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绝交的日记

与我绝交的日记（通用7篇）

篇1：与我绝交的日记

看到别人很优秀，我会反省自己。我为什么不像别人那么优秀？不想别人样样精通？这可能是我的坏习惯作祟吧！

与沉迷网络的我绝交

自从买了手机，我就好像被网络下了一种蛊。不玩网络游戏就心里难受的.蛊。从此，我就沉迷于它，尽管我很克制，蛊虫的威力，出乎我的意料。每次周五回家，我就要信誓旦旦的说：“要先写作业，后玩游戏。”但一到家，我还是会忍不住去找手机，一旦找到手机，我像被控制一样，无法自拔。

篇2：与我绝交的日记

绝交，大家都会想到，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友谊，分开，就永远不和好了。我为我的同学之间就有这样类似的事。

有一次，我和我的最要好的朋友，杨雪丽一起上学去，到了学校，我们急忙的走进教室，因为就要快打上课铃了。我们刚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叮铃铃”上课啦！我们马上掏出语文书，老师走来了，老师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时我也不会，老师便让我坐下了，我的心里有些愧疚。这时，杨雪丽把手举了起来，“哦，杨雪丽，你知道？那你来说吧！”老师说道，杨雪丽有理的讲了一遍，下课了，我的这一节课上的很不是滋味。

啊！一转眼就到了第三节课，这节课是美术课，我的最爱的一节课，可这节课我并没有带好足够的材料只带了水彩笔，可老师让带的是水彩笔和橡皮泥，可我只带了水彩笔，杨雪丽见了，她说：“用我的吧。我带了橡皮泥。”我心里想：她让我用，我可以接受，可第一节课她的样子，让我很不是滋味，算了！还是用吧。我愣了一会儿，杨雪丽说“江佳灵，你怎么了？我忽然精神起来，说：没什么，你的橡皮泥很好看呢！“你要是喜欢的话，我把这块紫红色的送给你吧？”杨雪丽说道。我说：“好啊！”说完，她就把那块紫红色的.橡皮泥送给了我，这一次老师布置的任务是用橡皮泥捏一个小动物，我们听了，就急速的动起手来。我要捏一个小白兔我仔细的捏着，捏呀捏！

篇3：《农村电工》与我同行的日子里

1《农村电工》作为良师益友, 相伴我的生活

与《农村电工》的第一次结识, 是在2002年1月。我刚从部队退伍分配到县供电公司下辖的基层供电所工作, 对电力方面的知识应该说基本不懂, 只是在学校学习了有关电方面的理论知识而已, 而直接与电“打交道”, 却基本上是一窍不通。

刚工作不久, 在供电所书架上第一次看到《农村电工》这本杂志, 细细读来, 体会到《农村电工》刊载的内容实用、丰富多彩, 非常贴近我的工作, 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她通俗易懂、短小精炼, 让我迅速掌握了一些入门的基本知识;她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能够教会我一些技术小决窍和简单可行的排除故障方法……心之所依, 爱之所在。随后的日子里, 我对每期杂志都细细品读, 也习惯了翘首等待下一期, 《农村电工》杂志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如今, 《农村电工》已成为我生活和工作的一分子, 她像一位无声的良师益友, 始终不渝地相伴我的生活, 给了我精神上的满足, 成为了我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而我更加相信, 《农村电工》以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农电“三个贴近”为指导思想, 不仅仅是我们农村电工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阵地和有效载体, 也为我们基层农电工作者搭建了一个了解电与法、学习业务知识、提升农电技术、解决技术难题的广阔平台, 更是我们广大农村电工的良师益友, 工作中的“法宝”。

2《农村电工》为我答疑解惑, 相伴我的工作

国家电网公司实施“新农村、新电力、新服务”农电发展战略, 对切实做好农电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当今, 农电问题也是农村的难点、热点。而《农村电工》就是基于适应新形势下农电管理工作的需要, 从针对农村一些迫切急需解决的难题出发, 注重指导性、知识性、实用性相结合, 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很强的操作性。其内容丰富、知识广泛, 属于面向基层农电工作者的科普性技术刊物, 深受读者喜爱。

作为农村电工的一员, 我认为《农村电工》就是我们农村电力工作者工作上的导航, 一本“活字典”。十余个专题栏目, 覆盖了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电与法”栏目让我们能更好地规避因电力纠纷及事故引起的法律诉讼案件, 增强了我们依法治企、依法供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警钟长鸣”栏目有利于我们针对已发生的事故, 结合自身实际换位思考, 增强了我们预控现场风险、预防事故发生的警惕性和危机感;“农电技术”、“电价电费”、“多供少损”栏目提供给了我们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新技术、新方法, 企业管理和生产经营中好的经验做法, 特别是一些实用的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应用, 增强了我们实际解决问题、保障供电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入门篇”、“热线征答”栏目以系列讲座的形式, 通俗易懂, 简洁明了, 在扩大了我们知识面的同时又温故知新, 提升了我们的综合素质水平。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我在工作上的收获来源于《农村电工》的默默耕耘, 她为我普及知识, 为我答疑解惑, 为我出谋划策, 是我乃至所有农村电工工作上最忠实的参谋与助手。

3《农村电工》荣膺优秀期刊, 相伴我的收藏

我爱好收藏, 收藏不仅仅带给了我快乐, 更是充实了我的生活。虽然我的收藏门类很杂, 但更喜欢的是各类书籍, 尤其偏爱相伴我工作和生活的《农村电工》, 至今已收藏百余本。钟爱收藏《农村电工》刊物, 是因为我觉得《农村电工》坚持着“突出实用、通俗易懂、短小精炼、丰富多彩”的办刊原则, 坚持着农村电工“读得懂、用得上”的办刊宗旨, 贴近我们的工作,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读性和可借鉴性, 拉近了刊物和我们农村电工之间的距离, 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成为了我们广大农村电工的良师益友。而且一路同行, 我们见证了她的成长, 先后获得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全国优秀农业期刊、电力部优秀科技期刊、中国电力报刊协会优秀期刊、湖北省双十佳期刊等荣誉, 而这些荣誉称号充分体现了该刊的办刊宗旨, 有特色、有水平, 更是代表了广大农村电工和农电工作者的心声, 我认为当之无愧, 更是众望所归, 这也许就是我钟爱和收藏的原因所在。

篇4：那些绝交的朋友

四十二岁那年，我和老韩的友谊宣布彻底破裂。有一天和一帮朋友聚会，我喝得畅快，当众叫了老韩一声诨名：“韩光头，你过来。”我看见老韩的脸愤怒地扭曲着。老韩头发稀少，韩光头这个诨名只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被知晓。要是我和老韩单独在一起叫他这个诨名，他还笑嘻嘻的样子，但在人群里这样叫就让他彻底没了面子。那天，老韩拂袖而去。从此我再也没打通过他的电话，他要么不接、挂掉，要么干脆关机，后来甚至把我的手机号码和QQ拉进了黑名单。前年，我一个人偷偷坐了一个民工的摩托车，去看了老韩那块为我俩选好的墓地。杂草丛生中，我看见一条蛇爬了出来，它先是朝我昂起头，然后就飕飕飕地跑了。旁边一棵老树矗立，老树身上有一个树洞，我想起电影《花样年华》里孤独的周先生对着树洞倾诉。而今，轮到我有一个这样的树洞了：“韩哥，不就是叫你一声诨名吗？韩哥，还能回来吗？要不你也在高山上大喊一声我的诨名：李矮个……”

我和刘哥一路交往下来，家常亲切。刘哥的父亲去世后，我和他一连在灵堂守了四个晚上，不停地给他父亲烧冥钱。一天黄昏我出门散步，和刘哥的恋人碰上了，就坐在树下石头上闲聊起刘哥的事儿。女子说：“刘哥人好，就是疑心病有点儿重。”我辩称：“刘哥是个大度的人啊，还有一点儿傻傻的样子。”那天运气真是好，我和女子交谈正欢时，恰好碰见刘哥从外面应酬归来，他看见我和他的恋人在一起嘀嘀咕咕的样子就朝我发火了：“都啥人品啊！”刘哥拉起女子气冲冲地走了，无论我怎样解释他都不听。后来，刘哥还是和那女子告吹了，我和刘哥也没了来往。有一天在马路对面看见他，两人互相翻了一个白眼就各自而去。我隐隐约约听说，刘哥是怨恨我在女子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

龙老大，我们是去年绝交的。他买房子，来找我借十万块钱：“你写文章稿费应该不少。”我也买了房子，每个月还要按揭还款，跟龙老大说明了情况。龙老大从鼻孔里哼哼了两声：“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能够大大方方借给我钱的朋友。”我当时也气了：“龙老大，你既然没把我当作借钱的朋友，为啥还要来找我？”龙老大：“我就是来试探试探你。”我和龙老大就这样痛痛快快地绝交了。那几天，我们这个老城里最后一段老城墙也在拆迁中灰飞烟灭。

……

人到中年，正如某个人说的那样，在我的下半辈子已经不需要结交那么多的朋友了。只要有三五个莫逆之交，知你懂你呵护你，你把他们当作自己，把自己当作他们，他们把你当作自己，你也把自己当作自己，一辈子这样下去也不至于孤苦伶仃了。真和你结交多年的朋友，应该不是脆弱的细瓷，只能小心翼翼地爱护着，与其在那里提心吊胆地守着藏着，还不如找几个可以畅快吃喝的粗瓷大土碗，即便不小心磕着碰着也不会一触即碎，覆水难收。

篇5：文字与我日记

成长路上因为有文字陪伴，所以温暖。文字，是插在我生命里一根又尖又细的银针，健忘的我，只有在银针转动时才能记起岁月里泛黄的旧事，想到明媚惬意的时光，忆起曾经的纯真笑靥。年少负气，多少轻狂，不愿对外诉说故事里的心情，文字便成了青春记忆的载体，一页页翻阅，一段段回忆，那些时光，那种心情，依旧。我想，这便是刘同所说的：文字不一定能学到什么，但一定能回忆些什么，在匆忙交错中，有一秒短暂回望的停留，便是姿态。

在文字中回忆，是一种姿态，在记忆中读懂自己、看穿自己便是一种成长。每个人都有一个别人无法抵达的地方，这里是我们最后的堡垒，只有文字能穿梭其中。我们在人前逞强，是因为要学会遗忘，恋人分手时明知转身经年不见，依然潇洒挥手，从此便陌路红尘，硝烟弥漫。人后惆怅，是因为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切伪装都显得多么的渺小，骗自己，我们始终学不会，于是便用淡淡的文字吐露悠长的悲伤。其实，我们都只是孤单的孩子，不善表达情感的我们，只能用文字呐喊，渴望人疼，渴望人爱，渴望青春同路的你们不要把我换掉。忧伤缠绕的文字在这烟雨濛濛的季节里散发着丝丝若有若无的气息，如那深深浅浅的回忆，看不到尽头。

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旅途，不在乎目的，只在乎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若真如此，那文字便是这场旅途的解说。一路上，那些轻轻一碰便惊天动地的悲伤与快乐都被它记载存储着，人生这首歌，唱过的人都忘了，唯独文字，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发出独特的味道和魅力，越来越淳，愈久愈香。

篇6：绝交的诗意

绝交是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它必得满足的一个条件恰恰跟它的结果构成反对。千金易得，知音难期。朋友该是人世间最能给人安慰和温暖的东西之一吧，何以先“交”而后“绝”之？不用说，那原因一定很复杂，其情感也势必很激烈，而绝交的诗意也正在于此。

古人耿直，乃好绝交。《论语》里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易》也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可见先秦时代对友谊的好处已经颇有会心，尽管最爱研究君子与小人分野的孔子，还时常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叹，但总的来说还不失为“温柔敦厚”。到了汉代，绝交的举动也随着人的内在自我的日益觉醒而火药味渐浓。这一时期断交的故事颇为不少，但把绝交当成天大事写进文章且青史留名的，东汉的朱穆要算第一人。品行很方正的朱穆，有感于一个叫刘伯宗的朋友“一阔脸就变”的丑行乃愤而与之绝交。他写了一封绝交信历数刘伯宗阳奉阴违的事实，还附了一首绝交诗云：“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汙，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趣，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事实证明，朱穆果然开了一时风气。蔡邕在《正交论》里有“疾浅薄而携贰者有之，恶朋党而绝交者有之”的话，说的正是当时的盛况。后来南朝梁代的刘孝标甚至还写过一篇《广绝交论》为朱穆隔代声援。

其间，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管宁割席”了。因为朋友华歆在锄地时发现一片金子并将其掷出去（说明他眼里还是有金子），又在同席读书时被窗外车马经过的喧闹声所吸引而“废书出看”（说明他不甘寂寞），管宁就把好好的一张席子一刀两断，说：“子非吾友也。”在这则故事中，有一个在场的道具——席子，还有一个不在场的利刃——剪子或者刀。正是这一点，使管宁的绝交行为在其绝交性上超越了朱穆。撇开管宁在今天肯定交不到朋友的推断不论，那把看不清形制的刀具躲在历史的暗处闪闪发光，的确晃得我们这些现代人睁不开眼。

有一段日子，我一直迷恋着那些绝交的故事。我常常想到另一个更为经典的案例，故事的主人公嵇康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中国历史上的旷世奇文《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魏晋之际最“酷”的美男子嵇康显得有些小题大做。读过这封绝交信的人，都难免会犯嘀咕：老朋友山涛推荐的官儿你可以不做，可也犯不着“绝交”啊？绝交就绝交吧，干嘛又把人骂个狗头喷血？其实，想不通就对了。因为“刚肠疾恶”的嵇康不过借力打力，通过痛骂山涛表明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立场而已。这封信最终成为把嵇康推向断头台的引线之一。众所周知，行刑前，嵇康顾视日影弹奏一曲《广陵散》，遂成千古绝唱。可在这唯美的死亡之前发生的“托孤”事件，却未引起充分的注意。嵇康没有把八岁的儿子嵇绍托付给当时在场的哥哥嵇喜，却出人意料地交给了山涛，还对儿子说：“有山巨源在，汝不孤矣。”这不能不让千年后的我们大跌眼镜。正是这一刻，死亡的诗意和绝交的诗意才令人心动地交织在一起。

对于今人来说，绝交不仅仅洋溢着童年的天真，甚至还有些残忍的奢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干嘛那么认真！可你得承认，古人的顶真中的确散发着更多的人的气息。古之绝交者往往外表似儒而骨子里近道。朱穆写过儒学气很浓的《崇厚论》，可里面却有“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这样放肆的话，可见他所说的“厚”其实紧贴着“道”。这和嵇康高喊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并无二致。礼失求诸野，道不同则不得不诉诸“绝交”。绝交其实是一种表态，这主要不是宣布和某个个体的分道扬镳，而是为在世俗与人海中奋力区别自我而发出的一声近乎绝望的呐喊。现代人绝交行为的减少不是出于理性的成熟，而是少了一些执著与操守，多了许多得过且过的私心杂念。

我的绝交的故事主要集中在童年，但二十多岁时也和朋友写过绝交信。关于此点我只想说，绝交的滋味是很苦的，尽管里面多少残留着一些古典的诗意。

［简评］绝交，作为人的一个举动，它有诗意吗？本文作者告诉我们：有！的确，在作者讲述的绝交故事中，无不充满了荡气回肠的诗意。在作者看来，绝交与其说是人际关系行为，是宣布和某个个体分道扬镳，不如说是人“为在世俗与人海中奋力区别自我而发出的一声近乎绝望的呐喊”，这里面需要的是一份执著、一份操守。

篇7：师生绝交的背后

一、道不同，不相为谋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就连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曾对弟子冉求表示厌恶：“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韩愈 《师说》 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近代以来，因“道不同”最终师生绝交的情况较为常见。

袁世凯早年因博取科举功名无望，有心“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于是投奔帮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吴长庆与袁世凯养父袁保庆有“兄弟之好”。关照之余，吴长庆还指定状元幕僚张謇为袁世凯授业。张謇发现袁世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但颇有治军理政之才。后来朝鲜发生政变，吴长庆奉命援护朝鲜，张謇、袁世凯随行，筹划前敌军务。袁世凯有勇有谋，为稳定局势发挥了相当作用。时任清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最终将吴长庆调回国内，留袁世凯负责朝鲜一切留防事宜。随着地位不断上升，袁世凯“自结李相”、“露才扬己”，对吴长庆、张謇等人均有所不恭，一改此前谦卑自抑的作风，如写信时对张謇便由“老师”“先生”“某翁”直至“某兄”相称。张謇等专程给袁世凯写了长达数千言的谴责信，斥之为“司马昭”，“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大我，陵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涕……”有近二十年时间，张袁师徒几乎不再往来。直到清末，两人因支持立宪等政治诉求有共通之处，并且在政商方面可以相互借势，才重新走到一起。

师生以决绝的方式划清界限，借以表明各自的志趣和追求，背后的社会角色扮演和身份地位，往往隐喻着师生之间不同的学术涵养乃至道德水准。但师生间所谓的绝交，更多的是基于道义层面，而非情感世界和生活现实。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跻身政学两界的风云人物，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拜入康有为帐下求学。在 《南海康先生传》 中，梁启超眼中的康有为“品行方峻”，“威仪严整”，“循循善诱，至诚恳恳”。师生两人还咸与维新，推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可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但与康有为一贯保皇、拥孔不同，“善变”的梁启超，思想逐渐转向自由、革命，师生之间为此时生嫌隙。1917 年，康有为力挺张勋拥护溥仪复辟，梁启超则入段祺瑞幕府，成为反复辟的军师。梁启超发出 《反对复辟电》：“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康有为。康有为与梁启超尽管在政见上交恶，走上不同的道路，两人的师生情谊却一直延续。康有为七十大寿时，梁启超亲撰 《南海先生七十寿言》，情文并茂。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闻讯立即汇款以为奠仪，并组织追悼会，设灵公祭，缅怀先师。

“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俞樾、章太炎师徒身上也有体现。章太炎从游俞樾“诂经八年”，但在沉潜之中保持一种淑世的心态，即所谓“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直到剪发去辫，创革命排满之说，横议天下，“以一儒生”而“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这与老师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合。后来，章太炎参与维新遭到清廷通缉，出游当时被日本侵占的台湾，老师批评他“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章太炎最终在 《民报》 发表 《谢本师》，以示脱离师生关系。诚然，章太炎“谢本师”更多的是“叛道”而非“叛师”，丝毫不减他对俞樾道德、学术的尊敬。如得知恩师去世的消息后，章太炎立马写下了 《俞先生传》，对“谢本师”一事避而不谈。晚年章太炎拜祭先师，仍行三跪九叩大礼。

章太炎的革命情结一度趋于保守，1926年，他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等人“特聘”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并于8月9日“晚七时复行雅歌投壶礼”，随即发文表示反对北伐。无独有偶，章太炎的学生周作人闻讯后，在 《语丝》 期刊也发表了《谢本师》，既表示对老师学问教导的感激之情，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周作人此文一出，“谢本师”从此成为师生关系破裂的代名词。出人意料的是，周作人于1944年在 《中华日报副刊》 上发表 《破门声明》，宣称与受业弟子沈启无“断绝一切公私关系”。究其缘由，主要是在周作人看来，沈启无对老师在言行上多有攻击诋毁不恭之处。抗战时期，北平被日军侵占后，周作人、沈启无师徒都曾效力日伪政权，一度为时人所不齿。

二、政治运动情势下的决裂

有“教授中的教授”之誉的陈寅恪，同样有多次“破门”的遭遇。汪篯曾是陈寅恪的门生和助手，有两年多时间吃住在恩师家里，两人经常散步、聊天、探讨学术。1953年，时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请缨南下中山大学，试图劝说恩师北上进京，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 （中古研究所）所长之职，他随身带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此前，陈寅恪诸多友人如周培源、张奚若、章士钊等多次劝其赴任，均遭到婉拒。汪篯自信满满，不料却遭到恩师当头棒喝，陈寅恪甚至表示“你不是我的学生”，要将汪扫地出门，汪篯碰了一鼻子灰。事后，陈寅恪还是和汪篯进行了一次长谈，后者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一篇口述长文回京复命，这就是后来著名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在答复中，陈寅恪开宗明义：“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 《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中。”陈寅恪提出了北上任职的两项基本条件，其一，“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二，“请毛公 （毛泽东） 或刘公 （刘少奇） 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在陈寅恪看来，“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在举国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陈寅恪的要求无疑形格势禁，他最终也未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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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汪篯，陈寅恪对弟子周一良的决裂态势更为明显。周一良先后担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期间从陈寅恪问学，一度被视为其衣钵传人。1942年，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前言题记中，有两人书函往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相关记载，颇为感慨。然而，世事难料。1958年，在批判陈寅恪的风潮中，周一良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同志们！这是什么思想？这正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一切靠材料的思想，也是从个人成名的观点出发去搞研究的思想！我对于现代史之‘畏’，也就是这种思想，今天我决心要消灭这种‘畏’的情绪，正确地对待材料，对待现代史，争取在近、现代史方面多做些工作。”周一良还接受组织部署，写了批判陈寅恪史学思想的文章，拟刊 《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只是后来没发表，要不然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阅后不知情何以堪。

后来，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编辑老师著作《金明馆丛稿初编》 时，删去了与周一良有关的前言。周一良在 《毕竟是书生》 的回忆录中认为，“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陈先生为文遣词用字都极考究，晚年诗文寄慨之深，尤为严谨。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在陈寅恪写给蒋天枢的 《赠蒋秉南序》 一文中，有“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之句，不难看出，在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品气节方面，陈寅恪是颇为自信、引以为傲的。周一良后来对自己批判老师的言行很是自责，及至晚年仍是一大心结，在自己行动不便的情况下，撰写了 《向陈先生请罪》的文章，请人代为在陈寅恪纪念大会上宣读，以示忏悔：“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与会者无不唏嘘。

师从陈寅恪习史的金应熙，有“岭南才子”之名，当年也在中山大学贴出过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据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一书记载，陈寅恪通过夫人耳闻大字报内容后勃然大怒，发话“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真正让陈寅恪难以释怀的，可能还是金应熙同样奉组织之命，勉为其难写了近万字的长文 《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 公开发表。金应熙虽然后来向陈寅恪请罪，乃至跪地请求还做学生，但都于事无补，成为一生永久的悔痛。虽然师生之名已尽，但事实上，金应熙因有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等职之便，往往尽其所能，在生活等方面照顾陈寅恪，还指导香港大学李玉梅博士从事陈寅恪专题研究，行弟子之实。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汪篯、周一良、金应熙都曾对自己的信仰抱有狂热，并试图融入新时代，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添砖加瓦，对各种宣传和动员，有时难免会盲从，这与陈寅恪历来奉行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多少有些南辕北辙，以致师生之间最终产生隔阂乃至决裂。周一良、金应熙等人批判乃师陈寅恪，一方面有政治热情或些许名利驱动的因素，更多是被政治风向、情势所裹挟，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相比而言，陈寅恪的其他弟子如刘节、季羡林等，对尊师之道更为虔敬，能够顶住压力。刘节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给陈寅恪“通风报信”，告知学校“批陈”大会的相关情况。1995年，季羡林写下 《回忆陈寅恪先生》 一文，剖析了当年的心境：“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三、师道的传承与流变

对于近现代以来的师生决裂，于述胜曾在《“谢师”又“破门”的周作人》 一文中分析，“正是父子关系、师生关系的政治化，使追求民主平等、个性自由的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发出强烈的‘审父’意识、‘叛师’情结”。追寻中国师道的传承与流变，就其本源来说，还是清末废除延绵千年的科举制度，使得中国传统“帮传带”式的私塾与书院教育体系日趋式微，而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西方学制的引入，大批沐浴欧风美雨的新式知识分子倡导并践行西式教育，最终重构了传统的师生关系。

中国传统师道尊严，正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白虎通义》 在“尊师重先生之道”中说，师弟子之道兼有朋友之道、父子之道和君臣之道三者，即弟子如朋友自远方来，弟子须事师如父，老师则以君臣之义教之。在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道兼及其三，这无疑造成了师生之间犬牙交错的多元身份和秩序分明的等级壁垒。《荀子·大略》 有载：“言而不称师谓之畔 （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 （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 （途）不与言。”传统师道尊严的背后，往往是强大的纲常伦理。耳濡目染、熏习既久之后，学生对老师恭敬、顺从乃至唯命是听被视为美德。但是，正如汤炳正在《忆太炎先生》 一文中所言：“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属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而二国手的门下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前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等人，后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熊十力早年出版 《新唯识论》，蜚声士林、学界，不想他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群起攻击之。熊十力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并指示弟子刘衡如著 《破新唯识论》对其驳斥。熊十力随即辞去北大教职，奋笔 《破〈破新唯识论〉》 反击，大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气概。

当代教育体系，在形式上已被班级授课所取代，传统的拜师学艺，在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阶段还保留着一些流风遗韵，但就其内核来说，也已经由伦常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为此，无论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师生之间的平等意识与宽容心态尤为重要。“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程门立雪”足堪点赞，“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尝不令人神往。在为人处世上，学生如何尊重老师都不为过，值得坚守，但在求学、治学方面，师生则不妨相互辩驳，以期教学相长，而不必过于拘礼。蔡元培治理下的北大，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曾别开生面，课堂内外，学生与老师论学、争辩的情形时有。胡适素来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在北大一次有关佛学的讨论会上，他发言比较长，有学生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适坦言：“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表示，当然要讲完。可见老北大和而不同的良好传统。其实，早在唐代，韩愈就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