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我眼中的“祭龙”

作文：我眼中的“祭龙”（精选4篇）

篇1：我眼中的语文,我眼中的作文

在教语文之前，我也是一个学生。上了十几年的学，学了十几年的语文。

首先，我爱朗读。我至今记得当时小学一年级的课文中有一句是：“海南岛鲜花盛开。”课文是讲祖国幅员辽阔美丽富饶的，带拼音的大大的汉字，上方还配着粉红的桃花。想一想，太美了，只这一句就令人无限遐想，热爱我们的祖国。这就是有魅力的语文，语文的美。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参加作文竞赛。题目是《我学会了做饭》。当时班上许多同学查阅了作文书，学会运用“比大伏天吃了凉西瓜还高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类的词句，可谓有备而来。而我，没有作文书。

我和另外几名同学到学区参赛，意料之外的，我获得了平生最大的一个奖——全乡第二名。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写的了，只记得写的是真情实感。

语文好学还是难学？

我现在是老师，我回答这个问题：“好学，要用心学。”

我上初中时上课是非常注意听课的，我特别爱回答问题，尤其是对文章某个内容的理解，我通常会举手再举手，一个问题我会回答三四次，直到正确。当然，老师善问、会问也很重要。

字一定要写好。我至今记得我上初中时的语文老师，每次上课写下标题后要退后两步端详一下，看着不好就擦掉修改或重写。我很多次地看着他这样做。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影响。一个在细节上讲究美的人，他的修养是多么好啊！汉字是方块字，一定要写大些、写方正、写美观。

请大家记住四个字“抒写自我”，这是写好作文的不竭源流，是写作文的出发点，也是写作文的目的。

下面这篇文章，选材于大自然，是我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所见，印证了“生活中处处有语文，生活中处处是作文”的观点。与大家共勉。

哦，那片秋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片麦田，那里，栖息着秋天的梦。

深秋的早晨，一切安静、清新。太阳在东方的红霞里隐藏着。高远的天空上飘浮着白纱样的云，我的心也在放眼仰望之中，淡远开去。

在这蔚蓝的天空下，就是这一片麦田，大概只有一二亩吧，委身于宽阔的公路西侧。当我贴着它的田埂朝小径西行的一瞬间，我惊讶于这纯净的淡青色。麦苗二寸来高，在轻霜的扑打下平伸了躯体，仿佛仰望着秋的天空。淡淡地掺进了白色的生命之绿让你叹服于造物主的妙笔神工，就那么完整地在心里保留了一片淡青色的秋天的梦。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又骑着车子回家。路旁的白杨在灿烂的秋阳中尽情地欢畅着。天地间的景物明朗清晰得仿佛都闪着光。行至那片麦田，我看到挺直了腰身的麦子，正炫耀着自己鲜艳耀眼的绿，全然没有了早晨的淡青色！哦，那只是昨晚的一个梦？

这样由淡青，到鲜绿，再到第二天，变换着的，就是这小小的不急着长大的麦孩子。在灿烂的金秋，在人来车往的路边，这一片麦田，不是主角，却以美丽的生命颜色，唱着自己秋天的歌。

直到昨天，立冬来临，寒冷的风吹在脸上有些痛了，告诉我冬天已在面前。我再走到小径，将脸庞转向麦田，青黑的颜色显示了寒霜打击的严酷。麦苗终于从此走进了冬的安眠。

但我知道，麦苗的秋天的梦，我的那片秋，定格在了记忆中。

牛刀小试：

篇2：阿细人的祭大节

红万村的阿细人至今仍完整而原始地保留着对火、对生命的祭祀和崇拜。现在，即使是村里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祭祀火神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传统，只记得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父辈就在老人的指教下祭祀火神了。也许，我们只有通过阿细人的一个传说，才能穿过历史潮流的迷雾，窥测到祭火的源头。

相传，古代阿细先民在野外狩猎时，携带的火种被风雨熄灭，人们冻得浑身发抖，只能背靠背地挤在一棵老树下取暖。这时有个叫木邓的人走出人群，骑上一支朽木，用另一支木棒不停地在朽木上钻动，一直钻了三天三夜，在其他人疑惑的目光中，终于在农历二月初三这天将朽木钻出了火星，于是人们重新得到了火种、光明、温暖和生存的机会。从此，每年农历的正月末或二月初，阿细人都要举行一系列的盛大活动，纪念伟大的木邓火神，他们称之为“木邓赛碌”。

红万村的村民居住在相对的两个山坡上，村里水塘边的一块平地就是祭火神的主要地点。祭火神的前一天，我们心怀虔诚而又满怀好奇地闯进这个神秘的村庄。路边含翠吐绿的树木和散布的彝家民居迎面扑人眼帘，挑水的女人，玩耍的孩子，用好奇而友善的目光迎接我

第二天一大早，红万村村口的路上用松枝搭起了一座寨门，门楣上挂着一串交错的木刀，门两旁各有一名精壮大汉高高立在板凳上，头戴面具，全身赤裸，身体上绘满彩色线条，只在腰间拴了一块麻布。两人手持长柄大砍刀，是在驱魔辟邪。穿过寨门，气氛大变，盛装的阿细小伙子和姑娘们列队路边，小伙子们弹着大三弦，姑娘们跳起左脚舞，欢迎附近寨子和远方的客人。

从村口到村里老神树的路上，用松针铺成了一道七八百米长的“餐桌”。中午，全村男女老幼和远近的客人将一起在这张桌子上用餐，酒足饭饱之后才开始祭火神。

闲来无事，客人们三三两两地游荡在村子里。村公所院子里正在准备长桌宴，八口直径一米多的大锅排成一排，烟气袅袅，颇为壮观。顺着村里的小路信步前行，鸡鸣狗吠之声不绝于耳，新抽芽的李子树总是不期而遇，碰到的每一个“阿拉表”都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吃饭。我们冒冒失失地闯进一户人家，女主人正在炖一锅坨坨肉，问她家有几口人，她却摇头，张嘴说出一串彝语。她搬来小凳，待我们坐下后出门而去，不一会，带来一个女邻居，原来她是去找“翻译”。聊了一会儿，抽完一支烟，临别时我们要为她照张相，她却满脸紧张地忸怩起来，挥舞双手连说“莫照了”。在其他人家，拍照的意图也因为他们的羞涩而只能作罢。也许，在镜头前害羞的阿细人才和那里温柔的山水相合，祭火仪式上的狂放大概只是他们祖先性格的影像吧。

火红的辣椒被一串串地挂在广场的屋檐下，火神像被摆在村子里并不多见的一棵香蕉树下。火神大大咧咧地张开双腿，一个手举火把的泥塑小孩站在火神的右腿上，代表着生命繁衍不息。火神的“卫土”是用竹篾扎成的两匹神马，纸裱并彩绘，马身中空，由一壮汉挂在腰间。

长街宴就要开始了，上菜总是从“龙头”开始。龙头在神树下，受到特殊的照顾，要铺更多的松针。只有老人才有资格坐在龙头。每一锅菜都由三个小伙子抬上来，然后分到每一桌。自酿的苞谷酒醇厚、辣口。喝完酒，吃完菜，在微醺的气氛中，一群孩子和年纪不等的男子悄然躲进隐蔽的树林里，用红、黄、黑、白、褐五种颜色严严实实地把自己的身体遮盖起来，就连自己的妻子也无法认出谁是谁。他们化妆时还把木棍、葫芦甚至气球挂在生殖器上，充分表达对祖先、对生育的崇拜之情。

祭火神的时辰终于到了。一名“毕摩”带领几位老人来到神树下，开始了第一个仪式——钻木取火。毕摩在一旁吟着古老的祭文，四位老人把一截木棍插入枯木钻出的小孔里，不停地搓钻。温度渐渐升高，他们不时把手放进小孔测试。大约五分钟后，他们又拿出引火的火绳放在小孔四周，不停地往小孔里塞。又过了一会儿，一缕淡淡的青烟从小孔里冒出，手中的木棍也越搓越快。终于，火焰忽地从小孔中探出了头!牛角号吹响了，芒锣也发出了欢快的声音。火种放在火盆中，火神被抬出来，化了装的阿细汉子这时也突然冒出来，向村子里冲去。祭火的队伍要绕村子一周，走遍每一家，家家户户都要取一块新火种。

这个时候，原本肃穆的仪式开始变成一场狂欢。化了装的汉子经过水塘，跳进漂满浮萍的水中，顺手抓起两把稀泥抹在身上，然后冲人人群，大家尖叫着，大笑着，像潮水一样后退。有几个“泥人”干脆扯去身上惟一的布片，神勇威武地站在照相机镜头前。

篇3：作文：我眼中的“祭龙”

[关键词]丝绸之路;华夏文明;中华祭龙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6-0042-02

一、倡导对中华文明——龙文化的信仰，凝聚海内外华人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

习总书记的指示，高度概括了在全党、全国、全民族树立共同理想、信念、信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不仅是对精神文明建设者的动员和要求，也是我们这些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近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历程中，由于受到各种思潮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理想信念淡化、信仰缺失现象。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出现了对中华文化问题认识浅薄和自信不足。因此，如何树立共同的理想、信仰，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信仰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信仰、拜物信仰等，而这些信仰的灵根和源流是文化信仰。

人类发展史上，曾经有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四大古文明。其他三种文明都曾中断，或者已经消失了，唯有中华文明是一直延续和发展至今。而且在不断地创新、不断丰富，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

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对昨天、今天、明天有着前瞻意义的、最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既继承了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思想，又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吸收融合了当今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文化。比如我们现在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四个全面”理论，究其根源都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思想结晶，是中华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实践也证明，中华文化倡导的核心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越来越得到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认同。即便是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中国的智慧不但可以解决社会的问题，更根本的是它能解决人心的问题。据世界出版界的权威统计，近几年来，在全世界经典图书的销售上，中国的《道德经》稳居销量第二位。仅次于《圣经》销量，如果扣除《圣经》有组织的团购因素，《道德经》是人们自由选购量最大的经典书籍。

同时，西方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举出越来越多的例子证明：当今西方科技最新发展获得的成果，往往与中国古老的哲学和文化理念暗合。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特别是在全球的华人中，中华文化有着极高的认同度。虽然不同的政治团体、不同的宗教派别、不同的民族、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有着不同的理想和信仰。但是，这些理想和信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或植根、传承于中华文化，或融汇、包容于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广大人群的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

因此，把中华文化作为我们共同的文化信仰来大力倡导，最大程度地凝聚海内外华人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建设“中华祭龙坛”得其时，遂人愿

人们的信仰，在形式上往往需要寄托于一定的标志、图腾来表达。龙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据国家权威机构和媒体在海内外开展的“中华龙和中华龙文化的社会认知度大型调研活动”显示：在中华文化圈内有87.7%的人认同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并认同“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 由此证明龙是世界上近1/5的人们心中的文化信仰图腾。

中华龙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向上向善、团结合力、造福众生、与天和谐、开拓奋进的精神。龙给我们展示的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鳞、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

自古以来，龙又被用来象征、比称人间的杰出人物。昭彰他们奋发进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龙的形象也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龙。从古到今，龙形象的演变，都是一个不断开拓、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轨迹。

纵观中华大地，有我们表达对大自然的敬拜的天坛、地坛以及敬拜中华始祖的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等，唯独没有我们表达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敬仰的“祭龙坛”。所以，建设“中华祭龙坛”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举措，也是十分迫切的事情。

在当前建设国家级“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贯彻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际，建设“中华祭龙坛”可谓得其时、遂人愿。

三、在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河心岛建设“中华祭龙坛”是得天独厚的最佳选择

“中华祭龙坛”建设之地的选择意义重大，近要考虑到政治、文化、地理、人文条件，远要前瞻中华民族——龙的传人世代传承、世代认同等因素，不是可以随意选定的。

甘肃是中华始祖伏羲女娲的故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兰州是甘肃首府，也是黄河穿城而过的唯一省会城市，是中国地理几何中心。九曲黄河，犹如一条巨龙，翘首腾身在兰州;黄河百流，三源汇成在兰州河口。兰州既是国家“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核心，又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黄金地段。更为巧合和神奇的是，兰州市西固区河口乡黄河段有一个黄河流域九省唯一的、最大的、有着千年历史的天然河心岛。周围山势雄伟，左龙右虎，是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巨龙翘首之地。当地已经有传承千年的“祭龙王”、“龙抬头庙会”等民俗活动。近几年，兰州沿黄河百里风情线建造了龙源公园，展示中华龙文化景观;成立了龙文化研究院，开展龙文化研究;举办了全国龙字书法篆刻大赛 、“龙之吟”诗歌大赛、龙文化演唱会，出版了一大批龙文化研究文集等，有着发展龙文化旅游产业的良好基础。因此，在兰州建设“中华祭龙坛”，可以说是有着集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条件，是中华文化蕴藏丰富、灵根渊源条件独具的最佳选择。

篇4：苍白的祭歌，无力的控诉

【关键词】 《百鸟朝凤》；现代化；批判性；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眷恋与批判

中国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因出片人方励的“下跪”而备受关注：不仅电影票房持续上升，而且电影本身的题材、情节、文艺片的处境以及当前电影市场的现状等问题都成为了焦点问题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除此之外，电影本身所流露出来的批判性以及批判方式则值得做出进一步的探讨与深思。

电影《百鸟朝凤》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以焦三爷、游天鸣师徒二人为代表的两代唢呐匠人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所遭遇的坎坷命运：唢呐师傅焦三爷在陕北的“无双镇”上传承并坚守着吹唢呐这种民间艺术传统，许多人都慕名而来拜师学艺，游天鸣便是其中之一，他由此享受着人们的爱戴与敬仰。然而，好景不长，巨大的社会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洋铜管乐器在冲垮“游家班”的同时，也摧毁了以唢呐为代表的鲜活的民间艺术曾经拥有的地位和辉煌。影片通过描述并对比了社会变革之前的焦家班的兴盛与社会变革之中的游家班的难以为继，真实且鲜明地展现了社会的现代化给唢呐技艺、匠人所带来的无法抗拒的冲击以及民俗文化走向衰败的命运。这部电影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传统“唢呐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遭遇以及作为民间文化之代表的唢呐技艺在这一过程中的衰败与没落，从而展现电影对以“唢呐”为代表的民间艺术的迷恋与拯救，表达出了其对民俗文化的深深眷恋。

从电影的名字本身就可以看出其对民俗文化的迷恋和崇拜，尽管名字在表面上看只是意味着唢呐艺术的一种最高形式，其实其中蕴含了更为深远的含义与内涵。正是基于对民俗文化的爱慕和敬仰之情，电影揭露并批判了现代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罪恶，尤其是它给民俗文化所带来的灭顶之灾。毋庸置疑，电影对民俗文化的崇拜和拯救之主题是异常鲜明且十分恰当的，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诸多弊端和罪恶，但电影基于唢呐匠人的尴尬境遇以及唢呐技艺的衰败而发出的批判之声则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简单化的对立设置以及肤浅化的理解。电影中流露出来的对待现代化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它在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立的基础上大力宣扬民俗文化、传统礼仪的重要性和价值，并极力渲染现代化所带来的诸种恶果，甚至将偶然性的存在看作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这种简单化的情节处理难免会显得过于牵强甚至是做作。

二、现代化批判之主题

现代化是社会的必然进程，“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4。然而，电影表达了其对变化的恐惧情绪以及现代化的敌视态度，它将唢呐匠人的难以为继与唢呐这一民间文化的衰亡归咎于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冲击。电影主要从三个方面描述了现代化给传统社会以及民俗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一）“唢呐匠”的悲惨命运

电影开场就描述了游本盛领着儿子游天鸣去焦三爷家拜师学艺，相比游本盛表现出的胆颤心惊、小心翼翼的苦求姿态，焦三爷却安然地坐在躺椅上享受着别人的讨好与苦求，他用简短且模糊的话语来打发游本盛。而他们在葬礼上所享受的礼遇更加厚重：除了吃喝上的伺候之外，还有正规的“接师礼”、孝子贤孙下跪拜谢等规矩。由此可见，作为唢呐工匠的焦三爷在民俗文化体系中的确拥有着让人羡慕甚至是高人一等的地位和声誉。然而，电影的后半部分却描述了现代化对这一切所带来的冲击，游家班继承了焦家班的衣钵却难以续上曾经的辉煌。声势浩大的西洋铜管乐队、美艳的歌舞彻底冲垮了唢呐的市场和匠人的地位，唢呐匠人迫于生计也纷纷跑到城里去打工，游家班也就在这场变革中走向了衰败。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匠人的手艺已无法保证供养家庭等基本生活需求了。游天鸣的母亲劝他别吹唢呐了，在他母亲看来去城里找个活挣钱娶媳妇最重要，如果指望吹唢呐挣钱娶媳妇那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母亲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唢呐匠人的生活困境，精湛的传统手艺并不能给将近25岁的游天鸣带来生活上的保障，恪守师傅的教诲以及生活上的窘境让他陷入了矛盾之中。二师兄在师傅的打骂、劝留声中还是离开了游家班，病床上的母亲迫使他不得不舍弃曾经引以为傲的手艺去城里打工。当游天鸣去城里请师兄们回来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幅凄惨的景象：一位唢呐师傅在古城墙上吹着唢呐乞讨生活；二师兄在木材厂打工时手指被电锯锯断，再也无法吹唢呐了；三师兄在石棉瓦厂干了半年便咳嗽不止，吹唢呐对于他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了……当传统手艺无法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保障之时便被无情地丢弃了，民俗文化的衰亡也就随之到来。传统匠人的手艺在社会变革中失去了曾经的地位和作用，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更为有效的生存之道。

（二）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

从更为深层面来看，唢呐艺术的衰败源自于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变革中的崩溃。唢呐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乐器，它代表的是乡村社会中的传统伦理，吹唢呐被看作是对死者一生的总体评价，也是孝子贤孙们遵守伦理道德的具体体现。唢呐是传统社会中“礼”的代名词，它象征着不可亵渎、侵犯的礼教传统以及道德规范，匠人也就成为了道德上的裁决者。然而，传统的以“礼”为中心的乡村社会秩序在社会变革中失去了平衡，“经济”取代了“礼”而占据了乡村社会秩序的中心。当游天鸣率领游家班为其同学的婚礼演奏时，传统的“接师礼”被一句笑话取而代之，当游家班虔诚地演奏时却被时不时的打断，传统的礼节现在只是为了走走过场让老人家过过眼瘾。唢呐匠人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沦为了纯粹的打工者，曾经的权威和地位早已消失殆尽。用焦三爷的话说，从前出活的时候，唢呐匠人端坐在太师椅上，底下的孝子贤孙跪倒一大片，在千感万谢中享受着正常的礼制规定，而如今却没人把他们当回事儿，由此感慨道“没规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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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社会中占据统治性地位的传统礼仪和伦理秩序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失去了曾经的规范作用和崇高地位，随着“礼崩”而来的必然是“乐坏”。传统的乡村社会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序打碎了唢呐所赋予唢呐匠人的优越感，他们在失落中寻找着各自的出路。也就是说，当唢呐失去了其所依赖的传统礼制和道德秩序，那么其存在的作用和意义也就会随之消失。这一必然性正是电影所要揭示的，也是其对现代化的批判之所在。

（三）“廉价”的批判

电影《百鸟朝凤》在哀悼民俗文化衰败的同时，还指出并批判了导致这一现状的罪魁祸首即现代化所带来的资本逻辑的统治：在社会现代化的巨大变革中经济价值成为衡量一切东西的根本标准，以“礼”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秩序被彻底摧毁。从表面上来看，电影对现代化的批判可谓层层深入——从唢呐匠人的悲惨命运到唢呐所代表的伦理道德的崩溃再到民俗文化的衰亡。然而，电影的批判性却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即二元对立逻辑之上的，正是这种过于简单的设置导致了其批判的苍白无力以及对现代化的肤浅化理解，“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促进民主制度的出现和稳固”[2]，而电影流露出来的是对这种变化的焦虑情绪。与此同时，这种简单化甚至带有煽动性的批判还掩盖了传统艺人对封建伦理秩序的不自觉地维护这一事实。

电影对民俗文化的哀悼之情以及对现代化的批判之主题都是沿着这一简单的设定即传统与现代、中与西之间的对立，中国的、传统的必然被看作优秀的或值得敬仰的，西方的、现代的则被看作是洪水猛兽或必然与传统相抵牾。电影中随处可见这种肤浅化的理解，比如焦三爷的唢呐技艺被描述的神乎其神，对于最高规格的“百鸟朝凤”曲则是非德艺双馨的接班人不传。然而，这一保守落后的小农思想却被大肆渲染，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佳话与美谈；再比如当焦家班被游天鸣所接管时，游天鸣的父亲则将这一消息到处相告，并称是自家祖坟冒青烟了。而对于现代化的描述则主要聚焦于其所产生的某些厄运或恶果，比如电影通过游天鸣的视角叙述了从游家班出走后去城里打工的几位师兄的情况，当镜头聚焦于二师兄那根被电锯锯掉的断指以及三师兄的咳嗽不止之时，电影似乎是血淋淋地呈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悲剧人生。然而，这其实是电影批判性的败笔之一，这种苦难化的呈现显得既肤浅又做作，或许它能瞬间博取观众的同情之泪，但却无法真正引导观众做出进一步的反思。

总的来说，电影的情节与它的批判性主题显得有些脱节，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批判性而刻意地制造出某种悲剧性的情节。这一有意为之的情节设计源于它对现代与传统、中与西之间的简单化处理以及对立设置，虽然其本意在于两相对比中显示出传统的重要性，由此却导致了一种“廉价”的批判。当批判成为一种标签性的归类或口号式的讨伐时，批判也就失去了它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百鸟朝凤》这部电影在批判上显得苍白无力的主要原因。

三、坚守与“迷恋”：从“物”到“话语权”

电影在批判现代化对传统伦理道德所产生的影响之时，却掩盖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合法性等问题。当焦三爷感慨“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之时，难免不会激起观众对这一“规矩”的思考。当反过来思考众人对唢呐技艺的崇拜或坚守之时，我们便会发现其实在这种“技艺性”的民俗文化背后隐含着利益、威权、身份与地位等诸多因素，正是它们的存在以及彼此之间的平衡决定了民俗文化的走向与发展。

其实，在这种崇拜与坚守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迷恋，这种迷恋性既体现在表面上的“物”、“技艺”的迷恋，也体现在深层上的“身份”、“利益”、“话语权”，对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与迷恋决定了他们对待唢呐的复杂态度。一般来说，更多的人是从实际经济利益出发，将吹唢呐作为谋生、养家糊口的手段。因而，当其不能满足这一基本的需求之时也自然被抛弃了。电影在开头就描述了游本盛带着儿子去拜师学艺，他不停地责打儿子只是为了博取焦三爷的同情以便将其儿子收下。为何游本盛会如此执着于唢呐技艺呢？虽然游天鸣说自己学唢呐是为了圆父亲的 “唢呐梦”，但后来游家班难以为继之时，他的父亲却抱怨道“还留着这些破玩意有啥用”，由此可见游本盛对唢呐的热衷只是为了生计。同他一样，游天鸣的几个师兄都是如此，当游家班没有生意无法赚钱养家之时候，他们纷纷丢下了曾经赖以生存的手艺跑到城里去打工。

然而，焦三爷和游天鸣师徒二人与一般人不同，他们对唢呐怀着较为复杂的感情。经济上的保障固然重要，但他们还有更为隐蔽的需求和情感。游天鸣从心底感激焦三爷的教授和栽培，为了不辜负师傅的信赖、信守其对师傅的承诺，他艰难地维持着游家班，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唢呐技艺。或许游天鸣对唢呐的坚守一部分源自于其对唢呐技艺的热爱，但更多地则是在坚守着“尊师重道”的传统信念以及报答师傅的知遇之恩。同样是在坚守着唢呐技艺，焦三爷却显示出更为复杂的缘由和情感。

焦三爷不停地告诫天鸣“无双镇不能没有唢呐”，这是源于其对师道的尊重和传统。在更深层面上来看，焦三爷迷恋的是唢呐给他带来的尊贵地位和道德评判上的“话语权”。当金庄的査老爷子去世时，他的儿孙们跪请焦三爷为其演奏一曲“百鸟朝凤”，焦三爷断然拒绝了。因为演奏这曲子与钱多少无关，关键在于死者的德性是否够高，焦三爷在此充当着道德评判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不同于一般人的利益追求以及游天鸣的尊师重道，焦三爷在唢呐技艺上的坚守更多地源于他对唢呐技艺给匠人所带来的那种尊贵地位、受敬仰之情以及批判的“话语权”的迷恋。

小 结

电影通过展现唢呐匠人的人生遭际以及唢呐艺术的成败与兴衰，揭示了民俗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势和没落之路。电影较为深刻地描述了民俗文化在市场经济面前的溃败，在对现代化的批判以及对民俗文化的哀悼中突显了现代化过程中所存在的关键问题——民俗文化的保护以及民俗文化的出路。面对外来的西洋乐器，唢呐匠人们最初展现出一种执拗的抵抗，当难以为继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时，回避或逃离成为了最后的反抗，唯有焦三爷和游天鸣师徒二人还在苦苦坚守着唢呐技艺。焦三爷一再强调“无双镇”不能没有唢呐，为了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他把自家的牛卖了让游天鸣去置办一套新家伙并借此来撑起游家班，从而将唢呐艺术延续下去。电影中的这一情节展示出了民俗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境遇：作为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的唢呐现在却被外来的西洋乐器所压制、排挤，为了自身的存在反而需要苟延残喘于西洋乐器的庇护之下。唢呐艺术在陕北小镇上的生存困境揭示出了民俗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处境，当民俗文化沦为被拯救的对象之时它的出路又在哪里呢？透过电影中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民俗文化在未来的境遇和出路：其一是民俗文化走向衰败乃至灭亡，当大多数唢呐匠人选择丢弃这门手艺而另谋出路时就决定了它的衰败之命运；其二则是民俗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焦三爷和游天鸣师徒二人对唢呐技艺的坚守最终还是选择寻求西洋乐器的庇护；其三则是电影末尾所出现的那位县文化局的局长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

总而言之，“电影作者论”的核心要旨就是“使导演成为真正的书写者，使导演的个性特征和个人风格充分体现在电影中”[3]48，而电影《百鸟朝凤》则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它折射出了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怀旧情结和人文情怀，表达了其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

参考文献：

[1]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M].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刘瑜.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4）.

[3]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