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悲剧的深沉纪念解读

对悲剧的深沉纪念解读（通用6篇）

篇1：对悲剧的深沉纪念解读

王开岭

在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轻小的不良嗜好，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体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数字仅仅描述体积，它往往巨大，但却被抽空了内涵和细节，它粗糙、笼统、简陋、轻率，缺乏细腻成分，无疼痛感，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主义的感受。过多过久地停留在数字上，往往使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方式，一种遥远的旁观者态度，一种徘徊在悲剧之外的“客人”立场，不幸仅仅被视为他者的不幸，被视为一种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们并非在关怀生命、体验悲剧，相反，是在疏离和排斥它。说到底，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我们把悲剧中的生命推得远远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情感领地。久之，对悲剧太多的轻描淡写和迎来送往，便会麻木人的心灵，情感会变得吝啬、迟钝，太多的狭隘和不仁便繁殖起来了，生命间的良好印象与同胞精神也会悄悄恶化。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实在具体的“个”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真善的开始。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也必须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有丰满的血肉，才有惊心动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悲剧的人性和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记得有个地方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就注重了“个”的清晰，它拒绝用抽象数字来控诉什么，而是费尽心机地搜录了大量个体遇难者的信息：日记、照片、证件、信件、日用品、纪念物、甚至还有声音资料……当你对某一个名字感兴趣时（比如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容貌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启动某个按钮，进入到这个个体的生命故事中去，与其一道重返半个世纪前或晴朗或阴霾的日子，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这样一来，你便完成了一次对他人的生命访问，一次珍贵的灵魂相遇。

记住了他，也就记住了恐怖和灾难，也就记住了历史、正义和真理。与这位逝者的会晤，相信会对你今后的每一天、你的信仰和价值观，产生某种影响。它会成为你生命中一个珍贵的密码——灵魂密码。这座纪念馆贡献了真正的“悲剧”。

重视“小”，重视那些不幸人群中的“个”，爱护生也爱护死，严肃对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它教会我们一种打量生活、对待同胞、判断事物的方法和价值观，这是我们认知生命的起点，也是一个生命对待另一个生命的最正常态度。在世界眼里，我们也是一个“个”，忽视了这个“个”，也就丧失了对人和生命最深沉的感受。

其实，生命之间，命运之间，很近，很近。

15．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6分）

16．文中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17．本文题为“对悲剧的深沉纪念”，请联系全文说说“深沉”的内涵。（6分）

参考答案：

15．先指出人们对“悲剧”日常感受上的不良嗜好，并分析其弊端；其次提出感受和叙述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最后指出重视“个”对人和生命的重大意义。（6分，每点2分）

16．举例证明叙述灾难和悲剧必须落到实体和细节上（2分）；强调这样纪念会对每一个参观者产生心灵震撼（2分）；为下文得出结论提供依据（2分）。

17．关怀个体生命（严肃对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2分）；体验悲剧（唤起人们人道主义的感受）（2分）；记住历史、正义和真理的同时，教会我们打量生活、对待同胞、判断事物的方法和价值观（2分）（若只答前一句，得1分）。

篇2：对《红楼梦》悲剧意识的解读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出生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户之家。他的家族与当时的皇族有关,家族也曾经有过鼎盛的繁华着锦时期。但在康熙和雍正政权交替之时,曹雪芹的家族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而当时贵为世家公子的曹雪芹也从钟鸣鼎食的皇亲国戚沦为阶下囚,在北京西郊过着贫困交加的生活。曹雪芹的一生可谓是尝尽了世间冷暖,曹雪芹经历了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经历了这一切世态炎凉和沧桑巨变的曹雪芹好像坠入无底的命运深渊,他深深地感到了命运的无定无情和人生的变幻莫测,并产生了“色”“空”“梦幻”等一些厌世消极的念头。

然而,正是他的曲折人生和传奇经历为他创作《红楼梦》这部巨作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源泉和创作契机。《红楼梦》之所以称为“梦”,就是因为曹雪芹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生命写照都凝聚在“梦”这个虚无缥缈而又恍惚无定的字眼中,同时“梦”字也反映了曹雪芹对现实社会和人的一生的深刻思考。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就体现了出来,整部小说从一种生命的荒谬和虚无中开始的。曹雪芹还在书中说“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次数立意本旨”。

2、分析宝黛爱情故事,解读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

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宝黛”的爱情悲剧是书中金陵十二钗的悲剧代表,也是本书的核心所在。我们将从宝玉和黛玉的生活、身世方面来解读宝黛爱情悲剧的真实原因。林妹妹的冰清玉洁和出众容颜在贾府是得到公认的,王熙凤第一次见林黛玉就说出“天底下竟有这么标致的美人儿”。然而红颜薄命的林妹妹却逃不脱悲惨的命运结局。林黛玉的身世非常凄凉,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世了,她在“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扶持”的悲惨情形下来到外婆家。林黛玉在“不要多说一句话,不要多行一步路”的叮咛提示中,处处小心、事事留意、形如木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林黛玉本来就身子虚弱,而她早年丧母的曲折经历也影响了她的性格和心态,使她的心里装满了哀伤悲苦。虽然林黛玉虽体弱多病,但也极具才华,从“偷得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中就能够看出林黛玉的女性才华。宝黛在初见时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感觉心有灵犀、相识相知。在宝玉挨打时,黛玉眼睛哭得像个核桃;而在宝钗和袭人等觉得宝玉不学无术,劝他好好读书时,黛玉对宝玉却是非常理解。在《红楼梦》第八十回中,贾府发生重大变故,宝玉造祸离家,滞留于“狱神庙”不归,吉凶未卜,黛玉忧急如焚、日夜悲泣、泪尽而亡,更是展现了黛玉对宝玉的无限怜爱之情。而宝玉回来之后发现林妹妹已死,而后贾宝玉灵魂出窍、遁入空门,为这场宝黛之恋画上了悲剧的句号。宝黛爱情故事是《红楼梦》悲剧意识的主线,此外《红楼梦》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和结局也都充满着悲剧色彩。

3、分析贾府的衰落过程,透视家族的矛盾悲剧

除了政治原因外,贾府家族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也是加剧家族衰败的重要原因。贾家各宗族之间围绕着继承权和执政权等问题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和矛盾。宁国府、荣国府各主子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战,贾府中各人物之间也存在着尖锐激烈的利害关系冲突。比如王熙凤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和权力位置,设计陷害尤二姐;赵姨娘为了贾环的家族继承权问题,使魇法谋害宝玉。在家族矛盾斗争中,他们完全不顾大户人家的礼法尊严,撕开了礼仪道德的虚伪面纱,把贵族家庭虚假的繁华、荣耀和腐败糜烂的生活本质彻底揭露无遗。这才是贾家衰落的真正原因。

探春说过这样的大家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从《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了大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宫廷贵族之间相互勾结与相互矛盾。《红楼梦》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贵族世家衰落的情景。这部悲惨的历史大剧的历史意义绝不仅仅建立在宝黛的爱情悲剧上,其主要目的是揭露贵族家庭的骄奢淫逸和种种糜烂与罪恶。这部书让我们看到贾府这个庞大的家族里面充斥着的是人类种种的自私自利行为,还有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相互撕砍的尖锐冲突。“太史公纪三十家,曹雪芹只纪一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

《红楼梦》是我国经典的悲剧小说,曹雪芹把小说的悲剧美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红楼梦》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灿烂光辉和无价的珍贵精神财富。《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丰富而又复杂、博大又精深。因此,我们应该从不同的思想角度去研究、去探讨。从曹雪芹的身世经历、宝黛爱情故事以及贾府的家庭矛盾中,我们更能体会到《红楼梦》中包涵的博大精深的悲剧内涵。

参考文献

[1]陈艳秋.论《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颠覆[J].作家.2010(24):115-116.

篇3：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

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

文学家，不一定是文体家，而读鲁迅文，未竟两行，即可认定“此鲁老夫子之作也”。

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鲁迅这种强烈的风格特征，即得力于他控制文体之为用。文体，不是一己个性的天然自成，而是辛勤磨砺，十年为期的道行功德，一旦圆熟，只言片语亦彪炳独树，无可取代，试看“五四”迄今，谁有像鲁迅那样一支雷电之笔。

《野草》集，《秋夜》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就只这几句，已是使我认知天才之迸发，骤尔不可方物。

当《秋夜》被选入课本后，全国中学教师讲课时都为难了，怎么也无法解说这两句的巧妙，为什么不是“有两株枣树”，却要“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呢，孩子们哈哈大笑，鲁迅先生不会写文章——这是鲁迅的得意之笔，神来之笔，从没有人用过此种类型的句法，乍看浅白、稚拙，细味精当凝练，这是写给成年人老年人看的——在文学上，凡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思维和意象，字句的功能就在于偏要绝处逢生，而且平淡天真，全然口语化，令人会心一哂，轻轻带过，不劳注目。

鲁迅发此一文，文坛为之震惊，它的艺术水准，可谓横绝一时。论体裁，是西洋的散文诗，论文气，是《离骚》、《九歌》的郁勃骀荡。整体深蓝，“非常之蓝”，然后配以粉红（小花）雪白（灯罩）猩红（栀子）苍翠（飞虫），印象色彩，显示出一个画家的眼光和手段来。《秋夜》的调子是非常之蓝的背景，明艳的色点布置其间，读的时候宜一瞥而过，不要纠缠，这样就作者读者两潇洒，留下以后重读的余地。

《秋夜》虽偶露戾气，但非荒诞，夜半听到哧哧的笑声，竟发乎自己的嘴里，既魔幻又有深意——他退出自己，旁观自己，以构成美学：“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这三个“即刻”的连续出现，意象和节奏极有力度，而且优美神秘，紧接着在深蓝的夜的氛围中，突然拈出一支猩红的栀子，是画在雪白的灯罩上的，这对比，这反差，越显得诡谲明丽——文章已告完成，但余绪未尽，精彩尚在后头：“我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前面先有“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麦子那么大，遍身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这是充分的伏笔，然后挥下最后一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神完气足，寓意深长。

再看《好的故事》：“河边枯柳树下几枝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吧，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被拉长，这时是泼辣奔迸的红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

此一段的绘画性之强，画家也该钦服，知先生之不尽也。画家都不忘为自己画像，尤其是伦勃朗，单凭他的几幅自画像就可名垂千古。鲁迅先生在其《一觉》篇中有意无意地作出了“文字自画像”，恬漠而庄严，一代文豪的形象永留人世：“在编校中夕阳居然西下，灯火给我接续的光，各样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去了，身外但有昏黄环绕，我疲倦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

与《一觉》同样写得好的是《怎么写》（夜记之一）：“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是我至爱之句，只有鲁迅写得出。

《故事新编》可谓找到了最“鲁迅风”的文体，这以前的散文和小说是有木刻味漫画味的，《故事新编》是文笔史笔兼施了，又好在超乎考据故实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句法老到，谐趣横生，已非“幽默”二字可资恭维了——这无疑是鲁迅的成熟之作，巅峰之作，近百年来无人可以比拟的文学杰构。

有一点始终令我惊诧的是，鲁迅的文章，上来就是成熟的，苍劲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一发表，真有石破天惊之势，蔡元培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读了令兄的《孔乙己》和《药》，实在佩服到了五体投地呀五体投地……（大意）”鲁迅是学医的，转为文学家好像不需要预备期练习期，也因此证见其才分之高之大。

二十一世纪再读鲁迅的杂文，当年的是非曲直善恶已成了历史观照，但营营扰扰之间，事实的正负然否的基本原则还是存在的，不可含糊的。凡与鲁迅笔战过的人，后来的作为、下场都不见好，甚而很可耻，益显得鲁迅目光的犀利精准，魑魅魍魉一一难逃鲁迅的雷电之笔——看鲁迅的杂文，要着眼看整体，这么多的“论敌”攻上来，鲁迅都分别迎战，或一枪刺于马下，或连篇周旋到底，或投一光辉照澈来犯者的嘴脸，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我总是为他叫屈，先生用不着与此辈歹徒耗费时间精力，他们实在不配与鲁迅论战的。可慨先生已成了象征性的人物，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脾气坏，原因在于婚姻不如意——真是小人之见，先生慷慨豪放温厚慈祥，小人口蜜腹剑，先生口剑腹蜜，他的天性极其纯良真摯，每见于其对幼年的回忆杂感的篇章中，至情至性，率然流露，读来心为之酸，眼为之热，是可传必传永传的。

大哉鲁迅，“五四”一人，凡爱读鲁迅文者都可能成为我的良友。

篇4：对张爱玲小说悲剧内涵的解读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内涵,解读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位传奇式作家。张爱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贵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扮演了一幕传奇。张爱玲的传奇是悲剧性的。张爱玲创作的作品几乎都是悲剧, 悲剧作为一种主题笼罩着张爱玲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一个故事。

1 人性扭曲下的伦理悲剧

伦理是普遍法则、规范, 是人类对自我行为的限制和约束。张爱玲小说的题材多属婚恋家庭方面, 我们可以发现她笔下的伦理悲剧的深刻内涵。《红玫瑰与白玫瑰》算得上是一出伦理悲剧。佟振保在国外曾有过坐怀不乱的经历, 被人们称为“柳下惠”。回国后虽然一度与朋友之妻相好, 为了母亲的要求、社会的影响和个人的前程还是毅然分手了。后遵母命娶妻生子, 侍母友弟, 善待朋友, 克己奉公, 事业有成, 是一个有口皆碑的理想人物。然而为伦理道德所承认的他事实上活得并不幸福, 觉得自己“白糟蹋了自己”, 乃至自轻自辱, 自贱自踏, 狎妓, 酗酒, 打骂妻子。当然这些都是在背后进行的, 人面上, 他还得继续做他的好人, 一个合乎伦理道德的标准形象。小说的主旨虽然都在于展示人性的扭曲、复杂和真实, 但却是从伦理的角度体现的, 是个体生命寻求超越中与普遍法则、规范的冲突、搏斗并由此招致痛苦、毁灭, 因而属于伦理悲剧。

2 参差对照下的情感悲剧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 集中阐述了自己苍凉的美学观:“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 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 没有美, 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 是一种强烈的配色, 但它的刺激性还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 就因为它像桃红配葱绿, 是一种参差的对照。”生活中的小人物固然性格坚强, 然后在欲望面前不能自持, 于是一步步走向失败的历程, 这种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张爱玲笔下的小人物生活在欲望枷锁之中。不论是《色·戒》中的王佳芝还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 这些主人公个性坚强而有主见, 也许他们的决定有着偏激甚至不可理喻的因素, 至少她们是不肯轻易认赌服输的人, 然而她们却无一幸免地都走向了败局, 罪魁祸首就是物欲和情欲的双重枷锁。《色·戒》中作为学校剧团当家花旦的王佳芝, 宁愿牺牲自己的贞操去勾引汉奸易先生, 但在执行刺杀易先生行动的紧要关头, 忽然觉得有点爱上了眼前她要谋杀的这个人。“紧张得拉长到永远的这一刹那间”, 她若有所悟:“这个是真爱我的”, 把易先生对自己的玩弄当成了真爱。她放走了易先生, 自己和同伙也因而丧命于易先生之手。虚幻的爱情以及那热烈的情欲造成了人物的不幸命运。

3 传统文化下的婚姻悲剧

张爱玲小说的男女间故事往往“以悲剧收尾”, 这并不仅仅是为赚取读者的眼泪, 更重要的是她挖掘出了女性在传统文化重压之下, 对爱的愿望“缩小又缩小”, 最后不得不完全放弃的情感历程, 从而使她的小说在表现男女情爱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传统社会是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世界, 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 甚至在家庭中都处于统治地位。表现在男女关系上, 就是他们把女人视为“性”, 或与金钱等同。男人们在有钱有地位的时候, 用钱来钓取女人;在没有钱的时候, 则常常用爱的谎言来钓取女人的钱。张爱玲的小说描写得最多的人物是遗老遗少, 或半新半旧式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思维方式并不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完全改变, 他们不能也不愿放弃手中的特权。败家、鸦片、姨太太等就是他们最大的嗜好, 无能就是他们鲜明的特征。作这种人的太太或小妾甚或是情人, 对于女性而言, 是不可能有爱, 更不可能有幸福的。这样的女人却已经越来越不被现代男人所欣赏。她们待字闺中时, 森严的家规使她们缺乏交际的能力, 从而使她们成就婚姻的机会更少, 嫁不出去的危机成了她们的恶梦。《倾城之恋》中的三奶奶、四奶奶可言的。象《花凋》中所写: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 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剧。”女人们的旧式婚姻中, 永远是“一个美丽苍白的、绝望的妇人。”她们是永恒的情感悲剧的主角。

4 病态社会下的人生悲剧

张爱玲从现代病态社会人性的沉落来把握现代人的生存悲剧。她相当欣赏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 认为这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 突告中断, 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 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 只说好的, 不说坏的, 实在可惜。这一论断不免偏颇, 但一定程度却也说明了某种真实的情况。张爱玲无情的剖析着现代人的灵魂, 既透视古老文明对人性的腐蚀, 也捕捉现代文明给人心蒙上的尘埃。她传神的描绘人们内心的自私、软弱、愚昧、不自持、虚荣等阴暗面。《十八春》中的祝鸿才霸占了曼桢、曼璐姊妹俩, 毁掉了好几个人的幸福。但张爱玲作品中如此彻底的人物除此之外几乎没有, 大多数人物呈现出人性矛盾, 名实冲突的特征。对人性复杂性和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揭示, 更为传神的体现在《封锁》中。这是一篇情节极为简单的小说, 银行会计吕宗桢和大学助教吴翠远, 在封锁的电车里, 一男一女迅速堕入情网, 甚至到了议及婚嫁的地步, 封锁期间的一切, 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 作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吕宗桢回到他并不如意的婚姻生活中, 吴翠远也得在“都是好人”但“不快乐”的家里过下去。这个并不是始乱终弃的结局非常耐人寻味, 封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空间, 正是在一种非常态的环境里, 人的自然欲望、人性反而得以释放, 真情流露使人能够处于所谓真人状态。在通常情况下, 处在封锁、压抑之中, 人性真相总是被遮掩起来, 世间只有好人而没有真人, 人与人之间是隔膜的, 而这正是人生的真相。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篇5：对悲剧的深沉纪念解读

关键词：小说《百合花》,悲剧,生命

在建国初十七年文学中, 文学的政治性成为判断作品是否成功、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准绳。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将评价文艺的准则表述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并行, 缺一不可, 但在实际的执行中, 通常的情况是, “政治的标准”高于、也优先于“艺术的标准”。与此相关的是, 在作家的创作中, 政治性的表达也成为其创作的主要诉求。而在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 这一诉求具体地表现为热情抒写战争年代的英雄事迹、追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艰苦卓绝而必然胜利的革命历程, “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 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 以具象的方式, 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 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 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 (1) 因此, 这些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都致力于描写代表革命的正义英雄人物与反革命的邪恶人物之间的剧烈斗争, 其间可能伴随着革命事业的短暂失败, 但最后的结局总是革命一方获得胜利, 而且整个作品的风格要呈现出积极豪迈、昂扬奋发的英雄主义的格调。虽然作品中也会存在着暴力、死亡, 但血腥与残酷的暴力总是被阐释为正义战胜邪恶所必需的过程与手段, 反面人物的死亡则是大快人心、令人鼓舞的, 甚至标志着革命斗争的胜利。“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 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 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剧气氛。英雄的死不会引起传统悲剧中的恐惧效果, 而是以道德价值的认识来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 其结果消解了战争文学的悲剧美学效果”。 (2) 可以说, 在建国十七年的革命战争小说中, 政治烙印的道德价值观念、情感取向取代了对个体生命的呈现, 遮蔽了对生命本体的观照, 因此, 这是一个悲剧缺失的时代, 是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

女作家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 因被认为“感情阴暗”而多次被杂志社拒绝, 发表后又引起非议, 后经茅盾的赞扬才获得文坛的肯定与关注。而茅盾将这篇小说的内在意蕴阐释为“生动地展现军民鱼水情”, 这一结论显然与当时文艺界的泛政治化倾向相适宜, 因此迅速被文坛所接受, 成为关于这篇小说的权威解释。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 对《百合花》的认识却逐渐脱离开了这种政治化的阐释模式, 小说体现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被人们普遍接受, 而小说的女性视角叙事、性别意识亦被学界所关注。我认为, 这篇小说一方面具有与当时政治化的主流文学相一致的地方, 如取材于解放战争, 塑造了舍己为人的英雄革命战士形象, 但作家显然对这一“重大主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在对革命战争的叙述中凸显了人性、青春与生命, 从而使得这篇小说与同时代的主流创作拉开了距离, 具有了一种悲剧意蕴。

一、战争背景下的个体

小说《百合花》的开篇虽直接而明确地标示出故事情节发生的背景是一九四六年, 解放战争激战正酣之时, 但这篇小说显然不像同时代的、同样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一般去正面描写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与波澜壮阔的宏大战争全景, 而是以一种舒缓的、富有诗意的笔调展开个人化的抒写: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 现在虽放了晴, 路上还是滑得很, 两边地里的秋庄稼, 却给雨水冲刷得青翠水绿, 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 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 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呢。

在这里, 战场上的血腥与暴力被置于了后场, 而且叙事者“我”那敏锐的、富有情趣的感知超越了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恐惧的阴影。此外, 这样一段抒写也远远不同于同时代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中常出现的革命话语, 而是一种个人化的情绪表达、情感抒写, 对个体经验的表达大大胜过了对革命战场、阶级斗争的叙述。

在此后的叙述中, 小说也仍然没有转向对战争的正面呈现, 而用不少笔墨展现了通讯员与作为文艺女兵的“我”之间的交流。这两个“革命同志”间交流却与他们共同的、宏大的革命事业没有太多的关联, 而是日常生活化的、私人化的。如叙述者“我”发现与小通讯员是同乡, 进而引发“我”对故乡的回忆、联想, 对故乡这一私人空间的强调可谓是对国家公共空间里所进行的政治革命斗争的一种潜在的淡化, 而两人确立起来的同乡关系也与由共同的革命信念、情怀所形成的阶级同志关系有所区别。虽然随后叙述者“我”问起小通讯员为何参加解放军, 话题似乎回到了革命战争, 但显然没有由此而展开, 而是回到家庭、婚姻这一更加个人化、私人化的话题中来, 对于叙述者“我”来说, 革命女战士的身份并没有妨碍她对“儿女情、家务事”的关注, 而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也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影响、革命事业的追求而有所改变。

而在一些细节的描写中, 同样呈现出对战争、革命斗争这一宏大主题的疏离。如通讯员“肩上的步枪筒里, 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 这要说是伪装, 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叙述者的这一感知可以说是审美化的, 似乎把近在咫尺的战争忽视了不少。而这一细节在叙述者与通讯员分别时再次出现:“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 跟那些树枝一起, 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同样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暗示出个人化的、审美化的意识没有因为战争的环境、革命的要求而彻底消亡, 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虽是含蓄的, 但仍可以看出, 政治化的伦理道德观念已被疏远, 个体的情感体验却被置于前台。

二、牧歌情调中的青春与人性

小说《百合花》以清新、细腻而富有抒情意味的笔调描写了小通讯员与作为叙述者的文艺女战士“我”、新媳妇两个女性之间平淡而颇有意味的交往。在面对着异性时, 年轻的小通讯员腼腆、羞涩, 甚至不知所措, 即使是与作为革命同志的“我”交往, 他也仍然如此。“他见我挨他坐下, 立即张皇起来, 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局促不安, 掉过脸去不好, 不掉过去又不行, 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他飞红了脸, 更加忸怩起来, 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皮带上的扣眼。”小通讯员的窘迫与羞涩正是一个少经世事的年轻人面对青年异性时的自然反应, 而这其中有着人与生俱来的“欲望”的作用。当然, 通讯员与“我”之间没有爱恋关系, 更没有粗俗的情欲的挑逗, 这里所说的“欲望”是生理层面的, 进而影响着人的心理与行为, 它是普遍地、自然地存在于健全的生命个体之中。小通讯员对异性的敏感但又茫然不知所措, 正是体现出这样一种普遍的人的特性。

而在小通讯员与另一个女性, 即新媳妇间的交往是通过叙述人“我”的眼光来呈现的, 这一有限视角的采用使得我们并不知道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在初次见面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前后文的叙述来加以联想、想象, 补充一点这一“留白”:如果说小通讯员在面对着叙述者“我”时, 因为“我”是一个有着革命经验女战士、革命同志, 虽然具有年轻女性的一些娇气、顽皮, 但毕竟是理性的、有所节制的, 所以小通讯员还不至于因为羞涩、腼腆而导致交流、交往的失败。但在面对着一个年轻美丽而又更加活泼、自由、坦率的农村女子时, 小通讯员必定加倍地笨拙、困窘而彻底不知所措, 最终导致借被子失败, 并被新媳妇善意地取笑, 而小通讯员也只好用“老百姓死封建”来加以掩饰。显然, 两人之间的关系用简单的、政治化的“革命军队与劳动人民”来解释无异于隔靴搔痒, 而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或许更能标示出两人之间的“暧昧”。这样的一种“暧昧”发生在年轻的战士与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之间, 似乎有些不“道德”的意味, 但也正是这样的一种不“道德”显示出人的一些本真特性。一方面是对异性的莫名的、而又朦胧的兴趣, 另一方面又伴随着羞怯甚至抵触, 对异性有着淡淡的好感, 但又不由自主地施与嬉笑与捉弄, 而这些正是青年异性间特有的微妙而难以言明的心理。可以说, 这也来自于人本真的、普遍的内在“欲望”。当然, 这里对“欲望”的呈现是含蓄的、诗意的, 但这仍然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个个充溢着青春活力的生命个体形象。可以说, 这一书写脱离了政治意味浓厚的“军民鱼水情”描写模式, 也不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中带有政治化色彩的情爱描写, 而真正实现了对普通人性、人情的还原与观照。

三、生命的挽歌

小通讯员的牺牲最终使他从一个普通的年轻战士升华为一个革命的英雄, 在他的身上, 体现出了舍己为人、英勇无惧的英雄品质。可以说, 这正是小说《百合花》与建国初十七年的文学主流相一致的地方。但小说对“革命英雄”的勇敢战斗、忘我牺牲的场面却不作正面描写、突出渲染, 而是以一种平常的叙述口吻间接地、简洁地加以了陈述, 与同时代作家相比, 这样的一种描写英雄战斗、牺牲的手法可谓是“非主流”的, 在那个“左”倾路线盛行的年代也常常是容易引起非议的。因为这样的一种手法并不利于表现、渲染战斗的激烈, 英雄的勇敢坚毅, 以及牺牲所带来的悲壮与伟大, 不能实现对正面英雄的较好突出, 进而赞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肯定其必胜的历史规律。然而, 这一种“非主流”的、有“缺陷”的写法使得英雄的“伟岸”被削弱的同时, 也使得英雄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沉重的政治因素有所减少, 而更加接近日常状态的人。因此, 小通讯员的死不仅仅能引发人们对英雄的崇敬、对革命事业的进一步肯定, 同时也使人们感受到一个普通个体的在战争中毁灭,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伤痛、伤感。

在面对死去的通讯员时, “我”作为一个受过革命理论教育的、经历过战争的女战士, 虽然心中充满悲伤、惋惜, 但言行举止还是有节制而合适的。新媳妇的反应却是激烈而反常的, 她为死去的通讯员缝补肩上的破洞, 并将自己珍贵的、唯一的嫁妆———绣着百合花的被子给通讯员盖上。从理性的角度看, 这些行为可谓是徒劳的、无用的, 但她却执拗而坚决地去完成了这些“无用之事”。新媳妇的这些行为与情感反应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化的“军民鱼水情”, 可以说, 这与两人之间的“暧昧”情愫有一定关系, 但更多的是来自于面对生命个体的突然逝去而带来的伤痛, 特别是这个生命的个体曾经是年轻、鲜活而又美好的, 死亡所带来的震惊与哀伤便尤其强烈。而正是在死亡中, 在强烈的悲伤中, 生者实现了对生命、个体存在的重新审视与关照, 生命自身的价值、意义得以呈现。现实中的道德规约、伦理法则在生命自身的面前设有太多意义, 因而, 新媳妇不再忸怩, 而是庄严而虔诚;同样, 这也是超越政治意识的, 新媳妇的行为并不单纯是表达对革命英雄的敬爱, 更多的是对生命的祭奠, 而强烈的悲剧意味也由此而被大大强化。

而在同时代的小说中, 其中一些也写到正面人物的死亡, 但仍然不能称之为具有悲剧意味, 因为死亡本身并不能构成美学意义上的悲剧, 即使人物消亡的过程是悲壮的抑或是惨烈的, 亦是如此。此外, 即使不幸死去的人物是在道德层面上是好的, 或是在政治层面上是正确的, 也不一定形成真正的悲剧。只有在作品中展现生命个体的毁灭或受难, 并在这一种毁灭或受难中见出生命自身的面貌、价值与意义, 才有可能形成悲剧。建国十七年的战争题材小说常常从阶级论出发去设置人物形象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阶级属性直接决定了人物的心理、个性、行动等, 人不再被视作独立的个体存在, 而人物的遭遇、结局也沦为政治的注脚, 由此, 生命的本真面貌被遮蔽, 而悲剧也就无从产生。而茹志鹃《百合花》则在与时代共鸣保持一致的同时, 却不正面描写英雄战斗、牺牲的情景, 也不刻意突出主要人物的英雄品格, 而是在对“日常小事”的叙述中, 去展现既平凡普通又纯真美好的人性人情, 去刻画洋溢着青春与生命活力的个体。可以说, 这正是一种“去蔽”, 生命本身得以显现。而主要人物的死亡, 更多地让人们领会到生命被毁灭的哀婉、凄凉与遗憾, 而不再是对英雄的崇敬和对阶级敌人的复仇怒火。而小说结尾部分对新媳妇的一系列超乎寻常的行为的描写, 更是将这种哀伤上升为一种悲悯, 而达到了悲剧的效果。因此, 可以说, 这篇作品取材于革命的战争, 却以别样的手法将英雄主义颂歌转化为悲剧性的抒写, 而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这篇小说在泛政治化时代结束之后仍然具有艺术吸引力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陈思和.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4]段崇轩.青春与生命的挽歌[J].名作欣赏, 1989, (1) .

篇6：对悲剧的深沉纪念解读

一、作为女儿——“一幅画中的人物”

爱米丽小姐出生在南方的一个贵族家庭。文中没有关于她父亲格里尔逊先生的直接说明, 但镇上的人将他们“一直看做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 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 背对爱米丽, 手执一根马鞭, 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从这幅画中, 读者可以体会到关于格里尔逊家庭父女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几个信息:爱米丽小姐的白色衣服象征着纯洁和贞节, 这是南方清教妇道传统中最为重视的品质。格里尔逊先生攥在手中的“马鞭”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是男权社会中权力、权威和严格控制的象征。就用这根马鞭, 他赶走了爱米丽所有的追求者。他是如此傲慢和自私, 把女儿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 剥夺了她实现幸福的机会。他的父亲是代表着规则和道德限制的超我, 抑制了她的那些不符合男权社会和南方女性价值观的欲望和本能, 将它们推回到潜意识中。面对这一切, 爱米丽调用了压抑机制 (repression) 作为她成长过程中的防御机制。爱米丽压抑了自己的本我欲望, 顺从地立在父亲背后, 接受父亲的安排。当格里尔逊先生去世后, 爱米丽心中对他的这种情感冲突达到了高潮, 这时她的自我启动了否定 (denial) 机制来应对这一问题。她在父亲死后“衣着和平日一样, 脸上没有一丝哀愁”, 声称“她的父亲并未死”, 并拒绝处理尸体。虽然这种机制可以让人们逃避焦虑和痛苦, 但它会耗费极大的精力。文中村里人“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 爱米丽“垮下来”, 大家“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 那以后, 她又“病了好长一个时期”。

二、作为情人——矛盾中挣扎

父亲去世不久后, 荷默 ? 伯隆出现在艾米莉的生活中。在他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格里尔逊先生的影子——他“个子高大, 皮肤黝黑, 精明强干, 声音宏亮”, “戴着黄手套的手握着马缰和马鞭”。他的那双“握着马缰和马鞭”的手是十足的绝对控制的象征, 一如她父亲从前!在荷默身上, 爱米丽找到了她恋父情结的完美投影。就在爱情, 或是某种特殊吸引力的驱动下, 她不顾传统的社会偏见, 不顾牧师和两位堂姐妹的劝诫, “逢到礼拜天的下午”便与荷默“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 她甚至“去过首饰店, 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 又“买了全套男人服装, 包括睡衣在内”。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她就要实现她的幸福。但是, 来自美国北部的荷默内心放荡不羁, 他对人们说“他是无意于成家的人”。荷默无意于婚姻, 而意识到这一点的爱米丽却不能潇洒放手, 转而继续寻找自己的幸福。最终, 她心中最深处的本能的冲动, 储存在她自我中的“力比多”终于以一种不受控制的方式爆发了。她用“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使他驯服了”。她杀了荷默, 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留住情人, 与一具死尸结为了夫妻。

三、作为社会人——神龛中的一个“偶像”

在一众乡民眼中, 爱米丽小姐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人们对于她的描述充满了死亡意象——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 肿胀发白”, “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一样”, “她回看他一眼, 身子挺直, 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她是了无生气的, 没有激情的, 她也不需要生气和激情。她所需要的就是做“一个传统的化身”, “义务的象征”, “人们关注的对象”, 并为青年们树立好的“榜样”。

对于爱米丽来说, 她曾试图与乡民们建立联系。她“布置了一个画室”“开授瓷器彩绘课”, 但这种尝试并没有成功。她没有学会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当“学画的学生们也长大成人”, 他们“渐次离开了, 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到爱米丽小姐那里去学画”, 在“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 前门关上了, 而且永远关上了”。从那以后, 爱米丽便隐居家中, 与外界隔离。房子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象征着母亲的子宫, 在那里她才感到温暖, 安全, 在那里她与她“永恒的”情人长相厮守, 终其一生。在这里爱米丽选择了“退回” (regression) 这一心理防御机制来处理自己的心理失衡。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