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亮看忠诚勤政的文化内涵（精选7篇）
篇1：从诸葛亮看忠诚勤政的文化内涵
从诸葛亮看忠诚勤政的文化内涵
摘要：诸葛亮一直被誉为忠诚的楷模、勤政的榜样，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国人世世代代尊崇敬仰。诸葛亮的忠诚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佐先主忠诚不二；辅后主专权不越位。他一生中的勤政业绩归纳起来有以下六个突出方面：安民为本、举贤任能、事必躬亲、严于律己、赏罚分明、南征北伐。
关键词：诸葛；忠诚；勤政；文化内涵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诸葛亮一直被誉为忠诚的楷模、勤政的榜样，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国人世世代代尊崇敬仰，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忠诚的楷模
忠诚一词，最早见于《荀子〃尧问》：“忠诚盛於内，贲於外，形於四海。”是说人的忠诚产生于思想内部，而修饰表现于外在，传播于四海。忠诚是指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对上级、对朋友等真心诚意、尽心尽力，表里一致，没有二心。如：忠诚老实、忠诚可嘉、忠诚勇敢、忠诚可靠、对祖国无限忠诚。忠诚代表着诚信、守信和服从。
忠诚，是诸葛亮一生的做人准则，他在《兵要》一文中说“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是说一个人的忠诚好比鱼和水的关系，鱼没有水就会死，人如果没有忠诚的思想观念，就会变得凶残，没有人性。他还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诸葛亮《察疑第五》），简短的四句话，就把世间的忠诚比喻的十分贴切。诸葛亮的忠诚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佐先主忠诚不二。自从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邀请出山以后，就一直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辅佐。尽管刘备当时势力单薄，还没有立足之地，又被曹操追的弃新野、奔樊城、败当阳、逃夏口，东奔西走，狼狈不堪，但诸葛亮从来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和怨言，始终忠诚不二的跟随刘备，不离不弃，为刘备出谋划策，携手共度难关，帮助刘备占荆州、取益州、夺汉中，终于使刘备一步步的转危为安，势力扩大，设坛称王，成为可以与曹操和孙权对峙鼎力的强大诸侯，最后在成都立国称帝，割据一方。
章武三年（223）四月二十四日，昭烈皇帝刘备病死在白帝城（重庆市奉节县）的永安宫。临终前，刘备诏诸葛亮、李严等托付后事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定能够安邦定国，一定可以成就大事。如果我的儿子刘禅可以辅助，便辅助他。如果他没有才干，干不了，你就可以亲自夺取皇位。当时，诸葛亮一听，立即跪地叩头，而且痛哭流涕的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见诸葛亮《泣答皇帝托孤》）。诸葛亮说，我一定会竭尽全部的力量，报效我忠贞的气节，直到我死为止！刘备被诸葛亮深深的感动了，他老泪纵横，当面给他的儿子刘禅、刘永、刘理交代，要他们今后一定要“父事丞相”，把诸葛亮当做父亲一样尊敬。后来十二年的事实证明，诸葛亮到病死在五丈原北伐前线，都一直在忠诚的辅佐后主刘禅，从来没有丝毫的不忠行为。为此，东吴太子太傅张温曾经评价说：“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见《三国志〃吴书〃张温传》）。象诸葛亮这样忠贞不
二、肝胆相照的感人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例。
2、辅后主专权不越位。后主刘禅即位以后，只有十七岁，根本没有实际能力管理国家，朝廷一切大事不得不都由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来处理君王的事情。当初，由于刘备率蜀汉倾国之兵为关羽报仇而在夷陵之战惨败，使蜀汉国力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东吴孙权与蜀汉的联盟关系因为刘备的伐吴而彻底决裂，破坏了原来诸葛亮苦心经营多年的“孙、刘联盟”战线，迫使东吴不得不给曹魏称臣，开始对蜀汉政权虎视眈眈。恰在此时，国内的西南少数民族首领高定、朱褒、雍闿、孟获等又乘机纷纷叛乱，烽烟四起，他们攻城略地，残杀汉人官员，人心惶惶，蜀汉政权堪称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因此，诸葛亮迅速派遣邓芝为使者恢复孙、刘联盟，解除外来压力，回过头来，又亲自率领大军南征平叛，坚决镇压西南地区叛乱首犯高定、雍闿和朱褒，同时对威信较高的孟获，采取了“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进行七纵七擒，孟获不得不十分佩服的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从而彻底征服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叛乱，安定南方。彻底解除了内忧外患的局面后，诸葛亮又全力以赴的处理内政。
诸葛亮在处理内政时，无论是国计民生、官员升迁、降职或者是赏罚，他都事事与大臣们商议，向后主刘禅请示汇报，做到了忠于职守，公正廉明，根本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和政治野心，无论做任何事情，他从来都不会越位。正因为如此，诸葛亮的忠诚、勤政、廉洁思想和行为，不但被后主认可和信任，而且被朝廷官员和老百姓尊重敬仰，真正做到了“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当时人评价说：“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见《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就连被诸葛亮亲自处理过的马谡、李严、廖立、向朗等人，都很服气，根本不怨恨诸葛亮。诸葛亮死后，有的人还失声痛哭，认为再也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而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了。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在当时影响之大。为此，蜀汉蜀郡太守杨洪评价诸葛亮说：“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象诸葛亮这样忠君敬业而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人物，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中华民族忠诚的楷模。
二、勤政的榜样
勤政一词，最早见于晋人成公绥（231—271）的《贤明颂》，文中说：“王用勤政，万国以虔。”成公绥是魏末和西晋初年的博士，历任中书郎，很有才华。由于当时的皇帝司马炎能够勤于政事，所以，他写书歌颂司马炎是贤明的君主，其他国家都会虔诚的来归属朝贡。勤政，就是指恪尽职守，勤于政事，认真负责地为国为民做事。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历来被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所提倡，也为儒家思想所肯定，同时也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
诸葛亮自从出山辅佐刘备以来，就一直忠心耿耿、勤政敬业的为刘备和后来的蜀汉帝业勤奋做事，归纳起来，他一生中的勤政业绩有以下几个突出方面：
1、安民为本。诸葛亮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见《尚书》）的道理，因此，他说“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见《又称蒋琬》）。他认为，政治工作首先要以安抚老百姓为根本要务，不要去作虚假的表面工作。因此，他在益州作军师时，就十分重视水利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办事，解决民生问题。当时，他自力更生发展蜀锦丝绸业和煮盐，成为当时益州重要的经济来源。做了蜀汉丞相以后，他更加重视国计民生大事。首先，他派3000士兵长期驻守在都江堰，维护和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以保证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和老百姓的生活利益。
南征时期，他给西南少数民族带去了汉民族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技术，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因此，至今西南各民族都还在怀念诸葛亮，说诸葛亮当年教他们盖房子。教他们种地，还教他们做漂亮的衣服和帽子。
北伐期间，诸葛亮又让军队治理汉江，发动群众，因地制宜修建堰、塘水库设施，防止旱、涝灾害。同时，又因地制宜开创冬水田，帮助老百姓种地，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军队军需，造福汉中人民。七十年代以来，勉县蜀汉墓葬出土的陶水塘、坡池、冬水田和持偛俑模型等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明（见郭清华《论勉县出土的三国文物》文博，1994年第三期）。即便是在五丈原与魏军对垒的百余天中，他还让军士轮流与当地老百姓一起种地。他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进民财”，做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秋有余粮，以给不足”（见《诸葛亮集〃治人》）。
2、举贤任能。诸葛亮说：“治国犹若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治身，举贤求安”（见《诸葛亮集〃举措》）。他把治国举贤和养身做了形象的比喻，充分认识到成大事必须用贤才的道理。他还说：“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他又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见《举措第七》）。他认为，修建房屋必须用直木为柱子才能够坚固，辅佐必须用品格端正的人士才能够为贤良。真正的好木料出于大森林，真正的人才不但出于下面，而且都有特点和个性。选择人才一定要根据实际需要，不能够因人而设位臵。不然，就要出乱子。按照这些标准，诸葛亮先后破格提拔了蒋琬、李绍、马勋、宗预、秦宓、杜威、俊彦、费祎、董允、郭攸之等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为蜀汉的栋梁之才。
在选拔人才的同时，诸葛亮还做到了“用人唯贤”不避仇。比如：建安十三年（208），刘巴北上归降了曹操，赤壁之战后，他受命为曹操招降纳叛，想帮助曹操收复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直接与刘备和诸葛亮为敌。后来，刘巴归降了益州牧刘璋，又帮助刘璋抵抗刘备取益州。刘备取益州后，诸葛亮不计前嫌，一再说刘巴是个难得的人才，劝刘备重用，果然，刘巴被刘备封为尚书令，在帮助刘备发展益州经济和稳定局势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再如黄权，原来是刘璋部将，他曾经积极帮助刘璋抵抗刘备取益州，是个强劲的对立面人物。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发现他是一个各为其主的忠诚良将。刘备取益州后，诸葛亮就劝刘备破格提拔黄权为偏将军，忠心耿耿的为刘备服务。
杨洪原来是李严部下的功曹小吏，诸葛亮发现他才识非凡，破格提拔为蜀郡太守。杨洪的同乡杨戏，仅仅二十余岁，诸葛亮发现他管理监狱和法典是个人才，就破格提拔，果然，杨戏“职典刑狱，号为平当”（见《三国志〃杨洪传》），口碑很好。再如，将军向宠忠诚老实，精通军事，又屡有战功，为此，诸葛亮在北伐曹魏上《出师表》时，向后主刘禅推荐说“将军向宠，性行淑匀，晓畅军事”，建议后主在他走后，国家军事方面的事务多多和向宠商议。诸葛亮认为，费祎、董允、郭攸之都是“智虑忠纯”的大臣，因此，宫中的大小事务，多和他们商量，必然会有所广益。
3、事必躬亲。诸葛亮早在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的《隆中对》时，就为刘备策划了夺荆州、取益州、定汉中，和“联吴伐魏”的决策，并且毅然决然的出山辅佐刘备。从此以后，他就跟随刘备东征西讨，出谋划策，不辞劳苦，一步步实现了计划。
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摄一国之政事，行邦宇之大权”，他遵照白帝城托孤，全力辅佐后主。但是，诸葛亮“贵之而不骄，委之而不专”（见《兵要》）。他十分明白“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勤功也。君勤其政，臣勤其事”（《便宜十六策》）的道理。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臵，勤勤恳恳的主动做好自己份类的工作。当时，蜀汉国力衰败，叛乱迭起，人心惶惶。加之蜀汉政权的人员既有刘备的故旧亲属派、襄阳派、益州派。外来降将派，还有不少的西南少数民族派，结构十分复杂。这些人的语言、生活习惯、信仰各有所不同，日常生活中难免发生触犯刑律和管理规定的事情。为了严肃刑律与管理章程，同时还要充分注意到各方面的具体情况，防止发生冤案或者产生更大的矛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诸葛亮事必躬亲，大小事务一一过问，凡是将士杖责二十军棍的，都要经过他的亲自审查批准，足见其繁忙和辛劳。
4、严于律己。诸葛亮说：“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合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见《君臣第二》）。短短的几句话，把各种关系的处事原则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此以来，诸葛亮始终严于律己，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处事不偏不倚。他还说：“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恃功能而失忠信”（见《将苑〃出师》）。不要高高在上而瞧不起人，不要固执己见而违背众议，更不要因为自己有功劳而失信于人。作为蜀汉国家一人之下的最高领导人，诸葛亮规定自己必须做到，“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见《教令第十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建兴五年（227），诸葛亮为了北伐曹魏，亲自率领大军进驻汉中，安营扎寨之后，就紧锣密鼓的准备第一次北伐事宜。次年春天，他令赵云、邓芝为疑军出击眉县，自己准备出其不意的进攻曹魏腹地祁山。为了给两路大军运送粮草，诸葛亮让自己的义子驸马都尉诸葛乔（当初，诸葛亮无子，将哥哥诸葛瑾次子诸葛乔过继为子。227年7月，才生了亲子诸葛瞻）负责押送粮草走最艰险的五百里栈道褒斜道，给赵云、邓芝军营送粮草，结果，诸葛乔累死在运粮草的路上，这时候，他才二十五岁。诸葛亮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乔本当回成都，思维宜同荣辱。今使乔督六百子弟兵传入谷中”。作为统帅的诸葛亮，把自己心爱的义子安排在最艰苦的道路运粮草，不搞特殊化，没想到累死在前线，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再如，建兴六年（227）春天，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他不听众将劝谏，执意派遣马谡去守街亭（今天甘肃省秦安县西北九十里之陇城镇），结果，马谡兵败又弃军逃跑，迫使蜀军全线败退，给北伐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事后，诸葛亮痛定思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除杀了心腹爱将马谡以及张休、李盛，夺了将军黄袭的兵权，处罚了陈式等其他有过之人之外，还因功劳奖励了副将王平、高翔。除此之外，他还给后主刘禅上表，追查自己失察和用人不当的严重错误，要求将自己贬官三级，以示惩罚。
5、赏罚分明。早在刘备214年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就和刘巴、法正等人制定了《蜀科》法典，作为管理益州的法律依据。后来，诸葛亮又定下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的相关戒律条款，明确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此让大家自觉遵守。诸葛亮认为，“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赏罚第十》）。从此以后，诸葛亮一直按照相关的法典和戒律来管理蜀汉事务，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如：骠骑将军李严是蜀汉的重臣，刘备的心腹。刘备死后，他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关键时刻讨价还价，不服调遣，尽管诸葛亮处处关心照顾他，让着他，但他仍然不满足。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时，让李严从汉中往祁山前线运粮草，李严贻误了时期，又怕军令责罚，便伪造后主刘禅诏书令诸葛亮撤军，给北伐带来严重后果，李延自作聪明，还想把责任推给诸葛亮。事后，诸葛亮查明事实真相，上表后主，将其贬官为民发配梓潼郡。
长水校尉廖立，自认为是刘备的襄阳旧部，有背景，应该是诸葛亮第二，所以狂妄自大，不分场合的蔑视刘备和廷大朝臣。为此，朝廷大臣多次向诸葛亮反映，说廖立是“乱群之羊”。经过诸葛亮多次教育，他就是不改，诸葛亮不得不上表后主，将其贬官为民，发配汶山郡。
再如益州旧臣彭羕，曾经毁谤益州牧刘璋而被处“髨刑”（剃去毛发）。后来归降刘备，他旧病复发，说三道四，诋毁朝臣。诸葛亮多次教育就是不改，因此，他提醒刘备说：“彭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让刘备注意此人，刘备将彭羕降职使用。彭羕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的污蔑刘备与朝臣，还联络马超准备造反。马超汇报给诸葛亮后，诸葛亮便上表刘备，将其收监，彭羕更加牢骚满腹，结果，被处死在狱中。
诸葛亮说：“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答法正书》）。诸葛亮在赏罚上从来是泾渭分明，因此深得人心。真正达到了“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见《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语）。为官能够达到这样境界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影响感动了当时的蜀汉朝和魏国，例如，蜀汉尚书令樊建说：诸葛亮“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诅感神明”（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董厥、樊建传”）。蜀汉的辅汉将军张裔评价诸葛亮也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见《三国志〃蜀书〃张裔传》）。就连魏国大鸿胪刘晔也评价说：“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实为国之栋梁也”（见《三国志〃魏书〃刘晔传》）。魏国扶风太守傅干评价说：“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见《补三国志〃傅干传》）。
6、南征北伐。章武三年（223），刘备在白帝城病死，临终前托孤给诸葛亮，让他全权辅佐后主刘禅。幼主刘禅即位以后，大小事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诸葛亮肩上。这时候，蜀汉国力由于刘备为关羽报仇的夷陵之战惨败而极度的空虚，曹魏和东吴对蜀汉政权又虎视眈眈，国内的西南地区叛乱四起，形势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为了巩固蜀汉帝业，诸葛亮日夜操劳。他内修政理，安定人心，对外又迅速派遣大臣邓芝与东吴修好，尽快稳定局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内部叛乱忧患，他亲自挂帅，南征高定、雍闿、朱褒，用攻心术“七纵七擒”孟获，终于平定了西南叛乱，稳定了后方，同时也使蜀汉国力大增。特别是，诸葛亮为了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实现他提在《出师表》中提出的“收复中原，兴复汉室”，让后主“还于旧都”长安的目的，他亲自率军进行五次北伐强大的曹魏，《三国演义》称为“六出祁山”。当时，曹魏占据全国十个州，人口四百四十三万，而蜀汉仅仅益州一个州，人口九十四万，蜀汉与曹魏在各方面的悬殊都很大。可是，诸葛亮认为，曹魏伐蜀汉是迟早的事情，“与其坐而待毙，孰于伐之”（见《后出师表》），因此，他积极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不断地主动出击，北伐曹魏，把战场摆在敌方，变被动为主动，使曹魏始终不能够实现图蜀的目的。北伐期间，诸葛亮每次都是率军亲征，运筹帷幄在第一线，直接威胁着曹魏，使曹魏“畏蜀如虎”（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为了蜀汉帝业，诸葛亮“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最后，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军中，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见杜甫《蜀相》）的结果。他死后，还遗命葬在汉中定军山下，以自己死虎的余威为蜀汉守护着北大门，激励后来的将士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北伐曹魏。诸葛亮的这种勤政敬业精神，让后世代代怀念和称颂。
历朝历代歌颂诸葛亮的诗歌、文章和匾额、楹联以及碑刻等等比比皆是，有关他的成语典故、歇后语、谚语耳熟能详。诸葛亮活动过的遗址、纪念祠庙到处可见。他的相关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难看出，诸葛亮世世代代受到了人们的尊崇和爱戴，他是中华民族无可替代的形象大师，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参考文献
[1] 罗贯中.三国演义.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 郭文清.三国风云定军山.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年.[3]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4]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篇2：从诸葛亮的失败看领导者的定位
然而, 诸葛亮不仅没能实现匡复汉室的理想, 而且蜀汉集团还是三国中最先破产的一个。诸葛亮是个有得有失的人物, 他的“得”在于他的“小我”, 是作为个人的诸葛亮;他的“失”在于他的“大我”, 是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借用西汉初年的一句话, 蜀汉的霸业真是“成也孔明, 败也孔明”。
诸葛亮之败, 败在错位。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没有明确领导者的定位。
领导者的定位, 就相当于把握住梯子, 要确定靠到哪一面墙才是对的, 还要让别人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愿意沿着梯子向上, 直到“手可摘星辰”。除了需要敏锐的判断力和战略眼光外, 用好人才, 充分授权, 选好接替自己的人, 恐怕是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诸葛亮在用人、授权和接班人选择这三个方面做得如何。
一、用人
用人之道, 是领导才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过程的重要工作, 正确用人必须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 达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比如马谡, 才气过人, 有一定的军事理论知识, 是个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建兴三年, 诸葛亮征南中, 马谡为其献计:“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 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采纳马谡的计策, 七擒孟获, 平定南方, 使南方多年不敢复反。马谡还曾献计离间魏帝与司马懿, 为蜀汉暂时除却一心腹大患。
但马谡虽然跟随诸葛亮多年, 却一直仅是“高参”, 从未担任过主将, 他精于战略, 拙于战术, 也有言过其实的缺点, 刘备向诸葛亮指出过这点, 说马谡“不可大用”。然而, 由于诸葛亮与马谡有着深厚的个人交情, 诸葛亮不仅对刘备之言不以为然, 而且一意孤行。建兴六年亮出兵向祁山, 时有宿将魏延、吴懿, 诸葛亮力排众议, 令马谡为先锋, 统军在前, 与魏将张合战于街亭, 为合所破, 士卒离散。诸葛亮如果能接受大家的意见, 令魏延等为先锋, 可能不至于会有街亭惨败。街亭之败, 不仅使蜀汉遭到重创, 断送了首次北伐, 也断送了一位良好的参谋人才。
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谋士在街亭惨败, 从表面看是马谡无知所致, 而实质上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而且诸葛亮事后还反省自己, 斩马谡后哭曰:“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 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 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他想到的仍然只是把庸才当成了人才用, 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用人失当是失街亭的根本原因。
二、授权
在团队协作中, 时常有这样一个现象, 很多领导者看到员工做工作不如自己, 总是忍不住要加以指点, 甚至越俎代庖。殊不知, 这种指点在团队成员看来已经成了一种干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领导者过多干涉会挤压这种空间, 员工有可能变得消极、怠惰、唯命是从, 失去主观能动性, 团队更不会有战斗力可言。
诸葛亮为蜀汉丞相, 工作勤勤恳恳, “自校簿书”, “罚二十以上亲览”, 以至于积劳成疾, 过早离开人世。其在上后主的《自贬疏》中道:“街亭违命之阙, 箕谷不戒之失, 咎皆在臣授任无方。”其对手司马懿评价诸葛亮说:“孔明食少事烦, 其能久乎!”。
而在西汉时期, 陈平任汉左丞相, 皇帝刘恒一日问, 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 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 右相周勃答不出来, 刘恒问陈平, 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 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 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 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宰相者, 上佐天子, 理阴阳, 顺四时, 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
陈平、诸葛亮是当时的高官, 作为领导者, 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 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 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 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 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 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的能力。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 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 独立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 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 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
因此, 领导者不妨暂时把自己比员工多出的那些能力束之高阁, 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拓展员工的发挥空间, 激发他们的创造性, 赋予下属充分的职权, 同时创造出每一个人都能恪尽职守的环境。
当企业处在起步期时, 往往呈现出一个三角形的状态, 领导人就像站在顶端的将军, 发号施令、呼风唤雨, 强有力地推动企业朝前发展。但当公司趋于成熟, 组织就应该变为一个同心圆, 领导人隐含在这个圆形体中, 成为“主心骨”, 宛如灵魂一般, 虽然弱化了自己, 但组织更强大了。如此, 以个人的“弱治”实现一个组织的“强治”。
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其精神可嘉, 其法则不足取。毕竟, 没有团队的整体战斗力, 只有一个诸葛亮是很难实现“天下计”的。管理层如果能施行黄老之术, 让团队达到“无为胜有为”的状态, 那么他们收获的将不仅是充裕的时间和精力, 还有整个团队的和谐及坚强的战斗力。
三、育人
培养人才是领导的重要职责, 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说:“松下首先是生产人, 其次才是生产电器”。培养人才, 对于被培养人而言是一种激励, 有利于加强下属的参与管理, 将繁琐、较小的工作交给下属完成, 领导可抽出更多时间从事组织的战略及策略研究。
蜀汉初期, 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勉强算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人才队伍, 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 又有魏延、王平等人。然而, 由于诸葛亮长期的亲历亲为, 蜀汉的人才梯队最终没有形成, 最后诸葛亮指定降将姜维为帅, 也只因朝中无能人不得已而为之, 正所谓“蜀中无大将, 廖化为先锋”。
诸葛亮非常清楚蜀汉人才状况, 但并没有引起诸葛亮对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未选拔任用才能超过自己之人。
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董允、杨洪等人物, 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 更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三国志》之作者陈寿评:蒋琬、费祎“咸陈诸葛亮之成规, 因循而不革”, 姜维“黩旅, 明断不周, 终致陨毙”。
2. 不给人才改过自新的机会。
第一次北伐, 失街亭而斩马谡。第四次北伐, 李严负责督运粮草, 北伐由于劳师远征, 得汉中并未得民, 粮草皆得从险难的蜀道运送, 加上天雨, 李严运粮不济, 情有可原。可诸葛亮厉斥李严“受恩过量, 不思忠报, 横造无端, 危耻不办”, 并撤销李严一切职务。
3. 不锻炼人才。
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 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 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透。张飞只管“纵火烧之”, 关羽则“放过中军”, “纵兵袭击后军”, 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 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 不要赢”, 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簿”。这种战术完全莫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 取而代之的是诸葛亮个人智慧垄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葛亮的绝对依赖, 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 难以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
4. 公开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
嫉妒别人才能, 特别是比自己高明的人, 是人的一种本性, 但是领导不能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 即使有这种心思, 应将其变成忧患意识, 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 特别是领导能力, 因为领导不需要亲自冲锋陷阵, 只要能驾驭下属即可。但诸葛亮却不能善待有才能特别是有可能一方面或多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才, 像李严、魏延等有才有功之人, 都遭到排斥打击甚至被杀戮的结局。
与之相反的是清代的曾国藩, 培养接班人的标准是:发现优秀人才, 用人所长加以重点长期培养, 因势顺导, 四处开花。
左宗棠这个人不懂礼貌, 见谁损谁。也不知天高地厚, 与人写信, 不署自家姓名, 只署“小亮”, 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是诸葛亮。但曾国藩看中了左宗棠的才气, 有意纳入接班人体系, 使左宗棠有机会发展, 在浙江、福建从平头百姓做到了闽浙总督。
李鸿章最初是曾府里的幕僚, 可曾国藩发现了李鸿章所具有的超常洞察力, 于是将其纳入重点培养对象。在重大事情上, 曾国藩常常找李鸿章过来出谋划策对其进行有意训练。正是曾国藩竭尽心思的发现、培养, 李鸿章才有机会走到大清王朝的高层管理岗位。
诸葛亮之败, 败在定位。《道德经》曰: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胜人者力, 自胜者强。能够成为领导的人, 往往都是能人, 是能人往往就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一试身手的念头。然而, 成功的领导者都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定位的人, 都是把握梯子方向的人, 而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强的人。
篇3：从诸葛亮看忠诚勤政的文化内涵
在学校，《忠诚与背叛》被师生称为是“一部走进年轻人心灵的力作”；在部队、机关、企业，该书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重点读物广为推荐传诵……强劲的“红色阅读热潮”不断掀起。有关专家认为，《忠诚与背叛》昭示信仰的力量，它注定不是一本“供有闲阶级吃饱饭后在壁炉前打发时间”的书，它是一本主义之书、信仰之书。《忠诚与背叛》唱响时代主旋律，迸发文化凝聚力，其独树一帜之处在哪里？
凝聚信仰的力量。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随着物质的高度丰富和生活的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进入了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时期，一些人迷失信仰产生焦虑，面对崇高敬而远之，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流意识和社会认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忠诚与背叛》深入探讨信念理想坚守。在书中讲述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共产党人面对生死考验，为革命献身之悲壮，催人泪下；当个体的追寻汇聚成共同的坚守，信仰的力量是如此撼人心弦；凝聚当年红岩革命志士血泪嘱托的“狱中八条”昭示着历史，揭露了背叛革命者卑鄙的灵魂；警示着今天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鞭挞着党内腐化堕落分子。读者从字里行间真切感受到信仰焕发出的巨大力量，深刻领悟到忠诚与背叛的正确抉择是何等重要！《忠诚与背叛》奏响了信仰之歌，启迪人们懂得如何坚定理想信念，指导人们悟出应该怎样去追求、生活、奋斗，以及个人价值同社会价值应该怎样结合，从而汇聚理想信仰精神气质回归大众的时代潮流。
真诚创作的感染力。真诚，是艺术的真谛。何建明是当前中国文坛中最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在创作中，何建明高扬时代主旋律，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从而赋予作品强大的生命力。他通过查阅大量第一手资料和采访相关人士，与红岩文化研究专家厉华联手合作，精心打捞红岩历史上每一个有价值的细节。在创作构思中，作者与300 多位先烈的灵魂展开对话，走进人物的精神内核、精神世界，赋予作品丰满的血肉。作者以心执笔，倾注大量笔力真实立体表现人物，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江姐、“双枪老太婆”、华子良等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原型还原后令人耳目一新；“红色电台案”等惊心动魄真实故事悬念迭出……在为个体生命的“小历史”还原真貌的同时，也唤起读者对大历史的命运深沉思考和深入理解，使作品走进读者的心灵。
内容形式富有亲和力。在今天，“高大全式”的表现手法以及居高临下的说服灌输教育，已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寓教于乐，使作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满足群众阅读需要，是改变一些作品“叫好不叫座”尴尬局面的重要途径。在内容形式上，《忠诚与背叛》突破了《红岩》的时代和小说艺术局限，运用纪实文学体裁还原真实红岩历史，诠释“忠诚与背叛”这一宏大主题，历史思辨和现实思考贯穿全书，使作品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女人无叛徒”等章节精彩而又有扎实的史实基础，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使人物形象实现党性、人性、艺术性相统一，令读者感到可信可亲可敬。
传播产生影响力。《忠诚与背叛》被列为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庆祝建党90周年重点出版物，受到媒体和读者的期待，图书尚在印制阶段，媒体即给予极大的关注。图书出版后，迅速畅销全国。何建明应邀到多所高校举办“忠诚与背叛”主题讲座，场场爆满；被誉为“中国红色旅游第一人”的红岩文化研究专家厉华，携带此书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开展宣讲活动。富有声势和规模的宣传活动，在图书市场上掀起了强劲的“红色旋风”。《忠诚与背叛》通过广泛宣传推介，让读者知道、了解图书，激发起对这本红色读物的阅读兴趣，引领着当前阅读新趋势，真正实现了双效。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先进文化凝聚人、引导人、激励人、塑造人，是每个文化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深厚的红岩精神文化底蕴，时代创作的灵感和强烈的出版使命感，造就红色力作《忠诚与背叛》。在新时代背景下，《忠诚与背叛》正迸发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引领力。信仰的力量，在历史还原中传递；选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旗帜下凝聚。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深入挖掘历史和现实素材，从中汲取营养，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创作，精心打磨，将涌现更多像《忠诚与背叛》这样的优秀作品！
篇4：从司法实践看夫妻忠诚协议效力
一、司法实践现状
法律规定的缺失,使得法官在审判有关“忠诚协议”的案件时不能得到明确的法律指引,只能通过自己多年来累积的经验和知识来处理具体纠纷,也导致了全国不同法院面对同样的案件时,根据不同的理解作出了不同的判决结果。
2002年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审理了“夫妻不忠赔偿案”,该法院首次确认了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使得该问题进入大众视野。持支持态度的法院普遍认为,夫妻之间签订协议的行为属于民事活动的范围,受《民法通则》的制约。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只要夫妻双方在签订该协议的时候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其行为就应当被认为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该“夫妻忠诚协议”就应当被视为有效。当然,如果在该协议中规定的赔偿数额超出了婚姻主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仅该项条款视为无效。“夫妻忠诚协议”是婚姻主体基于自由意志,将《婚姻法》中规定的抽象的、属于道德层面的忠诚义务通过协议形式具体化,成为一项受法律强制力保护的义务。“法无禁止即自由”,公民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不侵犯他人的权益,可以大胆的追求自己的利益,行使自己的权利。《婚姻法》并未禁止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并且从该协议的目的、内容上看,可以对婚内夫妻双方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为婚姻双方提供一定保障,从而促进婚姻的稳定,所以该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也是国家服务人民,关注民生的体现。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的法院认为该协议有效,也有的法院否认其效力。都是上述同一个案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态度和上海市闵行区法院截然不同。该法院认为《婚姻法》中规定的夫妻忠实义务仅仅是一种道德层面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不具有法律强制力,若视“夫妻忠诚协议”有效,有任意造法之嫌,这样会造成立法工作的混乱,并且不利于维持法律的威严。还有法院强调,“夫妻忠诚协议”看似自由平等,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婚姻主体日后的婚姻意志自由,即以现在的意志自由限制约束日后的意志人身自由,所以是违法的。此外,一些“夫妻忠诚协议”中约定了“一方违背忠诚协议方将必须离婚”、“限制一方对子女的抚养权、监护权、探视权等身份权”等条款,对于以上这些条款所涉及到的权利,因其具有特殊的性质和重大意义,国家有明确的立法规定了相应的必经程序和条件要求,所以公民间通过协议约定的上述条款无效。
还有一部分法院采取其他方式回避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对于该协议的效力拿捏不准,难以作出判决时,常常换一种思维,从分析该协议整体的效力转变为讨论协议中与本案有关的主要争议,比如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问题,婚姻主体责任承担问题等等,这种将整体局部化、将问题总结归纳的办法避免了对协议效力的认定问题,同时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可能出现的矛盾争议,不失为一种办案的良策。
二、“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认定
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是法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基于婚姻双方意志自由,通过对婚姻主体婚内行为进行约束,约定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后果,起到警示作用,有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符合《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因此不能对其进行一味的否定,可以选择性的肯定其效力。总的来说,应当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承认该协议有法律效力的同时,对其中的内容进行适当的限制和规范,达到充分保障婚姻主体正当权益的最终目的。
首先,也是最常见的,即基于“夫妻忠诚协议”的损害赔偿请求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该类诉求应当依附于离婚诉讼,不能够单独作为诉讼请求,法院不予受理。即使有法院已经受理,也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这就是说,只有当婚姻双方因为违背“夫妻忠诚协议”中的行为,致使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提起离婚诉讼的,才可以将该协议中有关损害赔偿的约定作为诉讼请求。“夫妻忠诚协议”的精神实质是为了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既然这种稳定没有被根本动摇,这种诉求也是没有基础的。所以,若无过错方不要求离婚,而仅仅以对方违反协议为由,要求对方履行协议或者赔偿损失的,法院不应当受理,对于双方关于财产的约定,视为自然债权。
其次,约定的赔偿数额不能过高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协议中约定违约金,但数额应当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符合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不能漫天要价。法院在进行审判的时候,夫妻忠诚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具体的金额还是要根据有过错方违约的轻重程度、案件的具体事实,以及婚姻主体经济状况等方面来决定。
此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条款无效。因为身份权具有法定性,所以在夫妻忠诚协议中,部分关于人身关系的内容是否有效还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形和有关法律规定而定。比如有关婚姻关系的终止的约定,必须要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审查、确认才能够发生法律效力;对于探望权行使方式和时间的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不侵犯子女和探望权人的权益,一般认定为有效,但关于中止和剥夺探望权的约定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可知,协议中关于监护权丧失的约定无效。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的伦理和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对于婚姻所持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放和自由。夫妻忠诚协议的出现表明人们法律意识较以前有了极大的提高,国家普法活动大有成效,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民众对婚姻安全感的缺失。赋予夫妻忠诚协议法律效力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应当引起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夫妻忠诚协议”进行一定的规范,确定其效力,为司法审判活动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从而更好的保障婚姻主体的权益,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参考文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1.1.
[2]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高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2004.9.
[3]李婧.略析“夫妻忠诚协议”的司法立场[EB/OL].中国法院网,2015.4.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4.
[5]金磊.司法实践中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认定[EB/OL].东台法院网,2016-1-26.
篇5：从诸葛亮的失败看领导者的定位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在这首诗中，大诗人杜甫对诸葛亮的敬仰与惋惜之情跃然纸上。千百年来，诸葛亮是作为智慧与道德双重象征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他未出茅庐，先知三分天下，他草船借箭，火烧赤壁，赚荆州，取成都，夺汉中，七擒孟获，形成三分天下中的蜀汉基业;他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直至病死军中，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为官的最高准则。
然而，诸葛亮不仅没能实现匡复汉室的理想，而且蜀汉集团还是三国中最先破产的一个。诸葛亮是个有得有失的人物，他的“得”在于他的“小我”，是作为个人的诸葛亮，他的“失”在于他的“大我”，是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借用西汉初年的一句话，蜀汉的霸业真是“成也孔明，败也孔明”。
诸葛亮之败，败在错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明确领导者的定位。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诸葛亮在用人、授权和接班人选择这三个方面做得如何。
用人：参谋岂能做先锋
用人之道，是领导才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过程的重要工作，正确用人必须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比如马谡，才气过人，有一定的军事理论知识，是个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为其献计：“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采纳马谡的计策，七擒孟获，平定南方，使南方多年不敢复反。马谡还曾献计离间魏帝与司马懿，为蜀汉暂时除却一心腹大患。
但马谡虽然跟随诸葛亮多年，却一直仅是“高参”，从未担任过主将，他精于战略，拙于战术，也有言过其实的缺点，刘备向诸葛指出过这点，说马谡“不可大用”。然而，由于诸葛与马谡有着深厚的个人交情，诸葛不仅对刘备之言不以为然，而且一意孤行，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懿，诸葛亮力排众议，令马谡为先锋，统军在前，与魏将张战于街亭，为所破，士卒离散。诸葛如果能接受大家的意见，令魏延等为先锋，可能不至于会有街亭惨败。街亭之败， 不仅使蜀汉遭到重创，断送了首次北伐，也断送了一位良好的参谋人才。
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谋士在街亭惨败，从表面看是马谡无知所致，而实质上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而且诸葛亮事后还反省自己，斩马谡后哭曰：“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他想到的仍然只是把庸才当成了人才用，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用人失当是失街亭的根本原因。
授权：食少事烦，岂能久乎
在团队协作中，时常有这样一个现象，很多领导者看到员工做工作不如自己，总是忍不住要加以指点，甚至越俎代庖。殊不知，这种指点在团队成员看来已经成了一种干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领导者过多的干涉会挤压这种空间，员工有可能变得消极、怠惰、唯命是从，失去主观能动性，团队更不会有战斗力可言。
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工作勤勤恳恳，“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以至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其在上后主的《自贬疏》中道：“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其对手司马懿有评价诸葛亮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而在西汉时期，陈平任汉左丞相，皇帝刘恒一日问，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右相周勃答不出来，刘恒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
陈平、诸葛亮是当时的高官，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独立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
因此，领导者不妨暂时把自己比员工多出的那些能力束之高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拓展员工的发挥空间，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赋予下属充分的职权，同时创造出每一个人都能恪尽职守的环境。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精神可嘉，其法则不足取。毕竟，没有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只有一个诸葛亮是很难实现“天下计”的。管理层如果能施行黄老之术，让团队达到“无为胜有为”的状态，那么他们收获的将不仅是充裕的时间和精力，还有整个团队的和谐及坚强的战斗力。
育人：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
培养人才是领导的重要职责，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说：“松下首先是生产人，其次才是生产电器”。培养人才，对于被培养人而言是一种激励，有利于加强下属的参与管理，将繁琐的较小的工作交给下属完成，领导可抽出更多时间从事组织的战略及策略研究。
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勉强算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人才队伍，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又有魏延、王平等人，然而，由于诸葛亮长期的亲历亲为，蜀汉的人才梯队最终没有形成，最后诸葛亮指定降将姜维为帅，也只因朝中无能人不得已而为之，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
诸葛亮非常清楚蜀汉人才状况，但并没有引起对诸葛亮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
首先，未选拔任用才能超过自己之人。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更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三国志》之作者陈寿评：蒋琬、费 “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其次，不给人才改过自新的机会。第一次北伐，失街亭而斩马谡。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北伐由于劳师远征，得汉中并未得民，粮草皆得从险难的蜀道运送，加上天雨，李严运粮不济，情有可原。可诸葛亮厉斥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并撤销李严一切职务。
第三，不锻炼人才。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簿”，这种战术完全莫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智慧垄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葛亮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
第四，公开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嫉妒别人才能，特别是比自己高明的人，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领导不能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即使有这种心思，应将其变成忧患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特别是领导能力，因为领导不需要亲自冲锋陷阵，只要能驾驭下属即可。但诸葛亮却不能善待有才能特别是有可能一方面或多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才，像李严、魏延等有才有功之人，都遭到排斥打击甚至被杀戮的结局。
与之相反的是清代的曾国藩，培养接班人的标准是：发现优秀人才，用人所长加以重点长期培养，因势顺导，四处开花。
左宗棠这个人不懂礼貌，见谁损谁。也不知天高地厚，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小亮”，自作多情的以为自己是诸葛亮。但曾国藩看中了左宗棠的才气，有意纳入接班人体系，使左宗棠有机会发展，在浙江、福建从平头百姓做到了闽浙总督。
李鸿章最初是曾府里的幕僚，可曾国藩发现了李鸿章所具有的超常洞察力，于是将其纳入重点培养对象。在重大事情上，曾国藩常常找李鸿章过来出谋划策对其进行有意训练。正是曾国藩竭尽心思的发现、培养，李鸿章才有机会走到大清王朝的高层管理岗位。
诸葛亮之败，败在定位。《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能够成为领导者的人，往往都是能人，是能人往往就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一试身手的念头，然而，成功的领导者都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定位的人，都是把握梯子方向的人，而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强的人。正如汉高祖所说：谈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持运粮道路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任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但是遗憾的是，项羽至死也没有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项羽是公认的英雄，而刘邦则是公认的成功者。
因此，领导者应该牢记：不需要做最强者，而要让最强者为自己工作，不要成为英雄，而要成为成功者。
篇6：从诸葛亮看忠诚勤政的文化内涵
1 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的现状
民办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管理更倾向于企业的管理方法, 就目前而言, 教师的职业忠诚度不容乐观。归属感、安全感及成就感的缺失, 导致民办高职院校优秀师资力量的大量流失, 许多教师放弃与学校达成的组织承诺, 转而选择其他的职业发展道路。
首先, 民办高职院校的教师采用合同聘任制, 没有终身职业保障, “合则留, 不合则走”成为众多民办院校教师的择业标准。学校和教师之间的聘用关系实际上成了一种雇用与被雇用的博弈关系。这就造成员工对企业很难形成归属感, 我国大多数民办高校的教职工, 尤其是优秀教师离职率每年都超过20%。其次, 民办高职院校管理和制度规范上的缺失, 致使教师的工作内容、教学评估、培养方式及薪酬福利等随机性太强。长期不规范管理使其产生工作倦怠, 没有激情认真投入工作, 最后导致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的流失。再次,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社会对民办院校缺乏普遍的认同, 民办院校教师在社会待遇方面还远赶不上公办院校教师, 如在职称评定、户口迁移、享受医疗保险等方面民办院校教师与公办院校教师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随着招生制度的改革和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 许多公办院校的用人机制和工薪待遇都有了很大改善, 在公办院校工作比在民办院校工作有着明显的优越感。民办院校教师由于享受不到与公办院校教师同等的社会待遇, 普遍缺乏成就感, 选择跳槽。
2 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影响因素分析
欲改变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的现状, 显然弄清楚其影响因素,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以往对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的研究不多, 笔者拟从系统的角度对影响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的因素进行分析。
2.1 纷繁多变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更加细化, 教师可选择的职业很多, 拜金主义思潮容易诱发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短期行为, 这对教育是很大的挑战, 对教师也是极大的诱惑。高职教师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环境之外, 免疫力弱的教师献身教育的忠诚度便大打折扣, 再加上与其他职业比较后出现的心理失衡, 使教师对终身从事此职业信心不足, 企业高薪酬、丰富多变及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对高学历的教师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2.2 国家对高职教育的重视程度及社会的认可度
我国高教厅[2002]5号文件提出了加强高职 (高专) 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 这说明国家对高职院校教师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定位、投入、政策、评价等方面, 相对来讲仍然处于次要和劣势的地位, 职业技术教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二流的教育”。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的层次和地位偏低, 高职教师被社会认可的实际程度不高, 职业声望要远低于普通本科院校教师。职业教育被边缘化的现象在很多地方客观存在, 导致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不断滑坡, 严重影响了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2.3 学校自身情况
一个规模大、有好的发展前景、拥有优秀学术氛围和先进组织文化的学校往往更能吸引并留住优秀教师, 两者成正比的关系。多数民办高职院校经济上“自负盈亏”, 缺乏中央和地方政府足够的有效支持, 民办高职院校的教师在选择任教学校时必定要考虑其未来发展状况, 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学校的规模、发展前景、学术氛围和组织文化反映出来。
2.4 职业发展机会
学校能否为教师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将影响教师对学校的忠诚程度。目前民办院校普遍存在对教师培养不够、缺乏良好的晋升制度、职业发展缓慢等问题, 不愿花时间和精力为教师提供培训和学习, 担心一旦教师能力或学历提高以后会离职, 这恰恰造成教师的自我价值无法实现, 增加了离职的风险。
2.5 人际关系
如果一个人在组织中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他就可能会有较强的归属感和组织忠诚度, 反之, 则容易选择离职。此外, 师生关系也会影响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 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可以使其真正体会到教书育人的快乐, 树立对教师职业的信心。
2.6 薪酬福利
薪酬福利无疑是影响员工忠诚度的重要因素, 公平合理、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待遇是留住人才的重要筹码。民办院校教师没有国家编制, 因此, 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 其更倾向于到薪酬高福利好的学校任教。民办高职院校要想取得长期发展, 必须建立良好的薪酬福利体系, 保持薪酬福利水平的竞争力。
2.7 教师自身素质
内因决定外因, 教师自身对职业的认知、组织发展与自身发展的结合程度、抗压能力等都是影响其忠诚度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学校能够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发展机会, 如果本人不愿在组织中长期发展, 稍有压力就选择跳槽或更换职业, 或者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 也就无法形成对组织的忠诚感。
3 提升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的策略
教师忠诚度对稳定教师队伍、提升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影响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的因素笔者将其归纳为外部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三大部分, 其中外部环境因素是我们不能控制的, 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是可以通过有效的策略加以控制和改进的。笔者认为要提升民办高职院校教师的忠诚度, 关键要以人为本。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强调“以人为中心”, 以人性化为标志。认真了解教师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并在合理性的基础上尽量满足, 是提高教师忠诚度的必要手段。教师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呈动态变化, 针对当前教师的需要, 高校应考虑:
3.1 营造民主宽松、公正和谐的文化氛围
高校文化不仅起着熏染、教育学生的作用, 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精神风貌同样也对教师起着凝聚、引导、约束、激励作用, 使广大师生能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有利于培养教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度。学校可通过创造自由研究、公平竞争、公正评价的学术研究环境、创造和谐宽松的人际环境、建立透明畅通的信息沟通环境等方法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与此同时, 积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 加强教师爱岗敬业精神的宣传教育, 帮助广大教师排除社会不良思潮的干扰, 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坚持诚实守信。
3.2 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培训发展机制
目前民办高职院校年轻教师占绝大部分, 教学经验不足, 且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预期较高。对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可使其更快更好地适应职位要求, 提升学校教学质量, 为学校长期发展奠定基础。院校可通过定期进行教学方法交流和讨论、提供参加培训的机会、组织卓有成效的顶岗实习、强化培训过程管理等方式, 帮助教师更新和拓展知识, 不断提高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只有实现高校与教师发展的双赢, 才能增强高校对教师的吸引力, 提高教师的忠诚度。
3.3 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福利体系
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是保证教师生存、工作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必备物质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 高职教师的待遇也在逐年提高, 但依然不能真正反映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的价值。建立科学、合理且公平的薪酬体系是民办高职院校有效激励教职工积极性的重要措施。院校可通过严格、科学、客观、公正的考核, 奖优罚劣, 多劳多得, 优劳优酬, 使薪酬真正体现教师的贡献。另外, 高校教师在考虑经济待遇的同时, 也会关注学校的教学、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等。学校可以考虑为教师教学和科研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料、实验室设备和场地, 在人力、物力资源的配置方面给予保障, 帮助他们取得成功。
3.4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积极发挥教师的作用
民办院校由于其投资主体的特殊性, 人们工作起来总有一种“给老板打工”的感觉。让员工消除“打工”感, 树立“归属”感,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非常必要。除物质激励外, 让教师真正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 成为“主人翁”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另外, 民办院校的主办者也可以像企业那样, 对学校实行股份制改造, 给核心成员和优秀员工以股份或期权激励, 将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学校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让其感觉到为学校工作实际上也就是为自己工作。只有这样, 教师才会忠于学校, 把学校视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
影响教师忠诚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 要想拥有优秀的教师队伍, 不能只靠某一方面的改善, 而要结合各学校实际情况, 综合分析其在教师忠诚度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根本上改进和提高人才管理水平, 为高校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摘要：高忠诚度的师资队伍是民办高职院校长远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民办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忠诚度不容乐观, 从人本管理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影响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的因素, 指出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受到纷繁多变的社会环境、学校自身情况、职业发展机会、人际关系、薪酬福利和教师自身素质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并提出采用以人为本策略提高其忠诚度, 以期为高校教师忠诚度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忠诚度
参考文献
[1]王征, 郭礼华.提高高校教师忠诚度浅议[J].人才开发, 2003, (6) .
[2]艾丹丹, 成云.职业教育版民办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之道[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8, (3) .
[3]孔繁正.民办院校人才频繁流动的原因及思考[J].前沿, 2004, (5) .
篇7：从诸葛亮看忠诚勤政的文化内涵
[A型]
A型男人如有不轨，其行为多较诡秘，尽量不让人发觉。如A型男人的不轨是出于想解脱一下生活的压力或企图得到家庭内尚未得到的东西时，A型男人的内心大多仍还存在惧怕家庭毁灭的顾虑。但是，如A型的不轨是出于强烈的摆脱现状愿望，不轨行为属于一种较为深思熟虑的行动时，那么，A型男人在不轨的同时就可能已有不惜家庭破裂的思想准备。
为预防A型男人的不轨，作为女人来说，不妨经常以男人的责任对其加以劝说，在不少情况下，这种劝说都能起到激励男人家庭责任感的作用。同时，女人还应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多给男人以温暖，使家庭生活充满夫妻深情，即使在夫妇性生活中也应不拘于一定的模式，以增进夫妇间的生活乐趣。
[B型]
B型男人的不轨多由于将性爱和爱情割裂开来看待。当B型男人对肉体的情欲有较大的兴趣时，则会较为坦然地做出不轨之举。由于B型的不轨具有较为“坦然”的倾向，故B型男人的不轨行为较易被他人察觉。
一旦发现B型男人有不轨之举，如女人并不因此打算分手的话，基于B型有我行我素的倾向，为不使家庭遭到毁灭，女人不一定对此采用严厉责备手段，由于B型还具有感情较为细腻、较富于人情味的倾向，有时女人对男人的不轨佯装不知，仍一如既往地对男人真诚相待，也会使B型男人自觉羞愧，产生一种因欺骗女人而自感犯罪的感觉，从而自觉地改邪归正。
[O型]
O型男人具有较强的家长作风倾向，当O型男人的家长地位不能确立时，可能产生不轨行为，并可由此导致家庭的危机。当O型男人的不轨属于其他原因时，从其本身意愿出发，往往还不致于想使家庭破裂。此外，如夫妇性生活不够协调，或O型男人对此不满足时，O型男人也可能出现不轨。据日本调查，O型男人的不轨不少源于此。
如O型男人的不轨属于对夫妇生活不能满足时，从女人方面来看，亦应在日常生活中采取积极协调、配合的态度，以使夫妇生活更为和谐、协调。
[AB型]
AB型的不轨，除了部分对性欲有特别兴致而陷于“玩乐派”外，不少AB型男人的不轨主要表现在与第三者进行趣味性的游玩上，而并不一定以肉体关系为主。即使是以性欲为主的“玩乐派”，也往往存在怕因此而使家庭崩溃的恐惧倾向。
对AB型男人的不轨，针对其气质特性，尤其是AB型对离异、诉诸法庭之类行为较为厌恶，因此，女人如以此类利害加以陈述，也往往能使之悬崖勒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