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挡不住前进脚步议论文（共4篇）
篇1：苦难，挡不住前进脚步议论文
苦难也许在人们眼中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但只有战胜苦难才能成就更加辉煌的自己。所以苦难何尝不是能让我们上升到新高度的垫脚石呢？
战胜苦难可以给人无穷的力量。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刘伟因为小时侯触电导致失去双臂，却用脚弹钢琴取得了非凡成就；翟墨在海上与死神的抗争中他胜利了，他的梦想虽然没有结束，但他向世界昭示中华民族走向大海的宣言；霍金，一个永远坐在轮椅上的科学家，他的思想却穿越了宇宙，到达了那神秘莫测的黑洞……我们不能不说他们的人生是有苦难的，但他们战胜了苦难，正是因为这样，才激励出他们那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毅力，让他们的.人生因为苦难而更加绚丽。
战胜苦难当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可在不经意间造了另一种美丽。比如：一只木桶因为经过了苦难而变成了一只会漏水的木桶。每次打水都会因为它而洒下一半的水，可是无意间，那些洒下的水却成了小花们的生命之泉。就是这些漏下的水浇灌出人们脚下的一片芬芳。不错，战胜苦难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未必不是圆满的！
苦难是一种考验，一种与众不同的考验，因为每个的考验不同，战胜的方法不同，战胜后的自己更不同。所以世界才会多姿多彩；因为苦难，我们才会奋起直追，成就另一种美丽，创造令人惊叹的辉煌。
篇2：苦难，挡不住前进脚步议论文
在苦难的折磨下，才华依然可以尽情释放。一提起史铁生，大家多是惋惜+如此才华横溢的他却失去了双腿。诚然，上帝给了史铁生无限的才华和灵感，却恶作剧般的夺去了健康的身体。连史铁生自己，都自怨自艾。那段灰暗的日子，他沉浸于深沉的痛苦之中，如一只疯狂的野兽。苦难如一张大网，笼住了他充盈着泪水的心。日复一日，史铁生跌跌撞撞的又拾起了生活的信心，望着天外背柜的雁群，史铁生没有像以往那样乱发脾气，时间的沉淀与自我的反省让他冷静了，纵使双腿依旧残缺，但他的`灵魂，早已站起，直面于苦难丑陋的脸，他终于得到了自由。
苦难喜欢玩弄于人，夺取一切，然真正高贵的灵魂是不会屈服于此的。
她，被称为中国最后的贵族。为了纪念早逝的丈夫，她给自己更名为郑念。时间磨砺了她太多，却仍夺不去她骨子里的高贵。七十高龄的郑念，鹤发童颜，身板硬朗，那双睿智而美丽的眼，却透出了无限沧桑那是一段悲拗的往事。
年轻时，郑念孤身抚养着女儿，却被疯狂的红卫兵关进监狱，接受着漫长的审讯。长达七年的监狱生活折磨的她苦不堪言。而女儿，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在郑念入狱后就被红卫兵打死了。郑念迷茫了，绝望了，苦难似乎没有尽头，无时无刻的腐蚀着她。郑念明白，哪怕自己只有一口气，也要去沾满女儿鲜血的土地上看一眼。出身贵族的她，没有公主病，反而有着超常的毅力。为了强身健体，她甚至在狱中自创体操。出狱后，郑念辗转着去了美国，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面对苦难，郑念以其瘦弱之躯，取得了胜利。
篇3：苦难，挡不住前进脚步议论文
据悉,本次大会是自华为企业BG正式成立以来在中国区举办的第六届合作伙伴大会,也是第二个5年的首个合作伙伴大会,与第一届相比,参会人数实现了25倍的增长。这证明渠道商、ISV等合作伙伴对华为的认可,愿与华为共同发展、走向成功。
就华为企业业务国内外市场发展成绩、渠道建设以及新ICT时代华为在本次合作伙伴大会上透露的信息,《通信世界》记者专访了华为企业BG副总裁、企业BG全球销售部总裁马悦。
实现盈利:合作伙伴数量、质量同增长
据悉,从2011年成立到现在5年来,华为企业业务中国区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超过了35%,在金融、交通、能源等行业全面开花。而2015年,华为海外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 5%,高于中国区增长率。
马悦介绍,2015年华为企业BG在全球首次实现了盈利。由此,也进一步加强了华为在企业业务领域持续进行压强式战略投入的信心。
在业务高速增长的同时,华为得到大量合作伙伴支持。截至2015年底,华为在全球的渠道伙伴数超过8000家,其中通过联合创新形成行业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超过350家。而在中国,2015年华为企业BG中国区的合作伙伴数量已超过5000家,来自合作伙伴的业务收入比例超过了80%。
“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过去5年华为渠道合作伙伴数量呈现10多倍增长,华为企业业务的成长离不开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和包容。”马悦介绍,华为从运营商直销市场投身企业分销市场,“两眼一抹黑”,没有渠道政策,也没有公司层面的完善支撑体系,当时得到许多合作伙伴帮助。
“合作最重要的基础是诚信。”马悦表示,在企业业务壮大后,华为依然坚持原有的合作伙伴选择标准诚信。华为还不断加大与“能力型”渠道伙伴(非只做转售的渠道伙伴)的合作力度,一起开发更多满足行业用户需求的应用方案。
此外马悦介绍,提升合作伙伴的能力相当重要,也就是说数量和质量并重,希望与华为一路走过来的朋友能够快速提升综合性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企业务已实现渠道合作伙伴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双丰收。在中国合作伙伴队伍中,年度业绩超过1亿的合作伙伴达到了20家,金银牌合作伙伴总数超过了600家,国内Top10的集成商100%与华为实现合作。
新ICT时代:坚持“聚焦”“被集成”
赢在现在,也要赢在未来。
展望未来ICT市场,华为认为在业务驱动的新ICT时代,客户对ICT产业的合作模式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化等新技术的驱动下,ICT产业也从原来的硬件定义进化到软件定义、开发者定义;业务与技术都对生态系统的转型提出了新的期望,称之为“新生态”。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华为给自身的定位是继续聚焦管道,在企业业务市场定位为提供创新的、技术领先的、差异化的、易集成的、一站式的、基于业务驱动的ICT基础设施产品与解决方案。“被集成”战略是华为的自我约束,也是华为对合作伙伴的承诺。
据了解,华为所倡导的“新ICT”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自身产品和解决方案需要不断完善与不断创新;二是使能创新,华为认为,新ICT的时代一定是基于开发者的生态圈,这就要求产品、平台必须具备很好的开放性。
为加速生态圈构建,华为将面向合作伙伴构建pen Lab,目前已经在成都、苏州、深圳、北京、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建设10多个Open Lab,聚合了600多家合作伙伴。同时还将面向开发者，打造创新领先、开放易用的使能平台,在标准组织、开源社区持续贡献,繁荣开发者生态圈。
不唱独角戏:能力互通+经验共享
在本次合作伙伴大会上,华为有一项重磅发布:宣布成立中国合作伙伴大学，这将为华为合作伙伴体系注入持续不竭的动力,意义重大。
马悦告诉《通信世界》记者,华为为合作伙伴发展和转型提供加速器,筹建华为中国合作伙伴大学,通过进行分层、分级的培训和指导,大力提升合作伙伴能力,加强渠道赋能。
“面向未来,华为在渠道合作伙伴的发展方向上,希望数量和质量并重。对此,华为将加大对渠道合作伙伴能力提升方面的培养、赋能和经验共享。”
为了更好、更快、更全面地帮助合作伙伴提升能力,华为还持续大力加强渠道组织建设,专门成立渠道能力发展部。马悦介绍,未来华为将对渠道合作伙伴进行分层分级的精准化的赋能,加强整个生态圈的建设。
“华为将对合作伙伴进行包括售前、售后、财务、商务、供应链,以及包括企业发展战略、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系统化全面共享。”马悦表示,除了针对产品级的培训和赋能,华为还将致力于加强合作伙伴在全球进行快速的经验共享、能力互通,主要是从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趋势两个层而开展。”
如在技术趋势方面,目前,华为在全球设立16个研发机构、30多个联合创新中心,并不断地广泛吸纳全球顶尖的人才和专家,每一个领域有可能在其他国家获得比较好的成功经验。
在渠道商关注的渠道服务层面,华为一方面提升自身的端到端服务能力,同时也赋能合作伙伴,提升他们的端到端服务能力。据介绍,通过长项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大服务生态系统,华为2015年渠道自行交付比例已经超过70%。2016年华为将继续提升合作伙伴的服务能力,提升合作伙伴自行交付的比例。
海外市场:坚持四个转型+“一国一策”
今年,华为企业业务不仅国内市场发展备受瞩目,海外市场发展更是精彩。从2011年华为正式成立企业BG以后,便在全球15个地区进行了海外企业业务部的组织建立。2015年,海外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5%，高于中国区增长率。
海外渠道成长也是市场收入提升的关键点。
就在2月底巴塞罗世界移动大会上,记者看到华为与业界著名的平安城市集成商海克斯康,联合展示业界首个可视化融合指挥解决方案。
谈及未来海外渠道体系建设,马悦强调华为将继续延续4个方向,也就是对中国区合作伙伴提出的4个转型，包括文化价值观的的认同等。
同时,他特别强调,以技术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变的新ICT时代即将到来,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都终将会被时代所淘汰,华为的理念是以质取胜。
此外,华为也希望合作伙伴从传统的通路型,向解决方案能力型转变。因为华为提出的聚焦战略划定了华为的业务边界:聚焦自己擅长的管道业务,上不碰数据,下不碰应用。
“与国内策略惟一不同的是,华为在统一架构的渠道政策基础上,针对每个国家都提出了渠道政策的‘一国一策’,即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当地合作伙伴的技术能力、服务能力、集成能力,进行差异化的渠道政策优化。”马悦说道。
而在华为海外的合作伙伴生态圈中,全球跨区域、跨国大运营商被视为华为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是因为如德国电信、法国电信、英国电信等这些大型电信运营商已具备了在全球化的网络布局,拥有大量高端客户,也具备了高端的系统集成能力。”
据悉,目前华为已经与德国电信联合发布了基于华为云计算产品和技术的联合解决方案——开放电信云服务,这也为华为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分析可知,国外企业级市场含金量更高,当然开拓难度也很大,如客户要求十分高、海外IT巨头已占据主流市场。也就是说挑战者华为要发展海外市场并不容易。不过,从已有成绩看华为已实现突破,其开放发展策略预示着广阔的前景。
智慧城市:将是企业业务的“Mate7”
相比企业业务,华为另一个业务消费者BG这两年增长如同坐上“火箭”。2015年,华为消费者BG销售收入预计超过2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70%。
“我们压力确实是很大。”当被问及华为消费者BG极速增长是否给企业业务带来压力时,马悦如此表示。华为终端这几年发展确实非常好,尤其是Mate7去年销售火爆,华为也希望在企业业务领域打造像Mate7一样的旗舰品牌。
“未来5年,华为智慧城市(包括平安城市)相关产品方案或将是企业业务领域里的旗舰级产品方案,因为智慧城市是未来重大的市场机会。”马悦透露。
据记者了解,目前华为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在政府、教育、交通、医疗和基础能源等行业得到应用,帮助全球4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建设智慧城市。
记者观察5岁的华为企业业务更加自信
也许华为企业业务BG的员工,看到“老大哥”运营商BG和“新锐”消费者BG的同事,不再低头快走,而是大声告诉他们,我们盈利了!集团的“企业业务是未来”战略,初见成效。而且5年来,华为已从挑战者成长为ICT领域领导者。
这一次参加华为企业业务合作伙伴大会,我见到诸多华为高层和一线员工。从他们的言谈和行动上,我感受到华为比去年更加干练和自信。
因为华为解决了进军企业市场初期在发展思路上的迷茫,此前定制的“聚焦”和“被集成”战略被证明完全正确
这两个基本战略助力华为企业业务崛起,让华为在产品方案方面实现领先,也打消了合作伙伴顾虑,为华为企业业务大军建立行动纲领,构建了颇具生命力的渠道体系。
纵观国内企业业务市场,诸多外企市场不断下滑,而中国企业“抬头”,这其中华为表现出色,要知道华为是靠自身产品聚焦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为客户提供最佳方案和服务以实现市场增长,实属难能可贵。
激励增长300%
为实现合作伙伴数量与质量同时提升,2015年华为企业业务改变了渠道激励模式,从过去单纯与渠道业绩挂钩的后返点模式,改为2015年既考虑业绩挂钩,又与渠道能力提升牵引相结合的综合的激励模式。如此一来,2015年华为给渠道合作伙伴的各种激励同比增长47%,高于华为自己收入规模的增长。其中,面向ISV以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与渠道能力提升相关的激励,同比上升了300%。
更为难得的是,华为企业业务在海外市场打开了局面,今年的海外市场增长超过国内市场增长速度美欧等地区企业对IT投资更大,要求也更高华为企业业务在多个标杆全球企业的突破体现了其发展潜力。
企业是否有很好的未来,要看企业对未来的研发投入。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华为企业业务立足华为研发大平台,华为每年研发投入在10%以上。这个比例在业界处于领先,将助力华为“引领新ICT”、打造“生态圈”
从产品到平台到生态,华为在向“引领新ICT”目标转变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华为企业业务自上到下均要快速从产品思维走向方案思维,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说“力出一孔,利出一孔”,华为才可能引领企业IT变革的风潮。
此外,相比很多国外IT巨头,华为企业业务的体量还是差很多。不过,笔者看好华为中国合作伙伴大学,在其赋能下,华为将与小伙伴建立更强大、更具竞争力的“航母”生态,启新梦想,铸新辉煌。
实际上,华为企业业务5年前才成立,成立之初基本没有人懂企业市场,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流程,发展中也遇到不少挑战,甚至内部一度有放弃“进军企业业务”的声音流出。
在此背景下,华为企业业务BG能够取得现在的出色成绩,尤其是前几年中国区的增长扮演着发展引擎角色,属于难能可贵。
“我相信随着企业业务、渠道架构、渠道政策、渠道布局在全球的落地和深化,企业业务一定是华为战略发展方向和主要的业务收入点。”马悦最后表示。
篇4：北洋新式教育：挡不住的脚步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在颐和园鱼藻轩，王国维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吸完一根烟后，他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自沉而死。
事后，人们在他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留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王国维之死，有人说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问号。其中因由，难以深究，但多半要落在遗书中这个“变”字上。
同样是1927年，新时代的象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正在享受他意气风发、名满天下的日子。这年初，“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由英国赴美国，在纽约、费城等地游历并演讲，并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然而此前他顶着博士的头衔已有十年。
十年前，新文化运动正在国内迅猛展开。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倡导文学革命，一时名声大噪，以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慕名聘请他当教授。胡适便决定立即回国。他离开纽约，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胡适博士学位的问题，便成为传说中的学术八卦。究竟是胡适隐瞒了自己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事实，还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毕竟，类似的事情，蔡元培已经做过了。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当天没有谈妥，蔡元培便天天过来，有时来得早，陈独秀还没起床，他便拿着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然而，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并不够资格。虽然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但他从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他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来没有在大学里教过书。但蔡元培却在陈独秀的履历上写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为了保证陈独秀能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惜为其伪造学历。其中原因，也无非是人才难得，而他已经等待太久。
在“旧”北大，教授是“中堂”
学生是“老爷”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蔡元培担任首任教育总长。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革学制。清末遗留下来的“壬寅学制”和之后更详细、更完备的“癸卯学制”，都存在着重大问题——几乎完全是抄袭日本学制而来，女子教育毫无地位，而在课程的设置上，按照中学为体，保存国粹的原则，规定各级学堂必须把读经科和中国文学科列为重点的必修课，其目的就是“保存圣教”、“巩固国本”。
对于蔡元培而言，学制改学堂为学校，废除尊孔读经，取消进士出身奖励，确定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和男女同校制度，这些都不算太难。但是完全否定“中体西用”这个一直沿用的文化观念，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打造一整套借鉴欧美的先进教育模式，却十分困难。
蔡元培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教育界风气未开，时机未到。而当时留学欧美的学生尚未归国，缺乏人才。他只能等。
蔡元培为什么要舍弃日本学制，借鉴欧美学制呢？以北大为例，1917年之前，北大实行的是日本的年级制，一学年要学习若干课程，都是必修课。这种年级制的缺点显而易见——平均化。哪怕你单科成绩再优秀，只要有几门课程不及格，就要全部复习，全部考过才行。这样学生就没法发展个性，自由地钻研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最终便兴味索然，有的学生在教室中瞌睡，有的看闲书，有的干脆旷课。
到后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时候，北大被戏称为“赌窟”和“探艳团”。学生不把北大当作是学习研究的地方，而是当作他们升官发财的踏脚石。教授也大多来自官场，只论官阶大小，不论学问。教授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教授和学生们大多声名狼藉，要么赌博，要么嫖妓。
蔡元培此来，便是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整顿从文科做起，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蔡元培心目中的文科学长，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精神。而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发时代之先声的陈独秀，在蔡元培看来，“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先后加入进来，开始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改革和整顿。而蔡元培也在教育部召集的在京各高校代表会议上就提出废除年级制，采取选科制议案，并决定由北大试行。选科制仿效美国办法，学生除完成必修课外，可以自由选课，既可听本系老师的课，也可去别系听课，还可以与教师自由商讨学理。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听课的，既有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也有经发证注册的旁听生，甚至还有悄然而至的“偷听生”。毛泽东和瞿秋白就曾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
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北京，“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老顽固”辜鸿铭
最佩服的却是蔡先生
不过，蔡元培大刀阔斧地改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有着“性博士”之称的张竞生则提倡“情人制”“外婚制”；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嘲讽胡适不配当老师，还和刘师培一起主张恢复帝制，但蔡元培还能容得下他们，并且绝无门户之见。
北大教员们偶尔有刻薄言论，他也不以为侮。蔡元培有一次跟钱玄同聊天，钱玄同突然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么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微微一笑，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不过，看谁都不顺眼的辜鸿铭，却不会说蔡元培的坏话。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向当局提交辞职信，教授们集体挽留校长，辜鸿铭积极响应，但是他的理由却让人哭笑不得，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
其中因由，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1892年，蔡元培25岁，高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要知道，进士点中翰林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都顺理成章了——清朝的殿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督、巡抚等衮衮大员绝大多数出身翰林。但他却要革命。
早年蔡元培相信刺杀救国，组织过暗杀团、御侮会，他自学化学，对照简易炸弹制作说明书，居然制造出了炸弹。据说吴樾用于刺杀出洋五大臣的炸弹，就出自蔡元培、陈独秀之手。后来，他的校长办公室里，不仅有文房四宝，还陈列着炸弹。
蔡元培在北大，也是继续革命，他在北大实践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教育，以期实现学生的健全人格，从而避免传统封建教育对个性的压抑。只有像他这样经历了私塾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人，才深知传统教育的弊病。不过，北洋时期能诞生这么多位大师，恐怕也要归功于这复杂的教育背景——幼时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其后还接受过近代大学教育，这样的人以后不会再有了。
有人一心守旧
但更多人在努力创新
不过，哪怕是蔡元培再有人格魅力，一直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王国维对于去北大任教这件事，始终犹豫不决。作为孜孜治学之人，北大是个很好的平台，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又让他困惑不安。
1917年，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新人受聘北大之际，蔡元培就通过王国维的旧时同窗、时任北大教员的马衡邀请王国维来北大任教。王国维跟好友商议后，还是觉得“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就以害怕搬家为借口，婉拒了北大的邀请。后来他勉强答应当通信导师，仍留在上海，也不肯接受北大的薪金。
直到被逊帝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王国维这才举家迁往北京。后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王国维一心守“旧”，但当时的整个中国是朝着“新”去的。因为此时作为中枢的北洋政府无法有效统治整个中国，内部也一度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对教育界的控制非常有限。原来的儒学思想已经失去了正统地位，政府又无力树立一种新的正统教育思想，各种新的教育思想层出不穷，反而形成了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局面——平民教育思想、工读主义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科学教育思想和国家教育主义思想等新式教育思想不断涌现，教育界人士还为之进行了各种教育实践。比如陶行知，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几乎将以上教育思想挨个实验了一遍。
1927年，王国维自沉之际，在距离北京约五百里地的河北定县，留美归来的晏阳初，正在这里进行一场前所未见的实验，他想把定县变成推行平民教育理想的实验中心。
晏阳初主张的平民教育，就是办平民学校，对这些平民（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他希望能找一套切实可行的教育办法推行全国。他认为，中国的大患就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所以平民教育是救国和改良社会的必要措施，“要中国有希望，须乡下佬有希望，要乡下佬有希望，须乡下佬识字，受教育。”
这项立足于民间、扎根于农村的运动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鼎盛时这里的工作人员达五百余人，像晏阳初这样举家迁居定县的学者、教授也有几十位之多，他们编写课本，如平民文学、识字教育、历史图说等，给农民上课，与农民生活、工作在一起。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受过最好教育的留学生，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瞿菊农是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冯梯霞是康奈尔大学博士，李景汉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刘拓是美国艾阿华大学博士……
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经济凋敝，这样的实验注定失败。后来周作人前往定县参观，回来后得出结论：“中国现在有许多事都无从说起……”
因为欠薪
鲁迅结束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
从何说起呢？虽然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教育产生了二十世纪两个最伟大的成果——发明了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编订，还出现了大批大师级的人文社科学者，有人将之归功于北洋政府的“民主”，但其实北洋政府的军阀们还不是靠实力和利益站派系，而不是底层民众得以发声。没撕破脸皮前就是相当民主的府院之争，一撕破脸皮就成军阀混战了。
军阀混战，耗尽了国库资源，所以，教育界的欠薪问题，几乎无处不有。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但虽然有规定，实际上却没法执行。地方军阀动辄截留税款，教育经费就很难准时拨下。以南京为例，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缺额就在每年20万以上。
1912年2月，鲁迅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佥事，级别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每年工资650元。当时看起来不少了，但是积欠薪资成了常有之事，即便发薪也常是打折发给。所以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已经欠了鲁迅差不多5000块，这可是一笔巨款。鲁迅就只能靠兼职和稿费过日子，隔三差五去政府讨薪，到后来实在要不到，1926年夏天，鲁迅只好辞职不干。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因为要领导北京教师的索薪运动（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教育部门拖欠了教职工三个月的工资，各个学校都无法正常运转），就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北洋时期，国库尚无法满足仅有几所国立大学的运营。所以几所国立大学也是偏科严重，虽然人文学科出了很多大师，但比较“费钱”的理工科，就基本没什么发展。
相比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就更得不到重视。举例言之，相比大学教师，中小学教职员工资实在太低。当时南京市的小学，校长月薪24元至32元。教员薪水至多22元，少的只有9元，甚至比不上一个搬运工人的薪水。
不过，北洋政府的政策还是比较灵活。既然没钱办大学，那就鼓励私人办大学。既可以弥补公立大学之不足，又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出现了两次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前后诞生了40多所私立大学。但因为北洋政府无力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大多数私立大学的办学水平低劣，有的甚至借办学敛财，但幸运的是，还是有一批认真办学的私立大学脱颖而出，如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斥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以及光华大学、中法大学、广州大学等等，这些学校也成为日后中国著名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