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绝圣手的唐代诗人是谁

七绝圣手的唐代诗人是谁（精选3篇）

篇1：七绝圣手的唐代诗人是谁

在初唐时期，七绝仅仅有七十七首，而在盛唐时期，七绝就已经有四百七十二首，其中，王昌龄的七绝就有七十四首，几乎是总量的六分之一。唐朝时期的七绝也是因为王昌龄以及李白等人的努力而成为唐朝非常流行的一种诗歌体裁，王昌龄在七绝方面完全可以与李白齐名。

王昌龄的七绝有三类，第一是边塞诗，第二是闺怨诗，第三是送别诗。王昌龄的边塞诗非常的短小精悍，主要表达征人的情思，他的边塞诗有很多成为名作;王昌龄的闺怨诗非常的细腻，将闺中人的.痛苦以及对幸福的向往描写的细腻而丰满;他的送别诗打破常规，不写离别而写离别后的场景，重在抒情和写人。

篇2：唐代三首送别七绝诗的比较鉴赏

一.三首送别诗情感内容的比较

优秀的诗人总是敏感而多情的, 尤其在唐代这个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 送别诗的创作十分繁荣。首先, 我们先来比较这三首送别诗的内容。

(一) 内容上的相同之处

盛唐社会安定, 士人为了游学和游宦经常离乡外出, 分别、饯行是经常遇到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三首诗歌内容的相同之处:

1.都点明了送别的主题

出自盛唐的三首诗歌:《黄鹤楼之送孟浩然之广陵》、《芙蓉楼送辛渐》、《送元二使安西》, 题目中都有一个“送”字, 点明了送别的主旨;三首诗中都包含有送别的词语, 起到了点题的作用, 如李白诗中的“西辞”、“下”;王昌龄诗中“入”、“送”;王维诗中“出”, 而且三首诗都交代了诗人送别之处和友人所去之处。

2.都书写了离别时的景物

三首诗都交代了送别环境, 都有对离别时景物的描写, 《黄鹤楼之送孟浩然之广陵》中有“黄鹤楼”、“扬州”、“孤帆远影”、“长江天际流”;《芙蓉楼送辛渐》有“寒雨连江”、“夜”、“楚山”;《送元二使安西》有“渭城”、“朝雨”、“轻尘”、“客舍”、“柳”、“酒”、“阳关”。这些景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都表达了离情别绪

从题目都有“送”字、诗中的有关词语和离别的景物, 均可看出诗人送别时真挚的情感, 传达了依依惜别的感情, 对友人的牵挂不舍, 表现了作家的真性情。

(二) 内容上的不同之处

除了内容方面的相同之处, 三首送别诗也有一定的区别。我们从送别地点、所写景物与所抒之情三个方面来分析:

1.题目表明的地点不同

题目都点明了送别的主题, 但不同的是, 《芙蓉楼送辛渐》题目中所出现地点为送别友人之处, 而《黄鹤楼之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元二使安西》所出现地点则为友人所去之处, 与送别有关的方向与方位不同。

2.所写的景物不同

李白的诗所写景物有黄鹤楼、烟花三月的扬州、孤帆、碧空、长江, 以绚丽斑驳的烟花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 极尽渲染之能事, 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情丝不绝的诗人送别图画;王昌龄诗描写的景物为寒雨、长江、夜、平明、楚山, 用苍茫的江雨和孤峙的楚山, 烘托送别时的凄寒孤寂之情;王维诗的描写景物为“渭城”“朝雨”“轻尘”“客舍”“柳”, 从而构成了一幅色调清新明朗的图景。

3.所抒之情各异

李白的诗表现的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 还因为这次离别是处于一个繁华的时代与季节, 也是繁华的地区, 在愉快的分手中还蕴涵着着诗人李白的向往, 这就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浓郁的诗意;王昌龄诗淡写朋友的离情别绪, 将自己隐含在所烘托的那个凄寒孤寂的氛围中, 重在写自己的高风亮节、一片冰心;王维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普遍的离别, 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古代, 友人即将远去, 作为朋友最自然的一种反应———再陪好友多饮几杯, 正如《唐诗鉴赏辞典》所说:“他没有特殊的背景, 而自有深挚的惜别之情。”[1]

二.三首送别诗艺术特色的比较

上面我们比较分析了三首送别诗的情感内容,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三首诗的艺术特色, 先来鉴赏相同的一面。

(一) 艺术手法的相同之处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艺术结构、表现手法、诗体语言几方面来分析:

1.先“景”后“情”的结构

李诗前两句写到黄鹤楼离别之景、扬州“烟花三月”之景, 后两句将自己的惜别之情融于自己所建构的那幅长江送别画之中;王昌龄诗前两句写到友人寒雨连江之夜远去之景、楚山孤影下的送别之景, 后两句点明了自己的高洁之心;王维诗前两句写到清晨送别之景, 渭城的朝雨, 青青的柳色, 一切充满了生机, 后两句则借劝酒表达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2.借景抒情与白描的表现手法

《黄鹤楼之送孟浩然之广陵》为景中含情, 将离别之情融于送别之景中;《芙蓉楼送辛渐》、《送元二使安西》这两首都采用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前两句写景, 后两句抒情, 先渲染离别气氛, 接着诉说离别的感受。三首诗都采用了白描的表现手法, 将所见所感描写抒发出来, 如同对友人娓娓地诉说, 从而以真情感染了读者。

3.七绝的体裁, 通俗的语言

三首送别诗体裁上都为七绝, 都是近体诗的一种形式, 都讲究平仄韵律, 注重音乐美, 诗人们对新兴的近体诗都很感兴趣, 勇于尝试。都采用了平实的语言, 简单易懂、明白如话, 没有晦涩难懂之处, 加之七绝短小精悍, 所以诗歌才广为流传, 如同王昌龄经历的“旗亭画壁”的故事一样。

(二) 艺术特色的不同之处

我们可从情景关系、诗人着眼对象、修辞手法和表现手法等角度入手:

1.诗歌的情景关系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芙蓉楼送辛渐》、《送元二使安西》都同为先景后情的写法, 不同的是, 李诗、王维诗后两句没有直接言情, 而是融情于景;李诗是将离别之情寄于诗人勾勒出的那副意境开阔的长江送别画之中, 王维诗是将惜别之情集中表现在那个“酒逢知己千杯少”, 一杯更尽, 再饮一杯的细节之中;而王昌龄诗则是直接抒情, 直言自己的一片冰心。

2.诗人写作着眼的对象

李白诗、王维诗情感着眼于送别对象。李白诗是写友人已经孤帆远去, 诗人江边久久伫立、目送良久的画面;王维诗是友人即将远去, 诗人劝友饮酒, 不舍友人离去的画面, 他们着眼的是送别对象, 表达的都是惜别之情。而王昌龄所诉之情, 则是着眼于诗人自身, 是希望通过友人代为传话, 告知亲友自己的心声, 所以描写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3.所用的修辞手法

李诗、王昌龄诗采用了比喻的修辞, 王维诗采用了叠字的修辞。李白诗、王昌龄诗都为借喻, 李白是将自己的深重离情比喻为一江春水, 悠悠不尽;王昌龄诗则是将自己的高洁志行比喻为玉壶之冰, 化抽象的品格为具体可感的形象, 给人以冰清玉洁之感, 希望亲友不要听人议论, 误解自己;王维诗中“客舍青青”, “青青”运用了叠字的修辞, 形象的描绘出了客舍在周围柳色映衬下的翠绿颜色, 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此外, 王昌龄诗还采用了设问的修辞, 一问一答, 直抒胸臆, 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坚定, 对自己品行的坚守。

4.所用的表现手法

李白诗采用了渲染的表现手法, 用“烟花三月”渲染了一幅诗意浪漫的画面;王昌龄诗、王维诗则是采用了烘托的手法, 不同的是王昌龄诗为正面烘托, 借悲凉的送别场景表白品行, 读来有一种沉重之感。王维诗则为反面烘托, 以乐景写哀情, 前两句“朝雨”、“清晨”、“客舍青青”、“柳色新”展现出一副清新之气, 后两句则转而伤感, 感情基调由高到低, 这种写法收到了王夫之所说的“以乐景写哀, 倍增其哀乐”的艺术效果。

三.形成三首送别诗不同的原因

三首诗在内容和艺术诸多层面, 都有所差异, 下面我们探究一下形成其差异的原因。我们拟从送别的背景、诗人的个性气质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一) 送别的背景不同

李白诗为诗意的离别, 王昌龄诗为凄凉的离别, 王维诗为普遍的离别:

1.李白的诗:诗意的离别

《送孟浩然之广陵》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这次离别正处开元盛世, 太平而又繁华, 季节又是烟花三月、春意正浓的时候, 从黄鹤楼到扬州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而扬州呢?更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 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2]所以读来既无伤感悲凉之感, 又让人感觉到诗人的一片情深。

2.王昌龄诗:凄凉的离别

《芙蓉楼送辛渐》为王昌龄被贬为江宁县丞时所写, 贬谪之情与离别之意相互交融, 所以诗的开头是凄凉孤寂的, “古吴、楚两国接壤, 楚在长江上游, 吴在下游。芙蓉楼在吴地。作者于某个寒雨连江之夜, 从楚到吴, 而不久以后, 辛渐又在某日平明 (清晨) , 由吴入楚, 沿江西上, 再北赴洛阳。这是写其相聚之匆促。楚山孤, 是作者因同情友人旅途的寂寞而发生的想象”[3], 正是由于遭贬处境下的心有不甘, 才会向友人表明不会因为宦海沉浮, 失去自己的一片冰心, 故清人沈德潜评曰“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4]

3.王维诗:普遍的离别

《送元二使安西》是王维送友人元二出使西北之作。古代交通闭塞, 音信难通, 所以古人的离别往往带有一种悲凉的色彩。“一赴绝国, 讵相见期?”沈德潜说“阳关在中国外, 安西更在阳关外, 言阳关已无故人矣, 况安西乎?”可见友人此去之远, 所以诗人深感此别之后, 相见甚难, 于是知己送别, 千杯亦少, 一杯更尽, 再饮一杯, “劝君更尽一杯酒”, 体现出对友人的深情留恋, 也体现友情之深。

(二) 诗人个性气质的不同

李白为侠士气质, 王昌龄为儒士气质, 王维带有佛家气质。

1.李白:放荡不羁, 放浪形骸的侠士气质

李白的个性是自由豪放的, 从小向往任侠放任, 因此兼具侠士的气质, 读他的诗总是给人浑然天成之感, 诗风豪放飘逸, 即使写愁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带有潇洒快意的愁, 而不是“寻寻觅觅”的那种凄凉之愁。所以他的离愁, 既不同于江淹《别赋》那种“黯然销魂”的伤感离别, 不同于王勃“海内存知己”那种少年刚肠的离别, 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 而是一种诗意的离别。

2.王昌龄:积极进取, 奋发有为的儒士气质

王昌龄为典型的儒士气质, 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他的人生观中占主导地位, 纵观王昌龄的生平, 虽然他终生沉沦下僚, 又屡遭贬谪, 但一直心系国事, 渴望建功立业。虽经挫折, 但壮志不衰。这种心情在他的诗中屡有抒发, 如“忠贞抱生死” (《留别武陵袁丞》) 、“何当报君恩, 却系单于头” (《九江口作》) 等, 那首著名的《出塞》也是如此, “但使龙城飞将在”的诗句言犹在耳, 所以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也是一样, 此时的王昌龄为江宁丞, 因“不护细行, 谤议沸腾”被贬, 诗人本该伤感离别, 却借题发挥, 以送别自写胸臆, 固俊杰之本色。

3.王维:超脱红尘、超然物外的佛家气质

王维由于深受佛家思想影响, 所以他的诗呈现出一种游离于红尘世界与极乐世界之间的特点, 如“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但他毕竟身在官场, 不能完全脱离红尘。所以在《送元二使安西》诗的前两句, 我们看到“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清静似乎有超脱红尘之气息, 但转而对友人的难舍难分, 又说明他仍然摆脱不了凡尘俗世的牵挂, 亦似乎能看出王维于入世、出世之间的淡淡矛盾心理。

总之, 面对人间的离别场景, 每个人的表现相同而又有别。江淹在《别赋》中说:“是以别方不定, 别理千名, 有别必怨, 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 心折骨惊”, [5]正是离别之人、离别之因不同, 所以同言离别, 别亦有所不同。有人喜欢李白的洒脱, 便喜欢他那浪漫飘逸的送别;有人敬佩王昌龄的一片冰心, 便欣赏他那高洁之品行;有人向往王维的境界, 便欢喜寄情于酒、以酒话别的方式。于我而言, 无谓高下与优劣, 因为诗歌都出自诗人们的至情至性, 所以我们从每一首诗之中, 都能领略到他们的饱含真情、他们的情真意切, 而这些, 已然超越一切写法与技巧了。李白有一首五律《送友人》的后四句写到:“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 萧萧班马鸣。”游子的行踪不定, 落日下的依依惜别, 何等的诗意与放达, 与他的七绝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1][2]俞平伯:《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99页;第304页。

[3]程千帆、沈祖棻:《古诗今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第168页。

[4]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第645页。

篇3：唐代最成功的诗人是谁？

白居易算得上唐代大诗人中在世时最为显达、仕途最为顺遂者，这一点，连出生于名门望族的王维都不如。他于大历七年（772）出生时，李白已离世十年，王维辞世十一年，杜甫故去两年，大唐诗坛领跑的接力棒，历史性地交到这位神童的手上。以官场成就而言，他年年轻轻就授翰林学士，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是二品大员。从文学成就而言，他生前就文名妇孺皆知，文集流传天下，这是死后多年文学成就才被承认的杜甫所不能比的。最关键的是，他活了七十五岁，在古代士大夫中，是绝对的高寿。退休后他在洛阳的豪宅里诗酒会友，远比晚年卷入政治风波的李白、王维和死在漂泊途中的杜甫幸运。

撇开这些庸俗的指标，我认为一位文豪的成功标准应该考察其所担负的责任完成得如何。对读书出仕的文豪来说，他身上的责任无非是这几方面：作为诗人所尽到的文化责任；作为官员所尽到的社会责任；作为男人所尽到的家族家庭责任。

文化责任，应该指这个人当时和后世的文化影响如何，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就此而言，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三座高峰。

社会责任，主要是作为一个士大夫对整个社会的治理做出贡献。这差别大了，不仅仅要看能力，更要看运气，因时势、地位不同而差别甚大。李白、杜甫、白居易可以说年少时都有安世济民、澄清天下的伟大抱负。但李、杜一生不得志，白居易除在中枢担任过重要职务外，还做过苏州、杭州、同州的一把手，自己的政治抱负有不错的施展舞台，李、杜若地下有知恐怕会十分羡慕。

家庭责任是一个男人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兄弟的责任尽到了几分。这一方面，李白和杜甫亦不能交出较好的成绩单——李白一生像个独行侠一样，到处游历，常年把老婆孩子寄居在别处，他的几位老婆对他都是不满意的。杜甫一家的生活更是凄惨，妻儿跟着他到处流浪、受苦，有幼子缺粮而饿死。

于家庭责任这一端，白居易的成绩单比李、杜更是好得多。自古诗人皆多情，香山居士更是如此，到处留情乃寻常，然而他的家庭是幸福的。他早年在徐州遇到了初恋情人湘灵，因故未能结为夫妻，他一生为之不忘，在诗人中常常思念；他晚年有樊素、小蛮几位年轻漂亮的侍妾。然而他对妻子杨氏一直很尊重。杨氏是豪门女，几位哥哥是大官。两人新婚后，白居易写了一首《赠内》，诗中云：“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据说婚后白居易有些惧内，丈夫怕老婆的家庭一般说来比较和谐。

除小家庭外，白居易对整个家族也是尽心尽责的。白居易有四兄弟，上面有个哥哥白幼文，四十来岁就死了。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九岁就夭亡了，另一个就是文学成就相当高的白行简，比白居易小四岁。元和十二年（817），东川节度使卢坦死了，在其手下当掌书记的白行简没了靠山，于是离开巴蜀，顺长江东下。第二年春天来到江州与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团聚。兄弟俩会面后，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白居易诗中所言“复有双幼妹，笄年未结褵。昨日嫁娶毕，良人皆可依”。

这一年白居易虚岁四十七，行简四十三。那么两位幼妹很可能是白居易父亲小妾所生的。古代过了及笄之年（十五岁）就应该出嫁，二十岁便是老姑娘了。白父卒于贞元十年（794），即使他死前某位幼女刚刚出生，到元和十三年也虚岁二十五了，已是不折不扣的剩女。父亲亡故后抚养幼妹成人并择婿嫁出去的责任落在白居易、白行简肩上。如果两位幼妹长期呆在娘家不出家，于死去的父亲而言，白氏兄弟是不孝；于社会而言，有损两位大文豪的声名。

所以我们能明白为什么白居易将两位妹妹一次嫁出去，而且所找的丈夫是“良人皆可依”，他是那么高兴，要和弟弟喝酒庆贺。正因为对家庭最后的大责任尽到了，一身轻松，才能和弟弟共勉，“不叹乡国远，不嫌官禄微。”

白居易于国，于家，于文化的责任成绩单是相当不俗的，无疑他是唐代文豪中少有的幸运者。可在宋代，白居易这样的幸运者屡见不鲜。“诗人多薄命”在宋代基本是不成立的，原因无他，宋代总体上政治清明、经济富足、文化繁荣、社会安定，文豪们所受的人生苦难自然比唐代前辈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