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一日清单制度

2024-04-08

95一日清单制度(精选6篇)

篇1:95一日清单制度

一日清单制度

1、为了进一步加强医疗收费管理,健全制约与监督机制,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增加医疗收费的透明度,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特制定本制度。

2、实行“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制度,对患者住院期间每日发生的各项费用,要在“住院费用一日清单”上分类列出,患者出院结算的总费用必须与其所有“一日清单”的汇总费用相符。

3、住院部将每位住院患者当天的治疗费用(详细清单)从微机上打印出,送至临床各科室护办室,由各临床科室护士送至每位住院患者或家属阅知。

4、建立健全费用查询系统,为患者提供费用明细清单,护理站免费为住院患者查询住院费用。

5、住院患者如对费用清单有疑问,由主管医师和护士长负责解答或联系相关部门协调处理。

6、一日清单必须一日一送,不得漏送或隔日送。

7、住院部和临床各科室出现住院患者费用清单漏送或延误送达(特殊情况除外),要与考核分数挂钩。

篇2:95一日清单制度

1、我院向住院患者免费提供费用一日清单。

2、一日清单应当逐项列明患者一天中所得到医治的所 有项目、药品及其价格明细内容,以及入院以来的医药费用 总和。

3、热情接待患者对费用使用情况的询问,并耐心细致 地解答。

4、为了切实做到让住院患者放心,透明、合理消费,病区和住院处应对住院者在住院期间的全部费用进行认真 审核,凡因各种原因未实施的检查、治疗项目、未使用到住 院患者身上或未发给患者的药物,应及时办理退费手续。

篇3: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政策导向

关键词:政府权力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政策导向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首次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两次提到“权力清单”, 第一次是在“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题目下提到, 要求“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 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第二次提到权力清单是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题目下, 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 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国务院积极落实和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要求“将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的责任等, 以清单形式明确列示出来, 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5月12日国务院批准《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 国务院将2015年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 也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方案》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该《方案》寓意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从中央到地方“分头分层级推进”的一项任务。据此, 政府权力清单被制度化了。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不仅规范了政府权力清单的内容, 而且是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政策导向。研究政策导向是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前提。

一、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为近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持久而深刻的革命, 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从战争走向和平、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一种普遍性规律和世界潮流。”根据2004年袁曙宏教授归纳, 我国依法行政的发展, 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8年-1989年) 是以依法“治事”为中心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 (1989年-1996年) 是以事后对公民权利救济和行政权力监督为重心的发展阶段和全方位规范;第三阶段 (1996年-2004年) 是监督行政权运行过程的全面推进阶段;第四阶段 (2004年-2014年) 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阶段;第五阶段 (2014年-至今) 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阶段, 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为标志,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深化推进依法行政的形式之一。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进一步“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合法行政,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的“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 “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 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这是深化推进依法行政的重大举措。

二、进一步发展了行政公开和高效便民的原则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并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 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公开制度的具体化, 是深入推进行政公开和高效便民的举措。

政府权力的公开立法依据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但是《条例》并没有规定一定以清单的形式公开, 以清单的形式公开更有利于权力的全面、透明和监督, 政府权力清单不仅仅是职权公开形式上的具体化,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条例》的发展, 主要表现如下。

1.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要求全面公开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权力, 特别强调行政职责的公开。

这客观上扩大了《条例》规定的公开范围。如《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1) 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2) 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3) 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 (4) 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显然, 《条例》中的主动公开范围不包括行政责任的公开。

2.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细化了行政职权目录。

政府权力清单目录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别的方式分类行政职权, 而《条例》只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没有将行政职权类别化的规定。

3.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增加了对清单内容的事前审核和事后监督机制。

《意见》还规定了对清单内容的审核, “地方各级政府要对其工作部门清理后拟保留的行政职权目录, 按照严密的工作程序和统一的审核标准, 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需修改法律法规的, 要先修法再调整行政职权, 先立后破, 有序推进。在审查过程中, 要广泛听取基层、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审查结果按规定程序由同级党委和政府确认。”《意见》规定对清单事后的监督, “权力清单公布后, 要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况、机构和职能调整情况等, 及时调整权力清单, 并向社会公布。对权力清单未明确但应由政府管理的事项, 政府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 需列入权力清单的, 按程序办理。建立权力清单的动态调整和长效管理机制。”而《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第三十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综上所述,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扩大了《条例》规定的信息公开的范围, 还将行政职权细化和类型化, 并增加了对清单内容的事前审核和事后监督机制, 这不仅提高行政职权的透明度, 更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强化行政权的自我监督和制约机制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本质上是行政权的自我控制。依据行政权自我控制理论, 行政权自我控制是一种自律性控制、主动性控制、机制化的控制。在现代法治国家, 权力的自我控制更加重要。行政权的自我控制, 有利于降低行政权控制的成本;有利于建立行政权的良性运行机制;能够使行政机构体系树立起为全社会积极主动服务的信念。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对行政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制度设计, 通过政府权力清单的公开实现了行政权力的透明和接受公众的监督,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权自我控制的过程, 即行政权的自我监督和制约。

篇4:95一日清单制度

关键词:政府和市场关系;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一、 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理想的政府应该一方面具有保护培育市场的积极职能,另一方面又受到法律限制以防止过度侵害市场,换言之,政府既应该是“有效的”,也应该是“有限的”。

为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自2013年起,中央政府要求制定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并公布了推进时间表。其中,“负面清单”、“权力清单”主要针对“有限政府”问题,防止政府随意干预市场;“责任清单”主要针对“有效政府”问题,防止政府不作为。

二、 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进展

从功能上看,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责任清单,都旨在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而从指向上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指向对象为政府部门,而负面清单的指向对象则为市场主体,其实质是规范市场主体的准入标准。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制定和推动工作必须相辅相成。

负面清单:从地方实践到中央规范。实际操作中,负面清单的制定和推行工作是一个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过程:先由地方实践,随后由国务院规范,再选择试点地区先行先试,最后全面推开。上海自贸区是我国最早实行负面清单制度的地区,随后其他地区负面清单工作开始陆续推行,2015年4月,随着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的建立,由国务院制定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开始在4个自贸区统一适用推行。2015年10月,《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务院统一制定发布,并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部分地区先行先试。

权力清单早有实践,责任清单相对滞后。从各地实践来看,早在2005年,河北省邯郸市就推出了市长权力清单,确定并汇总了93项时任市长权限以向全社会公开;2009年成都市公布了49个市级部门和单位的权力清单;2011年北京市西城区公开了164张区委权力运行流程图,同时列出权力行使主体、权力行使步骤、限制条件、监督办法和举报方式等;2014年3月,中央政府“晒”出权力清单,涵盖60个有行政审批事项的国务院部门;目前,各省级政府都公布了本级政府的权力清单,部分省份也公布了市县两级政府的权力清单。然而,责任清单的公布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目前仅有部分省级政府公布了本级政府的责任清单,尚未有省份公布市县两级责任清单。

配套改革措施保证三张清单顺利推行。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事项,确定审批流程,提高审批速度。各省行政机关职权清理效果显著,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面清理,行政程序标准化、信息化普遍推进。二是商事制度改革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先照后证”等改革手段都已全面推开,工商登记由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简化市场主体登记手续,实现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三是市场监管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将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强化市场监管行为、夯实监管信用基础、改进市场监管执法等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进法治规范的市场环境建设。四是培育社会组织推进政府职能转移。一些地方已结合本地发展实际,开始就社会组织培育开展多样化的探索和尝试。如广东省深圳市推行社会团体登记制度改革,同时实行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资质申报,推进政府职能转化;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建立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接受孵化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活动,分担部分政府职责。

三、 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负面清单落实中“玻璃门”“旋转门”问题依然存在。实行负面清单后,由于缺乏配套制度改革,市场主体虽形式上可注册,但实际上仍无法运营,存在“玻璃门”、“旋转门”问题。例如,医疗并非自贸区负面清单中禁止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行业,因此外资可以自主自愿在自贸区设立医院,但由于我国现行的大型医用设备购买制度、医保制度、医生执业制度、聘请外国专家需由外专局批准等制度的掣肘,外资医院很难顺利运营。

在强调政府负面清单的过程中忽略了市场主体的责任。当前“法定职责必须为”更多强调政府的责任,但是,发展市场经济也应当强调企业主体、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责任,尤其是实施负面清单后,更要求市场主体守法自律。例如,负面清单实行后,登记机关对企业主体提交的登记材料只进行备案或形式上的审查,而材料的真实性应由股东、董事、律师、会计师等真正负起责任。

信用体系建设缓慢,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建立。一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政府信息平台尚未建立规范的动态信息披露制度,各部门之间信息标准不统一、信息集成度低、互不联通、不愿共享,使得政府主导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没有充分發挥作用;二是市场征信服务机构存在诸多隐患。由于现阶段政府信用信息开放程度不高,导致市场征信服务发展迅速,但其信息来源、信息质量、信息加工方法等缺乏公信力,对个人隐私保护缺乏法制保障。

权责清单制定标准各异,各地清单差异显著。《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要按照职权法定原则,对现有行政职权进行清理、调整”,但对“法”并没有明晰定义,除法律以外,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部门文件、“三定”规定等是否可以作为清理依据,尚缺乏统一标准。因此各地区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制定清单,且差异显著。

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不清晰。各级政府向企业和社会组织放权是权力清单的内涵之一。然而,在具体管理工作中,存在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不清晰的问题,到底哪些应该由政府把关?哪些应该由企业和社会组织自律?哪些职能政府可以外包给市场主体去做?此外,政府权力背后的资源容易导致政府的手伸的过长,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申请国家级基地、园区、示范城市,当上级部门来检查时,为保证评选合格,政府以未来放松对企业监管为筹码,要求部分企业停业歇业,影响了许多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

政府横向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存在责任推诿。目前许多行业企业既需要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管,也需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例如,城市轨道交通要受规划局、交通运输局、环保局、市政园林局、公安局、建设管理局、监察局、商务局、质监局等部门的综合管理。但是,如果政府部门之间监管责任不明确,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或责任推诿,不利于市场经济良性健康发展。

下级政府权力承接能力不足,“头大腿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交还市场与社会;可下放给下级政府的职权事项,应及时下放”。但在实际工作中,上级政府把一些本应该交给市场的权力,交给了下级组织;即使有一些必须交给地方的权力,但没有相应的人员、财力和组织机构配套,导致地方承接了权力,但没有能力完成,最终影响权力下放和转移的效果。

监管机构运行体制机制尚未理顺。一是机构改革不彻底,体制不顺、协调不畅。为适应改革需求,不少城市推出基层版“大部制”,将工商局、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管三局合一,建立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是,监管的“大部制”只有中间部门实施了改革,上下都没变,导致对上多头应对,对下无法落实,体制不顺、协调不畅。

监管的“需求”快速增加,而“供给”能力不足。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后,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产生大量的监管需求,包括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如“有照无证”经营、“皮包公司”等),但监管的供给严重不足。一是基层监管部门职工老龄化问题严重,监管人员无法及时提升监管水平;二是受编制限制,监管队伍无法引入新鲜血液;三是配套软硬件供给不足,受财力影响,监管检查设备无法及时更新,对提升监管能力极其必要的、大规模的在岗培训无法实现。

原有的监管模式相对落后。监管部门习惯于原来对市场主体以登记注册、上门检查为主的监管模式,这需要花费大量的行政资源,也容易无形中增加企业成本,行政监管的效率不高,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原有的监管模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当前简政放权改革的需要,亟待监管部门“换脑”、“换人”同步展开,推动监管方式方法转变。

监管部门缺乏事中监管的意识和手段。负面清单要求政府“宽进严管”,由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监管方式要求从注重主体资格监管向注重产品(服务)质量和生产经营行为监管转变。然而实际中监管部门缺乏事中主动监管的意识和手段,“事前”变成了“出事前”,“事后”变成了“出事后”,即出事前不监管,出事后才补救。本质上是监管部门未完全摆脱“重资格轻管理”“重审批轻过程”的传统监管思维,缺乏事中监管的手段,未建立起与“宽进严管”相适应的监管意识和监管手段。

四、 政策建议

为更好地推行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针对“三张清单”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针对负面清单“玻璃门”问题,建议在国务院层面成立协调委员会,专门解决政策供给。负面清单管理是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全方位改革,各项配套措施都需要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包括建立健全与负面清单相适应的投资管理体制、行政审批制度以及相关行业内制度等。建议在国务院层面成立协调委员会,针对负面清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定期商议并予以解决,真正实现企业“进得去,能运营”。

针对市场主体责任意识薄弱问题,建议设立严惩机制,加强企业主体、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责任。建立对企业主体、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公开、监督和惩罚制度,树立惩罚典型,并加强舆论宣传,形成严惩的社会氛围,生动、形象、准确地向社会传达“依法治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决心和理念。

针对社会信用缺失问题,加快政府推动、社会共建的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尽快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对政府信息披露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二是建立跨部门的有效信息共享和联动协作机制,制定数据标准、接口标准、格式标准等,打破信息孤岛,促进部门间信息开放、互联互通;三是扩大政府信用数据使用范围,促进信用信息的开放和共享;四是继续探索和完善信用激励与惩戒机制,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对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对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

针对权责清单缺乏标准问题,建议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制定。从全国范围看,权责清单可理解为“全国统一的共性清单+省一级个性清单+市一级个性清单+县一级个性清单”,在权责清单制定的第一阶段,可考虑地方先行先试有所差异,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渐优化趋同;在权责清单制定的第二阶段,各级政府的核心业务可由中央根据地方竞争结果制定统一的共性清单,同时给予地方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自主制定“个性清单”。

针对政府和市场、社会边界不清问题,建议尽快组织专家厘清权力和责任边界。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行合理划分,找到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黄金分割点,并根据发展阶段、市场规模、经济周期等进行动态调整,逐步缩小政府权限;发展社会组织,发挥中介组织和NGO的作用。例如在制定政府权力清单时将行规行约制定、行業技术标准规范制定、行业统计分析、行业学术和科技成果评审、行业纠纷调解等职能转移给行业组织承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水平能力的评价认定以及相关从业、职业资格、资质类管理等,也都交给社会组织自律管理。

针对政府部门职能交叉问题,建议建立多部门职能交叉清单,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将所有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履行的职能,也制定清单并向社会公布,既有利于政府部门全方位明确自身职责,也有利于企业、社会组织和百姓合理接受政府管理。此外,交叉清单中要依据“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界定清楚各部门的责任,建立部门间相互配合机制,发挥协同效应。

针对下级政府承接能力不足问题,建议加强基层政府的监管资源配置和能力建设。一是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干部流动的纵向交流机制,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养,提高其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二是增加基层人员编制,增加基层业务人员编制;三是增加对基层的转移支付。下放的权力中对政府承接能力要求较高的,可设置权力下放过渡期,给予下级政府完善自身承接能力的时间。

针对监管机构运行体制问题,建议成立统一的市场监督机构。将国家行政管理总局、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食品药品监管局合并成立统一的市场监督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企业主体的市场行为、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等,推动从分环节监管向全流程监管转变,从单部门监管向行业整体监管转变,落实监管责任。

针对监管供给不足问题,建议切实提高基层监管机构能力建设。配合监管机构改革,按照市场竞争方式进行监管人员招聘、薪酬给付、晋升奖惩,吸收高素质、高学历的年轻队伍加入;充实基层的监管力量,给基层配备先进的监管系统、技术和装备,提高监管效率;加强对基层监管人员的培养培训,提高监管能力和监管素质。

针对监管模式落后的问题,建议探索监管清单+网络监管平台的现代化监管模式。编制市场监管清单,列明监管部门、监管内容、监管标准、监管措施,清晰地向社会公开“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使监管更加具体化、透明化、规范化。同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建立网络监管平台,实行网格化移动式管理,监管机构可将监管区域进行划分,并组建巡逻执法队伍,为每名巡逻执法人员指定巡逻区域并配备专业手机,手机内装有监管清单列表终端APP和自动定位系统。巡逻人员定期按照监管清单列表对负责区域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问题可及时处罚,并需将发现的问题、处罚程序、处罚信息等及时上传至监管平台。这有利于建设互动式、信息化、标准化的事中监管机制。

针对事后监管不足问题,建议建立快速處罚解决机制。监管部门可成立服务大厅,制定政务公开、限时办结和责任追究等工作制度,设置服务窗口、24小时值班队伍和(与法院协调)成立快速法庭。当企业主体需要依照处罚决定缴纳罚款或办理其他处罚时,可前往服务窗口进行一站式办理;当服务大厅接到群众举报或遇到突发事件,值班队伍可立刻赶赴现场处理;当受罚主体对处罚决定有异议,不接受处罚时,可由快速法庭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则履行相应调解协议;若调解达不成协议,则通过行政、仲裁、诉讼等其他途径解决。

参考文献:

[1] 魏礼群.正确认识与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2] 方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职能部门管理模式创新[J].管理世界,2014,(12):174-175.

[3] 孙元欣,徐晨,李津津.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2014版)的评估与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14,(10):81-99.

[4] 郭冠男,李晓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与路径选择:一个总体框架[J].改革,2015,(7):28-38.

[5] 全津,雷欣.厘清政府市场边界推进权力清单制度[J].理论导报,2014,(2):27.

[6] 刘延海.地方政府权力清单构建中的演化博弈行为——面向压力、竞争与回应条件的探索[J].经济体制改革,2015,(5):36-43.

作者简介:赵伟欣(1990-),女,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普惠金融和政府管理。

篇5:95后的梦想清单

作为一个“有爱有梦想”的全民众筹平台,轻松筹从2014年上线后主打社交和轻量化,致力于帮助千万户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实现个人梦想。其中轻松筹梦想清单就是专为那些有梦却因为资金问题而好梦难圆的人量身打造,轻松筹梦想清单频道上线至今,已经帮助很多有梦的人实现梦想。例如帮助农民诗人众筹出书,为文艺爱好者众筹拍电影,为剪纸老人众筹传承剪纸艺术等等,案例太多繁多,已不胜枚举。

“轻松筹”APP,简单的页面设计、完善的功能设置,也让发起众筹就像建立博客、微博一样简单,实乃大众众筹的绝佳选择。当然,在轻松筹众筹项目发起后,项目通过自己的社交圈子进行分享与传播,这种最贴近心灵和质朴的传播渠道也广受人们推崇,让更多的好心人奉献爱心传递善意。说了这么多,想必您对本期轻松筹梦想清单频道展示你得案例已经跃跃欲试,那么,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那群95后小创客们的梦想清单是什么吧!轻松筹梦想清单——恰同学少年,他们为社会诚信开疆扩土

虽然只是18岁的在校高中生,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的高佳奇、金昊锋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合伙在学校创办了一个“诚信供销社”,在学校乃至北京创客圈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给校园带来更多正能量。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他们将对诚信文化传播的理念集结成书——《诚信实验:年轻创业答案》,在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社交众筹网站轻松筹梦想清单频道上不到24小时,即筹得近

4万

金。

轻松筹梦想清单——“诚信供销社”开启梦想大门 探索诚信获大量点赞

轻松筹梦想清单项目发起者高佳奇、金昊锋,即为创业合伙人,现为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的高三学生。个性签名是“不是在为提升社会诚信氛围而努力,就是在为提升社会诚信氛围而努力的路上”。

2015年10月,他们创建了“诚信供销社”,所有商品全部摆放在学校门口的货柜里,学生自由拿取,付款时依据价格标签,自己将货款放置在货柜旁边的零钱罐中,“买卖过程,全拼诚信”。“全部货品都是我们自己从天意等小商品市场买来的,比如碳素笔,购买价格是1.5元,售卖价格是1.8元,全部微利。”轻松筹梦想清单项目发起者诚信供销社社长金昊锋说,之所以不叫做小商品店,就是要体现微利,主要是为了服务同学,方便同学。同时,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家的一种诚信意识。

从一所校园的一个无人小店开始,用最纯粹的行为引来社会各界的支持。北京青年报和中华合作时报的来访让他们成功的开疆扩土,发散思维。虽然脸上略显稚气,但谈到自己所做的事情、轻松筹、互联网思维等,轻松筹梦想清单项目发起者高佳奇已经完全是个胸有成竹的青年企业家的样子。

轻松筹梦想清单——将实践与理念集结成书 轻松筹梦想基金

当绝大多大学毕业生为了三四千块月薪的工作而费心费力、满心纠结的时候,2个18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一腔热诚和干劲,成为了诚信文化的代言人。他们不仅完成了一定社会经验和资历的积累,甚至成为了诚信文化建设的代言人,在不同的平台上为更多人分享着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心得体会。

这本年轻人的书《诚信实验:年轻创业答案》受到了大咖的强势围观,创业教母王利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教授刘鹰等人纷纷为本书展台,联袂推荐,王利芬还为他们在轻松筹梦想清单的项目上以最高额度进行支持。

展望未来,轻松筹梦想清单项目发起者高佳奇表示,他将会在今年5-6月牵头投入8888元发起一支公开的、透明的基金。用于邀请志愿者践行诚信运动,发起诚信实验,打造优秀校园诚信文化,深入调查、研究企业诚信文化。用干货回报社会。诚信供销社将会深远持久的为这只基金注入钱款和新鲜血液。

篇6:探索权力清单制度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权力清单,制度,法治,问责,路径

所谓权力清单制度,就是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的责任等,以清单形式明确列示出来,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和相应责任清单制度,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职责权限,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加快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依法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和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协调机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推行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一、准确把握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和主要环节

权力清单制度的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这是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有利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利于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关于如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决定》提出了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等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而“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是实现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重要措施,也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2015年0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省级政府2015年底前,市县两级政府2016年底前要基本完成政府工作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的权力清单制度的公布工作。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要围绕“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把与企业生产及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职权放在优先位置,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实际问题。一是清权,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要对行使的直接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职权,分门别类进行全面彻底梳理,逐项列明设定依据,汇总形成部门行政职权目录。在全面梳理基础上,按照职权法定原则,对现有行政职权进行清理、调整。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及时取消,确有必要保留的,按程序办理;可下放给下级政府和部门的职权事项,应及时下放并做好承接工作。二是减权,对确认保留的行政职权,要按照透明、高效、便民原则,切实减少工作环节,规范行政裁量权,明确每个环节的承办机构、办理要求、办理时限等,提高行政职权运行的规范化水平。对虽有法定依据但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调整对象消失、多年不发生管理行为的行政职权,应及时提出取消或调整的建议。三是制权,地方各级政府要对其工作部门清理后拟保留的行政职权目录,按照严密的工作程序和统一的审核标准,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需修改法律法规的,要先修法再调整行政职权,先立后破,有序推进。在审查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基层、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审查结果按规定程序由同级党委和政府确认。四是晒权,地方各级政府对其工作部门经过确认保留的行政职权,除保密事项外,要以清单形式将每项职权的名称、编码、类型、依据、行使主体、流程图和监督方式等,及时在政府网站等载体公布。垂直管理部门设在地方的具有行政职权的机构,其权力清单由其上级部门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核确认,并在本机构业务办理窗口、上级部门网站等载体公布。

科学制定、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是现阶段我国全面构建公共权力监管体系的重要事件。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只是起点,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的监管任重而道远。

二、对权力清单制度发展路径的几点思考

当前各地政府已加紧进行权力清单制度的编制和清理工作,广东、浙江、河北等地区再制定并公开“权力清单”方面还做出不少有益的探索。综合各地推进权力清单的实践来看,还存在确权法律依据模糊、权力清单的标准不统一、社会组织承接力不足等诸多问题。比如安徽省公布了75个行政工作部门的1700多项权责事项,浙江公布了42家省级单位的4000多项权力,广东公布了51家直属部门的6900多项权力。这就说明,各省份统一口径不一样,导致了数量上的差异。因此,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进必须要在科学法治的轨道上进一步加以引导和规范。

1、必须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清单制度是推动依宪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改革举措,其核心是一切权力出自法律,法无授权不可为。权力清单制度首先就是要以法律为准绳,对现有的行政权力来一次彻底的梳理和清理,合法的予以明确,不合法的加以清除。就像公布法律一样,也将权力的“家底”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监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突出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权力清单制度彰显法治意义,必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全社会要形成树立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强化法治作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必须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现阶段尤其强调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去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确立权力清单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治是构建权力清单制度的最核心因素。

2、要努力构建统一、完备、公开的权力清单制度标准体系。

权力清单制度重在“制度”,制度化是确保权力清单制度严肃性、严格性和权威性的基本条件。因此,一要做到权力清单的编制过程、公开过程,都要由全国统一的制度加以规范,不能由各地区、各部门随意开展。各级政府必须严格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别的分类方式,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统一规范的分类标准。其他类别的确定,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二要做到“三个全覆盖”,即层级全覆盖、部门全覆盖、领域全覆盖。层级全覆盖,是指纵向从顶至底,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政府都应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部门全覆盖,是指横向到边,即凡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党政部门(国家安全机关除外)都应制定并公开自身的权力清单;领域全覆盖,是指除涉及国家机密的权力之外,所有其他公共权力都应在统计和公开之列。三个“全覆盖”应成为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不仅符合公平原则,而且能有效消除权力公开的暗区、盲区,提高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三要做到公开透明,即将编制后的权力清单及权力运行流程图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全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工作也应做到制度化和流程化,公开权力不仅应成为官方与社会的共识,而且应成为对各级党政部门的强制性要求。

3、建好配套清单,强化监督和问责。

“权力清单”要想真正发挥作用,“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配套清单还得及时跟上。在建立权力清单的同时,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逐一厘清与行政职权相对应的责任事项,建立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健全问责机制。既要强调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同时要有针对权力运行的问责机制。无数事实证明,只要权力没有切实的问责机制,就会出现职能退化或者乱作为。权力清单公布后,各级政府工作部门都要严格按照权力清单行使职权,切实维护权力清单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权威性。要大力推进行政职权网上运行,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对不按权力清单履行职权的单位和人员,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4、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快速变动时期,特别是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正在经历持续重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界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权力清单并非静态和一成不变的,需要建立权力清单的动态调整和长效管理机制。权力清单公布后,要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况、机构和职能调整情况等,及时调整权力清单,并向社会公布。对权力清单未明确但应由政府管理的事项,政府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需列入权力清单的,应按程序办理。

5、着力培育壮大社会组织。

权力清单制度推进的成效,与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没有社会组织的有效承接和落实,政府还权与社会的权力就会落空,或以其他方式重新回到政府的手中,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打造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要修订完善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扶持、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简政放权转移出的部分社会治理职能。积极促进和推动行业中介协会的健康发展,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项目招标、资金支付、激励约束等过程中引入科学公平的竞争机制,不断提升行业协会内部治理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

参考文献

[1]郁建兴,许梦曦权力清单: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的监管的新起点[J].浙江经济,2014(7).

[2]樊晓磊.从“权力清单制度”看政府行为的进与退[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6).

[3]程文浩.国家治理过程的“可视化”如何实现[J].学术前沿,2014(5).

上一篇:徐洪伟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下一篇: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