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岁月》的读后感作文

《我的哈佛岁月》的读后感作文（精选6篇）

篇1：《我的哈佛岁月》的读后感作文

李欧梵先生是我敬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读大学，第一次捧读《铁屋中的呐喊》时的震动和愉悦，及至读到他的《狐狸洞呓语》，始在语言的轻松机智和见解的独到深刻背后了解到欧梵先生“狐狸型”的治学方式和为人的性情，更添了一份学术之外的亲切。近来欧梵先生又有新著《我的哈佛岁月》面世(江苏教育出版社，XX年5月第1版)，我耳闻后忙找来一睹为快，同时也在关注网上报端的书评;其间有两则评论、商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先是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评李欧梵的新著〈我的哈佛岁月〉》，其后半月余，《新京报》“书评版”又登出了一则与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兼与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读完《我的哈佛岁月》，我原本想写点什么，一时没有下笔，正巧看到这两篇评论，还是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

这两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点绕，先要解释一通。徐文题为“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关于“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的论述，坦言“我宁愿相信，事实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学者”，同时他认为“李先生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即使不用学术的眼光审视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题中的引号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隐隐体现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坚持称《我的哈佛岁月》是“二流” 学者的“三流”著述，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法子，说到底还是想让人承认《我》是“一流”学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这个问题首先向徐文发难：李先生在书中明确地说过自己只是“二流学者，三流作家”，(书中欧梵先生说的是和“西方传统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师级的尺度来衡量”，“有时自嘲”，以此自况，这其实是看似自谦实则自负的说法)，你非把他归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对象来抬高自己”?进而以此猜测竟得出结论：“国内的批评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评家专门喜欢拿名人开刀，借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评的对象不够一流，也非要把他说成一流，否则自己的批评便会显得缺乏分量”。看完这段话我大吃一惊，徐慈威的文章写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处显得尖酸)，我竟没有看出包藏了这样的祸心，忙按图索骥地把徐文又读了一遍，除了读出诸如“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学者，所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蕴含的或者说内敛的学术价值”等句子和为文的坦率真诚外还是没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虚惊了一场。其实舒先生的话也并不新鲜，是文坛上的故伎了，前几年有个沪上文人就惯用此术，把一切批评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这种话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以自己已获得的话语权力而制止别人开口，幸而不是欧梵先生本人;我看到这类话一向有些愤懑不平，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发此旧论，让人不免惊讶，不过听来既颇为耳熟，就不会如小儿女羞赧而退，还要照做凌霄花。

舒平的文章存在两大问题，剖辨清楚，许多问题自然水落石出。舒文的第一类问题在于往往把一个问题推向极端，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歪曲了徐文的原意往往导致谬误，他再紧抓不放加以发挥，结果讨论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无暇指出文中无数的逻辑漏洞，仅举两例。

一例是徐慈威先生认为“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而与哈佛女孩的妈妈去比试，去打擂，起点就不高”，舒平先生则说出这样一番话，“如果一个人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思想有问题了”，“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人家能把女儿培养成才难道没有资格将自己的经验与众人分享吗?”前者提出的问题是欧梵先生作为在海外多年的学者、知识分子在书写个人记忆时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高度，这种被期待的精神高度使得论者认为李先生不应以一个畅销书作家——哈佛女孩的妈妈作为参照(至于到底应不应该，下面会详细讨论)，后者并没有在这个问题的本质上作出回应或驳难，而是粗暴地给对方首先扣上“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然后是近似胡搅蛮缠的发挥，回头一看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时候前文中讲哈佛女孩的妈妈不能写书了呢?

另有一处，徐慈威举“罄竹难书”一例称《我的哈佛岁月》文字水平未免有些粗制滥造。至少在大陆一般的用法中，欧梵先生确实把这个词一连两次用错了。应该说徐慈威所指的“文字水平”就是指单纯的遣字用词，到了舒平的笔下，却颇为高调地称“我辈喜爱李先生文章，恰恰是喜欢李先生那种随意、潇洒，挥洒自然，天马行空的文风”，由“文字”到“文风”，舒先生偷换的概念可谓大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舒平在文中提出，“徐先生认为李欧梵水平粗制滥造(看官注意，这里 ‘文字’又被置换成了‘水平’)，我也想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一句公道话’，仅从徐先生的这篇文章来看，徐先生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必堪称‘一流’，至少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都没能被说服!”云云，且不说这里的“文字水平”又不知何时变作了论理的水平，也不说徐慈威先生论理的水平到底怎样，批评对象和批评者之间有无可比，需不需要比，这大概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请舒平先生恕我言语稍有不逊，因为这里实在有些离谱了，“商榷”到最后却质问起批评者的水平以壮声势，实在有些不妥;我其实想说明的还是，当一个概念反复被置换时，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舒文的第二大类问题，也是根本的问题在于舒平本人对于价值的评判缺少一种内在的尺度，这才导致了形形色色的不一致和整个文章的“格调不高”。舒文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著述：回忆录、畅销书和学术著作，对于它们评判显然不能执行同一标准：回忆录有自身的精神维度，畅销书要符合的是市场的准则，学术著作也自有一套学术的规范，当然回忆录也可能是畅销书，但总是要遵循最“本己”的价值尺度。舒平本人意识中这种尺度的缺席造成了文章的混乱和可笑，一方面质问“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假借正义之名批判所谓“所谓的学术著作”;尺度的混乱导致对所提及的诸种著述都缺少应有的尊重(误读也是一种不尊重)还是很表面的问题，我说的“内在”是指一本好的回忆录应是一部优秀的精神传记和心灵自传，而不只是身体和经历的纪录，欧梵先生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研究者，作为“中国公共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实践者，作为海外“芝加哥大学中国思想者部落”的酋长，欧梵先生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值得、也引起了无数的关注，人们有理由对欧梵先生的思想和精神高度提出更高的期待。舒平试图否定这种期待不仅没有抬高反而降低了这本书应有的品格。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以西方精神为背景、在俄罗斯思想烛照下的真正的“狐狸”，而不是一个在多元文化中栖身或逃避的供人玩赏的画了大花脸的波斯猫——难怪舒平先生那么津津乐道。

最后还是回到欧梵先生的这本新书。为写这篇文章，我把《我的哈佛岁月》又仔细读了一遍，无论是知识还是情感，在这本随性的小书中都很丰富，我认为其中写得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是几篇回忆老师的文字，如《史华慈教授》、《普实克》，《退休记事》也颇为感人，然而毕竟《我的哈佛岁月》是本匆促写成的书，没有来得及耐心地打磨，里面确实存在正如徐慈威先生所指出的一些不妥之处;至于书中“每每津津乐道的男女情爱之事”，徐慈威认为“未免不够恰当”(作为知识性的回忆录)，舒平则认为是“率真”，是“真性情”的流露(作为个人的自传)，我不作判断，而更愿意把它看作“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地”。不过舒文中说“今年终于读到了一本真正值得一读的书”，我还是觉得有些夸张了，如果舒先生真得这么以为，那实在是井中之论;而在其文末还有一段近似挑衅的话，我看后触目惊心，真真无言以对，其实舒先生多看几遍《我的哈佛岁月》中所论的书与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东汉马援在《戒兄子严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深以为是，并同样以此为戒，愿与舒平先生共勉：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重之爱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饱学之士大多周慎守礼，肤浅之辈大多腾嚣猖狂。这里我绝无嘲讽舒平先生的这篇文章“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意思，我只是私下里觉得徐慈威先生一番寓褒于“贬” 的平和之论可能恰恰是对欧梵先生的理解和尊重，不由让人想起书中写普实克教授和夏志清教授笔战的一段，一对朋友间的“笔墨官司”不但没有损害友情，反而见出了双方的学术风度和风范;而舒平先生以剑拔弩张姿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徐文的原意，自说自话近乎无理，更为令人遗憾的是与欧梵先生书中所透露的宽容平和亲切的人文气息相背离，同时也冲淡了回忆所弥散出来的可贵的温情。

篇2：《我的哈佛岁月》的读后感作文

李欧梵先生是我敬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读大学，第一次捧读《铁屋中的呐喊》时的震动和愉悦，及至读到他的《狐狸洞呓语》，始在语言的轻松机智和见解的独到深刻背后了解到欧梵先生“狐狸型”的治学方式和为人的性情，更添了一份学术之外的亲切，近来欧梵先生又有新著《我的哈佛岁月》面世(江苏教育出版社，5月第1版)，我耳闻后忙找来一睹为快，同时也在关注网上报端的书评;其间有两则评论、商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先是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评李欧梵的新著〈我的哈佛岁月〉》，其后半月余，《新京报》“书评版”又登出了一则与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兼与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读完《我的哈佛岁月》，我原本想写点什么，一时没有下笔，正巧看到这两篇评论，还是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

这两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点绕，先要解释一通。徐文题为“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关于“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的论述，坦言“我宁愿相信，事实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学者”，同时他认为“李先生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即使不用学术的眼光审视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题中的引号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隐隐体现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坚持称《我的哈佛岁月》是“二流” 学者的“三流”著述，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法子，说到底还是想让人承认《我》是“一流”学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这个问题首先向徐文发难：李先生在书中明确地说过自己只是“二流学者，三流作家”，(书中欧梵先生说的是和“西方传统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师级的尺度来衡量”，“有时自嘲”，以此自况，这其实是看似自谦实则自负的说法)，你非把他归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对象来抬高自己”?进而以此猜测竟得出结论：“国内的批评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评家专门喜欢拿名人开刀，借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评的对象不够一流，也非要把他说成一流，否则自己的批评便会显得缺乏分量”。看完这段话我大吃一惊，徐慈威的文章写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处显得尖酸)，我竟没有看出包藏了这样的祸心，忙按图索骥地把徐文又读了一遍，除了读出诸如“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学者，所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蕴含的或者说内敛的学术价值”等句子和为文的坦率真诚外还是没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虚惊了一场。其实舒先生的话也并不新鲜，是文坛上的故伎了，前几年有个沪上文人就惯用此术，把一切批评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这种话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以自己已获得的话语权力而制止别人开口，幸而不是欧梵先生本人;我看到这类话一向有些愤懑不平，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发此旧论，让人不免惊讶，不过听来既颇为耳熟，就不会如小儿女羞赧而退，还要照做凌霄花。

舒平的文章存在两大问题，剖辨清楚，许多问题自然水落石出。舒文的第一类问题在于往往把一个问题推向极端，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歪曲了徐文的原意往往导致谬误，他再紧抓不放加以发挥，结果讨论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无暇指出文中无数的逻辑漏洞，仅举两例。

一例是徐慈威先生认为“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而与哈佛女孩的妈妈去比试，去打擂，起点就不高”，舒平先生则说出这样一番话，“如果一个人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思想有问题了”，“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人家能把女儿培养成才难道没有资格将自己的经验与众人分享吗?”前者提出的问题是欧梵先生作为在海外多年的学者、知识分子在书写个人记忆时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高度，这种被期待的精神高度使得论者认为李先生不应以一个畅销书作家——哈佛女孩的妈妈作为参照(至于到底应不应该，下面会详细讨论)，后者并没有在这个问题的本质上作出回应或驳难，而是粗暴地给对方首先扣上“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然后是近似胡搅蛮缠的发挥，回头一看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时候前文中讲哈佛女孩的妈妈不能写书了呢?

另有一处，徐慈威举“罄竹难书”一例称《我的哈佛岁月》文字水平未免有些粗制滥造，

至少在大陆一般的用法中，欧梵先生确实把这个词一连两次用错了。应该说徐慈威所指的“文字水平”就是指单纯的遣字用词，到了舒平的笔下，却颇为高调地称“我辈喜爱李先生文章，恰恰是喜欢李先生那种随意、潇洒，挥洒自然，天马行空的文风”，由“文字”到“文风”，舒先生偷换的概念可谓大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舒平在文中提出，“徐先生认为李欧梵水平粗制滥造(看官注意，这里 ‘文字’又被置换成了‘水平’)，我也想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一句公道话’，仅从徐先生的这篇文章来看，徐先生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必堪称‘一流’，至少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都没能被说服!”云云，且不说这里的“文字水平”又不知何时变作了论理的水平，也不说徐慈威先生论理的水平到底怎样，批评对象和批评者之间有无可比，需不需要比，这大概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请舒平先生恕我言语稍有不逊，因为这里实在有些离谱了，“商榷”到最后却质问起批评者的水平以壮声势，实在有些不妥;我其实想说明的还是，当一个概念反复被置换时，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篇3：《我的哈佛岁月》的读后感作文

一、读懂学生的心, 呵护脆弱的心灵

剧中的史今班长能读懂他身边的人的任何想法, 他了解他们的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动作, 所以他的话总能触动别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他也用自己的方式呵护着别人心底最脆弱的地方。教师需要具有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一颗善良的心。有一天早晨, 我在班里收订阅的报纸费用, 当我走到一个男孩儿跟前时, 他犹豫着低声对我说:“老师, 我不订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怯懦。我知道他一定是有困难。我轻轻地拍拍他的背说:“好的, 我知道了。”放学后我找到他, 问他家里是否有困难, 他犹豫着点了点头, 我对他说:“这三年的报纸费用我给你出。”他很不好意思, 我说:“我这样做不是怜悯你, 而是我看到了你对父母的体谅和孝顺。有很多孩子家里困难, 但他们不仅不帮父母节省费用, 反而处处与别人攀比, 别人有的他也必须要有, 甚至要比别人的好。你不是这样的孩子, 就冲你的懂事, 我觉得我也应该帮你。就当这点钱是我借给你的, 等你以后工作了挣了钱再还给我。利息呢就是你的好成绩。”他同意了, 后来我把自己手里的一些资料、磁带等学习用品都找合适的机会送给他, 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帮助他。这个孩子学习很刻苦, 成绩也一步步地提高, 中考时他的英语考了110分。出成绩那天, 他的爸爸带着他来到学校, 对我说:“谢谢你, 张老师, 要不是你, 他不可能考这么好的成绩。”这个孩子问我还记不记得初一第一次期中考试时他的英语考了多少分, 我不记得了, 他告诉我他那次只考了12分。他从小学时起就不喜欢学英语, 经常上课捣乱把英语老师气走。刚上初中时他根本就没想学英语, 是我的善良和对他的呵护使他改变了, 最后取得这个成绩是他当初根本就没想过的。我很庆幸我给这个孩子带来了好的影响, 我相信:老师对优等生的爱犹如阳光雨露, 而对后进生的爱则犹如久旱后的甘霖。学生的心灵是脆弱的, 尤其是后进生, 他们更需要别人的关爱和呵护, 这种关爱会带给他们前进的动力和信心。

二、擅用微笑, 温暖学生的心田

每次想到史今班长, 最先映入脑海的总是他灿烂的笑容。无论许三多做事有多糟糕, 无论别人因为许三多给他施加多大的压力, 在面对许三多时他总是带着温暖的笑鼓励他, 对他说:“你一定行!”

这种温暖的笑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从踏上三尺讲台那天起, 我每次走进教室都会面带微笑。初中的学生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他们需要跑跳、需要嘶吼来展现自己青春的朝气。而繁重的课业、繁冗的校规压抑了他们的释放, 这种情况下, 好的心情就成为他们宣泄心理压力的一种好方法。好的心情源于周边轻松友好的氛围, 而微笑正是创设这种氛围最简单易行的途径。每当我微笑着走上讲台, 我能感受到学生的愉悦和轻松, 他们也会以微笑来回应我。有几次在课堂上因为个别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 我发了脾气。在我表情变得极严肃、言语很严厉时, 我立即就感受到了学生的紧张和沉闷, 在这种氛围中进行的教学是不顺畅的, 因为学生快乐地接受知识的通道被紧张所堵塞, 不能与先前快乐时接受的知识相衔接了。所以在课上, 我尽力使自己始终处于快乐的状态, 当有的学生违反纪律时, 我会不动声色地走到他的旁边, 一边讲课一边随意地轻轻拍拍他的背或摸摸他的头, 在他抬起头时给他一个带着提醒的微笑, 使他意识到他已经和课堂不同步了。在微笑与微笑的交流中, 老师与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一个学生在作业本中夹了张纸条, 上

面写着:“Miss Zhang, your smi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us in

the world. (张老师, 对我们来说, 您的微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对我来说, 学生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以自己的行动使学生感到我也是他们最重要的。

三、牢记自己的责任, 教会学生做人

史今班长是个一诺千金的人, 他答应要把许三多带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兵, 他是班长, 就要带好自己的兵。别人的反对和施压都不能阻止他履行自己的职责, 兑现自己的承诺。他说这就是他的责任。

教师的责任就是教书育人, 其中育人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学生接触社会的渠道是很多的, 所以社会上的好恶他们都有所了解。学生毕竟还很单纯, 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很容易使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偏差, 这将影响他们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作为育人的主力军, 我们有责任让学生们感受到真善美, 使他们看到一个尽可能美的世界。

我相信, 学校应该是一片净土, 给教师请客送礼等, 我觉得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亵渎。我曾经拒绝家长的请客, 退还家长送来的礼物、购物卡等, 我告诉家长:“教育你的孩子是我的职责, 这不是交易!”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这种光辉怎么可以包容阴暗呢?为人师表, 率先垂范, 这就是教师的责任!

篇4：我的哈佛生活

迎新周：混搭室友的集合

哈佛的确拥有耀眼的学术光环，但是这所大学的瑰宝却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活力四射、紧密联系的学生群体，这就是哈佛教育的核心。几乎所有的哈佛校友都会告诉你，比起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曼昆教授或者萨默斯教授，他们从彼此身上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可以想象你们也许会挑起眉毛，表示怀疑：“怎么可能呢?”哈佛煞费苦心地将它本科2007届的1650名聪明努力、各赋特色的学生集中在一起，紧凑有序地安排在独特的住宿系统中，共同学习生活了4年。一旦你了解了这个系统对学生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你就会明白哈佛教育的真正价值所在。

甚至在新生们还未踏入校园时，这个住宿系统就已经悄悄地启动了。入学前的夏天，新生要填写一份住宿申请表，内容包括希望有几个室友、自己的学习特点和社交习惯，以及一堆其他个人问题。哈佛学院的新生主任会花一整个夏天的时间。亲手筛选这1650份申请表，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兴趣和背景不同的学生搭配起来，而不是把相同背景的学生放在一起。这是一件艺术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一个在田纳西州接受家庭教育的基督教青年，又怎么可能和一个来自纽约公立中学的犹太正教青年住在一起呢?一个追求增加社交和教育的华人家庭的女孩，怎么可能与一个热爱拉丁文的白人女孩每日交流呢?一个来自缅甸的留学生，又怎么可能和一个墨西哥女孩成为朋友呢?

几个室友一起住进哈佛校园里的17栋新生宿舍楼中的一套房子，这些宿舍楼只有大一新生可以进入，每幢楼有好几个单元入口，每个单元都有一个舍监专门进行管理。这个舍监往往是哈佛的研究生或职员，舍监的职责主要是通过组织社交聚会来创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因此，从新生踏入房间的第一天起，舍监就成了学生群体的生活顾问。

迎新周，也被我们戏称为哈佛营，它为新生提供了一个互相认识和了解哈佛的机会。比如，如果我挂科了应该怎么办?如果我想家了怎么办?图书馆怎么用?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社交活动——比如冰淇淋狂欢和“初次亲密”舞会，是新生们第一次寻找男女朋友的机会。事实上，大一一整年都感觉像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迎新活动，因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让大家加深认识。每个宿舍单元几周一次的小聚也加强了宿舍圈的集体认同感。来自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小镇高中，我生平第一次结交了很多非裔和拉美裔的朋友。我既认识了在纽约上东区曼哈顿长大的公子名媛，也认识了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因家里无法负担学费而接受全额资助的留学生。

温馨的宿舍：最坚定的友谊基石

大一时，我很幸运地被安排进了一个小巧温馨的宿舍——格里诺。我喜欢穿着睡衣在过道里晃悠，跑到男生宿舍区和朋友阿诗文、马特一块儿讨论经济学或者闲聊。我喜欢和舍监、舍友们坐在客厅里，品尝新鲜出炉的糕饼，大声抱怨期中考试。这些都是我难以忘怀的大一回忆——这段奠定了我最坚定友谊基石的时光。

大一快要结束时，学生们自由选择和另外7个同学组成一组，参与到分配新宿舍楼的抽签系统中去，通过抽签将每一个小组随机分配到11栋高年级住宿楼中，度过余下的3年哈佛时光。在凌晨的时候，决定我们未来宿舍命运的神秘信封被悄悄地塞进寝室门缝。接到住宿楼分配结果通知的那天，简直是一场盛大的仪式，大一学生在餐厅里疯狂庆祝。每一栋住宿楼都给“大一毕业生”发一件特别的楼衫，欢迎新成员。那天，我们小组在餐桌上手舞足蹈，披着楼旗，穿着楼衫，头顶楼帽。“欢迎加入埃利奥特楼，哈佛最好的宿舍楼。”一个高年级女生边扔给我楼衫，边朝我喊道。至此，我已经不仅是一个哈佛的学生了，我还是埃利奥特楼的成员。

每一个学生都觉得自己的宿舍楼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住宿系统的魅力在于，它让学生们对自己的宿舍楼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每一栋楼都有两个“家长”——一名哈佛终生教授及其伴侣。我的“家长”是里诺·培尔堤莱。里诺是一名意大利人，是意大利文学的教授。那个夏天，里诺记住了整整lOO个新加入学生的名字和面孔。正因为这样，在我们拖着行李箱进入埃利奥特那天，他才能站在入口处，一个个叫出我们的名字，热情地迎接我们。

秘密语言：我是埃利奥特楼的

每一栋宿舍楼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餐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场所。埃利奥特的餐厅是一个优美高贵的传统大厅，有雕刻的墙壁，精美的吊灯，长长的橡木桌子。大家都非常喜欢玛丽娜，她是一个亲切的波兰女人，每天给我们刷饭卡并温柔地告诫我们要好好注意身体。我早上喜欢吃一个煎蛋。跟厨师们拉几句家常，他们常常给我的蛋卷里塞很多火腿。大家都喜欢在餐厅里聊天，晚上我们也会带着作业坐到橡木桌前。我在哈佛印象最深的几次谈话都是在餐厅写作业时发生的，跟一群累坏了的朋友们一起在这个温暖的餐厅里闲聊真的很神奇。在这儿，我总能找到一群在餐厅里奋斗、写论文的朋友，和他们一起熬夜码字，拼凑着第二天就要交的8页纸的哲学论文。第二天早上，经历了一夜9个小时的鏖战，我轻松地跟才进来吃早餐的朋友们打着招呼，脸上挂着疲惫的胜利微笑——他们总是拍一下我的背以示祝贺。

这个住宿系统还是我们参与哈佛社交生活的一个重要渠道。除了每个宿舍楼内部的活动，学生还可以到其他宿舍楼参加活动。每个周末，一些学生就会在他们的宿舍楼客厅里举行派对，哈佛也经常从学生社交基金拨款加以赞助。有的客厅甚至被称作派对客厅，经常引来大批学生。我和室友们就很痴迷于派对。我们常常计划着先去埃利奥特楼的这个派对，再去卡博特楼的那个派对，然后再和朋友们到柯克兰楼的另一个派对来结束一个夜晚的狂欢。宿舍楼的派对都是通过口口相传。或者通过宿舍楼的邮件名单来传播的，每一个宿舍楼的成员都在这个名单里。如果我想星期六去中国城，我就可以通过这张名单发送邮件邀请大家，组织一个外出聚会。

最重要的是，这种住宿制度带给我们对同学情谊的最甜美回忆——埃利奥特成了我的第二个家。在这个充满压力和挑战，甚至有些孤立无援的学校环境里。每天回“家”、回到埃利奧特都带给我安慰和温暖。我记得，在“家长”里诺和安娜的家里帮忙组织茶会，然后我们把糕点偷回宿舍；我还记得，和我的室友们一起嘲笑里诺，他在正式的埃利奥特晚餐聚会上喝了几杯葡萄酒，发表演讲时就口齿不清了；我还记得，我写一篇期中论文时，朋友们深夜给我带回零食

至今，我仍然会这样向一个哈佛学生或校友介绍自己：“我是2007级的本科毕业生，是埃利奥特楼的。”

编辑张金余

篇5：我的法兰西岁月电影观后感作文

电影的开始，看到了伟人邓小平的出现，再结合电影的名字，大概猜的出，这部电影所要讲述的资料了。整部片子，是以邓小平的口吻讲述的，从青少年时期的他，到青年时期的他，再到中年时期的他，都是他的所见所闻，给人很强的真实感。

16岁的他，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为了祖国的复兴，在一个本应当无忧无虑的年纪里出国学习，看的出，伟人与平凡人的不一样，似乎伟人在很小的年纪里，就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而对于我们而言，这句话可是是书上的一句的话，是一种爱国情怀，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句话付诸实践，或许是我们生活的年代足够的太平吧。

出国学习他们，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本来就语言不通，经过努力，克服了这一困难，可是更大的困难又出现了，似乎一向是在挑战他们的极限，应对连吃住这种基本问题都无法解决的境况，他们没有退缩，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此行的目的，他们一向坚持，想尽一些办法，为了生存，为了学习，主要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之下，最终学有所成的归来了。

篇6：我的哈佛路

I have discussed the rise of China with 1）Larry Summers over a few slices of pizza， taken a genetics course taught by one of 2）People magazine’s sexiest men alive （shoutout to 3）Kevin Eggan）， and sat in the front row as one of my favorite writers， 4）Atul Gawande， gave an astonishing talk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aching and teaching. Still， my freshman year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troubling of my life.

I was born and raised 1，500 miles away， in a small apartment in 5）Jackson， Mississippi. For my entire life， it has mainly been just my mother and me. I have a loving father， but he and my mother broke off their engagement shortly after my birth， and since he worked odd hours as a bus driver， I rarely saw him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am an only child， so my mother overpowered me with her love. For someone who sees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he worked awfully hard to protect me from it. Television， rap music， even basketball with the kids on the block were beyond consideration. It left me a bit resentful as a teenager， but I grew to appreciate her enormous sacrifices—walking me to the library every afternoon， laboring at multiple jobs to keep food on the table， telling me stories late into the night.

When I announced the summer before my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that I had decided to apply to a school in New England， I noticed a hint of hesitation before a warm smile enveloped her face. I pretended not to see， but I was never able to forget it. I tried to articulate my reasons for wanting to leave—to prove I was smart enough， fear of taking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the classic teenage feeling of being trapped—but the words just made me sound shallow and ungrateful.

Nonetheless， I began to 6）buckle down on the college applications—an early one for Harvard and roughly a dozen others standing by. I knew the 7）odds of getting into Harvard were not in my favor， and my high school couldn’t offer much because our senior counselor was responsible for hundreds of students. So I read tons of college preparation books. If there was one lesson I learned from them， it was that nothing kills a winning application faster than a 8）trite “Allow me to tell you about the time I won the town race” essay. I wrote about the growing tension I noticed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And months in advance， I approached my incredible yet overworked teachers with a smile and recommendation requests， already placed in stamped envelopes.

nlc202309040259

To my delight， I was notified of my acceptance into Harvard College on Dec. 15， 2011， three days before my birthday. That night， after all of the celebratory texts and hugs， I sat in my room and began to cry uncontrollably.

I felt trapped between the two worlds in front of me. One held seemingly unlimited opportunity—full scholarship， career advancement， travel possibilities. But what would I sacrifice in exchange？ My mother and I have never been on firm financial ground， and that was not going to magically change. It suddenly hit me why I was so troubled by her hesitant look： it was the same look she gave me the first time we were 9）evicted from our home. What would happen to her if I left？ When she was laid off from her job a few weeks later， my fears multiplied.

“Your acceptance into Harvard is one of the shining accomplishments of my life，” she said， “and I’ll be damned if I see you give it away.”

I did not.

Earlier this year，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failure of elite colleges to attract poor students： a Stanford study had found that only 34 percent of top students in the lowest income level had attended one of the country’s 238 most selective colleges. I do not believe that increasing financial aid packages and creating glossy brochures alone will reverse this trend. The true forces that are keeping us away from elite colleges are cultural： the fear of entering an alien environment， the guilt of leaving loved ones alone to deal with increasing economic pressure， the impulse to work to support oneself and one’s family. I began to think， “Who am I， anyway， to think I belong at Harvard， the 10）alma mater of the Bushes， the Kennedys and the Romneys？ Maybe I should have stayed in Mississippi where I belonged.”

Then there were the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y it all matters， the 11）recurring evaluations of my dreams and underlying motivations， even considerations of the problematic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I was trapped in.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year， I have changed in ways I never anticipated. As I watch my peers—an 12）eclectic collection of literary enthusiasts， science geniuses， musical 13）virtuosos and mathematics 14）prodigies—humbly strive for excellence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I feel inspired， slightly inadequate and hopeful for the future.

I think I know now why my mother let me go. Harvard has forced me to grow and take a candid look at the world， and at myself.

正如那本精美的宣传册上所允诺的，从我去年秋天踏入哈佛校园的那一刻起，我便接触到了一个令人兴奋及富有启发性的新世界。

nlc202309040259

我曾一边嚼着几片披萨饼，一边与拉里·萨默斯谈论中国的崛起；我曾修过一门遗传学课程，授课人曾入选《人物》杂志的“在世最性感男士”（为凯文·埃根而尖叫）；我曾坐在第一排，听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阿图尔·加文德的讲座，内容是关于训练与教导的差异。不过，大学一年级的时光也许是我人生中最闹心的一段。

我在位于1500英里外，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一套小公寓里出生、长大。一生中也就只是母亲和我相依生活。我有一位慈爱的父亲，但是在我出生后不久，他便与我母亲解除了婚约，加上他是一位公交车司机，工作时间极不规律，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很少见到他。我是个独生子，所以母亲倾其心力宠溺着我。她见识过这世界上众多美好的事物，却总是费尽全力不让我接触那些东西。像电视、说唱音乐，甚至连和其他孩子在街区里打打篮球都是压根儿不用想的。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曾有过一丝忿恨，但我慢慢地懂得了母亲的巨大牺牲——每天下午陪我去图书馆，身兼多职维持生计，还给我讲故事哄我入睡直至夜深。

在我升入高三的那个夏天，我告诉母亲我决定申请去新英格兰的一所学校念书，我察觉到母亲脸上那一丝犹豫，尽管那很快就被温暖的笑容所掩盖。虽然我假装没有看到，但我却永远都忘不了。我试着向母亲道明我想要离开的原因——我想证明自己已经足够聪明，也不想走毫无挑战的直路，典型的热血少年不当池中物的心态——但所有的言语都令我显得肤浅无比，忘恩负义。

尽管如此，我还是倾尽全力地开始了大学申请——早早向哈佛发出申请，加上十几所其他学校作后备。我知道进入哈佛的胜算并不是我能决定的，而且我的高中帮不了太多的忙，因为我们的高级辅导员管着数以百计的学生。所以我读了无数本关于大学申请的书。如果说我从这些书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没有什么比那些老套沉闷的自荐文更快被淘汰的了，如“请允许我跟你说一说我赢得小镇竞赛的那段儿吧”之类的。而我写的文章则是关于我所注意到的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争持态势日增的现象。提前几个月，我就找到我那些厉害有加而日理万机的老师们，笑着让他们给我写推荐信，并奉上已贴好邮票的信封。

让我高兴的是，2011年12月15日，我被告知哈佛大学录取了我，那是我生日的前三天。那个晚上，在接收完所有的祝贺短讯和拥抱之后，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我感觉到自己受困于面前的两个世界里。一边是貌似无可限量的机会——全额奖学金、职场晋升、出游机会。但我以什么作为牺牲与之交换呢？母亲与我一直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奇迹般的转变。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因为母亲犹豫的表情而感到困扰了：那表情与我们第一次被人赶出租住的家时，她看我的表情一模一样。如果我走了，母亲怎么办？母亲被解雇后的几周里，我的担心与日俱增。

“你被哈佛录取是我这辈子最光荣的事，”母亲说，“如果我看到你放弃哈佛，我才该死。”

我没有放弃。

今年的早些时候，我读了篇关于名校无法吸引贫困学生的文章：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调查发现，在来自于最低收入家庭的顶尖学生中，仅有34%进入了全国的238所重点院校。我不相信仅仅增加助学金、制作精美的宣传册就能转变这个趋势。迫使我们远离名校的真实原因是文化上的：进入一个全新环境的恐惧，离开至亲至爱让其独自应对渐增经济压力的负罪感，希望自己早日工作养家糊口的冲动。我开始思考：“我是谁，竟然认为自己属于哈佛——这所布什家族、肯尼迪家族和罗姆尼家族的母校？或许我本该待在密西西比州，那里才属于我。”

然后还有那些有关生存选择的问题：这事为什么那么重要，我反复考量自己的梦想与潜在动机，甚至开始思考我一直受困其中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经济结构。

这一年的课程下来，我以自己从未预料到的方式改变了。当我看着自己的同伴们——一群不拘一格的文学爱好者、科学天才、音乐达人、数学奇才——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谦恭地追求着卓越，我备受鼓舞，也感到了略微的不足，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想我现在明白，为何母亲让我来到哈佛。哈佛迫使我成长，让我坦诚地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