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让座的得与失的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论让座的得与失的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共8篇）

篇1：论让座的得与失的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社会实际活动是大学生“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作贡献”的重要途径。离开社会实践，大学生的成长便失去了源泉、阳光和土壤。如果我们将课外实践活动局限在校内和书本的狭隘范畴，必然会因为忽视操作性训练、忽视应用理论于实践而大大局限学生的发展，而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的却是海阔天空的锻炼舞台，是探索真理的发展的源泉，能全方位促进其成长成才。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良好形式，已成为大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和新农村建设、服务基层和群众的重要渠道，在提高思想觉悟、培养锻炼才干、促进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了为期5天的调查活动，我们小组圆满的完成了这次的社会实践任务。针对论让座的得与失的调查，我们小组旨在通过这次社会调查，分析当今社会，人们的道德情况与遵守社会公德的意识。

通过调查显示：

1、公民社会公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不太乐观。

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先不论经济和军事实力怎么样，就全民素质而言，我们国家的公民道德素质正在不断地上升着。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但是，现在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少数不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在，这些人不但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也给我们国人的脸上贴了黑。

还记得几十年前，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中是油尖嘴滑的形象。那时的一些留学生为了占小便宜，甚至在公用电话投掷的硬币上拴上了线，投进去又能拽出来，而后来的防盗公用电话就是专门因为这些留学生应运而生的发明。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有些人做的事情是令人发指的。

而在如今国民素质逐渐攀升的现在，有些现象的发生还是会令我们心寒。

在我们对公交车的让座情况的统计数据来看，现今让座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人能够主动自觉地为他人让座，并且公交车上的不文明现象也减少了许多。得出这个结论是利用几年前的数据与我们的数据以及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对比所得出的。但情况只是有所好转，不让座、不文明的现象还是存在的。这让我们体会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任重而道远。

2、让座成了年轻人的一种主流。

通过我们调查可以看到，现今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的人中有90%以上都是年轻人。由此可见，让座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表现的一种主流趋势。这是大家很乐于看到的，我们通过这次实践调查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善良与蓬勃的朝气。我们同时也相信，这种主流一定引导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社会重视年轻一代，同时年轻人也有着回报社会的强烈信念。一个人道德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一小步，而整个民族的道德提升则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步。我们坚信，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3、让座的得与失。

这是我们调查的主题，也是我们感受颇深的内容。让座，这个小小的举动会有什么得失呢？有句俗话讲到：“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座的举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良好道德的体现，而从社会的大角度去看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

让座者，不仅让自己的品质得到了升华，也对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进作用；不让座者，失去的不仅是自己的道德底线，更失去了别人对于他自己的尊重。这种失去，是追悔莫及的。

通过这次调查我也体会到了许多在学校里无法学到的东西。公民道德是一双无形的大手，通过它的约束与塑造我们才有了如今的和谐社会。在此真挚地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1、公民社会公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不太乐观。

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先不论经济和军事实力怎么样，就全民素质而言，我们国家的公民道德素质正在不断地上升着。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但是，现在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少数不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在，这些人不但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也给我们国人的脸上贴了黑。

还记得几十年前，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中是油尖嘴滑的形象。那时的一些留学生为了占小便宜，甚至在公用电话投掷的硬币上拴上了线，投进去又能拽出来，而后来的防盗公用电话就是专门因为这些留学生应运而生的发明。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有些人做的事情是令人发指的。

而在如今国民素质逐渐攀升的现在，有些现象的发生还是会令我们心寒。

在我们对公交车的让座情况的统计数据来看，现今让座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人能够主动自觉地为他人让座，并且公交车上的不文明现象也减少了许多。得出这个结论是利用几年前的数据与我们的数据以及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对比所得出的。但情况只是有所好转，不让座、不文明的现象还是存在的。这让我们体会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任重而道远。

2、让座成了年轻人的一种主流。

通过我们调查可以看到，现今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的人中有90%以上都是年轻人。由此可见，让座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表现的一种主流趋势。这是大家很乐于看到的，我们通过这次实践调查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善良与蓬勃的朝气。我们同时也相信，这种主流一定引导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社会重视年轻一代，同时年轻人也有着回报社会的强烈信念。一个人道德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一小步，而整个民族的道德提升则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步。我们坚信，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3、让座的得与失。

这是我们调查的主题，也是我们感受颇深的内容。让座，这个小小的举动会有什么得失呢？有句俗话讲到：“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座的举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良好道德的体现，而从社会的大角度去看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

让座者，不仅让自己的品质得到了升华，也对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进作用；不让座者，失去的不仅是自己的道德底线，更失去了别人对于他自己的尊重。这种失去，是追悔莫及的。

通过这次调查我也体会到了许多在学校里无法学到的东西。公民道德是一双无形的大手，通过它的约束与塑造我们才有了如今的和谐社会。在此真挚地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篇2：论让座的得与失的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通过调查显示：

1、公民社会公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不太乐观。

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先不论经济和军事实力怎么样，就全民素质而言，我们国家的公民道德素质正在不断地上升着。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但是，现在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少数不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在，这些人不但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也给我们国人的脸上贴了黑。

还记得几十年前，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中是油尖嘴滑的形象。那时的一些留学生为了占小便宜，甚至在公用电话投掷的硬币上拴上了线，投进去又能拽出来，而后来的防盗公用电话就是专门因为这些留学生应运而生的发明。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有些人做的事情是令人发指的。

而在如今国民素质逐渐攀升的现在，有些现象的发生还是会令我们心寒。

在我们对公交车的让座情况的统计数据来看，现今让座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人能够主动自觉地为他人让座，并且公交车上的不文明现象也减少了许多。得出这个结论是利用几年前的数据与我们的数据以及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对比所得出的。但情况只是有所好转，不让座、不文明的现象还是存在的。这让我们体会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任重而道远。

2、让座成了年轻人的一种主流。

通过我们调查可以看到，现今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的人中有90%以上都是年轻人。由此可见，让座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表现的一种主流趋势。这是大家很乐于看到的，我们通过这次实践调查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善良与蓬勃的朝气。我们同时也相信，这种主流一定引导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社会重视年轻一代，同时年轻人也有着回报社会的强烈信念。一个人道德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一小步，而整个民族的道德提升则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步。我们坚信，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3、让座的得与失。

这是我们调查的主题，也是我们感受颇深的内容。让座，这个小小的举动会有什么得失呢?有句俗话讲到：“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座的举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良好道德的体现，而从社会的大角度去看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

让座者，不仅让自己的品质得到了升华，也对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进作用;不让座者，失去的不仅是自己的道德底线，更失去了别人对于他自己的尊重。这种失去，是追悔莫及的。

通过这次调查我也体会到了许多在学校里无法学到的东西。公民道德是一双无形的大手，通过它的约束与塑造我们才有了如今的和谐社会。在此真挚地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1、公民社会公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不太乐观。

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先不论经济和军事实力怎么样，就全民素质而言，我们国家的公民道德素质正在不断地上升着。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但是，现在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少数不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在，这些人不但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也给我们国人的脸上贴了黑。

还记得几十年前，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中是油尖嘴滑的形象。那时的一些留学生为了占小便宜，甚至在公用电话投掷的硬币上拴上了线，投进去又能拽出来，而后来的防盗公用电话就是专门因为这些留学生应运而生的发明。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有些人做的事情是令人发指的。

而在如今国民素质逐渐攀升的现在，有些现象的发生还是会令我们心寒。

在我们对公交车的让座情况的统计数据来看，现今让座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人能够主动自觉地为他人让座，并且公交车上的不文明现象也减少了许多。得出这个结论是利用几年前的数据与我们的数据以及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对比所得出的。但情况只是有所好转，不让座、不文明的现象还是存在的。这让我们体会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任重而道远。

2、让座成了年轻人的一种主流。

通过我们调查可以看到，现今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的人中有90%以上都是年轻人。由此可见，让座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表现的一种主流趋势。这是大家很乐于看到的，我们通过这次实践调查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善良与蓬勃的朝气。我们同时也相信，这种主流一定引导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社会重视年轻一代，同时年轻人也有着回报社会的强烈信念。一个人道德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一小步，而整个民族的道德提升则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步。我们坚信，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3、让座的得与失。

这是我们调查的主题，也是我们感受颇深的内容。让座，这个小小的举动会有什么得失呢?有句俗话讲到：“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座的举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良好道德的体现，而从社会的大角度去看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

让座者，不仅让自己的品质得到了升华，也对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进作用;不让座者，失去的不仅是自己的道德底线，更失去了别人对于他自己的尊重。这种失去，是追悔莫及的。

通过这次调查我也体会到了许多在学校里无法学到的东西。公民道德是一双无形的大手，通过它的约束与塑造我们才有了如今的和谐社会。在此真挚地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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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论数学竞赛的得与失

现代意义的中学生数学竞赛源于匈牙利1894年举行的一次数学竞赛。继匈牙利之后, 罗马尼亚于1902年组织过数学竞赛。此后30多年, 再没有其他国家举行此类赛事。直到1934年, 苏联开始在列宁格勒举办中学数学竞赛, 第一次把数学考试与奥林匹克体育竞赛联系起来,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由此而得名。1959年7月, 罗马尼亚罗曼 (Roman) 教授在罗马尼亚古都布拉索举行第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简称IMO) , 之后每年7月 (一般在中旬) 举行一届, 轮流在世界各地举行, 参赛选手是20岁以下的中学生。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和培养数学人才,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 加强科技领域的后备力量, 促进各国数学教育的交流与共同进步。

2 数学竞赛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的数学竞赛最早开始于1956年, 主要由华罗庚、苏步青等一批数学家发起, 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 首次中学生数学竞赛只在个别大城市举行, 还没有推广普及到全国。自1996年, 此后十几年, 我国数学竞赛一直处于休眠状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才逐步恢复。这一时期, 数学竞赛得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 竞赛的试题质量进一步提升, 竞赛的规模逐步扩大, 从个别城市向全国发展, 从高中数学竞赛向初中、小学延伸, 竞赛的规则制度更加完善。自1981年以来, 我国举办了各式各样的国内数学竞赛, 选拔了一大批青年数学人才, 为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奠定了基础。我国于1985年首次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并屡次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比如, 今年第54届IMO在哥伦比亚落幕, 我国参赛选手又一次获得团体总冠军。据统计, 截至2013年7月, 我国共参加28次IMO, 获得了18次总冠军, 成为世界上获IMO总冠军最多的国家。

3 数学竞赛的影响

从宏观层面讲, 数学竞赛的开展, 特别是IMO在中国的举办, 提高了人们对数学重要性的认识, 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数学竞赛作为选拔人才、激励人才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有助于激发青少年崇尚数学、追求真知、大胆创新、刻苦攻关的热情,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它引起了我国中、小学数学教材的重大改革, 改变了传统数学课堂注重数学基本知识的教学导向, 打破了初等数学的封闭体系, 使初等数学推陈出新。同时, 它促进了中、小学数学教师观念的转变和知识的更新, 使教师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从微观角度来看, 开展适当适量的数学竞赛活动, 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数学思维, 严谨学生的逻辑推理, 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能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增添活力。然而, 数学竞赛活动的过度开展和非正当动机, 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得从1991年第31届IMO在我国的成功举办说起, 由于我国选手在历届IMO中, 一直名列前茅, 让全世界对中国的数学教育刮目相看, 从而我国掀起了一股数学竞赛热潮, 各大高校、普通中学以及广大家长也被深深卷入其中。再加上我国部分高校招生时把数学竞赛的获奖情况作为高考加分和免试录取的条件之一。这更加助长了这股热潮的影响力。这股热潮, 既有中华民族数学潜能的激活, 也有功利思想的驱动, 还有创收动机的推波助澜。

学习数学如同审美, 应超然物外, 这样才能进入审美的境界, 产生审美的愉悦。参加数学竞赛, 应该是追求真理, 探索创新的过程。在竞赛中渴望取得好成绩无可厚非, 但是将成绩和名次作为个人的追求与抱负, 未免过于功利。奥数本身并没有错, 但是人人学奥数, 会使其变味, 而把奥数作为争取高考加分和免试录取的首选渠道更是可悲。陈景润甘于清贫, 几十年如一日, 证明了“1+2”问题, 使得哥德巴赫猜想有了突破性进展。欧拉晚年双目失明, 口述论文60余篇, 为数学各个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 过分的功利化湮没了学生的好奇心, 羁绊了学生探索创新的脚步, 正如有人说,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高斯, 是因为中国的聪明人都想着升官发财。

另外, 严酷的竞赛也有可能扼杀学生的想象力, 窒息其创造性思维。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说:“中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了第一名, 这是中国青少年的光荣, 但是, 我要说一句, 奥林匹克竞赛中的题目都不是‘好’的数学。在几个小时内能做出来的题目, 多半是一些技巧。”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 数学发明创造的动力不是推理和论证, 而是想象力的发挥。高智商的儿童大多会成功, 但只有极少数能够取得创造性的成就, 原因就在于此。奥数出题范围绝大部分超出了所有国家的义务教育水平, 难度远远超过大学入学考试。有固定求解模式的问题一般不属于奥林匹克数学, 竞赛数学有其高超的技巧, 而这些技巧在日常教学中用得不是十分普遍, 所以没有数学天赋的学生很难领悟这些技巧, 更不要说灵活运用了。据专家研究表明, 大约5%的超智力学生适合学奥林匹克数学, 这就是说奥数教育实质上是精英教育, 而这5%的超智力学生中能通过层层筛选到达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顶峰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最后, 繁重的赛前训练还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奥数班用奇奇怪怪的题目让学生解答, 有些题目, 学生花费一天的时间也一筹莫展, 家长也是爱莫能助, 这不仅挫败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 也加深了家长对数学竞赛本质的误解, 不利于数学竞赛活动的发展。

4 结语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 对待数学竞赛, 我们要持客观辩证的态度。对获奖者, 我们应有平常心态, 对未获奖者, 我们也不能随意否定。成固可喜, 败亦欣然, 成败皆可, 重在参与。作为家长和教师, 面对奥数狂潮, 也要格外冷静, 理性思考, 要学会把握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千万不能急功近利, 拔苗助长, 把天才摧残成不健全的儿童。同步地, 学校教育在注重学生学术培养的同时, 还更应该关注他们人格的成长。其实, 最关键最核心的是, 各级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要负起责任, 明令禁止学校招生附加奥数及其他各种竞赛的条件, 让数学竞赛与升学和择校脱钩。在实施禁令的同时, 要整顿各种“冒牌奥数教练”及一些“冒牌奥数机构”, 让全社会了解真正的奥数。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数学竞赛良好的初衷, 才能为人才的成长营造健康的环境。

摘要：数学竞赛作为发现和培养数学优秀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备受人们的关注。数学竞赛尤其是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开展, 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数学竞赛的起源, 数学竞赛在我国的发展, 以及其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着重对数学竞赛的得失进行了辩证分析。

关键词：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数学,教育

参考文献

[1]张奠宙, 宋乃庆.数学教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2]罗增儒.中学数学竞赛的内容与方法.广西教育出版社, 2012.4.

[3]王青建.数学开心辞典.科学出版社, 2010.

篇4：《自然社会》的得与失

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一百周年之际，李猛推出了他令人翘首以盼的首部中文专著《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这部著作关注的是现代早期自然法学派如何从自然状态学说出发，围绕着以社会性为中心的人性学说，建构起一个人为的现代政治社会或现代道德世界。表面上看，这部以格劳秀斯、霍布斯、普芬多夫和洛克为核心论述对象的西方政治哲学著作，与一个世纪以前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的那场文化运动似乎毫无关联。不过，在笔者看来，《自然社会》却与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对那场深刻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命运的文化运动的“另类”纪念。

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争的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还是“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如果我们把“问题”与“主义”分别界定为“紧迫问题”和“根本问题”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对于任何一个转型社会来说，始终面临着这两类问题的双重压迫。今天的中国相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变的是，中国仍然没有摆脱转型社会的历史身份。在这个意义上，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回响，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每个学者当然都可以在“紧迫问题”与“根本问题”之间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取舍。但不管每个人的判断和取舍是什么，重要的是，研究紧迫问题的人要以他所认定的根本问题为指向，这样他对紧迫问题的界定和解决才不会误入“假问题”的歧途;同样，研究根本问题的人也要始终确认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紧迫问题的意义关联，不然就很容易使其研究徒具形式感，流于空洞，大而无当。

《自然社会》很显然不是对紧迫问题的研究，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它是一项对根本问题的研究呢？它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面临的紧迫的现实问题又有何启发意义呢？我们仍然可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寻找线索。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四个提倡，四个反对”：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如果从《自然社会》所关注的“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的角度来看，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和新道德的提倡具有更为根本的历史影响，对科学和新文学的提倡则更多地具有工具意义。科学重塑了人的世界观，进而摧毁了专制和旧道德的知识论基础;新文学则使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深入人心，从而为民主和新道德的建立提供了观念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社会》与新文化运动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现代人如何斩断各种传统社会关系的纽带，首先变成一个孑然独立的全新的人，然后再在彼此自由平等的身份基础上，人为构建崭新的道德体系和政治社会。李猛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鲁迅在他的小说《伤逝》中，借女主人公子君之口反复讲过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所表达的观念深刻体现了一个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人对自己的根本道德处境的理解，而《自然社会》所研究的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学说，恰恰刻画的就是这样一种现代人的道德处境。因此，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自然社会》所着力阐释的那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故事的中国版本。

不过，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不止一个，或者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由传统到现代道德世界的深刻转变今天仍处于进行时，而且在近三十多年的大变革时代中得到了一种加速度式的集中展现。当代中国许多紧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利己主义盛行，家庭观念淡化，离婚率高企，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失灵，人际关系冷漠，社会充满戾气，干群关系紧张等等，都与这个根本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自然社会》这部充满了缜密的历史文本分析的道德政治哲学著作，虽无只言片语论及中国，其实暗含了一种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至少在道德层面上，当代中国人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日益接近某种自然状态，对某些人，可能是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对另一些人，也许是普芬多夫或洛克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滕尼斯意义上的传统共同体解体之后，即便是一种机械性团结的社会也不会自动建立起来。我们的现代国家构建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些处于自然状态中、本质上彼此分离，甚至相互争斗的个体能够形成某种具有规范性基础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自然社会》就是要告诉我们，现代国家构建这个根本问题，其理论上的难点在哪里，薄弱环节有哪些。

二

《自然社会》勒口上所印的一段简明文字点出了全书的核心问题：“一个几乎上千年毫无危险的道德学说，为什么会在十八世纪突然点燃了革命的引线，摧毁了旧制度，建立了‘世界新秩序’？”正如李猛在全书第四章开篇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布赖斯之谜”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很多现当代自然法研究者，如登特列夫和塔克，都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作者会选择研究这样一个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的老问题？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核心问题直到第四章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这个问题与书名“自然社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先从书名“自然社会”说起。“自然社会”这个说法想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不过该书的副标题“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给了我们理解的线索。如果“现代道德世界”指的是“社会”，那么“自然”这个修饰词就一定来自“自然法”。因此，自然社会就是指由自然法所形塑的现代道德世界。从这个题解中可以推知，全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自然法是如何塑造了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比布赖斯之谜更大的问题。布赖斯之谜只是突出了自然法在现代道德世界中所展现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自然法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早在古典时期就已经有了，在中世纪政治思想中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为什么直到现代时期才爆发出革命的潜能？因此，布赖斯之谜是西方学者反思自己的思想传统时的一个典型的提问方式。

在笔者看来，《自然社会》形式上是在回答布赖斯之谜的提问，实际上却有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意识，那就是从西方思想传统以外的视角来观察，自然法到底如何塑造了西方人对现代道德世界的根本理解。虽然这个现代道德世界已经全球化了，我们自己也身处其中，但是由于其在发端的时刻仍然是来自一个迥异于我们自身的传统，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秉持一种外部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它的起源。这个视角的不同既表明《自然社会》关注一个世纪以前的老问题并不是简单地老调重弹，也表明这项研究的重点不仅仅在于自然法导致的革命性政治后果，更是在于自然法导致的现代人根本道德处境的彻底重构，以及根本政治问题的完全转换。由于本书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书名副标题所揭示的问题，而不是布赖斯之谜本身，因此，对布赖斯之谜的提及迟至第四章才出现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勒口上的那句话多多少少是有一点误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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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的视角决定了《自然社会》在篇章结构安排上并没有直接从布赖斯之谜和自然法传统本身开篇，而是选择从自然状态学说入手展开上篇的论述。作者认为，自然状态学说是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大发明，正是这个发明与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结合，才从根本上重塑了现代道德世界的基本面貌。作者抓住自然政治性与自然社会性这一关键区别，深刻揭示了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关于孤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不同理解，并且提出了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的人如何建立社会的现代政治秩序构建难题。这一难题为中篇和下篇有关论述的展开提供了基本的线索和视角。格劳秀斯、霍布斯和普芬多夫是上篇的三个关键人物。格劳秀斯貌似是亚里士多德的现代传人，但他的自然社会性概念在自爱与社会性之间建立关联的方式，更依赖财产和所有权的中介作用，并且把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转化为一种自爱式的欲求。格劳秀斯已经与亚里士多德分道扬镳，而霍布斯则走得更远，他甚至否认人具有自然社会性，强调人生来就是反社会的，只有依赖主权国家和实定法才有可能建立社会。霍布斯使用他独具特色的自然状态概念解体了人与传统共同体的各种纽带，也解体了人的任何生活方式，每个人像地里长出的蘑菇一样被抛入这个完全丧失了伦理维度的世界，于是，政治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政治生活本身如何有意义，而变成了国家机器该如何构建，国家权力该如何安排。李猛不无新意地指出，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虽然霍布斯确实提供了关于自然状态的历史实例，但那些实例的修辞意义远大于理论建构意义。正是由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原则上很难历史化，所以普芬多夫把自然状态历史化的努力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普芬多夫完成了对格劳秀斯和霍布斯的伟大综合，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有效吸纳到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权框架中，从而使自然状态有可能成为一个和平化的、虽然是不稳定的道德空间。

《自然社会》的中篇从布赖斯之谜切入，开始深入细致地耙梳自然法传统的历史变迁，特别关注其如何完成了从客观法秩序到主体性自然权利的焦点转换。作者指出，自然法概念虽然脱胎于希腊传统，但是其在古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中并不十分重要，自然法思想实际上是在拉丁传统中才发展成熟的。托马斯·阿奎那将希腊思想中的自然之理与罗马法传统和基督教的自然法观念相结合，成为自然法学说的集大成者。托马斯与格劳秀斯对自然法理解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主要将其视为法权概念的客观的自然秩序基础，而后者则主要将其视为人身属性或人身能力这种主体意义上的法权。从主体性权利的角度理解法权概念至少从中世纪教会法学家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后来马西留、奥康和热尔松等人都为法权脱离古典德性学说的畛域，凸显个人可自由支配能力的含义做出了贡献。但是只有现代自然法学派才真正使主体性权利的思想彻底摆脱了中世纪自然秩序的形而上学框架，成为现代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自然法权的内涵由客观意义到主观意义的焦点转换为解答布赖斯之谜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这个多少有点老生常谈的梳理并不是《自然社会》中篇关注的首要问题，而只是为后面的分析提供一个知识背景。李猛最关心的是，由于现代自然法学派（也许除了霍布斯）期待自然法能够为自然状态提供伦理维度，进而为政治社会提供规范性基础，因而就会比主要把自然法当作人的自然实践倾向的托马斯，更加强调自然法作为法的规范性和约束力。从托马斯开始，自然法的约束力就依赖于它的自然可知性。苏亚雷斯综合之后，自然法的可知性变成愈发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自然法作为真正的法的地位就难以建立。自然法的开端和基础在哪里？无论是格劳秀斯和霍布斯诉诸自爱和自我保存的世俗原则，还是普芬多夫诉诸上帝统治人类的宗教原则，都无法成功地说明自然法义务的真正源泉，因为他们都不能解决普通人的自然理性是否可以直接认知自然法的问题。洛克试图通过批判天赋论来为道德知识奠定全新的基础，但是他的哲学努力实际上事与愿违，反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自然法的认知信念，从而使现代道德世界的义务论基础变得岌岌可危。

既然从理论上无法为政治社会确立一个先在的道德基础，那么只能采用霍布斯的思路，使国家权力与道德规范基础同时产生。于是，《自然社会》下篇首先就来分析霍布斯的契约建国论。不像后来的普芬多夫和洛克，霍布斯的契约建国是一次完成的，通过同一组权利让渡行为，政治权力和原初契约的规范性义务同时得以产生。霍布斯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代表理论来解决人为政治权力的统一性问题，国家的统一性最终是通过主权者（君主）自身的人格统一性得到实现的。但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主权者同时具有自然人格和公共人格，他的自然人性会给这个人为政治秩序带来诸多不便，导致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当主权者掌握了绝对权力时，这种不便和影响便有可能是致命的。洛克正是在这个地方对绝对王权理论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受普芬多夫两阶段建国论（统一契约和臣服契约）的启发，洛克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双重契约建国论。在第一阶段，每个人与每个人缔约走出自然状态，形成政治社会，也就是形成被称为人民的集体道德人格。在洛克的政治理论中，人民是真正的主权者，只在两个关键时刻出场行使权力：一个时刻是政治社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人民要行使制宪权，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国家的宪制形式，把国家权力以信托的方式交给统治者（这个过程也是洛克契约建国论的第二阶段）;另一个时刻就是统治者违背了人民的信托，导致政府解体的时候，这时人民要行使革命权，推翻实施暴政者，建立新政府。这样，洛克就第一次使自然法学说彰显出革命的底色，使革命问题取代政体问题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并且使革命褪去了造反叛乱的负面消极色彩，而带有了约束政府权力的积极宪政意义。

洛克的政治理论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社会自我理解的基本范式，而他的整个政治理论都建立在自然法的规范性基础之上，但是，对自然法原则的哲学论证却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然社会得到了“社会”，却失去了“自然”。“当自然法已经不再能充当‘我们的星与罗盘’时，谁能在荒凉的大海中看见我们日渐远离的陆地？”全书最后一句话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现代道德和政治世界的规范性基础本来是由自然法提供的，当自然法的义务基础被釜底抽薪，我们已然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实际上处于某种缺乏根基的漂浮状态，需要新的理论奠基来使我们重新得到脚踏实地的安定感。可是，这个新的规范性基础在哪里？如何才能从理论上把握它与我们的生活理想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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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自然法权的研究是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学界的老生常谈，已经产生了许多经典著作。李猛不仅非常熟悉这个研究传统，而且有意识地与其展开对话。比如，面对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对现代政治思想的极有影响的诠释，李猛力图纠正“从古代政治到现代政治就是从自然正当到自然权利”这一宏大叙事的片面性，努力表明现代自然法学派一方面使自然法权彻底摆脱了中世纪自然秩序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框架而变成了主体性自然权利，另一方面又非常有意识地要从主体性自然权利出发来为现代政治社会建立义务论的基础。《自然社会》中篇的整个分析都在致力于揭示现代自然法学派理论构建的义务论导向及其面临的认识论上的根本困难。作者特别希望纠正人们对霍布斯理论的偏重功利主义的解释，消除“霍布斯缺乏规范性思考”这样一种误解。《自然社会》把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贡献给霍布斯，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比较和阐释，重塑了一个极为注重规范性思考的霍布斯形象。这不仅是对施特劳斯宏大叙事的纠偏，而且有破有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有学者评论《自然社会》精细分析有余，宏大叙事不足，似难成立。

当然，从形式上看，《自然社会》并没有为精炼表述自己的宏大叙事留出适当的位置，而让这种主旨性的立论在很大程度上湮没在无数精深细致的文本分析中，从而容易给读者留下这只是一部细密的思想史梳理，甚至结构有些松散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就学术著作的标准写法而言，全书的宏旨首先在导论中抛出，最后在结论中升华。就此而言，《自然社会》可谓与众不同，既没有结论，也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导论。本书的导论是对《鲁滨孙漂流记》做了一篇极为睿智的政治寓言解读。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双刃剑。好处在于，以一种生动而又富有启发意义的方式接引读者进入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几个关键主题（如孤独与恐惧、劳动与宗教、战争与安全、财产与主权、理性与激情）的思考。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导论没有更清楚地交代出作者的问题意识、独特视角、研究背景、结构安排上的考虑、论证线索的展开等等，反而需要读者再来解读这篇对政治寓言的解读。作者的本意可能是让读者的阅读体验能够有一个比较轻松惬意的开始，结果却给读者从总体上把握正文部分艰深的学术讨论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结论的缺乏也有类似的效果。现在的结尾读起来有点戛然而止的味道，如果增加一个简明的结论，是不是更有助于引导读者思考我们该如何面对自然社会规范性基础不稳固的困境呢？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坚持政治哲学的纯文本分析或逻辑分析，并多次强调政治哲学的系统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好处。例如，作者在梳理主体性权利思想发展史时指出，虽然像奥康这样的思想家对主体性权利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总体上仍然没有突破客观法权的概念框架，完全的突破只有到现代自然法学派那里才得到实现。如果只对政治话语渊源做历史研究，而缺乏整体的政治哲学分析，则容易忽视这一点。又如，斯金纳等学者基于语境主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提出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主张对主权者的事实服从，而非法权服从。对此李猛指出，霍布斯的建国契约同时结合了相互让渡权利的契约和单方面让渡权利的赠予，主权者并未参与契约订立，但却获得了未来臣民对其服从的义务，未来臣民的权利赠予也是他的应得之物，主权依靠个体彼此之间的义务，以及个体对主权者的义务，得到了双重保障。因此，他批评斯金纳等人的解释“在根本上误解了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现代人为国家的道德性质”。这是从严密的文本分析出发对近来流行的剑桥学派语境主义研究结论的批评，表明在方法论上语境主义不见得比纯文本分析更优越。尽管政治哲学的逻辑分析有其显而易见的长处，但它相对于各种语境主义的历史研究也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不能说明政治思想转变背后的历史原因。

然而毫无疑问，《自然社会》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现代早期西方政治思想做出的最有分量的、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著作。无论是知识性的增益，还是思想性的启发，都将使读者获益匪浅。

（暑中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

篇5：论雅典民主政治的得与失

摘要：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国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实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梭伦改革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而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因为交不起地租要以其身体或子女作为抵押的，而债务人的借款则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颁布解负令，使债务无效、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被拔除；梭伦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梭伦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所有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贫民获得了解放。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新设立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审核提供议案、处理日常政务。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尽管存在着财产特权，雅典贫民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为保卫自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斗争远未结束，梭伦创立的缺席还不稳固。梭伦卸任以后，由反以梭伦改革的贵族后裔组成的平原派与坚持梭伦制度的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没海派仍在激烈地斗争。同时，山区农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要求进一步改革，重分土地。最后，雅典政权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虽曾两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终还是建立了僭主政治。这种僭主政治对梭伦创立的制度显然是个反动。于是，尽管庇士特拉妥“处理国政也是温和的”，“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并且拨款借贷贫民”，但其政权毕竟不能长久。僭主政治历史时49年便告结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奥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贵族寡头政治派的势力一厥不振。但围绕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斯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彼取消。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Ecclesia）“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

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雅典的民主制度，对雅典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雅典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和种植业的发展，又使雅典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大。雅典的皮里优司港成为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港口。“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条件和允许个人才能自由全面地发展的氛围，使雅典的科学文化空前地繁荣。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派别以及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都可以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化中追根溯源。此外，在数学、医学和其它一些科学方面，雅典人也有杰出的贡献。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讲中骄做他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种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举击败六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若非具有为捍卫自己的制度而激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才智，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励着雅典人为之慷慨而战，从容赴死，“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

然而在我们对雅典民主政治作了如上的分析和评述之后，我们还必须记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隶被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雅典民主的范围非但是狭小的，其自由民内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在伯里克利斯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因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更何况，在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他们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为减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对外霸权主义政策。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利用它和其它希腊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对同盟中的各邦进行控制剥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库，派遣使者向同盟各国收取贡款。雅典国家在伯罗奔尼撇战争期间的庞大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笔贡款。归很结底，由剥削阶级的性质所决定，雅典的民主是狭小范围的、残缺不全的民主，并且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应当使我们明白：奴隶主剥削阶级民主一方面意味着对奴隶和非公民群众专政；另一方面意味着保障奴隶主公民的自由、平等、参预国政，就第一方面的含义而

言，这种民主政治同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他各种政体并无区别。而就第二方面的含义来说，这种民主政治向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它政体形式相比，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等形式下，连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都谈不上。

篇6：论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幸运的避免了冷热剧烈交替的破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与跟进功不可没，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日趋完善。当前，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已与十多年前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调控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且日趋繁荣，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与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分不开的。从宏观层面方面来看，与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并行不悖的是宏观调控那只看得见的手。原来，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拐点，在发挥市场经 在择定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时，同时择定以宏观调控为前提。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遵循以市场调节为主，辅助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对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论是事前的综合平衡或事后的大力调整，都显得那么有必要。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就是一帆风顺的，从上世纪90年代后，也有经济过热和偏冷的交替，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给以必要扭转。大体上有三次：一次是1995年后的明显过热，二次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有所呆滞，还有一次是这几年的偏快。这三次的大体症状，一次是公认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上扬超过20％；一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采取从紧对策带来一度的通货紧缩；一次是延续到现在的物价渐升直逼和突破警戒线，从轻度通胀到中性通胀，距全面通胀仅一步之遥。

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还是稳步前行的，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这首先就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增长偏快，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及别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GDP的增长率，保持在8%~9％之间是恰当和合理的，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取得相对宽松和渐进的活力；相反，如果低于或高于这个额度，往往会导致经济运行的疲软或紧张，常见的是后者，带来供需失调等失常现象。正是这样，从原定各个规划看，主观上期望和预测在此适度空间；而执行结果却是一超再超，几年来达到两位数，并在渐次攀升，决非吉兆。二是投资规模偏大这几年来投资增长率多在消费增长率的一倍左右，居高不下，习以为常。这固然可能加快了经济增长，然而也挤占了国民所得，压缩了消费份额，以致积累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从过去认定合理的上限三七开逆转为倒**开，在世界是特例，既不利于改善民生，又不利于经济运行的平稳和协调。这与过去整个分配有些重国计、轻民生和重资本、轻劳动有关。

三是物价指数偏高过高的物价水平，导致人民生活压力加大，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压力更是像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物价过高，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幸福感降低。再者，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也增长过快、规模偏大。这似乎是好事，为经济发展添注活力，成为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外汇储备也是大国。但是，由此带来几个问题，如外向依存度高于某些外贸大国，以致风险也高；外汇储备过大，以致货币发行过多，并引起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同时，这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大的外部因素。

宏观调控，通常是指四个方面，除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国际收支外，还有失业就业问题，相互联动，应当求得一个最佳平衡。这几年经济增长偏快，扩大了就业规模，但失业、待业形势未有根本好转。虽然，城镇失业登记率稍有下降，而对照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实际失业、待业人数和隐性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有宏观条件原因，也不能认为没有主观的疏忽，如一度强调“减员增效”和大量拆迁、大量征地，或许在宏观调控中是一个盲点。从根本看，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对称，涉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合理性呵护不够。此外，大家开始觉察除国际化可能过热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过热，造成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农田缩减过多，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过多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反映为宏观调控的不全和不力。

当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出现这些宏观问题，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只能静观其变，这有一定根据，但是完全靠静观其变，显得无能为力。停留于这点，将会导致宏观调控的卸责，甚至承认市场经济的万能，排斥宏观调控的必要。如果否定宏观调控，一味信赖单纯的市场经济，那是空想，既悖于理，又害于行。

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之所以一直发生较大或很大的不平衡，特别是常见的所谓过热，根子在于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存在着片面追求过快速度的倾向，即通称的GDP情结或增长冲动。“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当年强调时，明确以效益为前提，最早择定翻两番目标，同样有此前提。速度与效益是辩证的统一，偏于一端，就生抵触。后来在理解上，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忽视或丢掉了这个前提。发展经济学告诉人们，从最早和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后来和现代的经济发展观，就是从片面、过度地追求发展速度转换到适当的快速，其实质和重点不仅在数量增长，更在质效提高，才有其实际价值。大家懂得，GDP作为综合指标，无可替代，但是有其局限，不能全面反映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成本和结构等多种内涵。追求过快的速度，不择手段，不计其他，必然会以损害和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是得不偿失和违反初衷并难以持久永续的。

其次，对片面追求过高速度，大家不是没有认识其危害，从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看，问题多多，决策多多，好像是的确已拨正，越来越明朗。但是在实践中，为什么依旧不知反省，一犯再犯，长期如幽灵般在游荡呢?有人先后揭示，关键在整个体制没有转变，有关机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责直接表现在政绩考核和人事考核上，有形无形地还是GDP为纲，导致相互攀比，个个争先，深恐落伍。从多个省市区看，不高于全国平均，似乎就失职了。出现过高增长，无不沾沾自喜，不以为险，只以为喜。与此相应，在财政体制上，财权与事权下放后缺乏制约，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兴财和项目兴财，导致上述几个“化”的过热。于是对待宏观调控，不少地方或明或暗地声称：“这是国家和中央的事，地方不用管也管不上”，“全国要下，别人在下，正是本地大干快上的好时机”，“即使我们冒了也无妨，否则老实人吃亏”。经过上下博弈，一个国家发改委面对多路诸侯，胜算是渺茫的。宏观调控之难，难在这种利益基础上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

再者，在上述经济运行态势下，“一俊遮百丑”，“万事快为首”，使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力量耗在追求速度上，对整体工作是很强的冲击，撞出了一串薄弱环节甚至断层。GDP是产出，不计投入，以致造成数量优先，质效让路，能源和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和环境的恶化都不在话下，城市经营和负债经营列为绝招，可持续发展逸出了眼界。倾全力于经济增长，不免放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生改善，只顾近期，不顾长远，使某些问题迟迟不能处理得当，直至积重难返。由此导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步履蹒跚，以致如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和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崛起为新的三座大山，无不直接、间接地来自顾此失彼和轻重倒置。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很多事情，不到问题成堆，矛盾锐化，不能获得警觉，被迫而仓促应付，而是GDP挂帅，抓了一点丢了九点。宏观调控，贵在事前预见，而大多变为事后救急，难度倍增，代价也倍增了。

篇7：九年级历史与社会教学的得与失

樊有院

本学期我担任九年级（2、3、4、7）班的历史与社会教学工作。中考已结束，回顾本学期的教学工作，把这一学期工作的得与失总结如下

得：

1、今年对地理的复习入手早，刚进入初三就开始复习，复习的时间比较长，复习时既有专题学案的整理，又完成了七上的相关练习题，各班还有不同的检查方法，复习的形式多样化。

2、在讲中国史之前，给学生印发了中国史知识的学案，先让学生自学中国史的基本知识，再有针对性地讲授，使学生对中国史的文体知识掌握比较扎实，再学习世界史时，接受得比较快，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

3、今年的授课大多是按专题进行的，每个专题的后面紧跟中考真题的练习，针对性很强，学生对中考的知识点也能心中有数。复习阶段，也按专题复习，比较系统、扎实，练习量也跟得上，起到了强化巩固的作用。

4、历史教学活动按类别授课，按类别复习，讲一类或复习一类就练一类，复习得比较系统。语文综合活动的知识，除了在平时作业中不断渗透外，最后的复习阶段还分专题印发了篇子，进行练习，练习量也比较大。

5、复习阶段，课上复习时事政治时间不很多，社会知识和法律的复习作为家庭作业留给了学生，第二天的早读或课上检查，这种方法是否科学，有待于中考的检验。

6、材料题的复习，既有重点内容的总结，也有方法的指导。材料分析题是历史与社会学科中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否答好材料题对中考来说至关重要初三伊始，就把如何答好材料题作为了重点来抓，并且坚持不懈地抓，中古史、中近史和世近史的材料题练习量较大，讲解很细致，训练的效果也更明显，在宝安区二模大考中，（2、4）班的学生答材料题明显有很大的提高。A+人数也非常多。

8、对几次大考利用得比较好。每次考完后，针对考试中失分率较高的题，有针对性地专门训练，及时查漏补缺。考试结束后，及时给学生分析试卷，让学

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现状，并有针对性地布置任务，让学生认清方向，鼓舞了学习的热情。

失：

1、学生对地理知识的掌握不是很好，尽管今年对字的复习入手比较早，初三一开学就印了篇子让学生复习地理知识，但感觉复习还是比较仓促，若能从初一就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练习，会更从容一些。

2、在我接手这一学期的教学中，感觉学生动手查资料的主动性比较差，对老师的依赖性强，如某个知识点不会写，就问老师，让老师告诉其解法，不知道自己归纳总结。

3、今年新增了10个的新考点，对10个考点的整理基本思路和整体的内容很好，但是细节之处仍然有需要改进之处。

4、关于历史时间的知识印成了学案发给了学生，方便了学生的复习和记忆，但做的练习不如中国史量大，由于有的时间概念在新授课阶段学得较粗，学生理解不透彻，所以复习时比较死板。再加上复习时间仓促，导致不能灵活运用。建议在初

一、初二学习历史时一定要把时间记住。

5、在第一学期新授课时和第二学期中国史的复习阶段，地理知识练习与其同步，讲一课，练一课，做的练习较多，但一模以后，地理知识的练习相对减少了。练习的量应该再大些，练习应该有持续性。

篇8：论电影《白鹿原》的得与失

在《白鹿原》问世以来众多的评论文章中, 涉及到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阵营。一是以陕西评论界为代表的评论家的广泛认可。认为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优秀小说, 内容方面对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的描写, 鞭辟入里, 集中展示了宗法制农村的生活全貌, 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 再现了不同时期社会秩序和人的心理秩序发生变化时所带给人的精神上的变化。并且认为在对这种生活全貌的展示中作家没有一味的褒贬, 展示人物性格中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描写成功的关键。在情节设置方面, 认为这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 融合了家族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各个复杂方面, 紧密围绕白家和鹿家两大家族的矛盾纠葛, 以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史为大的叙事背景来展开小说叙事。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阶段中的重要成就, 值得肯定。另一面的“唱衰”派, 认为这部小说在情节化叙事的过程中, 过多的采用了畅销小说的因素, 故事情节的设置过于繁复, 情节化叙事主导了这部小说;对小说中的性描写的部分过多, 长达五万多字;作品中对国共两党隐喻式的评价上的不足, 都造成了这部小说成为当代小说中最富争议的一部。

我们现在回到这部电影本身, 电影在对这部小说的改编过程中, 考虑到小说本身的文本长度, 依托60年代的历史背景展开叙事, 影片时长为154分钟。就是在这样已经超长的电影仍然是经过大量的剪辑最终留下的成果。主要集中塑造了白嘉轩、鹿子霖、黑娃、小娥、白孝文等人物形象, 从人物形象与小说中的具体人物的比较中, 电影基本忠实展示了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展示人物性格方面, 集中对白嘉轩最为一个族长, 身上所具有的正直、坚韧、对传统宗法礼制的遵从和维护, 在电影展示的主要是面对以小娥为代表的与宗法制度不相符的观念, 他展示出了积极维护儒教礼制的一面。他的“慎独”的作风和笔直的腰板就是他一生道德原则的体现。这个人物形象的独特性还在于作者在一开始就赋予他的传奇色彩, “白嘉轩引以为豪壮的就是一生里娶过七个女人。”这种独特的设置使得白嘉轩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显示出在关中白鹿原上的独特性。而电影在一开始之初便把这些情节都一一舍去, 使得白嘉轩的人物形象仅仅成为一个维护儒家礼教的族长, 传奇性消失。这部小说的成功之中, 这种传奇性的叙事, 无疑占有一定的分量, 包括文章中的在乱世中精神独立, 可以纵观天下大势的朱先生, “白鹿精魂”白灵, 鹿兆海, 这些独特的传奇的人物在小说叙事中, 担负着作者的众多思想理念的表达, 这些人物在小说里都是光彩照人的个体。可惜的是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特征都没有在电影中加以展现。这样的展示方式或许与导演对电影整体的思考有关, 与电影体制之间有关。但是这部小说的成功这些人物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人物塑造的关键就是小娥, 这个女性在众多的评论文章中, 争议也是非常多的, 原因就在于, 她作为一个女性与当时的宗法制伦理道德的矛盾, 初始与黑娃私通, 原本是不道德, 但是考虑到被郭举人侮辱的实际生活, 这些私通显得又有些符合人性的自由。后来被鹿子霖的诱骗与之发生性关系, 与自身处于艰难困境, 急切寻找依靠相关联。之后的与白孝文的举动, 源于她对白嘉轩的宗法礼制对她的迫害的一次复仇。这样的一个极其复杂的形象, 在小说中是极其有光彩的一位。有论者认为她是自由的象征, 有论者认为她是道德败坏的淫荡女子。这些不同结论的获得都展示出这个人物形象及性格上的复杂阐释。电影《白鹿原》集中选取了与小娥相关的情节叙事, 这样的叙事原本是电影中可以超越原著的一次有益尝试, 对田小娥复杂人物形象进行重新挖掘, 找到这个人物原著没有赋予的精神内涵。但是遗憾的是电影只是关注了她与诸多男性之间的爱恨情仇, 她更像一个无根的女性, 只是在寻找出路, 失败, 再寻找, 再失败的一个牺牲品。在电影中, 她类似一个情色的符号, 一个带有自身本能的爱恨情仇的展示者。电影中既然把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展示, 就应该赋予她新的精神层面的内涵, 如果一味的忠实原著, 展示人物形象, 电影的真实画面对文学语言的展示永远都是不及物的。况且作为整部小说而言, 小娥也不能算是贯穿小说线索式的主要人物, 这样对小娥的集中展示, 对电影的内涵就有着新的要求。作为观影者, 对这样的处理方式的感受就是“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

这部电影对小说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在电影中, 绝大多数的观众都会注意到在电影中出现的大量的麦浪镜头。麦浪甚至成为这部电影的一个隐喻性的意象, 首先围绕麦子展开的叙事有:白嘉轩“阴谋”换地, 带来了白家的中兴, 鹿三收割麦子、黑娃麦垛偷欢、暴力抗征、怒烧麦田等都成为电影的场景展示的良好背景。另一方面, 麦子作为关中地区甚至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它的繁衍本性, 它代表的浓厚的历代相传的宗族历史, 深入人心的儒教礼制观念, 使得麦子成为传统中国历史的象征。金黄色的一望无际的麦浪在电影画面的展示中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另一方面, 陕地方言、秦腔、陕西风俗民俗在电影中也都有多重的展示, 无处不在的告诉观众, 这是一部秦域特色鲜明的电影。地方色彩在当下的电影拍摄中, 依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陕西关中作为自古以来的帝王地, 无疑也增加了这部电影的历史色彩。同时, 原本陕西方言在小说中就是主要的语言特色, 在展示人物形象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每当白鹿原上有大事发生, 或激越, 或沧桑的秦腔就会升华为一种古老的语言, 极好的去渲染人物的情感。面食、服装都充满了陕地的特殊意味, 使得观众在观看时可以感受到发生在这块异域土地上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