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挑责任,走向灵魂的高处作文（精选2篇）
篇1：肩挑责任,走向灵魂的高处作文
肩挑责任,走向灵魂的高处作文
一汪清泉，润泽心灵滋养生命;一份责任，洗濯灵魂充实人生。生活在低处，灵魂在高处。走在生命的旅途，唯有肩挑责任，方能走向灵魂的高处。
肩挑责任，思黎元，忧天下。
咀嚼时代苦难的杜甫告诉我们，“甫者少年日，早充观国宾”是责任。他瘦削的肩头，有着推不掉的重量;掮住黑暗闸门的鲁迅告诉我们，“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责任。他坚定的双眸，迸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穿梭于刀光剑影的李如松告诉我们，“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是责任。他声声呐喊中，蕴含持戟天涯以报君的信念!
以天下为己任，英雄墨客以一颗责任之心，挥羊毫笔，吐豪言壮志，持凌厉剑，御侵略盗寇。责任使伟人跳出尘世的樊笼，走向灵魂的`高处，镌刻不朽丰碑。
肩挑责任，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人应有之。
跨越海峡，跨越偏见，张平宜挑起解救麻风村人之责，抢回辍学的孩子，为民向政府拿地，她放下荣华，肩挑责任，书写璀璨人生。生命多舛，身陷桎梏，身患小儿麻痹的李彪庆却担起帮助其他残疾人之责，建“阳光修理中心”，让残疾人找到人生向标。
平凡亦能彰显伟大。普通人以一颗责任之心，用奉献谱写绚烂人生，用行动诠释责任之道，举起生命的重量，跨上生命的另一个高度。他们虽不高大，却让人仰望。
作为中学生，我们担负着父母的期望、祖国的未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若人人心存责任，大学毕业生沉湎网络、虚度七年光阴之事怎会上演?终日赋闲在家，无所事事，吃老啃老之人又怎会再生?
“人不能没有责任，就像小鸟不能没有翅膀，世间不能没有太阳。”何不用责任奏响卉馨人生?何不用责任为社会点缀芬芳?
明责任之理，是为智者。
倡责任之道，是为仁者。
行责任之事，当为勇者。
以责任之心勾勒光霁人生，摹一帘淡月，浸染流风，嵌灿烂星辉!
肩挑责任，走向灵魂的高处!
篇2：肩挑责任,走向灵魂的高处作文
陈映真曾以许南村的笔名发表过《试论陈映真》,文中谈及到他的青少年时代。“1958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剧而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陈映真背负着自己的少年情绪,在早期的创作中不断去表现在乌托邦式理想下人的孤独,彷徨和绝望,甚至是一种依附现实的荒谬。有些作品干脆以此为题,如《凄惨的无言的嘴》、《一绿色之候鸟》。《乡村的教师》中对吴锦翔的刻画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再次质疑:‘能吃吗?人肉咸咸的啦,岂是能吃的吗!’众人敷衍地说:‘自然,自然。人肉是咸的,哪能吃呢?’这时,吴锦翔却出人意外地说:‘我就吃过’”。民族分裂的时代,二二八以后弥漫的令人窒息与绝望的氛围,甚至他的学生又要应召入伍上战场了,这残酷的现实又碾碎了他重新萌发的希望,他的精神全面崩溃了。“南方的记忆,袍泽的血和尸体,以及心肌的叮叮咚咚的声音,不住地在他的幻觉中盘旋起来,而且越来越尖锐了”,吴锦翔在自杀前表现出了一张难以承受的精神折磨,无疑也掺杂着一种唯美的意境。社会压力与空泛理想的纠缠也弥漫在他的早期小说中。例如在《我的弟弟康雄》中,康雄的经历与日记片断以及“我”沉沦的忏悔不断相平行叙述,隐含着一种趋向死亡的迷茫,是对世界感到虚无的孤独灵魂的刻画。
在台湾遭受侵略、掠夺的社会环境下,陈映真这位敏感的作家无法走出自己负伤累累的忧郁心灵,他试图用基督精神和人道主义抹淡历史记忆。在社会变革演进时期,作为知识分子的他,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坎坷的人生际遇,从而使生活经历繁杂而沧桑,精神世界不断丰富。处在这样的社会景况下,作家的创作取向会不自觉地牵扯到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从中透露的是苍白惨绿下的种种死亡迷惑。
二、喜剧的讽刺和现实的批判
“1966年以后,契柯夫式的忧郁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煽情的、浪漫主义的抒发继而被冷静的现实主义分析所取代”。年代前期,陈映真广泛采用意识流等手法,他的作品偏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到了70年代中期,他又执迷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发掘和中国传统的刻画人物的方法。
《唐倩的喜剧》是他的创作风格开始改变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以女主人公唐倩从恋爱到试婚到结婚的过程实质就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读书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会思潮的真切反映。陈映真借小说中荒唐、伪善和可笑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自己对追慕西化的社会思潮的人物的批判与嘲讽。这种批判与嘲讽,在精神层面上,就是在批判奴性,批判我国国民性中的奴性,鞭挞了他们自私虚伪、卑鄙污秽的灵魂,使他们原形毕露。另一方面,谈论到陈映真创作风格的转变,自然就会涉及到他在1959年至1967年文学创作时的创作方法。在台湾文学研究界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他在这个时期,或其中的一段时间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在这样的中国现代史中,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作家是不能、也不屑于捡拾西方颓废的、逃避的文学之唾余,以自欺自渎的。因此,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革新意识的现实主义,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全局去看,是中国文学的主流。”陈映真从这开始走上一条引人注目的创作道路。随着作家生活面的扩大,视野的拓展,其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在发生变化。《面摊》、《死者》和《祖父和伞》等为我们展示了台湾20世纪四五十年代底层人民生活贫困的情景。这一类作品,或写乡民流浪在台北街头摆摊求生,或写民工离家开矿客死他乡,或写下层民众在赤贫化生存环境里的精神窒息。其中,《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等作品,描写了城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生存困境以及理想的破灭,从这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市镇小市民社会在工商社会资金积累吞吐运动中的沉落。这些小说,不管是从表现手法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体现了更为宽阔的角度,更为开放的现实主义,是台湾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印记。
三、爱国主义和民族独立情怀
从之前的八年牢狱之灾到再次被台湾文坛关注,已是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陈映真作为乡土派论战一员,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高举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文学旗帜。这段时期的作品往往以“反对崇洋媚外,强调民族自尊”为主题,描写外资入侵下的台湾社会的变质及人性的扭曲,侧面反映了外资入侵下人被驱使、被奴役的一种社会现象。《夜行货车》的结局刘小玲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选择与詹重归于好,连夜携手还乡,登上了夜行的货车回到南部乡下。爱情和人生的选择,也是民族归属的选择。小说具有浓烈的民族气息,包含着以乡土文化抗击外来文化的意味。《云》、《万商帝国》,除了延续《夜行货车》《上班族一日》批判跨国资本,同时更拓展文本的空间,试图透过一场工会组织、一次跨国行业会议抵抗资本消费社会,最后只能精神崩溃、落荒而逃。“只为了保全自己,就不惜欺诳这别人和自己一一每个人都明知自己在欺诳着别人和自己一一而不去说破……”这一系列小说给台湾民众当头一棒的警醒,激发爱国主义情怀来试图寻求自己民族的自尊、独立,“鲁迅的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陈映真标榜鲁迅,隐隐暗含着本是同根生的民族自尊,他的的爱国情结由此牵连着他的余生。
陈映真的小说创作风格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多样化,不断走进灵魂的过程。他早期到后期的发展方向是愈来愈清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风格独特,蹊径独辟,再到乡土情结下爱国主义情怀的涌动。追求意义的陈映真,在现实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始终深化自己的创作,与时事紧密相连,攀登自己灵魂的高处,自己也成为一种意义。对许多人而言,他那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主义,他那忧国忧民的的人性关怀和爱国主义,对人性抱持更高价值的期待,使他成为一种崇高精神的化身,成为文学实践上的精神砥柱,使他自己走向灵魂的更高处,也使更多的人走向灵魂的更高处。
参考文献
[1]周立文.陈映真:做祖国忠诚的儿子[N].光明日报,2006-12-17(5).
[2]陈映真.归乡[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4.
[3]魏宏瑞.忧郁与倔强的勇者——略论陈映真的小说创作[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8,3.
[4]胡秋原.《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J]1998-2-25.
[5]陈映真.试评金水婶[M].陈映真文集(文论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220.
[6]陈映真.陈映真小说集4[M]洪范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