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通用6篇）

篇1：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读《世界文明史》产生的几点思考和涟漪

五一期间选读了威尔·杜兰的著作《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章节，我不禁由衷地钦佩杜兰博士的对工作细致的精神与对历史的严谨态度。觉得该书文字通顺流畅、言简意赅；内容明晓流畅、栩栩如生，资料翔实、细致；评价客观；读起来觉得通俗易懂，毫无疲倦之感，真不愧为史学界的一大力作。

我拜读了这部著作“东方的遗产”、“凯撒与基督”、“卢梭与大革命”这些篇章的部分内容，这弥补了我在历史上的许多不足，实在使我感触良多，几乎读过每一章都有许多感想，激发起思维上的涟漪，无奈时间有限，加上自身认识和手头其他相关资料有限，我也不敢在老师面前造次，于是十分功利地选了关于对“中国与远东”中部分章节的读后感作为此次作业。

哲学家的时代

（一）关于诸子百家的缘起

威尔·杜兰评价东周时期的社会**时说到“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扰了历史家的通则。因为在这失秩的时代里，树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即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以及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政府溶解于一炉，但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在威尔·杜兰博士看来春秋战国时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然而恰恰正是这个**的社会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似乎有违历史通则。这不禁让我对其产生了些许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西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为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

尽管自秦代到清代的两千多年间我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周期律，然而却未曾发生过诸如东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总结出的：“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队伍中不加限制地树立一个新权威，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旧暴君而产生了新暴君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的规律范畴。每一次分裂到整合从来未曾发生社会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年。可以说这与后来中国在大一统的环境下确立并强化的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单一体制有极大关系，统治阶层的一元化即君主集权的强化使得中国社会从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制度性变革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文化结构的单一固定使得平民很难超越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中国的平民革命即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革命很难摆脱“洛克模式”的范畴。

（二）关于道家“出世”和思想的社会根源及其影响

在提到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人无疑首推孔子，杜兰博士称其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9，东方出版社，1998年），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中国人通常的行为准则常常与儒家所要求的相去甚远。我们在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时，宗教对其的影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印度传来的佛教，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固有的已经大不相同，其蕴涵的哲学思想与个人的修行方式却接近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化的佛教或道化的佛教。这其中表现得最典型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禅宗”，它实际上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182，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这里需要指明的是道教的哲学思想与道家思想是有差别的，实际上道教的哲学思想中综合了道家和阴阳家两种思想。

道家学说和道教在汉初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高峰，加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带动影响使道家学说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最重要的原因是道家的学说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异常相衬，这使得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往往与道家学说“暗合”，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更加深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中国人口分布自古就呈现区域性密集的态势，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就造成中国精耕农业最主要的条件。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动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动力来应付季节性的需求（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

年）。由于土地产量有限，更加之实物田赋和各项田租，使得农民手中的可用来交换剩余粮食不多，而当土地霜冻期无法耕作时，短期农闲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化为农舍工业的人手。而农舍工业的产生排斥了城市作坊工业，大大减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农业本位思想催化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毁掉城市，毁掉作坊工业，毁掉私了家经济”（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这就促成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其自己自足的特性决定了其封闭性和隔绝性，这就为道家的“出世”思想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基础。

威尔·杜兰在 “古博真人”一章中关于老子的记载有：“但当人类获取„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将失落殆尽……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城市的复杂，逃避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的描述。由此可见，老子的“出世”思想来源于其“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绝学无忧”的观点，我们很难评价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观点对于个人养生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个观点还可以推导出他“清净无为”的思想。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确实是统治者的梦想，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复苏和繁荣正是“无为而治”的一次成功实践，事实上政府尽量减少以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作为管理方式并取代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被证明为是一种十分良性的管理模式。

然而我们民众持有的不完善的“出世”思想使之常常遇到社会不平等现象就“高高挂起，事不关己”、及其缺乏公民意识等特质历来为杂文家所批驳，梁淑溟先生评价中国文化有“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的特质，并举例说明国人圆滑：“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是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梁淑溟，《中国文化要义》，P245，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面对时间的不平等，我们通常表现出的并不同于印度那样的麻木并安于接受，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然并把期望寄希望于来世，也不像基督教传扬的要行善于天下。通常中国的品德高尚之士会选择逃避社会现实，并独善其身的方式，这是中国君子的共性，他们傲然于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就好比与在春季开放的绝大多数花朵不同，菊花在秋季才绽放，故就连中国社会品德高尚的人士也往往对公众生活及社会公益事业态度漠然，鲜有会投身于社会公益，有投身于公益事业的也会常常因其行为违背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常规，而被视为“越轨行为”加以排斥。

革命与更新

“世界上曾有过巨变，唯有远东不变；现在远东却无所不变。这个最保守的国家，突然变成仅次于苏俄的一个最彻底改革的国家，它正以无比的毅力去破坏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风俗和制度。这不仅仅表示这个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结束，这是一种文化的蜕变。” 威尔·杜兰如是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2—P5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如果说东周的分封割据局面促

成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社会大变动，那么清末的变革就算得上是第二次社会大变动，并且直到今天社会结构变动的余波尚在，或者说这样的社会变动还没有完全结束。

比较两次社会变动与中国其他时期的分裂和社会动荡，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首先，社会危机爆发的起点首先出现在社会统治阶层内部，也就是说变革的开始阶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分封制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促成了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而在各诸侯国内实行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往往都含有打破统治阶层世袭制的措施，这其中又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其“按军功授予官职”的措施实质上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平民也有可能融入社会上流阶层。而清政府在清朝末期对“科举制”的变革实质上打破了对固有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了清末民国初社会结构变动的开始，唯一不同的是相比较前者，后者的变革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

第二，两者都打破了固有的社会流动模式，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性流动。很显然，固有的社会体制的重构，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必然会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流动。所谓的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大规模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根据这个定义的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流动必然是涉及阶级、阶层的转移和流动，也可以说流动是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流动本身也将引发新的阶层或阶级结构的形成。东周时期表现出的是贵族对权力垄断的打破，这在文章前面已经有了阐述。而在近代中国则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转自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不仅逐步完成了到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转变，而且其本身也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中心地位，随着这些人的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较早接受新思维而被排除在社会主流阶层之外的那些新知识分子，以及学识和身份都处于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小知识分子，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将其称之为“边缘知识分子”，按照罗志田的理论“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

第三，二者都引发社会制度的重构。并产生了新生的社会阶层。正如前面所说的，两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新的知识阶层。

第四，在两者所处的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主导性思想，或者说缺乏一个完整的主流社会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众说纷纭，互不相让。同样的，在近代中国，随着“西学东渐”，主要是公费及自费出国“以期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的留学生带来了大量的且互不相同的西方先进思想，加之旨在推翻“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严重冲击了两千多年植

根于国民（主要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儒家思想，原先的主流思想受到抨击，不能发挥其核心作用，这更为多种思想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运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来解释就是：当一个社会因规范丧失了制约的力量，那么原有的社会将出现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全盘解组的混沌无序状态。（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P7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已经或逐步地丧失了其原来的控制作用，整个中国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了无序的状态，这为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工读主义”等等“主义”交相辉映，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学术争论高峰。正如威尔·杜兰所说的：“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急进的思想，而反对祖国的旧文化。年复一年成千的这些急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他们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子。”（[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0，东方出版社，1998年）

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这些共同特点是促成中国思想界和社会制度巨变的重要原因，只是在谈到后一个时期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然而一切问题的内因都是促成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内部力量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一种制度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真要考虑到其外部力量的作用，那也仅仅只是在它快要断气之前给予它致命一击。”

篇2：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一 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第一轴心期”的中国

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152页记载：“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思想异常活跃，群雄角逐，异说纷呈，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他们为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第一轴心期’”。当时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运动。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名人辈出。促进了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唐宋时期中华文明举世无双

《世界文明史》300页说：“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发展阶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大量的 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明清时期的新变化

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世界文明史》425页记载：“在中国和西方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

十七、八世纪，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当时的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强大的中国开始狂妄自大，不思进取。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央集权的专制进一步加强。罢免了官僚机构之首的宰相。由皇帝直接经管六部。皇帝是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执行者，读后感《世界文明史读后感》。明朝末期，由于专制导致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新思想观念遭到扼杀。《世界文明史》428页记载：“明代后期，一些不满当权派的知识分子借书院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活动。其中以东林书院为首，也称东林党。引起当权派的恐惧，最终将他们杀戮禁锢，直至禁毁书院。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作多次遭到统治者禁毁，70多岁仍被捕入狱，愤然自杀。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1511年，葡萄牙人在饶过好望角13年后，攻占马六甲海峡。1514年进入中国东南沿海。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惨败。从此，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二 中国近代落后之迷。“李约瑟问题”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穷其毕生精力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中国古代技术辉煌曾经胜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此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语言文字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入侵决定论”等。

2中国摆脱落后的努力，开启现代化的进程。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承认落后。开始了寻找落后的原因和摆脱落后的努力。

第一，器物现代化。1842年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说，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好的，只是武器不如人。从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理论就具体实施。洋务运动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差距，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但由于制度落后，导致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破产。

第二，制度现代化。维新运动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但由于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西方制度在中国遇到“水土不服”，出现了“国会纵火案”、“曹锟贿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事件。

篇3：中华水文明在世界水文明中的地位

一流的工程

都江堰

都江堰是现存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它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顶点, 可自流引水灌田上千万亩, 兼有供水、航运之利。创始于秦昭王末年 (约前255~前251年) , 李冰主持兴建。

都江堰是天然与人工完美结合的水工建筑群, 它包括鱼嘴 (分岷江为内、外二江) 、飞沙堰 (分洪减沙, 水大时可自溃) 、宝瓶口 (现宽20米、高40米, 横剖面形状肚大口小) 以及百丈堤、人字堤、金刚堤等, 一般可以保证水小时够用, 水大时灌区不致成灾。都江堰工程巧夺天工, 举世罕见, 中外水利专家无不赞叹其精妙奇绝。它能历千古而不废, 与它的简便合理有关, 也与它拥有一整套科学管理措施有关。而更重要的是, 它已成为传承文化的一个载体, 历朝历代都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

黄河大堤

修建黄河堤防可追溯到史前的共工与鲧。战国时期, 沿河各诸侯国纷纷在各自境内修建堤防, 奠定了系统堤防的基础。东汉王景治河后, 新堤防形成系统, 直至海口, 长千余里。黄河夺淮时期, 黄河下游形成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堤防系统, 其中有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水堤之分,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图上依然可见的“明清黄河故道”。

现在的黄河大堤与明清故道类似, 它是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后逐渐形成的。从郑州桃花峪至山东利津河口, 河长767公里, 两岸大堤及其他有关堤防总长1583公里, 一般顶宽9米~12米, 高10米~14米, 底宽几十米甚至上百米, 人们形象地称它是“水上长城”。黄河大堤被认为是维系东方文明的代表性工程。

京杭运河

京杭运河长约1800公里, 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在铁路出现以前的500年里, 它一直是中国维系国家政治稳定和南北经济交流的生命线。京杭运河是在历代运河工程基础上扩建、增建而成的。最早的一段叫邗沟, 始凿于公元前486年。隋代大开运河, 已曲折连通京杭两地。现有航线上最关键的工程建成于元代。全河于1293年贯通, 1688年基本定型。

京杭运河横穿长江、黄河、淮河、海河, 翻越山东地垒, 因地形起伏、水源缺乏, 沿线设置了大量陡门、船闸、水柜、水库等, 涉及的水工技术、泥沙工程技术相当复杂, 备受中外学者推崇。

洪泽湖

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 也是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人工平原水库。

现今洪泽湖水位13米时, 面积2350平方公里, 库容42亿立方米;洪水位17米时, 滨湖圩区破坏, 水面最大可达4345平方公里, 库容176亿立方米。它拦蓄淮河, 为苏北2000万人口和3000万亩土地提供防洪屏障及灌溉水源等。

洪泽湖大堤为均质土坝, 其前身叫做高家堰。1578年大修时, 高家堰仅高4米左右, 长30公里。以后为了抬高淮河水位, 大堤一直加高到10米左右, 最长达67.25公里。创建于1580年的迎水石工墙最长曾达60.1公里, 直立高度7米~10米, 坚固耐久, 宛若水上长城, 极其壮观。现出于防风浪考虑, 大多已改造为缓坡迎水。

海塘

海塘即抵御海潮、台风的堤防, 广泛分布于东南沿海海岸, 以钱塘江北岸的浙西海塘历史最长, 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

浙西海塘出现于秦汉, 初为土塘;宋代创修石塘;明清多改为石塘。许多清代海塘经过改造, 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古代海塘规模巨大, 举世罕见。江苏、浙江等地的主要海塘, 总长约935公里。明清鱼鳞大石塘, 高6米左右;基础打密桩, 夯三合土;石块之间用油灰或糯米汁灌缝, 用铁锔 (蝴蝶铁) 嵌扣。由于海塘对保护沿海经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历朝历代均不惜人力物力而为之。据文献统计, 公元713~1780年之间, 用工万人以上、筑塘千丈以上的大型工程有35次, 小工程不胜枚举。而国外同时期同类工程的记载尚不多见。

圩垸

圩, 也叫围、垸, 是在近水地带修建环状堤防所构成的封闭的生产活动区域。防洪排涝与引水灌溉是这类工程的主要作用。因此, 圩堤上都建有闸涵, 圩区都有排灌渠系。

圩垸自古以来就是开发湖区和滨江地区的首要工程措施。唐宋以后直至明清, 圩垸在南方大河中下游平原区大量兴起, 不断发展。一个圩小者几十亩, 大者可达二十万亩, 且往往是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圩垸相连成片。著名的有太湖地区塘浦圩田、江南圩田、洞庭湖与鄱阳湖区圩垸、珠江三角洲基围等。由于有圩垸水利作基础, 这些地区后来都成为我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一流的技术

坝工

古代挡水坝有许多叫法, 如坝、堰、埝、埭、础。古代坝工类型齐全:从类型上分, 有拦河坝、溢流坝;从材料上分, 有土坝、木坝、砖坝、灰土坝、堆石坝、砌石坝、木笼填石坝、竹笼填石坝、桩基砌石衬砖夯土混合坝等等, 设计、施工都十分科学。南北朝时期的浮山堰横断淮河, 高约32米, 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坝。浮山堰下游不远处的高家堰, 存在历史很久, 在明代被改造成洪泽湖水库拦河坝, 当时长约37公里 (后延长至67.25公里) , 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坝。

埽工

埽工技术是中国在水工技术上的一个创造。

卷埽一般用若干个埽捆按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每个埽捆均用柳梢、秫秸、芦荻一类的“软料”分层铺匀, 分层压上碎石和土料, 穿上大绳, 最后像卷帘子一样推卷成捆。大埽直径可达几丈, 上千人同时用力才能移动。

厢埽技术是在堤外置一排厢船, 在船与堤之间铺绳索加料, 就地捆埽, 加土后层层下压, 直到压到河底。

埽工种类丰富, 使用灵活。它就地取材, 可在短时间内制成庞然大物, 而且秸草等“软料”有柔性, 容易缓溜停淤, 所以常常用于黄河等多泥沙河流的护岸、堵口等, 在临时抢险及堵口截流中特别有效。

堰埭和复闸

船闸的发明, 是我国古代航运工程技术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我国船闸的发明, 经历了堰埭、斗门、单闸、复闸等几个阶段。

在运河上的缺水地段, 为了节水, 最初的办法是隔一段修一道拦河低坝, 称为堰或埭。

堰埭工程至迟在三国时期就已出现。堰埭的上下游坝坡很缓, 以便顺斜面拖船过坝。拖大船时需在两岸架设绞车, 在堰埭表面涂抹水草、稀泥作润滑, 这就是原始的斜面升船机。

唐代运河上出现了许多斗门, 即单闸;也有“扬子津斗门二所”的记载, 似乎是复闸, 但不太明确。宋代乔维岳于公元984年创建的楚州西河二斗门, 交替启闭, 送船过闸, 文献记载十分详细明确, 是不折不扣的复闸 (即船闸) 。西河闸比欧洲同类船闸要早五六百年。

防洪工程

中国古代的各大江河上很早就出现了形式多样的防洪工程, 其中以黄河最为突出。公元前21世纪前后, 在埃及和中国就有在尼罗河和黄河上筑堤防洪的传说。中国在战国时期 (公元前5世纪) 即沿黄河筑堤防洪。司马迁在《史记》中, 记载了公元前132年黄河上著名的瓠子堵口工程。随后, 公元前69~前66年, 在黄河下游曾开直河道裁减急弯3处, 并修筑类似丁坝的护岸建筑物。宋代已有了埽工护岸、木龙护岸、挑溜护岸等。国外则在1817年才有德国莱茵河裁弯工程。中国唐代在海河流域的永济渠 (今南运河的一段) 以东开挖减河, 增辟入海水道, 并在永济渠以西利用大量的洼淀滞蓄洪水, 减轻洪水压力, 保证通航。明代潘季驯治河时期在黄河下游修建了由遥堤、缕堤、格堤等组成的堤防系统, 修建了骆马湖、洪泽湖等作为滞洪水库, 并在黄河两岸建有许多分洪溢流坝, 使防洪治理由单一的措施逐步发展到各种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并由局部河段的治理向流域的全面治理发展, 不少河流特别是黄河下游已形成较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

水力机械和提水工具

古代水力加工机械有水碓、水磨、水排、水硙等。据记载, 水碓出现于西汉。东汉杜诗发明水排。南北朝时期, 水磨、水硙已普遍使用。唐代关中水碾大为流行, 并将这一技术传入西藏。宋元时期, 水转大纺车问世。这是水力机械对手工业技术的一个重大改造。

据文献记载, 中国早在2500~3000年前就开始使用桔槔和辘轳等提水工具。有人研究认为桔槔的历史甚至可上溯到3700年前。东汉毕岚创造翻车 (又叫龙骨水库) 和筒车。自唐以来, 始出现用畜力、风力、水力驱动的龙骨水库。

古埃及和古希腊几乎与中国在同一时期使用吊杆 (类似中国的桔槔) 提水。在古希腊还出现了唧筒 (即简易的往复式泵) 、阿基米德螺旋管 (即简易螺旋泵) 和波斯轮 (即蹼轮) 等提水工具。

一流的理论

《管子·度地》

《管子·度地》全文仅2000字, 但它反映出的我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是十分卓越的,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贾让三策

西汉贾让提出, 治理黄河的上策是:开辟滞洪区, 移民让地, 实行宽堤距, 禁止乱围乱垦、与水争地。他认为这样做花费不太多, 却可以千年无患, 所以称为上策。中策是:开渠建闸, 设置水门, 旱时开引黄闸门灌溉, 涝时开泄洪闸门分杀水怒。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一是淤灌可改良土壤, 二是旱地改水地可提高产量, 三是可以发展航运。他认为这个方案花费最少, 但不能一劳永逸, 只能维持数百年, 所以叫做中策。其下策是:维持旧堤, 加高培厚。修修补补, 永无终止, 所以称为下策。

贾让三策是最受后人重视的治河议论。贾让运用了经济比较概念, 批评了单纯的堤防政策, 对后代治水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堪称人类治水思想宝库中的明珠。

泥沙理论

在泥沙理论方面, 中国从古至今在世界上保持了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从战国以至明清, 凡论及治河者, 无不兼论泥沙。如《管子·度地》中就论述过弯道会引起河岸河床冲淤变化, 西汉张戎第一个提出了利用水力刷沙的思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人们在实践中能主动地运用泥沙理论知识解决泥沙问题。古代治沙主要为五大类。第一类为上游水土保持。这是南宋时提出来的。保土拦沙措施有农业种植措施、涧谷淤地堰坝、引山洪淤灌及放淤。山洪淤灌相传始于先秦。第二类为下游治沙。常用的治沙方略有散水匀沙、束水攻沙、放淤固堤、引洪淤灌和以清释浑等5种。最典型的散水匀沙是清代对海河水系的治理。明代潘季驯则系统地提出了束水攻沙理论, 在黄河下游大力实施“以堤束水, 以水攻沙”, 并在黄淮交汇处修建洪泽湖水库“蓄清刷黄、以清释浑”。明代后期至清代, 北方多沙河流上普遍实行放淤固堤和引洪淤灌, 并有系统的经验总结。第三类为放淤及淤灌。利用泥沙肥田造田, 起源甚古, 自然淤灌可以上溯到史前, 人工放淤也有几千年的历史。第四类为渠道中之治沙。古代除了人工挖沙以外, 还通过改变渠道断面来冲沙或沉沙, 如宋代汴河上修建狭河木岸以防淤积, 通过沉沙池 (湖泊) 使浑水变为清水。第五类为沟洫治沙。明清两代都有散水以治河、分沙以肥田的治沙理论。

水文学

我国古代水循环理论早在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圜道》中就有记载, 所谓“云气西行, 云云然, 冬夏不辍;水泉东流, 日夜不休……”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所处海陆地区水循环的客观规律。水文测验有悠久的历史, 考古发掘表明, 战国时代李冰在都江堰工程上开始用石人观测水位, 其他地区也有历代的“水则”保留下来;唐代开始, 在四川涪陵长江里的“白鹤梁”上已有枯水题刻 (石鱼) 。至于洪痕或洪水题刻则遍布全国, 不计其数。降雨观测方面, 秦代就有了各地向中央报雨的制度;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还提出了各种量雨器计算雨量、雪量的方法;清代故宫有《晴雨录》, 依照十二时辰记载1724~1903年北京地区的降水情况, 其间资料共有174年, 昼夜不断。泥沙测验起源也很古老, “一石水而六斗泥”即是先秦时期关于黄河、泾河的普遍认识。关于流量, 宋代改建汴渠时用平方尺计量河槽断面, 用水流的“湍缓”来定性描述流速, 初步有了流量概念;元代文献把一平方尺称作一“徼”, 以徼计算的水量叫“水程”或“水直”;计量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断面水量的方法在清康熙年间陈潢已完整提出, 同时代的康熙皇帝本人作了更明确的描述:“先量闸口阔狭, 计一秒所流几何”。这与现代流量概念完全一致。

对于江河涨落, 古人早有总结, 秦汉已有“桃花水”“秋水”的称谓, 北宋时每个月的水涨水落均有专名, 并认为河道涨水有定期出现的规律, 所以起名叫“信水” (守信用的水) 。到明清, 信水的说法被“水汛”取代, 相沿至今。快马报汛制度至迟始于16世纪。

我国古代水文测验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确凿的记载, 以至国内外专家谈到水文测验史, 言必称埃及、中国。但是我国古代水文学理论定性描述的多, 定量描述的少, 在测量工具、数学计算、模型试验等方面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以致近代落后于西方。

水利文献

中国古代水利文献之多为世界之最。现存水利专著有通史、专史、河道史、地区水利史、渠塘史、闸坝史等, 粗略估算在300种以上。正史、政书、各种一统志、省志、府县志及地理书中也有大量水利记载。加上各类著作中的水利事迹记载, 字数在1亿以上。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名著为《尚书·禹贡》, 它成书于战国时期 (公元前480~前222年) , 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最早的水利科学总结是《管子·度地》。第一部中国水利通史是《史记·河渠书》。第一部记述全国河道水系的专著是《水经》, 约成书于公元220~232年间。现存最早的河工技术专著是《河防通议》, 成书于1048年。最大的古代水利总集是《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和《再续行水金鉴》, 它上起远古, 下至1911年, 共有1000多万字。其他名著还有《治水筌蹄》《河防一览》《治河方略》等。丰富的水利文献记述历史, 探讨理论, 指导实践, 对促进中华水文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流的水利科学家

李冰

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科学家, 都江堰的创建者, 他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王末年 (约公元前256~前251年) 为蜀郡守, 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都江堰工程, 因而使川西平原富庶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 这是我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他还在今宜宾、乐山一带开凿滩险, 疏通航道, 又修建汶井江 (今崇庆县西河) 、白木江 (今邛崃县南河) 、洛水 (今石亭江) 、绵水 (今绵远河) 等灌溉和航运工程, 同时修索桥、开盐井等。人民怀念他的功绩, 建设庙宇加以纪念。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神话。

王景

在东汉初 (公元69年) 王景治河后, 有几百年史书上关于黄河水灾的记载几近空白, 以致有了“王景治河, 千年无患”的说法。但不论是否“千年无患”, 王景治河确实功劳不小。这次治河动用几十万人, 从荥阳至海口摆开千余里, 其规模在古代空前绝后, 其措施除了常规的疏河、筑堤以外, 过人之处是“十里立一水门, 令更相洄注”。王景是“墕流法” (侧向溢流堰泄洪技术) 的发明人, 与贾让提出在黄河上“多张水门”以“分河流”设想的时代 (公元前6年左右) 也很接近。由此有学者推断, 王景是把贾让中策的设想部分地变成了现实, 在黄河上采用了建闸控制分流的技术, 至少在黄河、汴河分流处是这样。许多学者认为这也是王景治河成功的关键所在。王景在黄河这样的大河上建闸, 人为控制水流, 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实践, 是人类水文明史上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

郭守敬

郭守敬 (1231~1316) 是元代杰出的科学家, 擅长水利及天文历算, “巧思绝人”, 曾任都水监、太史令等职。他在今宁夏河套地区、京冀豫地区以及京杭运河山东段开通前夕的汶泗河地区做了大量的勘查测量工作, 提出了二十几条有关水利的建议, 治理河渠塘堰几百所。

在元大都 (今北京) 附近, 他主持重开金口河引永定河水, 主持建设了最后打通京杭运河全线的通惠河工程。郭守敬设计制造了20种天文仪器, 进行了南北一万一千里、东西六千余里的天文大地测量, 1280年完成《授时历》。他首先提出了“海拔”的概念, 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早560多年。

潘季驯

潘季驯 (1521~1595) 是明代著名治河专家, 曾4次出任“总理河道”, 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 在治黄理论和实践上有重要建树。针对当时河势散漫的情况, 他在徐州以下黄河两岸高筑大堤, 挽河归槽, 实现束水攻沙;堵塞高家堰决口, 加固高家堰大堤, 逼淮水尽出清口, 以清刷黄;以洪泽湖拦蓄淮河洪水, 并为运河提供水源。他还提出了利用黄河本身冲淤规律实行淤滩固堤的措施。由他奠定基础的明清河道一直维持了300年之久。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把治沙提到治黄方略的高度, 实现了治黄方略从分水到束水、从单纯治水到注重治沙的转变;提出并实施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 即束水攻沙, 蓄清刷黄, 淤滩固堤;著成《河防一览》一书, 系统总结、完善了堤防修守的一整套制度和措施。后人评价说:“治河人员只要能记住他书上的一两句话, 提出的措施办法就会高人一筹”。

李仪祉

李仪祉 (1882-1938) 是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教育家。他早年留学德国攻读水利, 1915年学成回国后, 在中国第一所水利学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授、校长, 以后又任陕西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在陕西, 他应用近代技术规划了“关中八惠”灌区, 并亲自参与了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建设。1933年他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李仪祉重视引进西方先进水利技术, 通过对黄河、淮河、长江治理的规划, 将许多西方的先进水利科学技术引入我国, 同时还培养了大批近现代水利人才。1931年, 他倡议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水利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并当选为会长, 以后连选连任, 直至去世。

在近代史上, 古老的中华水文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已落后于西方。而李仪祉则是这一时期促进东西方水文明融合的代表人物之一。

摘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中华水文明在世界水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早在很久以前, 勤劳聪明的中国劳动人民就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水文明, 在中国的大地上建造了许多奇迹般的水利工程, 这些工程为中国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篇4：从心理学角度看世界文明史

世界文明史包括人類起源、世界文明的发端、世界主要宗教的产生及其相应的文明、近代文明、产业革命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与世界文明展望等内容。

人类文明的发展蕴育着人类本身心理的发展过程。本文主要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以及其中涉及的心理学问题,从而引起心理学工作者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心理学思考。

二、问题探讨

(一)文化成就与心理学的相关

1、文字与心理现象

人们创造使用文字的过程是从记忆里提取有用信息加以加工、组织信息,用相应的符号表达这个信息。

2、建筑、艺术与心理现象

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之一,艺术则更多的体现在精神文明当中。这两种文明都离不了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离不开推理、想象、联想、直觉等思维活动。

3、自然科学与心理现象

自然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规律性、科学性认识的成果,离不开感知觉,思维、想象、推理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

(二) 科学革命与心理学的相关

1、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发展经历了系统化的实验科学阶段、社会科学形成阶段和微观世界和物体的高速运动领域阶段。

2、科学革命与心理学的相关

科学革命与人类发展的心理需要相关。人类的心理需要已经开始转向外部世界。研究者把研究活动本身当作自己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研究中发挥自己的潜能。科学革命的发展与人类的心理需要、心理过程密不可分。

(三) 人类文明与集体无意识心理现象

1、人类文明中的宗教和无意识

①人类文明中的宗教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宗教对人类的影响最深的是对人的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影响。

②集体无意识心理现象

集体无意识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默默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思想和行为。

③宗教与集体无意识

宗教正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作用于信奉者,渗透到人的人生观及价值观中,使得群体成员自觉自愿地遵从集体规范。

2、人类文明中的“产业革命”与集体无意识

①人类文明中的“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指由于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进而使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出现崭新面貌。

②人类文明中的“产业革命”与集体无意识

产业革命使社会分工变化,导致人们社会“角色功能”的扮演也发生变化。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各方面的需求也随之增多,导致人们心理转化过程中心理的不适应性,压力背后人们试图寻求心理释放与心理补偿。人们宣泄之后自我潜能在变革中渴望得到极大发挥的需求也不断膨胀,并将这种需求通过自我实现的方式表达出来,创造发明应运而生,必将成为生产力背后无形的推动力将人类社会带到现代化发展的今天。

3、政治变革与集体无意识

①政治变革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政治的变革无不是人类历史的进步。

②政治变革与集体无意识

政治变革的实质是人类寻求自己所在领域的安全感,通过政治手段以维系这种领域边界的安全感。安全感则是人在母体之内与生俱来的一种无意识需求。人在母体之内子宫的边界,获得在母体内的安全感。衣被有遮羞、避寒之用,还使得个体有了一种与外界划清边界,建立自母体而来的那种自我安全感的体验。当这种边界以国家、民族形式出现的时候,政治变革实质也就成了人类重新建立边界、维系所在群体安全感的集体无意识需求。

4、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与心理学发展趋势的一致性

①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城邦到同盟,从民族国家到地区一体化,分散的世界逐渐整体化,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②心理学发展的趋势

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多元与综合,是未来心理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势。心理学也越来越成为全球范围研究的学科之一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

③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与心理学发展趋势的一致性

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心理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世界文明史,又能更好地去理解人类的文明和心理的发展。

三、问题与展望

对人类心理现象的研究离不开人类群体心理现象的总体把握,与人类的文化、文明密不可分的,这就有了从心理学角度看世界文明史的基础。

世界文明史研究人类的种种现象,如何更好地把两门学科结合应用,笔者认为可否考虑从以下几点展开:

(一)充分利用现有世界文明史中已经被有效归纳与整合的史实。应很好地利用这些已经有效被归纳和整合过的史实,分主题进行心理学领域研究内容的联合,找到两者切实可行的结合点。

(二)所做得心理学结论要放回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解释。把对人类的心理学研究结论放回到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去解释。

(三)注重对人类文明史中无意识因素的探索,如人生观、价值观的等个性倾向性方面。注重对人类文明史中集体无意识因素的探索与把握,有利于对人类文明史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透过人类文明的现象深入到对人类文明的实质的探讨,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

参考文献:

[1]计翔翔.世界文明史简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6).

[2]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

[3]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3).

[4]应用心理学.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2007(2).

[5]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M].荣格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57).

[6]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140-157页.

[7][美]文森特·帕里罗等.当代社会问题.[M].华夏出版社,2003.

[8]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 [M].商务印书馆2001.

[9]C.G.Jung.The Type Problem in Psychopathology.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Vol.6. 2n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280.

[10]C.G.Jung.Symbole of Tansformation,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Vol.5.2nd e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篇5：世界文明史读后感3篇

《世界文明史》是一门讲述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历程的课程.内容包括古代文明的起源 , 世界文明的发端 , 包括古埃及文明 , 古巴比伦文明 , 古代印度文明 , 古希腊文明 , 古罗马文明 , 欧洲中世纪启蒙运动与近代文明 , 产业革命和现代化 , 全球一体化与世界文明的展望等.同时还将讲述各种相关的文明理论。

按照时期划分世界文明史可以分为上古前期 上古中期 上古后期 古典时期 中古时期近代前期近代后期 当代前后。古典时期随着中东列国争霸而逐步走向衰落而波斯人也在远征希腊中遭到毁灭性打击 世界文明的中心由中东逐步转移到地中海沿岸。

进入中古时期一方面是阿拉伯人爆炸般的崛起席卷了整个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对外扩张战争是公元 7 — 8 世纪，穆斯林统一国家——阿拉伯帝国形成后，为了扩大其统治范围，以“传播伊斯兰教”和“展开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为借口，强行吞并西亚、北非和西南欧大片领土的行动。在这其中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场影响着人类文明战役——西亚弯刀。在这场战役中阿拉伯远征军征服北非迦太基和摩洛哥。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灭亡了西哥特王国占领西班牙。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的计划初战告捷，他们欣喜若狂。于是他们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只是原来的君士坦丁堡。而是整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阿拉伯统治者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将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异教徒”彻底纳入自己的宗教势力范围。整个西方文明再次面临来自东方亚洲文明的威胁。这是欧洲自公元 452 年匈奴人入侵后再次遭到的最严重的威胁！整个西方世界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在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看来，这是轻而易决。他们甚至已经准备好进入“异教徒”的心脏罗马城去参观。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入侵迎头碰上了一个在欧洲地区新兴的强有力的对手。这个对手是阿拉伯人以往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个强大对手就是当时西欧高卢地区正在崛起的由日尔曼族法兰克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法兰克是欧洲日耳曼族的一支兰克历史上一代英雄克洛的带领下与与阿拉伯展开了斗争。其中发生在公元 732 年高卢的法兰克王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普瓦提埃战役是一场决定整个人类西方文明命运的决战！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后，惨败而归的阿拉伯人在此后再也没有能力对西方文明世界发动入侵。这直接保证了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同时法兰克王国在普瓦提埃战役的胜利直接强有力的支援了东罗马帝国的反击。当时东罗马帝国是整个西方文明硕果仅存的一支。古罗马和古希腊文明在东罗马得到完成的继承和发展。如果阿拉伯人绕道的阴谋得逞，西方文明在东罗马这最后的一点生命之光将被灭亡。也就不可能有后世以古希腊文明为核心的改变世界命运的文艺复兴运动。

随着欧迈尔· 阿里· 哈立德等人的远征在极短时期内进而扩展到了整个中东为中心的三大洲交界区域 另一方面则是东欧与保加尔斯拉夫人的崛起以及拜占庭千年文明的持续。拜占庭时间是最长的，敌人也是最多的帝国，它的敌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我们就以拜占庭的历史来做主线。波斯的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蒙古，存在的时间都没拜占庭帝国时间长，拜占庭帝国在其前 700 年都是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很强的，在当时的地理位置处于世界的交通的中心，经济的角度来说非常的优越，而战略的地理位置就相当糟糕了，要同时对付 2 个以上的劲敌，而且还都必须取得胜利！所以拜占庭帝国建立在封建小农基础上的军区制度是非常优越的，它的军事技术组织在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以重骑兵为核心，多兵种合成的军队无论是对西方的诺曼人的重装部队，还是对东方的轻骑兵部队都是胜多负少，而且当时它的海军也是最强的，它的秘密武器“希腊火”在火药出现以前，简直就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武器。6 世纪时东罗马的主要敌人是它的传统的老敌人：东面的波斯人、北面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海军主要敌人是西方的诺曼人。在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杰出的将军贝利萨留的领导下甚至恢复了古罗马的疆域，地中海再次成为罗马的内湖。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多的战争与瘟疫使得国力逐渐被消耗，兵员枯竭，税收减少，经济恶化。这时候崛起了新的国家，东方的萨珊波斯由于长期与拜占庭的斗争，已经是国力衰微，被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取代，西方的诺曼海盗被先进的强大的威尼斯取代成为拜占庭海军的主要敌人。拜占庭由此经历了王国复国的历史，最终在复国的五十年后再一次灭亡。

公元 6 世纪中叶，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并不是查士丁尼大帝的哥特战争，也不是北魏帝国的分裂，更不是印度笈多帝国的灭亡，而是突厥人在中亚的骤然崛起。突厥人也就是所谓的阿瓦尔人。乍看上去，这个游牧民族与阿提拉的胡人或辛尼昂的保加利亚人没有太大区别：一样的服装，类似的语言和风俗，相近的“秃顶＋猪尾巴”发型，只是多留了一些头发，并用丝带扎成许多条辫子而已。如果换在同时期的中国南朝，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肯定会毫不迟疑地赠给这些人一个恰如其分的外号：索虏。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崛起影响了大半个亚欧大陆并毁灭了拜占庭与中西亚列国文明，此时期围绕蒙古人与突厥人的扩张变的十分激烈。东亚列国则在长期文明的碰撞中处于较为封闭的位置。

突厥的崛起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人类文明进程还在继续。近代前期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 以及西班牙人 英国人 法国人先后的殖民扩张世界的根本格局发生变化。近代后期 随着法国 普鲁士的先后崛起 欧洲列国的局势更加复杂化。再来是当代前后 随着两次世界战争与欧洲列国的角逐 世界格局呈现两级碰撞随着苏联解体 日本 亚非拉 欧洲的地域性联盟 世界呈现的多极化趋势。

篇二：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当我在秋林书城发现由北京大学马克垚教授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一书时，真是爱不释手，掏出120元钱买了此书上下册。读后感想颇深，特写感受如下：

一、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第一轴心期”的中国

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152页记载：“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思想异常活跃，群雄角逐，异说纷呈，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他们为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第一轴心期’”。当时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运动。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名人辈出。促进了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矗唐宋时期中华文明举世无双

《世界文明史》300页说：“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发展阶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大量的 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明清时期的新变化

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世界文明史》425页记载：“在中国和西方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

十七、八世纪，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当时的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强大的中国开始狂妄自大，不思进龋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央集权的专制进一步加强。罢免了官僚机构之首的宰相。由皇帝直接经管六部。皇帝是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执行者。明朝末期，由于专制导致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新思想观念遭到扼杀。《世界文明史》428页记载：“明代后期，一些不满当权派的知识分子借书院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活动。其中以东林书院为首，也称东林党。引起当权派的恐惧，最终将他们杀戮禁锢，直至禁毁书院。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作多次遭到统治者禁毁，70多岁仍被捕入狱，愤然自杀。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1511年，葡萄牙人在饶过好望角13年后，攻占马六甲海峡。1514年进入中国东南沿海。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1840年发生了中英战争，中国惨败。从此，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二、中国近代落后之迷。“李约瑟问题”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穷其毕生精力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中国古代技术辉煌曾经胜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此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语言文字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入侵决定论”等。

2中国摆脱落后的努力，开启现代化的进程。

中英战争使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承认落后。开始了寻找落后的原因和摆脱落后的努力。

篇三：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读《世界文明史》产生的几点思考和涟漪

五一期间选读了威尔·杜兰的著作《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章节，我不禁由衷地钦佩杜兰博士的对工作细致的精神与对历史的严谨态度。觉得该书文字通顺流畅、言简意赅;内容明晓流畅、栩栩如生，资料翔实、细致;评价客观;读起来觉得通俗易懂，毫无疲倦之感，真不愧为史学界的一大力作。

我拜读了这部著作“东方的遗产”、“凯撒与基-督”、“卢梭与大革命”这些篇章的部分内容，这弥补了我在历史上的许多不足，实在使我感触良多，几乎读过每一章都有许多感想，激发起思维上的涟漪，无奈时间有限，加上自身认识和手头其他相关资料有限，我也不敢在老师面前造次，于是十分功利地选了关于对“中国与远东”中部分章节的读后感作为此次作业。

哲学家的时代

(一)关于诸子百家的缘起

威尔·杜兰评价东周时期的社会动-乱时说到“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扰了历史家的通则。因为在这失秩的时代里，树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即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以及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政府溶解于一炉，但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在威尔·杜兰博士看来春秋战国时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动-乱，然而恰恰正是这个动-乱的社会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似乎有违历史通则。这不禁让我对其产生了些许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西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为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

尽管自秦代到清代的两千多年间我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周期律，然而却未曾发生过诸如东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总结出的：“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队伍中不加限制地树立一个新权威，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旧暴君而产生了新暴君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的规律范畴。每一次分-裂到整合从来未曾发生社会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年。可以说这与后来中国在大一统的环境下确立并强化的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单一体制有极大关系，统治阶层的一元化即君主集权的强化使得中国社会从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制度性变革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文化结构的单一固定使得平民很难超越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中国的平民革命即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革命很难摆脱“洛克模式”的范畴。

(二)关于道家“出世”和思想的社会根源及其影响

在提到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人无疑首推孔子，杜兰博士称其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9，东方出版社，1998年)，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中国人通常的行为准则常常与儒家所要求的相去甚远。我们在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时，宗教对其的影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印度传来的佛教，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固有的已经大不相同，其蕴涵的哲学思想与个人的修行方式却接近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化的佛教或道化的佛教。这其中表现得最典型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禅宗”，它实际上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182，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这里需要指明的是道教的哲学思想与道家思想是有差别的，实际上道教的哲学思想中综合了道家和阴阳家两种思想。

道家学说和道教在汉初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高峰，加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带动影响使道家学说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最重要的原因是道家的学说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异常相衬，这使得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往往与道家学说“暗合”，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更加深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中国人口分布自古就呈现区域性密集的态势，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就造成中国精耕农业最主要的条件。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动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动力来应付季节性的需求(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由于土地产量有限，更加之实物田赋和各项田租，使得农民手中的可用来交换剩余粮食不多，而当土地霜冻期无法耕作时，短期农闲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化为农舍工业的人手。而农舍工业的产生排斥了城市作坊工业，大大减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农业本位思想催化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毁掉城市，毁掉作坊工业，毁掉私了家经济”(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这就促成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其自己自足的特性决定了其封闭性和隔绝性，这就为道家的“出世”思想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基矗

威尔·杜兰在 “古博真人”一章中关于老子的记载有：“但当人类获犬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将失落殆经…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城市的复杂，逃避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的描述。由此可见，老子的“出世”思想来源于其“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绝学无忧”的观点，我们很难评价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观点对于个人养生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个观点还可以推导出他“清净无为”的思想。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确实是统治者的梦想，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复苏和繁荣正是“无为而治”的一次成功实践，事实上政府尽量减少以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作为管理方式并取代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被证明为是一种十分良性的管理模式。

然而我们民众持有的不完善的“出世”思想使之常常遇到社会不平等现象就“高高挂起，事不关己”、及其缺乏公民-意识等特质历来为杂文家所批驳，梁淑溟先生评价中国文化有“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的特质，并举例说明国人圆滑：“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是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梁淑溟，《中国文化要义》，P245，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面对时间的不平等，我们通常表现出的并不同于印度那样的麻木并安于接受，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然并把期望寄希望于来世，也不像基-督教传扬的要行善于天下。通常中国的品德高尚之士会选择逃避社会现实，并独善其身的方式，这是中国君子的共性，他们傲然于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就好比与在春季开放的绝大多数花朵不同，菊花在秋季才绽放，故就连中国社会品德高尚的人士也往往对公众生活及社会公益事业态度漠然，鲜有会投身于社会公益，有投身于公益事业的也会常常因其行为违背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常规，而被视为“越轨行为”加以排斥。

革命与更新

“世界上曾有过巨变，唯有远东不变;现在远东却无所不变。这个最保守的国家，突然变成仅次于苏俄的一个最彻底改革的国家，它正以无比的毅力去破坏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风俗和制度。这不仅仅表示这个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结束，这是一种文化的蜕变。” 威尔·杜兰如是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2—P5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如果说东周的分封割据局面促成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社会大变动，那么清末的变革就算得上是第二次社会大变动，并且直到今天社会结构变动的余波尚在，或者说这样的社会变动还没有完全结束。

比较两次社会变动与中国其他时期的分-裂和社会动荡，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首先，社会危机爆发的起点首先出现在社会统治阶层内部，也就是说变革的开始阶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分封制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促成了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而在各诸侯国内实行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往往都含有打破统治阶层世袭制的措施，这其中又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其“按军功授予官职”的措施实质上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平民也有可能融入社会上流阶层。而清政府在清朝末期对“科举制”的变革实质上打破了对固有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了清末民-国初社会结构变动的开始，唯一不同的是相比较前者，后者的变革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

第二，两者都打破了固有的社会流动模式，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性流动。很显然，固有的社会体制的重构，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必然会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流动。所谓的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大规模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根据这个定义的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流动必然是涉及阶级、阶层的转移和流动，也可以说流动是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流动本身也将引发新的阶层或阶级结构的形成。东周时期表现出的是贵族对权力垄断的打破，这在文章前面已经有了阐述。

而在近代中国则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转自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不仅逐步完成了到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转变，而且其本身也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中心地位，随着这些人的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较早接受新思维而被排除在社会主流阶层之外的那些新知识分子，以及学识和身份都处于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小知识分子，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将其称之为“边缘知识分子”，按照罗志田的理论“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校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第三，二者都引发社会制度的重构。并产生了新生的社会阶层。正如前面所说的，两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新的知识阶层。

第四，在两者所处的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主导性思想，或者说缺乏一个完整的主流社会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众说纷纭，互不相让。同样的，在近代中国，随着“西学东渐”，主要是公费及自费出国“以期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的留学生带来了大量的且互不相同的西方先进思想，加之旨在推翻“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严重冲击了两千多年植根于国民(主要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儒家思想，原先的主流思想受到抨击，不能发挥其核心作用，这更为多种思想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运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来解释就是：当一个社会因规范丧失了制约的力量，那么原有的社会将出现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全盘解组的混沌无序状态。(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P7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已经或逐步地丧失了其原来的控制作用，整个中国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了无序的状态，这为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工读主义”等等“主义”交相辉映，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学术争论高峰。正如威尔·杜兰所说的：“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急进的思想，而反对祖国的旧文化。年复一年成千的这些急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他们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子。”([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0，东方出版社，1998年)

篇6：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明冲突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学界引发激烈的争论，姑且不论正确与否，如此激烈、罕见、旷日持久的争论本身就侧面印证了其巨大的影响力。，其大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亨廷顿在本书中对该理论作了完整、系统的阐述和论证。该著作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智慧，运用独特的视角对国际形势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内容横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宗教学、历史学、人口学、国际法学等诸多学科，在以上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中都成为必不可少的经典文献。

“文明冲突论”的的核心观点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将会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最可靠的保障”。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描述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特点，提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并认为当今时代“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作者将当代世界文明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并指出界定文明的主要特征是宗教和语言。此外，作者对其本土文明――西方文明进行了重点的阐述。

第二部分描述了世界主要文明的发展变化和力量对比。通过论证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指出“文化总是追随着权力”，而非西方社会迅速的发展使西方权力相对削弱，因此西方社会的所宣扬的价值在非西方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日趋减小，伴随着政治影响减小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非西方文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壮大正在不断自我肯定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