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

儒商（共9篇）

篇1：儒商

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精神几乎渗透到国家与国民的脊髓。无论是大到国家治理天下，还是小到普通民众治学、理财、谋生，都被“儒”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着。“商”作为“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技巧或手段，在儒学精神出现的初期，二者之间就有了联姻与变异。早在秦代，秦始皇就焚书坑儒，使“儒”在形式上远离了政治和经济。历史发展了几千年，“文革”又一次将“儒” 打入冷宫，将商业装入计划经济体制的口袋，使“儒”与“商”失去了自由飞翔的翅膀。

实质上，从古至今，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文革”。其实都是“儒”与“儒”之争，也都是“儒”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各个领域内的不断演绎与蜕变。著名的一代儒商孟洛川的生平就清晰的像我们展示了近代儒商在不断学习，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法家、墨家的优秀思想，创造出自己的一套为人、经商之道，成为著名的儒商典范。

民国时期，我国经济羸弱，对外依赖较高，爱国商人孟洛川靠瑞蚨祥起家，成就了儒商在我国的又一奇迹，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代儒商，孟洛川立下的店训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瑞蚨祥的绸缎呢绒都在苏州定织，并在每匹绸缎的机头处织上“瑞蚨祥”字样。瑞蚨祥的花色布匹，都是用上好的棉纱交给作坊定织定染的，这种布缩水小，不褪色。

在孟洛川长达60年掌管瑞蚨祥大权的时间里，对内部各层人员的管理又是严格有序、铁面无私的。他在同经理掌柜闲谈时，常告诫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用生、食、为、用作为治店宗旨。他还告诫店员：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要规规矩矩做人，诚诚恳恳相待。一旦有违背店规店训者，一律从严处理。

孟洛川一生多次举办慈善和公益事业，诸如设立社仓，积谷备荒；修文庙，建尊经阁；设义学，经理书院；捐衣施粥及捐资协修《山东通志》等。因此博得慈善家的称号，被誉为“一孟皆善”。在他的每次捐赈之后，清地方大吏必为其奏请封赏。

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孟洛川在北京大栅栏门把他店里经营的洋布全部焚之一炬，并宣布当时全国的18家分店只卖国布，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他曾经遇到了来自本家族的竞争，长期以来在济南一个是孟洛川的瑞蚨祥鸿记，另一个则是出自同一孟氏家族孟庆轩的隆祥西记，两家一直在暗中较劲，竞相降价，让许多同行业的小店受不了。“七七事变”后，为了应对外国商家，两家祥字号握手言和，停止了恶性竞争，订立价格同盟，共同遵守。孟洛川商业生涯展示了一个其实并不难理解的道理：即于已有利而于人无利，小商也；于已有利而于人亦有利，大商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比重上的变化，中国的商业和文化在一夜之间挣脱了所有的桎梏与镣铐。原有的无规则商业游戏逐渐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儒”与“商”也获得了新的自由。普遍观点认为，现代儒商应该具备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特点：1．以德为立身之本；2.坚持实践“利”与“义”相统一的价值观；3．勇于竞争和善于竞争；4．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5．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这些是现代儒商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但不是他们的全部素质。

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儒家设计的“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论，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它的外延和内涵，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和丰富。所以，要塑造现代儒商，除了吸收儒家“三达德”思想的合理性外，更重要的是必须能够及时地反映时代精神，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场经济和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现代儒商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产物。离开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是不可能培育出现代儒商这一理想人格的。

所以，在二十一世纪，要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必须在继承和发挥儒家“三达德” 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和补充“智”、“仁”、“勇”诸概念的社会内涵，从理论上提出“德、智、情”人格三要素论，以修正儒家的君子人格模式的狭隘性，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理论架框。

所谓“德”，主要是指现代儒商的道德、品行、人格和作风等。具体内容有公而忘私、胸怀若谷，正直公道，诚实守信，以身作则，宽恕谦和，真诚待人，严于律已，从善如流、言行一致、联系群众，勇于自我批评等。现代儒商只有具备这些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才能使企业员工对其产生一种亲爱感、敬佩感，富有巨大的号召力、动员力和说服力，实施有效的企业管理。反之，一个品德和作风恶劣的管理者，以权谋私、媚上鄙下、高傲自大、言行不

一、办事不公、文过饰非、清谈虚伪、空话连篇、不修边幅等，即使他们的职位再高，资历再深，他在企业员工中的威信和影响力也不会大，人们总是投以鄙夷的目光。所以，要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还必须根据时代精神，依照孔子的“重九思”的思想，要求现代儒商应具备“十要”：①脑要清——头脑清醒，思维清晰；②心要诚——交谈、办事要有诚意；③气要平——遇到困难挫折和“顶牛”的事，气要平和；④眼要明——眼观六路, 目光敏锐，善于发现新事物, 解决新问题；⑤耳要聪——耳听八方，及时听取群众要求和反映；⑥嘴要勤——勤于宣传、勤于做思想工作；⑦手要短——不以权谋私，不伸手捞好处；⑧腿要长——深入基层，调擦研究, 掌握第一手资料；⑨行要正——作风正派，行为端正；⑩笔要直——秉笔直书，办事公正。

所谓“智”，除了继承和发挥儒家的“德义之知” 等合理思想外，还有更加丰富的社会内容。“智”作为现代儒商的要素，主要包括知识、能力和智慧三项。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纳德在1983年出版的《心智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的理论。在他看来, 决定人生成功的因素并不只有一种智力，而至少有七种智力，即语言运用智力，数理逻辑智力，空间认识智力，音乐智力，身体动作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我认识智力等。其中某一种智力特别突出的人，称之为“专才”，多种智力都很突出的人，称之为“全才”。

所谓“情”，除了继承儒家提倡的“德义之勇”的心理要素外，还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风险性，增补“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而这正是儒家思想中所缺乏的东西。“勇”只是“情”的一部分，应当将“勇”涵盖在“情”中，使“情”成为建构现代儒商的重要因素。“情”是人的一种心理要素，“感人深者，莫过于情。”要求现代儒商既要认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又要理解和善待他人的情绪。这是一种管理艺术。现代儒商应真情对待企业员工，架起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感桥梁，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谊，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互相支持。现代儒商不仅是企业员工的领导者，而且也是企业员工的知心朋友。

21世纪，企业管理将进入以人为本的新时代，情感管理将成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西方许多管理学家针对“智商”理论的缺陷，提出了“情商”概念。美国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和约翰·梅耶于1990年共同提出了“情绪智力”的概念。认为“情绪智力”是由三种基本能力所构成，即准确评价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有效地调节情绪的能力，将情绪体验运用于驱动、计划与追求成功等过程的能力。1993年他们又将“情绪智力”概念内涵修改成：①区分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②调节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③运用情绪信息去引导思维的能力。1996年，他们再一次修改这一概念，认为“情绪智力“应由四种基本能力所构成，即：①情绪的知觉、评估和表达能力；②思维过程中的情绪促进能力；③理解和分析情绪，可获得情绪知识的能力；④对情绪进行成熟调节的能力。

社会实践业已证明，儒家文化已经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也使得世界华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商精神作为一种进步商德，在商战重于兵战的今天，将对经济秩序的稳定，经济繁荣和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篇2：儒商

新儒商社团是一个于2011年10月在校团委和正在筹办新儒商研究所的指导下成立并致力于儒家文化与商业相结合性质的社团。我社本着为广大学生服务，为校园商业文化建设服务，增强同学们的经商能力为宗旨，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提高同学的综合素质，培养同学广泛兴趣和爱好，力求当代大学生积极参加商业活动培训，竭力发挥和挖掘同学的经商潜质，活跃校园，适当发展校外互助活动，为新一代的儒商会员打造新形象，培养我校的儒商商业氛围。

新儒商协会为常委责任制，下设组织培训部、儒商实践部、秘书处、西校部、外联部、宣传推广部6个部门。本社团品牌活动包括：儒商文化讲座、优秀企业家学术报告、儒商培养计划大赛、儒商文化节、儒商交易会。

新儒商秉承中国传统人文美德，融汇西方优秀文化成果，是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如今,在“道德”、“文化”有待进一步提高的社会形势下,一批有担当、有诚信、讲道德、有文化、有品位的儒商领袖应运而生。2002年12月2日，第四届国际儒商大会在上海召开；2005年3月16日，国际儒商联会在香港正式成立；2009年，国际儒商集团在美国纽约挂牌成立；2010年，陈泰仁先生继任国际儒商联会会长并成为该会持牌人主办第十届国际儒商会等。

篇3：儒商的苦涩与新儒商的打造

关键词：儒学,儒商,现代儒商

一、儒商的释义

《说文》中“儒”的释义是:“儒, 柔也, 术士之称。”到了孔子, “儒”产生了质的飞跃, 一是“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以仁为己任'的儒” [1], 二是“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1]。儒同时还是儒雅, 是有文化教养, 不固陋、不卑鄙。

不同时代的儒商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儒商, 就是有文化教养, 努力吸纳全世界优秀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人。在前现代的中国, 眼界狭窄, 懂得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就可以称为儒商。在现代中国, 一头扎进自身的传统文化中, 已经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儒商。”[3]进而言之, “'儒商'就是具有仁爱之心的、有道德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现代儒商'是指有文化的、有道德的、有现代管理能力的企业家”。[4]

二、儒商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苦涩

自诸子百家竞争的时代始, 历经两千余年, 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流派思想, 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支配性的学术, 主要原因是儒学迎合了自然经济时代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君权神授”从理论上赋予了君主无上的权威。“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将人权的等级固化, 将人绑定在社会和家庭的网格之上。为了巩固“三纲”, 儒学提出了“五常”和“八德”。“五常”的外表是“仁、义、礼、智、信”, 而其实质是“天、地、君、亲、师”。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另一说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道德规范, 除了“五常”和“八德”之外, 儒家还推崇“温、良、恭、俭、让”。“五常”、“八德”通过倡导礼教道德, 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加强了对人的控制, 使人能够自觉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5],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礼记·礼运》) [6]。以“三纲五常”为理论基础, 儒学完成了对社会制度的构建。“儒学已经具化在历代律例中, 具化在民间的族规、乡约中, 换句话说, 它已转化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7]“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论语·子路》) [8], 这在现代法治社会显得十分荒唐的事情, 在“三纲五常”的理论框架下却是如此自然。

儒学造就了中国自然经济时代以君主为顶端的宗法式的等级秩序。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 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等级的高低上, 上尊下卑, 界限分明, 不容僭越。这样一种环境下, 平等、自由、民主的种子的萌发何其艰难。儒学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家国一体的宗法观念使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统一和稳定, 但也使民主的火花始终未能绽放, 使中国政治始终体现出人治的特色。

商品经济的核心是等价交换, 其背后隐藏着的原则是人的平等。这种平等应是以交换双方的平等为基础的人格、权利义务关系上的平等, 最起码是经济人格的平等。这种平等需要相应的社会制度予以保障, 需要以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为基础, 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与之相比, 儒学思想格格不入。“三纲五常”的宗法体制作为强大的上层建筑, 抑制了平等、自由和民主的萌芽, 抑制了法治的产生和发展, 进而抑制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使商业从未获得能够充分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 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 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 使市场长期处于萎缩状态。而商人, 包括儒商也只能居于仕、农、工、商四民之末, 社会地位极低。

儒学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主导倾向与“贾为厚利”的商业动机背道而驰, 使深受儒学熏陶的儒商饱受价值观冲突的煎熬。“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学而优则仕”, 是儒人的梦想。在儒商的价值观的深处, 对“仕”心向往之, 对“利”心鄙弃之。“商人重利轻离别”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对商人的认识。儒商, 作为商人被贴上了“重利”的标签, 与其自身“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相冲突, 而“从商”就意味着“入仕”梦想的破灭。

以儒学为主导的科举取士制度使儒商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儒商与儒人出身的官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部分儒商利用这种联系成为官商, 成为官商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取得了民商所没有的特权。官商破坏了商的平等基础, 产生不公平竞争, 逐渐演变成官本位体制下封建社会的一个怪胎。官商虽然获得了实际利益, 却为人所诟病, 地位微妙而尴尬。

儒学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在中国人身上留下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已成为中国人的本质特征。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观念甚至民族性格都深受其影响。至今, 儒学仍在文化层面上对中国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历史的惯性, 伴随着儒教的一些东西, 如官本位思想, 民主意识的缺乏仍存在于现代中国社会之中。

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于儒商也重新展开了思考。由于儒学的内容非常庞杂, 精华和糟粕并陈, 而且从来没有统一的儒学, 所以对于儒学的理解, 见仁见智。对此, 孔子生前就有“女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 [9]的告诫。相应地, 对于儒商的理解, 也各有千秋。套用夫子的话, 对于儒商来说, 就是“女为君子儒商, 无为小人儒商”。儒商, 在现代社会, 呈现出五花八门的面目, 其中不乏“小人儒商”。

现时的中国, 法制不健全, 民主进程尚待发展, 发育完善的市场尚未建立, 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尚未理顺, 政府对经济还有着太多的非理性干预, 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现代中国还遗留着很多前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儒商依然面临着其前辈曾经的尴尬与苦涩。商人没有了宗法体制的束缚, 却依然要遵从宗法体制遗留的官本位等思想造就的潜规则。官商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 依然享有特权, 改变了的只是形式。而随着儒学不被提倡, 新的道德体系尚未确立, 出现了信仰的缺失和道德的缺位, 体现在商业上, 就是诚信的沦丧。儒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这对以“君子儒”自诩的儒商来说, 打击也许是致命的。还有个别鱼目混珠的商人, 附庸风雅, 以儒商自居, 不幸而成为“小人儒商”, 破坏了儒商的整体形象。

三、现代儒商的打造

时代呼唤儒商,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儒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 儒商将以其独有的风格占据优势。现代儒商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塑造。

第一, 儒商应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类似于疫苗制作的“灭活”处理, 去除糟粕, 保留精华, 并加以发扬。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 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 反思儒学对中国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则是, 非则非, 毫不宽假。这样做有利于彻底消解狭隘民族主义, 有利于中国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巅峰。对儒学的处理而言, 就是摒弃“三纲”, 发扬“五常”、“八德”。摒弃“三纲”造成的人的不平等, 提倡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 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在“三纲”的背景下, “五常”、“八德”的道德规范多是单向性的, 更多地强调义务。而在现代社会, 这些道德规范更多地应是双向性的, 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应对“五常”、“八德”所倡导的道德规范进行辩证分析处理, 提倡中西融合, 借鉴吸收西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念,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打造普适于国人的同时也适用于儒商的新的道德规范。儒商应“以德为本”。这些新的道德规范将决定着儒商的本质特征, 是儒商安身立命之本, 是儒商在商战中取胜的真正利器。

第二, 善于和敢于竞争与创新。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机制之一。不会竞争, 不敢竞争就必然会在商战中败下阵来。而创新则能够在竞争中占据制高点, 引领潮头, 在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儒商应具有睿智的头脑和不断竞争与创新的勇气。在竞争中, 坚持“义以导利”而非“见利忘义”, 坚守儒商的道德规范。在创新中, 不因循守旧, 不墨守成规, 更不以圣人之言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第三, 以儒学所主张的“王道”管理企业。儒学认为人性本善, 并以性善论作为根据, 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 推举王道。儒学的这种思想不仅适用于治理国家, 对于经营管理企业来说, 也是适用的。儒商应首先做到正己。“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10]其次, 在经营管理工作中, 坚持以人为本, “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基础上, 充分调动企业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力图以'尽可能少的消耗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出”。[11]

第四, 就是现代儒商的成就精神与担当精神。“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上》) [12]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人的最高理想, 也应是一脉相承的现代儒商的追求。这也许是儒商区别于其他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儒商不仅要成就个人的事业, 还要胸怀天下, 成就与担当起人类的命运。这才是现代儒商的广阔胸襟, 是现代商人中的儒之大者。

儒商, 从历史走到现实, 承受了太多的尴尬和无奈。今天, 现代儒商将抖落历史的厚重, 挺起压弯的脊梁, 迎着中国现代文明的曙光, 承担起使命, 赢取久违的尊严。

参考文献

[1][2]胡适著,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袁伟时.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2005年12月3日在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N].经济观察报, 2005-12-12.

[4]陈德述.儒学文化新论[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5:131.

[5]孔子, 兴华等译.四书五经[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1:53.

[6]孔子, 兴华等译.四书五经[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1:830.

[7]袁伟时.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2005年12月3日在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N].经济观察报, 2005-12-12.

[8]孔子/兴华译.四书五经[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1:108.

[9]孔子/兴华译.四书五经[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1:68.

[10]孔子/兴华译.四书五经[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1:102.

[11]陈德述.儒学文化新论[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5:139.

篇4：儒商与儒商文化

古代的儒商

以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指导经商，可以从孔子的大弟子子贡讲起，他经商致富，《史记》称他“富可倾国”。春秋末期的范蠡，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显赫的儒商。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兴国后，看出了勾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将来定要谋杀功臣。便不辞而别，北上至齐国，定居在陶(今山东定陶)，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而致富。他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供求关系的不足和有余所致，主张谷贱时政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出售。他的名声大噪，商人以他为榜样，提出“经营不让陶朱富”的口号。

但是，被史家称为儒商鼻祖的当推战国时的白圭。他不仅善于经商，而且形成了儒商的初步理论，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主张经商必须掌握时机，运用智谋，犹如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他认为谷成熟收进粮食，出售丝、漆；茧出产时收进帛、絮，出售粮食。

齐国的商业

春秋战国时期儒商的出现并非偶然，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史料记载，当时位于今山东的齐国，“通商积财”是人人乐道的事情。到齐国做买卖的人“归之若流水”。什么原因能使齐国吸引各地的商人呢?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打开关禁，降低关税，采取“五十而取一”的优惠政策。即其税率仅为2％，交了关税不再重复交其他税，小商小贩免税。齐国规定，带四匹马一辆车来的商人，免费吃饭；带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既免费吃饭又免费供给饲料；带二十匹马五辆车的，除上述优惠外，还专门配备五个服务员供使唤。为了发展商业，齐国又规定，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供外来商贾歇脚休息。齐国把完善市场、管理市场作为繁荣商业的重要手段；把儒家倡导的诚信原则、公平交易看成是培育市场的根本途径。如果有人敢于在市场上缺斤少两，以劣充优，骗人钱财，罚款将高达百倍。

齐国不仅重视经营管理，还十分重视生产管理。一次齐王问大臣：“为什么官府的手工作坊制造的弓弩质量不高，射得不远?”大臣答道：“因为官府养的工匠干好干坏无所谓，照样坐吃俸禄，因此不思进取，质量自然不高。民间匠人多是猎人出身，要靠强弓硬弩来吃饭，自己也要射杀飞禽走兽，当然不会骗自己，制造的弓弩质量自然好。”一席古代的对话，对现代管理上“大锅饭”的弊端也有针对性。

清代的儒商

清代，儒商中的晋商、徽商和潮商三大帮派最为著名。

晋中是晋商的故里，其中乔、曹、渠和王姓四大家，鼎盛时期家家资产都在千万两白银以上。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不过七千万两白银。当时，这四大家成为海内首富，富可敌国。晋中平遥县的“日升昌”票号，是我国第一家专业金融机构，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现代银行的鼻祖。全盛时，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分号四十余处，存款额超过千万两白银。乔姓的“复盛公”号，其布匹、茶叶和丝绸等各类商行在包头就有十九个分号。包头市的商业繁荣与“复盛公”号密切相关，包头的老年人还在叨念“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晋商的经商和为人之道，即儒家的传统思想道德，如“和为贵”，引伸为“宁破钱财不结冤，童叟无欺善经商”。做买卖“以诚为本”，扶持和赞助生活困难的人。晋商的家规：乐善好施，与人为善，有钱不逞强争斗，不吸毒，不赌博，不酗酒，不寻花问柳，不娶小老婆，不虐待伙计。本分经商，不搞歪门邪道。凡号内员工一律不准听戏、赌博、抽大烟、吃馆子，更不能嫖妓和纳妾；做事出色，立即破格提升，违规按情节轻重处理。

从晋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营之道，可以推及徽商、潮商等儒商经营致富之道。举凡儒商都遵守“以义为上，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原则，这是他们诚信重义的文化背景和商业道德。他们深深懂得背离了诚、信、义，就会失去儒家倡导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会落下贪贾奸商的骂名，砸了字号丢了饭碗。

儒商文化在东南亚

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复兴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从思想文化根源来说，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现代文化的结晶。

日本的“工业之王”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管理人员的教材，他的经济道德念一说，即“论语加算盘”的理论。日本学者村山孚的《论语新编》，是从经营管理角度研究《论语》的专著。中外学者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影响有三：一是群体精神为集团竞争增加了凝聚力，二是和谐的人际关系调动了雇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三是唯才是举的人才观为建立选拔人才机制提供了借鉴。

日本如此重视儒商结合，有其历史渊源。早在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德川幕府就把新儒学一宋明理学奉为“官学”，对明治维新起了积极的作用。至近代，儒学不但影响日本的学术思想，而且使儒家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国民道德的准绳和守则，诸如忠君爱国，对长辈恭顺服从，待人接物温文有礼等。美国学者赖肖尔说：“今天公开承认自己是孔孟之徒的日本人几乎没有，可是在某种意义上不言而喻，一亿多人都是孔孟之徒。”

韩国经济学家韩东基以研究儒学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价值而知名，他的“企业在于人”的观点源于孔子的“为政在人”的思想。

儒家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新加坡影响很深。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认为：“西方价值观涌入新加坡后，新加坡的华人依然保留强烈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做人必须谦让、勤劳、节俭、孝顺、效忠和守法。”

儒商文化的延续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荣德生、宋裴卿、黄炎培等曾大力提倡和实行传统文化精义，特别是“儒工”、“儒商”的做人之道和管理之道，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信条融进他们的经营原则，曾获得极大的成功。

我国的一些老字号工商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就是从创业之始到后来经营始终提倡儒家的道德精神。北京“同仁堂”的创始人岳显扬提出：“可以济世，可以养生者，唯医药为最”。他以儒家济世养生的道德准则作为企业的宗旨，对顾客-视同仁，童叟无欺。制药谁也看不见，但要以良心对待制药，要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道德来衡量。王遂今在《宁波帮怎样经营致富》一书中，总结“宁波帮”的商业道德为：“立志为先，诚信为本，勤俭传家，敬业爱国，凝聚有力”。这是“宁波帮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将中国儒家学说和佛法融于企业文化中，他说：“东方智慧如一股巨大的磁力吸引了人们，使人们顿悟，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人群、为众生、为社会。这种人生取向，最终会把自己融入社会、融入大自然，在为社会服务、为人群服务中达到忘我的境界”。

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儒商文化，如同儒学一样，不可避免有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去其槽粕，才能更好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当前，中外学者和企业家都在深入探讨，如何将儒家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江西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和一些企业家也在南昌市召开了首届市场经济与儒商文化座谈会，正在酝酿成立江西省市场经济与儒商文化研究中心。可以预计，今后的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且也是一个文化体系，企业将从中获得永续的原动力，一代新儒商将脱颖而出。

篇5：新儒商演讲稿

-------《应用文写作》作业之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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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谈谈我眼中的“新儒商”。既然是说新儒商，自然我们也要了解什么是“新儒商”。那什么是“新儒商”呢？通俗来讲：新儒商就是志存高远，讲诚信，重道义，义利结合，注重休闲养生之道，勇于竞争和善于竞争，具有全球化视野和创新精神，是把中国国学智慧和西方现代管理融合贯通，追求和谐发展的新一代儒商企业家。

你也许会说，不就是企业家么？和原来的企业家又有什么分别呢？看似相同，其实却大不一样，作为儒商企业家，他们有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修身养性，时尚健康”的生活观；“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哦，听起来，我像是给企业家来做广告的。其实并不是这样。

作为一个商人，如果可以做到这7观。那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够实现的呢？俞洪敏曾经在浙江大学做过一次以题为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演讲。他说他有一句自己的格言叫“做事像山，做人像水”，做事像山，如果有一个目标在你眼前，这个目标对你的生命进步很重要，你就要坚定不移的追求，不能随便改变移动，像山一样坚强坚定；但做人像水，水是流动的，水是变化的，水是往低处流的，如果你把自己放得很低，你的容器就会越来越大，你会容纳越来越多的东西，你会变得宽广，一个小小的池塘是很容易污染的，但是一个大湖和大海是相对不容易污染的，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还能为自己提供更多的机会。

这句话，不就是对新儒商的一个很好地诠释么？真正有为的商人，刚强是放在内心的，持之以恒的追求也是放在内心的，所以外表的柔和并不能抹煞你的刚强和你持之以恒的决心，你外表的柔和或者微笑和善良将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让人感觉到你这个人更加容易接受，让人感觉到你这个人更加平易近人，这样使别人更加愿意和你合作，所以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始终坚持可以内心追求一样事情坚定不移，但是在平时做事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和人互相融洽。这也能够使他更加的平易近人，更有利于他达到他的目标。

也许你会说现在我们生活中奸商太多，儒商太少。是的，这句话我也赞同，最近网上有一个段子传的很火，是这么说的：早上，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奶，吃完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石膏豆腐。回到家，吃个增白剂加柠檬黄馒头。对于这样的调侃，我们已经见怪不怪，如今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我们更加痛恨奸商。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调侃奸商，却对儒商视而不见的话，的确也不合乎常理。

在新时期，儒商是有的，好的商人也是大有人在的。近些年，一个邮商的名字越来越响亮的叫响，在众多邮友中间，他就是李国庆。李国庆先生的《邮市月坛》和《中国邮史研究》帮助了很多人，众多的人也需要用集邮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需要及时了解邮市动态。他便是新时期儒商的代表。

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此次演讲。

我眼中的新儒商。有子贡的基因，因为 子贡堪称儒商鼻祖 从孔子时代的余温中

我们感触到 仁义礼智信 经商之价值本质 商人 在社会的舞台上 的确上演过无商不奸的闹剧 历史决不是一幕闹剧了得

晋商 徽商 湖商 渝商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中 在经世致用的哲学中 产生的巨贾儒商 才是商场上的真正主角 今天 文化的力量 超越军事之力量经济之力量 新中国有志于经商的文化人

一个个一批批一群群 左脑思国富 右脑想民强 天下为己任 妙手著文章 在商海中 驰骋思想 知识 在商海中 驰骋灵魂 智慧

篇6：传统儒商诚信伦理精神探析

传统儒商诚信伦理精神探析

传统儒商是儒家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伦理价值观念和商业经营活动相结合的产物.传统儒商在长期的商业经营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具有儒家伦理文化特色的伦理精神,诚信精神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传统儒商的诚信伦理精神的研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决定论倾向,力求客观真实.

作 者：肖群  作者单位：常德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 刊 名：科技信息(学术版) 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2007 “”(18) 分类号：B82 关键词：传统儒商   诚信   伦理精神   价值评价  

篇7：《西府儒商家族溯源》读后感

今年春节期间，何亚峰带来一本李均宏编著并新近出版的《西府儒商家族溯源》，喜不自禁，刚好趁这次肺炎疫情不能走亲访友的机会，关起门来，坐在热炕上捧起这本书读一读。由于时间关系，只读了其中几篇章节，但就仅仅这几篇，本人已受益匪浅。李均宏先生详实地将凤翔不为人知的一些历史史料公示于世，这是对凤翔历史典籍的补漏拾遗，可以想象李均宏先生为了发掘这些史料，跑了多少路，走访了多少人，花费了多少心血，不由使人敬佩和感动。

李均宏先生是凤翔人，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顽强不屈的大文化人，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更是热爱家乡故土的仁人志士。李均宏先生怀着一颗炽热的桑梓之情，迈着坚实的`步子，在西府大地上四处奔走，追寻故乡被遗漏的历史踪迹，挖掘散布于西府各个角落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典故，并进行详实地研究考证，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重现光明，并付诸笔端、公示于世，以流传千秋万代，永不泯灭，启示和教育秦雍后世子孙，让厚重的精神发扬光大。

读了李均宏先生的佳作，使我眼前一片光亮，精神为之一振。李均宏先生的作品朴实无华，醇厚有味，像一杯西凤酒，后味绵长，更像一碗豆花泡馍，食之有味，极富营养。本人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很喜欢阅读像李均宏先生写的这类文章，盼望以后李均宏先生能写出更多的同类佳作，使更多的人能吸取更多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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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儒商文化与商业诚信

关键词：儒商文化,诚信,价值

诚信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 是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 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诚信”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崇尚的一个基本美德, 是儒商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今天, 诚信仍然是企业文化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的儒商文化与诚信经商的内涵

旧时的中国商人常常在自己的店铺堂内悬挂“陶朱事业, 端木生涯”八个大字, 陶朱指的是范蠡, 端木就是子贡。他们两个可谓中国民间最早的两位“儒商”。晋商、徽商、浙商、苏商、鲁商、港商、台商, 到当代的陈嘉庚、李嘉诚等, 都是儒商文化的杰出代表。儒商文化中关于诚信经商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修身为本, 诚信经营

孔子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孔子还说:“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道:“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至诚则无他事矣。”子贡“庐墓三年, 凡六年”。可见对夫子至孝至诚。在儒家学说中, “诚”就是真实不欺, 既不自欺, 也不欺人。“信”是五常之一, 指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当遵守诺言, 实践成约。

我国自古以来经商者就讲诚信为本, 货真价实, 言不二价, 重视信誉。信誉乃经商者立业之本。“货之粗精好歹, 实告经纪……若昧之不言, 希为侥幸出脱, 恐自误也” (《商贾一览醒迷》) ;“赊须诚实, 约议还期, 切莫食言” (《工商切要》) 。可见, 儒学的诚, 指的是胸怀坦荡, 真实无伪。荀子也极力推崇良贾, 他说:“商贾敦悫无诈, 则商旅安, 货财通, 而国求给矣”。我国自夏末商起, 经商就以诚实不欺为德, 古之良贾早有“布帛狄来表粗不中数, 幅广不中量, 不鬻市”的经商规范。晋商之所以能几百年雄视海内、阔步天下而不衰, 正是将儒家活学善用在了贾道上。清人郭嵩焘撰文赞曰:“中国商贾夙称山陕, 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 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 而世守商贾之业, 惟心朴而实也”。

儒商在经营过程中, 较好地贯彻了儒家的这一主张, 奉行诚信为本, 表现为诚实经营、信守承诺、童叟无欺。他们特别强调以诚待人, 认为“惟诚心待人, 人自怀服”, 他们的经营原则是“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

2. 义利并举, 责任至上

司马迁说,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儒家鼻祖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论语》中许多论述, 如“富与贵, 人之所欲也”,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等等, 都是主张义利并举, 将经济与伦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子贡就是一个善于经商而致富的“儒商”, 孔子赞赏说, 他不愿意当官, 而要经商, 在经商中又会把握时机, 从而赚钱致富。应当理直气壮地讲, 经商要赚钱, 并且要多赚大赚, 争取利润最大化。问题是如何赚钱?赚了钱如何花?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 。这就是说, 赚钱必须用正当的手段, 取得正当的利润, 或者说赚钱必须是“义利并重”、“合义取利”, 通过勤俭致富、智慧致富、信誉致富、互利致富等。在“义”和“利”不可兼得时, 要舍“利”而取“义”, 绝不可以危害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去致富, 以违法乱纪去致富等。“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的这个“道”就是“取财有义, 用财有礼”, 不能靠诈伪等歪门邪道谋利。

儒家不仅提倡以正当的手段赚钱, 还倡导有了钱要“经世济民”、“乐善好施”、“为富而仁”, 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中国战国时期的儒商范蠡“十九年中, 三致千金”。屡聚屡散, 散给了贫穷者, 送给了国家, 为商人树立了一个“为富而仁”的榜样, 人们尊称他为“陶朱公”。为了塑造“企业公民”的积极形象, 可口可乐对公益活动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可口可乐加入了赞助“希望工程”的行列, 10多年来始终如一。通过赞助公益事业, 可口可乐成功的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树立起“认真、积极、负责”的企业形象。

二、商业诚信的当代价值

诚信是公民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 又正确反映了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客观要求。中华传统道德认为, 不讲诚信的商人不能从事商业, 以商谋生。中华传统商业“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诚信美德, 虽然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产物, 但即便在今天, 诚信也是从事商业兴旺发达的道德保证, 是无价之宝, 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1. 诚信是企业生存和良性发展的基石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起码应该包括3个方面的因素:即一个企业能不能和社会协调发展, 有没有口碑良好的品牌, 有没有优秀的企业文化。毫无疑问, 这些都和诚信息息相关。

诚实信用准则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特殊的调节功能。在经济领域, 诚信是“看不见的手”的内在驱动力和制导力。诚信是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源泉。企业的有序发展需要诚信的支撑, 企业的凝聚力更需要诚信的维持。诚信作为一种看不见的理性力量, 能有效促进企业成员之间的相互融合, 大大增加企业员工之间的凝聚力、亲和力。诚信也能促使企业和社会同步前进, 使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一个失信的企业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终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曾说过:“假如一场大火把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的厂房全部烧毁, 我也可以凭‘可口可乐’这四个字很快重建帝国, 赢回营地。”为什么?因它是靠诚信打造出来的品牌。因为有了诚信, 便可以有贷款、有市场、有一切。

2. 诚信是企业获得最大利润的基础

企业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利润是企业的最终目标, 而真正持久的经济效益来自于诚信经营。一方面, 一个企业内部真诚相待, 员工的积极性就能提高, 企业的经营政策和方案也能得到员工的支持和认同, 企业凝聚力就得到增强。另一方面, 企业对外诚实守信, 就能形成巨大的吸引力从而不断赢得创业和发展的机遇。一个讲诚信的企业, 其资信度就会高, 从而就能较容易地获得银行的贷款, 股民也愿意为其投资入股。同时, 诚信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提高其交易效率, 从而给企业带来最大的利润。诚信也是企业最好的竞争手段。现代企业的竞争, 不仅依靠商品的质量和价格, 更要依靠企业的管理和服务, 以及企业的信誉。同样的产品, 如果质量、价格和服务相差无几, 那么信誉好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会更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一个诚信企业才能拥有更多的合作伙伴并与其建立良好持久的合作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所说:“当市场流行欺诈行为时, 诚信便成为最稀缺的资源。根据经济学一般规律, 越是稀缺的东西越值钱, 所以讲究商业信誉的商号此时反而能赚更多的钱。因为消费者害怕上当受骗, 宁可价钱高一点, 也要找信用可靠的商号打交道……” (注: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7.131-132.) 。

3. 可以有效的实现企业共同价值观

诚信能使员工在观念上确立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行为标准, 并自觉地遵纪守法, 按企业的规章制度办事, 积极努力地作好本职工作。如果企业内部上下之间, 左右之间, 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 相互猜疑, 同床异梦, 企业就没有凝聚力。只有建立了充分的相互之间的信任机制, 才能团结一致。在管理中建立起信任机制, 其前提是对人的尊重。

参考文献

[1]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J].学术研究, 2002.4

篇9：弘扬儒商文化，做新时代儒商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儒商 社会责任 传承弘扬

一、儒商文化概述

儒商是指受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和优秀的经营才能，把“儒义”和“商利”相结合的商人，是把“儒”的伦理品质和“商”的职业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

我国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对商业道德的研究，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我国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创立了比较先进的商业道德规范体系，如“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求利”“义利合一”等观念。这些理念将道德与商业经营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有了以晋商为代表的“以义制利”的商派。事实上，这些理念已经将道德上升到管理的高度。

二、儒商文化现实意义

（1）儒商文化的“义利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儒家文化中“以义生利”“见利思义”等“义利统一”的思想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利益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不仅是竞争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它可以促进企业诚信经营、遵纪守法，还能够约束企业的行为，促使企业经营理念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利润是企业的直接驱动力，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企业应“取之有道”，以合法的渠道获取利润。儒家思想对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建立市场诚信机制都有巨大作用。

（2）儒商文化有利于防范企业道德风险。

儒家思想提倡“义利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仁”可以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理念，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义”的准则要求董事会、经理层在讲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做到“义利统一”，营造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树立“义”“利”统一观，遵循“先义后利”“以义求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价值准则，宣扬“重义轻利”的精神，有利于防范道德风险。

（3）儒商文化思想有利于企业树立以消费为导向的观念。

儒家提倡“民本”思想，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利润和企业的关系。消费者处于首要地位，先滿足了顾客的需求，商家才能获取利润，有了利润企业才能得以生存。当今社会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尊重消费者是企业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企业只有尊重顾客，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谋求更好的发展。

三、现代儒商必须具备的素质

时代的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对企业家的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时代呼唤新的儒商精神。现代儒商除了应该具有传统的儒商精神外，还应当具备以下素质：

（1）勇于创新，锐意进取。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企业而言，创新也是其不断发展进步的源泉。市场在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新产品层出不穷。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和特色，最终很难摆脱被淘汰的命运。只有不断创新，开拓进取，才能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从而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

（2）准确判断，抢抓机遇。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一些优秀的、资金雄厚的企业而言，意味着一次扩大市场份额的大好机遇。经营良好的企业可以趁机购买相关联或者有战略意义的企业。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家必须要具有足够敏锐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准确判断投资方向和价值，做出准确的决策。

（3）居安思危，善于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和固有规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市场竞争。一个企业必须正确认识市场竞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会竞争，还要善于竞争，做优秀的现代儒商。

（4）感恩社会，承担责任。

虽然企业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获得利润，但是其发展离不开社会，因此不可以唯利是图。富有儒商精神的企业家会将服务社会铭记于心，富有社会责任感。近些年来，在我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中，特别是在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中，以中国“首善”陈光标为代表的当代儒商慷慨解囊，不仅为灾区捐钱捐物，还身体力行，亲临灾区帮助救灾。这些先进典型，彰显了一个新时代儒商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精神。

四、儒商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社会在进步，时代对儒商及其文化、精神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目标。我们应当认清时代的要求，将传统儒商文化变革转换成现代新型的儒商文化。

（1）观念的转变。传统儒商与现代新型儒商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在文化知识、道德观念等方面仍延续着旧的传统，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而后者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活动的有关知识、智慧、眼光和文化素养，又具备与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

（2）儒商文化的传承。儒家文化是儒商文化的母体之一，但儒商文化又超出了儒家文化的范围，尤其是现代新型儒商文化，还包括了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产品文化等诸多内容，并且传统儒商的制度文化是相对缺失的。因此，要重建儒商制度文化，保留传统儒商制度文化的合理因素，如德法并重、注重诚信、注重质量等，尤其要重视德法兼治的传统，突出儒商管理特色。

（3）儒商文化的弘扬。儒商以德经商、以智经商和以儒经商的行为文化包含了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精华。无论是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的经营行为，还是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或是急公好义、扶贫助学的社会责任，儒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人们面前展现了其人格的无穷魅力。因此，要将儒商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将其弘扬创新。

总之，儒商精神有利于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保证市场经济的秩序。儒商精神可以融入企业文化，促进企业良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贡献。

参考文献：

[1]陈晓艳.乱世兴国：寻找失落的儒商道德秘籍[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

[2]王艳，王瑞辉.当代市场经济潮流中儒商精神的缺失与儒商文化的现代意义及其践行[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33（3）.

[3]丰乐明，王飞.用儒商精神构建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基础[J].经营与管理，2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