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弟弟的错位人生散文

我与弟弟的错位人生散文（精选4篇）

篇1：我与弟弟的错位人生散文

错位的人生散文

葡萄树的枝枝叶叶爬满了不大的院子。整个夏天，庭院里涨满了绿色。记得春天里刚把葡萄藤搭上木架上的时候，沉寂了一个冬天的葡萄藤从土里扒出来显得干巴巴的，褐色的根和枝条表皮已经脱落。春天里温煦的阳光撒在葡萄树的枝条上，这些藤条用细绳绑在庭院的木架上，多次疑惑它们可存在生命的痕迹，但总是让人诧异它们生命的顽强。在多次西北风沙的磨砺后，藤枝上开始不经意出现了斑斑点点的小绿苞，绿色的生命开始在庭院的木架子上生长开来。

开春的季节里，葡萄树只浇一次水，便无须在进行打理了。绿色的枝条在庭院的时光里开始成长的历程，当绿色的经络爬满了整个庭院的天空，当微风吹起层层叠叠的绿浪，透过阳光的缝隙里，一串一串白色的小花已经绽放，它们既不美丽又不显眼。偶尔下过几场小雨后，夏日里浓荫的葡萄藤上挂满了一串串像珍珠玛瑙似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映出翠绿色的晕圈。秋日里的挂满枝条的串串葡萄，沾着露水黄的迷人，这时的葡萄甜的醉人，甜的使人陶醉，甜的让人回味。

曾经在微风吹过的葡萄树下乘凉，曾经在烈日炎炎的葡萄树下驻足，诧异的是在这片贫瘠的戈壁里，看着沙土地生长而起葡萄树，生命的轨迹是如此顽强，顽强的如此透彻，那秋日里一串串挂满了枝条的葡萄，在阳光里透着金色的光晕，在人迹罕至的戈壁里生长，攀沿向上，不需要精心的打理，只需扶上木架，浇几次水，春夏秋季的日子里，就会把绿色和甘甜的果实奉献给土地上的人们。

贫瘠的土壤一样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种子无法选择飘落的地方，自然界的每一个生灵都有着自己的生命足迹。葡萄的种子不会因选错了土地，而不生根发芽。哪怕只有渺小的生存条件，就会给你惊喜的希望，让你感怀自然界的伟大。即使选择了错位的地方，面对冬季的严寒，春天呼啸而过风沙，吹不去的生命的渴望。细雨过后，温煦的阳光里，就会望见远处青草蒙蒙，绿枝摇曳……。

人生的历程不也是如此吗？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同的只是每个人对待命运的态度而已。曾经读过一篇文章，两位年轻的主人公，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西北戈壁，西北戈壁艰苦贫困的十几年的生活，其中的一名年轻人放弃了当年豪情壮志的理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独自跑回了南方，音信皆无。留下来的年轻人没有放弃当年的理想，用自己所学的医术，忙碌在戈壁的乡村、牧民之间，给他们送来了健康和幸福，被当地人称为戈壁里的“白求恩”，他的心比哈密瓜还甜。多年以后，当记者采访他时，他没有为当年的选择而后悔，因为他知道能够帮助别人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人们生活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人来人往，都在为各自的理想而努力前行，就像从火车的起点出发，奔向各个地方，有人从中途下车，有人从中途上车，休憩的地方只是短暂的驿站，错位了的人生，还可以包裹行囊重新出发。如果错位了的人生还在原地自暴自弃，那只能向风吹过的种子埋进瀚海的沙漠，永不再生。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的清香告诉人们春天来临，只有经历了严寒酷暑的人生才能更加丰满，只有经历了风吹雨打的人生才能更加多彩。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精彩，呈现在眼前的不过是流动的画面，只有时光和记忆会记住应该记住的故事，只有时光和记忆会遗忘应该遗忘的经历。

篇2：我与弟弟的错位人生散文

我知道，

这世界上有很多事，

不可以勉强；

就像，

当初的我和你一样。

受过那么多伤，

你告诉我说，

要自己一个人扛；

其实我一直，

心疼你柔弱的肩膀。

那些儿时的梦想，

我们从来不曾遗忘；

也记得你红着脸对我讲，

长大后会做我的.新娘。

多年以后岁月沧桑，

我们都不再是当初模样；

你有你的主张，

我有我的梦想。

人生如梦时光忧怆，

月缺难圆天各一方；

多少曲终人散人走茶凉，

多少缤纷五彩诱惑难挡？

生命里的故事总无圆满，

只有饮下一杯烈性的酒；

于清寂的夜，

篇3：百雀羚后人的错位人生

一个民族品牌的诞生

顾炯为出生的1929 年,父亲顾植民应聘进先施百货当营业员。这段经历改变了他,也改变了顾家的命运。

当时,国产化妆品品牌与国际化妆品品牌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商战。顾植民经常在《申报》上看到广生行与英国的夏士莲互打擂台。虽然以夏士莲为代表的洋化妆品在上海畅销一时,顾植民还是判断国产化妆品的机遇很快就会到来。在此之前,出于反对北洋政府对日“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国内已经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再加上一战期间,英国到中国的海运航路不安全,上海市面上的夏士莲一度断货。

顾植民在老板马应彪的安排下,专门负责先施百货化妆品的销售和市场调研。他是个精明的商人,看到了这个市场丰厚的利润和广阔的市场。加上多年摸爬滚打,他对化妆品原料的进口渠道早已了然于胸。他不仅熟识了各种工艺,更是练就了一个“闻什么就是什么”的鼻子。

当顾植民一心想要创办自己的化妆品品牌时,广生行已经在上海建了工厂(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他决定放弃中层职员的位置及丰厚待遇,于1931年独资成立了富贝康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植民自己研究了配方,原料大多采用进口香料。他重金挖来一名技术工,设置了两条生产线:一条香料搅拌混合,两三个人工;另一条是成品包装,两三个人工。最初,他们只生产一些花露水、胭脂,慢慢地,又增加了香水、香粉。

这些产品并未很快成气候。顾炯为后来得知了这个故事:顾植民遇到一个瞎子,请他算一算叫什么名字好。瞎子掐指一算,说:“百雀羚。”“百雀”是“百鸟朝凤”的意思,“羚”又与上海话“灵”谐音。百雀羚迅速打开了市场,甚至挺进了大西北。因为西北地区有一种鸟就叫“百雀”。

销售出身的顾植民是个营销高手。他不仅在报纸、墙体上打广告,更是带着技术工直接走进电台直播间给全城百姓讲百雀羚的工艺特点。

1937 年,上海沦陷。江浙沪一带的民族资本家开始将产业撤到重庆。留在上海的也举步维艰。因为“规模不大”,顾植民并未受到冲击。他更是提炼工艺,推出了一款以“百雀羚”为商标的“百雀羚冷霜”。

这款冷霜的不同之处在于“,是纯油脂的。”顾炯为说因为保湿效果强,加上又特别“香”,圆圆扁扁的蓝色铁盒包装的百雀羚冷霜迅速走俏。顾植民大张旗鼓,将“有限公司”改成“无限公司”,又迁址扩大了生产规模。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上海物资极度匮乏,外货大量进入上海,化妆品品牌也多了起来:妮维雅、雅霜、双妹、百雀羚、力士。永安公司楼下的化妆品玻璃柜里常常连样品都断货。百雀羚成了城中名媛贵妇的首选。民国第一美女胡蝶、天涯歌女周璇、名伶阮玲玉都是它的用户。百雀羚取代德国“妮维雅”,成为国内化妆品第一品牌。

随着百雀羚逐渐打开东南亚各国市场,顾植民成为上海滩颇具名望的民族资本家代表之一。顾植民意识到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人才创新。

与父亲不同,顾炯为内敛、善感,喜欢自己钻研,“我这个人别的没什么,就是好学。”他专门设计了一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将两条生产线合二为一,并且大量减少了人工环节。“我是读书人,觉得靠劳动力太土了。”

顾植民凡事亲力亲为,既是老板又是工人。他有时甚至亲自跑到车间参与生产,一天的上班时间比工人还长。

上海工商界订立爱国公约,要求按时交纳税金、不欠税、不漏税、不逃税。顾植民带头在“爱国公约”上签了字。第二年,抗美援朝,顾植民带头表态要捐出百雀羚冷霜。他当即就启动了两班制生产模式,工人轮班倒休,集中生产支持前线。

1956 年年末,公司更名为“公私合营富贝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顾植民因意外去世了。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的第三任夫人罗伟贞成了管事的,顾炯为开始全面负责技术科的工作。六年后,公私合营富贝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改名为“上海日用化学二厂”,搬离崇德路到静安区的句容路15号。

说不清的家族事

顾炯为在1976 年恢复了原来的职称和技术工作。只是,他变得沉默寡言,对化妆品行业的热情骤减。尤其是当父亲当年欣赏的董大可被提拔为技术科科长时,他觉得失落。“我待在里边没地位了。”他更计较的是,“我父亲喜欢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顾炯为被轻工业局调往市日用化学研究所工作。这让他觉得,“上帝安排好(每个人的生活)。”“没办法。”这是他最爱说的话。

6 年后,日化二厂经过资产重组变成了上海凤凰日化有限公司。厂里的老书记又把顾炯为找了回来,他很快就考取了日化行业高级工程师资格证书。

日化二厂在上世纪90 年代被迫宣布破产时,顾炯为觉得百雀羚似乎也要完了。这个品牌专利以5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一个香港商人。可他转念一想,“我认为是上帝安排的,没什么可惜,也没什么可恨的。就可惜之后出来的产品不像我们那时候认真。我可惜的是这个牌子……”

百雀羚的喜怒哀乐已与顾家无关。他们成了局外人,只偶尔感叹“产品不如从前好闻”。他们把百雀羚在市场上的乏力归因为“不是上海家化的亲儿子,美加净才是”。

2013 年,第一夫人彭丽媛把百雀羚当作国礼,百雀羚公司终于打了一场翻身仗。

顾炯为还惦记着他曾为百雀羚设计的那套自动化生产设备。他想拍照留个念想,没人同意。这是他最大的遗憾。顾炯为的儿子顾真扬跃跃欲试。他告诉自己的退休好友们,“我是百雀羚的孙子”,这个他曾避之不及的身份,让他现在多了一份荣耀。

旧时旧事,顾炯为并未觉得“幸”或“不幸”。顾炯为更多的是愤恨,他的小开生活早在一片批斗声中落幕。他后悔曾偷偷烧掉了所有的照片,没有留一张父亲的照片。不过,他坚持认为“,都是上帝安排的,没话讲。”

篇4：“首富警察”的错位人生

2005年4月29日，被戏称为中国“第一大款警察”的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原内保分局局长林福久在职期间受贿所得赃物，在鞍山市产权交易中心首次公开拍卖。这是继辽宁“慕马大案”后，第二次大规模公开拍卖贪官所得赃物。

当日，可容纳200人的拍卖会场座无虚席。经过4个多小时的竞拍，赃物中大量玉器、瓷器、首饰、手表等物品被拍出，两件象牙摆件分别以154000元和140000元的价格被拍走，成为本次拍卖会最大的“标王”。拍卖会现场还有一名老外，看好了拍卖品中的一件玉坠，这件起拍价为3200元的玉坠最后被其以7000元拍得。

尽管4月20日鞍山恒托拍卖行贴出的公告中显示，这次是公开拍卖，但拍卖行的一些做法却表明了这次拍卖的“特殊”——没有号牌的人不允许进入拍卖现场，现场不允许记者拍照，也不允许记者采访。

另外，展示现场也是“戒备森严”，门前有五名保安把守，展厅内还有工作人员来回巡视，记者必须将相机留在门外才能走进展厅。由于展厅外的拍卖公告上，主办方将拍品来源解释为“一批国有资产”，很多竞拍者根本不知道这就是“首富警察”曾收受的贿赂。

据拍卖行的一位负责人讲，当日拍卖的成交情况，和预计差不多。对于流拍物品，该负责人表示，将会降价再次进行拍卖，包括书画、书籍、宣纸、家具等，其中，书画里还有林福久自己的作品。所有拍卖收入全部上缴国库。

据了解，当天的竞拍者，相当多的是来看林福久赃物的。他们更想亲眼看看这个“大款警察”究竟贪到了什么地步。一位竞拍者对记者说：“象牙、字画、金饭碗……这些在平常人家罕见的东西，对林福久却是‘平常’之物，他为什么能这么‘牛’，还不是他滥用了手中的权力！”“拍卖林福久的赃物，大快人心！贪官肯定没有好下场！”拍卖会结束后，向场外走去的人群中，不时传出这样的话语……

那么，背负着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三重罪名而走向刑场的林福久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手段来聚敛赃款赃物，进而拥有5800多万元资产成为“首富警察”的呢？

错位的人生坐标

1950年4月，林福久出生在海城市大屯镇。家境的贫寒和家庭的教育，使他产生了摆脱贫困和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林福久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在家中最小。家庭的宠爱，又使他养成了我行我素，粗暴野蛮的性格。

上小学时，林福久全家迁入鞍山市。这时的林福久常因没有钱买零食吃而不满。于是，聪明伶俐的他放学后就到电影院门前摆起了地摊，靠出租小人书赚取零用钱。小小的甜头，使童年的林福久感到了“自立自强”的满足。提起这段经历，林福久至今还十分感慨。这也许是他后来疯狂敛财的原始动力。

1968年4月，林福久入伍到某部医院。为了实现他的抱负，林福久积极学习，努力工作，很快就入党提干。1982年，提干8年仍然是副连职干部的林福久感到在部队难以发展，于是便转业回到了地方。

一家人曾为林福久的工作安排出谋划策。大哥建议他学医，并为他安排好了进修的医院。而追求名利的林福久，却立志要在官场上混出点名堂。于是，他转业到市检察院调研室工作。“地位，我要争取比别人高；钱，我也要争取比别人多”成为林福久的人生坐标。带着这样的念头林福久在官场和商场双管齐下，很快他就拥有了权力和金钱这两种资本。由于能写会画，善于表现自己的才能，林福久多次立功受奖，职位也逐步升迁。从调研室副主任到批捕处副处长，1993年4月林福久当上了税务检查处处长。

全家人曾为林福久的进步感到骄傲，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正是林福久走向毁灭的开始。

在此期间，对贫困生活有着刻骨铭心记忆的林福久，对靠工资生活的现状并不满足。1988年当经商热潮席卷到钢城鞍山的时候，像其他投机者一样，林福久看准了这一商机。1988年至1993年，林福久与港商合作倒卖钢材，获利500余万元；1992年至1993年，炒卖“鞍山合成”股票认购证获利430万元；1993年经营长丝生意获利400万元；为了把违规经营披上合法的外衣，林福久先后以他人名义开办了9家公司。通过违规经营，他共非法获利2700余万元。

疯狂的权钱变奏曲

在腐败分子看来，权力只是谋取私利的一种工具。在取得权力过程中的所有付出，都是一种投入，有了权力之后，理应收取回报。林福久的职位不高，权力也并不大，其高明之处，在于把有限的权力扩大化，把公共的权利私有化。他玩弄了一套以权生钱的把戏，同时把自己推向了罪恶的深渊。

1993年的税务检查处，由于有税务人员介入工作，行使税务侦察和税务行政执法两种职能。刚刚上任的林福久体味到其中的奥妙，对大多数不构成犯罪的涉税案件，常常行使税务行政执法权，对涉税人处以罚款。借此提高税检处的权威，扩大在企业界的影响力。

1994年，林福久事先看好了某房屋开发公司的三套住房。然后将并不认识的该公司经理找到办公室，陈诉该处的职能，提出用一套面积60平方米的旧房换取该公司的三套面积255平方米的新房。该经理慑于林福久的权力，只得答应，林从中索取278556元。

林福久初试牛刀，尝到甜头。以后的行为更为大胆，从1994年开始至1999年，他采取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直接索要等手段，先后向10余家房屋开发公司索要住房，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价值350余万元。

1998年，原隶属于市检察院的税务检查处，改变隶属关系，改由公安局管理，成立了税务侦察分局。其职能界定为侦办涉税刑事案件，不得行使税务行政执法权。而改任税侦分局局长的林福久，为了本部门多收钱，多提成，同时也是为了谋取私利，继续行使税务行政执法权，对不构成犯罪的涉税问题，常常以罚款相要挟，以满足个人的要求，造成了越权执法。

在税侦分局内部，林福久则把部门权力高度个人化。从案件的受理，案件的调查，乃至案件的定性处理，都由林福久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案件的定性处理，从不经集体讨论，都是林福久暗箱操作。形成了一支笔批案件调查，一张嘴定案件处理的局面。

此时的林福久有了独霸一方的快感，滥用权力的胆量越来越大，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以权换钱的机会。而且改变了“以房换钱”的含蓄的索要方式，赤裸裸地直接要钱。一些企业老板背地里叫他“林老虎”。

1999年，某企业涉嫌欠税100万元，被税侦分局调查。公司经理找人说情，林福久以罚款500万元相要挟，迫使该公司用18万元到林自家的花窖买走价值仅有几千元的8盆花木。

2000年，林福久利用查税之机，张口就向一家冷饮公司索要人民币50万元。

2002年，一对退休的老夫妇经营的轧钢厂，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被税侦分局调查，涉案金额5000元，林福久以20倍罚款相要挟。这对夫妇托省直机关的一个领导出面说情，林表面答应不罚款，但却以赞助为名索要了10万元。

在林福久受贿的633万余元中，索贿数额高达569万余元。其犯罪手段之恶劣，犯罪数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林福久的恶行在企业界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一些企业甚至达到了谈林色变的程度，有的接到林福久来的电话，心里就打哆嗦。为了避免受到林福久的纠缠，他们主动与林福久结交，纷纷送钱送物，从高级手表、钻石项链、裘皮大衣、高档家具、高级补品、古董、玉件到现金，林福久一律笑纳。

经查，自1994年以来，林福久利用职权非法占有和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152万余元。

卑劣的以钱生钱手段

贪婪成性的林福久对金钱的追求无休无止。他向办案人员交代：“没有钱的时候，心想有二百万、三百万就满足了，当有了二百万、三百万之后，还是不满足。按理说做买卖挣了二千万也该满足了，但自己并没有满足。尤其是到了香港之后，看到过去我生意上的朋友，有了十几个亿，才是中产阶级。再一看，我这点钱算啥呀！要干点事怎么也得有一个亿。”

为实现自己的亿万富翁之梦，林福久不择手段，一次次地伸出罪恶之手。

从1993年开始，林福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采取了非法放贷的手段，利息从月息2分到5分不等。

某个体老板急于给返乡的农民工发工资，不得已向林福久借钱。林福久提出借给200万元，期限10个月，月息5分。该老板无奈，只好写了300万元借条。到期后，此款没有还上，林福久答应延期10个月，又让他写了一个60万元的借条。

林福久只认钱不认人，为了钱他甚至不顾亲情，连自家亲属也不放过。他的亲侄儿做生意向他借了70万，仅利息就付了近40万。本息还清之后，每年春节林福久都要索要1万元。他的亲侄女向他借了5万元到农村养羊，由其大哥担保，没有索要利息。但不到一年，不等见利回本，林就催着要钱。逼得侄女无法，只好将市里的房子卖掉，到农村盖处小房，含泪把钱还给老叔。

至2003年，林福久先后投入2100余万元，向12人发放高利贷款，共获利1179万余元。

到二十世纪末期，靠投机赚取大钱的机会越来越少，林福久开办的公司也陆续解体。善于经营的林福久看到了社会的老龄化趋势，把目光盯在退休老人的退休金上。于是他决定兴建一所养老院，而且在东北得是最大的，并要在全国有名。

2000年动工兴建的养老院，占地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院内楼台亭榭，别有洞天，一派小巧的苏州园林风格。还有花窖、养鱼池、单体别墅，主楼客房，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当地人称为“林家庄园”。

为了修建这座养老院，林福久费尽了心机。当时，林福久已在银行存款1500余万元，还有2000余万元的贷款债权。但是林福久不舍得从中拿钱投入。在退休之前，他要利用局长的职权完成这一番事业。

他让向他借贷的老板把600余万元的利息直接投入到养老院账户，并伪造了假投资协议；

他以亲属的名义办理养老院的营业执照，起名叫“府福养老院”；

他以民政部门办社会福利事业拉赞助为借口，向纳税人索要现金和建筑材料。

为了搞到水泥，林福久打了一场“水泥战役”，派税侦分局干警集中时间清查各水泥厂账目，借机向一家水泥厂索要价值近30万元的混凝土，向另一家水泥厂索要水泥200吨。通往养老院的近千米的柏油马路，以及电动大门等，也都是涉税企业无偿修建的。林福久还非法占地2.5万平方米。

经查账，林福久共向养老院投入资金750万元，而养老院的评估价值却是1300余万元。

然而，好梦不长，2003年5月29日，当养老院建设收尾时，林福久东窗事发，被鞍山市纪委“两规”审查了。

腐朽的封建残余思想

拥有巨额财产的林福久，常常为财产的继承问题发愁。他只有一个女儿，但最终还是外姓人。而让老伴再生一个儿子已无可能。为了实现有儿子的目的，林福久开始寻找另外的女人。

1996年，林福久在舞厅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小姐A，几番接触后，林福久便直接找到A的父母。直截了当地说：我叫林福久，幸福的福，永久的久，在鞍山小有名气。我有老婆和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找你女儿，就是想让她给我生个儿子。

小A的父母一看林福久的年龄不比自己小多少，坚决不同意。而林福久慷慨地把索要的两套200余平方米的住房合在一起，无偿送给了A。由于A态度坚决，其父母也无办法。于是，当年10月始，林福久便长期与A同居直至案发。

1997年9月，小A给林福久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下子，林福久喜出望外，林家终于后继有人。在自家亲属面前表现十分吝啬的他，却舍得在小A和儿子身上大把花钱。仅每月生活费就1万元。

不仅如此，10多万元的钻戒以及高级手表、首饰、项链，小A要什么给什么。要学开车，林就用16万元给买了一辆；要别墅，林就在深圳用80万元给小A买了一栋，又用40万元豪华装修，配齐了高档家具，摆设了古董、玉器。小A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天堂吗？到深圳我的房子看看就知道了。

林福久有了儿子不久，瞒着自己的媳妇把小A和儿子带到父母家里。林福久的母亲见到小A赞许说，好男占九妻。父亲听到谁说小A不好，挥起拐杖就打。只有他的哥哥为弟弟的前途着想，背地里劝说过林福久，你留下个孩子将来不是要出事吗？你到哪个洗浴中心找个小姐，“一把一利整”多好！

金钱、美女往往交叉联姻，正像他哥哥所说，在认识小A不久的1997年，林福久真的在洗浴中心认识了一个17岁的按摩小姐小B。在写字作画之余，林福久常让司机把小B接到自己画室幽会，有时到旅社开房。为了讨得小B的欢心，林福久把小B全家的户口从外地举家迁移到鞍山，又把自己索要的一套住房以1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他们家。

林福久长期奔波于三个女人之间，乐此不疲。

蜕变的理想信念

有人给林福久算了一笔账，10多年间，他每天聚敛的钱财超过一万元。不难想像，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他每天都在想什么，做什么。然而，他的堕落绝不是偶然的。透过他的人生轨迹，不难看出，他走向腐败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思想上的放松导致政治上的蜕变。林福久交代，当上处长后，捧的人多了，就开始飘飘然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放松了学习和思想改造，处里的学习不参加了。局里开会，只要不点名参加，都让办公室主任代替。不得不搞的教育也是照稿子念念，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1998年全市开展企业评机关活动，税侦分局倒数第一，他没有从思想上引起重视，更没在自己身上找毛病。特别是到了香港之后，看到香港老板天天吃鲍鱼，住着小洋楼，坐着奔驰车，思想上触动更大，觉得什么党员，什么干部的，都没有用，有钱才是真理。理想信念一旦发生动摇，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和行为的准则，把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抛在脑后，从而导致行为上的放纵。

拥有的金钱越多越是贪婪。林福久从开始经商就赚取了大量的钱财。因此，向别人索要钱财一开始就胃口很大。他反思说，如果当初我没有钱，别人送我1万元，我可能就吓一跳。钱多了之后，别人给送或者我向别人要十万、八万的，我根本没放在眼里。开始收别人的钱，我还有点害怕，收的次数多了，就当成正常事了，认为理所当然了。金钱使林福久丧失了理智，金钱使林福久变得疯狂无比。

思想上一旦发生质的变化，监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林福久坦白说，思想变了之后，单位内部的监督、社会的监督以及家庭的监督对我根本不起作用。在单位我是一把手，没有人敢对我监督，有的老领导曾对我提出过规劝，但是我表面答应，仍然我行我素；社会监督我更是不予理睬；至于家庭监督肯定起作用，如果老婆天天说你，天天看着你，你就不会有那个心情，你也不会那样去做。但是，恰恰相反，老婆对我也很宽松。

林福久也懂得党纪国法，常常为自己的行为坐立不安。但他并没有用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自省、自律。而是想方设法规避党纪国法，包括以他人名义开办公司，以他人名字办理银行存款，把局内人员和不放心的企业送的钱物登记上交，以父亲名义假立遗嘱，编造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等等，但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林福久在看守所里曾十分感慨地说，如果我能获得自由，我什么官也不当了，钱也不赚了，出家去当和尚。到了这里我才知道，人只有失去自由的时候才能感到自由的重要。

玩火者自焚，林福久坠入权力的漩涡之中，葬送在自己用金钱堆砌的坟墓里。

2004年12月2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戏称为“中国第一大款警察”，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原局长林福久背负着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三重罪名终于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