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报告范文

2022-06-14

一份优质的报告，需要以总结性的语录、合理的格式，进行工作与学习内容的记录。想必你也正在为如何写好报告而发愁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民工讨薪报告范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第一篇：农民工讨薪报告范文

关于攀枝花市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的情况报告

省中心：

按照川司法办发[2011]265号文件要求，我市认真开展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承办农民工421件，代书365件，提供法律咨询2081人次，涉及金额达500多万元，农民工维权工作成效显著，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力推进，维权工作更“实”

我市结合实际，推出了针对农民工的便民利民措施：一是健全农民工维权网络。全市共设立了6家农民工法援工作站，市法律援助中心增设了农民工接待窗口，并在市人力资源市场设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东区、仁和区、米易县在农民工聚集的厂矿企企业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络点，米易县法律援助中心还与县普法办共建农民工法制教育基地，及时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二是聘请农民工担任联络员。根据相关条件，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市选聘了一批农民工担任法律援助联络员，制作了农民工联络员名册，建立了联络员信息收集反馈机制，以进一步畅通农民工诉求表达渠道。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巡回进企业”机制。市法律援助中心与四川平兴律师所建立共建机制，成立了一支“法律援助进企业”服务队，分期、分批地在农民工集中的攀钢、攀煤、十九冶、金江高耗能工业园区等大中型企业中，开展上门

送法活动。四是完善异地协作机制。我市与周边的市州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实现了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有效地提高异地农民工法律援助事务的工作效率。在具体工作中，市法律援助中心承办的前后历经2年的张剑人身损害赔偿异地协作案，日前已完全执行了30余万元赔偿金，受援人为援助律师的特意送来了锦旗。特别是全市法律援助机构集中力量办好农民工群体性案件，把涉及社会稳定的农民工群体性案件作为重点案件办理，有效避免了重大矛盾纠纷的发生。仁和区法律援助中心在春节前夕承办的64人劳动争议仲裁案，工人们群情激愤，欲以过激方式向政府施压，法律援助律师一方面极力做好说服劝导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诉前工作，在2日内完成了法律文书、证据的收集准备工作及仲裁立案工作，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激化。经过仲裁和申请执行，工人们如愿拿回了近百万元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一场极可能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得到有效遏制。

二、加速推动，理念机制更“新”

为及时、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我们主动融入“大调解”工作体系，积极推行“调援结合”工作机制，通过调解方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以最少的投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主要体现在：一是调解成功率高。专项活动以来，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对129件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中进行了诉前调解，调解成功率达80%以上;二是群众满意率高。对以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当事人满意

率100%。从山东潍坊来攀打工的贾某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多次出面协商，但当事人双方仍未能就赔偿金数额达成一致，在市法律援助中心刘治成律师和司法所工作人员调解下，事情很快就得到了圆满解决，伤者家属对协商结果表示满意;三是维权成本低。“调援结合”工作机制既能减轻当事人诉讼费用的投入，又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四是解决问题快。调解工作避免了复杂繁琐的诉讼程序造成的诉讼迟延，能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和。米易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农民工黄某工伤赔偿案，承办律师依据事实和证据，积极联系厂方进行协商，通过努力，达成了由厂方赔偿3万元给黄某的调解协议，从受理到办结，该案仅用了1个工作日。“调援结合”工作机制强调平等协商，避免了诉讼的对抗性，稳定了劳动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此外，市法律援助中心修订完善了内部管理制度和案件质量管理等制度，专门制作了资料汇编光盘，使全市法律援助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

三、齐头并进，依法履职更“细”

一是法律援助进家庭。市法律援助流动工作站和米易县法律援助流动工作建设，被纳入我市“十大民生工程”。流动工作站人员积极转变服务方式，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为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受援人和偏远乡村群众提供上门服务。二是法律援助进信访。每月派驻专人协助党政领导开展接访活动，疏导上访案件，减轻信访压力，维护上访群众合法权益，密切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做到了维稳与维权的有机结合。三是法律援助进社区。

市法律援助中心制作了62件法律援助便民指示牌，装挂在人群密集地，为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提供指引。四是法律援助进网络。市法律援助中心注重网络平台建设，开通了“新浪微博”，着力构建高效便捷服务便民平台。有12件案件通过网上进行了申请，解答了57件网上咨询，进一步方便了群众维权。

四、注重宣传，法援影响更“广”

以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为契机，我们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宣传工作，针对不同群体，多渠道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全市开展农民工法律咨询专项活动11次，解答法律咨询16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万余份，发放法律援助惠民卡750张，并在外来人口集中的社区和较大的厂企开设了法律援助工作宣传橱窗。市法律援助中心与攀枝花电视台合作拍摄了宣传法律援助的专题片，在黄金时段播放，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知晓率。

五、内化于心，队伍素质更“强”

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按照中央和省厅的要求，继续扎实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断巩固“三大主题”实践活动成果，认真开展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活动和提供便民利民服务，解决政治立场、群众观点、思想意识问题，始终坚持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律在心中、正义在心中，始终做到理想信念不动摇、政治立场不动摇、大是大非不含糊，筑牢开展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市法律援助工作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不足，主要是：各区县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些区县受人力、财力、物力因素所制约，职能作用未能充分有效发挥;法律援助专职队伍需要充实，人员素质和办案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基层站点的建设仍需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有待健全。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夯实基础谋发展、提升能力树形象、改革创新求突破，全力推进攀枝花市法律援助工作，忠实践行“贫者必援、弱者必帮、残者必助”的庄严承诺，

攀枝花市法律援助中心

二○一二年三月十日

第二篇：农民工讨薪

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逐年增多，有的甚至引发为严重的社会治安案件，电视报纸经常报道的农民工“跳楼讨薪”、“绑架老板讨薪”、“暴力讨薪”以及农民工为了讨薪而被包工头打死打伤等不仅危害了社会安定，也对政府形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尽管如此，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非常复杂，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完全杜绝。2005年我们开始关注农民工讨薪的问题，李正洪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记录片：李正洪1997年来到北京，凭着一手好木匠活，2001年，他把全家搬到了这里。很多同乡也跟着他来到北京打工。2004年6月，李正洪接到了一个建筑项目，按照协议，工程完工后付清劳务。但工程结束以后，他和其他60多个工人没有拿到应得的工钱，总计18万多元。为了拿回工钱，李正洪找到了同在北京打工的好朋友巴特，因为巴特有文化，他希望巴特能帮着他们要回这笔钱。开始了讨薪之路，通过劳动仲裁，诉讼，，，

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农民工败诉，原因是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实际劳务关系。李正洪，及其工友们，他们是不懂法，不知道劳动关系建立需要合同。看到法院宣判李正洪败述，在被告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就做了这样的结论，被告根本不需要陈述就可以赢得官司，。谁来保护弱势群体??

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农民工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处理。二是由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第三是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实践中发现，上述解决途径存在一些问题：

1、解决渠道虽然多，但程序繁琐且周期长;

2、相关的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各部门工作衔接不够顺畅，造成农民工多方求助，实体权利很难及时得到实现;

3、没有统一的协调、联动处理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工作，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且容易错过解决纠纷的最佳时机;

4、缺乏对农民工讨薪的有效法律指导和帮助，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相关程序，不懂得怎样获取和固定证据，导致讨薪难上加难。

建议：

1、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新的《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劳动合同。

2、工在遇到工资拖欠时，应该注意相关证据。收集单位拖欠工资的证据，如签订有劳动合同应携带合同，没有签订合同，应该寻找证人证明自己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此外，考勤表、临时工作证、工地出入证、工资欠条等也是有效的证据。

3、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求助力度。建议扩大司法救助的范围，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适用法律规定、时效制度时适当予以放宽，尽量适用简易程序，节省农民工的诉讼时间和成本。

4、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向农民工传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知识，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法律知识欠缺是农民工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用法，发生纠纷以后才能比较理性地行事。

第三篇：农民工讨薪（精选）

年年岁岁花相似农民工讨薪怪圈何时破?

导语：

1月19日，一位少女为父讨薪，从高楼跳下身亡的消息成为社会焦点，再度将农民工讨薪这一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尖浪口。其实，每到年底，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就会集中见诸报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用这句话来形容每年岁末年初农民工讨薪问题的现象并不为过。农民工讨薪问题，这是一个历久弥新并且为全社会所关注的话题。

然而，早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但转眼十余年过去，相关部门治理讨薪工作力度也年年喊，农民工讨薪问题仍不见缓解，极端讨薪事件年年有，悲剧也在不断重演。何时，农民工才能走出年年讨薪的怪圈，阻挡悲剧的蔓延?

01农民工讨薪问题产生的根源

每到年底，伴随着春运的热闹，另外一种很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开始上演--农民工讨薪。讨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称“拖欠工资”。这一名词的历史并不长，最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工聚集的建筑业、服务行业和制造业。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其他行业的欠薪行为已得到很大改观。然而，建筑业的欠薪依然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成为欠薪的重灾区。对此，当前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当前社会普遍研究结论

关于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当前社会的普遍结论有三种：

一是，农民工自身权益意识不高。

根据统计，在涉及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中，农民工群体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它们分别是：

1、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2、没有签订工资标准协议;

3、不掌握包工头和用工单位的基本情况;

4、工资条上没有包工头确认签字。

而上述这些又恰恰是农民工在日后维权中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农民工通过正常途径讨薪的难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吊诡的是，调查显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头，更上游的大鱼们依然逍遥于外，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似乎开发商和建筑商们特别容易玩“躲猫猫”，把责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强硬的国字号开发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恶意欠薪”的标准很难界定，造成“恶意欠薪”入罪执行不畅，给欠薪行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间。

三是，建筑业独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与现象，即：总承包-分包-转包-再转包，最后将施工项目直接转包给包工头个人。一些关系户只需缴纳一笔占工程造价2%-5%的挂靠费，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单位承揽工程，然后他们再层层转手分包。

这种转包、分包的现象，导致的是债权关系的复杂。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

在这层层转包中，始终处于“生物链”最底端的农民工，则被各种复杂的债权关系“推来推去”，致使讨薪维权无从着手，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基于以上三种研究结论，十多年来国家和政府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多个，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政策关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即便这样，仍旧不能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

一份研究报告大胆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与公益组织联合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报告》认为，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农民工资拖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少注意到地产资本在农民工工资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真正意识到地产商从拿地到销售整个流程都涉入层层的资金卷入与垫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据以上图表显示(截图)，高达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资金垫付，商品房、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

而被人诟病为建筑业潜规则的“层层转包”，与之相伴的则是资金垫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层层分包及由此产生的层层资金垫付，这中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来缓解资金紧张，二来有效地让本应承担劳动用工主体的施工单位在法律意义上变得模糊不清，从而成为建筑资本实现增殖和有效规避责任的有效手段。

其结果是，当在工地出现劳资纠纷和安全事故时，施工责任主体往往是以嫁祸包工制的最基层食利者--包工头--的方式逃避责任。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前两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我们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头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而讨薪”的比例也仅为18.1%。

假使《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关于“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观点是确凿无疑，那么，欲治理建筑业乱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从源头上禁止资质挂靠和工程转包行为;而欲消除挂靠与转包，则必先消除建筑业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机会，加强建筑公司的资质管理，铲除权力寻租与腐败的土壤，从根本上减少资金从上到下的层层垫付。

02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与技能水平不足

在讨论农民工讨薪问题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强与技能水平的不足。

在当前的建筑施工中，存在着大量的人力小工，这类农民工流动性极大，他们没技术，只能靠卖力气吃饭，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工程队也不会不重视他们，他们几乎不可能签上合法的劳动合同。有活就召之即来，没活就奔赴下一个地方。由于这种流动性极强的特点，加上建筑行业特殊的薪酬特点，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的几率也会变得很大。

而与之相反的是，高级技术工种或是有某项技能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的流动性相对较小，一般在几个固定的工程队之间流动，劳动关系比较固定，议价能力也相对更强。一般来说，他们签上合法的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出现欠薪问题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然而，在另一方面，根据统计局在2014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中仅有30%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高级技工、管理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此类劳动者的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年均1.5比1以上，而近年年均比率已超过2比1的水平。而院校培养人才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2014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农民工工作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曾指出：技工招工难，反映的是转型升级过程中中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性。他表示，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是解决“技工荒”的重要途径。

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这种局面。2014年6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2014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缺乏技能是造成农民工流动性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而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现生活改善最现实的途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03先知先觉：建筑企业应当主动作为

孙中山曾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需要，将人群分为三大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主张先知先觉唤醒后知后觉，从而带动不知不觉。以此类推，建筑企业也可以分为这三大类，后知后觉者当属在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下被动作为的企业，不知不觉者则为枉顾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企业，而先知先觉者则在遵守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情况下，主动有所作为，主动革除种种弊端的企业。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主动有所作为，也许在短期内会给企业的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消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负面影响，不仅能够树立行业典范，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也能够招徕更多的技术人才，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而建筑企业主动有所作为该从何处着手?

一是，绕过劳务分包，直接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工调2013》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调研情况显示，全国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17.4%，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另一方面，如今建筑业用工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包工头利润空间在下降，生存愈来愈艰难;建筑业劳务制度越来越没有价值可言, 建筑业劳务分包公司已成为阻碍建筑业劳资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阻力。建筑施工企业应直接与工人订立劳动关系，让建筑业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规范的轨道。

二是，建立稳定薪酬制度。根据调查显示,“依照约定，全额结算”或是“年底结清”或是“工程结束结算”这样的薪酬制度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比例远远高于“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比例。“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薪酬制度，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也能减少用工短期化所产生的诸多劳资纠纷。

三是，简化建筑施工管理。这样可以使得建筑业农民工直接对应总包施工企业，劳动关系更加明晰;而总包施工企业也通过去除劳务分包、包工头等层层“剥皮”的环节，不仅简化了施工管理，而且总包施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并让渡一部分利润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施工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工人待遇的提高，工人便会长期跟随项目部施工，工程质量也能够得到保障。

四是，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出现绝对数量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根据前文所述，在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同时，高级技工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技工荒”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建筑企业不仅应该只有压力，更应该有改变这种情形的动力，主动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官方网站中装新网于2014年特别制定了职业教育平台建设战略规划，提供覆盖建筑装饰全行业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项目，拟为行业培养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优秀设计师、管理和施工人才，改善建筑装饰行业的人才困境。

结语：诚然，要打破农民工年年讨薪的怪圈，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国家法规政策的指导，也需要建筑企业的主动作为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劳有所得、社会和谐、年末农民工讨薪不再是新闻，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编辑手记：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一个个血淋淋教训的出现才能促使社会的改变与进步。

问题：您认为企业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需要主动作为吗? 需要vs不需要

第四篇：农民工讨薪问题

部长“发飙”能否阻止欠薪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这是年末岁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的“发飙”，也是尹蔚民面对全国几十名厅局长的发问。我国农民工大约有1.5亿左右，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高发期。(1月3日中国广播网)虽然尹部长的发飙很“给力”，但因工资被拖欠而过不好年的农民工最需要的不是部长的声援，而是劳动保障部门帮助他们讨回血汗钱的实际行动。对黑心老板的道德谴责，远不如实实在在的处罚措施更有效。劳动保障部门年年查欠薪，但农民工讨薪事件仍然年年上演。如果监管力度不加强，处罚措施不到位，明年、后年乃至更远的将来，如何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仍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每年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当然，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都归咎于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不力也有点不公平。

讨薪难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一些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强，因拿不出足够的用工证据而无法通过法律维权。有的虽然手握证据，却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错过了两年的追索劳动报酬的诉讼时效。这就需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加大对农民工的普法力度，让他们知道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出打工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没有劳动合同，至少也要保留考勤记录或上岗证、工号卡、胸牌、工资单和工资卡(可以查到银行代发工资记录)，或者是包工头和厂方打的欠条。一旦遭遇欠薪应第一时间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以免错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不仅外来工流入地的劳动保障部门要做好相关宣传，农民工输出地的劳动保障部门也应该主动把给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发放维权手册，让他们人手一本，避免因不懂法而吃亏上当。很多时候，基层劳动保障部门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并不是不尽力，但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加上黑心老板的故意拖延，致使农民工的讨薪成本大增，

必须按规定走完法律程序的劳动保障部门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帮助农民工讨回血汗钱。一旦黑心老板在此期间出逃，农民工想拿回被拖欠的工资就很困难了。

而这一问题显然不是部长“发飙”就能解决的。一方面需要劳动部门修订相关规定，简化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程序，降低农民工的讨薪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将“恶意欠薪”入罪，提高黑心老板的违法成本，减少恶意欠薪现象。要让讨薪悲剧不再重演，已被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必须加快推行和全面落实，由建设领域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以便有关部门在查明欠薪事实的同时即可启动先行垫付程序。当然，把拖欠工资问题与相关部门及地方的政绩考核挂钩、农民工讨薪未果由相关部门先行垫付等做法也应该加以考虑。法律法规完善了，有关部门的责任心加强了，尹部长“不要再出现这个(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希望才会真正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