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沿革述论（精选3篇）
篇1：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沿革述论
[摘要]：我国从公元前688年设置县级行政单位，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萌芽的出现,其制度发展经历了建立—郡县制；发展—州制；变革—道路制；完善—省制四个时代，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其沿革从未中断，传承也最为完整，这在世界行政制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以把握其发展脉路与本质特征。
[关键词]： 中国； 古代 ； 地方； 行政区划； 沿革 行政一词，最早见之于《史记·周本纪》，公元前841年，周历王因实行暴政而引发“国人发难”出逃，由于太子靖年幼，于是“召公、周公二相行政”，[1]这其中已含有治理国家之意。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也强调：“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2]可见，行政就是国家机关对国家事务的组织管理活动。
行政区划，是指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区域组织系统，国家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更有效地控制各个地域，通常在其所辖的领土范围内按照自然地理条件、政治经济状况、民族与人口的分布、历史文化传统和军事上的需要，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级次的若干行政区，由中央派员组织管理，这种划分叫做行政区划。
一.我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的建立——郡县制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正式确立郡县制为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直至东汉未年，被州制时代所取代，相继沿革400余年。
在我国历史上，商、周王朝实行“封邦建国”的分封制，诸侯在其封国内为独立君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种方国部落联盟的行政体制。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不存在中央对地方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区划制度。春秋未年，周室衰微，一些实力强大的诸候国凭借对外征战，不断开拓新的疆域，并由君主直接任命官员进行管理，因此萌发了县与郡等行政区划单位。县本是天子、诸侯直属土地中的邑，其首领称为“县人”。春秋前期，秦、晋、楚等大国在新兼并的邻国土地上设立一种特殊行政区，称之“县”。《史记·秦本纪》记载：武公十年（公元前66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3]，即秦武公在新开拓的疆土首先建立邽县（今甘肃天水南）、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以后，楚、晋列国争先效法，在边地设县，“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以为县矣”。[4] 在古文中，县即古悬字，意为新设之县，远离诸侯国都，悬于诸侯统治中心之外。春秋后期，各诸侯国普遍置县，且由边远之地发展到内地。战国时期，县已成为诸侯国较普遍的地方行政单位，但仍保留分封制的残余，如君主可以把县赐给臣下，县的长官县尹职位可以世袭，而且县的规模大小差异较大，如秦、楚灭一国置一县，而齐国大致以乡为单位置一县。关于郡的记载最早见于《国语·晋语》，公元前651年，晋国公子夷吾对秦公子挚说：“君实有郡县”，这说明秦在此时已设置郡。但春秋时期各国设郡，主要在边远地区，目的是出于军事防卫需要，由国君派重臣率军驻守。进入战国以后，郡的设置增多，仍多置于边远之地，如秦国设立陇西、上郡等，赵国设立雁门、代郡等，燕国设立上谷、辽东等郡。
郡、县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均出现于春秋时期，县早而郡晚，县小而郡大，县近而郡远，县重而郡轻。所以，郡的地位实际低于县，赵简子誓师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5]便是证明。因为此时置郡大多于边远荒辟之地，地旷人稀，经济发展落后于县。战国时期，七雄并争，强国不断扩展疆域，边郡日益增多，地位也开始不断提高，表现在边郡地旷而在其下置数县；内地事多而在数县之上设郡统辖，逐渐形成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区域。如史籍记载：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6]即魏国向秦国奉献上郡的15个县。公元前308年，甘茂对秦王说：“宜阳，大县也，„„名曰县，其实郡也”[7]。可见，郡辖县制的形成在战国中期。进入战国后期，郡县制在各国已较为普遍地实行。郡、县不同于封地，它们是国君直接管辖下的地方行政区域，郡守和县令由国君任免，一般不得世袭，其职责拥有对其辖境的治民、征赋、征兵、赏罚的权力，直接对国君负责，地方行政权力开始集中于国君之手，这标志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萌生。但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仍是占主体的政治体制，全国还未能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郡县制的产生只是其补充和改革。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地方有效地控制，“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8]，从而废除分封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这在我国古代行政制度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变革。是年，秦分天下为36郡，标志着郡县制作为我国最早的一种行政制度已正式确立。秦郡的长官为郡守，负责治民，主管一郡行政；郡尉，负责典兵；郡监，负责督察郡内官吏，归中央御史大夫统辖，郡府还设诸曹掾属，以理一郡民政。郡下分设若干县，近代学者严耕望通过研究认为：“秦县的总数在900以上至1千有余，约言之当在1千县左右也”。[9]秦代，县有大小之分，万户以上设县令，不足万户设县长，主一县行政，其职责为“掌治其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县（令）长下设县丞，助理县（令）长，并负责本县司法裁判；县尉掌管全县军事治安。秦县以下行政组织为乡、亭、里，以县统乡，以乡统亭，以亭统里，一般为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若干乡为一县。乡设三老，掌教化；设啬夫，主管民讼，负责征收赋税，征发徭役；设游徼负责地方治安。亭设亭长，负责地方治安，接待往来官员，兼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亭下设里，并采取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秦代郡、县的划分，不仅注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充分考虑了自然条件，使行政区的划分尽可能与自然和历史发展的沿续相吻合，如黄河中下游地区是经济发展，人口稠密之处，所设郡较多，约占秦郡数量的四分之三。相比之下，淮河、秦岭以南，地旷人稀，设郡较少，仅占秦郡数量的四分之一。
汉承秦制，但有所调整。刘邦鉴于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实行郡、国并存的制度。汉初的王国不但辖县，且常兼并数郡之地，王国势力的强大，严重危胁与阻碍了中央集权制度。汉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将封国的行政权收归中央，封国在行政建置上与郡几乎相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西汉未年，约有郡与国103个，其中郡为80个，国为20个，加之三辅郡。在汉代地方行政机构中，郡是地方行政中心，郡守由中央任命，掌有行政、司法，监察、治安、考核等权，可谓无所不统。尤其司法与行政的合一，成为我国古代地方行政的一个基本特点。汉代郡下设县，是国家地方政权的基层行政机构。
为加强对地方的监控和有效管理，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10]。州为监察机构，长官为刺史，位卑权重，每年八月从京师外出巡行所部郡国，年底返京，向丞相奏报，无固定治所。这时的刺史部纯属一种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域，辖境亦不十分清楚。汉武帝用俸禄仅六百石的刺史周行郡国，并付以重要的监察大权，以监视俸禄二千石的郡国长官，其在权力支配上是用心良苦的，诚如明未清初学者顾炎武所说：“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别，内外相维之意也”。[11]尽管汉代的州仅具有监察功能，但对后代中国行政区划的沿革演变产生相当影响，成为魏晋南北朝州制时代的萌芽。公元188年,东汉政府改州刺史为州牧，凡重要者由中央九卿（朝廷重臣）充任州牧，直接掌握一州军事、行政、民政等大权，位于郡守之上，非九卿所领之州仍称州刺史。从此，州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机构，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由郡（国）县二级制演变为州、郡（国）、县三级制，并由郡县制时代进入州制时代。
二.我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的发展——州制时代 东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州由监察体制转变为行政区实体，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代，长达四百余年，州一直为我国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东汉献帝时，曹操“挟天子”，“令天下”，改汉代十三州为九州。公元220年，曹丕废汉自立魏国后，又改为十二州。时曹魏占据北方黄河流域，置有司隶、豫、兖、青、徐、雍、凉、冀、并、幽、荆（汉荆州北部）、扬（汉扬州北部）等12州，领郡101个，辖县731个；孙吴占有东南长江中下游地区与珠江流域，置有荆、扬、交、广4州，领郡44个，辖县337个；蜀汉占有西南，仅置益州，领郡22个，辖县138个。因此，三国时代有州17个（其中荆、扬各有两州），郡167个，县1206个。
公元280年，西晋平吴，统一全国，全国共置州19个，州下置郡、国173个，下辖县1232个。西晋后期，增置2州，全国共有21州。此时，州所辖郡（国），或郡（国）所辖县在比例上都较为合理，使州制时代地方行政机构的匹配达到较为完善的地步。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战乱，晋室南迁，偏安江左，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承袭，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等”。[12]北方在十六国统治之下更是兵戈扰攘，各割据政权在其统辖范围内分置许多州，设立且变幻无常，州制陷于混乱，如东晋义熙年间由21州增至25州，至南朝梁大同五年（公元539年），竟增至107州。以疆域相差无几的南朝陈与三国时期的吴相比，吴国为4州，而陈为64州，陈的州数为吴的16倍之多。州的设置如此之滥，郡、县的设置同样既滥且乱，据统计，三国郡（国）为167个，西晋郡（国）为173个，南朝齐郡为395个，至梁增至为492个，而几乎同时的北魏也设置郡519个，真可谓“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13]三国初行州制时，一般州下辖10个左右的郡，郡统辖10—20个左右的县，而南北朝后期滥置州郡，不少州只辖1—2个郡，不少郡仅统1—2个或2—3个县，甚至有的州已到无县所辖的境地，实行400年之久的州、郡、县三级制此时已相当一部分名存实亡。
在东晋与南朝还实行一种特殊的地方政区划制度，即侨州、郡、县制。西晋永嘉之乱后，因北方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大批居民南迁，成为我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为安置北方移民，笼络人心，维护统治，东晋与南朝政府便按移民原有籍贯在南迁之地设置原籍州、郡、县，如在京口（今镇江）附近置南徐州，以安置徐州南迁的移民。这些侨州、郡、县与实州、郡、县形成较为复杂的统辖关系，实郡往往领有侨县，侨郡却又往往辖有实县，可谓变化无常，且侨州、郡、县多无实际区域，导致政府管理的极为不便。东晋未年和南朝宋初，政府为加强地方的统一管理，改变地方行政区划混乱的现象，两次严历推行土断政策，撤销侨州、郡、县，使侨居人口编入所在郡县，希望通过整顿户籍，以理顺地方行政机构的关系。但由于土断政策损害到士族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最后均以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侨州、郡、县制度是东晋南朝地方行政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它搞乱了地方正常的行政区划，不利于行政统一和国家的有效管理，也加速了州制的变革，直至隋朝建立后，侨州、郡、县才彻底废除。南北朝后期，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已混乱不堪，郡一级机构形同虚设，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罢天下郡”，实行以州领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公元589年，隋平定南朝统一全国，又将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推向全国。这样，东汉未年以来一直沿袭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改为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州仍是地方最高行政单位。607年，隋炀帝改州为郡，以郡统县，恢复秦制，同时又仿效汉武帝，在郡之上设刺史，司监察之职，直至公元617年隋亡，计11年。但隋从公元583年推行州、县两级的州制至公元607年，共计24年，从时间上的长短考察，隋仍以州制为主。如果从我国古代行政区域沿革历史考察，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处于州制时代向唐宋时期道路制时代过渡的阶段。三.我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的变革——道路制时代
由于南北朝州、郡滥置，导致州制行政区划的衰落，尽管隋初着力整顿，结束了州、郡滥置的现象，但已难挽救其衰败。唐初，李渊统一中国之后，一度改郡为州，恢复以州领县制。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改州为郡，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实行了十六年以郡领县制。因此，唐代与隋相似，州、郡两名称曾迭相改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最高行政机构不是州或郡，而是“道”。唐朝初年，道仅是一种监察区划，至唐玄宗时，才发展为行政区划，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从而使唐代地方行政体制由州、县两级制转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宋代沿袭唐制，仅将“道”改名为“路”，这表明我国唐宋时代的地方行政区划进入道路制时代，先后长达600年左右。
隋未群雄割据，各霸一方，投降唐朝者，往往以其所盘据之地，设置州县，于是州县数较隋时又增加几倍。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除将州县大加合并外，唐太宗又依据山川的自然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陇右、淮南、山南、江南、剑南、岭南等10道，下辖358州（府）、1551县。道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行政制度史上一个新的创举。神龙二年（706年）唐开始设置十道巡察使，后曾改名为按察使、存抚使，皆由中央政府临时派遣，不常置，无定员，也不一定按道行使自己的职权，但这时的道开始具有监察功能，由中央派员监察地方州县。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玄宗又加以改革，全国调整为15道，328州（府），1573县，并仿汉代刺史，于各道设置采访处置使，并以“六条”巡察所部，职责为检察非法，并定为常制，官员始有固定治所。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以后，又改称观察使，开始兼理民政，行使部分行政职权，下属官吏有司马、判官、推官、掌书记等。从此，道开始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安史之乱后，全国逐渐形成了以掌握兵权的节度使兼任地方行政长官的制度，节度使管辖若干州，其辖区亦称“道”或“镇”。公元701年，唐以凉州都督充任河西节度使，此名称才确定，并列入正式边疆官制。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先后设置河西、范阳、陇右、剑南、安西、朔方、河东、北庭、平卢、岭南10个节度使，大都分布于边地。安史之乱后，唐室衰微，节度使制度被滥用于内地，使原本用于边关的军事制度变成为用于内地的实际行政区划单位。唐肃宗时（公元756年—公元761年），全国已有节度使44个，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年—公元820年），节度使增至48个，逐步形成了节度使（镇）、州、县三级行政区划，以前中央任命的15道采访使、观察使先后撤销，皆由节度使、防御史、团练使兼任。从此，节度使成为地方合法的最高军事与民政长官，州隶属于镇而不能直接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从而导致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节度使所领镇亦称道，尽管15道作为地域名称仍然在使用，但作为行政区划单位，此时已徒有虚名。
唐代行政区划中，不但有唐太宗新开创的“道”，还有唐玄宗新设置的“府”，这也是我国古代行政区划变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制度。府最早设于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他将国都所在之雍州改为京兆府，陪都洛州改为河南府，府开始成为我国古代行政区划中的重要单位。州仍是唐代最重要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除诸府外，中原各地普遍置州。按唐制，州可分为上中下三等：十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州又可按其地位轻重分为辅州、雄州、望州、紧州四等。唐代十分重视州级地方政权的建设，唐太宗就认为，天下之事，“莫重刺史”，他因而将全国300多个州刺史的名字记在屏风上，“坐卧恒看”。唐代诗人陈子昂也说：“一州得才刺史，十万户赖其福；得不才刺史，十万户受其困，国家兴衰，在此职也。”[14] 综观唐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可视为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沿革中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安史之乱前为道、州（府）、县三级制，安史之乱后为镇、州（府）、县三级制。唐太宗创立“道”，由监察机构逐渐转变为行政机构；唐玄宗把“府”引入行政区划，对我国古代地方行政的变革产生较大影响；唐睿宗又把节度使制度引入唐代行政制度，将军事建制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建制。
宋承唐制，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分全国为十道，其职责与唐代道的性质相似，为监察区域。宋乾德年间，北宋政府为革除藩镇割据财赋自用的弊端，将财赋集中于中央，并在各道设置转运使，专门负责征收和转运水陆两路财赋事务，因而改称之某某路，与道并存，但仍任命州长官掌握地方实权。之后转运使职权逐步扩大，兼及“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凡地方上一切行政管理事务皆归于转运使，遂成为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道却有职无权。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废道改路，在全国分置十五路，逐渐形成行政区。
宋代路设置帅司、漕司、宪司、仓司四个机构：帅司即安抚使司，长官为经略安抚使，主管“一路兵民之政”[15]，以治军事与行政为主，负责军事指挥和安定边境的重任；漕司，即转运使司，长官为转运使，掌财赋、治安、监察官吏，成为路的行政长官；宪司，即提典刑狱使司，长官为提典刑狱公事，主管一路司法案件“及举刺官吏之事”[16]；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为提举常平使，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荒救灾等事宜。在习惯上，四司在宋代又称为“监司”，因为它们除各自负责本司职务外，同时还被赋于监察州县行政长官的职责。在体制上，四司长官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互不统摄，但必须相互监督，各自还不能尽以州县为其下属。这种行政体制贯彻了宋朝对上集权和对下分权的精神，在职权上，各监司只负责处理本司所属事务，其中转运使职权最大，是实际上的路级行政长官。至南宋，路的实际长官为安抚使，地方权力分散于四司，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对于地方行政而言，由于机构互不统属，相互牵制，职权有限，也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实际行政效率。
府、州、军、监为宋代二级政区。府、州沿袭唐制，府分为京府和次府。京府，即首都或陪都所在地，北宋建有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其地位比一般府高，相当于路一级。其它的次府，地位略高于州，“州郡之名，莫重于府”。[17]宋承唐制，州分等级，一般以地理位置的轻重，辖境范围的大小，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划分为若干等。军在唐、五代只管军事，主要设置于边关，用于防御外敌，至宋演变为行政区，管军亦管民。监是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性机构，五代时只管货务，而宋亦演变为地方政区，兼管民事。军、监分为两类：一类与府、州同级，隶属于路；一类与县同级，属于府、州。宋代凡路、府、州、军、监之长官，多委任京官充任，并以文官为知府、知州，意在避免历史上武人专权而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现象再度发生。
县是宋代地方最低一级行政机构，其长官为知县，属于差遣官的性质，主管一县之民政，负责劝课农桑，平决狱讼，宣布泽德，颁布禁令，凡户口、赋役、钱谷、赈济、给纳之事皆归其掌管。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全国共有路26个，京府4个，府30个，州254个，监63个，县1234个。
辽朝所采用的州县制基本上承袭唐代制度，州设刺史，县设县令，京城所在地称府。又在州之上以五京为中心，分成5道：即上京、东京、中京、西京、南京，亦称五京道。后又受宋代行政制度影响，表现在道一级所设行政机构就仿效宋代路一级行政机构，采取三权分立制度，所设总管府掌一道之军权，似宋路中“帅司”的安抚使；所设处置使掌一道司法监察之权，似宋路中“宪司”的提典刑狱司；管理财政的名称不一，南京道为转运使司，上京道为盐铁使司，东京道为户部使司，中京道为度支使司，西京道为计使司，似宋路中“漕司”的转运使司。辽代道下设州，而州下又有属州，有的属州领县，有的属州不领县，不领县的属州实际似县，这在我国古代行政制度沿革史上又是一种新现象，发展至后来，便有直隶州与散州之分。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朝“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及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18] 金代行政区沿袭宋制，全国分路而治，路下辖府（州）、县，金路与宋路相似，亦是分权而立，金设置四使：一是都管府，先兼管军民事宜，后成为民政机构；二是转运使司，掌管财政；三是提刑使司，掌管司法监察；四是统军使司，掌管军事。金置的州除府之外，又按不同等第分为节度州、防御州、刺史州等名目，都是同一级行政区划，性质未改变。据《续通典》记载：金“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其闲散府九，节镇三十六，防御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二，军有十六，县六百三十二，后复尽升军为州，或升城堡寨镇为县。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东极海，西逾积石，北过阴山，南抵淮汉，地方万余里”。[19] 纵观唐宋道路制行政区划，有几个基本特点：①地方最高行政单位是道或路，始终未变；②始终实行道（路）—州（府）—县三级行政区划；③引进府、军、监等行政区划单位，特别是府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广泛采用的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四.我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的完备——省制时代
自元代开始，我国地方行政区划进入省制时代，省作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历经元、明、清三代，直至当今，省仍然是我国地方最高行政单位。省起源甚早，魏晋已有尚书省、中书省之称，然皆为中枢要署，不辖地方。金入主中原之初，曾在外地设立行尚书省，但也为时短暂。元仿金实行行省制度，元世祖忽必烈一方面将尚书省并为中书省，总理全国朝政；另一方面，在地方置若干行中书省，作为朝廷中书省在外地的办事代理机构，其职责最初只管军事，后演变为兼管民政，“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长官也由中央官吏演变为地方官吏，行省成为元代地方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开启了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的省制时代。
元代实行省、路、府（州），县四级制，一级政区是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元初，行省的区域还太稳定，直至元成宗大德年间（公元1297年）后才较稳定，到元英宗至治时（公元1321年—公元1322年），全国设中书省1个，为中央机构中书省的直辖地区，又称都省、腹里。设行省11个，长官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统领一省之军政事务。元代行省的建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沟通，并对我国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元代二级政区为路，三级政区为府（州），四级政区是县，路领府、州，府、州辖县，但也有少数重要地区成为不隶属于路而直隶于省的直隶府、直隶州，而隶属于路的府（州）称为散府（州）。路设总管府，长官为总管，府设知府或府尹，州设知州或州尹，县设县尹。自路至县的各级机构均设掌印办事，拥有实权的蒙古管事官，即“达鲁花赤”一员，由蒙古人担任，其蒙古语意为镇压者、制裁者、掌印者，他既是各级行政机构的首长；又负有监督同级行政官吏的职责。据史籍记载，元代置路185个，府33个，州559个，县1127个。与宋代路、府（州）、县三级行政区划相比，元代既有省、路、（府）州、县四级行政区制；又有省、直隶府（州）、县三级行政区制，而以四级制为主。
明代地方行政区划仍采取省制，但也有变化，即取消宋代始置的路一级行政机构，实行省、府、州、县四级制和省、府、县三级制，而以前者为主。明初，朱元璋撤消中书省，改各地行省为布政使司，全国置两京：即北京（北直隶）、南京（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上十五个政区又称十五省，其行政长官为布政使，掌管民政、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刑狱、监察；设都指挥使司管军事，合称三司。这种体制使地方行政职权专一化，从而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同时，三个机构相对平等，互不统属，相互牵制，便于中央控制。
明代撤销元代的路，以府代称，为地方二级行政机构，长官为知府、同知、通判等官员，掌管一府的民事财政，宣教化，平狱讼，均赋役，执行中央与省的各种政令。明代的州有两种，一种是直隶于布政使司管辖的直隶州，地位与府相同，属于地方二级政区；另一种是属于府的州，又称散州，是三级行政区，地位相当于县，州的长官称知州。府（州）以下为县，设知县等官员，主管一县的政务、财务、治安、司法等职责。据史籍记载：明代有省15个，府140个，州193个，县1138个。纵观明代地方行政区划的变革，一是废除路；二是府成为二级行政区划单位；三是实行三级和四级行政区划混合制，而以四级制为主。
清代沿袭明代地方行政体制，仍实行省制，并由十五省增至二十三省，从而为我国现代省级政区的划分奠定了基础。清代省级行政长官为巡抚，掌一省军民财政和监察大权，布政使则成为协助巡抚管理民政的肋手，俗称“藩台”；按察使是协助巡抚掌监察的助手，俗称“臬台”。省以下的二级行政区是府和直隶州，三级行政区是县或散州，长官职责与明代相同，但亦有变化：其一是在新开垦的地区设置“厅”的区划单位，亦有直隶厅与散厅之分，直隶厅与府、直隶州平行，直隶于省，一般不领县；散厅则隶属于府，与散州、县相平行，成为地方最基层的行政区划单位；其二是清代省辖直隶州才领县，而府辖散州则不领县；其三清代以实行省、府（直隶州）、县三级行政区划系统为主；其四，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设盟、旗行政单位，盟相当于内地的府，旗相当于内地的县；其五，清代设厅，直隶厅地位低于府，但高于直隶州，因此，清代省以下行政区划单位的称呼顺序为府、厅、州、县。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光绪年间全国置有府、厅、州、县各级行政单位1700多个。
综上所述，自秦统一以来，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郡县制；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州制；唐宋时期的道路制；元、明、清时代的省制这四个建立、发展、变革和完善的阶段，其沿革发展变化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①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变革是绝对的，稳定则是相对的。
②不同历史时代，各地区在行政区划中的地位是有差异的。一般说来，经济发展较为发达地区，其行政区划的地位较高，设置也比较密集；反之，则地位较低，设置也比较稀疏。③尽管我国每个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单位都在变化，但变化最大，最为频繁的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秦为郡；汉为郡与国；魏晋南北朝和隋为州；唐为道；宋为路；元为行省；明为布政使司；清为省。其辖区范围、行政职责和官员的设置都有差异。
④历时两千余年，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中最稳定的单位是县，它始终是我国古代行政区划中最基本和最低一级的单位，有极强的稳定性。
⑤愈早设置的行政区划单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地位愈低的发展趋势，如县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行政区划单位，在秦汉降为二级行政区划单位，魏晋南北朝则降为三级行政区划单位，至元明时期则降为四级行政区划单位。
⑥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系统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秦汉为二级制；魏晋南北朝为三级制；隋为二级制；唐宋为三级制；元、明为三级和四级混合制，以四级为主；清代为三级制。可见，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在郡县制时代以二级制为主，州制时代和道路制时代以三级制为主，省制时代前期以四级制为主，后期以三级制为主。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 马克思《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3] [6] 司马迁 《史记·秦本纪》 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4] 顾炎武 《日知录·郡县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5]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 司马迁 《史记·樗里子甘茂传》 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8] 班固 《汉书·地理志》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9] [13]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年 [10] 班固 《汉书·武帝纪》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1] 顾炎武 《日知录·州刺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2] 沈约 《宋书·州郡志》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陈子昂传》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5][16] 脱脱 《宋史·职官七》 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7] 洪迈 《容斋随笔》卷12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18] 脱脱 《辽史·地理志》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9] 清高宗监修《续通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5年
篇2：中国古代制书的历史沿革
一、秦代的制书
秦统一中国后, 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权利集中于皇帝。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 皇帝颁布的诏令文书都进行了严格的区别, 遂改“命”为“制”。自此以后, “制”被历代皇帝广泛运用。
公元前221年, 秦初并天下, 丞相绾、廷尉李斯等建议“命为制, 诏为令。”曰:“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李斯等皆曰:……古有天皇, 有地皇, 有泰皇, ……命为制, 令为诏, 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 著皇, 采上古帝位号, 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就这样, 除尊号改为“皇帝”外, 其余的建议均被采纳, 制作为王者之言遂踏上了历史舞台。
“制者, 王者之言, 必有法制也”, 秦朝制书作为颁布重大制度的用途最为明显。《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载有《除谥法制》《除封建制》这一类颁布制度的文书。如《除谥法制》就是始皇为废除旧的谥法制度而发的一篇制书, 是现存最早的一篇制文。其文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 中古有号, 死而以行为谥, 如此, 则子议父, 臣议君也。甚无谓, 朕弗取焉。自今已来, 除谥法, 朕为始皇帝, 後世以计数, 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传之无穷。”可以看出这种文体是具有强制命令性的。
秦代制书格式为首称:制诏某某官”, 结尾“某年某年月某时下”。如:《诏李斯冯去疾》: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者, 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 其於久远医殳, 如後嗣为之者, 不称成功盛德。
二、汉代的制书
汉代, 各种制度基本沿袭前朝, 文书体制也不例外。制书仍为皇帝专用下行文。两汉时期, “制”发展为“制书”。秦朝作为王言的诏令大致只有制与诏, 到汉代, 诏令文书有四品,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李注引《汉制度》: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 二曰制书……”。《文心雕龙·诏策》篇亦有记载:“汉初定仪则, 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 二曰制书, 三曰诏书, 四曰戒敕。……策者, 简也;制者, 裁也;诏者, 告也;敕者, 正也。”一般认为这是汉高祖时叔孙通定仪则的结果。所谓汉初定仪则, 始于汉高祖刘邦五年, 叔孙通制定礼乐制度, 至七年始成定制。汉代制书主要用于诏三公, 发布赦令、赎令, 另外刺史太守相互弹劾、迁官也属制书之列。《独断》:“帝者制度之命也, 其文曰制诏三公, 赦令赎令之属足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 下士迁书, 文亦如之。”《秦始皇本纪》《注》中也有提到:“制书者……, 其文曰制诏三公, 以玺封, 尚书令印。”《王杖十简》中相关记载:制诏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 制诏丞相、御史:高皇帝以来至本二年……”。可见相比于秦朝, 制书的用途不仅限于颁布重大制度, 较秦朝有所扩大。
汉代制书最大的特别之处是制诏特征的接近, 以致很难将两者区分。宋代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载:“帝王之言, 出法度以制人者谓之制;丝纶之语, 若日月之垂照者谓之诏;制与诏同, 诏亦制也。”诏, 据一些学者研究, 认为诏也是始于秦朝, 《独断》记载也支持这一点。在秦朝, “诏书是用来颁布不属于重大制度的命令的。另外诏也用于答复文武大臣的上奏之书, 或对臣僚的训示、嘉勉。”这已使两者有重合的地方, 而且这重大制度的界限又是怎样的尺度也把握不准。而且, 汉代皇帝发布命令时首称多常用“制诏”。从某方面说, 诏也很符合“制度之命”的定义。如武帝元狩六年的《诏封皇子制, 和《封皇子制》仍然还是诏书而已。又见《霍光传》载废昌邑王时, “皇太后诏曰:可。”此处“诏”即是“制”。汉代规定, 制书“皆玺封, 尚书令印重封, 露布州郡也”, 可见, 汉代“制书”必须加盖皇帝的印章, 不封口, 传送于州郡。
汉代制书的写作格式为首称:制诏某官, 尾称:某年某月某日下。《除肉刑制》:“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 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 而民弗犯, 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 而奸不止, 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书
魏蜀吴三国建立直至灭亡的400余年时间里,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连年战乱, 政权更迭。南北朝时期, 北朝的北周曾将制书改为“天制”, 北周时内史上士李德林受命主持修订诏诰格式, 对皇帝下发的下行文做了一次整理, 将敕改为了天敕, 将制改为了天制。则是对文体名称的影响, 但用法相同。另外晋时期制也称“下制”, 但很少见。
该时期总的来说制书的发展功能方面并无多大改变, 只是文书制度上有较多创新之处。晋安帝三年 (404) 桓玄篡位后颁布诏书说:“古无纸, 故用简, 非主于恭, 今诸用简者, 皆以黄纸代之。”至此, 简全由纸所代替, 这是古代公文书写材料的一大进步。另外汉代末年和曹魏时, 官府和民间出现了真书 (正书、楷书) 由隶书演变而来, 两晋时, 真书用于正式公文, 制书亦如此, 并未后世所沿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书的书写格式如汉:附《伐吴诏》制诏:昔轩辕不为涿鹿之师, 则蚩尤之妖不灭;唐尧不兴丹水之阵, 则南蛮之难不平;汉武不行吕嘉之罚, 则横浦之表不……《改元大赦诏》:制诏:“昔三祖神武圣德, 应天受祚。齐王嗣位, 肆行非度, 颠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 延纳宰辅之谋, 用替厥位, 集大命于余一人。……”
四、唐代的制书
唐朝皇帝颁布命令的文书“凡王言之制有七”,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集贤院史馆轨使》:“凡王言之制有七, 一曰策书……二曰制书, 三曰慰劳制书……。”诏本是历代主流文体, 但至唐代, 情况改变。武则天时期, 因诏与武则天的名“瞾”同音, 为避讳, 改诏为制, 制书诏书一度混用。就此制书兼有诏书作用, 功能大有加强。
唐制书具体分为“制书”和“慰劳制书”两种。“制书”用于大赏罚, 大除授, 处分国家大事, 任命五品以上官吏;而且习惯将制书中任命官职的那一部分, 称为制授。“慰劳制书”用于对官僚褒奖嘉勉, 属于恩赏性的文书形式。“唐王朝建立以后, 皇帝为了“褒勉赞劳”建国功臣, 就发给“慰劳制书”以勉励群臣忠心为国建功。总体而言, 唐朝, 制的使用可以概括为“行大赏罚, 受大官爵, 厘革旧政, 赦宥降虏。”
唐代制书最重要的特点应当是唐代制书使用黄、白麻纸书写。唐太宗时始用黄麻纸写诏敕 (唐初:中书省起草制书用黄麻纸) , 唐高宗以命令形式要求制书用黄纸写。玄宗时制书用白麻纸。
高宗认为白纸多虫蛀, 遂命令尚书省通令州县并用黄纸。《全唐文》卷十三《改尚书省制勃用黄纸诏》:“制勃施行, 既为永式, 比用白纸, 多有虫蠢。自今以后, 尚书省颁下诸司诸州及下县, 宜并用黄纸, 其承制勃之司, 量为卷轴, 以备披简。”至唐玄宗开元后, 将封王拜相等军国重事的草制, 交由翰林学士独掌, 不经中书门下, 所以制书掌撰出现了两制。翰林掌制, 皆用白麻。“凡拜免将相, 号令征伐, 皆用白麻”。称作“内制”, 与用黄麻的外制具有同种诏敕效用。《旧唐书·卷十五·宪宗下》云:“……将相出入、翰林草制, 谓之白麻。至泌, 奏罢中书革制, 因为例也。”
由上可知, 唐代制书书写有黄、白二麻之辨, “黄麻”为中书所用;“白麻”为翰林所用, 《翰林志》所言“赦书、德音、立后、建储、行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命将日”, “皆用白麻纸”。
唐代制书必须要副署才能执行, 副署制度本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但到了唐朝有明确的法令规定, 更加严格限定。另外制书有正副本, 副本留有底档, 正本在门下省审核后宣行。
五、宋代的制书
宋朝“凡命令之礼有七”, 分别为册书、制书、诰命、诏书、敕书、御札、御榜。与唐朝相似之处是宋朝制书主要用于任命官员, 不同之处在于任命官职上, “制书”只用于任命一品以上的高级职官。据《宋史·职官志》载:……“曰制书, 处分军国大事, 颁赦宥德音, 命尚书左右仆射, 开府仪同三司, 节度使, 凡告廷除授, 则用之。……”而且宋代制书用于拜三公、三省长官外, 授其他官职时主要是一些庶职时用的多是诰文, 《宋史·百官志一》云:……“曰诰命, 应文武官迁改职秩, 内外命除授及封叙, 赠典, 应和命词, 则用之。”另外宋代麻是任命宰相之类最重要制书的代称, 宰相之下的任命则称为制, 麻的重要性在制之上, 不过通常两者可以互称。从上可知, 制书功能从唐始已经在逐渐萎缩。
宋时, 黄纸已经成为皇帝诏敕的专用纸, 普通百姓不敢用。《宋景文笔记》 (卷上) :“今台家诏敕用黄纸, 故私家避不敢用。”但《宋元条法事类》有规定:皇帝的册书、制书等文书用白麻纸, 其余命令文书用黄纸。宋代皇帝命令文书也必须副署, 否则也不能执行。皇帝也不再署名, 改动处也要加盖印章。
宋朝制书首书门下两字, 正文前段开头用四六对偶句四句一联, 概述新授何种官职, 称为“制头”或“破题”, 接叙授官原因;中间开头是被授者的前任官衔和姓名, 接叙其任职表现, 加以表扬, 然后说明授予新官职的意义;第三段开头一句“于” (呜呼) , 接着写几句勉励之语;最后写新授的官职, 用“主者施行”结束全文。
六、元代的制书
元朝皇帝颁发的命令文书也有多种。涵盖内容也较广泛, 有诏书、圣旨、玺书、册文、宣命、制书、敕书等多种。蒙古国建立之初, 制度并不健全, 直至太宗窝阔台汗时, 对汉地官员已经有颁发专门的除授文书, 称之为“宣命”或“制书”。《奥屯世英神道碑》:“皇伯合罕皇帝在凤翔也, 许公以河中府尹之职, 命未及下, 会以他事不果。其后公入觐, 上喜曰:‘曩之所许, 今当相付。’命有司草制。”这种除授文书通常用汉字书写。《何实传》:窝阔台时“授以汉字宣命, 充御用局人匠达鲁花赤”。
“制”的用法, 基本上承袭前制。但其功能已经明显缩小, 仅用作高级官员的除授和封赠, 《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拴法中》:凡迁官之法:……自六品至九品为救授, 则中书碟署之。自一品至五品为宣授, 则以制命之。三品以下用金宝, 二品以上用玉宝有特旨者则有告词。
作为蒙古族王朝, 可想而知元朝的统治具有鲜明的蒙汉二元性特征。蒙古文字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颁发诏敕时要使用不止一种文字, 大多数情况下为蒙、汉两种文字。另外大蒙古国制度, 大汗去世后由他颁发的授官“制书”要缴回汗廷, 经新可汗确认后才可以重新颁授。
元代的制敕起首语皆为“上天卷命, 皇帝圣旨”, 末于年月铃署御宝。
七、明代的制书
明清时期, 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发展, 诏令文书的发展也进入了完备期。嘉靖时代的郑晓就对此做过研究, 列举的王命公文等下行文, 说凡上所下, 一曰诏, 二曰语, 三曰制, 四曰软, 五曰册文, 六曰谕, 七曰书, 八曰符, 九曰令, 十日檄。皆审署而调剂焉, 平允乃行之。
听其所言, 明代皇帝的诏令文书种类较前代有大量增加。但明代制书其使用范围明显缩小, 只用于宣布重大礼节性活动。如祭祀天地、立太子、册立后妃等, 在举行仪式时派专人宣读。明初, 制由殿阁学士起草, 进皇帝画可后下之诸司。
《明会典》载 (皇后册立仪) :……承制官进诣御座前跪奏, 请发皇后册宝, 承制讫, 由中门出, 中陛降至宣制位称有制, 典仪唱跪使副跪.承制官宣制曰:册纪某氏为皇后, 命卿等持节展礼。宣讫, 由殿西门入复位。永乐初续定:传制官由左门出西向立, 称有制, 赞正副使跪。制曰:某年某月某日, 册妃某氏为皇后, 授以册宝, 命卿等持节行礼。
可见, 明清时期的制都是用来册封太子、太后、太子妃等, 制书格式也无异。制书文首则用“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文尾:某年某月某日。
八、清代的制书
清代中前期公文基本上沿用明制, 也只用于宣布例行的重大礼节性活动, 祭祀天地、立太子、册立后妃等, 又称“制辞”或“制文”。制作为重大“制度之命”的作用早已衰弱。
清代诏令文书在用途、程序等方面都有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凡大典礼、宣示百僚用致辞, 大政事布告臣民、垂示彝宪, 则用诏用诰。制辞也并非是一种独立的文种。凡诏、敕、谕一类的诏令文书载有天子之言者, 都叫“制辞”。《乾隆会典》卷二载:“凡朝廷德音下逮, 宣示百官曰制。”清朝的皇帝每逢祭祀天地行礼之时, 须以制辞以誓於百官。其文曰:“某年月日某祀, 惟尔群臣, 其蠲乃心, 齐乃志, 各扬其职。敢或不共, 国有常刑, 钦者勿怠”。清朝制、诏、诰、敕、谕等皆由内阁发, 但军机要务由军机处以“寄信”形式密发。
另外需要辨析的是:对臣工奏议, 皇帝允可之言, 对起草的君命文书, 皇帝允可之行, 制曰可, 这是皇帝同意的话, 制只是作为下级有关官员对皇帝表态的一个专有名词。含有皇帝裁决之意。这与作为文种命名称的制书是不可混淆的。还有明清时有些文种文字内容用制, 但并不是单独的文种名称。
篇3：中国古代猿猴题材绘画述论
猴首人身的艺术造型，大约在唐末五代时期出现在佛教石窟的壁画之中。在早期的石窟壁画中，猿猴的图像多出现于佛本生故事之中。例如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在菱形格排列的本生故事中，常见猴子本生，都是极为写实的图像。而在唐末五代时，猴子图像更富传奇色彩。唐朝玄奘法师赴印求法，路途险远，艰苦异常，富于传奇色彩，逐渐演绎为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还出现了随侍法师的杜撰人物猴行者。在甘肃安西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在普贤菩萨经变画中，左侧山石上有向菩萨行礼的猴行者，此为时代较早的唐僧携猴行者西天取经图。
猿猴题材绘画到宋代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写生精神促成了猴画的写实画风的形成和延续，宫廷富贵花鸟、文人花鸟加上道教、禅宗精神成为猿猴题材的新发展。在绘画艺术上，猿猴题材有着较强的表现力，成为一个有相当造诣的风格。从宋代猿猴画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整个画坛的风尚和艺术成就。猿猴画的兴盛，不仅仅给人单纯的欣赏，与山水画一样，还有一定的寓意，在作品里面都有着作者的意识和审美情感。南宋花鸟画家易元吉、法常、毛松等，都在猿猴题材方面留下相当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易元吉（1001—1065年），北宋画家，长沙人，字庆之。曾任州学助教，常在画上题“长沙助教易元吉画”。善画花鸟蜂蝉，专画猿獐，善于写生，游荆湖间，观察猿獐及林石景物，摹写成画。据查《宣和画谱》，御府所藏其作品达245件，绘猿獐图为主题者居其中半数以上，接近宋内府所藏易元吉绘画作品的二分之一，《百猿图》亦有8幅之多。而以此传世的易氏其实入手始专擅画花果，并臻于精奥。后尝见赵昌花果画迹，敷彩精妙，甚为折服，曰：“世未乏人，要须摆脱旧习，超轶古人之所未到，则可以谓名家。”于是舍花果一门，改写猿獐，捐弃成法，自辟蹊径。并与猿狖鹿豕同遨游，观察其动静游息之态，以资于毫端之思致，遂臻于妙，有宋一代无出其右。
易元吉《聚猿图》，绘秋冬之季群猿嬉戏、饮涧、攀援的情形。所绘老幼黑白群猿共计30余只。岩壑间群猿或坐或走，或仰或卧，或倒挂或直立，将猿猴之动、静、息、游等诸形态皆极神似地呈现出来（见图1）。正是秋末冬初季节，树叶都已落尽，一片寒林萧疏，岩涧泉水正从山间穿过岩石的层层阻隔，飞泻而来，画面左部亦有两股泉水流淌而来，汇聚后向画面右下角流去。本来已经是寒气肃杀的秋冬季节，冰冷的泉水更增添了画面清冷、寂寞、幽静的氛围。正是在这一氛围中，群猿安然地栖息在山洞、岩石和枯木丫杈之间，姿态各异，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此卷对于群猿的刻画极为传神，老猿、母子猿、小猿、壮猿，动作表情不一。如右半部岩涧泉水附近数猿，一猿正对岩下流水专注地观望，若有所感；对面一猿则作侧耳倾听状，宛如老人端坐，颇为滑稽。岩洞及洞外岩石、枯木、坡岸显然是群猿的主要活动场地，也是画卷的高潮所在。洞口微露黑白母子二猿，似在向外张望，树旁三猿作俯身观望状。对面岩石上，有十猿或抱或拥，或坐或立，或仰卧观天，或哺乳，安静异常。流泉对岸高大的树上，则又有十猿，或正越过泉水，或左右二臂悬挂树上摇荡，自得其乐，或蹲伏树上远望观察，或站立树上，垂抱其腰，或背搂树木摇晃，给人以淘气之感。这一部分则突出群猿的动跃之势，与前面较为安静的氛围形成有力的呼应。一动一静，均衡了画面。
作者以画面中部为群猿的聚集地，或动或静，或聚或分，节奏舒缓有度，逐渐将高潮引向全画的紧张部分，急管繁弦，使人目不暇接。右半部则作平野以过渡，舒缓的平野又有一二杂树掩映，泉水平缓流淌，将紧张的节奏延缓下来，最终消失于平野与天际相接之处，为全画作了笼束。
画卷拖尾有元钱选题跋，图中分别钤有南宋贾似道，清代耿昭忠、安岐及清内府等鉴藏印，画上有乾隆皇帝旧题，《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易元吉《猴猫图》，画幅画一乳猫为猴所携挟，另一则惊畏仓皇走避，身躯弯拱，尾巴竖立，甚是生气。猴因颈项为带子系于木柱，行动不便中却攫住一猫，故头斜倚作得意状。本幅构图简要，而画中所描述二猫一猴则神态毕具：一张口竖尾惊走回顾，一紧张惧怕又无奈，猴则是调皮狙悍。其中猫、猴身上之毛发以细笔丝出，且笔笔入微（见图2）。无论从画面之经营、笔法之精密，皆可看出画家意匠之不凡，画艺之精工独到处。元际赵孟頫极为推崇，誉称“画手能状物之情若是”。张天锡亦盛赞此作“入圣造微，俨有奔动气象”（见拖尾跋语），并谓其造境之能在李迪之上，当为神品。此卷幅末上方有宋徽宗瘦金书题“易元吉猴猫图”，并钤“内府图书之印”及“宣和中秘”印，曾载于《宣和画谱》中，谓之写生戏猫图。
易元吉《乔柯猿挂图》，椭圆形式，浅设色，画树两株、猿三、蟹二。其中一猿匍匐于前树断干上俯窥浅草中之蟹，后树一猿双臂长伸高挂于枝尾摇荡晃动，状似闲散，视线亦往下窥伺螃蟹，另一猿则于高树主干上缘木攀升。尺幅极小，径约八寸，主景皆偏集于左半，水面辽阔有旷远之致，虚实相应（见图3）。三猿各具神态，而树、石、草则是画笔妙传，将水岸沙渚间的逸事灵活地显现出来，生动活泼又逗趣，诚属佳构。幅左树后石上有款三字，字迹漫漶难以辨识，是否为作者所署，不得而知。印亦不清，然虽佚款字，并无损画作神采。
法常（？—1180年），号牧溪，本姓李，蜀人。青年时曾中举人，后流落杭州西湖六通寺为僧，人师无准。元吴大素《松斋梅谱》载：“喜画龙虎、猿鹤、禽鸟、山水、树石、人物，不曾设色，多用蔗渣、草结。又随笔点墨，不费妆缀。松竹梅兰，不具形似，荷鸳芦雁，具有高致。”[2]
《松猿图》和《观音图》《鹤图》为三幅一套。无款印。画面中心，一株身缠枯藤的老松枯杈上栖息着一对子母猿。白面长臂，猿面只用四、五笔开出，毛发蓬松，臂、爪在毛中显露出肌肉的柔劲和灵活。双猿紧紧偎抱，神态安详而严肃，正迎着秋风，眺望无限的远方，流露出一种超然而清淡的苍凉之感（见图4）。该作表现手法是粗纵放逸的，即使较为细致的画猿技法也并不拘谨。浓墨画成骨干，脚爪后毛发用浓墨破笔擦之，质感很强。松针以散锋用浓淡墨干笔擦出，松干枝叶等是典型的“蔗渣草结”笔法，用淡墨信手涂抹，不拘一格。构图颇具匠心。松干几乎斜贯全图，由近及远，直插天空。附枝分为两大条，分别分割了右上和左下角的空间，配以树顶的短杈，空间分割变化多样，富有节奏。枝干组合成放射状，焦点为子母猿。猿四肢交叉，在危枝上有稳定感。周身浓黑、面部作白，极度压缩的五官成了几个微小的焦墨符号。三个层次对比十分强烈，构成了焦点中的焦点，使观者注意力迅速集中又将思路扩散，一收一放随意驾驭。
nlc202309022025
法常的《松猿图》可以看作禅宗画家的代表作之一。禅宗画，本质上正是禅宗僧侣用来印证人生体验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充分发挥了墨的功用，凭借水的调配，使墨的意义凌驾于笔之上。并且不仅仅作为一种形式要素，而且作为整个心灵的自然流露。禅对浮于生活表面的繁复没有兴趣，它要求洞穿表象直抉深层，从内心而非外境直接把握生命本身。禅宗画对于画面的结构经营，特别注意“计白当黑”“知白守黑”的处理和运用。空白的一片静寂具有无限的暗示性，令人收视返听，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内在的生命意识。在大片空白中，抹上几笔形单影只的松风猿声，足以唤起一种平淡天真的汪洋之感，也可以产生一种萧条寂寞的孤绝之感。这便是所谓“无画处皆成妙境”。
此图称得上流传有序。当时来华学习佛法的日僧圣一国师是法常的同门，圣一于淳祐元年（1241年）归国，法常作《观音·松猿·鹤》三对幅相赠，《松猿图》便是其中之一。至室町时代为足利幕府所有，《君台观左右帐记》和《御物御画目录》中均有记载。后为足利家庙妙心寺三十五世住持太原崇孚寄纳于大德寺，珍藏至今，被尊为“国宝”。
毛松，生卒年不详。南宋昆山（今属江苏）人，一作沛（今江苏沛县）人。宫廷画家，《吴中人物志》称他“善画花鸟和四时之景”[3]，善绘猿猴。其仅存代表作《猿图》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见图5）。写实是宫廷绘画的重要标志，但毛松的猿猴绘画超越了单纯的写实，工笔细腻自然，诚然一派“野逸”朴实的画风。
此图以极为精细的手法，描绘猿的双嘴紧闭、双眼下视、神情专注的神态。在面部的刻画中，融入了肖像画的传神特性。皮毛用浓墨细毫勾染后，在褐色的底色上，利用金泥所绘线条的交织，既表现出细密而松柔的质感，又有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又以细腻的笔致，表现其面部的皱纹、嘴势、眼神以及颇有戏剧性的爪足。据有关专家研究，此图画的是日本猿。从毛松的《猿图》画风上看，当时追求的写实手法抓住了精神方面的超越或内在思想，超越了单纯的写实。
张思恭为南宋时人，事迹不详，工释道人物，现在日本尚有不少作品保存下来。《猴侍水星图》在19世纪晚期由威廉·S·B从日本购得，运往美国。原被作为佛画来加以对待的，后经考证为中国五星神像，是张思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南宋仅存的一幅水星图，对研究中国南宋道释人物画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图中画一美妇人（水星神）坐于榻上，右手以三指搦管执笔，左手握纸，作欲写的沉思之状。右边一猴高举石砚，供她着墨书写（见图6）。
此件作品人物衣纹飘举，运笔劲捷有力，富有极强的质感。线条疏密聚散，节奏分明。右下角所绘黑灰色小猴，用笔亦极轻细，笔法虚灵飘忽，将猴子身上细毛随势绘出。在笔法上与衣纹线描法有截然的不同，从而一定程度上也减缓了下部分衣纹过于繁密对空间分割所造成的压力，使整幅作品上下呼应，连贯一气。白粉的使用和朱砂的运用，亦颇为巧妙。作者将小猴的眼睛，除黑色瞳孔外，更填以白粉，黑白分明，小猴神态顿然活了起来，呼之欲出，而此点睛之两块白色则与水星神俯视它的脸部、颈部之白色作了有力的呼应，化解白色的不协调，使上下圆融一气，真让人叹为观止。尤其白色色块的比例大小，更对全幅有莫大的影响，其他诸如朱砂的使用，亦是如此。
按照中国阴阳观念，水与智为一类，同属阴柔范畴，水星的形象自然也以同样属阴的女性身份加以表征。因而有关水星的形象，在许多作品中便多以女性形象出现，作手执文笔欲书写状，头戴猴形冠，以象征水星。关于水星戴猴形冠，许多作品均保留了这一形象。《宣和画谱》曾著录为张僧繇作品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有唐梁令瓒题榜，或传为梁令瓒作。[4]现藏日本大阪市国立美术馆中的辰（水）星，即着猴形冠，站立执笔作欲作书状。晚唐张淮兴所作《炽盛光如来佛像》，其中女星神像，头上亦是猴形装饰。五代的几幅作品亦然。女性，有猴形装饰物出现和执纸笔便成为水星的造像标准。《猴侍水星图》大致上亦是此种造型，不过已将猴形装饰转化为一憨态可掬的黑猴高举石砚的情形，使画面极富有生活情趣，活跃了气氛，在有关《水星图》作品中，极有创见。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佚名《猿猴摘果图》。图中绘崖石边橡树枝干虬曲，三只长臂猿猴（两黑一白）攀援栖止树枝。其中两猿正品赏红果嬉戏，另一黑猿右臂抓树，探出左臂继续采摘红果，三猿上下呼应，动态灵巧，饶有情趣。点景中枯黄的树叶、红色的果实以及丛生的小草和细竹，不仅打破了山石的呆板，而且渲染了秋天萧瑟的气氛。作者运用极为工细的笔法，描绘猿猴茸茸的细毛、灵巧的动态以及老树的虬枝、枯叶，彰显其深厚功力。图中坡石用小斧劈皴，枝叶用双勾填色，笔法精工巧丽。用笔圆转自如，落墨浓淡相间，出于北宋易元吉一路的宫廷画风。本幅钤鉴藏印“黔宁王子孙子孙孙永保之”（白文）、“信公珍赏”（朱文）、“公”（朱文）、“会侯珍藏”（白文）、“明安国玩”（白文）等十方。对幅为耿昭忠题跋并钤印五方。裱边钤印“信公鉴定珍藏”（朱文）。《石渠宝笈》著录（见图7）。
颜辉，字秋月，生卒年不详，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一作浙江江山人。宋末元初时人物画家，擅人物、佛道，兼能画猿。其造型奇特，有生动传神之趣，在画法上喜作水墨粗笔，用笔劲健豪放，笔法粗犷，有梁楷遗法。《猿图》绘猴两只，一抱老干半隐于后，另一挂于横出之枝干上回荡摇晃，枝因承重直垂而下，犹有低昂摇摆之态。二猴均凝神注视着树间飞鸣着的群蜂，作好事而又畏缩之状，甚为逗趣。“蜂猴”音封侯，盖取吉语也。藉蜜蜂、猴以寓“封侯”之意，用为祝贺升官晋爵的表征，深富吉祥喜庆的寓意（见图8）。
猿猴绘画自唐代以来，经宋元走过了它辉煌的时期，在明代由于文人画、水墨画的兴起，写实风格的宫廷绘画风格日趋衰落。统治者虽有意识地提倡两宋写实的画风，但其绘画面貌不能与两宋画院相提并论。明中期猿猴绘画的代表人物要数明宣宗朱瞻基。
朱瞻基（1399—1435年），朱元璋曾孙，建元宣德，在位十年（1426—1435年），朝号宣宗。自号长春真人。雅尚翰墨，书法出自华亭沈氏兄弟，而能于圆熟之外以遒劲出之。尤工绘事，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无不臻妙。
nlc202309022025
朱瞻基《戏猿图》是走易元吉一路。图中绘溪涧之滨，三猿相戏嬉。幅右上方雄猿攀挂树间，右手持山果下顾；左下方母猿抱子踞石上，小猿依偎怀里伸臂向父乞果子。三猿神情清俊，虽写异类，宛然有人伦之趣。全图构思别致，富有自然生态之趣（见图9）。黑猿用渴笔焦墨皴画皮毛，子猿借黑猿烘托稍加皴擦，皮毛也由于墨色浓淡枯涩的巧妙运用而显出不同的质感。画岩石则用长笔作麻皮皴，显示了作者造型严谨、笔墨秀润的艺术特色。画左上方用行楷题“宣德丁未御笔戏写”，钤“广运之宝”等印玺。另钤“钦赐臣”“臣荦”“乾隆御览之宝”等鉴藏印十方。此图曾经清内府、宋荦收藏，《石渠宝笈初编》著录。
若技法而言，笔墨清润可喜，不袭故常，以文人画式的笔情墨趣替代扎实慑人的写真功夫，另辟创出一种清新的风味。是以本幅借猿类性情之温顺、平和，充满情愫的特质，来描绘天伦之趣，命意甚佳。
画贵格物。明王鏊《震泽长语·经传》：“盖知物之本末始终，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义也。”[5]《封神演义》《西游记》塑造通臂猿猴为如来佛祖座下四神猴之一。以白猿千年修行化身为人，堪称“梅山七杰”之首，名曰“袁洪”。曾为纣王领兵征战，被封为大将军，是商朝一员猛将，屡屡打败杨戬。后被女娲打回原形，困入神话的《山河社稷图》。王士禛笔记明宣宗御笔《黑猿》一轴，赐“镇守广西都督山云”，用心良苦，寓深意广！明宣宗朱瞻基绘《戏猿图》，追求的是儒家格物致知的最高理想：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年的《黑猿》轴今已不见，今赏《戏猿图》弥补遗缺。
清代宫廷的猿猴绘画，比较工整写实，设色鲜丽明净，但如果与宋、明朝廷花鸟画相比较，则显得不厚重，单薄轻飘，亦无重大成就。
沈铨（1682—约1760年），清代画家。字衡之，号南苹，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人，一作吴兴（今湖州）。工写花卉翎毛，设色妍丽，画人物得不传之秘。沈铨的绘画主要继承黄筌画派精工富丽的画法，并把多种绘画技法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面貌。他的花鸟走兽画对后世影响显著，尤其对日本绘画有着深远的影响。
《蜂猴图》是沈铨作于1742年，是其画风成熟时的杰作。画一只猴子在树上捅马蜂窝，两只猴子在树下注视，情节紧张而有趣（见图10）。在古代“猴”通“侯”，蜂与猴谐音为“封侯”，寓意加官进爵、禄位高升。猴的画法精工，形态生动，自识中提到是仿宋代画猿猴大师易元吉的笔法。背景山石画得较放，点苔先用墨点再用石绿，树叶多用夹叶法，再涂以白色或浅绛色。整幅画工笔与写意结合，色彩与水墨搭配，具有沈铨绘画的独特风格。
任预（1853—1901年），一名豫，字立凡，浙江萧山人，任熊子。擅画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精。从任薰、任颐学画，笔墨初无师承，尽变任氏宗派。以天分秀出尘表，自有一种风趣。构图别致，设色淡雅，花卉学宋人勾勒法。南京市博物馆藏《翠竹白猿图》作崇山深处，一白猿攀援溪流翠竹间。白猿一通身洁白，温和有趣。描绘细腻传神，惟妙惟肖。双勾画竹，山石用斧劈皱，着色清丽，别有韵致（见图11）。画左上作者题诗曰：“猿猱于此好踞蹯，大泽深山天地宽，料得其中人罕到，常随海鹤伴高寒。”署“永兴任预立凡写于吴江”，钤“立凡”“豫印”朱白文方印。
大体说来，上述诸皆属传统中国绘画技法的表现，这种理念和精神一直延续至清初，随着传教士引进西洋绘画技法以后，才有显著的改变，其中名声最为显赫的莫如郎世宁、艾启蒙等人。
郎世宁（1688—1766年），意大利人，曾习油画与建筑，27岁来华传教，以绘事供奉内廷，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绘《白猿图》即承袭西洋写生法的优点，形态逼真，生气盎然，特别是注重光影技法的表现，并以色彩的明度烘衬出立体感（见图12）。
另与郎世宁、王致诚同为画院供奉的艾启蒙（1708—1780年）为波西米亚人，于乾隆十年（1745年）入如意馆，画艺稍逊于郎世宁，然循光影透视之习尚俨然西法，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双猿图》中绘猿之工谨、神情动态奕奕如生，与郎氏所作同出一辙。
艺术是最具人性意识的一门科学，而猿猴似乎与生俱来就与人类有着不解之缘。画家们观察、作画时将人的情感融入猿猴世界。他们的画呈现出一种自然天趣的境界，能引领读画者走向自然，身心超脱。中国猿猴绘画因为具有仕途荣华、延年益寿的吉祥寓意而保留至今。
注释：
[1]（晋）葛洪.抱朴子.（清）纪昀.四库全书·第105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元）吴太素.松斋梅谱.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3]（明）张昶.吴中人物志.续修四库全书·第54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宋）宣和画谱.（清）纪昀.四库全书·第81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明）王鏊.震泽长语.（清）纪昀.四库全书·第86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