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一逢遇篇的原文及翻译（共2篇）
篇1：论衡卷一逢遇篇的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四·变虚篇的原文及翻译
原文：
传书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守心，公惧，召子韦而问之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虽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也?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於岁。”公曰：“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尽也，子毋复言。”子韦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对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赏，星必三徙。徙行七星，星当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岁。臣请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请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韦之言，则延年审得二十一岁矣。星徙审则延命，延命明则景公为善，天佑之也。则夫世间人能为景公之行者，则必得景公佑矣。此言虚也。何则?皇天迁怒，使荧惑本景公身为有恶而守心，则虽听子韦言，犹无益也。使其不为景公，则虽不听子韦之言，亦无损也。
齐景公时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暗，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回德，方国将至，何患於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後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齐君欲禳彗星之凶，犹子韦欲移荧惑之祸也。宋君不听，犹晏子不肯从也。则齐君为子韦，晏子为宋君也。同变共祸，一事二人。天犹贤宋君，使荧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独不多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寿，何天佑善偏驳之齐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动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气不异。宋景公出三善言，则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则嘉瑞臻，福祥至，荧惑之星无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误之行，以致恶政，恶政发，则妖异见，荧惑之守心，桑谷不生朝。高宗消桑谷之变，以政不以言;景公却荧惑之异，亦宜以行。景公有恶行，故荧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动天?天安肯应!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恶言，能使荧惑守心乎?夫三恶言不能使荧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荧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获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岁之寿乎?非天佑善之意，应诚为福之实也。
子韦之言：“天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夫天体也，与地无异。诸有体者，耳咸附於首。体与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数万里，使耳附天，听数万里之语，弗能闻也。人坐楼台之上，察地之蝼蚁，尚不见其体，安能闻其声。何则?蝼蚁之体细，不若人形大，声音孔气不能达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楼台，人体比於天，非若蝼蚁於人也。谓天非若蝼蚁于人也。谓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误矣。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同形均气，语不相晓。虽五帝三王，不能去译独晓四夷，况天与人异体、音与人殊乎?人不晓天所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体乎，耳高不能闻人言;使天气乎，气若云烟，安能听人辞?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气变。”此非实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鱼长一尺，动於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静，离之远也。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以七尺之细形，形中之微气，不过与一鼎之蒸火同。从下地上变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贤者也。贤者操行，上不及圣人，下不过恶人。世间圣人，莫不尧、舜，恶人，莫不桀、纣。尧、舜操行多善，无移荧惑之效;桀、纣之政多恶，有反景公脱祸之验。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岁，是则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为殇子。今则不然，各随年寿，尧、舜、桀、纣皆近百载。是竟子韦之言妄，延年之语虚也。且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若是者，天使荧惑加祸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将相、若岁与国民乎?天之有荧惑也，犹王者之有方伯也。诸侯有当死之罪，使方伯围守其国，国君问罪於臣，臣明罪在君。虽然，可移於臣子与人民。设国君计其言，令其臣归罪於国人，方伯闻之，肯听其言，释国君之罪，更移以付国人乎?方伯不听者，自国君之罪，非国人之辜也。方伯不听自国人之罪，荧惑安肯移祸於国人!若此，子韦之言妄也。曰：景公听乎言、庸何能动天?使诸侯不听其臣言，引过自予。方伯闻其言，释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释诸侯之罪，荧惑安肯徙去三舍?夫听与不听，皆无福善，星徙之实，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恶不殊。人道不然，则知天无验矣。
宋、卫、陈、郑之俱灾也，气变见天。梓慎知之，请於子产有以除之，子产不听。天道当然，人事不能却也。使子产听梓慎，四国能无灾乎?尧遭鸿水时，臣必有梓慎、子韦之知矣。然而不却除者，尧与子产同心也。案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审如此言，祸不可除，星不可却也。若夫寒温失和，风雨不时，政事之家，谓之失误所致，可以善政贤行变而复也。若荧惑守心，若必死，犹亡祸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却之?善政贤行，尚不能却，出虚华之三言，谓星却而祸除，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误矣。观子韦之言景公，言荧惑之祸，非寒暑风雨之类，身死命终之祥也。国且亡，身且死，祆气见於天，容色见於面。面有容色，虽善操行不能灭，死征已见也。在体之色，不可以言行灭;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见於面，人或谓之曰：“此必死之征也。虽然，可移於五邻，若移於奴役。”当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为善言之故灭，而当死之命，肯为之长乎?气不可灭，命不可长。然则荧惑安可却?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荧惑守心，未知所为，故景公不死也。
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谓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历於三舍也?案子韦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知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荧惑守心，为善言却，如景公复出三恶言，荧惑食心乎?为善言却，为恶言进，无善无恶，荧惑安居不行动乎?或时荧惑守心为旱灾，不为君薨。子韦不知，以为死祸。信俗至诚之感，荧惑去处星，必偶自当去，景公自不死，世则谓子韦之言审，景公之诚感天矣。亦或时子韦知星行度适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让之所致;见星之数七，因言星七舍，复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计年之数。是与齐太卜无以异也。齐景公问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晏子往见公，公曰：“寡人问太卜曰：‘子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固可动乎?”晏子嘿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钩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见公：“臣非能动地，地固将自动。”夫子韦言星徙，犹太卜言地动也。地固且自动，太卜言己能动之。星固将自徙，子韦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钩星在房、心，则太卜之奸对不觉。宋无晏子之知臣，故子韦之一言，遂为其是。案《子韦书录序秦》亦言：“子韦曰：‘君出三善言，荧惑宜有动’。”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时星当自去，子韦以为验，实动离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数，又虚生二十一年之寿也。
文言文翻译:
传书上说：“宋景公的时候，火星在心宿附近，宋景公感到害怕，召子韦来问他：“火星快要处在心宿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子韦回答：“火星的出现，预示着上天的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但是，可以把它转嫁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我任命治理国家的人，却把死转嫁给他，不吉祥。”子韦又说：“可以转嫁给老百姓。”景公回答：“老百姓死光了，我将去做谁的国君呢?宁可我一个人死。”子韦再建议：“可以转嫁到年成上去。”景公则回答：“老百姓饥饿，一定会死去。做君主的却要杀他的百姓来求得自己活下去，那谁还肯把我当做君主呢?看来，这是我的寿命本来已经到头，你不要再说了。”之后，子韦又返回来，朝着北面再向景公叩拜说：“臣冒昧地向君王恭贺。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但它能听见地上的话，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这样君王就会延长寿命二十一年。”景公问道：“你怎么知道呢?”子韦回答：“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所以要受到三次奖励，火星肯定会移动三个地方。移动一个地方要经过七颗星，一颗星相当于一年，三七二十一，所以君王的寿命会延长二十一年。臣请求匍伏在宫殿的台阶下面观察，火星如果不移动，臣请求处死。”这天晚上，火星果然移动了三个地方。像子韦说的那样，景公确实得到延长寿命二十一年。火星果真移动，景公就延长了寿命，寿命确实延长，那么景公行善，这是上天保祐了他。这样看来，世上能做到景公善行的人，就必然会得到景公那样的上天保祐。这话不确实。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上天会降怒的说法，假使火星本来是由于景公自身有恶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听了子韦的话，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火星不是为了景公的恶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不听子韦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齐景公的时候有彗星出现，景公要派人去祭祀和祈祷以解除灾难。晏子说：“没有用处，那只会受骗。天道不糊涂，不会更改它的命令和主张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禳解它呢?况且天有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君主没有污秽德行，又何必去禳解它呢?如果德行有污秽，禳解又有什么用处呢?《诗经·大雅·大明》上说：‘这个周文王，小心翼翼地特意侍奉上帝，得到许多福祐;他的德行不奸邪，因而享有四方诸侯国。’君王你没有奸邪的德行，将要拥有四方诸侯之国，为什么要担忧彗星呢?《诗经》上说：‘我没有什么借鉴的，只看到夏朝和商朝，它们由于政治昏乱的缘故，老百姓终于流亡。’如果君王的德行邪乱，百姓就要流亡，太祝和太史的禳解活动，是无法弥补的。”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于是就停止了对彗星禳解的祭祀和祈祷。
齐景公想禳解彗星的灾难，就像子韦想转嫁火星的灾祸一样。宋景公不肯听信子韦的劝说，就像晏子不肯依从齐景公禳解彗星灾难一样。齐景公如像子韦，晏子如像宋景公。同样的凶兆，同类的事情，表现在两个人身上，上天好像赞赏宋景公，让火星移动三个地方，延长他寿命二十一年，唯独不称赞晏子，让彗星消除增添他的寿命，为什么上天保祐善人那么不公平、不纯正，不用同一个标准呢?国君有好的德行好的言语，好德行生于好心，好言语出于好意，它们同样的来源，同样的气，没有什么两样。宋景公说了三句好听的话，在他说三句好话之前，必定有好的德行。有好的德行，一定有好的政治。政治好，就会有吉祥的征兆出现，福祥的到来，火星就没有理由迫近心宿。假使宋景公有错误的德行，导致成恶劣政治，恶劣政治发生，就会凶兆出现，火星就会迫近心宿，像桑树和穀树就会突然在朝廷里长出。商高宗消除桑树和穀树的灾祸，是靠改善政治，而不是靠讲好话;宋景公消除火星的灾祸，也应该靠好的行动。宋景公有恶劣德行，所以火星侵犯心宿。他却不改善政治修养德行，而是坐着说三句好话，怎么就能感动上天!上天怎么肯答应!用什么来证明呢?假使让宋景公说三句坏话，能使火星吃心宿吗?三句坏话不能使火星吃掉星宿，那么三句好话怎么能使火星退去转移三个地方呢?以三句好话得到二十一年寿命，如果说一百句好话，那不是要得到千年的寿命?这不是上天保祐善人的意思，也不是用赐福来报答诚心人的实情。
子韦的话说：“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但它的耳朵离地面却很近，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其实天体跟地没有什么不同。凡是有形体的，耳朵都生在头上。身体与耳朵分开，从来没有过。天离人有数万里，假使让耳朵长在天上，要听数万里之外说的话，是不可能听见的。一个人坐在楼台上，观看地上的蝼蛄和蚂蚁，尚且看不见它们的身体，怎么能听到它们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蝼蛄和蚂蚁的身体细小，不如人体大，声音小、气少，是不可能达到楼台上的。如今天很高很高，并非楼台可比，人体与天比，不同于蝼蛄和蚂蚁跟人比。说天能听见人说话，于是随着人的善恶而降吉凶，这不对。四方的民族到中原地区来，要通过翻译才能互通语言。同样的形体，承受相同的气，说话却互相不懂得，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能离开翻译而独自懂得四方民族的语言，何况天与人不是同一种形体，声音跟人不一样!人不知道天要做什么，天又怎么能知道人要做什么呢?假使天是实体，耳朵离地面太远就不能听见人说话。假使天是气，气同云彩烟雾，怎么能听得懂人的话!解释灾变的人说：“人在天与地之间，就像鱼在水中一样。人能够用行为感动天地，就像鱼动能震荡水一样。鱼动水被震荡，就能使气受感应发生变化上达于天。”这不是事实。假使真是这样，也不会上达于天。鱼身长一尺，在水中动，震动旁边的水不会超过数尺，大的不过与人一样，所震荡的远近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仍然安然清彻平静，因为离得太远了。如果说人操行的善恶能使气变动，那么其远近应该跟鱼震荡水的远近相等，气受人操行善恶感应变化的范围，也应该跟水一样。人这七尺小的形体，形体中细微的气，不过跟蒸熟一鼎食物所需的气相同，却要从下面的地向上感动上天，怎么能达到那么高呢?况且宋景公是个贤者。贤者的操行，比上达不到圣人，比下超不过恶人。谈到世间上的圣人没有不说尧、舜的，讲到恶人没有不骂桀、纣的。尧、舜的操行多善行，并没有使火星移动地方而延长寿命的效验;桀、纣的政治多恶行，也没有火星降灾的效验，反而有宋景公逃脱灾难不早死的应验。宋景公说了三句好话，得延长寿命二十一年，那么尧、舜就应该得到延寿千岁，而桀、纣就应该夭折。如今则不然，他们各人随顺自己的年寿而终，尧、舜、桀、纣，都活到了近百岁。这样看来，子韦的话终究是不可靠的，宋景公延长寿命的说法是假的。
而且子韦的话说：“火星的出现，是上天要它这样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要是这样，就是上天使火星降灾祸给宋景公，怎么可以转移给将相，或者年成及老百姓呢?上天有火星，就像当王的人有方伯一样。诸侯有该死的罪过，王就派方伯去包围、监视这个诸侯国家。国君向大臣问罪，大臣说明罪在君王，即使这样，君王仍然可以把罪转移在大臣和老百姓身上。假设国君考虑了子韦的话，命令他的大臣把灾祸归罪在百姓身上，方伯听了，肯听话，而免除国君罪过，转移给老百姓吗?方伯之所以不肯听，因为本来是国君的罪过，并非是老百姓的罪过。方伯不肯听从，本来是国君的罪过，火星又怎么肯转移灾祸给老百姓呢?像这样，子韦的话就是假的。再说，宋景公不听从子韦的劝说，怎么就能感动上天呢?如果诸侯不肯听他臣子的话，把过错归在自己身上，方伯听了他的话，能免除他的罪过，放他离开吗?方伯不免除诸侯的罪过，火星又怎么肯移动三个地方呢!可见，听不听子韦的话，都没有福善之类的事发生，火星移动的事情，不能相信。天上与人间是同样的道理，喜好和厌恶没有什么两样，人间的道理不是这样，那么也就知道上天不会有免除宋景公罪过的效验。
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同时发生火灾，这种气数的变化上天早有预兆。梓惧知道了，告诉子产，想办法把它禳除掉，子产不听。认为天道该这样，人力无法消除它。如果子产听了梓慎的话，四国能不发生火灾吗?尧遭遇洪水的时候，大臣中肯定有像梓慎、子韦见识的。然而没有禳除，是尧与子产有同样的想法。
考察一下子韦说的：“火星是上天派来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果如此言，灾祸不能消除，火星也不会退出。至于寒温失调，风雨不合时令，解说政事的人说它是政治失误造成的，可以用好的政治好的`行为来消除并恢复正常。像火星迫近心宿，如果就预示必定死君主还要亡国家的话，那么灾祸怎么能消除呢?改良政治改善行为，又怎么能消除它呢?好的政治、好的行为，尚且不能消除，讲了华而不实的三句话，说火星就能退去，灾祸就能解除，于是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这话不对。看子韦讲火星的灾祸，并不是寒暑风雨之类，而是君主身死王朝命终的征兆。王朝将亡，君主将死，凶兆在天上出现，将死的神色在脸上呈现。脸上有将死的神色，即使有好的操行也不会消除，因为死的征兆已经出现。在人身上的神色，不能用言论、操行来消除;在天上的凶兆，怎么能用善政来消除呢?人病重将死，气色显在脸上，人有的说：“这肯定是要死的征兆。虽然如此，但是可以转嫁给五邻，或转嫁给奴仆。”该死的人即使严正他说不能够嫁祸于人，那将死的神色肯因为好听的话的缘故而消除，该死的命肯为之而延长吗?妖气不能消除，生命不能延长。那么火星怎么能够退出，宋景公的寿命怎么能增长呢?由此说来，火星迫近心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宋景公才没有死。
况且说火星移动三个地方的人，讲的是什么呢?是火星三次移动三个地方呢?还是一次移动经历三个地方呢?考察子韦说的：“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像这样火星终于移动了三个地方。宋景公竟坐着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就移动了三个地方，如果说了十句好话，那火星岂不是要移动十个地方吗?火星迫近心宿，因为几句好话就退去，要是宋景公重复说出三句坏话，火星会吃掉心宿吗?因为好话而退去，因为坏话而进犯，无好话又无坏话，火星就会安定在位置上不行动吗?或许火星迫近心宿是旱灾的预兆，而不是君主要死的预兆。子韦不知道，就认为是君主将死的灾祸，便相信了世俗至诚能感动上天的说法。火星离开停留的地方，一定是它恰巧本来该离开，而宋景公本来也不该死，世人则说子韦的话确实，宋景公的诚意感动了上天。也或许是子韦知道火星按运行的度数恰好本来要离开，自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才智，宣扬它是君臣相互推让造成的。他知道火星运行的规律每移动一次要经过七星，因此说火星移动三个地方，于是宋景公又得二十一岁，这是通过火星移动地方来算出延年的数目。这与齐国的太卜没有什么不同。齐景公问太卜道：“你的道术能干什么?”太卜回答说：“能震动地。”晏子会见齐景公，景公说：“我问太卜：‘你的道术能干什么?’他回答：‘能震动地。’地会震动吗?”晏子默然不回答，出去碰见太卜说：“以前我看见水星在房宿、心宿之间，地会震动吗?”太卜说：“对。”晏子外出，太卜跑去见齐景公说：“臣子不是能震动地，而是地原来将要自己震动。”看来子韦说火星移动地方，就像太卜说会使地震动一样。地本来将要自己震动，太卜则说自己能使它震动;火星本来将要自己移动，子韦则说宋景公能使它移动。假使晏子不说水星在房宿与心宿间的事，那么齐太卜欺骗性的回答就不会被发觉。宋国没有像晏子样有才智的臣子，所以子韦一说，就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考察《子韦书录序奏》也说子韦讲过：“君主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应该要移动。于是守候着，火星果真移动了地方。”但没有说移动三个地方。或许火星该自动离开，子韦以此作试验，而火星确实移动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世人便夸大说移动了三个地方。这既凭空夸大移动三个地方的数目，又虚构生出二十一年的寿命。
篇2：论衡卷一逢遇篇的原文及翻译
卷十六·讲瑞篇
作者：王充
儒者之论，自说见凤皇骐驎而知之。何则?案凤皇骐驎之象。又《春秋》获麟文曰：“有麞而角。”麞而角者，则是骐驎矣。其见鸟而象凤皇者，则凤皇矣。黄帝、尧、舜、周之盛时皆致凤皇。孝宣帝之时，凤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长乐之宫东门树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获麟，麟似麞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麞而角。如有大鸟，文章五色;兽状如麞，首戴一角：考以图象，验之古今，则凤、麟可得审也。
夫凤皇，鸟之圣者也;骐驎，兽之圣者也;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十二圣相各不同，而欲以麞戴角则谓之骐，相与凤皇象合者谓之凤皇，如何?夫圣鸟兽毛色不同，犹十二圣骨体不均也。
戴角之相，犹戴午也。颛顼戴午，尧、舜必未然。今鲁所获麟戴角，即後所见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鲁所获麟求知世间之麟，则必不能知也。何则?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时似类，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晋文骈胁，张仪亦骈胁。如以骨体毛色比，则王莽，虞舜;而张仪，晋文也。有若在鲁，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问以道事，有若不能对者，何也?体状似类，实性非也。今五色之鸟，一角之兽，或时似类凤皇、骐驎，其实非真，而说者欲以骨体毛色定凤皇、骐驎，误矣。是故颜渊庶几，不似孔子;有若恆庸，反类圣人。由是言之，或时真凤皇、骐驎，骨体不似，恆庸鸟兽，毛色类真，知之如何?
儒者自谓见凤皇、骐驎辄而知之，则是自谓见圣人辄而知之也。皋陶马口，孔子反宇，设後辄有知而绝殊，马口反宇，尚未可谓圣。何则?十二圣相不同，前圣之相，难以照後圣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状，生出异土，虽复有圣，何如知之?
恆君山谓扬子云曰：“如後世复有圣人，徒知其才能之胜己，多不能知其圣与非圣人也。”子云曰：“诚然。”夫圣人难知，知能之美若桓、扬者，尚复不能知。世儒怀庸庸之知，赍无异之议，见圣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圣，则不能知凤皇与骐驎。世人名凤皇、骐驎，何用自谓能之乎?夫上世之名凤皇、骐驎，闻其鸟兽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游，与鸟兽争饱，则谓之凤皇、骐驎矣。
世人之知圣，亦犹此也。闻圣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达，则谓之圣矣。及其知之，非卒见暂闻而辄名之为圣也，与之偃伏，从〔之〕受学，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贡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无子贡之才，其见圣人不从之学，任仓卒之视，无三年之接，自谓知圣，误矣!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 ”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贡，尚不能知圣。世儒见圣自谓能知之，妄也。
夫以不能知圣言之，则亦知其不能知凤皇与骐驎也。使凤皇羽翮长广，骐驎体高大，则见之者以为大鸟巨兽耳。何以别之?如必巨大别之，则其知圣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时，鸟有爰居，不可以为凤皇;长狄来至，不可以为圣人。然则凤皇、骐与鸟兽等也，世人见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国无有，从野外来而知之，则是瞿鹆同也。瞿鹆，非中国之禽也。凤皇、骐驎，亦非中国之禽兽也。皆非中国之物，儒者何以谓瞿鹆恶、凤皇骐驎善乎?
或曰：“孝宣之时，凤皇集於上林，群鸟从〔之〕以千万数。以其众鸟之长，圣神有异，故群鸟附从。”如见大鸟来集，群鸟附之，则是凤皇，凤皇审则定矣。夫凤皇与骐驎同性，凤皇见，群鸟从;骐驎见，众兽亦宜随。案《春秋》之麟，不言众兽随之。宣帝、武帝皆行骐驎，无众兽附从之文。如以骐驎为人所获，附从者散，凤皇人不获，自来蜚翔，附从可见。《书》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大传》曰：“凤皇在列树。”不言群鸟从也。岂宣帝所致者异哉?
或曰：“记事者失之。唐、虞之君，凤皇实有附从。上世久远，记事遗失，经书之文，未足以实也。”夫实有而记事者失之，亦有实无而记事者生之。夫如是，儒书之文，难以实事，案附从以知凤皇，未得实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鸟亦有佼黠而从群者。当唐、虞之时，凤悫愿，宣帝之时佼黠乎?何其俱有圣人之德行，动作之操不均同也?
无鸟附从，或时是凤皇;群鸟附从，或时非也。君子在世，清节自守，不广结从，出入动作，人不附从。豪猾之人，任使用气，往来进退，士众云合。夫凤皇，君子也，必以随多者效凤皇，是豪黠为君子也。歌曲弥妙，和者弥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鲜。鸟兽亦然，必以附从效凤皇，是用和多为妙曲也。龙与凤皇为比类。宣帝之时，黄龙出於新丰，群蛇不随。神雀鸾鸟，皆众鸟之长也，其仁圣虽不及凤皇，然其从群鸟亦宜数十。信陵、孟尝，食客三千，称为贤君。汉将军卫青及将军霍去病，门无一客，亦称名将。太史公曰：“盗跖横行，聚党数千人。伯夷、叔齐，隐处首阳山。”鸟兽之操，与人相似。人之得众，不足以别贤。以鸟附从审凤皇，如何?
或曰：“凤皇、骐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际，见来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来至也。鸟兽奇骨异毛，卓绝非常，则是矣，何为不可知?凤皇骐驎，通常以太平之时来至者，春秋之时，骐驎尝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济阳，凤皇来集。”夫光武始生之时，成、哀之际也，时未太平而凤皇至。如以自为光武有圣德而来，是则为圣王始生之瑞，不为太平应也。嘉瑞或应太平，或为始生，其实难知。独以太平之际验之，如何?
或曰：“凤皇骐驎，生有种类，若龟龙有种类矣。龟故生龟，龙故生龙，形色小大，不异於前者也。见之父，察其子孙，何为不可知?”夫恆物有种类，瑞物无种适生，故曰德应，龟龙然也。人见神龟、灵龙而别之乎?宋元王之时，渔者网得神龟焉，渔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渔父之类也。以渔父而不知神龟，则亦知夫世人而不知灵龙也。
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韩子曰：“马之似鹿者千金。”良马似鹿，神龙或时似蛇。如审有类，形色不异。王莽时有大鸟如马，五色龙文，与众鸟数十集於沛国蕲县。宣帝时凤皇集於地，高五尺，与言如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与言五色龙文，物色均矣;众鸟数十，与言俱集、附从等也。如以宣帝时凤皇体色众鸟附从，安知凤皇则王莽所致鸟凤皇也。如审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凤皇，体色附从，何为均等?
且瑞物皆起和气而生，生於常类之中，而有诡异之性，则为瑞矣。故夫凤皇之圣也，犹赤乌之集也。谓凤皇有种，赤乌复有类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与禾中异穗，谓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种，地下有醴泉之类，圣治公平而乃沾下产出也。蓂荚、硃草亦生在地，集於众草，无常本根，暂时产出，旬月枯折，故谓之瑞。夫凤皇骐驎，亦瑞也，何以有种类?
案周太平，越常献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种也。鲁人得戴角之麞，谓之骐驎，亦或时生於麞，非有骐驎之类。由此言之，凤皇亦或时生於鹄鹊，毛奇羽殊，出异众鸟，则谓之凤皇耳，安得与众鸟殊种类也?有若曰：“ 骐驎，之於走兽，凤皇之於飞鸟，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然则凤皇、骐驎，都与鸟兽同一类，体色诡耳!安得异种?同类而有奇，奇为不世，不世难审，识之如何?
尧生丹硃，舜生商均。商均、丹硃，尧、舜之类也，骨性诡耳。鲧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鲧、瞽瞍之种也，知德殊矣。试种嘉禾之实，不能得嘉禾。恆见粢梁之粟，茎穗怪奇。人见叔梁纥，不知孔子父也;见伯鱼，不知孔子之子也。张汤之父五尺，汤长八尺，汤孙长六尺。孝宣凤皇高五尺，所从生鸟或时高二尺，後所生之鸟或时高一尺。安得常种?
种类无常，故曾皙生参，气性不世，颜路出回，古今卓绝。马有千里，不必骐〔骥〕之驹;鸟有仁圣，不必凤皇之雏。山顶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鱼，水精自为之也。废庭坏殿，基上草生，地气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鱼，殿基上之草，无类而出。瑞应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种类也。
夫瑞应犹灾变也。瑞以应善，灾以应恶，善恶虽反，其应一也。灾变无种，瑞应亦无类也。阴阳之气，天地之气也，遭善而为和，遇恶而为变，岂天地为善恶之政，更生和变之气乎?然则瑞应之出，殆无种类，因善而起，气和而生。亦或时政平气和，众物变化，犹春则鹰变为鸠，秋则鸠化为鹰，蛇鼠之类辄为鱼鳖，虾蟆为鹑，雀为蜃蛤。物随气变，不可谓无。黄石为老父授张良书，去复为石也。儒知之。或时太平气和，麞为骐驎，鹄为凤皇。是故气性，随时变化，岂必有常类哉?褒姒，玄鼋之子，二龙漦也。晋之二卿，熊罴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迹之语，世之人然之，独谓瑞有常类哉?以物无种计之，以人无类议之，以体变化论之，凤皇、骐驎生无常类，则形色何为当同?
案《礼记瑞命篇》云：“雄曰凤，雌曰皇。雄鸣曰即即，雌鸣足足。”《诗》云：“梧桐生矣，於彼高冈。凤皇鸣矣，於彼朝阳。菶々萋萋，噰々
喈喈。”《瑞命》与《诗》，俱言凤皇之鸣。《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诗》云“噰々、喈喈”，此声异也。使声审，则形不同也;使审〔异〕同，《诗》与《礼》异。世传凤皇之鸣，故将疑焉。
案鲁之获麟云“有麞而角”。言“有麞”者，色如麞也。麞色有常，若鸟色有常矣。武王之时，火流为乌，云其色赤。赤非乌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麞而色异，亦当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麞”。麞无角，有异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鲁之所得驎者，若麞之状也。武帝之时，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角或时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鲁所得麟，云“有麞”，不言色者，麞无异色也。武帝云“得白驎”，色白不类麞，故〔不〕言有麞，正言白驎，色不同也。孝宣之时，九真贡，献驎，状如〔鹿〕而两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麞，宣帝之驎言如鹿。鹿与麞小大相倍，体不同也。
夫三王之时，驎毛色、角趾、身体高大，不相似类。推此准後世，驎出必不与前同，明矣。夫骐驎，凤皇之类，骐驎前後体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时所见凤皇高五尺，文章五色，准前况後，当复出凤皇，谓与之同，误矣!後当复出见之凤皇、骐驎，必已不与前世见出者相似类。而世儒自谓见而辄知之，奈何?
案鲁人得驎，不敢正名驎，曰“有麞而角者”，时诚无以知也。武帝使谒者终军议之，终军曰：“野禽并角，明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驎而言“野禽”者，终军亦疑无以审也。当今世儒之知，不能过鲁人与终军，其见凤皇、骐驎，必从而疑之非恆之鸟兽耳，何能审其凤皇、骐驎乎?
以体色言之，未必等;以鸟兽随从多者，未必善;以希见言之，有瞿鹆来;以相奇言之，圣人有奇骨体，贤者亦有奇骨。圣贤俱奇，人无以别。由贤圣言之，圣鸟、圣兽，亦与恆鸟庸兽俱有奇怪。圣人贤者，亦有知而绝殊，骨无异者;圣贤鸟兽，亦有仁善廉清，体无奇者。世或有富贵不圣，身有骨为富贵表，不为圣贤验。然则鸟亦有五采，兽有角而无仁圣者。夫如是，上世所见凤皇、骐驎，何知其非恆鸟兽?今之所见鹊、麞之属，安知非凤皇、骐驎也?
方今圣世，尧、舜之主，流布道化，仁圣之物，何为不生?或时以有凤皇、骐驎，乱於鹄鹊、麞鹿，世人不知。美玉隐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时凤皇、骐驎，以仁圣之性，隐於恆毛庸羽，无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犹玉在石中也。何用审之?为此论草於永平之初，时来有瑞，其孝明宣惠，众瑞并至。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时俱应，凤皇、骐驎，连出重见，盛於五帝之时。此篇已成，故不得载。
或问曰：“《讲瑞》谓凤皇、骐驎难知，世瑞不能别。今孝章之所致凤皇、骐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鸟》之记，四方中央，皆有大鸟，其出，众鸟皆从，小大毛色类凤皇，实难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别，别之如何?以政治。时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时，其凤皇、骐驎，目不亲见。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尧之德明也。孝宣比尧、舜，天下太平，万里慕化，仁道施行，鸟兽仁者感动而来，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同类。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暗，准况众瑞，无非真者。事或难知而易晓，其此之谓也。又以甘露验之。甘露，和气所生也。露无故而甘，和气独已至矣。和气至，甘露降，德洽而众瑞凑。案永平以来，讫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众瑞皆是，而凤凰、骐驎皆真也。
文言文翻译:
俗儒们谈论，自称看见凤凰、麒麟就能认识。为什么认识呢?靠考察凤凰、麒麟的形状来认识。又有《春秋》上记载捕获麒麟的文章说：“形状似獐，但是长着角。”像獐而又长角，那么就是麒麟了。他们看见鸟的形状像凤凰，那只鸟便是凤凰了。黄帝、尧、舜、周朝的兴盛之时，都曾招来过凤凰。汉宣帝时，凤凰停落在上林苑中，后来又停落在长乐宫东门的树上，凤凰身高五尺，花纹有五种色彩。东周时捕获一头麟，麟的形状似獐但长有角。汉武帝时捕获一头麟，也像獐而长有角。如果有一只大鸟，身上花纹有五种色彩，有一种野兽形状像獐，头上长有一只角，按照画上的凤凰、麒麟的样子来考察，根据古今的历史记载来验证，那么凤凰和麒麟是可以识别的。凤凰是鸟中的圣者，麒麟是兽中的圣者，五帝、三王、皋陶、孔子，是人中的圣者。十二圣的骨相各不相同，而想把形状似獐而长角的称之为麒麟，鸟的长相与凤凰的样子相符合的称之为凤凰，这怎么行呢?
神圣的鸟鲁的毛色不相同，好比十二圣人的骨相形体不相同一样。头上长角的形象，就同面额高满的形象一样。颛顼面额高满，尧、舜不一定也是这样。现在鲁国捕获的麟头上长角，那么以后见到的麟头上不一定长角。如果依照鲁国捕获的麟的形状去识别世间上的麟，那是肯定不能误别的。为什么呢?因为凤凰、麒麟的毛羽骨角是个个都不同的。即使毛羽骨角相同，也许有类似的，下一定真的是这种东西。虞舜有双瞳人，王莽也有双瞳人;晋文公的肋骨连成一片，张仪的肋骨也连成一片。如果因为骨体毛色相同就是同类人，那么王莽就应该是虞舜那样的圣人了;而张仪也就应该是晋文公那样的霸主了。在鲁国的有若，相貌最像孔子。孔子死后，弟子们一起推有若坐在孔子的座位上，向他请教先王之道及礼仪，有若不能问答，是什么原因呢?体形相貌与孔子相似，而实际上禀性和孔子并不相同。现在有五色羽毛的大鸟，长有一角的野兽，也许与凤凰、麒麟形状相似，其实并不是真的，而谈论者想根据骨体毛色相似来认定是凤凰和麒麟，这就错了!所以颜渊的道德学问与孔子差不多，但相貌却不像孔子;有若很平庸，相貌反而像孔圣人。因此说来，也许真的凤凰、麒麟，它们的骨体并不与想象的相似，而一般的鸟兽，毛色反而像真的凤凰、麒麟一样。用那些儒者的办法怎么能识别它们呢?
俗儒自称见到凤凰、麒麟就能认得，那就是自称见到圣人就能认得。皋陶生一张马嘴，孔子头顶凹陷，假如就是出现了智慧超群，并且口像马口，头像“反宇”的人，也还不能称他们为圣人。为什么呢?十二个圣人的形相不相同，前代圣人的形相，难以比照后代圣人的形相。骨相不同，姓名不同，身形各有形状，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即使再有圣人出现，怎么识别呢?桓君山对杨子云说：“如果后世再有圣人出现，人们只知他的才能超过了自己，但大多不能确定他究竟是不是圣人。”杨子云说：“的确如此。”圣人难以识别，像桓君山、杨子云这样智慧才能很高的人，尚且不能识别，世儒仅有平凡的才智，死抱住圣人骨相没有差别这种见解，见了圣人不能识别，可以保证必然是这样。
不能认识圣人，就不能认识凤凰与麒麟。世人称某些动物为凤凰和麒麟，根据什么而自以为能认识它们呢?古人称它们为“凤凰”、“麒麟”，只是听说它们是鸟兽中珍奇的东西罢了。它们的毛和角都有奇异之处，又不胡乱飞翔随便走动，又不与一般鸟兽争吃食物，就称它们为凤凰、麒麟了。世人认识圣人，也是如此。听说圣人是人中出奇的人，身上长有奇特的骨头，智慧才能广博通达，就称他为圣人了。待他们去识别圣人的时候，并不是仓猝见一面，或匆匆忙忙地听到一句半句话，就把他称做“圣人”的。与圣人生活在一起，跟他学习，然后才知道他是不是圣人。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子贡侍奉孔子，一年，自称超过了孔子;两年，自认与孔子相同;三年，自己知道不及孔子。当子贡侍奉孔子一两年时，不知道孔子是圣人，三年之后，这才知道他是位圣人。从子贡知道孔子是圣人，三年才能确定这件事上看，俗儒没有子贡的才能，他们见到圣人，不跟他学习，凭仓猝之间的观察，又没有三年的接触，自称知道了圣人，是完全错了!
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孔子的门徒几次满堂，几次跑光。只有颜渊不离开孔子，惟独颜渊知道孔子是位圣人。弟子们离开孔子归附少正卯，说明他们不仅不能识别孔子是圣人，同时也不能识别少正卯的邪佞，弟子们都胡涂了。子贡说：“少正卯，是鲁国有名望的人，您执政以后，为什么首先要杀他呢?”孔子说：“端木赐，你走开吧，这不是你所能懂得的事。”像子贡那样一位有才能有智慧的人，尚且不能识别圣人，俗儒见到圣人，自称能够识别，太荒诞了!
从俗儒不能识别圣人说来，也就知道他们不能识别凤凰与麒麟。假如凤凰的翅膀又长又宽，麒麟的身体又高又大，那么见到它们的人认为它们不过是大鸟巨兽罢了，怎么能识别它们是凤凰、麒麟呢?如果一定要以形体巨大为标准来辨别是不是凤凰、麒麟，那么他们识别圣人也应该用是否巨大来衡量了。春秋之时，鸟中有叫爰居的大鸟，不能把它当作风凰;长狄人来了，不能把它当作圣人。然而凤凰、麒麟与一般鸟鲁是相同的，世人见了它们，用什么去识别呢?如果认为中原一带没有，是从边远地区到来才识别了它们的，那么这就和鸜鹆一样了。鸜鹆，不是中原一带的飞禽，凤凰、麒麟也不是中原一带的禽兽。都不是中原一带的动物，俗儒为什么说鸜鹆出现是凶兆，而凤凰、麒麟出现是祥瑞呢?
有人说：“汉宣帝的时候，凤凰停落在上林苑，有千千万万只鸟跟随着它。因为它是所有的鸟的首领，圣明神奇与众不同，所以无数的鸟随从着它。如果看见大鸟飞来停下，无数的鸟随从着它，那么这就是凤凰了。因此凤凰可以识别，那么，麒麟也可据此而确定了。凤凰与麒麟同一属性，凤凰出现，无数的鸟随从着它;麒麟出现，各种野兽也应该随从着它。考察《春秋》上记载的麒麟，没有讲各种野兽随从着它。汉宣帝、汉武帝时都获得麒麟，没有各种野兽跟随着它的`记载。如果因为麒麟被人所捕获，跟随它的野兽逃散了，那么凤凰不是人所捕获的，是自己飞来的，跟随它的鸟应该看得见。《尚书》上说：“《箫韶》乐曲演奏了九次，凤凰飞来朝拜。”《尚书大传》上说：“凤凰栖息在大树上。”没有记载无数鸟跟随它这件事。难道宣帝时所招来的凤凰同古代的有差别吗?
有人说：“这是记事的人漏记了这种情况。唐尧、虞舜的时候，凤凰确实有鸟跟随着它。过去的时代久远了，记事难免有遗失，经书上的文字，不能完全用它来证实凤凰没有鸟跟随的说法。”既然有实际上存在而记事者漏记的事，也就会有实际上不存在而记事者凭空编造出来的事。如果是这样，儒者书写的东西，很难用它来证明什么事情，根据有众鸟跟随这一点来识别凤凰，也同样得不到证实。况且人有凭着奸诈狡猾而聚集徒众的，鸟也有凭着狡诈使群鸟跟从的。是不是唐尧、虞舜的时候出现的凤凰忠厚老实，汉宣帝时候出现的凤凰狡诈呢?不然，为什么它们都有圣人的品德，而行为却大不相同呢?没有众鸟跟从的，也许是凤凰;有群鸟跟随的，也许并不是凤凰。
君子生活在世间，坚持清高的节操，不广泛聚集党羽，出入行动，没有人随从。强横狡诈的人，骄横傲慢，往来进退，有很多人跟随。凤凰是鸟中的君子，一定要以随从的鸟多来识别凤凰，那么狂放狡诈的人就成为君子了。歌曲越是美妙动听，跟着唱的人就愈少;行为道德越清高，和他交往的人就愈少。鸟兽的情况也是如此。一定要用随从的多少来识别凤凰，这就等于把跟着唱的人多的歌曲说成是美妙的歌曲一样。龙与凤凰是属于同一类的。汉宣帝的时候，在新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条黄龙，各种蛇并没有跟随它。神雀和鸾鸟，都是众鸟的首领，它们的仁义圣明虽然赶不上凤凰，但跟随它们的鸟起码也应有数十只。信陵君、孟尝君豢养三千食客，被称为贤君，西汉将军卫青和将军霍去病，门下没有一个食客，也被称为名将。太史公说：“盗跖横行天下，聚集党徒数千人。伯夷、叔齐，隐居在首阳山中。”鸟兽的操行，与人相类似。人即使得到许多徒众，也不足以用来识别他是否贤良，以鸟跟随的多少来识别凤凰，又怎么行呢?
有人说：“凤凰、麒麟，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物。太平盛世，就可以见它们到来。但是也有不是太平盛世时到来的。鸟兽有奇骨异毛，卓绝与众不同，这就是凤凰、麒麟了，为什么不能够识别呢?”凤凰、麒麟，通常是在太平盛世到来，春秋的时候，麒麟曾经猜测孔子要当王而出现过。光武皇帝在济阳出生，凤凰飞来停落在那里。光武皇帝出生的时候，正是汉成帝、汉哀帝在位的时期，当时不是太平盛世而凤凰来了。假如凤凰是因为光武皇帝有圣德而来的，这就是为圣王出生而出现的祥瑞，不是天下太平的征兆。嘉瑞之物有时预兆太平盛世，有时预兆圣王出生，它实在难于预知。单凭太平的时候去检验它，怎么行呢?
有人说：“凤凰、麒麟，出生是有族类的，像龟和龙有族类一样。龟固然生龟，龙固然生龙，形状色彩大小，后者与前者没有什么差别。看见他的父亲，就可以了解他的子孙，为什么不能识别呢?”平常的东西都有族类，祥瑞之物没有族类是偶然出现的，所以称为“德行的征兆”。龟、龙就是这样的征兆。人们见了神龟、灵龙能识别它们吗?宋元王的时候，一个渔夫用网捕捉到一只神龟，渔夫并不知道它是神龟。现在的俗儒，如同渔夫之类的人一样。根据渔夫不能识别神龟，也就知道一般人不能识别灵龙了。
龙有时像蛇，蛇有时像龙。韩非说：“像鹿的马价值千金。”良马有像鹿的，神龙有时就像蛇。如果确实有这种族类的话，那么形状、颜色就不应当有差别。王莽的时候，有只鸟像马一样大，羽毛五色有如龙一样的花纹，与数十只鸟停落在沛国的蕲县。汉宣帝时，有凤凰停落在地上，身高五尺，与上面讲的“如马”的大鸟身高是相同的;羽毛五色纹彩，与上面讲的“五色龙文”颜色是完全一样的;众鸟数十，与前面讲的“俱集”、“附从”是同样的。如果根据汉宣帝时凤凰的形体、颜色以及众鸟跟随这种情况来考察识别凤凰，那么王莽时招来的鸟，就是凤凰了。如果确实是凤凰，那么因为它是王莽招来的，就不应该是祥瑞了。如果不是凤凰，那么它在形体、颜色、有鸟跟随这些特征上为什么又都与凤凰相同呢?
况且祥瑞都是由天地间的“和气”产生的，它生长于平常的事物之中，而具有奇特的本性，就成为祥瑞。所以凤凰的到来，就如赤乌的降落一样。说凤凰有族类，赤乌同样有族类吗?嘉禾、醴泉、甘露三种东西，嘉禾生长在一般禾之中，与一般禾的穗不同，就称之为嘉禾;醴泉、甘露，出来就特别甘美，都是从一般的泉水、露水中产生出来的，并不是天上有甘露之种，地下有醴泉之类，圣君公平治理天下，醴泉、甘露才能浸润、降落而产生出来。蓂荚、朱草也生长在地上，夹杂在众草之中，没有固定的根茎，暂时产生出来，十天半月就枯折了，所以称之为祥瑞。
凤凰、麒麟也是祥瑞之物，它们会有什么种类呢?考察周朝天下太平，越常贡献白雉。白雉，生得短小而毛是白色的罢了，并非专有白雉这种种类。鲁国人捕获长有角的獐，称之为麒麟，也许它是獐生出来的，并非有麒麟这种种类。由此说来，凤凰也许是天鹅喜鹊生出来的，只是羽毛奇异特殊，它的出生与众鸟不同，就称它为凤凰罢了，怎么与众鸟是不同的种类呢?有若说：“麒麟对于一般走兽，凤凰对于一般飞鸟，泰山对于一般土堆，河海对于一般溪流水洼，都属于同类。”那么，凤凰、麒麟都与一般鸟兽同属一类，只不过形体、颜色奇异罢了，怎么是不同的种类呢?
同类中有奇异的，奇异之物是世上不常有的，世上不常有就很难弄清楚，又怎能识别它呢?尧生下丹朱，舜生下商均。商均、丹朱，是尧、舜的后代，骨相情性不同罢了。鲧生下禹，瞽瞍生下舜。舜、禹，是鲧、瞽瞍的后代，才智德性大不相同。试种下嘉禾的种子，不一定能够长出嘉禾。经常见到的粢、粱这类一般谷物，茎穗也有生得很奇异的。人们见了叔梁纥，不会知道他是孔子的父亲;见了伯鱼，不会知道他是孔子的儿子。张苍的父亲身高五尺，张苍身高八尺，张苍的孙子身高六尺。汉宣帝时的凤凰身高五尺，生这只凤凰的鸟也许只有二尺高，后面所生的鸟也许才只有一尺高，哪会有固定不变的种类呢?
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类，所以曾皙生下曾参，曾参的气质性格世上少有，颜路生下颜回，颜回是古今卓绝的人物。有千里马，它不一定是骐骥生下的小马;有仁圣之鸟，它不一定是凤凰的幼鸟。山顶上的溪流，与江湖不相连接，然而溪中有鱼，这是水中的精气自然产生的。废弃朽坏了的殿庭，屋基上长了草，这是地中的精气自然产生的。察看溪水中的鱼，殿基上的草，没有种类而产生，祥瑞之物应时而来，天地之间未必有它的种类。
祥瑞的出现和灾异的出现道理是相同的。祥瑞与善政相适应，灾变与恶政相适应，善政与恶政虽然相反，它们在作为征兆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灾变之物没有种类，祥瑞之物同样也没有种类。阴气与阳气，都是天地产生的气，遇到善政就成为和谐之气形成祥瑞，遇到恶政就成为变异之气造成灾变，哪里是天地有意识地根据政治的善恶，另外制造出和谐之气与灾变之气呢?然而祥瑞之物的出现，恐怕也没有什么种类，由于遇到善政而兴起，气和谐而产生出来。也有时政治安定阴阳之气和谐，但众物自身发生变生，如果在春天，那么鹰变成了鸠;在秋天，鸠就变化为鹰，蛇鼠一类的东西就变为鱼鳖，蛤蟆变为鹌鹑，雀子变成大蛤蜊等等。万物随着阴阳之气变化，不能说是没有这种事。黄石变成老翁，传授兵书给张良，离去后又转变为黄石，这些事当世的儒生是知道的。有时天下太平阴阳之气和谐，獐变成了麒麟，天鹅变成了凤凰。所以一种东西的气质特性总是随时发生变化的，怎么能断定有固定不变的种类呢?褒姒，是黑蜥蜴的女儿，由两条龙的唾液产生而来。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是熊罴的后代。吞吃燕卵而生契、吃薏苡而生禹、踩巨人足印而生稷的传说，世上的人都相信这种说法，怎么却偏偏说祥瑞之物有固定不变的种类呢?根据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类这一点来判断，根据人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类这一点来分析，根据形体经常发生变化这一点来议论，凤凰、麒麟的出生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类，那么它们的形体、色彩为什么一定要相同呢?
考察《礼记·瑞命篇》里说：“雄的叫凤，雌的叫凰。雄凤的鸣叫声是‘即即’，雌凰的鸣叫声是‘足足’。”《诗经》里说：“那高高的山冈上长着梧桐树。在向着太阳的一面凤凰在鸣叫。梧桐树叶茂盛，凤凰叫声噰噰喈喈。”《瑞命篇》与《诗经》都讲了凤凰的鸣叫声，《瑞命篇》的说法是“即即、足足”，《诗经》上的说法是“噰噰喈喈”，这是鸣叫声不相同。如果《瑞命》、《诗经》所记载的凤和凰的叫声确实不同，那么它们的形状就应该不一样。如果凤和凰的叫声确实相同，《诗经》与《礼记》里形容它们的叫声却不相同，历代相传把它们当作凤和凰的叫声，就值得怀疑了。
考察鲁国捕获麟的记载，说：“形状像獐而长着角”。说：“形状像獐”，是它的毛色像獐的毛色。獐的毛色是固定不变的，就像鸟的毛色固定不变一样。周武王的时候，火落下来变成了乌鸦，说“它的毛色是红的”。红不是乌鸦本来的颜色，因此说“它的毛色是红的”。如果像獐但毛色不同，也应当讲清它的颜色是白的或是黑的。现在事实上鲁国捕获的麟与獐的颜色相同，所以说成“形状像獐”。獐没有长角，不同于本来的样子，所以说成是“长着角”。如果是这样，鲁国所捕获的麟，只是形状上像獐。汉武帝的时候，到西部巡狩，捕获得一只白色的麟，头上长一只角，每只蹄子上有五个脚趾。角也许相同，讲有五个脚趾，是足不相同。鲁国捕获的麟，只讲“形状像獐”，不讲毛色，因为与獐的毛色没有什么不同。汉帝武时讲“捕获白麟”，毛色是白的与獐不同，所以不讲“形状像獐”，而确切地讲“白色的麟”，是毛色与獐不相同。汉宣帝的时候，九真郡进贡，献了一只麟，形状像鹿但长有两只角，这就和汉武帝时所说的一只角的麟不相同了。春秋时的麟像獐，汉宣帝时的麟像鹿。鹿与獐大小相差一倍，体态根本不相同。
鲁哀公、汉武帝、汉宣帝的时候，麟的毛色、角趾、身体高大各不相同。由此情况去衡量后代，麟的出现必定不与前面出现的相同，这是很清楚的。麒麟、凤凰这一类东西，前后出现的麒麟形体毛色各不相同，想以汉宣帝时所见到的高有五尺，羽毛有五彩花纹的凤凰作为标准，依据前面的标准去比较后面的，倘若再出现凤凰，就说它与宣帝时所见的凤凰相同，这就错了!以后倘若再出现凤凰、麒麟，必定不会和以前出现的相类似，然而俗儒自称见到它们就能识别出来，这怎么行呢?
考察鲁国人捕获的麟，不敢确切地取名“麒麟”，说是“像獐而长有角”，因为当时确实无法识别它。汉武帝让谒者终军评论这件事，终军说：“野兽的两只角合并长在一起，象征天下都归附西汉。”不能确切地命名为“麒麟”，而说成“野兽”，是因为终军也怀疑是不是麒麟而无法加以肯定的缘故。现在俗儒的才智，不能超过鲁国人与终军，他们见到凤凰、麒麟，必定也只是怀疑这种禽兽不是一般的鸟兽罢了，怎么能确定它们是凤凰、麒麟呢?
从形体、毛色方面来说，不一定相同。从随从的鸟兽多少来判断，不一定准确。从很少出现这方面来说，有鸜鹆飞来筑巢的事实。从骨相奇特来说，圣人有奇特的骨体，贤者也有奇特的骨相。圣人贤人的骨相都奇特，人们就无法区别他们谁圣谁贤。就圣、贤这一点来说，圣鸟、圣兽和一般鸟兽相比也都各有奇特之处。然而圣人贤人之中也有智慧卓绝而骨相却没有什么特殊的;圣鸟贤兽之中也有仁慈、善良、廉洁、清高而形体并不奇特的。世上有的富贵之人，并不是圣人，身上有奇骨只是作为富贵的征象，而不是作为圣人、贤人的证明。然而鸟中也有毛色五彩的，兽中有长一角的，但并不是仁圣的鸟兽。如果是这样，前代所见到的凤凰、麒麟，怎么知道它就不是一般的鸟兽呢?现在所见到的鹊、獐这类的鸟兽，又怎么知道它们不是真的凤凰和麒麟呢?
现在是圣人在位的时代，像尧、舜那样的君王，普遍地施行道德教化，仁圣的东西，为什么不产生呢?也许已经有凤凰、麒麟混杂在天鹅、喜鹊、獐、鹿之中，而世上的人没有认识出来。美玉隐藏在石头中，楚王、令尹不能识别出来，所以造成卞和抱玉泣血的悲痛。现在，或许凤凰、麒麟由于它们仁圣的情性，隐藏在一般的鸟兽之中，没有只长一只角或毛羽五色这样的特征把它们标志出来，世上的人因此而不能识别它们，好比宝玉隐藏在石头中，用什么去识别它们呢?因为这篇文章起草于永平初年，当时正有祥瑞出现，汉明帝布施恩惠，各种祥瑞都一齐来了。到了元和、章和年间，汉章帝发扬德教，天下太平，嘉瑞奇物，同时都应和而出，凤凰、麒麟，连接重复出现，比五帝之时更为兴盛。这篇文章已经写完，所以就没有记载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