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处罚（共8篇）
篇1：农民工讨薪处罚
十部门“联手”为农民工讨薪 恶意欠薪将受处罚
违法转包分包、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纳工资支付保证金„„针对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6日，湖北黄石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城建、公安、工商、交通、房产、司法等十个部门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即日起至2013年1月31日对全市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以确保2013年元旦、春节期间，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高高兴兴过年。
检查三类用人单位
据悉，此次检查对象分为三类：一类是建设领域施工单位，主要是政府重点工程、房地产开发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程、装修工程等项目;二类是使用农民工较多的工业园区企业，http://特别是加工制造、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三类是租赁厂房的企业、餐饮服务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
对这三类用人单位将重点检查其使用农民工的用工管理台账建立、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农民工工资、建设工程项目的发包分包、恶意欠薪、欠薪逃匿、工资支付保证金缴纳等情况。
在专项检查中，人力社保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协调工作，调查拖欠案件，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和处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房地产等行业主管部门参加对建筑、交通、房地产行业的执法检查;公安部门负责审查处理涉嫌犯罪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工商部门依法取缔无照经营行为;国资部门协助处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信访部门负责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来信来访接待;司法部门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会组织开展贯彻实施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活动。
十部门公开举报电话
市劳动监察支队队长方昕介绍，黄石市农民工工资清欠形势非常严峻，据统计，2010年，全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受理农民工欠薪案件283件，为2133名农民工追讨工资1047.2万元;2011年受理欠薪案件698件，为9853名农民工清欠工资2431.1万元;2012年1至11月，受理欠薪案件530件，为6139名农民工追讨工资2899万元，平均每名农民工4722元。
针对严峻形势，此次十部门联合成立三个执法检查组，抽调市、区60多名执法检查人员，深入工业园区、企业、工地等农民工较多的地方，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及发生过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逐户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同时，十部门还将公开举报投诉电话，专人负责受理、协调、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恶意欠薪将受严惩
在检查过程中，多部门将通力协作，严肃处理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
对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或瞒报拖欠、克扣工资数额问题的用人单位，将责令其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处以罚款;对无故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数额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用人单位，在依法进行处理的同时，向社会进行公布。
此外，对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涉嫌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追究刑事责任;对因拖欠工资引发农民工集体上访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企业，房地产部门将暂停其未销售商品房的销售，城乡建设部门停止其施工，并暂缓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停止其进入黄石建筑市场、参与工程投标资格，以及新开工项目的施工许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工商等部门还将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单位或企业的表彰评选实行“一票否决”。
篇2：农民工讨薪处罚
记录片：李正洪1997年来到北京，凭着一手好木匠活，2001年，他把全家搬到了这里。很多同乡也跟着他来到北京打工。2004年6月，李正洪接到了一个建筑项目，按照协议，工程完工后付清劳务。但工程结束以后，他和其他60多个工人没有拿到应得的工钱，总计18万多元。为了拿回工钱，李正洪找到了同在北京打工的好朋友巴特，因为巴特有文化，他希望巴特能帮着他们要回这笔钱。开始了讨薪之路，通过劳动仲裁，诉讼，，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农民工败诉，原因是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实际劳务关系。李正洪，及其工友们，他们是不懂法，不知道劳动关系建立需要合同。看到法院宣判李正洪败述，在被告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就做了这样的结论，被告根本不需要陈述就可以赢得官司。谁来保护弱势群体？？
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农民工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处理。二是由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第三是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实践中发现，上述解决途径存在一些问题：
1、解决渠道虽然多，但程序繁琐且周期长；
2、相关的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各部门工作衔接不够顺畅，造成农民工多方求助，实体权利很难及时得到实现；
3、没有统一的协调、联动处理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工作，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且容易错过解决纠纷的最佳时机；
4、缺乏对农民工讨薪的有效法律指导和帮助，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相关程序，不懂得怎样获取和固定证据，导致讨薪难上加难。
建议：
1、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新的《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劳动合同。
2、工在遇到工资拖欠时，应该注意相关证据。收集单位拖欠工资的证据，如签订有劳动合同应携带合同，没有签订合同，应该寻找证人证明自己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此外，考勤表、临时工作证、工地出入证、工资欠条等也是有效的证据。
3、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求助力度。建议扩大司法救助的范围，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适用法律规定、时效制度时适当予以放宽，尽量适用简易程序，节省农民工的诉讼时间和成本。
篇3：暴力对待农民工讨薪将被严惩
全总1月4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推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为切入点, 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 在企业发生拖欠工资或欠薪逃匿行为时, 第一时间向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和上级工会报告, 成为第一知情人和第一报告人;充分发挥工会12351职工维权热线的作用, 加强举报投诉接待力量, 坚持24h值班, 确保职工投诉举报渠道的畅通;加强对被欠薪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对于个别企业以暴力手段对待农民工讨薪的行为, 公安、司法部门要依法严惩, 工会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各级工会还将积极推动配合劳动保障部门建立健全欠薪报告制度, 督促企业行政向职代会报告延期支付工资的原因、涉及职工人数、金额及偿还计划, 并将清偿计划列入厂务公开的内容;加强工资集体协商, 通过集体协商确定工资调整幅度、时间、范围, 签订工资专项协议;保证工资保证金制度落到实处、发挥作用, 探索建立欠薪保障基金等其他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篇4：农民工何时不用再“讨薪”
按理说，时近年关，琢磨着如何“欢喜辞旧岁，快乐迎新年”才是老百姓最愿做的事。然而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特殊群体，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等靠体力劳动生存的社会成员，为了能“回家过年”，为了讨要自己的劳动报酬，走上了艰辛的讨薪之路。湖北这42名农民工走遍了省、市、区8个主管部门，却屡屡遭遇一重又一重的“弹簧门”，艰难的讨薪“马拉松”一直在原地打转，看着这样的新闻，总会让人感到心酸和愤怒。
“劳动获得报酬”、“欠债需要还钱”，这些本是最基本的社会常识，但如今，应得的薪酬却要用“讨”才有可能获得，甚至需要农民工以极端行为为代价，不得不让人深思。形形色色的讨薪事件从何时开始出现，人们大都不记得了，但令人深思的是，这种现象却一直存在着，其原因大概离不开社会诚信的缺失。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这些词我们至今仍挂在嘴边；“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些理念曾是商人经营之本。但随着传统文化道德的作用被逐步削弱，一些人的价值观念悄然转变，“诚实守信”的经商原则在这些人心里渐行渐远。社会诚信正面临巨大挑战。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还缺乏必要的制度跟进。对于农民工讨薪难，我们也曾专门制定了配套的措施予以应对，帮助农民工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比如，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由其进行处理；可以通过诉讼方式，与雇主对簿公堂；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刑事手段追究欠薪雇主的刑事责任等等。诚然，配套制度可谓严厉，而且覆盖范围较广。但是，这样的配套制度只在外表设计上徒具观赏性，而不能产生较好的效果，根本不能受到农民工的欢迎。
因此，让配套制度适时跟进，并能够具有较好的执行效果显得尤为重要。在维权法律手段上，完全可以采用便捷、温馨的途径，在举证、诉讼、裁判、执行等环节中，向农民工适当倾斜。对于涉及农民工讨薪案件，劳动监察部门以及司法机关更需要人性化执法，以追求最终的处理效果为目的，采用灵活多样的手段和方法满足农民工的需求等等。
篇5：为农民工讨薪
江苏省徐州市金山桥104国道旁边88号鑫皇铝业，办公楼大门前，数百人聚集在一起讨要辛苦一年多的血汗钱，一直未能得到厂方负责人出面调解，致使农民工在大楼前哭闹不停，据到达现场的派出所人员所讲此事不属于他们管，应与上面来处理，敢问上面讲的是什么，(徐州市政府吗?)。
徐州电视台记者到达现场后访问了农民工代表，代表们回答记者从2011年8月份开始进入鑫皇铝业装修办公楼到2012年4至5月份结束，工资一直未能发放，他们也从在这段内时间内找过多次。代表们拿出了所有的资料和施工时签订的合同。根据这些资料和合同已经说明了厂方应付农民工的工资，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记者又问代表们有没有找过有关部门处理，（代表们回答）‘他们在这一段时间找过有关部门，部门领导都说这事我们管不了，你们去法院告状。
篇6：农民工讨薪（精选）
导语：
1月19日，一位少女为父讨薪，从高楼跳下身亡的消息成为社会焦点，再度将农民工讨薪这一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尖浪口。其实，每到年底，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就会集中见诸报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用这句话来形容每年岁末年初农民工讨薪问题的现象并不为过。农民工讨薪问题，这是一个历久弥新并且为全社会所关注的话题。
然而，早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但转眼十余年过去，相关部门治理讨薪工作力度也年年喊，农民工讨薪问题仍不见缓解，极端讨薪事件年年有，悲剧也在不断重演。何时，农民工才能走出年年讨薪的怪圈，阻挡悲剧的蔓延？
01农民工讨薪问题产生的根源
每到年底，伴随着春运的热闹，另外一种很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开始上演--农民工讨薪。讨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称“拖欠工资”。这一名词的历史并不长，最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工聚集的建筑业、服务行业和制造业。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其他行业的欠薪行为已得到很大改观。然而，建筑业的欠薪依然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成为欠薪的重灾区。对此，当前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当前社会普遍研究结论
关于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当前社会的普遍结论有三种：
一是，农民工自身权益意识不高。
根据统计，在涉及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中，农民工群体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它们分别是：
1、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2、没有签订工资标准协议；
3、不掌握包工头和用工单位的基本情况；
4、工资条上没有包工头确认签字。
而上述这些又恰恰是农民工在日后维权中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农民工通过正常途径讨薪的难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吊诡的是，调查显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头，更上游的大鱼们依然逍遥于外，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似乎开发商和建筑商们特别容易玩“躲猫猫”，把责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强硬的国字号开发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恶意欠薪”的标准很难界定，造成“恶意欠薪”入罪执行不畅，给欠薪行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间。
三是，建筑业独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与现象，即：总承包-分包-转包-再转包，最后将施工项目直接转包给包工头个人。一些关系户只需缴纳一笔占工程造价2%-5%的挂靠费，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单位承揽工程，然后他们再层层转手分包。
这种转包、分包的现象，导致的是债权关系的复杂。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
在这层层转包中，始终处于“生物链”最底端的农民工，则被各种复杂的债权关系“推来推去”，致使讨薪维权无从着手，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基于以上三种研究结论，十多年来国家和政府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多个，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政策关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即便这样，仍旧不能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
一份研究报告大胆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与公益组织联合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报告》认为，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农民工资拖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少注意到地产资本在农民工工资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真正意识到地产商从拿地到销售整个流程都涉入层层的资金卷入与垫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据以上图表显示（截图），高达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资金垫付，商品房、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
而被人诟病为建筑业潜规则的“层层转包”，与之相伴的则是资金垫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层层分包及由此产生的层层资金垫付，这中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来缓解资金紧张，二来有效地让本应承担劳动用工主体的施工单位在法律意义上变得模糊不清，从而成为建筑资本实现增殖和有效规避责任的有效手段。
其结果是，当在工地出现劳资纠纷和安全事故时，施工责任主体往往是以嫁祸包工制的最基层食利者--包工头--的方式逃避责任。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前两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我们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头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而讨薪”的比例也仅为18.1%。
假使《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关于“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观点是确凿无疑，那么，欲治理建筑业乱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从源头上禁止资质挂靠和工程转包行为；而欲消除挂靠与转包，则必先消除建筑业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机会，加强建筑公司的资质管理，铲除权力寻租与腐败的土壤，从根本上减少资金从上到下的层层垫付。
02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与技能水平不足
在讨论农民工讨薪问题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强与技能水平的不足。
在当前的建筑施工中，存在着大量的人力小工，这类农民工流动性极大，他们没技术，只能靠卖力气吃饭，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工程队也不会不重视他们，他们几乎不可能签上合法的劳动合同。有活就召之即来，没活就奔赴下一个地方。由于这种流动性极强的特点，加上建筑行业特殊的薪酬特点，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的几率也会变得很大。
而与之相反的是，高级技术工种或是有某项技能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的流动性相对较小，一般在几个固定的工程队之间流动，劳动关系比较固定，议价能力也相对更强。一般来说，他们签上合法 的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出现欠薪问题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然而，在另一方面，根据统计局在2014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中仅有30%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高级技工、管理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此类劳动者的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年均1.5比1以上，而近年年均比率已超过2比1的水平。而院校培养人才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2014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农民工工作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曾指出：技工招工难，反映的是转型升级过程中中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性。他表示，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是解决“技工荒”的重要途径。
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这种局面。2014年6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2014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缺乏技能是造成农民工流动性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而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现生活改善最现实的途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03先知先觉：建筑企业应当主动作为
孙中山曾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需要，将人群分为三大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主张先知先觉唤醒后知后觉，从而带动不知不觉。以此类推，建筑企业也可以分为这三大类，后知后觉者当属在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下被动作为的企业，不知不觉者则为枉顾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企业，而先知先觉者则在遵守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情况下，主动有所作为，主动革除种种弊端的企业。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主动有所作为，也许在短期内会给企业的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消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负面影响，不仅能够树立行业典范，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也能够招徕更多的技术人才，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而建筑企业主动有所作为该从何处着手？
一是，绕过劳务分包，直接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工调2013》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调研情况显示，全国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17.4%，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另一方面，如今建筑业用工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包工头利润空间在下降，生存愈来愈艰难；建筑业劳务制度越来越没有价值可言, 建筑业劳务分包公司已成为阻碍建筑业劳资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阻力。建筑施工企业应直接与工人订立劳动关系，让建筑业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规范的轨道。
二是，建立稳定薪酬制度。根据调查显示,“依照约定，全额结算”或是“年底结清”或是“工程结束结算”这样的薪酬制度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比例远远高于“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比例。“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薪酬制度，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也能减少用工短期化所产生的诸多劳资纠纷。
三是，简化建筑施工管理。这样可以使得建筑业农民工直接对应总包施工企业，劳动关系更加明晰；而总包施工企业也通过去除劳务分包、包工头等层层“剥皮”的环节，不仅简化了施工管理，而且总包施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并让渡一部分利润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施工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工人待遇的提高，工人便会长期跟随项目部施工，工程质量也能够得到保障。
四是，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出现绝对数量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根据前文所述，在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同时，高级技工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技工荒”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建筑企业不仅应该只有压力，更应该有改变这种情形的动力，主动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官方网站中装新网于2014年特别制定了职业教育平台建设战略规划，提供覆盖建筑装饰全行业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项目，拟为行业培养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优秀设计师、管理和施工人才，改善建筑装饰行业的人才困境。
结语：诚然，要打破农民工年年讨薪的怪圈，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国家法规政策的指导，也需要建筑企业的主动作为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劳有所得、社会和谐、年末农民工讨薪不再是新闻，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编辑手记：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一个个血淋淋教训的出现才能促使社会的改变与进步。
篇7：《浅析农民工讨薪的..
引 言
农民工讨薪，这个本不该是问题的问题，多年来不仅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的宣传报道中，而且还不断花样翻新，从跳楼秀到堵车堵路，从祭拜河神到聘请新闻发言人，可以说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一直到不久前，媒体上又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重庆又发生了出动特警为农民工讨薪的事情……这样一条颇有震撼力的新闻报道，再配上一组极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起传播效果可想而知。一时之间，重庆警方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一片赞誉之声，在网络上甚至有网友直言“大快人心，为民除害”。
一、客观认识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农民工讨薪的根源
根源一：施工工程层层转包。
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与现象，即：总承包-分包-转包-再转包，最后将施工项目直接转包给包工头个人。建设工程被层层分包或者是转包后，从而出现了总承包商只负责投标，而不组织工程的具体施工，具体施工人（包工头）不负责工程的投标，只负责工程的具体组织施工；总承包商虽然设立了农民工工资专用的账户，但不会直接招收农民工，自然不会直接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直接招收农民工的具体施工人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资格，也就不会专门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必然也就出现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与情况；而行政主管部门只负责审查招投标单位的资质，检查总承包商是否拖欠农民工工资，却不能审查无资质的具体施工人（即：包工头），在监察中也不会发现存在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当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日益严重时，农民工开始讨薪，有关部门直到此时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但拖欠农民工工资已经成为现实，而具体的施工人（即：包工头）此刻早已携款溜之大吉了。由此可见，工程被层层分包、转包最后再转包到包工头手里是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根本原因。
根源二：监管不力。
在经过多年来针对建筑市场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综合治理与监管，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例如：新开工的建设项目，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时，建设和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当按照工程造价的10%交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双方各缴纳5%）；在建工程项目，建设、施工（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农民工工资支付专用账户”为从业人员办理双卡（权益信息卡、个人1
工资银行卡），按月将农民工工资划拨到农民工的个人工资银行卡上。建立实名制“双卡”管理制度、专用账户管理制度、月公示（民工工资管理公示）管理制度、劳务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工程保证担保管理制度等。由此可见，我们现行的很多制度设计对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是很有效的，比如说这个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它为欠薪问题的顺利解决开辟了一跳快捷的通道。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已经走过了这么多年，一般来说，我们并不缺乏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和制度，但是有些好制度自制定以来就一直在沉睡，我们需要一些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人去激活这些制度。否则，再好的制度设计也只不过是一种设计而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家级的相关规章制度的确是建立了不少，也在不断的完善与充实中，可是，在建筑市场中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与情况依旧屡见不鲜，并没有因为这些制度的完备而杜绝与消除，由此可见，监管不力应是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重要原因之一。
监管不力主要体现于对发包商的监管不力，工程被层层分包或者是转包，对发包商的监管不力；建设工程行政管理部门对工程的分包或者是转包行为监管不力；对农民工工资的发放监管不力。监管还体现在对大型建设项目的属地相关部门无权力监管，以及各部门之间不能协调配合行使相应的监管权。建筑工程被层层分包或者是转包，由于失去了必要的监管，必然会出现农民工讨薪的现实纠纷。
根源三：包工头携款而逃且理直气壮。
由于建筑工程被层层分包或者是转包后，具体的施工项目最终落到了包工头的手中，而转包商又会把工程款打入包工头指定的个人账户里，不仅对工程款失去了监管途径，更主要的是包工头总是以工程款还没有最后结清或者是干脆说转包商没有给付工程款为理由拒付农民工工资。而农民工直接向转包商讨要工资时，又会被告知转包商那里的工程款已经与包工头结清了，并不存在拖欠工程款。若更进一步深入分析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即：
㈠工程的结算存在纠纷，转包商按照发包方和总承包商出具的工程结算数额和标准与包工头进行工程款的结算，因此，前期已经支付的工程款达到了总的工程款结算额度，不拖欠包工头工程款。而包工头一般是按照承包时所签订的协议来计算工程款，因而按照包工头的计算转包商欠其工程款；
㈡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分包商或者是转包商分期向包工头所指定的账户打
入相应的款项，这些款项中会有一部分被农民工借支，一部分发放于施工现场的其他各类管理人员，而大部分已经由包工头所得。
当分包商或者是转包商与包工头进行结算后，包工头总会说是分包商或者是转包商没有与其结算完工程款，而当其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工程款时，包工头就会携款而逃，农民工的工资却没有人来支付，也没人会来管，而这就是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直接原因。
根源四：农民工不懂如何维权？
在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纠纷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且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农民工不知道该如何维权？特别是带班人员，因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造成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农民在打工的过程中，往往在最初时不管是借支的还是支付都会得到一部分工资，然而，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与情况。当农民工感觉问题严重时，包工头此时早已携款而逃或者是开始推托工程款还没有完全结清。
在“中心”所承办的或者是咨询处理的涉及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中，农民工群体有几种共同点，它们分别是：
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㈡没有签订工资标准协议；
㈢不掌握包工头和用工单位的基本情况；
㈣工资条上没有包工头确认签字。
而上述这些共性又恰恰是在日后维权中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料，因此，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法律意识任重而道远。
二、完善法律规定，建立农民工资支付有效机制，实现农民工不讨薪的愿望 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工如何讨薪的问题，而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农民工不讨薪的问题，作为一名长期奋斗在法律援助接待解答“第一线”的“老兵”，“中心”的工作人员阿杜建议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机制的建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施工企业农民工讨薪的问题，从而把农民工不讨薪的愿望转变成为一种现实。
㈠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监管机制，根治非法转包、分包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29条第三款中即明确规定：……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中也同样明文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法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是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
当前，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然成为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已引起了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在最近几年里先后出台了多项法律和行政法规，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措施。但是，想要从根源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应当从根源上杜绝建筑工程的非法转包和分包问题，如果非法转包和分包问题无法彻底根除，杜绝不了的，也就不可能根治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现如今的建筑市场看似有法可依，但事实上，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却并未能真正做到实处。在行政监管机制建立过程中应当重视各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责任追究机制、各部门协调机制和权力赋予机制的建立，建立起有效的、有强制力的行政监管机制就成为解决并杜绝农民工资拖欠问题的重要机制。
㈡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机制。
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7条中即明文规定：企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者是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第9条明确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应对劳务分包企业工资支付进行监督，督促其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
通过对“中心”在平日的解答解析工作中所时常接触到的事例分析来看，总承包建筑企业或者是有资质的分包或者是转包企业并没有严格按照上述的规定发放农民工工资，仍有不少企业直接将工程款包括农民工应得的工资一并打入了包工头所指定的个人账户中。而这恰恰就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机制。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机制，具体应当包括农民工工资协议机制，即：必须由农民工代表（不能是大、小包工头）与总承包企业协商具体的工资标准、用工方式、工资支付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并签订有效的《协议书》，形成书面的正规性文书；农民工工资备案机制和工资公示机制；银行支付机制；农民工工资托管和统筹机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预存和担保机制；工资支付
监管机制等等。总之，工资支付机制必须体现出农民工能够定时定额的得到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让付出了劳动，到时领取工资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㈢建立工资支付主体确认机制。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分包商、转包商特别是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应当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主体确认机制。通过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来明确规定施工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主体为工程总承包商或者是为一级承包商，具体理由如下：
1、分包或者是转包的根源就在于总承包商，因其多数只招标不施工；
2、总承包商与发包方有合法的《建设承包合同》；
3、总承包商是有资质、有经济实力的建筑企业；
4、工程款的结算单位是总承包商；
5、总承包商具有用工主体资格；
6、总承包商有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监管责任；
7、行政监管部门对总承包能够实施有效监管；
8、总承包商一般不会出现撤逃的现象。
㈣建立诉累转嫁机制。
从现行《诉讼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相关法规政策规定来看，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来讨薪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点，即：
1、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包括申请支付令）追讨工资
提起诉讼的前提是用工单位已经向农民工出具了欠条，这一途径相对简单和迅速，但是，农民工群体一般很难能得到由用人单位直接出具的欠条，有的农民工手中所持有的欠条只不过是由包工头出具的，如果用工单位并不认可，那么这样的欠条就不能形成直接诉讼的依据。
2、通过仲裁裁决解决
劳动争议仲裁只是前置程序，劳动争议当事人如果对劳动仲裁结果感觉不服的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民事诉讼又是二审终审制，所以，通过劳动仲裁这一途径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农民工走完法定程序一般得要一年时间或者是更长，农民工通过仲裁、诉讼程序根本就不可能及时得到工资，如果用工单位或者是包工头一方采取恶意的诉讼手段，农民工就会被程序给拖苦。由此可见，建立诉累转嫁机制非常有必要，具体理由如下：
⑴建立农民工工资纠纷诉讼特殊程序，只要在案件中存在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实和证据、属于单纯的工资纠纷、有合法资质的总承包商，应规定农民工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不论总承包企业是否向分包商或者是转包商支付了工程款，应当判决总承包商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法律责任；
⑵制定强制性的执行程序，判决书一经生效后就必须予以执行，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总承包商法律主体资格确定的，应当先于执行；
⑶总承包商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法律责任后，法律赋予其追偿权，即：其有权向分包商、转包商或者是无资质的包工头追偿不应当由其支付的工资款项。
㈤建立追究劳务公司的法律责任机制。
现行法律规定了劳务公司应当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合同》，但事实上，在现实中劳务公司的资质问题非常严重，有不少建筑企业为了逃避相应的法律责任，往往会不约而同的要求农民工出具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而劳务公司却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更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当出现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严重问题时，所谓的劳务公司因没有工商登记注册，更没有能力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知去向，劳务公司已经成为了建筑施工单位和众多包工头们用以逃避支付农民工工资法律责任的最理想“挡箭牌”。应当建立起严格的劳务公司准入机制和对劳务公司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从而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篇8：浅谈当下农民工的“时尚讨薪秀”
一、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危害
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民工往往从事着最脏、最累、最苦和最险的体力劳动, 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与之不相称的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仅不能得到有效维护, 反而常常遭受损害, 其中以拖欠工资最为严重。调查显示, 农民工能够按月足额拿到工资的比例不足10%。而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已占到家庭收入的65%左右, 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以下为拖欠农民工工资所带来的严重危害。
1. 对农民工的打击
工资被拖欠带给农民工的不仅仅是直接的经济损失, 即本该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 还有间接的经济损失, 包括讨薪的误工费、食宿费和交通费等。除此之外, 他们还得遭受精神上的折磨。讨薪路上, 他们自然要放下自尊, 忍气吞声, 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流血事件”或付出生命。河南郑州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就是最典型的实证。另一方面, 艰辛的讨薪过程容易导致他们心理失衡, 失衡的心理很容易产生失范的行为, 比如围攻政府、绑架老板、跳楼等。事实上, 因讨薪引发的恶性事件屡屡频发, 着实令人担忧。
2. 对社会的危害
雇主拖欠工资实质不仅是一种违约行为, 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是不诚信的一种表现, 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 降低了社会道德底线。另一方面, 企业拖欠工资, 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虚假欺骗行为, 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局。并且, 当前因农民工极端讨薪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平与正义、和谐与安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二、农民工讨薪的新形式———“时尚讨薪秀”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严峻, 危害严重。然而, 年末初春全国各地仍继续准时上着演农民工讨薪“大戏”, 并衍生出五花八门的新形式。仅以今年1月份的讨薪事件为例:“等了50天, 工钱始终没拿到。元芳, 你怎么看?”这是15日, 两名西安市农民工穿着狄仁杰、元芳戏装服饰, 拉着横幅在一小区门前敲锣打鼓地讨薪情景;21日下午, 农民工吕师傅佩戴着墨镜带着10余位工友在武汉东西湖区一音乐会所门前跳骑马舞;31日, 一群农民工全副武装成“愤怒的小鸟”等卡通人物静坐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从“跳楼”到“跳骑马舞”, 从“裸奔”到“怒鸟”静坐, 从问老板、问政府到问“元芳你怎么看”。笔者将这些讨薪新形式概括为“时尚讨薪秀”。它们反映了农民工讨薪所呈现出的新特点, 笔者对其新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简要地分析。
1.“时尚讨薪秀”的特点
(1) 更贴近网络潮流。所谓网络潮流, 笔者认为就是在网络传播媒介下流行趋势的动向, 即比较受广大群众关注或欢迎的网络热点和手段等。例如, 近两年来红遍全球、老少皆爱的游戏《愤怒的小鸟》, 席卷亚、欧、美等地的韩国歌曲《江南Style》及其“骑马舞”以及网络流行语, 如去年盛行的“元芳体”等。由此分析, 近段时间农民工采取的新式讨薪法正是将讨薪与网络热点相结合的结晶。此外, 利用微博、视频等方式也是顺应当下网络潮流的表现之一。去年10月初, 一名女农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辞, 制作了一段新闻发布会的视频以此讨薪,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 更具理性。回顾农民工讨薪的辛酸历程, 发现更多的农民工放弃了原来的极端方式, 选择更为理性地讨薪。福州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甘满堂曾将农民工的讨薪方式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和平请愿式, 农民工群体以起诉、上访等方式讨要欠薪;二是当众自残式, 如当众跳楼、爬塔吊等;三是私下以暴易暴式, 即杀伤或杀死欠薪者及其家属;四是威胁报复社会式, 如围堵国家机关、冲击办公区域等。这四种讨薪方式中, 后三种是农民工曾常用的极端方式, 是极其不理性的表现。分析近期的讨薪创举:扮元芳、跳“骑马舞”、“怒鸟”静坐等, 不难看出农民工更倾向于理性讨薪。
(3) 更富尊严。早在2010年初, 温家宝总理曾提出“让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同年, 胡锦涛总书记也提出“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劳动者的尊严和权益正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 事实却不容乐观。近些年大批农民工在历经严寒酷暑地劳作后, 换来的不是自己应得的血汗钱, 而是冷脸白眼的拒付工资。讨薪, 本该是理直气壮的事情, 如今却成为一种低声下气的“乞求”。“下跪讨薪”、“裸体讨薪”的事件屡屡发生, 让人耳闻目见后刺心切骨。然而, 从近期农民工讨薪的新形式分析, 他们更加重视维护自身的尊严。武汉包头工吕师傅对南方周末说:“我们想更有尊严地讨薪”。因此, 他们选择在一音乐会所门前跳“骑马舞”。
(4) 更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根据王春光学者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特征分析, 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的进城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村户籍青年。他们出生适龄后便上学, 上完学便进城务工。“时尚讨薪秀“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重视“薪”, 更重视“心”。他们追求时尚潮流, 具有鲜明的个性, 重视维护个人尊严, 反对极端自私自利等的行为。在陌生的大城市里,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社会表达着自己的渴望:渴望融入城市, 渴望找到心的归宿感。所以, 他们借此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表明自己的立场。
2.“时尚讨薪秀”的原因
第一, 顺应时代潮流、抓住社会热点, 讨薪也慢慢变成了一门“艺术”。其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轮番上演的“时尚讨薪秀”从根本上体现出农民工不愿采取依法维权这一现实问题。首先, 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弱势群体, 经济基础薄弱, 付不起高昂的讨薪成本。他们文化层次低, 法律知识不足, 维权意识淡薄, 举证困难。加之农民工骨子里胆小怕事, 举报怕用人单位报复, 起诉担心没人搭理;其次, 诉讼周期太长, 法律保障不完善, 司法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因此, 司法程序讨薪已成为大部分农民工难以承受之重和不可触摸之痛。他们绞尽脑汁用自创的方式讨薪, 从一开始的自残式“跳楼”到悲情式“活埋”, 再到街上的“行为艺术”。表面上体现了他们在讨薪过程中的创新和娱乐精神, 其实质反映了讨薪之路的坎坷与艰辛。
第二, 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使农民工的生活及思维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在网络时代背景下, 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农民工也开始顺应网络潮流, 借此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目前能够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工正日益增多。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对其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媒介接触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研究发现,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300新生代农民工中, 上网用户有286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95.33%。利用网络媒体, 农民工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实时动态、关注网络热点, 还可以借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应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对策
多年来, 早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如,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能力;缩短诉讼周期, 缓、减、免农民工诉讼费用;完善立法, 依法建立相应的社会援助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等。根据本文的陈述, 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以下对策。
1. 利用媒体发挥正能量
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发挥告知与预警、质疑与监督、代言与反馈、参与与整合等方面的作用[6]。具体到农民工讨薪问题上, 无论是传统讨薪还是非常规讨薪, 媒体在其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被媒体和网友称为“最牛讨薪跳楼秀导演”的湖北农民工章和进, 2007年以跳楼要挟包工头拿到了拖欠两年的欠款后, 开始帮助全国各地的农民工策划跳楼讨薪事件。他曾总结说:“不管是传统纸媒还是新兴媒体, 只要有记者到场, 讨薪成功率最少达到95%以上。”他认为讨薪就是靠媒体, 尽管这一观点有些极端, 但这正说明了媒体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媒体既可让被欠薪的农民工及时申诉, 又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引起社会关注, 同时也能对欠薪方以及相关管理部门进行舆论监督。若是诉讼不成功, 农民工也会千方百计地吸引媒体。然后媒体通过采访、编辑和报道等将其公布于众, 由此曝光欠薪单位的不法行为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失职行为。利用媒体发挥正能量:一方面要求农民工应充分利用媒体的作用, 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和要求,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需要媒体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反映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真实客观地去质疑、监督相关部门的工作等。
2. 实现司法独立
要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媒体只是手段之一。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最关键是要实现司法独立。虽然我国早就实行司法独立原则, 但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向它负责, 受它监督。并且其日常费用、经费均来自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此以来, 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就受制于当地政府和党委。在这种情况下, 公平和正义的标准则显得模棱两可。众所周知, 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 也是遏制政府部门违法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法院受制于地方政府, 当民众的诉求与地方某些追求政绩的官员们的利益冲突时, 司法这道防线和屏障则就荡然无存了。笔者认为, 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讨薪难当地政府官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某些政府部门不但不支持弱势农民工群体, 反而在背后充当欠薪企业和老板的“保护伞”。加之, 由于司法机关在人事和财产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 导致审判案件不独立, 形成了一大堆的“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等。由此可见, 实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势在必行。
如果说, 近几年农民工是被逼上梁山, 采取各种另类方式讨薪———从“极端讨薪”到“时尚讨薪秀”, 那么接下来又会是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讨薪方式呢?所以,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就得从根本上去治理, 即以媒体为辅, 实现司法独立。换言之, 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息发布和沟通渠道以及高效有力的执行过程。
摘要：每到年关, 农民工讨薪难便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严峻, 危害严重。为此, 笔者首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状和危害进行了简要地阐述, 然后重点分析了讨薪出现的新形式———“时尚讨薪秀”, 接着分析了他们的新特点及其原因, 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希望能给关注农民工的朋友带来一点启示或参考。
关键词：农民工,时尚讨薪秀,媒体,司法独立
参考文献
[1]张晓松.欠薪案件居高不下, 依法严惩势在必行[N].大众日报, 2013 (1) :30.
[2]李艳萍.农民工讨薪问题再探讨[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 (4) :12-13.
[3]杜艳.让劳动者更有尊严[N].眉山日报, 2010 (12) :28.
[4]欧阳娟.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研究[J].法治与社会, 2012 (06下) :190-191.
[5]黄钦, 王露.新生代农民工网路媒体接触与使用情况调查—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2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