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通用3篇）
篇1：周总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
周总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节选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一就是一个。
陆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
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当时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定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
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
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
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Ｄ**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
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忘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的事我就不说了。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
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
篇2：周总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
在长期实践中,特别是近10年来,我们不断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以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为根本途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衔接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我们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多种农业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扶贫资金。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从2001年的127.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49.3亿元,10年累计达到2043.8亿元。10年来,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开发的阶段性变化,不断完善扶贫开发政策。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这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是扶贫力度加大的重要措施。各地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可根据自身实际和能力确定更高的本地扶贫标准。要全面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将六盘山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并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大幅度增加对这些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特困地区安排。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率先在连片特困地区的680个县(市)试点。建立定点联系机制,每1个片区由1个中央部委负责具体联系,督促指导片区规划的实施。各省区市可从实际出发,确定若干连片特困地区给予重点扶持。要坚持开发式扶贫和农村社会保障两手抓。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新增社会保障投入要向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倾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明年要实现全覆盖。
篇3：在万隆会议摄录周总理的外交风采
1955年4月,他跟随周总理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而这次会议也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这是新中国在继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又一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示自己风采的重要机会。
中央作出决定:派出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当时作为新华社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的钱嗣杰也受命成为代表团的一员。
就在这一消息向全世界公布之后,海峡彼岸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闻风而动。
4月11日,噩耗传来,代表团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堕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罹难。事后证实,是蒋帮特务买通印度航空公司的清洁工,在飞机的侧翼埋上了定时炸弹而导致的。
庆幸的是,周总理应缅甸总理乌努邀请,提前经昆明赴仰光商议万隆会议的提案。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缅甸总理乌努的邀请,周总理会是“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国的外交史,或许将是另外一个版本。
而钱嗣杰和译电员刘茂俭因临时陪同外交部两位信使提前从香港乘船前往万隆,没有坐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阴差阳错躲过了这场灾难。
亚非会议前夕
“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南太平洋失事的噩耗给每个中国代表心灵上都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作为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当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和痛苦。他在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说:“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先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不必亲自参会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他明白敌人谋刺的目标显然是自己,他把夫人的信笺一起寄回“以免失落”的举动,足以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奉劝他从安全考虑不必亲自参会时,他大义凛然地以实际行动回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5年4月14日清晨,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来的另一架“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4月16日,当中国代表团的飞机着落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时,前来迎接的苏加诺总统和各界人士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赞佩。
随着会议的临近,各种敏感和安全的问题接踪而至。不是与会国的美国竟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其中光记者就有70多名,还包括间谍、议员、警察、军人、特务、使馆职员和公司雇员,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据说,在距离万隆会场不远处,还有一支反动武装,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而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中国代表团争取会议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国内,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充分讨论并通过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授权周恩来根据会议情况的变化采取灵活应变的策略和办法。中央还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总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与此同时,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6个与会国也对会议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出了估计,并相继采取各种防范措施。
由于飞机失事,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国记者团只剩钱嗣杰一个摄影记者。新华社立即从驻新德里分社调派了首席记者张维冷、《人民日报》副总编吴文焘、《人民中国》杂志记者张彦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吴梦彬,加上雅加达分社原有的记者彭迪、钱行和谭岱生,采访力量大大加强。之后,代表团秘书、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被总理指定为整个会议报道的主持者。
会前,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突然收到了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检举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雅加达支部奉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队员们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和印度尼西亚币20万盾,事成后还有重赏。黄镇大使看完信后立即交给副团长陈毅。陈毅随后在代表团紧急会议上动员说:“人人都要做保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大家都是总理的警卫员。”东道国政府也对会议的安全作了特殊布置。苏加诺总统指示万隆所在的第三军区加强警力警戒外围,对国民党暗杀团的成员进行临时性拘留,特别指派一名精明强干的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另派5名警察作为随身护卫,有7辆摩托车作现场警卫。
黄镇大使特别关照钱嗣杰等近身人员要时时处处保护总理安全。从那时起,钱嗣杰绷紧了所有神经,提高了警惕,以防万一。每次开会前就如同往日打仗一样,都要事先观察地形,了解会场的一切设施和环境,一是保证能找到最佳位置,拍到理想镜头;二是要观察每一个死角,防止敌人的阴谋得逞。钱嗣杰亲眼看到总理在大会期间日日夜夜忙碌,拜见和会见各国代表团团长,在会上发言表态,以对付那些明里的进攻或暗中的诽谤。
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发表长达50分钟的开幕词《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之后,会上的发言果然出现了某些不和谐的声音,例如,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在发言中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指责中国对邻国进行了“新殖民主义的威胁和渗透”,为此他要求各国一起抵制“共产主义”的蔓延。面对这样的无端攻击,周恩来沉得住气,他心里明白,这些不和谐声音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之间缺乏经常的交流和了解,加之帝国主义从中挑拨,因此不足为奇。此时,如果一味进行针锋相对的口水战,就会使会议步入歧途。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代表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导致会议的成败。所以,周恩来自始至终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决不使会议偏离方向。
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精彩演讲
4月19日,人们期望的时刻终于到来。下午2点,万隆突然狂风暴雨,转眼又雨过天晴。当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的时候,人们不禁带着崇敬的眼光注视着这位传奇式的人物。
周总理身穿浅色的中山装,风度翩翩地开始作大会发言。他没有按照发言稿照本宣读,也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采取唇枪舌战的办法,回击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发言,而是高屋建瓴、开章明义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但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相互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充分地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之越来越深入与会者人心。此时此刻,钱嗣杰发现进入会场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已经站在椅子上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津津有味地聆听周恩来的即席演讲。最后,周恩来提高了嗓门、声若洪钟地总结说:“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成功努力吧!”周恩来这篇主旨发言只有18分钟,但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周恩来的演讲自始至终都牢牢地掌控着整个会场的情绪,使与会代表认识到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意,从而看清了新中国确实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
大会准许钱嗣杰拍摄的时间只有3分钟,他心中怀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要紧紧地抓住这宝贵的3分钟来定格这历史的瞬间。特别是要展示周恩来作为大国总理在大型国际会议上的独特外交风采,并使之成为历史的经典。钱嗣杰以其娴熟的摄影技艺出色地完成了新闻拍摄任务,为世界影库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
周总理外交风采征服万隆
周恩来在外交战线所展示出的风采是他一生在各种艰难困苦和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历练而成的。无怪有人评价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说:“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题、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一位路透社记者报道说:“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察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
第一次品尝到由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感叹万隆之行:“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当年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后来这样回忆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值得欣慰的是,美蒋特务企图在万隆会议上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也从侧面说明周恩来深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