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之际谈政德

换届之际谈政德（共5篇）

篇1：换届之际谈政德

党报谈换届之际政德:真与假衡量干部对党忠诚度

2012年02月13日04:18人民日报

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靠实事求是吃饭”，邓小平同志提倡共产党人做“实事求是派”。求真理、讲真话、做实事，不仅是镌刻于党旗之上的政治理念，也是衡量政治原则的重要维度，更是政德修养的现实支点。

在复杂的执政环境中，看一个干部是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就要看其干事创业，是真抓实干，还是弄虚作假？问题矛盾面前，是说真话出实招，还是说假话躲着走？社会监督之下，是言行一致还是言行不一？“真与假”之间，折射出一个领导干部，对党是否忠诚老实，对人民是否真诚服务，对改革发展事业是否勇于担当。

当前，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说假话、办假事、造假数字、搞假政绩的现象不少。比如，积弊丛生，却视而不见一味“报喜不报忧”；工作失误，却文过饰非，拒绝批评；成绩有限，却大吹大擂进行“数字注水”。工作造假，思想作伪，社会就失真，不仅影响当地发展，损害群众利益，还造成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流失，对社会风气也产生严重误导。

“假”字作祟，根子还在“私”字当头，问题常在政德不修。不珍惜在任机会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一门心思想着官如何越做越大，反映了一些干部面对权力私欲膨胀；不鼓起改革勇气攻坚克难，却想着如何争功推过，求得“太平无事”，说明了面对问题精神懈怠；不真情关心群众冷暖忧乐，而一门心思试图引起“上头注意”，暴露了面对群众感情冷漠。为政以德，无欲则刚，无私则直。一旦受私心杂念摆布、为功名利禄所惑，就难免突破政德底线，导致权力观、政绩观、群众观扭曲变质，催生和放任说假话、办假事等错误言行。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也应看到，说假造假之风的泛滥，与风气不正、导向有误的政治生态不无关系。在一些地方，讲真话者被“收拾”受排挤，干实事者被忽视受冷落，“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形成恶性循环，少数领导干部听不得逆耳之言，这说明提倡讲真话、做实事，也需要创造真话真言的发声环境，提供真抓实干的动力保障。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古往今来，这是为政的真经。

换届之际，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人民更加呼唤讲真话、做实事的“老实人”。对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这也是非常紧迫的政德修养课题：如何讲真话、讲实话，带头做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人？如何言必信、行必果，带头做言行一致、诚实守信的人？如何明是非、辨真伪，带头做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人？当“头皮硬”的“顶真”干部多起来，“脚跟软”的“风派”人物少下去，党内才会形成讲真话、做实事的好风气，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能让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人民的眼前为之一亮。

篇2：换届之际谈政德

最近学习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换届之际说政德”系列文章，这六篇文章都谈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具有什么样品德。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最应该具有的品质就是“为公”。要有大公仆的品德，即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品质。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下，逆境顺境中，都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观念的提出，充分显示了政府的改变。思想改变是行为改变的先锋，此次政德建设的提出，我认为是我党又一次大转变的旗帜。

“人无得不立，官无德不为”，政德建设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都非常重视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从而保证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干部的需求。现在，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发展，任务越来越繁重，各项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要大批称职的干部担负各级领导职务，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此，就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把政德的培养 和建设放在干部工作的首位，全面提高各级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以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迫切需要。

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政治决心和既定方针，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根本保证。而要真正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并且是一百年不动摇，关键在人、在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在高级领导干部。因此，在政德建设中，必须始终注意重视从政治上看问题，选拔和任用那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

三、是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全民思想道德进步的迫切需要。

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政德形象、政德水准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全体成员的道德状况。这是因为：第一，由于他们担负着一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的领导职务，其政德素质对本地方、本部门和本单位的思想道德建设，起着很大的“正比效应”，即一个自身道德素质较高的领导干部，必然会更加重视其治理范围内的思想道德建设。第二，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搞好了，他们的公众形象、人格力量必然会产生 “扩散效应”，对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产生直接的带动作用。第三，领导干部在道德规范的层面上，应当更多地体现出先进性和表率作用，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一般社会公众起着“示范效应”，有助于推动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不断达到新的境界。

篇3：换届之际谈政德

郭沫若最小的女儿郭平英在父亲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发表90周年之际, 应邀参加上海作协和上戏相关纪念活动时候说:“父亲就像一池水, 因为太深厚。他的很多东西, 我们到现在也根本读不懂。”别人都认为郭沫若作为一名诗人, 更多的是浪漫主义的情怀。而在郭平英看来, 父亲其实很沉稳。也因为治学太深, 身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郭平英坦言, 即便在父亲离开了30多年后的今天, 她对父亲所写的那些诸如甲骨文的研究著作, 也根本没法读懂。郭平英还告诉来宾, 因为公务繁忙, 父亲不能具体辅导孩子的学习, 更没有教过他们写诗, 但父亲其实很关注孩子读书的问题。“父亲对我是不满意的, 说我读书少, 又不太问问题。他总是要求我们博览群书。父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很多学问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和父亲相比, 我们觉得还有很多需要学习。”郭平英还说, 父亲对自己而言, 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印象, 有时分明还很亲近。父亲80多岁的时候, 和自己谈到了俄国皇帝伊凡雷帝, 因为父亲并不研究世界史, 所以只是泛泛而谈。我当时推荐父亲去读一本介绍伊凡雷帝的书, 自己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父亲真的找来读了, 读后还大为感叹说“开卷有益”。“父亲就是这样, 书读得越多, 他越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书没读。”垂垂老矣的父亲那副因有所获而满足的样子, 长久地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并对日后的治学影响深远。

篇4：卸任之际谈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得失

问：您在联邦教育部部长办公室的时光，可能会因为您任命高等教育委员会一事而为人们所记住，该委员会花了一年的时间，寻找改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负担得起学费和问责制的办法。一方面，许多高校抱怨说，您批评它们未能改进它们早先启动的问责制的努力，另一方面，许多高校觉得您对它们施压太紧，过于严厉，最终它们只好让国会出面来阻止你的做法。您是否是带着如下这种感觉，即大学尤其四年制私立大学中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真地懂得以资质而不是声誉为基础的这种竞争的必要性而离开部长办公室的？

斯佩林斯：正如我所看到的，高等教育界的很多人都看到,我们必须向消费者提供更好、更多有用的信息。我为彼得·麦克弗森（Peter McPherson）（全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协会主席）和他发起的自愿性问责制而感到自豪。现在共有300多所学校参与其中。我们动用了中等后教育改进基金赠款，以确立各种问责制的模式等。因此，这是我所希望的向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信息的一个开端。

是否有恶意的批评者呢？当然会有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当你尝试作出改变时，尤其当标准的作业程序是“要么给我们钱，要不就别管我们”时，总会产生一些不愉快。但是，我确切知道的一点是，家长和学生都希望并理应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是很合理的。

问：如果您让美国那些最负盛名的四年制私立大学都靠各自声誉过日子的话，您能否让它们做一些可能使得它们看来好象并不是这个星球优胜者的事情吗？

斯佩林斯：眼下我们有一项正在进行当中的自愿性活动，我感到自豪的是，它是由那些通过土地拨赠方式建立起来的高校领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正在展示高等教育经验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价值，尤其在经济紧缩时期，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拥有一个产出能力基本上是现有体制两倍的高等教育体制时更是如此，这并不是在中伤其他高校。至于不少脱离这种体制的孩子，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加以解决。除了精英私立大学外，还将通过其他类型的高校来填补这种差距。

问：负责中等后教育的联邦教育部助理部长戴安·奥尔·琼斯（Diane Auer Jones）于5月辞职，此后，她曾说过，她需要逃离一个高层根本不重视文科、相信大学应该专注于培养对产业具有特定价值毕业生的教育部门，这是对您的一些高级顾问的准确描述吗？你觉得大学课程应在多大程度上追随商业的主要议题？

斯佩林斯：我只想说的是，我自己的女儿就上了一所很杰出的人文学院，学费相当昂贵，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她拥有了这种经历。她正在接受很棒的艺术教育。因此，至少就我自身的经验来说，作出那样一种评价似乎有点儿奇怪。

问：至于那些向您提供建议的其他人呢？

斯佩林斯：我不可能提到联邦教育部其他人的个别态度。很显然，我们全都有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

问：在您卸任之际，另外一个研究小组刚刚发表了一项报告，该报告指出，大学教育费用的上涨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率。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大学各种费用的增速超过了它们本应有的增速，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费用问题一再藐视控制它的各种努力？为自身利益着想，高校是否将此看作是它们需要解决的一件事情？

斯佩林斯：这是一个共有三个部分的问题。第一部分是，这是一个问题吗？你已经见过了相对于卫生保健费用，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费用和生活以及其他项目费用之间的比较。高等教育费用7%~10%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其他项目费用的涨幅。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这种情况有着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州援助和其它形式外部支持的减少，这就意味着高校不得不靠学费来弥补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在强调纪律的高校体系当中并不存在任何的刺激因素，本身也不存在任何控制费用的内在动机。

问：您是否认为高校已认识到它们走上了不可持续的道路？

斯佩林斯：许多大学都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回到问责制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幼儿园到12年级这一阶段也看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问题是相互强制施行的，而不是相互不一致的。换句话说，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问责制，有助于描绘一幅顾及各种资源水平的图景。但是，我认为，当我们的经济正处于收缩时期，为了更多的人，我们将不得不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问：虽然布什总统确实签署了大幅度增加佩尔助学金的法案，但是一直拖到2006年。学生资助的倡导者对于学术竞争助学金和智慧助学金（SMART Grant）项目是否明智提出了批评，说它们将以资质为基础的各种因素引入至联邦援助方程式里，从而削弱了政府所作出的帮助尽可能多的学生上大学的承诺。您将您对援助的处理方法，看作是对符合获得联邦助学金资格的高校学生人数进行限制吗？

斯佩林斯：我绝对不这样看待此问题。学术竞争和智慧助学金项目适用于获得佩尔助学金资格的孩子。这些对于贫困学生来说是额外的刺激计划，我始终相信他们是联邦财政援助的重点并理应如此。对于这个体系是否能够更好地运作，我认为，当然可以正像大家都知道的，佩尔计划应该是联邦援助主要推动力。而事实是，我们还有16个其他项目，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规则和条例，我认为这削弱了佩尔作为联邦财政援助主要推动力的目标。

布什总统在2000年呼吁大幅度增加佩尔助学金，我们每一年都朝这个目标努力。的确，当我们想出一种利用强制性的基金和自由决定的基金相结合的办法，国会批准其运作起来时，佩尔助学金的数量获得了最大幅度的增加。

问：当布什政府上台之时，他被普遍看作是以银行为基础的保障学生贷款制度的朋友和监护人。然而，随着政府逐渐放松管制，这套以银行为基础的系统正处于危机之中。这种系统没落的好多部分，跟最近经济的不景气有关，这场危机也可能是由于各个部门的政策和工作人员，以及在国会中产生的对这些政策和人员缺乏信心所致的。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和联邦教育部的监察长，对于联邦教育部对监督学生贷款公司所作出的各种承诺，一再提出质疑。我们已碰到了类似这样的事件，其中一个涉及利玛窦·丰塔纳（Matteo Fontana），这名联邦教育部官员被控在一家他受委托监管的贷款公司中持有股票，在这个向某些放贷者保证他们的贷款有9.5%回报的项目中存在各种漏洞，据估计造成了10亿美元的损失。当涉及学生贷款问题时，联邦教育部是不是没有留意到学生和纳税人的最佳利益？

斯佩林斯：不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的。正如你可能知道的，就在不久之前，直接贷款的数量出现了极为显著的增加，并已新增了大量的学校。另外，由于提高了贷款限额，在大学理事会所属的高校中，贷款的数量已经增加了，我们一直是这些项目出色的“管家”。

至于联邦教育部监察长的报告，我采纳并施行了他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议。我们着手开始工作，并清理了需清理的东西，我们极为自豪，我们是这两个项目很出色的“管家”。

问：在9.5%回报这一事情上，每次提到它时，总会听到有人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忘记这件事呢，因为联邦教育部部长已经解决了它。我知道您认为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件事，但是，基于其所涉及的金额数量以及幕后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此事未获解决？

斯佩林斯：我的好处是知道事实。作为这些项目的一位决策者和管理者，我被赋予为美国政府调查这些项目优缺点的权力和处置权。在审核了大量的事实之后，我断定政府为这些费用所承担的潜在风险，肯定超过了这起案件获得和解实际支付的数字。所以，我坚持这一决定。很明显，当时的事实与目前的事态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呼声。我当时这样想，我现在还是这样想。如果在现在这个时刻，同样的事实摆在我的面前，各种条件都是一样的话，我将不得不采取相同的方式。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将此案的和解置于这些贷款项目的规模非常庞大这种性质的背景之下。您知道，这是价值850亿美元的融资项目。在安排各种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呼声。

问：布什政府增加了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联邦资金，其中许多获得了高校的认可。然而，布什政府各种科学政治化的行为，已招致人们的反复投诉，其中包括2004年一封来自60多位著名科学家的联名信，该信批评政府有系统地歪曲在有关环境、卫生健康、生物医学研究和核武器等问题上的科学事实。联邦政府是否应该继续成为美国大学校园所从事的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大学是否应该在没有任何指导结果的政治考虑因素情况下自由地展开这类研究？

斯佩林斯：我将会回答该问题的第一部分，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在我的脑海里辨别美国高等教育有别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东西，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有关研究，我们拥有非常牢固的公私伙伴关系，这些研究随后在我们的高等院校之内被孵化，接着出口至私营部门。这就是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伟大的东西，这就是使得我们的国家富有创新和伟大的东西。一点儿也没错。

现在，围绕着有关美国纳税人支持力的事情，肯定存在着各种界限。很显然，我并未参与那些建议或那些具体的决定。联邦教育部并不掌管着研究经费，我会让我的同事来回答那些事情的具体情况。然而，无论什么时候，当你跟联邦纳税人的钱打交道时，肯定存在着政策公平性的问题。

问：您在这里是否还想提到其他事情？

斯佩林斯：我并不想让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首先，我想说的是，我感到自豪，我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并身体力行地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思考、谈论美国高等教育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各种倡议。这些都未兑现。我认为，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刚刚处于一个真正的公共论述的开始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高中毕业文凭，越来越类似于今天至少两年的中等后教育。如果我们打算让很多人以及更多的人——尤其是不同肤色的人——获得入学机会、受益、负担得起并完成美国高等教育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正象我们打算要达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各项目标，并让每个孩子到2014年时在阅读和数学这两门核心课程中达到既定年级熟练水平，我们将不得不去做的事一样。那些并不是不谦虚的目标，它们不是我们以前曾做过的事。这将需要更为大胆和敢想敢做，它将动用各种资源，我想让人们知道，有重大的政策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些问题对于个人和我们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而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着手这些工作。

问：在这个国家，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大学就是你去那里并在学生宿舍住上四年这种传统经历。我们需要让美国人民摆脱这种思维方式吗？

斯佩林斯：我认为，我们有这种需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美好生活的日子，目前在全国各地已渐近黄昏。这意味着，有更多的美国人不得不接受中等后教育。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极为紧迫的事。

问：您可能不想猜测当选总统奥巴马将会挑选谁，或他应该挑选谁来取代您，但对于什么样的特殊素质对一名联邦教育部部长极为重要，您是否可能提出一些建议？例如，有些人说，作为一名内阁部长，更多的是一项管理工作而不是政策工作。因为您这个特殊的内阁职位，更多的是有关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事，而不是有关高等教育的事，因此存在着许多意见，对此您有想法吗？

斯佩林斯：每个时期，一系列的政策挑战要求某一特定类型的人，而这并不总是同一个人。有时高等教育问题更加紧急，有时候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事更为紧迫。有时候，管理问题要比其他问题更为复杂。在某些方面，时代将决定需要什么样类型的人。对于他在教育方面想做的事，当选总统奥巴马有责任进行思考，从而使得时代的各种挑战与他的目标相一致，并寻找拥有符合这两套标准所必不可少的各种能力和技能的相关人选。

问：在您即将卸任之际，您认为，教育这个职业更多的是一项初中等教育的工作，还是一项高等教育的工作？

斯佩林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教育现在被公认为一个更为重要的专业，并理应如此。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做各种事情。我们必须让更多从中学毕业的孩子做好参加中等教育后工作的准备。不过，很清楚，由于各种原因，处于联邦一级的高等教育，其地位要比我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显得更加突出。

问：最后一个问题，在1月20日您卸任之后，您今后有何打算？

斯佩林斯：我打算休息一段日子，以便开始新工作，理出个头绪来。但是我将会呆在华盛顿特区，一直到我女儿在2010年高中毕业。所以，我希望从事各种活动：或许有一些演说和咨询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我的确希望并计划将继续成为从事教育这项重要工作的一名勇士——让更多的人获得、接受并能够负担得起高质量的教育。

问：我们会更多地在初中等教育舞台上，还是在高等教育舞台上看到您的身影？

斯佩林斯：你只能等着瞧。

篇5：换届之际谈政德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17072862.html

领导干部从走上岗位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公与私的考验。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克己奉公、一心为民，是对领导干部政德的基本要求。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掌管着公共资源，公私分明、秉公用权，是起码的政治道德和为政职守；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既为老百姓所不容，也难逃党纪国法的制裁。

做人诚为本，政德廉为先。这些年来，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其根本特征就是以权谋私。个人与公家“彼此不分”，合法与非法利益界限模糊，这种混淆公私，把职权当特权、用公权换私利的现象，不仅是导致腐败的重要诱因，更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

当然，我们强调公私分明，并非否认个人正当权益。领导干部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物质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也应该逐步得到改善。但这种改善必须遵循法律、符合政策，绝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经营自 己的安乐窝。

“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在革命胜利后却为自己定下了与亲友交往三原则。有个人利益，不徇私方才难能可贵；有亲朋好友，持公心更显为政之德。所谓政德，关键的一点是看执政者如何对待手中的权力。如果一事当前，首先考虑亲朋故旧，或者小团体利益，把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那么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公道正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执政为民。

历史经验表明，一些政党或政治集团之所以人亡政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执政后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与人民群众尖锐对立，最终被人民所抛弃。我们常说，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我们党？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老百姓为什么拼死支持我们党？在经济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老百姓为什么拥护我们党？就是因为在90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谋求的不是党的私利，不是党员干部的特殊利益，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这是极其朴素的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手中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更要时刻自省自警：热衷追逐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怎能兑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又如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