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违法案例分析

2024-05-06

典型违法案例分析(精选6篇)

篇1:典型违法案例分析

违法分包建设工程应承担连带责任

【案情】

2015年4月,被告建筑公司从某新农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处承包一集中居住区建筑工程后,将该工程承包给无施工资质的被告杨某,杨某及其父又将该工程混凝土浇注、砌筑、内外粉刷等项目分包给无施工资质的原告夏某。夏某按约进行了施工。2016年4月,原告夏某因追要工程欠款以及工人工资等事宜与被告发生矛盾告上法庭。【审理】

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杨某父子系被告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故表明被告杨某父子共同承接了该工程,其相对于建筑公司系实际施工人。杨某父子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夏某,原告相对于杨某父子系实际施工人。因原告及被告杨某父子均无施工资质,且分包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系无效合同,但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完成了施工任务,并已确定了工程价款。实际施工人要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法院应予支持。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杨某父子给付原告工程欠款33万元,被告建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律评析】

第一,我国对从事建筑活动的建设工程企业实行资质等级许可制度。《建筑法》第13条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因此,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

第二,违法分包建设工程应承担连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272条规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总承包人明知建筑施工承包人没有相应的资质,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当前建筑业领域资质挂靠、非法转包等现象问题突出。一些资质较低甚至没有资质的建筑企业、工程队乃至个人,挂靠具有较高建筑资质的企业,参与竞标并成功竞标现象比较常见。尽管法律法规对建设工程分包有严格的限制,但在实际运作中,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公司在中标后,往往将工程分包或转包给资质较低或没有资质的建筑企业、工程队甚至个人。此类现象,轻则影响工程质量,重则关系民生安全,比如工程款纠纷往往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处理不当易影响民生及社会稳定,需引重视和加强综合治理。

篇2:典型违法案例分析

【案情介绍】 原告:李某。

被告:××市××区规划建设局

×× 市××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某于2010年12月在×× 市××区××镇某处的临时建设用地上搭建鸭棚进行养殖,并××镇土地管理所缴纳了460平方米的临时土地使用管理费230元,但至本案审理之际未办理有关用地审批手续。2013年9月22日,×× 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2013‟113号《关于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包括原告鸭棚在内的区域为“禁养区”,并要求“禁养区”内各类畜禽养殖场在2014年底完成关、停、转、迁工作。原告未按通知要求搬迁。2015年6月,被告××区××镇人民政府发出《致“禁养区”内养殖户的一封公开信》,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养殖户在2015年10月1日前自行拆除养殖棚屋。2016年1月4日,被告向原告下达了《“禁养区”畜禽棚屋强制拆除通知书》,告知原告因其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畜禽养殖棚屋,被告将告知市执法局于近日内将组织人员进行强制拆除。2016年5月4日,×× 区规划建设局向原告发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其在2016年5月8日17时前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鸭棚,恢复原状,逾期将依法对其实施处罚。2016年5月15日上午,被告组织人员强制拆除了原告的鸭棚。

原告李某诉称:原告系失地农民,自2000年起开始养鸭。原养鸭场地因汽车城和村建设所需,经相关部门与村委会准许于2010年12月搬至×× 市××区××镇某处。原告缴纳了管理费用,具有合法手续。2016年5月15日上午8时许,被告在趁原告不在场之机,纠集城建、公安派出所等部门约五十人,擅自非法拆除原告的养鸭场,致使原告的3000余只鸭子大量跑失,损失严重。被告既无权强行拆除原告养鸭场,强制拆除程序又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养鸭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被告×× 市××区建设局辩称:1.原告在“禁养区”内搭建的鸭棚属违法建筑,理应被拆除。2.被告拆除原告违法搭建的鸭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多次通过原告所在村的村干部做原告自行拆除的思想动员工作,但原告依然无动于衷。被告依照法律规定及相关精神依法拆除了原告的违法建筑。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 市××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临时使用讼争地块虽然缴纳了土地管理费,但未办理有关用地审批手续,且未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即在该地块上自行建造鸭棚进行养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在该地块上建设的鸭棚系违法建筑。对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应当依法予以拆除。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物,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逾期不拆除的,建筑物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拆除的措施。即规划主管部门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责成是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除措施的法定条件。本案中,×× 区规划建设局于2016年5月4日向原告发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其在2016年5月8日17时前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鸭棚,恢复原状。但到截止日期原该并未拆除鸭棚,恢复原状。被告强制拆除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

确认被告×× 市××区规划建设局于2016年5月15日强制拆除原告鸭棚的行政行为合法。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律评析】

违法建筑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对违法建筑的处理一直是规划管理实践中的难题。本案涉及违法建筑的强制执行,争议焦点集中在两点:一是原告搭建的鸭棚是否属于违法建筑?是否应当予以拆除?二是×× 市××区规划建设局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

一、原告搭建的鸭棚是否属于违法建筑,是否应当予以拆除

违法建筑可区分为程序违建和实质违建。程序违建指仅违反程序法上建筑物的建造,主要依据包括建筑法、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以法定的建造程序对建筑进行管理,从而限制和引导建筑符合城乡建设规划。如,《城市规划法》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选址意见书,即“两证一书”;《城乡规划法》设立了“一书三证”为核心的城乡规划实施管理制度,新增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制度。没有经规划、土地行政管理等部门办理有关批准手续的属于违法建筑。实质违建是指违反实体法且情节严重的建筑物的建造,其依据分布于规划法、水法、铁路法、公路法、民用航空器法、环境保护法、防洪法等,那些妨碍城市规划、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卫生等建筑物和构筑物构成了实质违建。对实质违建的建筑物无从依程序补正,变成合法之建筑物。

对于违法建筑物并非应“一刀切”予以拆除。区分程序违建和实质违建的必要性在于对不同的违法建筑区别对待,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之同时将相对人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强制拆除是一种严厉的强制措施,须严加限制。如果单纯属于程序违建,应允许相对人有改正的机会,行政机关可以对其采取责令限期改正、罚款等处罚;当建筑物构成实质性违建情况下,如妨碍城市规划、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卫生等,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情况下,限期拆除。

本案中原告搭建的鸭棚具有程序性违建和实质性违建的双重属性。原告未取得“两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在临时建设用地上自行建造鸭棚,在使用期限届满后也未重新办理有关用地审批手续,在程序上显属违法。×× 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2013‟113号《关于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包括原告鸭棚在内的区域为“禁养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规章为参照,对于该规范性文件,虽然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可适用规范性文件,但该文件符合上位法《城乡规划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因而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在禁养区内搭建鸭棚不符合城市规划,妨害公共卫生,同时属于实质性违建,理应予以拆除。

二、×× 市××区规划建设局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 基于对物权的保护,行政机关对于建筑物是否具有强制拆除权属于法律保留事项。2008年1月1日生效的《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以立法形式授权行政机关具有强拆权,“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本案中行政机关作出责令拆除的处罚决定后,被处罚人不起诉也不履行且超出起诉期限的条件下,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以立法形式明确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责成有关部门对违法建筑采取强制拆除等措施。

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必须以规划主管部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责成为前提条件。

1.规划主管部门的限期拆除决定。违法建筑应当依照规划法的规定由规划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依法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且决定必须依法定形式作出,告知相对人履行期限、不履行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救济方式。本案中,×× 市××区规划建设局于2016年5月4日向原告发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其在2016年5月8日17时前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鸭棚,恢复原状,逾期将依法对其实施处罚。不履行“限期拆除”决定的,应承担被强制执行的法律后果。

2.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责成。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拆除措施必须依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责成,责成的形式是以规范性法律文件形式“概况性责成”抑或针对个案具体情况“一案一责成”,《城乡规划法》并无明确规定。但不论是那种形式,在行政诉讼中被责成相关部门必须举证其实施强制拆除具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具体依据。本案中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强制拆除行为具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责成,即×× 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的„2003‟113号《关于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即为“责成”,因为该通知明确要求“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在2004年底前按规定完成关、停、转、迁工作,并要求×× 市××区规划建设局具体负责实施。

篇3:网络违法行为动因分析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活动集中在网络空间, 为了适应网上活动量的增加, 信息系统的压力也在成倍的增长。在线上银行进行金融交易, 网络购物和社交网络平台的财产化等等现象飞速发展。使得电子货币和其它交易工具等也成为了现实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也有人提出了通过新型的线上模式取代传统的货币的理念, 以解放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积极的创新有时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进步和便捷的生活, 产生收益的同时, 也同样滋生了一系列的犯罪和违法行为。一些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弊端也呈现出来, 例如有组织的利用社交网络的反社会行为、通过盗取信息的方式侵犯个人安全和隐私权行为, 以及黑客通过垃圾邮件攻击, 网络钓鱼, 身份盗窃等等。从国际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 (IC3) 的数据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0年, 互联网上的侵权和犯罪行为的投诉增长了三成。

在研究网络违法和犯罪行为时, 很多人将视角更多的投入到了技术的发展层面, 例如不断更新换代的病毒技术以及越来越复杂也同时越来越脆弱的信息安全系统。例如黑客的影响力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但现实的情况是, 网络社会在剥去技术外衣的时候, 呈现出的样貌与现实的社会是一致的。因而探讨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重点, 依然应当是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违法行为, 其心理动因等等。但是也必须看到, 在网络世界, 人的行为是存在着众多差别的。因此,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 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其所遵守的规则由习惯还是由法律产生?道德责任能否成为网络世界的一种有效的规则?而政府的介入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互联网权利保障而又避免成为滥用的公权力, 这些都是网络违法和犯罪行为研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其根本在于确立在网络世界, 什么是可为的, 什么是规则。

作为判定违法犯罪的重要方面, 无论是“三阶层论”还是“四要素说”, 人的行为动因和内在动机都是构成具体行为的重要方面。研究网络世界的违法犯罪行为, 难以适用现实法律规则的障碍就是在网络世界上的人的主体认定问题, 以及行为人在人的意识支配下实施的侵犯法益的活动到底是否是刑法上可规制的行为。因此, 探讨行为的内在动机, 也成为了在网络世界规制违法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通过发现犯罪内生动因的过程, 可以判定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催生了违法犯罪, 进而发挥法律与政策在防范犯罪之中的作用。

1 导致行为变化的背景因素

人们是否能够在网络世界之中保障自己的权利, 在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冲击之中, 人的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因素的影响。而影响人的行为模式的环境因素也开始产生了变化, 因此, 在新的网络环境下, 尤其是网络经济环境下, 特殊的社会和经济运作模式开始逐步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运作模式以及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1.1 网络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网络环境的特殊性, 在于其建立在一个特别的基础之上, 这个基础就是以数字通讯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网络之上。作为一种由现代通讯技术构成的社会, 网络社会的交流方式和网络经济的运行模式都存在着与传统社会的不同。其根本的表现在于, 信息网络社会的高效率和低成本, 催生了对安全的忽略。

网络的高效, 是其超远传统交流模式, 能够推动一个新的时代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网络可以将原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世界上的两点轻易建立联系。但在这种高效率的节奏下,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得相对单一, 而配套制度, 例如安全制度的发展水平, 就落后于建立在信息网络上的企业的运营制度。因而这种不平衡形成了众多的可被利用的漏洞, 加上网络本身其交流成本非常低廉, 比如一个北京的商人, 为了咨询业务开车到香港所花的费用, 与通过互联网交流产生的费用相比较, 互联网自身的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就降低了违反规则所需要的边界成本。网络上所存在的违反规则的行为, 有些虽然没有触犯法律, 但也是违反基本规则的, 比如未经授权的下载, 以及信息骚扰等等行为。都变得比现实生活要容易发生但不容易被发现和被追究。

因此, 这种特殊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参与者所面对的关系的平衡。人们在现实生活之中的行为开始和网络世界的行为不再一致, 例如一个行为谨慎的女性也许在社交网络上会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交际花”, 她既不需要为这样的形象负责也同样不需要在现实社会之中继续这一形象。此类行为都是在信息网络时代人们行为产生异化的具体表现。

1.2 差异的核心——信息的不对称

人的行为、形象在现实和网络世界的差别的产生, 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因为每更换一种交流方式, 人们的行为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适应交流形式变化的自然的行为选择。但作为研究网络违法行为的重要步骤之一, 解答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差异到底基于什么产生, 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络社会的差异的核心, 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网络世界的行为的产生, 在其中交织的行为、语言以及其它的信息交互。都是经过再加工和转化后的。因此, 这种信息是否具备法律上所认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是需要再进行一定的步骤的证明才可以实现。例如典型的社交网络之中的形象, 其名称和相貌等等都可以人为决定, 人为决定的根本在于如果没有辅助的安全筛选制度 (例如实名制) , 就难以判断身份的真实性。这仅仅是网络世界的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小例子。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最终演化成为了在经济方面和社会交往方面的信用制度缺位。人们发现在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下, 违反规则变得非常简单和便宜。而责任的追溯无法通过信息网络真正还原到每一个个体身上, 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出现。

1.3 网络违法行为内在原因分类

针对在现实中出现的情况, 法律和公共政策所能做的, 是为违法行为提供一个合理的限制。这个合理的限制不是针对网络社会和网络经济的直接规制, 也不是针对某一种行为或者是某一类人的规制。网络社会的规范, 必须针对抽象的行为类型进行例行的引导和规范, 否则, 作为公法的强制规范就非常容易对于个人权利造成实际的损害。区分网络违法行为的内在动因的具体类型。正如赫伯特·西蒙认为的:“人类在实质的理性的引导下会更加理性的行为, 这种规则更容易带来对未来的量化的期望和实质性的约束。”[]对于制定一个趋向理性的规则, 实现网络安全的预先防控是不可或缺的步骤。

(1) 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面对可能的风险进行的选择, 是互联网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 风险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阶段的。但对风险的预知和控制是彼此不同的, 在互联网的环境之中, 风险被一些表象所遮盖, 比如无法确定身份, 网络违法行为的指向性模糊等等。但真实的情况是互联网所存在的风险不仅不会比现实生活差, 甚至有可能因为其易于传播的特点而变得强于现实社会。例如当人们在网上发现流言轻信, 沉迷于搜寻八卦新闻等等行为, 要比在现实之中所获得的信息的范围更大, 因此, 如果存在不良信息, 其传播范围也会越广泛。因此, 这些搜集信息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转化为了扩散传播行为。

但是从法律责任来说, 这种行为的结果要比现实生活更加严重。比如一个人在现实社会听到了谣言, 那么他告诉自己的朋友, 很有可能会因为朋友不感兴趣而使谣言的传播停止, 这就是社会现实对于风险的消解作用。而互联网上的这种消解作用是不存在的, 因而所发生的后果, 以及法律所确认的实际结果都会超出行为人在现实行为所能承受的后果。这也就是为什么传播不法信息本身在信息网络犯罪之中也可以构成一种可追诉的行为的原因。

(2) 学习和社会影响

学习的作用, 在现代世界被凸显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位置上。因为学习的过程, 从根本上说是获得理性的过程, 学习允许人们主动地去收集信息, 进行甄别进行思考, 并最终形成自身的理性判断。学习的过程, 在互联网整个体系建立的过程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互联网时代, 人们开始前所未有的接受信息, 学习能力成为了一种生存能力。人们必须在互联网的高速运转之中学会在有限的表达之中获得足够多的信息。

但这就同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羊群效应”的出现, 正如凯恩斯说过:“当你的信息不足时, 你回去做别人做的事情, 因为你认为他们也许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学习这种行为在失去理性时候的表现, 从众心态和人云亦云的行为不是理性的学习, 而是一种在社会影响驱使下的自动行为。在这种行为的心理状态之中, 由信息的输入, 由行为动因的形成, 唯一缺乏的是理性的自主判断。因此, 这种信息接受和复制的模式脱离了学习本身的模式。跟风的心态让人们更关注的是别人在做什么, 而不是这样做的理由。这种心态的形成, 其根源是对自身认识的判断是——自己是无知的。这在很多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行为之时都有所体现, 因为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是别人有更好的理由做一些事, 比如攻击网站, 非法登陆等等, 因此, 他们会把别人的判断放在自己的判断之前去考虑问题。

(3) 认知偏差

一个人的认识世界的活动, 是通过自身的感官完成的, 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 也没有改变这样一个现实。因此, 常识在人的判断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任何人在面对新的陌生环境和陌生事物的时候, 常识都是人们自然所使用的反应。比如Email的出现, 其功能在早期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信件和邮寄本身, 但人们至今仍然将其与传统的信件作为一组并列的概念来使用。在此基础上, 常识的差异就造成了在同等环境下的认知差异。

认知的偏差因为人本身的千差万别而不同, 基于同样的信息, 形成的判断可能大相径庭。人们的思维路径的差异决定了不可能存在统一的判断模式。因此, 在一些违法行为之中出现了启发式的行为模式, 即在某一个思维节点设置一种预设的判断, 引导具有某种思维习惯的人向特定的行为结果发展。例如我国城市多发的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犯罪, 就是利用信息网络的信息, 通过利用老年人特殊生活背景所形成的常识来形成一种固定的判断, 造成老年人自发的付款等行为, 即使有工作人员阻拦也难以改变这种判断。这就是典型基于认知偏差进行的启发式的犯罪行为。

(4) 情绪的作用

情绪, 作为影响人的行为的一种重要的非理性因素, 历来在犯罪和违法行为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情绪作为一种最难以控制的心理因素, 有时会冲破理性所设置的一系列界限, 造成与个人一般行为不相符合的结果。例如杀人行为中的冲动杀人, 就是典型的因极端情绪作用所造成的结果。情绪的产生在心理学上有着一系列的重要原因, 但作为一个有着完全认识和判断能力的个体, 行为的产生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比如共识, 社会心理基础, 身份认同的因素, 都有可能成为激发情绪的因素。

情绪因素在互联网时代更加成为了违法和犯罪行为的基础。因为引发情绪的因素不仅可以迅速传播, 情绪本身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 而其扩散的速度和酝酿升级的程度都是难以想象的。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上所获得的情绪与自身的心理状态结合, 如果这个人正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那么这种传递的情绪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冲动的行为。例如发生在2011年夏天的英国伦敦的骚乱, 就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在facebook和twitter平台上所宣扬的种族报复和对立情绪的影响。这些情绪的产生于发生骚乱的群体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但这种情绪被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新移民所利用,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 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

1.4 防范犯罪的综合模式探讨

防范互联网违法犯罪行为, 一种理想的模式就是通过减少犯罪实施者的犯罪动机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 减少形成违法动机的因素, 是一种成本上最优且效果上最佳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的实现不仅仅要依靠法律的作用, 也同样需要公共政策的灵活引导作用。公共政策相比较法律而言, 更能够在增强保障权利和加强安全监管的方面发挥作用。

在设计防范互联网犯罪的制度之中, 需要考虑到一些现实的情况, 比如网络的廉价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如果公共政策出于安全的考虑将上网的成本抬的过高, 那么势必这个政策会受到人们自然的抵制。此外, 互联网技术已经进入了云计算的时代, 这个阶段的信息交流和数据交换的速度更加迅速, 因此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应该适当的提高。

2 结语

对于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 首先是要考虑到网络违法和犯罪行为的特点, 例如适用匿名的服务器, 芯片等等工具进行的活动, 其成本都是非常低廉的。因此, 自由刑并不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 罚金和罚款的经济刑罚就可以提高互联网上的违法的边界成本。而通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有效地中断进行违法行为而取得违法收入的过程。政府的有效行为, 不仅是要对于已经违法的行为人, 也同样要树立一个稳定健康的互联网使用规则和规范。一个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也同样需要专注于鼓励公众保护他们的隐私和安全。一些积极的措施, 比如充分了解身份盗用等状况所能引起的问题, 可以对于危险进行有效的提示, 公众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 因而对于潜在的违法行为必须对于心理和情感因素的影响进行有效规制, 所以政策的设计也同时应该考虑到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79页.

篇4:典型违法案例分析

关键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小官巨腐”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069-02

说到贪污腐败,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更多地投放于那些“大老虎”身上,殊不知诸多的“苍蝇”、“蚊子”的贪腐能力也绝对不容小觑,他们的危害不亚于个别的“老虎”,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小官巨腐”。“苍蝇”与“老虎”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

十八大后中央首轮巡视曾发现,一些地方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由于基层干部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其腐败行为往往危害更大,影响更坏。“苍蝇式”腐败在第二轮巡视发现的问题当中仍然比较突出,并且相当普遍,半数以上被巡视地区都有发生。巡视发现,广西基层干部“苍蝇式”腐败问题日益凸显;江苏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上海有的地方基层干部“小官贪腐”;河北“小官巨腐”问题严重,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执纪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浙江一些地方农村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突出;西藏一些基层干部腐败问题较为突出[1]。

据新华社报道,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开展四轮巡视,发现巡视点存在“小官贪腐”问题的占比超过了四分之一。北京市纪委透露2014年查处56名违纪违法的村干部,有人贪污资金巨大。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的一个会计就挪用资金达1.19亿元。他们原本只是不在行政序列的“官”,竟然侵吞国家和集体的巨额资金,令人为之瞠目。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2014年11月12日,河北省纪委通报了8起“小官巨腐”案件:唐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唐山市交警支队长徐忠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1220万元。“小官巨腐”已是不容忽视的小问题,它关系到基层党员干部的形象,更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纪检监察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切实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扎紧防范“小官巨腐”篱笆,堵死“小官巨腐”之路。

一、“小官巨腐”的主要原因

小官巨腐,有一个问题显而易见,其贪腐的“能力”和手段一定“高明”,将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致,深谙此道,终于为自己掘下这般落马的深坑。还有一个疑问,这么多钱,不会是一朝一夕得来的,即便贪污也有个过程,在其“财富”积累的漫长过程中,真的无人察觉,真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一个科级干部,上头的“婆婆”不会少,为何竟无人干涉,任由发展?是天高皇帝远的垄断,还是监管形同虚设?

(一)何为“小官巨腐”

“小官巨腐”是指一些干部官职不高,但贪污的数额巨大。“小官巨腐”的突出特点是官员的贪污程度,跟官员的职位不成正比。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68套——科级干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一个科级干部,平常百姓论克而沽的黄金在他家里是以公斤来计量的。马超群可谓是一马当先超越群腐,成为“小官巨腐”响当当的典型。如此低的级别,如此大的贪腐数字,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二)“小官巨腐”的共同点

第一,小官大权。这些官员官职不高,但手中掌握着涉及群众利益、涉及公共服务的权力,而且有自由裁量权,权力集中度都比较高。第二,小官大隐,大隐隐于市。和那些大老虎相比,小官的腐败极具隐蔽性,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小官们就在我们老百姓身边,而且潜伏期很长,欺骗性也比较强。第三,小官大害。在比较长的时间跨度中侵占了巨额公共财产,也就被喂饱了、喂大了,有的小苍蝇甚至已经成为“小老虎”、“中老虎”甚至是“大老虎”了。据河北纪委可靠数字,河北省仅2014年以来立案查处的科级以下干部中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的就有233件,涉及248人。

(三)小官巨腐的主要原因

官职不高,这些芝麻官怎样实现巨额贪腐是引人深思的。

1.“小官巨腐”问题严重,根在官小权力大。基层处于权力的低端,但是并不意味着权力不大,权力的大小不是以其所处地位决定的,主要取决于权力的集中度。基层一把手权力过大,并且握着一定的垄断资源;占有的公共资源不大,但寻租的空间不小;在单位和部门都是一手遮天,说一不二,俨然“土皇上”。高官腐败有时还搞点儿雅贿、暗贿什么的,而有些小官则直截了当伸手拿、张口要,乃至明码标价。

2.“小官巨腐”源于日积月累的潜伏与隐蔽。长期以来,在公众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些基层的“小官”没啥油水的印象,也使得一些掌握实权的“小官”轻易躲避了监督和约束,通过日积月累,从小官不贪——小官微贪——小官中贪,最终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大贪大腐。可见,只要失去约束和监督,“苍蝇式腐败”同样可以触目惊心。

3.缺乏制度的约束和监管是造成“小官巨腐”制度原因。这一点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党内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深层次的问题。小官身居要职,监管不到位,监督监管流于形式,不能形成有效监督。一方面是党内监督链条存在逐级衰减的漏斗现象,也就是所谓天高皇帝远,越是到我们执政体系的最后一公里,监管监督就越流于形式。面对基层领导的强势,没人敢得罪这些“小官”,即使发现“小官”的一些腐败问题也不敢揭露,害怕遭到打击报复。另一方面,越是到基层和一线,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当中,监督、决策、执行这样党内的权力同质同构的现象就越严重,有的人长期把持一个部门、一个地方,搞成了个人的小山头,形成所谓利益共同体,包括内部人控制这些特权的领地,这在客观上纵容了他们为非作歹的胆量。

4.党员干部自身党性严重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漠。具体表现为缺乏服务意识,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基层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工作中只唯上,不倾听群众呼声和意见。有的领导工作方法方法简单,作风粗暴,遇到有利的事情就办,无利的事情就拖着不办;给了好处啥事都能办,不给好处能办的事情也不办;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思想蜕化变质,追求物质享受,生活奢侈,沉溺于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5.十八大以来曝出不少“小官巨腐”案件,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或许与过去反腐路线有关。2011年时,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就说:“1993年以来,查办大要案成为反腐主线,重点监督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尤其是一把手。这亦是各级纪检部门工作成绩的主要体现,而由此对一些小官大权的职位可能会形成监督盲区。”

二、防治“小官巨腐”的对策

小官巨腐危害巨大,已经逐渐成为瓦解政府公信力的一个链条。当下唯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堵死“小官巨腐”之路,扎紧防范“小官巨腐”篱笆才能从根本上完成从严治党的根本任务。

(一)治理小官巨腐重在“治权”,强化监督

要想从根本上治理小官巨腐,关键要从削减权力入手,权力被削减得越小,腐败的危害就越低。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首先要求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要建立起一整套领导干部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机制。其次是健全制度的配套机制,加强制度执行的保证力度与机制,明确惩戒追究措施。积极探索自上而下科学合理配置权力资源、公开依法行使权力相统一的有效途径,积极探索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相统一的实现机制,积极探索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实现形式。再次,要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要根据各地区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分层分类制定科学有效的考核指标,注重长效。要健全监督惩戒机制,发挥监督惩戒的督促保证作用。要积极推行党务、政务、事务公开和领导干部职责权限、收入待遇公开制度,使领导干部的职务行为在阳光下运作,让全社会来监督,促使其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规范。要畅通信访举报、社会舆论、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渠道,为社会民主监督搭建平台。

监督环节举足轻重,必不可少。当前无论是内部监督还是外部监督都存在设计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内部监督有名无实。比如,最小的内部监督者当属村内监督者,要么不好意思监督,要么不敢监督,担心监督无用,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监督是村里的干部,甚至就是书记或主任的“自己人”,如此,监督也就形同虚设了。要实现有效监督,还是要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监督作用,引入群众监督机制,才能减少小官巨腐事件的发生。

(二)加大惩治腐败力度

监督与惩治腐败双轮驱动缺一不可,法治反腐、制度防腐,才是根治腐败的有效途径。要注重从制度入手,健全基层腐败案件查处机制和查办案件组织协调机制,加大监督制约力度,規范权力运行,构建“伸手必被捉”的机制。反腐要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不能搞一阵风。一经发现,必须一查到底,绝不手软,由此才能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和警示作用。

(三)以案治本,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以案治本、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是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要在始终保持惩治腐败威慑力的同时,加大以案治本工作的力度,切实加强廉政风险防控,从源头上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以案治本,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主要任务是以案施教、建章立制。要坚持“一案一教”,深入开展警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努力达到“查办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四)加强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与警示教育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树立“三个自信”,增强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要强化监督管理,严肃纪律,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长此以往,就形成各级大小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治理小官巨腐,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上述对策之外,还应该对处级以下干部进行实质上的监督,如完善官员个人事项公开制度,进一步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同时还要严厉打击行贿人,切断小官巨腐的财源,使其不能腐。

参考文献:

〔1〕贾世煜.13个巡视点普遍存“官商勾结” “小官巨腐”突出[N].新京报,2014-11-5.

篇5:安全生产违法典型案例

2015年10月,某化工公司的生产装置管道破裂造成管内可燃气体泄漏,导致火灾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311万元。经事故调查组调查发现,事故起因是操作工违规操作引起管道压力过大造成炉管破裂。经事故调查组仔细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该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工作不落实,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安全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规定,安监部门对事故责任单位某化工公司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安监部门对该公司总经理处以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

案例二:未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2015年5月,安监局接到区内某公司员工举报,反映该公司未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培训即安排上岗作业,导致该公司一名派遣员工在冲压车间生产过程中受伤。安监局接到举报后立即对公司进行执法检查,通过现场检查和调查询问,发现该公司存在未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的违法行为。

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安监局对该公司处以责令限期改正,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三:未经安全监管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恢复生产经营

2014年8月,安监局执法检查时发现,某公司拉丝抛光车间存在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事故隐患,立即发出《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要求该公司拉丝抛光车间暂时停产,开展安全生产检查,限期整改事故隐患。12月,根据该公司提交的整改报告,安监局对该公司拉丝抛光车间进行现场复查时,发现车间仍然有工人在进行生产活动。

根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对该公司给予警告,并处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

四、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案。

2018年2月11日,安监局执法人员到某机械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

案例五:未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及劳动合同未如实告知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

事实:2015年5月,根据群众举报,安监局执法人员对该区某公司进行职业卫生专项检查,通过现场检查和调查询问,发现该公司存在未按照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在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未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违法行为。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二条有关规定,安监部门对该公司两种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给予警告,并处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六:危险作业现场未安排专门人员管理

事实:2016年4月1日,某混凝土公司员工刘某在公司堆场作业区进行管桩吊装作业时,该公司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刘某在从作业平台下来的过程中,不慎从楼梯上滚落到地面导致受伤。该公司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等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安监部门依法对该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七:铝镁打磨设备粉尘防爆设施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事实:2015年3月,某公司被查出铝镁粉尘打磨设备的粉尘防爆设施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主要问题是打磨抛光车间粉尘回收系统使用塑料管和非防爆电机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安监部门对该公司铝镁粉尘打磨设备责令停止作业;并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对该公司处以5万元的罚款。

案例八:未依法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事实:2015年5月,安监局执法检查时发现某公司未定期组织本单位开展应急救援演练。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对该公司处以1万元的罚款。

案例九:未办许可证擅自生产危化品

安监部门执法人员在对某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生产车间内存放有危险化学品原料,工人正在进行危化品生产作业。经执法人员调查,该公司负责人在未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生产危险化学品。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执法人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当即责令企业停止违法生产危险化学品行为,现场进行拍照和对该公司两种底漆产品进行证据现行保存,并对其违法行为处以10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十:3员工因同一个问题致企业被罚2.5万

2016年2月,安监执法人员对东莞市某五金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现场检查生产车间共有7名从事焊接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其中3人未经过专门的特种作业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就上岗作业。该企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篇6:青岛曝光十起典型违法广告案例

新《广告法》实施以来,青岛市各级市场监管(工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强化广告监管,严厉查处广告违法行为,积极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营造了良好的广告市场环境。现将2016年以来全市工商系统查处的十大典型违法广告案例通报如下:

一、青岛市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违法金融服务广告案。2014年9月至2016年1月,当事人通过其网站、微信公众号、印刷品发布的理财产品广告对收益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保本、无风险、保收益,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任承担未有合理提示或警示。当事人对其曾获得荣誉进行虚假宣传。其行为违反了《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市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90.872万元。

二、青岛某有限公司发布违法房地产广告案。青岛某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2日至4月12日期间,在青岛市沿海地段经营场所发布房地产广告,广告中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和形象,使用“某某第一品牌”绝对化用语等进行宣传;当事人在店堂广告中含有“给资产更大的升值空间”、“购买升值前景巨大的学区房”等承诺内容。当事人的行为违法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30.03万元。

三、某专业祛痘虚假广告案。当事人于2016年8月与青岛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在公交车移动电视上播放广告宣传片“苗医生战痘课堂”。该广告内容中虚假宣称 “由亚太问题性皮肤康复研究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虚构获得市消费者协会颁发的“3.15品牌诚信企业”荣誉,并多次出现“治疗”以及消费者证明等医疗用语。此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6万元。

四、青岛市某媒体发布违法食品广告案。当事人于2016年5月5日至5月12日、6月4日至6月11日期间,发布“洋贝尔羊奶粉”普通食品类广告,广告内容含有“吃了西药吃中药,吃了中药吃西药。一年越吃身体越差,不要靠吃药了,靠食疗,六十几岁就得病,卧床了三年四个月…”等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3万元,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6万元。

五、上海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发布违法互联网广告案。当事人通过企业网站发布“风险备付金银行托管…一旦出现逾期坏账,由该账户资金先行垫付,并每月由威海商业银行出具托管报告”、“年化收益 10%以下 10%-15% 15%—20% 20%以上”等内容”。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城阳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0万元。

六、青岛市某综合医院未经广告审查机关审查擅自发布医疗广告案。当事人安排专人以发“故事会”杂志的形式发布该医院的医疗广告,发布的医疗广告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且广告内容含有““佳人妇科医院女性防癌筛查,查一次管三年”“国际上肿瘤筛查的金标准,结果可靠”等表示安全性的断言以及保证的医疗广告用语。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平度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2.24万元。

七、某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当事人将外包装含有“清风”牌超质感,柔韧2合1,…以及含有林志颖先生及其子KIMI LIN(中文名林嘉荣,简称KIMI)的肖像作为该公司形象代言人的“清风”牌卷纸,在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72号的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一楼杂货区销售。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市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0万元。

八、青岛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利用公司网站违法发布广告案。当事人利用其公司自设网站宣传 “其中自主销售的小型混凝土泵车为国内第一品牌,年销量国内第一。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之一…”等违法广告。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即墨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1000元,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20万元。

九、青岛某投资管理分公司发布违法金融服务广告案。当事人利用宣传彩页及推介宣传展板宣传“最安全的投资模

式”、“六重安全防护,保障资金安全”、“季度收益最高的投资计划…”、“满期净收益¥12500/¥26250/¥60000”、“投资时间3个月,收益率2.5%-10%;投资时间6个月…”等内容的广告;部分宣传彩页及推介宣传展板中含有关于受益者“投资案例”的内容。其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黄岛区市场与质量监督管理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20.2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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