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校园岁月作文

我的校园岁月作文（精选12篇）

篇1：我的校园岁月作文

我的校园岁月作文

我的校园生活伴随着我的成长，不断丰富多彩起来。笑问何为美?我说生命因学习而美，生命因运动而美。

轻饰粉底，学习最美。学习是一件使人宁静，痴迷，探索的途径。它能使我漫步在满溢书香的诗词歌赋中，让我窥见杜甫飘然于书中，向我展开他的人生长卷;它能使我遨游在充满奥秘的.数学世界里，让我领会探索的快乐;它能使我奔跑在走向国际的路途中，让我体味到不一样的语言风采。我学习，我快乐。

淡描唇线，运动最美。在学习之后，运动是一件放松，使人心情愉悦的活动。它能使我挥洒青春的汗水，忘却沉默的烦恼。跑步是运动中最简单，最方便的方式之一。它不用你准备运动的器材，不用你寻找运动的地点，只需挪动你的双脚，便足矣。每天坚持锻炼的话，想必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我运动，我快乐。

学习本是自愿的事，运动也是。如果真的爱学习，就会畅游在知识的海洋，而不是停留在荒芜的沙漠;如果真的爱运动，就会体会到运动过后的神清气爽，而不是满满的烦躁与疲乏。

东风起，残月升，古往今来，学习成全了多少名人志士的志向?运动成就了多少青年的梦想?学习和运动相辅相成，劳逸结合，那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虽然学习能欣赏各种各样风采，运动能增强体魄，但如果只追求一样的话，也不会有太多趣味吧!

校园的岁月无疑是精彩，快乐的。菊以渊明为知己，梅以靖和为知己，竹以子瞻为知己，我已快乐为知己。

学习与运动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过程，而快乐则是我心灵永远的甘露。

篇2：我的校园岁月作文

初中每个年级有两个班，高中每个年级有四个班。当时我在初八十班就读。初一年级班主任是李世宽老师。当时的南大寺还在，我们县里有什么大的活动还在那里举行。

高平中学门口种着好几棵松柏，我走过去甚至都不敢大声说话，觉得那地方太神秘、太肃穆了。

走进校园，都是排房，排房之间种着许多果树，校园东面是大操场，操场顶端是厨房，那时候是没有餐厅的，我们排队打饭，当然有时也有秩序不好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挤着打饭，一碗稀粥直接就倒在了一个小个子同学的身上，烫的他甩也甩不掉。那时候学校伙食并不好，早晨稀粥，中午是黄疙瘩或是馒头，晚上是菜饭或汤面，同学们都打了饭回宿舍去吃。

再说说那个宿舍吧，当时我们叫宅房，大通铺，我记不清一个宅房有几个同学了，最少也不下八个人，一人也就一米的宽度，反正我现在都养成躺在床上不乱随便翻身，估计就是那时候睡觉地方窄给挤成得习惯。再就是把袜子习惯放在枕头下面。少年时代我们天真的可爱，在一起整天玩的不可开交，回到宅房，其实那时条件很艰苦的，我们轮班去打水、倒尿桶，冬天还烧火炉子，火炉也是用砖垒的土火，不过那时候窗户有风斗，我们从来都没有煤烟过，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们这群离开父母的十三、四岁的小孩们变得独立起来，甚至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同样的自立。

那时候，交通还不是那么便利，离家远的同学，不是每周都可以回家的，她们有时两周或一个月才回一次家。记得有一个家境贫困的女孩竞然从礼义一直走着来到学校，我不清楚她走了多长时间，反正来了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她是叫冯什么香吧，她学习非常刻苦，数学考过班上第一名呢。

我们那时也真顽劣的很，晚上上自习把书放在课桌上，悄悄跑出去看《霍元甲》，那时电视机也少，有电视的老师干脆将电视搬到屋外，让大家看个够，要不怎么说呢，自觉学习的孩子还是少的，一中的学生也是耍心大大的，不过也有好学型的同学，我看到她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我甚至都不太明白啥意思，她比我们懂的就是多的多，她甚至已经通读了好几遍四大名著，我当时就是听过“西游记”的广播小说，给我本红楼梦我也读不下去，太深奥，根本就耐不下性子去读。

初中真是快乐的初中，根本一点功都没有下，高中都差点没上成一中，因为初中在一中的缘故，本校生降低分数线，我才得以又在一中继续读高中。进入高中了，还是乐不思蜀，不知进取，整天又痴迷琼瑶的书，幻想着自己从丑小鸭变成一只白天鹅。

我偏科厉害，重文轻理，可能天生数理化不开窍，再花时间去努力，也没有太大成效，当时，我的同学为了帮我，利用放假时间，把物理书所有课后习题详细的用笔记的形式给我做了一遍，像是对牛弹琴一样，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辜负老同学的一片苦心，成天像有病一样迷恋起三浦友和、山口百惠，《血疑》的主题曲甚至都会用日语唱了，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要像现在这么发达，还不早跑到北海道去听山口百惠的演唱会了，忘了那时候的我也曾是一枚追星族，现在反倒对年轻人狂热追星嗤之以鼻。

高二以前教室一直都是平房，高三时候搬进了楼房，我记得上晚自习的时候，男同学扶着栏杆在大声吼着“鬼来了”“鬼来了”(用费翔演唱归来吧、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的调子)一到停电时，同学们一致欢呼雀跃起来，孩子总归是孩子，什么时候都能释放出天性来。初中的第一位语文老师姓喻，个子矮矮的，身体胖胖的，说一口四川话，但是她嗓音很亮，读起课文来，声音非常好听，虽然普通话川味极浓，但并不妨碍她范读时的效果，我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了语文，开始喜欢上了诵读。初中时我结交的第一个好朋友，她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过文章，我羡慕的要命，在她的影响下，我开始写日记，只有自己主动地去做某一件事，才会是用心去做的。后来，她成了太行日报社的一名主编，我也成了一名文学爱好者，有时也胡乱写些东西。

高中时的一位闺蜜，现在想来她真是个情商很高的人，她非常仰慕班上的某个男生，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耽误学习，反而更加努力学习，用成绩告诉对方，我是强者，一个有目标必然要达到的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她们并没有成为生活中的伴侣，但是他们各自都有了各自幸福的家庭，兴许没有当初的仰慕、暗恋，她还不会成为现在优秀的她，正因为当年懵懂的暗恋逼了一把让她变得更加优秀了，从此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了。

今年我们同学搞了次三十年同学聚会，同学们都从四面八方聚到了珏山脚下，虽然有的人三十年从未谋面，但一经认出，感觉像是长长的放了一个暑假一样，见了面，没有一丁点的生疏感，同学们在一起唱啊，跳啊，把酒言欢，说起当年的点滴，三十年的距离就这样一下子拉近了，同学们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真，欢聚三天之后，大家依依不舍作别。人生苦短，岁月匆匆，逝去的是一天天的日子，忘不掉的是青葱岁月留给我们欢声笑语，趣闻趣事。

再见了，老同学们，来年，我们不见不散。

篇3：我的校园岁月作文

一、读懂学生的心, 呵护脆弱的心灵

剧中的史今班长能读懂他身边的人的任何想法, 他了解他们的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动作, 所以他的话总能触动别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他也用自己的方式呵护着别人心底最脆弱的地方。教师需要具有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一颗善良的心。有一天早晨, 我在班里收订阅的报纸费用, 当我走到一个男孩儿跟前时, 他犹豫着低声对我说:“老师, 我不订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怯懦。我知道他一定是有困难。我轻轻地拍拍他的背说:“好的, 我知道了。”放学后我找到他, 问他家里是否有困难, 他犹豫着点了点头, 我对他说:“这三年的报纸费用我给你出。”他很不好意思, 我说:“我这样做不是怜悯你, 而是我看到了你对父母的体谅和孝顺。有很多孩子家里困难, 但他们不仅不帮父母节省费用, 反而处处与别人攀比, 别人有的他也必须要有, 甚至要比别人的好。你不是这样的孩子, 就冲你的懂事, 我觉得我也应该帮你。就当这点钱是我借给你的, 等你以后工作了挣了钱再还给我。利息呢就是你的好成绩。”他同意了, 后来我把自己手里的一些资料、磁带等学习用品都找合适的机会送给他, 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帮助他。这个孩子学习很刻苦, 成绩也一步步地提高, 中考时他的英语考了110分。出成绩那天, 他的爸爸带着他来到学校, 对我说:“谢谢你, 张老师, 要不是你, 他不可能考这么好的成绩。”这个孩子问我还记不记得初一第一次期中考试时他的英语考了多少分, 我不记得了, 他告诉我他那次只考了12分。他从小学时起就不喜欢学英语, 经常上课捣乱把英语老师气走。刚上初中时他根本就没想学英语, 是我的善良和对他的呵护使他改变了, 最后取得这个成绩是他当初根本就没想过的。我很庆幸我给这个孩子带来了好的影响, 我相信:老师对优等生的爱犹如阳光雨露, 而对后进生的爱则犹如久旱后的甘霖。学生的心灵是脆弱的, 尤其是后进生, 他们更需要别人的关爱和呵护, 这种关爱会带给他们前进的动力和信心。

二、擅用微笑, 温暖学生的心田

每次想到史今班长, 最先映入脑海的总是他灿烂的笑容。无论许三多做事有多糟糕, 无论别人因为许三多给他施加多大的压力, 在面对许三多时他总是带着温暖的笑鼓励他, 对他说:“你一定行!”

这种温暖的笑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从踏上三尺讲台那天起, 我每次走进教室都会面带微笑。初中的学生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他们需要跑跳、需要嘶吼来展现自己青春的朝气。而繁重的课业、繁冗的校规压抑了他们的释放, 这种情况下, 好的心情就成为他们宣泄心理压力的一种好方法。好的心情源于周边轻松友好的氛围, 而微笑正是创设这种氛围最简单易行的途径。每当我微笑着走上讲台, 我能感受到学生的愉悦和轻松, 他们也会以微笑来回应我。有几次在课堂上因为个别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 我发了脾气。在我表情变得极严肃、言语很严厉时, 我立即就感受到了学生的紧张和沉闷, 在这种氛围中进行的教学是不顺畅的, 因为学生快乐地接受知识的通道被紧张所堵塞, 不能与先前快乐时接受的知识相衔接了。所以在课上, 我尽力使自己始终处于快乐的状态, 当有的学生违反纪律时, 我会不动声色地走到他的旁边, 一边讲课一边随意地轻轻拍拍他的背或摸摸他的头, 在他抬起头时给他一个带着提醒的微笑, 使他意识到他已经和课堂不同步了。在微笑与微笑的交流中, 老师与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一个学生在作业本中夹了张纸条, 上

面写着:“Miss Zhang, your smi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us in

the world. (张老师, 对我们来说, 您的微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对我来说, 学生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以自己的行动使学生感到我也是他们最重要的。

三、牢记自己的责任, 教会学生做人

史今班长是个一诺千金的人, 他答应要把许三多带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兵, 他是班长, 就要带好自己的兵。别人的反对和施压都不能阻止他履行自己的职责, 兑现自己的承诺。他说这就是他的责任。

教师的责任就是教书育人, 其中育人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学生接触社会的渠道是很多的, 所以社会上的好恶他们都有所了解。学生毕竟还很单纯, 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很容易使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偏差, 这将影响他们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作为育人的主力军, 我们有责任让学生们感受到真善美, 使他们看到一个尽可能美的世界。

我相信, 学校应该是一片净土, 给教师请客送礼等, 我觉得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亵渎。我曾经拒绝家长的请客, 退还家长送来的礼物、购物卡等, 我告诉家长:“教育你的孩子是我的职责, 这不是交易!”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这种光辉怎么可以包容阴暗呢?为人师表, 率先垂范, 这就是教师的责任!

篇4：我的百年岁月

大清帝国走了，孙江淮的辫子没了，戴绮霞失去了父亲，Yawl百年后却成了庆典上的贵宾……

8岁之前，孙江淮跟父兄一样，还留着辫子，“我对那件(辛亥革命)呒啥米(没啥)印象，只记得日本人要来剪辫子，我躲到厨房好几次，不敢出门。”当时习俗认为，只有犯罪才会被剪辫子。但这种抗拒很快就被消弭，“大家都剪了，好像也就都没差了。”他的父亲因为识字，当了地方上少数的台籍警察，收入稳定，孙江淮因此从小就能进入汉语学校念汉字，也有鞋穿，甚至还有零用钱买零食。

Yawl只能以泰雅语和少数的日语与人沟通，家乡在新竹五峰乡。有次春节，汉人请祖父辈的族人到平地吃年糕，回到部落时，吃了年糕的小女孩病死，族人以为是汉人下药，杀光汉人村落，日本人下令缉凶，Yawl的族人延着雪山山脉一路往南逃。

逃到大安溪上游时，Yawl和他4个兄弟在这里出生，一路再往南四处逃散，Yawl和他的4个兄弟来到苗栗泰安乡的天狗部落定居至今。问他知道辛亥革命吗?他张着干扁的嘴干笑了几声，用泰雅语说：“不知道啊，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说起来，唯一的关系是百年纪念时间到了，Yawl成了“活标本”四处参加相关活动。

戴绮霞是标准的“外省人”，但在新加坡出生，流利的闽南语仍带着南洋腔。家族自祖母开始便以唱戏维生，从小家族就跟着戏班子四处为家，“我们家族人口简单，到哪都可以过，适应力强。”虽说四处为家，但戴绮霞坚持母亲的出生地杭州才是她最终的故乡。

天津籍的父亲在新加坡经商，因为看戏认识了母亲，然而，辛亥革命后时局动荡，戴绮霞还未出生，父亲便赶回天津探视家人，从此不再回来。“小时候，我妈管我很严，学戏一个不小心错误，巴掌就过来，她也许不太喜欢我，因为我让她想起离开的父亲。

二次大战(1939年——1945年)

日本人来了，戴绮霞一路逃难。在台湾的孙江淮和Yawi此时成了日本人……

孙江淮上汉语私塾到8岁，日本人开始沿街沿户上门，要学龄儿童上“公学校”。15岁毕业后，留在故乡担任“保甲书记”(类似观今里长)。战争末期伴随皇民化运动，家乡最大的庆安宫被拆掉，请走庙里的神明，改奉日本刚过世的亲王。日本战败，孙江淮听到消息：“我没感觉，但后来知道国民党要接收时，其实有点高兴，觉得总算可以过得尊严一点了。”

一样是15岁，孙江淮开始任官职而后又转做生意，而大安溪畔的Yawi刚逃到天狗部落。他脸上还留着泰雅族人的刺青，“族人成年就要刺，我边刺边哭，没刺的人不能结婚。”日本人禁止脸上刺青，“但我是泰雅族人，大家都趁晚上偷偷做。”

相似的年纪，戴绮霞17岁回到大陆。她带着患肺痨的母亲回上海找父亲，见到了父亲没多久，日本人打进上海，戴绮霞和母亲剪短了头发，扮男装逃难。

母亲病况恶化，戴绮霞逃难路上背着她，“那路像是怎么也走不到尽头，我妈就在我背上嗑了血。”物资缺乏，无肉可吃，她想起家乡“割肉喂亲”的传说，她从臂上割下了一小块肉，混着煎药给母亲吃。她的手臂至今仍留着碗大的疤。

内战(1945年——1949年)

国民党来了，孙江准看到兵而失望，Yawl的孙子不再说泰雅语，戴绮霞还是念着远方有坟的家乡……

孙江淮还记得街上早早就有人挂出青天白日的旗子，孙江淮对这样的旗子有些陌生，但让孙江淮失望是看到：“那些兵穿得好破烂，竟然还穿草鞋……而且军队长期占着小学扎营，路上见到物资就抢。”

这样细琐的不满，逐渐堆出巨大民怨，1949年“2.28”事件发生，孙江淮是镇民代表主席，有天菜刀店的小弟拿着菜刀带着十几个人说要去“接收”善化糖厂。孙江淮协调无效，糖厂厂长交出印信。

翌年清算，围堵糖厂的年轻人被判刑，交出印信的厂长被枪决，尸体暴陈数日，无人认领。惨剧也发生在孙家，孙江淮的侄女乱局中被捉走了，下落不明。他近年随儿子到日本定居，但受不了日本寒冷的气候又回到台湾。

对天狗部落的Yawi来说，1949年的国民党撤退，是一个缓慢而长远的改变。他说：“有一天，见到几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进来部落，指指点点，说卫生条件要改，又要房子要重新规划……”汉化的政策也进来了，Yawi有了汉名“高天生”。没多久，小孩上学校学“国语”。美援进来台湾，大家在部落都穿着大一号的美国人二手衣，没有人再穿传统服饰了。最让他寂寞的是，“我有20几个孙子，却没有一个可以跟我聊天，因为他们不会泰雅语。”

母亲过世、逃难回不了乡，终身未婚的戴绮霞从未掉过一滴眼泪：“哭有什么用?日子得过下去啊。”

几年前她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每年都回杭州：“母亲的坟早就因为战乱不知在哪了，毕竟那里还是老家嘛。”有坟的地方才是故乡——即便坟已不知去向。

篇5：作文：岁月如歌，小学校园生活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爸爸携着我的手，第一次走进这扇大门时，我觉得这是多么神秘。如今，我就要走出这扇校门了，我的心中很不是滋味，我在一次深情地望着这扇大门，凝望着老师那深情的目光，这一切我都铭记在心。童年迷人的岁月，让我难以忘怀。

再看一眼那间宽敞而又明亮的教室。在那里，老师教我们书相关的作文读书写字;在那里，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在那里，老师教我们树立远大的理想……

再看一眼坐落在操场的西边那一小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无论春夏秋冬，哪儿都是我们世外桃源。春天，我们坐在位子上，尽情地舒展四肢，那醉人的花香，沁人心扉;夏天，我们藏在那浓浓的树阴下，动情的读着那奇丽的小诗;秋天，我们攀在轻盈的秋千上，忘情的飘荡;冬天，我们走在铺满雪地的小路上，留下了一窜窜童年的脚印……

如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人生中的美好回忆。

此时此刻，这六年小学生活的每一件事都涌上了心头，使我感到百般留恋。我很快就会成为一名中学生，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小学栽培我的老师，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但是，这六年的酸甜苦辣，将成为我的人生中的一段美好回忆。

时间过的真快，一晃眼，六年的光阴就要像云烟一样的过去了，我就要毕业了。小学校园生活是多么令人迷恋而依依不舍，现在我们就要各奔前程了。

我就要毕业了，在这二千多个日子里，我们就像一珠幼苗，受老师的灌溉。

似乎在教室里还有我们琅琅的读书声，在操场上还有缭绕着我们的嬉戏声，在校圆里还有我们欢笑的身影。在每一个脚落，我们都曾留下难忘的回忆。

在母校的教育下，我们得到了许多。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得到了许多新知识，使我们成为彬彬有礼的学生。我们得到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和难忘的往事，更多的得到了今后为人处事的指南针。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毕业了，蓦然回首，仿佛督促我们的老师，鼓励我们的师长，还有可爱的校园，都要从我们的歌声中消失。而且，不知何时我们已成为校园中的.大哥大姐，成为弟妹的榜样。

如今我们就要毕业了，老师的教诲，我们琅琅的读书声，同学们的欢笑声，都还围绕在耳边，把我最后留校的几天，看一看可爱的校园，看一看教导我们的师长，看一看鼓励我们的同学，珍惜最后几天相处的日子。

天下没有不散之筵席，光阴一去不复返，我们永远记住师长的教育，作个有作为的人。

篇6：我的知青岁月作文

央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知青》，让我也想起了许多知青时的往事，一幕幕的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当我看到知青探亲回来时，从家带来的食品，知青们那个高兴啊!在一起品尝食品时那幸福的场面，我不禁也想起了我探亲回牧场时的场面。妈妈在家给我用猪肉炒的咸菜，还有用鸡蛋炸的大酱，到了宿舍知青们就把我围住了，姐姐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啦，我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咸菜和大酱。那知青们也高兴啊!就连咸菜和大酱我们也吃不到的啊!两瓶子咸菜和鸡蛋酱，被知青们吃剩了一半。这是多么艰苦的环境啊，但是我知青还笑得那样的开心!我们牧场的条件很差，牧民们有自己家的小园，可以种一些蔬菜吃，我们知青的食堂是看不见蔬菜叶的，我们五分场主要是以养牛主，再有就是种的大田了。那时要想吃到一顿蔬菜，就好像过年一样的。我记得我们的宿舍是牧场的卫生所，白天营业，夜晚我们住宿，我们的宿舍有两个老师和一个调剂，那个调剂是总场赵书记的女儿，她的妈妈经常给捎来一些蔬菜，我们的宿舍有锅，她自己做饭菜吃，有一次她用油炒豆角，把我们两个老师馋的啊!当时在想如果我们也可以吃上一顿豆角，那该有多好啊。。。。。。

看到这熟悉的马车，看到这一张张笑脸，我仿佛又回三十八年前，我们天津和齐市的知青，坐在马车上去总场办事的场面，齐市的知青王福友手拿长长的鞭子，在空中一甩那枣红马飞奔而跑，我们几个知青坐在马车上，开心的笑着，齐市的知青王淑杰，是有名的.百灵鸟，那甜美歌喉美丽动听，一路上欢声笑语。四十多里的路，在她的歌声陪伴下，我们真是开心快乐极了。。。。。。

篇7：我的年轮我的岁月高中作文

蓦地发现，天已转暖，树已萌芽。说它是春呢还是夏呢。是春，却有着夏般的炎热;是夏，却始终挣脱不了节气的束缚。总之，半袖、T恤已经换下了毛衣，夏总要到的。

不知怎样形容现在的心情，或许忙里偷闲，或许在这疼痛之中尽享幸福。放学回宿舍，天还灰蒙蒙的，阳光费了吃奶的劲儿才有那么几丝光透过云层，这鬼天气!仅仅20分钟，天已有大片大片的泛蓝。呵，这怪天气!耳机里传出的是“最好的未来”，很冷静亦很悠然。迎着这时有时无的风，看树梢粘在天上(以天为衬，以树为景，真仿佛就是一幅粘贴画)，再看看学校的角落，红墙，白框，连同一幅幅学子勤奋图，幸福充溢心间。其实，这份淡然，这份平静，已被我遗忘好久了，是太忙了吗?不，是心寒的太满了。

是的，老大说月季花开的时节，我们就开始要离开了。天一天天变亮，昼一天天变长，气温也越来越高。有些怕，怕到那一天会措手不及，也怕朋友们彼此天涯，再无交集，更怕离开这单纯如水的校园，心变得太世俗，太不招人喜欢。有些忧，忧这日子如流水，抓也抓不住，忧这感情如潮水，泛呀泛呀就这样让心海澎湃，脸庞便湿。又有些兴奋，因为在这月季花开的季节离去，如童话一般美而绚烂。我们都是童话中的主角，只是童话不同，结局不同罢了。但永远相同的是在我们各自的童话里，每个人都曾为自己演出，都曾凭着自己的手为自己创造了份奇迹，忧伤，抑郁，快乐，痛并幸福……这童话般的岁月，这诗般的年轮。

年轮转过一圈圈，岁月飞逝一年年。三年了，来这里整整三年了!有过痛，有过笑，有过泪，有过汗，痛在这“地狱”般的地方接受炼狱般的磨难，笑在这“天堂”般的圣土享受难得的幸福。无论它是个怎样的地方，无论它给了我们什么，总还是有感激萦绕心间。感激老师，感激亲友，感激失败，感激泪水。感激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感激这里的`每一丝空气……真的知道现在才发现，竟是有这般的留恋这教我感恩的地方，也是知道现在才发现，竟是有这般不舍这让我成长的地方。看来真是要离开了，看来真是已经恋上了这纯朴的土地。

离那天还剩83天了，“无论结果如何，请勇敢!”这是我曾说过的。是的，会勇敢，会坚强，会坚持。我的年轮不停转，我的岁月很幸福。或许我一直都是那么的平凡，可是我却也一直都那么的幸运是幸福!

篇8：我的成长岁月

那是一个夏日黄昏，西坠的太阳沉入了云层的背后，村里袅袅的炊烟亦渐停歇。村口汇集着一群人。人群中，邻居大伯在眺望儿子归来的方向——他的儿子到县城去考大学了。他们在议论，谁要是考上了大学，就有了铁饭碗，不用再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我在一边默默地听着，浮想联翩，一个念头在心里萌動——我也要上学！

快乐的“小尾巴”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一个教学点，仅供三个村的孩子上一二年级的小学堂。三间土墙灰瓦低矮的平房，两位年轻的代课老师。

入学的第一天，老师带我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我们自带的凳子摆放整齐，然后就开始上课了。从那以后，我们每天一到学校，没等老师发话，就主动扫净教室擦亮黑板，老师乐得眉开眼笑。

早晨，我们经常抢在老师之前来到学校，我坐在教室的门槛上，一个同学坐在我的脚背上，然后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坐下来，掏出语文书读起来。老师来了，见到这情景，笑着竖起了大拇指。课堂上，我们轻松愉快地读书写字。

那是入学不久的一天，老师教我们书写拼音字母，他耐心地说：“a，小小圆圈，拖下一个小尾巴；o，小小圆圈，没尾巴……哎，你们有尾巴吗？”我张口就说“有”，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笑着说：“你的尾巴在哪儿？”我指指头上的小辫儿，老师越发笑得厉害：“你那是小辫子，可不是尾巴。记着，人是没有尾巴的哦。”

有时候，老师还把我们带到教室后面的小树林里背诵课文。到期末时，我们能把语文书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天冷的时候，两位老师齐上阵，男老师带领大家围成圈跑步，女老师带领一拨人在圈中跳绳、踢毽子，直到浑身上下都暖和了，老师才带我们回教室上课。

课下，我们又跟在老师的身后，去外面玩儿。有一次，老师笑着说：“瞧，我长尾巴了。”我们一愣，老师数着：“看老师都有多少小尾巴，1，2，……”我们都成了快乐的“小尾巴”。

那时候，我们总能当堂做完作业，送给老师面批。我总能做得又快又对，老师批改完作业就教我唱歌，或者给我讲故事作为奖励。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老师的故事，《田螺姑娘》《牛郎织女》《丑小鸭》等都是那时候老师单独给我讲的。回家的路上，我把故事讲给同伴们听。我是多么羡慕丑小鸭啊——因为长大后，她成了白天鹅。

爱上读“闲书”

上完二年级后，无拘无束的小学堂生活结束了，我们进入了中心校学习。不能去小树林里的背课文，也没有老师给我开小灶讲故事了。除了上学还有做不完的活，拾粪、割草、放牛、看鹅、生火做饭……好在我很快找到了新的快乐。有一天，哥哥带回一本小连环画《神灯》丢给我，并撂下一句：“借你看看，看完给我。”我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借着火光看那本《神灯》。连环画中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那种感觉太神奇了。不知不觉中，连环画看完了，饭也煮好了。平时烧饭，我总是担心饭糊了或没熟透，战战兢兢地多次趴到锅沿去看。这一回我却顾不得抬头，《神灯》仿佛给了我神奇的力量，煮出来的饭香喷喷的。连环画的故事情节，我早已淡忘，但那种感觉却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了，那就是读书的快乐。此后哥哥带回来的连环画，我每本必看。烧饭的时候，放牛的时候，我常常带着一本连环画，甚至蹲茅坑的时候，我也手不释卷。我的目光就像蜗牛的触角，除了伸向哥哥，也伸向全班同学，只要谁的手里有课外书，就休想逃过我的“死缠烂打”，一定要想办法借来看。

后来，我和最要好的伙伴一分两分地凑钱买书。买来的书我们看完了就借给同学看。起初我看的只是连环画，后来有了《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一刊在手，我心里满是甜蜜。清晨或傍晚，我一手牵着牛鼻绳，一手拿着书，牛在美美地吃草，我在贪婪地阅读。有了书的陪伴，生活一下子变得无限美好，总有无边的快乐等着我。看得多了，我写起作文来自然就轻松自如了。听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我的作文，看着本子上的红色波浪，我的心里就会升腾起幸福的云。

爱上“爬格子”

进了中学，学习任务变重了，我依然爱看课外书。好在那时没什么资料，只要把课本学好就行了。尤其是语文，我只读读背背，看看文后的注释，考起试来总是能得心应手。那时看课外书，我也会有意识地摘抄了。

考进师范学校后，可看的书一下子变多了。读着读着，我心里有了隐隐的冲动——我要写故事，写我自己的故事。我的“处女作”《我的老师》发表了。师范毕业时，同学的留言如出一辙——祝愿我将来发表更多的作品，成为一名作家。走上工作岗位——我回到母校当了乡村“孩子王”，埋头默默辛苦地工作。我带着学生做风筝、放风筝，到田间地头找春天，在教室里玩“添鼻子”游戏、扳手腕比赛。有时，我给他们读故事，讲我的故事。他们最感兴趣的却是我自己的故事。有了电脑，我开始用键盘叙述我及学生的故事。这些故事陆续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校园文学》《小学教学》等报刊上，我与我的学生一起分享收获的快乐。他们比我还开心，常常问我有没有写故事的秘诀。我告诉他们：“有，那就是我对书的喜爱，对写作的喜爱。”

因为喜爱，我成了生活的有心人，特别爱关注身边的人和事，生活就是故事的泉源。举个简单的例子吧，那回，班级的窗帘上出现了三个小洞，问清缘由后，我让“肇事者”用布头针线把破洞缝制成一个有点镂空效果的“笑脸”，事后让同学们写日记，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刊登在《德育报》上了。你们如果喜爱习作，我也可以帮你们投稿。

我还告诉他们，只要你爱读爱写，你就拥有更多快乐，你的心境会更高，将来你会走得更远……

[老师登台]

方根秀，女，从小喜爱语文，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已有24个春秋。工作之余，爱读书写作，作品陆续发表在《中国校园文学》《安徽文学》《小学教学？语文》《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报》《法制文萃报》《德育报》《安徽日报》《安徽青年报》《江淮晨报》《合肥晚报》《芜湖日报》《大江晚报》等报刊上。多次获各种征文大赛奖，教学论文在全国论文评比中获安徽省赛区二等奖。

篇9：我的青春岁月作文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辛苦的人，他每天都会在我们的学校门口推着三轮车卖煎饼果子。说真的，吃着煎饼果子我已经吃的要吐了，我算是从小吃到大了。我刚转来这学校没多久，因为学校开支太大，我母亲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家，就只好在学校附近卖，还能多赚点钱。为此我真的很抵触，要是让我的同学知道这么丢人的事，那多不好!

有一次我经过我母亲的摊位，听见他在跟一个女同学炫耀，说我的儿子和你们一个学校哩，他学习可好了!我听完后心里一酸，匆匆的走开了。其实，那都是我骗她的。我们学校都是精英，我怎么可能比得过这群精英呢!心里特别的惭愧。

到了第二天早晨入校门时，我看到了那个女同学，看她手里拿着我母亲做的煎饼果子就问她好吃么?他女同学开心的回答：可好吃了，我第一口就已经爱上它了!听到别人这样夸奖我母亲的劳动成果我真的很开心。到了晚上该收摊了，我走到了我母亲面前帮她推车，她赶紧将我推开，对我说：这是学校附近，给你同学看到了多不好!快快，走远点!听完后，我并没有放开推着车的手，继续着我的动作将它推了起来，可着我母亲说：您辛苦了!

篇10：我的岁月我的路作文800字

桑田里

孩提时总有一些难忘的记忆。我们总是盼着桑葚一下子由青变成淡红，由淡红变成黑紫。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我和小龙一头钻进了徐老伯承包的桑林。啊，多诱人的桑葚呦，采一个放进嘴里一咬，蜜汁一样甜，比橘子的味还鲜美。我们东攀西摘，弄得满头大汗。

“饱餐”一顿之后，匆匆钻出桑林，徐老伯拦住我们：“吃了我的桑葚吧?记住，桑葚可以吃，但要洗干净，说上面还有农药残液呢!吃坏肚子上不了学可就坏了……”多好的徐老伯呀，我们内心有一股暖流注入了我们幼小的心灵。

课堂上

捉蟋蟀斗，是我少儿生活中的一件乐事。那天中午，我一头钻进墙外的草丛里，拔草，翻砖，挖洞，灌水……不一会儿就逮住了三只。不好，10分钟预备铃响了，我飞也似地奔进教室把蟋蟀藏在桌角，若无其事地坐到位子上。半节课过去了，突然“瞿——唧唧瞿——唧唧瞿”的叫声响起，这该死的蟋蟀，这下完了!语文老师却不动声色，接过我主动交出的蟋蟀，坦然地说：“这就是蟋蟀，叫声多有节奏啊!难怪鲁迅形容百草园蟋蟀的鸣叫为‘弹琴’呢!你课余组织同学欣赏这种“弹琴”声，好吗?”啊，我原以为一场“急风暴雨”即将来临，哪知代之而来的竟是润物无声的春雨……

考场上

又要模拟考试了，为了宣泄心中的不满，我将一摞厚厚的试卷重重的摔在后面同学的桌子上，试卷偏偏掉到了地上，迎接试卷的是一滩脏水，后面的同学争先恐后的要弄脏了那张试卷，争的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笑了。看着同学的笑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悔，临近中考，同学之间没有浓浓的火药味，更多的是友谊的清香。

篇11：初一我的成长岁月作文

生命中的时光，可以是淡然无色，也可以是五彩缤纷。记忆，构成一个个生动的画面，旅行中的精彩与喜悦，比赛的奋斗与努力，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然而这些记忆，会因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能拾起这些记忆的，唯有父母从小为我拍摄，到现在换我接手，我自行拍摄的纪读照片;每当翻阅一张张精彩绝伦的照片时，时光彷佛逆流了，让我重回记忆……。

小时候，我正牙牙学语，想要说话的我，配上水汪汪的眼睛，圆圆胖胖的.脸，任谁都说我超可爱;爬在地上却又不时的想站起来走路，跌跌撞撞的我，让亲戚们又笑又心疼;学会走路后，只要一不注意，我便乘机到处乱跑，常令妈妈一个头两个大;两岁的时候，用腻了汤匙，竟主动开口说：“我要用筷子!”妈妈当时吓了一大跳，却还是拿了筷子给我，感觉是有点想等着看好戏，出乎意料的是，我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一次就上手了，震惊了全家人……翻到下一页，又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我上幼儿园了，由于我是早读一年，班上都是比我大的同学，难免会有些不安。小班时的圣诞晚会，我穿着引人注目的圣诞老人装，做出逗趣的动作，与老师留影，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圣诞晚会;中班时的万圣节，同学们都穿着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装扮，有的是天使，有的是海盗，也有外师扮成吸血鬼来吓同学，而我则是扮成一颗大南瓜!也因此得了最佳装扮奖;大班时第一次的英语说故事比赛，让我有一个独立上台的机会，这次，我拿到了生平第一座奖杯，爸妈还因此为我大大的庆祝一番呢!

升上小学后，我不像其它人一样痛恨上学，低年级的我，反而乐在其中，当时同学的面容，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到现在我个个、样样还是记忆犹新。运动会当中，我并没有辜负爸妈对我的期望，顺利获得跑步个人组的第一名，我开心的与好朋友们拥抱;升上中年级后，篮球成了我们班最大的休闲娱乐，为了变得更强，我常利用假日让爸爸帮我特训一下，特训的结果，令本班的男生大开眼界呢!一转眼我已经升上小学中的最高年级——六年级。这时，我懂得比较多了，相机自然而然也轮到我操控了。毕业旅行中，同学被我偷拍到自己都不知情，也因此我保留了同学们最自然、天真、纯朴的一面;毕业典礼，是与同学共同相处的最后一天，照片里的我们，好多人的眼泪也情不自禁的流下，那一滴滴的眼泪，是离别的不舍、是珍贵的友谊、是我们成长的喜悦……。

篇12：我的风雨岁月

从1964年至197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大学处于风口浪尖，刘冰作为清华大学的领导成员之一，亲历了这场铭心刻骨的风雨，而其中的众多内容系首次披露，如上书毛主席。本刊从2008年第10期开始，对刘冰新近再版的《风雨岁月》一书中的部分文章进行选载。

与迟、谢的斗争公开化

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总理的病情加重，听说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8月中旬，学校教改处的负责同志在市委听了邓小平同志8月3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回校向我作了汇报。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讲了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他说：“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听了汇报，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特别是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对学校工作，尤其对知识分子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我决定按市委规定，于当天下午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作了传达。我在会上强调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夜里迟群、谢静宜回到学校，他们安在党委办公室的“钉子”向他们报告了下午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邓小平同志8月3日讲话的事。第二天上午，谢静宜来到我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我和迟群都告诉过你，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向下传达时要经过我们，而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就传达呢?”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着：“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着传达?”这明显是无理取闹，以势压人。我压着怒火，先请她坐下，然后说：“邓小平同志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而且这个讲话是北京市委在专门会议上布置让传达到各单位党委的，你是市委书记，你应该遵守市委的纪律，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难道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副书记没有权力和义务进行传达吗?”在我强烈的反驳下，谢静宜语无伦次地喃喃地说：“不是说你不可以传达，而是说你应当先告诉我们一声。”我回敬说：“传达后再告诉你们也可以吧?你为什么对‘传达’这样恼火呢?难道就因为没有事先告诉你们吗?”我的尖锐反问使谢静宜无言以对，气呼呼地甩了甩头发，站起来扭头走了。

当天晚上，我向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位同志通报了上午我和谢静宜，当面锣、对面鼓干仗的情况。当时我们正在紧张地研究草拟向毛主席告发迟群的信稿，我和谢静宜的正面冲突自然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柳一安同志说：“你顶得好，就要她谢静宜知道，违反党的原则是不行的，刘冰这样的老同志是不好惹的。”吕方正同志说：“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咱们对谢静宜认识还不够。”惠宪钧同志说：“她是帮助迟群的。”柳一安说：“干脆这封信把谢静宜也挂上。”我说：“咱们还是按原先商定的，把她和迟群有所区别，集中反映迟群的问题。”最后我们商定还是维持原议，对两人有所区别。

策划给毛主席写信

关于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还得从头说起。写信的最早发起人是柳一安同志。当时，柳一安同志受上级指派，进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学部领导小组组长。他对于迟群政治上、思想上的恶劣品质和作风早就不满。从1973年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开始，迟群明显地投靠了江青，充当了江青的打手和急先锋，柳一安同志从社会上和干部中听到了不少对迟群的非议和责骂。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提出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整顿。对这些精神，迟群非常抵触，背道而驰。那时候，无论是学部还是清华大学的工作，都是在迟群的直接领导下，柳一安同志在迟群手下工作，要贯彻中央精神感到非常难办，思想上很苦闷。1975年6月之后，老柳患严重失眠症，经常在深夜吃了安眠药后仍然睡不着觉，就把在学部办公室工作的李兆汉(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的干部，后曾任中国教育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任彦申(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部干部，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找来，诉说心中的矛盾和苦闷，分析政治形势，议论对迟群的看法，商量采取何种对策。在日复一日长时间的议论中，逐渐地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迟群怎么看。觉得迟群人很聪明，但心术不正，政治上越来越“左”，是个野心家。迟群是站在江青一边，反对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

第二个问题是该怎么处理同迟群的关系。如果继续跟着迟群走，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如果跟迟群保持距离，进行决裂，要冒很大的风险，准备可能被打倒。但宁可选择后者，也不能跟着迟群干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采取何种行动。柳一安同志曾经提出要找迟群当面谈话，把社会上和党内对迟群的意见统统端给他，用压力加规劝的办法迫使迟群改弦更张。李兆汉同志认为老--柳的办法不可用，他说：“要看透迟群的本质，这个人心狠手毒，他如果知道你有二心，必然把你置于死地。迟群在清华大学一手遮天，称王称霸，单枪匹马地同他斗争，肯定不行。在清华领导班子内部，反对迟群的人是多数，但敢怒不敢言，没有上级领导的介入解决不了迟群的问题，唯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他认为，要在中央直接过问下，才能解决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反映迟群的问题。当时清华大学是毛主席抓的点，是“斗、批、改”的样板。向中央写信要避开“方向”、“路线”问题，以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诡计)为线索，集中反映迟群有野心、骄横、搞阴谋诡计、破坏民主集中制和党的优良传统等个人品质和作风上的问题。

就这样，1975年7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告发迟群问题的构思形成了。对此，李兆汉、任彦申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随后，柳一安找惠宪钧、吕方正同志商议，意见完全一致，并决定联合上书。

这三位同志意见如此一致，断然作出这一抉择，决非偶然。除了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解放军，长期受到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教育影响这些基本方面的原因外，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三位对于迟群专横跋扈、阴一套阳一套、背离党的原则的恶劣品质早已不满。

7月下旬，北京市委在全国政协礼堂召集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会间休息时，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位同志把我拉到休息厅一旁的座椅上，告诉我他们三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要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迟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反映，我们就要犯错误，也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共产党员的称号。因为我是位老同志，信得过，因此把他们的决定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然早就考虑同迟群、谢静宜要进行斗争，但一直没想好斗争的方法，此时三位宣传队的负责人“杀”了出来，真是太好了，“正合吾意”。我当即下定决心要与江青在清华的哼哈二将公开较量，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他们三位的主张，并自告奋勇，由我来牵头。

政协礼堂的干部会后，当天晚上在惠宪钧同志的办公室，柳一安、吕方正我们四人，就给毛主席写信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的宗旨是：一定要实事求是，给主席反映问题决不能有丝毫粗心或不实。

信稿审定之后，决定由惠宪钧把稿子交给军代表安恩奎同志，嘱咐他尽快复写几份，争取尽早发出。鉴于过去寄给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的教训，我们又议论了如何保证信能让主席看到的方法。经过研究，认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为那样容易落人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之手，信应经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呈主席，只要小平同志能在我们的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江青、毛远新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主席的批件。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定会转送主席的。接着又研究信如何能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想到了胡耀邦同志。

1953年到1956年，我曾在团中央负责办公厅的工作，那时耀邦同志是第一书记，我经常同他接触，深知他为人耿直，乐于帮助同志，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志，与小平同志来往较多。

曲折投书，胡耀邦助一臂之力

信复写了几份。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给耀邦家里打电话，他夫人李昭同志告诉我耀邦不在家，到科学院上班去了。我告诉她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看什么时候合适。李昭和耀邦一样是个爽快人，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4点钟到家里来好了。”第二天，我准时去了，耀邦、李昭和子女都不在，只有一位老保姆看家。老太太在他们家好多年了，我来过几次都看到过她。老人家热情地接待了我，说：“耀邦上班去了，你到房里休息。”她一边说一边领我穿过院子来到过厅旁边的书房里，给我倒了满满的一杯茶水。我向她表示感谢，问：“今天是星期天，耀邦还上班呀?”她说：“耀邦、李昭星期天都上班，耀邦中午也不回来，带个饭盒，午餐时让人给热热就吃。他呀!对自己严格啊!”老太太离开后，我靠在沙发上，陷入了往事的回忆：1964年我来看耀邦，那时他兼任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因为他对农村“四清”一些“左”的东西有看法，受到批评、责难和排斥，回京呆在家里。但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我说：“对基层干部要有正确的估计，在我们党领导下，大多数基层组织，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遍地是虱子，到处有问题，我们党在农村取得的伟大成绩怎么解释?!我历来主张对人对事要公道，要实事求是。”1974年我来看耀邦，“文化大革命”中批了他好几年，那时还未分配工作，又是待在家里。见到我，他说：“我没事就看书，想问题。王明路线是1931年到1934年共四年，林彪从‘五一八’(1966年5月18日讲话)到‘九一三’(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是五年多一点，这两次都使我们党受到大损失，尤其是在干部问题上，这次受到的损失比王明路线还严重。这是教训啊!”耀邦同志的深刻分析，至今言犹在耳。就是这次谈话，他说到了迟群、谢静宜，想来他不会料到，今天我来找他就是为了这两个人的事。我看到他书桌上放着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走过去翻了一下，看到书中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论述用红铅笔画了圈圈杠杠，很显然，他是在研究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问题。联想到1974年我来看他时，他正在读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也是在书中画了许多圈圈、点点、杠杠。那次他从这本书说到王明和林彪，说到他没事就看书、想问题。现在他有事干了，更是要看书想问题了，这是耀邦的习惯，也是他的性格。

“啊!刘冰来了!”是耀邦亲切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我说：“4点钟我就来了，你星期天还上班?”耀邦说：“有事就上班嘛!你有什么事?”我说：“有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然后我把这两人的问题概略地讲了一下，说明我们写给主席的信想请他帮助送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耀邦从茶几上拿了一支烟，边找火柴边说：“记得去年我给你说过这两个人，刚才你讲的他们那些事是必然的，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的干部队伍中不是个别的。”他吸了口烟，接着问：“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我一边回答“带来了”，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信稿说：“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给了他。他戴上老花眼镜，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后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我说：“耀邦同志，你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要用事实说话。”“你们信中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是形容词，是空话嘛!”耀邦回答说。我解释说：“这不是形容词，他当时的具体情形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才能描述他的真实情况。”他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他接着说：“我支持你，能帮助就帮你。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和咱们在团中央时不一样，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我

说：“小平同志不认识我，那怎么行呢?”他说：“你与南翔在清华，名字他会知道的。”我说：“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给捉起来，那才不好呢!”耀邦笑了：“这样吧，你从邮局给寄去，行吗?”他问我。我说：“那样不牢靠，我怕丢了。”他说：“这样吧，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耀邦告诉了我王瑞林秘书的电话号码。我当即拨通了电话，正好是王秘书接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单位、职务、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听出，王秘书很客气，他说：“你的信可送国务院。”我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他说：“你从邮局寄也行。”我说：“我怕信件遗失。”他说：“那不会的，你寄好了。”在电话上我不好意思和王秘书再讲下去了，我对他表示感谢，把电话挂了。打电话时，耀邦亲切地站在电话机旁边，这时他问：“王秘书最后怎么说?”我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那你就寄嘛!”耀邦恳切地说。“不能寄，我不放心。”我回答说。他说：“我看你直接送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住在X街XX号，门前面是个小胡同。你大胆些，怕什么。”耀邦同志该做的都做了，对于他的真诚相助，我打心眼里感激。已是6点多钟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便说：“耀邦同志，我就按你说的办吧!谢谢你。”和他握手告辞了。

出了大门，坐到车上，我改变了主意，觉得贸然到小平同志家里太冒失了，先回学校再说。我告诉司机回学校。在返回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到底怎么办?忽然想到通过警卫部队是个办法。负责警卫小平同志住宅的是什么部队?八三四一还是卫戍部队?不管是哪个部队，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复思索着。车子到了家门口，停了下来，我还坐在车上，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经司机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回到家里，我给惠宪钧打电话，要他们三人晚8点在办公室等我。在老惠办公室，我把见到耀邦和给王秘书打电话的情况作了通报，并讲了我在车上考虑的送信办法。听后，他们三人对耀邦同志的支持感到鼓舞，并表示赞成我提出的通过警卫部队送信的办法。惠宪钧说：“我给参谋长打电话问问是不是我们师负责警卫。如果是就好办了。”接着老惠给马清沅副参谋长拨了电话，当参谋长得知是送信的事，他热情地告诉老惠，是他们师负责警卫。然后，他告诉司令部值班室，把惠宪钧去送信的事通知驻地警卫部队。为了更落实，他又亲自给那里的警卫部队负责人打电话。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副参谋长电话告知惠宪钧，要他第二天上午9点准时赶到，要穿军服，军风纪要严整，下车后告诉警卫人员自己是师部的，在清华支左，来这里送信，警卫员会接待他的。按照副参谋长的嘱咐，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齐，格外精神，驱车从清华园出发，准时赶到邓副主席住宅门前。老惠下车后，警卫人员礼貌地问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长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副参谋长昨晚打过电话。老惠对排长同志的支持表示感谢，把信交给了他。排长请老惠休息，他进院里送信去了。过了不久，他满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对老惠说，因王秘书正在忙，让他转告清华的同志，信收到了，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把信交给他。老惠说，这时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邓副主席今天就能看到我们的信，真是高兴得没说的了。他再一次感谢排长和警卫同志后告辞了。对老惠的送信之行，我们三人和他一样，“高兴得没说的了”。

焦急盼望主席的回信

紧接着，我们研究了信送走后的工作。我们认为，虽然已与迟、谢公开较量了，但不能大意，要谨慎，在未得到毛主席对信的指示之前，从组织原则上不能给他们留有空隙，对这两人即使表面团结也要注意。同时还要注意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含糊，学校工作今后主要靠我们来做，一定要按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精神抓工作。现在开始准备，一个星期后去向市委报告这两人的问题。到市委一个“台阶”也不隔过，要按组织顺序，先向科教组负责人口头汇报，然后把给吴德同志的信交给科教组转呈，并请科教组负责人转告黄作珍(分管高校的书记)、吴德，我们随时听候召见，争取向他们口头汇报。一切研究妥当之后，真是如释重负，美美地睡了两晚上好觉。我们精神上的愉快，尤其在于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认为主席马上要看到我们的信了，主席定会惩恶除弊，定会使我们大喜过望。

信送出已经一个星期了，按原定计划该去北京市委了，但主席是否看到了信呢?如果还未看到，去市委是否有点早呢?还是慎重为好，在时间上要有足够的保险系数，做到十拿九稳，等主席看到信后，再走第二步。这样就往后推延了两天，第九天我和惠宪钧去了市委。那天下午2点半，市委科教组组长肖英和军代表接待了我们。因为迟群、谢静宜一向就不尊重市委科教组，在工作上常给他们出难题，相互之间有着较深的隔阂和矛盾，所以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时，显露出格外高兴的面容。肖英同志说：“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对迟群的传说，那是从别的学校传来的，好像大家对这个人都有意见。”军代表说：“我去看看丁国钰同志是否在办公室，请他也听一下汇报。”我们表示非常赞成，常务书记丁国钰也能来听听，那是最好不过的。但他使我们失望了。军代表回来说：“老丁在办公室，他说工作忙，不听了，让我们听汇报时作下记录。”这位丁书记是真的那么忙吗?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推脱的遁词罢了。在那个年代，一些干部用这种办法回避矛盾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我们也就不介意了。在肖英同志主持下，汇报了两个小时，我们主要讲了信中写的那些问题，所不同的是，口头讲的比文字更详细。汇报完了之后，肖英表示，要把记录整理一下，向市委作汇报，有什么意见和指示，他一定及时转告我们。我们当然对肖英和军代表耐心听取我们的汇报表示感谢。因为这件事对清华来说关系重大，因此我又作了如下的说明：第一，反映清华领导班子中的问题，我们是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先给科教组汇报，并请你们也向市委汇报，肖英同志刚才说的，正是我们所希望的；第二，因为关系重大，除口头汇报外，我们还给吴德同志写了信，请你们二位务必把信转给他；第三，黄作珍同志是分管高等学校工作的书记，请你们二位将我们的汇报也报告给他；第四，我们要求吴德同志接见我们，随叫随到，我们静候通知，如果他没空，委托黄作珍同志也行；第五，请肖英同志和军代表给我们保密。肖英对我说的几点，表示凡属科教组的，他们都可办到，至于吴德接见的事，他们只能转告。

回到学校，我们除了负担着紧张的日常工作，天天都在盼望毛主席老人家那里的信息，盼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接见。我们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焦急地等啊，盼啊!日复一日，但没有任何消息。我想，毛主席已是耄耋之年，日理万机，对于我们的信，可能不会马上处理，我们要耐心等待。可吴德同志尚在壮年，最多60岁，又是我们的直接领导，难道他会对直接领导下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负责人反映的重大问题漠不关心、不予理睬吗?如果那样还谈得上有群众观点吗?还像一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吗?经过思考，我否定了无根据的猜想，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吴德同志的接见，但一直没有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