坚持排查工作，对已经确立为危险分子和重点犯人的排查危险程度，是否有新动向；对没有被确立为危险的，采取“逐个过筛子”，判断是否有危险苗头。目前共排查出重大危险分子X人，一般危险分子X人，重点犯人X人。通过“三级”管理，这部分罪犯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2、要害部位的管控。结合我监狱当前实际，经过细致排查，监狱A级要害部位由原来X处增加到现在的X处，监区B级要害部位由原来的X处增加到现在的X处，对于这些

要害部位已层层签定了责任书，确保要害部位的管理控制，发现问题即刻整改，做到无死角漏洞，保障安全稳定。

四、认真抓好狱内“耳目”建设，并定期对“耳目”进行整顿。

布建有效的“耳目”网络，是狱侦工作任务基础，对于预防狱内重新犯罪及收集各类线索，了解掌握敌犯情动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耳目”的建设，要严格按照标准、比例进行物色，强化狱内“耳目”日常考核工作。并认真抓好“耳目”的奖惩工作，发挥激励效能。要定期对现有“耳目”进行整顿，对于不能为我所用，不能发挥作用的耳目要及时撤换，对耳目重新布置工作任务，确保监狱改造安全。目前耳目整顿两次，共撤销不发挥作用的耳目X人，补充X人，纯洁了耳目队伍。

五、严格执法，预防与打击狱内重新犯罪活动。预防与打击狱内重新犯罪，把各类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是狱侦工作任务之一。侦查狱内案件，要严格执法，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刑讯逼供，不体罚虐待，做到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制作规范的法律文书。对于狱内重新犯罪活动，科室要做到快速侦破，快速结案，严厉打击狱内重新犯罪势头。

六、规范监区基础业务建设。

针对我监狱狱侦工作实际，一是，全面实行微机化管理，要求把各类业务表格、簿册、狱侦工作档案等全部装入微机中以提升狱侦工作管理水平；二是，抓实、抓细省局统一规范的狱侦基础建设；三是，每月按规定时间上报狱侦工作材料和数据，做到重大情况及时上报；四是，强化基层监区基础业务建设。

七、充分发挥协同作战的功效

在强化狱侦工作的同时，我科室要积极协调工作，配合狱政、刑罚等部门查处罪犯违纪案件。为各职能部门处理案件提供了充分、准确、可靠的依据。

面对诸多困难和不足，我们深知狱侦工作任重道远。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在今后的工作中，牢固树立安全稳定第一的思想，把防重、特大事故；防止罪犯脱逃、凶杀、自杀，放在工作首位，全力构建公正、廉洁、规范、高效的执法工作运行机制，使我监狱的狱内改造秩序更加稳定，为全面建设和谐监狱而努力。

XX侦查科

篇3：狱侦工作

任何一种专业工作方法都应当着重体现社工助人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案主挖掘潜能、恢复其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目前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个人问题发展演变造成的, 譬如儿童教育、青少年犯罪等等。家庭、社区是儿童成长的最主要环境。那么, 在社区中将学校的相关教育有效地开展与延伸, 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更是意义重大。欧美国家很早就发展了教育和福利两种不同制度的学校社会工作, 建立家庭、学校和社区有机结合的学校社会工作体系, 通过联动的方式让个案社会工作与社区社会工作相辅相成, 同时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优势以及相应的社会功能。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 科学有效地改善学校教育中的不足, 多层次地为儿童, 青少年提供健康成长的平台。

社区与学校的有机结合主要是运用社会工作的相关理念、原则与方法, 在整个学校及社区范围内开展学生工作, 在为青少年提供多元教育的同时也协助社区建设、改善教育环境, 强化学校与居民的联系以及学校与社区的沟通。在专业服务的过程中, 学校社会工作者不仅在学校协助学生, 也通过协助社区影响学校的政策, 促进学生的成长。具体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学生能够借助为社区做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来锻炼自身、推动自身的发展。学生的进步与成长并不只是老师或社工帮助的结果, 更多的时候需要学生进行自主的锻炼与和培育。学校内的教育大多是单一的“填鸭式”授课, 实践的内容寥寥无几。因此, 社工可以积极倡导学生建立社区服务小组, 主动鼓励学生从事社区内的志愿服务, 帮助社区中的诸如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 对他们进行相应程度上的帮扶, 利用在社区环境中的自我尝试来促进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另外, 可以开展学校之间的社区活动, 倡导更大范围内的学校和学生参与这种活动, 利用这种大范围的多校联合, 扩大正能量的传播。之所以开展诸如此类的活动, 目的不仅仅是要帮助学生进行学术方面的交流学习, 更多的是推动社区教育工作, 培育在校学生的基本公民意识, 强化其对于社区以及社会的认知, 培养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 升华其社会责任感。学校与社区联合起来, 将教育目的通过社区服务加以实现, 突出了学生生活同社区互动彼此间的紧密联系, 一方面使得社区获得了更为丰富、专业的服务,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学生自身的进步。

第二, 青少年在个人成长、人格发展的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问题, 部分青少年还可能会存在较为突出的偏差行为, 如盗窃、打架、勒索、恃强凌弱等等。因而, 针对上述学生的帮助教育和行为矫正不单单只依靠学校, 还需要拓展到其生活的主要环境——社区中去, 不再单纯地依靠老师进行一味地说教辅导, 还需要有关社区的相关机构如青少年管理机构, 社工服务机构和相关工作人员的配合。在对问题儿童、青少年进行行为矫正的时候, 学校社工不但是联系学校与社区的纽带, 同时还要承担起直接帮教的职责, 将学校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有机结合起来, 这对于鼓励和协助青少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引导他们回归社会, 恢复正常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在介入时努力寻找与链接必需的社会支持网络, 做好资源的综合利用。社区矫正离不开社区整体的环境, 社工必须充分挖掘可利用的社区资源, 建立社会网络中各项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为服务对象提供有效的支持, 帮助青少年更好地认识自我及周围的环境, 使得社区为矫治对象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从而有利于青少年减少叛逆心理。

第三, 学生的主要成长环境是家庭及社区, 家长是学生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绝大多数儿童、青少年所存在的心理问题主要是由于同家长之间缺少沟通导致的。所以, 强化家长同青少年彼此的沟通意义非凡。社工可以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出发, 提升家长的个人素养, 改变家长在儿童、青少年教育中的错误认知, 特别是应当着重培养他们同孩子交流方面的技巧, 为孩子构建和谐的社会支持, 从而改善家庭环境, 推动青少年的健康发展。这也恰恰是学校同社区进行综合互动必不可少的内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经济文化结构的不断完善, 家长对于学校的各项决定、政策, 包括办学方式、培养模式、基础建设等都有着一定影响力。所以, 同学生家长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积极获取其对于学校政策的理解乃至支持, 是学校社工的一项职能, 也是促进学校与家庭及社区多维互动的有效途径。另外, 社工还应该在社区中善于挖掘和运用社会支持。因为在校生需求的多样性, 活动的丰富性, 学校社工唯有充分动用各种社会资源, 才能向受助者提供有利的社会支持从而协调其社会关系, 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学校社会工作的目的在于优化学校环境, 协助学生改善自身学习生活各项技能, 发掘他们的潜在能量, 并为学生构建起有效的社会支持, 帮助他们应对个人发展当中所遭遇的各项难题, 使其最终达到社会化。将个案社会工作融入社区工作, 借助社工服务, 降低青少年出现偏差行为的可能, 确保社区的安全和谐, 利用学校社工的协助, 使学生参加社区的发展计划, 贡献其自己的力量。同时强化社区同学校的协作, 充分借助学校资源, 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服务, 不但丰富了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而且有助于实现社区的多元化发展。

摘要：个案工作、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主要工作方法。个案工作为个人和家庭提供物质及情感方面的支持, 目的在于帮助其减低压力, 解决问题, 达到个人与社会的良好福利状态。社区工作以整个社区及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 提供利他的助人服务。本文以学校社会工作为例, 探究了个案工作与社区工作结合的内容、方法与意义。阐述了两种工作方法有机结合为各自领域带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个案工作,社区工作,学校社会工作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 (第二版) [M].2007.

[2]张亚君.个案社会工作在社区工作中的运用[D].2011.

篇4：狱侦工作

关键词：冤案；狱侦耳目；滥用；侦查权；防治

中图分类号：D9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6-0087-05

十年冤狱，一朝得雪。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一案进行再审之后，公开宣判二人无罪。至此，已在监狱高墙内度过10个春秋的叔侄俩，终于洗尽冤屈，重获自由。然而，这起震惊世人的冤案所带来的影响却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升温，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如此令人心痛的冤案？当然，暴力取证、无罪证据被忽视、疑罪难以从无是大多数冤案得以酿成的共同因素，但与之前冤案不同的是，本案被告人张辉、张高平之所以会被无辜地定罪判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曾和张辉一起被羁押在同一看守所号房里的人——袁连芳。正是他，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出庭作证张辉曾向其讲述了他与张高平于2003年5月19日在杭州强奸并杀害少女王某的事实。但事后调查表明，袁连芳是公安机关安插在张辉身边的“耳目”，张辉的“自首材料”完全是在袁不断对其实施一系列非法手段的情况下，被逼无奈才写下的。在现今这个权力要被关进“制度之笼”的社会，阶下囚竟然能摇身一变成为执法人员并大行非法取证之道，这非常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在此，笔者将以张辉、张高平冤案为切入点，在解读“狱侦耳目”的基础上，分析其被滥用的危害，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以期对我国侦查程序的规范化及冤假错案的遏制有所裨益。

一、刑事诉讼语境下“狱侦耳目”的再解读

（一）概念

我国的侦查学中存在特情、耳目这两个概念。一般而言，特情是侦查机关领导和指挥的，用于侦查刑事案件，搜集犯罪情报，发现和控制犯罪活动的隐蔽力量[1]；而耳目泛指各种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协助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看守所、监狱等机关刺探消息的人。可见，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都涉及对信息的收集，也均非侦查机关人员。不同的是，特情由侦查机关设立，用于刑事案件的侦破，而耳目除了协助案件侦查以外，还普遍使用于看守所、监狱等监所的安全维稳工作中。监狱、看守所中的这种耳目即所谓的“狱侦耳目”，其身份大多数是在押服刑人员。

（二）分类

根据司法部1997年《狱内侦查工作规定》中“耳目建设”一章的内容，“狱侦耳目”可分为“专案耳目”和“控制耳目”。前者用于侦破已发生的和预谋的各类案件，监视、控制和了解侦查对象的活动情况、犯罪意图和犯罪事实，为破案提供证据或搜集犯罪线索；后者用于罪犯中的落后层和不思悔改的累犯、惯犯及其他危险分子，还用于监狱的要害部位，罪犯活动的公共场所，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发现线索。张辉、张高平案中出现的袁连芳便是“专案耳目”的典型代表。

（三）特征

尽管“狱侦耳目”这一名词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还非常陌生，但该制度自1950年12月公安部转发《关于加强管理犯人的指示》的电文由监狱系统首次提出以来[2]，在我国已实行半世纪有余。就目前已被披露出来涉及“狱侦耳目”滥用的案件——河南浚县马廷新案（发生于2002年）和浙江杭州张辉、张高平案来看，“狱侦耳目”的使用，已经超越了设立该制度的本意，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专用于大案、要案或疑难案件的侦破。马廷新和张辉、张高平涉嫌的都是故意杀人罪，属于公安厅甚至公安部督办的案件。而且，两起案件在侦查开始之初均较早地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但犯罪嫌疑人一直拒不认罪，侦查机关也未找到充足的有罪证据。然而，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之后，侦查工作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马廷新和张辉都“坦白”了自己作案的详细经过，这些“自我供述”加上袁连芳提供的证人证言，成为了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中最主要的指控证据。上述两起案件的“侦破过程”表明，“狱侦耳目”的使用已形成一定模式：为保证案件的及时破获和较高破案率，公安机关在侦办一些上级督办、但调查长期陷入困境的大案、要案或疑难案件时，会倾向于使用“狱侦耳目”这一“秘密武器”。在必要时，“耳目”甚至会被跨区域借调和重复使用。

2.时常伴随着非法取证行为。和仅向侦查机关提供犯罪线索的线民相比，袁连芳式的“狱侦耳目”所承担的任务远远超出告发的范围，而是要代替侦查机关来实施侦查行为。具体而言，犯罪嫌疑人身边往往不止一个耳目，耳目们会互相配合，首先通过威胁、利诱、欺骗甚至殴打的方法来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使其放弃对侦查活动的抵抗；然后在此基础上，逼迫犯罪嫌疑人根据先前拟定好的方案写下“认罪材料”；最后再要求犯罪嫌疑人反复抄写和背诵该材料，以达到能够自然表述的程度。侦查机关指使“狱侦耳目”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的做法，与雇凶杀人的手段如出一辙，将无辜之人推向了牢狱甚至丧命的深渊，这无疑比侦查机关自己实施非法取证的行为在性质上更为恶劣。

3.诉讼参与程度高，牵涉主体广泛。《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袁连芳于2001年因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本应被送往监狱服刑，却留在了看守所内。而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协助”公安机关取得有罪供述，使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而进入庭审阶段后，袁连芳又以证人身份出现于法庭。可见，“狱侦耳目”从开始设立到使用，会经历执行、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这4个刑事诉讼阶段，牵涉公安机关、看守所、监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多个办案主体。

二、“狱侦耳目”被滥用的原因剖析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侦查权的主体限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海关缉私机构，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均无权行使。所以，指派“狱侦耳目”实施侦查措施的行为，毫无疑问应当被否定，但这种明显违背刑事诉讼法基本法理和规定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存在于我国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其原因主要包括如下4个方面。

（一）“打击敌人、惩罚犯罪”惯性思维的影响

自建国以来，我国在刑事治安方面长期奉行“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的理念。如今，虽然“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目的观已成为了基本共识，“尊重和保障人权”也被明确写入了《刑事诉讼法》中，但“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的惯性思维仍未消除，诸如强调破案率、破案速度以及“命案必破”这样的刑事政策均是该思想的集中体现。正是迫于这些不科学政策和机制产生的压力，公安机关干警才会在“侦破案件，完成考核任务”与“规范执法，尊重保障人权”冲突时选择前者，才敢于在侦查过程中使用“狱侦耳目”这样的非法侦查手段。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制化程度不高，相关法律规定含糊不清

与受到学界重点关注的常规侦查领域相比，对技术侦查的理论研究总体而言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这是导致该方面立法进程缓慢和实践做法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专节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但其未能将各类措施的概念、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等予以明确化。具体到涉及“狱侦耳目”的规定上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有关人员”究竟包含哪些人员？是否只要符合“查明案情”和“必要时”的条件，任何人包括服刑人员都可以进行隐匿侦查？法律的不明态度，使公安机关在侦查实践中有了“打擦边球”的机会，为“狱侦耳目”的滥用留下了大量空间。

（三）公安机关的侦查权过于强大，受到的制约较为有限

公安机关作为主要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不仅被视为“政法机关”的重要一员，且由于党内组织体系的缘故，其地位远高于法院、检察院[3]。这种“一家独大、缺乏限制”的权力格局，对“狱侦耳目”的滥用，至少在以下两点上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第一，职能上的混同。袁连芳在河南、浙江两起案件中的活动地点都位于看守所内，这与我国未决羁押场所的设置密切相关。在我国，看守所由公安机关下属的监所管理总队管辖，受同一上级领导。因此，看守所的羁押职能基本服务于公安机关的侦查职能，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实际上处于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正因为是在“自家的地盘”上，公安机关才能够如此方便地选取并安排耳目与犯罪嫌疑人同处一监，将各种任务布置给耳目以及听取耳目报告。

第二，侦查监督的失效。我国的刑事审前阶段缺乏任何司法审查制度，对该阶段进行监督的任务主要落在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部门身上。但由于监督手段、方式、途径等方面的不足，加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互相配合”原则的影响，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特别是看守所、监狱内侦查活动的监督，一直未达到应有的力度和实效。

（四）侦查机关侦破案件的能力不足，需要利用“狱侦耳目”来寻找案件的突破口

刑事案件的侦破对侦查机关来说始终是一项艰巨的考验，而我国当前处于转型时期、刑事案件高发这一特殊情况，对侦查机关的破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而言，我国公安机关仍然停留在“依靠强大权力弥补有限能力”的破案模式上[4]，不仅在侦查观念上处于滞后状态，而且因为在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建设上起步较晚，其调查取证、作出判断更多是依靠以往积累的办案经验，高科技手段使用的频率很低。在张辉、张高平案中，若当时的道路监控、DNA鉴定、痕迹鉴定等技术能够起到应有作用，那么在侦查阶段就有很大机会排除“二张”作案的嫌疑，公安机关也不会致力于使用“狱侦耳目”来突破口供。

三、滥用“狱侦耳目”的危害性分析

国家权力的触角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侦查权不断膨胀的今天，“狱侦耳目”的存在无疑会让这一态势朝着更为危险的境地迈进。这种非法侦查手段带来的危害，不但会威胁公民个人的财产、生命和自由，而且将动摇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一）容易发生各种非法取证行为，严重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而“狱侦耳目”的主体是在押服刑人员，其大都未受过专业的侦查技能训练和法律知识培养，且缺乏人权尊重和保障观念。由他们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其本身带有的功利主义倾向会十分突出。毕竟，他们希望出狱或者至少提前出狱[5]，所以只要能获得这样的机会，无论侦查机关交给他们什么任务，他们都会遵照执行。即便没有侦查机关授意，他们也很可能为了逼取被讯问人的有罪供述，而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讯问的质量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而且连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益都将失去保护。

（二）误导检察院和法院，大幅增加错误起诉和错误审判的可能性

袁连芳参与的两起案件最终都被证明为冤案，绝非出于巧合。因为“狱侦耳目”的设立非常隐蔽，除了侦查机关内部人员和耳目自己外，他人根本无从知晓，也很难有充足证据证明某耳目确实为某侦查人员所指派。所以，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尽管在事实上完全不具备证据资格，但从表面上来看常常“无懈可击”——不仅合乎法律规定，而且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一旦检察院和法院未能识别出这些迷惑性非常强的“证据”，它们就可以顺利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检察官和法官们的思考和判断便因此受到灾难性的影响。滥用“狱侦耳目”这朵侦查过程中出现的“恶之花”就会一步步“吸收养分”，最终结出冤假错案这一可怕的“恶之果”。

（三）不利于监所秩序的稳定，对服刑人员自身的改造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作为看守所、监狱中的服刑人员，理应认罪服法、积极改造。然而，在被选为“狱侦耳目”后，他们便承担起了各种“侦查任务”。于是，在侦查机关的指示或默许下，各种非法取证行为开始产生：殴打、威胁、欺骗、引诱……而这些行为恰恰可能就是导致他们先前被判有罪而身陷囹圄的原因。他们由于触犯法律而被投入监牢，进入监牢后却又继续触犯着法律。堂堂刑罚执行场所变成了上演一幕幕违法取证行为的罪恶之地，法院判决的尊严何在？！刑罚执行的威慑力何在？！司法的公信力何在？！而且，存在“狱侦耳目”经历的罪犯，其改造效果必然难以得到保证，即使日后服刑期满、被释放出狱，也会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四）是滋生司法腐败的又一温床

袁连芳作为“狱侦耳目”，为侦查机关破获大案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他也先后获得两次减刑，分别减刑1年半和10个月，在2004年9月就被刑满释放。这种实质性利益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腐败的产生。一方面，被追诉人或服刑人员为了能获得轻判或减刑机会，会千方百计利用关系寻找立功机会；另一方面，侦查人员也可能为了换取非法利益，利用职务之便将这种成为“狱侦耳目”的机会交予相关被追诉人员或服刑人员。而且，这种交易较为隐蔽，不易为外界发现。正如2007年发生的一起徇私枉法案那样，江西省余江县经侦支队大队长郑佩信收受贿赂，让犯罪嫌疑人王某充当其所侦办的另一起案件的“狱侦耳目”，企图伪造立功表现，使王某获得减轻处罚的判决，最终郑佩信也因此落得个被判有期徒刑的下场[6]。

四、滥用“狱侦耳目”的防范与治理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国情来看，想要通过完全杜绝“狱侦耳目”使用的途径来达到根除其被滥用可能性的目的，难度颇大。因此，构建起健全而完善的防范、治理机制，逐步消除其所依存的各种理论和现实土壤，是减少并遏制这一侦查乱象的不二法门。

（一）法律修改与法律适用层面

1.将程序法定原则确立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能够找到“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样蕴含程序法定原则精神的条文，但并未将该原则作为独立一条特别列出。为了督促公安司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内心真正树立起程序意识，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办案，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写入程序法定原则，并将其上升到基本原则的高度。

2.提升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制化程度，明确否定滥用“狱侦耳目”的行为。“狱侦耳目”存在于看守所、监狱等不同羁押场所，且涉及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多个阶段，故出于保证法律施行效果的考量，否定滥用“狱侦耳目”的条文，应当规定在《刑事诉讼法》而非《监狱法》或《看守所条例》之中为宜。具体而言，《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可修改为：“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侦查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利用各种类型的狱侦耳目实施侦查行为，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同时，应当对电子监视、麦克风侦听、电信侦控等侦查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类型化的规制，制定出涵盖程序启动、运行、期限、救济等方面具体内容的操作规则，以避免其他技术侦查领域重蹈“狱侦耳目”滥用的覆辙。

3.实现程序上的制裁：将通过“狱侦耳目”获取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出刑事诉讼程序。就证据维度而言，但凡通过“狱侦耳目”侦查所获取的有罪供述及证人证言，无论是从刑事诉讼理论角度考量（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大特征），还是依据具体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都不符合证据的资格和要求。所以，将这一“毒树之果”纳入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之中，以切断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影响审查起诉、审判等过程的途径，“种植毒树”的行为——滥用“狱侦耳目”就会受到有效的抑制。

（二）制约机制建设层面

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建立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来约束侦查权的行使是一种主流趋势，但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框架内，要改变公安机关对侦查阶段的权力垄断状态，削弱侦查权对检察权和审判权的侵蚀，更为实际和可行的办法是从部门设置和法律监督这两块入手：一是减少侦查权行使的空间，二是从外部加强对侦查权的制衡力量。

1.将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管辖，实现公安机关与未决羁押场所管理者的分离。行使侦查权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并查获犯罪嫌疑人，为审查起诉和审判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而羁押权的设置意在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两者的任务和目的不同，不能相互混淆。与公安机关相比，司法行政部门并不参与案件的具体侦查，不牵涉司法利益的纠葛，更能保持中立立场。由其管辖看守所，实质上是将羁押职能从公安机关的侦查职能中分割出来，让公安部门在刑事诉讼中成为单纯的侦查机关。如此一来，公安机关若想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到看守所并在司法行政人员的注视下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在侦查阶段“弱小犯罪嫌疑人独自对抗强大公安机关”的局面，至少可以达到使公安机关无法随心所欲地实施各种非法取证行为的效果。

2.强化检察机关对羁押场所内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提升监督的实效。首先，增加驻监检察官的数量，构建畅通的被羁押人员反映信息的渠道。我国各级检察机关都设有“监所检察部门”，但并非所有的“监所检察部门”都派有长期驻守于看守所、监狱的检察官。即使派有，人数也非常有限，多则四五个，少则一两个，这与监所庞大的在押人员数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押人员数量多，监督的任务和负担必然不会小。对此，除了要适当增加驻监检察官的编制，提升监所的法律监督力量以外，还要通过设立检察官信箱、开展巡回检察、举行监所检察日等方式，让驻监检察官能够适时介入到监所内的日常监管和侦查活动中，也使被羁押人员在受到诸如“狱侦耳目”这样的非法对待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向驻监检察官反映，从而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变消极、被动监督为积极、主动监督。其次，建立对“狱侦耳目”的定期审查制度。“狱侦耳目”的设立缺乏法律规制，在实践中的使用情况极其混乱。为了防止“狱侦耳目”异变为直接实施“侦查行为”的秘密力量，看守所、监狱应当对所设立的“狱侦耳目”建立专门的档案和活动信息记录，且由驻监检察官定期对这些耳目的管理和活动进行审查。一旦发现存在滥用或者本应送往监狱却留在看守所服刑等违法情形，驻监检察官就要向监所提出纠正意见，情况严重的要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三）侦查模式改革层面

1.落实录音录像制度在狱内侦查中的适用。作为羁押被追诉人或服刑人员的场所，看守所、监狱的封闭性非常突出——在押人员被严格限制与外界接触，即使辩护律师有权会见其委托人，实际行使起来也处处受限。在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的情况下，录音录像制度可以说是突破讯问场所封闭性的唯一途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显然，公安机关在看守所、监狱内的讯问活动，也处于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适用范围内。在看守所、监狱各讯问室和号房内安装24小时工作的录音录像设备，全方位地监控在押人员被讯问时及其他时间的情况，不仅会使侦查人员自身不敢行使各种非法取证行为，而且就算安插了“狱侦耳目”，殴打、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情形也会被记录下来。

2.实行以物证为中心的侦查方针，坚持发展以技术和信息为主导的现代化刑侦模式。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盛行“先突破口供再来寻找物证”、“没有口供不能定案”等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思路。对于口供的过度依赖，不仅导致侦查陷入被动局面，而且是侦查阶段中非法取证行为层出不穷的一大诱因。对此，一方面要在公安机关中强调践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规定的重要性，提倡从客观出发来印证主观的侦查方针，将注意力集中到客观性更强的物证上来；另一方面，要围绕技术化和信息化来提升刑事侦查能力，如加快推进多种数据库和信息平台的建立，加强视频监控、DNA测验等技术在侦查过程中的推广和普及等，使这种以技术和信息为主导的刑侦模式能够在案件的实际侦查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3.加强培训和教育，建立一支符合现代刑事侦查要求的高素质队伍。一项技术再先进，没有具备相应素质的人来操作，也只能沦为好看的摆设。所以，公安机关除了要积极借助现代化科技这一“外力”，还需要勤练“内功”，不断提升队伍自身的素质。第一，要增强侦查职能分工的精细化程度，讯问、信息分析、技术支持等都要由专门的人员进行负责，同时要实现侦查人员侦查技能和法律素质培训的常态化；第二，将取证手段是否合法纳入侦查机关的考核标准之中，对实施非法取证行为的侦查人员实行一票否决；第三，公安政法类院校应当完善侦查专业的相关课程设置，重视法律素养、侦查理论和实践技能的平衡发展，做好后备侦查力量的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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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任惠华．侦查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0.

〔2〕徐克林．狱侦特情：监狱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3）．

〔3〕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6．

〔4〕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01．

〔5〕约翰·马丁格．秘密线人——最有价值的执法工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41．

〔6〕黄献．办假立功证明帮嫌疑人获轻判，鹰潭一经侦大队长获刑[N]．新法制报，2013-1-18．

篇5：职务犯罪侦查之狱侦特情工作研究

摘要：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实施隐匿身份的侦查。随着反腐败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必须重新审视狱侦特情这种传统侦查方式，本文拟从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的必要性、如何选建狱侦特情及防治狱侦特情的滥用等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其能更好的为自侦部门所用。

关键词：检察机关；狱侦特情；职务犯罪

随着2013年新刑诉法的公布，狱侦特情重新引起检察界的关注，狱侦作为传统刑事侦查工作方法之一，它是指侦查机关在公安、看守所、监狱及监所检察等部门的配合下，通过秘密方式物色狱内羁押、服刑人员，用以对被羁押的侦查对象贴身查探，从而有目的的了解、掌握侦查对象的相关犯罪事实、犯罪心理等情况，并获取相关证据的侦查活动。[1]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反贪部门的侦查工作面临严重考验，亟需提高自身的技战术水平，具体到侦查手段上，有必要认真审视反贪部门很少运用的狱侦这一侦查措施。笔者试从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的现状着手，对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的必要性、如何选建狱侦特情以及防止狱侦特情的滥用等有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狱侦特情措施的必要性

第一是当前反贪实践的必然需要。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持续推进，反贪部门面临的执法环境愈发严峻。一方面，贪污贿赂的犯罪手段愈发隐蔽，方式愈来愈狡猾，尤其是有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察能力以及对抗侦查的意识都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识的提高，其中规范侦查活动的规定：如传唤时间、使用强制措施、律师提前介入等逐步为大众所熟悉，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大增强，但是由于检察机关使用的侦查手段权限有限，运用侦查措施受到诸多限制，导致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侦查模式单一，侦查手段匮乏。可以说，新形势下的反贪工作面临着内外部的巨大挑战，因此，加强狱侦工作也就越来越有必要了。之前通过在审讯室里以“疲劳战”、“车轮战”、“打擦边球”来突破案件的方法已经难以奏效，无法适应当前的反贪工作形势，通过狱侦这种“以利用侦查谋略开展外围式、迂回式包抄前进的侦查模式”来突破案件已成为现实需要。

第二是深挖余罪，获取案件线索并扩大战果的必然需要。通过狱侦措施的运用，就能够获知案件情况、相关证据、犯罪嫌疑人的思想顾虑等信息，有些信息往往是无法在审讯室里获得的，这样尤其显得其价值珍贵。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有我们的战场是毛泽东同志游击战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但在当前的反贪实践中，由于分工的不同，有的反贪干警也许从来没有机会进入监管区，更不用说感受监室的氛围。当犯罪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那道大门时，反贪干警就此止步了，当犯罪嫌疑人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监室来接受讯问时，面对其心态和供词的变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问号：他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在里面究竟在想些什么？这样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监所的功能，要让它成为我们检察机关侦破案件获取线索的另外一个战场。如果忽视了监所这个战场，反贪的后续工作就没有可靠保障，串供、翻供、拒不认罪都会发生；如果忽视了这个战场，反贪工作特别是贿赂案件的查处就会越办越小，最终成为“一锤子”买卖。

第三是巩固反贪前期工作的必然需要。贪污贿赂案件由于证据的特殊性，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往往千方百计的利用各种关系网打探消息，通风报信，进行串供和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在证据上做文章，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开展好狱侦工作，就能为我们获取案件线索，及时掌握案件的进展情况及动态变化，做到防患于未然，为我们获取旁生、再生证据创造条件，有效粉碎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的企图。

二、狱侦特情的选建

狱侦特情有效使用的前提是合理选建，根据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规定，特情人员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特情应当具有发现和接近犯罪分子的条件；二是特情应当具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三是特情应当愿意为侦查机关工作，具有为侦查机关控制使用的条件。其中浙江省公安厅、检察院与监狱管理局在2006年制定的《会议纪要》中对特情人员的要求更高，规定特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狱侦特情自身刑期应在10年以下，少数尖子特情的刑期可以在10年以上，最长不得超过15年；二是认罪伏法；三是有立功赎罪的愿望，愿意为公安、检察机关工作；四是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五是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和口头表达能力；六是知道或初通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2]笔者认为，职务犯罪狱侦特情的选建应当着重考虑以下三个因素：一是特情应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和社交能力，善于处理突发状况，社会阅历丰富，与犯罪嫌疑人能有共同的话题，能在同犯罪嫌疑人不断的交谈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不被犯罪嫌疑人所察觉；二是选择的特情具有可靠的人品，值得信赖，愿意为侦查部门工作并接受侦查人员的指挥，如果特情人员不受控制和指挥，那么也就丧失了使用的价值，要坚决防止特情人员被犯罪嫌疑人策反的情况发生；第三特情人员应当具有极强的保密意识，鉴于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特情人员在与其他监管人员、会见家属时应当注重案件保密，除对特定的侦查人员透露案件信息外，不得与其他任何人有案件上的交流。同时狱侦特情人员的选建除了在押的罪犯和劳教人员之外，其他尚在侦查、批捕、起诉环节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只要条件符合，本人自愿的话，也可以作为个案的狱侦特情使用。实践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为获得从轻处罚，工作积极性往往会更高，有时反而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狱侦特情人员的选建应禁止使用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暴力犯罪的罪犯。

三、“狱侦特情”滥用的危害

狱侦特情虽然用来稳定和维护监管秩序、及时有效突破案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一旦被滥用就有诸多危害。因为在实际的刑侦过程中由于特情侦查的手段特殊与行为保密，致使司法程序与社会力量难以制约，容易产生所谓“诱惑侦查”或“警察陷阱”等效应。[3]浙江的张辉、张高平冤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篇6：监狱狱侦科科长先进事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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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任劳任怨、一丝不苟，生活中大公无私、一身正气，在监狱这个被人们称为“火山口”、“炸药包”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5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参予追捕逃犯30余次，直接捕获逃犯6人，先后被省委政法委、省监狱管理局、州司法局授予“全省严打整治先进个人”、“追捕能手”和“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3次，获嘉奖8次，他就是___监狱狱侦科科长——___。

恪尽职守，确保安全抓防范

“监管安全，狱侦工作系于一半”。为规范狱侦工作制度，___自1999年担任狱侦科科长以来，他根据监狱的工作实际情况，亲自起草并形成了《狱内耳目、信息员奖惩实施办法》、《违禁物品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使狱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以干警素质教育和“公正执法树形象”活动为契机，在狱侦科开展以提高干警综合素质为目的的“以老带新、以新促老、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活动。在活动中，他以身作则，充分利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给狱侦干警传授业务技能和工作实践经验，使狱侦科干警的综合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他还经常深入到监区一线，找危顽犯、重点犯谈话教育，利用犯属探监之际了解和反馈情况，并在监舍、劳动场所物色罪犯“耳目”，使狱侦信息网络建设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2001年，罪犯王某入狱后，对其妻提出离婚一事怀恨在心，企图利用接见之机，杀害其妻子后自杀。___通过“耳目”了解情况后，在接见之前，及时对王某进行搜身，搜出了凶器，又抓住时机对王某进行帮助教育，从而打消了王某害人害己的念头，有效地预防了一起有预谋的重大案件，受到了省监狱局的表彰。

3年来，___监狱狱侦科先后组织破获了两起狱内预谋脱逃、一起报复杀人案、五起地域性团伙预谋斗殴案，把各种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为___监狱实现监管安全“四无”的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

严格执法，一身正气镇邪恶

监狱是国家刑罚的执法机关，是惩罚与改造罪犯的场所，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在打击和预防重新犯罪具体地执法过程中，李明远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充分利用法律武器打击和震慑罪犯，有效地维护了监管秩序的稳定。近年来，___监狱向检察机关移交起诉案件11件，使这些罪犯受到法律的严惩。

2000年，___办理一起罪犯禹某故意伤害案，因为禹犯的父母和___的父母是老熟人，禹犯父母提着礼品找到___家里求情，以便达到从轻处罚的目的。在情与法的天平上，___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他耐心地对禹犯父母讲清了禹犯犯罪的性质和影响，解释不能网开一面的原因；送走禹犯的父母，他又做自己父亲的工作，通情达理的老人按照他的意思，把礼品退了回去。事后，禹犯受到加刑一年的处理。

不管在监内监外，___始终以人民警察良好形象立于社会，维护群众利益。2003年2月12日晚，家住州医院的女大学生小梁，在回家路上遭到两名歹徒抢夺，小梁急得大喊。正在上楼回家的___听到喊声，转身冲向大街，带领群众追赶歹徒。当时，天已全黑，跑到队伍前面的___，不顾一天的工作劳累，越追越勇，终于将歹徒制服抓获。

不畏艰险，机智勇敢擒逃犯

追逃工作是狱侦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追捕逃犯时，有捕获猎物时的喜悦，也有身处困境中的烦恼，更有流血、流汗和生与死的考验。

1998年3月21日深夜，罪犯彭向阳乘狂风暴雨之机，从监内翻墙脱逃。1999年7月15日中午接到群众举报，彭犯在保靖毛沟镇略水村露面，夜间外宿在当地农民的一人渔船上。___带领3名追捕队员，于7月16日凌晨4点赶到彭犯躲藏的地点。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整个河谷大雾弥漫。由于天黑路滑，行走在前面的___一脚踩空，跌下了1米多高的田坎，右手掌划破和小指扭伤，他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坚持搜索彭犯。在船主的指引下，他们又攀沿而下10多米高的陡坡来到河滩上。7月的茶峒河，正是丰水季节，水深湍急，浊浪滔滔。___一人悄悄潜水到彭犯躲藏的小船附近观察动静，根据举报情况断定此人是彭犯后，他慢慢靠近船边，迅速抓住彭犯一只脚用力往外一扯，彭犯惊醒，脚一蹬，一个翻身坐了起来，凶相毕露。狭道相缝勇者胜，___一拳把彭犯打下船，把脱逃一年之久的彭犯抓获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