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警告处分思想汇报（通用9篇）
篇1：行政警告处分思想汇报
关于给予王磊行政警告处分决定的通报
管理处：
现将《关于给予王磊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予以通报，希望各部门要以这起违纪案件为教材，认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宗旨教育、道德品行教育、岗位廉政和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要加强部门作风纪律整顿，仔细查找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等各个环节上的风险点，坚决杜绝各类问题的发生。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要引以为戒，自觉守住做人、做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守住党和人民交给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人生价值，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中要坚持廉洁奉公，依法办事，严格执行市管理中心各项规章制度，确保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在阳光下运行。
中共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
2月7日
篇2：行政警告处分思想汇报
关于给予XX_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
XXX，女/男，X族，XXX人，19XX年XX月出生，XXXX年XX月参加工作，现任职单位新城区社会事务局。20XX年XX月XX日上午XX点XX分，纪委在我单位进行作风督查时，发现XX_看电视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六款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罚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经XXXXXXX领导班子会研究决定，给予XXX同_警告处分，并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如不服本处分决定，可在接到本处分决定后30日内向本机关提起复核。
二〇XX年XX月XX日
篇3：“停职”是“非法”行政处分
“停职不停工”, 张副主任如此大言不惭, 促使笔者去查相关法律法规, 看看是不是有此一条。可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让笔者有些纳闷的是, “停职”在生活中太常见了, 我们不时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政府人员因为种种原因被“停职”的消息。可我寻遍《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以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愣是没找到“停职”的字眼。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六条白纸黑字说得很清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既然行政处分种类中并没有“停职”这项条款, 那么, 它到底算是哪门子处分?
在一种习惯性的认识中, 我们都把“停职”当做一种处分。可从严肃的法律出发, 它又实在称不上一种处分。更令人摸不着头脑并开始丧失法律自信的事实是, 有太多太多的“停职”处分浮现于我们的视野之中。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抑或另有其他法律法规对此作出过规定?
的。分”形同一把保护伞, 施惠于他们中的很多人。
篇4：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
关键词：行政违法事实公布；公共警告；法律控制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2）02-0063-06
一、行政违法事实公布频繁使用引发讨论契机
行政违法事实公布俗称“曝光”，意指行政机关将其掌握的相对方违法信息主动向社会公开，使违法事实曝于公众视野之下，利用公众的否定评价和自觉抵制来实现对违法者的惩戒。在我国当下的行政执法活动中，公布行政违法事实业已获得广泛的运用，如下典型事件的发生即可佐证。
事件一：“农夫山泉砒霜门”——公共警告。2009年11月底，海口市工商局发布警示：农夫山泉广东万绿湖有限公司的30%混合果蔬饮料与水溶C100西柚汁饮料、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蜜桃多汁等3种饮料总砷含量超标。但数日后，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检的抽检产品全部合格，海口市工商局承认之前因程序不当致使检验结果有误。这一事件给商家带来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和品牌形象损失，也使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事件二：“南京曝光醉酒驾车”——处罚结果公开。2009年11月，南京交管部门正式通过媒体曝光醉酒驾车者，首批公布的名单上共有106人，都已被拘留过。交管部门称曝光还将不定期发布。对这种做法肯定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受处罚者包括很多社会公众认为交管部门的这一行为是对违法者的“二次处罚”，而交管部门则坚持认为这是对处罚结果公开原则的落实和延伸。
事件三：“郑州公布卖淫女裸照”——声誉罚。2009年10月28日，郑州警方展开扫黄打非行动，随后在报道扫黄战绩的视频中“公布小姐裸照”，引来公众对卖淫女的同情和对警方高调扫黄做法的诘责，后警方对舆情的回应中把责任推向媒体对视频的“擅自发布”。这一事件引发人们对这种曝光手段合法性的怀疑，相当一部分公众认为这是对卖淫女隐私权、肖像权等诸项权利的严重侵害。
事件四：“全国网上封堵‘老赖’”——强制执行手段。在重庆、广东、湖南等地，都有公布“老赖”（指不履行法律赋予的义务或逃避责任的个人、组织）名单的做法。行政机关或法院将“老赖”的信息发布出去，呼吁市民在发现被曝光老赖的行踪、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可及时打电话举报，通过发动群众来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以上四起典型事件充分表明违法事实公布手段已经广泛运用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鉴于这一手段呈现运用灵活、功能各异的特点，因而应当从行政法学理层面对其展开类型化研究。本文将就其中一类作为公共警告的违法事实公布加以论述，希冀借此进一步推动我国行政行为法的研究。
二、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
公共警告一词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国。目前，学理上的称谓尚未统一，有的称为公共警告，有的称为行政警示，还有的称为行政公告。按照德国学者毛雷尔的定义，“公共警告是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政府机构对居民公开发布的声明，提示居民注意特定的工商业或者农业产品，或者其他现象”。这一定义是描述性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笔者认为，公共警告是行政主体在权限范围内，将其所获得的相对方危险信息向公众公开，提醒公众注意的一种预防性信息公开行为。就本文所研究的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而言，是指行政主体在其权限范围内将所获得的相对方行政违法信息向公众公开，提醒公众注意的一种预防性信息公开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公共警告的公布违法事实，所警告的内容是相对方的违法行为。虽然违法行为和危险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但绝大多数情形下，风险的产生正是源于行为本身的违法性。
当今社会风险无处不在。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食品、产品安全事件，使得人们对于各类风险信息极为渴求。然而，公众凭借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往往很难获取这类信息。一方面，在获取信息上行政主体和相对方之间存在不对称性，行政主体具有垄断性地位；另一方面，公众受制于自身的认识，对很多信息的含義难以辨别，如三鹿奶粉事件中三聚氰胺的危害性公众就难以认知。基于上述原因，政府以公共警告等形式公开所获取的风险信息既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公民基本生存权的捍卫。由此可见，公共警告对风险社会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意义非凡。
现代行政法学体系建立的核心是行政行为形式论。形式论以类型化为取向，将行政实践中各种行政活动加以抽象归纳，以形成整体性的系统，将确定的体系定位和相应的法律效果赋予概念化、抽象化后的行政行为。形式论的优势在于对相同类别的行政行为进行属性判断之后就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其应该遵循的程序、形式要求、法律效果、行政诉讼类型等问题的答案，实现对这类行为的法律控制。但是，这种“瞬间掠影”式的研究进路却人为地将丰富的行政活动过程裁剪为单一的片段，不仅忽视了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多样性，而且没有完整地再现行政活动的实施过程。为此，就必须直面行政活动的过程，考察一项行政任务的完成究竟需要调动哪些手段，这些手段的选择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更为合适的手段。通过对行政活动内容的整体检视，不仅能够维系行为结果的合法性，而且能够充分关照行为过程的正当性。
公共警告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产生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手段。公共警告产生的理论基础不再是传统的行政行为形式论，而是新近的规制工具理论。规制工具理论的精髓在于规制工具的选择要匹配于所要实现的规制目标，这就要求在行政目标的指导下找寻最适合的社会治理手段。以公共警告为例，它的作出可能存在于一个完整过程的事前、事中或事后。公共警告作出之后可能伴随着处罚、强制执行等其他行为。同样的一种警告，因其扮演的角色不同，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和法律属性也迥然不同。因此，对于公共警告的制度定位就不应醉心于简单的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界分，而应将研究的目光投向行政过程，立足功能主义的角度审视其可能的归宿。
三、行政违法事实公布在若干监管领域中的运用
当下中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裂变、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累积，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建筑安全等重大事故频频发生。为了严厉打击各类社会影响恶劣的行政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年来，一些行政机关大量采用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手段，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下文所描述的场域中，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既得到了广泛运用，同时也滋生出相应的问题，值得认真反思。
（一）食品安全监管——“三鹿毒奶粉事件”及“豫花毒面粉事件”
2008年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源于三鹿奶粉中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致使上万名婴幼儿受毒害，并出现死亡病例，引发奶制品行业的“大地震”。这一事件后，有关监管部门相继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卫生部等五部门公布了乳及乳制品当中三聚氰胺临时限量标准；二是国家质检总局撤销蒙牛等企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并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三是国务院公布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四是直接催生《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卫生部门的公共警告和新闻媒体的曝光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使得三鹿毒奶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进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不过，公共警告的作用并不总是如此，有时也会伤及无辜。除了前文提及的“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外，2004年发生在湖北黄石市的“豫花面粉有毒事件”也属这类情形。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抽检样品后，既未与当事人核对，也未向法定权威部门汇报，就擅自发布豫花面粉中增白剂超标，而媒体报道又将检测标准弄错，把超标0.4倍说成14倍，从而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由此可见，缺少正当程序制约的公共警告也可能成为恶的源泉。
（二）产品质量监督——“家乐福售假事件”
家乐福作为国际零售巨头，却频频爆出违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包括假“鳄鱼”皮包、假茅台、假LV提包等。打开各大搜索引擎，输入“家乐福、假冒伪劣”关键词，国内家乐福各种见诸媒体的质量丑闻跃然“屏”上，《中国质量报》、《法制周报》等报都对家乐福售假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国家质检总局定期公布的国家监督检查结果也印证其违法事实的存在。高密度的“曝光”率使这家世界500强的商业巨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遭遇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其直接结果就是家乐福在中国的整体业绩下滑，部分地区的零售店被迫关闭，甚至出现退出中国市场的危机。产品质量领域的曝光，使得企业违法的成本提高，违法率相应减少。目前，我国在产品质量监督领域的曝光手段十分有力，如中央电视台创办于2003年的《每周质量报告》，就让许多违法商家无处遁形。
（三）环境保护——“康菲漏油事件”
水污染是最重要的环境污染之一。水污染防治领域中的公共警告可谓是生死关头的救命稻草。但在一些重要关头，政府却收起这把利器，袖手旁观。近期发生的康菲渤海漏油事件即反映出政府在危机关头不能及时运用警告手段，导致危害急速扩大。2011年6月4日，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渤海湾蓬莱19-3号油田发生漏油。该漏油事故最早出现在6月21日，该公司内部人员曾在微博中呼吁相关部门注意控制避免污染发生。直到7月1日，康菲公司才首次回应，并谎称漏油已经得到控制。后在污染扩大到难以控制之时，国家海洋局才于9月2日下达警告，责令蓬莱19-3号油田全面停产。有专家指出，虽然按照《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规定，启动应急预案应由石油公司向国家海洋局申请，但在康菲中国瞒报溢油情况和处理进度等情况下，国家海洋局应该主动启动应急预案，而不是静待康菲公司来申请，这也是一种“不作为”。公共警告手段本身的优势就在于灵活性、及时性，如果缺少了时效性，那么它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四）药品安全监管——“曲美下架事件”
2010年10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专家对西布曲明（曲美減肥产品的成分）在我国使用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并借鉴国外有关研究数据和采取的措施，认为使用西布曲明可能增加严重心血管风险，减肥治疗的风险大于效益。因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停止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已上市销售的药品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销毁。10月30日，国家药监局正式叫停减肥药曲美。令人遗憾的是，西布曲明2000年被批准在我国上市，太极集团同年推出减肥产品“曲美”，并发展成为我国市场上的明星产品。十余年间，药监部门面对这种充斥在药品市场的减肥药，竟从未进行过安全警示。究其根源，是因为2001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71条虽然规定了国家实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对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停止生产、销售、使用的紧急控制措施，但对于是否需要进行公共警告法律规定不明，这也给行政机关怠于执法留下了空隙。2010年12月，卫生部通过了《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该办法中明确规定了通报全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情况，这也许能够改变公共警告在药品监督领域萎靡的现状。
以上四个领域的监管实践表明，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虽然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但由于法律规定的不足，致使这一手段的运用也面临诸多潜在的风险，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法律规范不足，裁量的随意性增大。在公共警告的谱系中，除食品安全警示和不合格产品质量公告等少数警告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外，大多由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设立，而且普遍存在行为定性不明、发布条件不合理、程序缺失、缺乏救济等一系列问题。公共警告作为一种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行为，其主要依据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对政府公开义务的规定。但这只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操作程序、发生危机时的处理机制以及相关责任机制都存在缺失，使得公共警告既可能变成“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中的“乱警告”，也有可能变成“康菲漏油事件”中的“哑警告”。其次，媒体过度介入，可能导致权力被操纵。在上述事件中，人们都能看到媒体的身影，从公共警告事件的公开、发展直至结束，媒体的力量总是如影随形。媒体的参与本无可非议，甚至应该受到鼓励，因为公共警告这一手段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他们。一个完整的公共警告的作用链条是：专业部门发布警示信息——各种媒体传递信息——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社会公众形成反映——“曝光”企业遭受损失。可以说，一次警告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参与程度。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媒体对于所获得的信息往往会进行再加工甚至夸张扭曲，如果不能有效规制媒体的传播，公共警告可能会经常伤及无辜。最后，国家政策导向，可能引发运动式执法。运动式执法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对某一特定领域所进行的集中整治。“三鹿奶粉事件”给食品安全行业敲响警钟，中央明确表示要彻查食品安全问题，让老百姓吃上放心的食品。从这一角度来看，“三鹿奶粉事件”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然而，“三鹿奶粉事件”也带来了一场食品行业的瘟疫。“曝光”不安全食品的活动一夜之间爆发，随处可见有关食品安全的“公共警告”，可谓是“警钟长鸣”。公共警告本不只限于食品安全领域，但由于政策导向的需要，使它成了“重灾区”。这样的运动式执法带来的后果就是某一领域因遭受过度打击而使发展被抑制，其他领域则由于放纵违法而使社会秩序遭受破坏。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式执法是不应大量存在的。
四、对行政违法事实公布的法律控制
在社会管理创新之风盛行的当下，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频繁使用值得警惕。为此，应当及时将行政违法事实公布纳入行政法的调控范围，防止其游离于法律之外而成为新的侵害手段。笔者认为，根据一般的行政法学原理，对行政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法律控制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适用条件
公共警告在我国目前的立法状态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共警告制度，只有少数法律如《食品安全法》中规定了食品安全公共警示制度。在此前提下，对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行为的规范首先就应当解决其适用条件问题。总体来说，公共警告的适用条件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主体要件。公共警告的发生总伴随着监督检查权的行使，规定公共警告的行使主体应限制在具有监督检查权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明确这一要件意义非凡，它有助于厘清行政机关和新闻媒体在发布公共警告中的地位问题。在前述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达到警告效果和造成损害扩大往往都在于新闻媒体的监督报道，有些报道甚至还早于行政机关正式发布的警告。一般来说，媒体报道的准确性难以保证，发生损害后又难以追究媒体报道的责任。因此，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具有监督检查权的行政机关或授权组织发布信息，其他任何组织不得在行政机关确定消息前擅自发布警告，明确公共警告行使的主体要件，可以有效解决公共警告中行政主体和媒体的本末倒置问题。
2.客体要件。客体要件是指公共警告可以适用的领域和情形，即为公共警告行为划定行使的界限。我国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将环境保护、公共卫生、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列为应当重点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共警告作为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资讯行为也集中运用于上述四个领域。结合法律规定和实践运作可知，公共警告所适用的领域应当是与公众密切相关的生存、生活、生产领域，其所适用的情形是在这些领域中对不特定多数人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重大威胁的危险因素。
3.对象要件。主体要件解决谁发布，客体要件解决发布何事，而对象要件则要解决“向谁发布”的问题。公共警告的运作目的是提醒社会树立预防意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而这一目的的实现依靠着社会对这一信息所做出的集体反应。可见，公共警告所面向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即社会大众，而向特定的少数人所发出的信息公告则不属于公共警告。对象要件反映出公共警告的外部性特点，这是其不同于行政系统内部信息通报的本质区别。
（二）程序设置
作为一种公共警告手段，行政违法事实公布的运用在事实上将会直接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名誉、隐私、商誉乃至财产。因此，为了防止这一手段的滥用、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还必须通过正当法律程序的设置加以约束。笔者认为，如下三项程序制度的设置尤为必要。
1.听证程序。在行政机关发布公共警告的过程中，被警告的相对方通常处在被处置的弱势地位，而且警告可能会给其带来致命打击。因此，公共警告这一规制手段甚至被视为具有核武器般的“毁灭性权力”。这时，保障相对方享有获得告知、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对于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作出公正的裁决意义都十分重大。为此，应当在公共警告的实施中引入听证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当警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公共警告所警告事项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的广泛性，这里的听证应当是行政机关依职权主动作出的。
2.时限制度。时限制度是指经过某段时间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制度。这里的时限分为两种：一种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充分考量的延迟时间限制，另一种是防止行政机关拖延行使产生不作为之虞的催促时间限制。第一种情形是指在公共警告中，法律应当规定行政机关从收到危险信息情况开始，至少经历一段必要的复核时间才可以作出公布决定，这中间就可能包含听证所需的时间。这段时间可以根据不同领域事件的轻重缓急而作出灵活规定。第二种情形是指在最长的期限限制内，对于需要发布公共警告的事件，行政机关必须及时发布警告，防止危险的发生和损害结果的扩大，否则就要对损害结果发生和扩大承担责任。这一规定可以解决类似康菲漏油事件中国家海洋局怠于发出公共警告致使损害扩大却难以落实责任的问题。
3.分级制度。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层层上报、统一发布的安全警示制度。然而，实践中发生的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种长链条式的上报形式由于环节的繁多可能使其在较低层级就发生信息的泄露，反而不利于其作用的发挥。因此，笔者建议，在信息的检测环节确立信息的分级制度，根据警示信息的严重程度划分不同的等级（类似于天气预报中不同等级的预警），并且将这种分级的信息运用到公共警告的发布程序当中。不同层级的公布机关对应不同等级信息公布的权限，即低层级的机关只公布低等级的警示信息，高等级的信息则需要上报至上级机关公布。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减轻了上级机关的任务，也控制了下级机关的肆意公布。
（三）法律救济
正当程序的设置虽然能够降低公共警告误用的概率，但并不能完全杜绝公共警告的滥用和出错。因此，必须通过多元化法律救济机制的设立，构建严密的权利司法保护之网。从行政法学一般原理出发，除了提起针对警告发布机关的行政赔偿诉讼之外，如下两项法律救济机制同样不可缺乏。
1.预防性行政诉讼。预防性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未来即将受到一定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的预期侵害情形下，可以依据法律预防性提起行政诉讼，阻止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做出以保护其特殊权益的诉讼形态。预防性诉讼给我们提供的是有关权利保护的一条崭新思路。在公共警告中，损害结果通常数额巨大，并伴随着更具价值的企业商誉的受损，传统的赔偿诉讼很难奏效。在这样的情形下，思考法律控制途径时我们就应逆流而上，在源头处找寻控制的手段，在事前将损害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预防性行政诉讼在我国还未建立。不过，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法院不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会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赋予利害关系人在起诉前有权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诉前财产保全制度，这正是反映了预防性诉讼建立的立法精神。针对公共警告所提起的预防性诉讼需要符合以下几个基本要件：一是损害的重大性。这种重大性是指损害一旦发生难以用金钱予以弥补，如在“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中企业受损的商誉往往难以估价。二是原告的适格。预防性诉讼旨在阻止行政机关的警告行为，因此只有被警告的相对方才是提起预防性诉讼的适格原告，其他任何可能受到事实上影响的组织或个人都不具有原告的资格。三是警告发生的紧迫性。正如诉前财产保全所规定的前提是紧急情况下，针对公共警告的预防性诉讼也应如此。如果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如听证程序等阻止行政机关发布警告，相对方就无权提起预防性诉讼。这里警告发生的紧迫性是指穷尽其他手段也不能阻止行政机关发布公共警告，就认为满足了紧迫性的要求。
2.侵权赔偿诉讼。在实践中，对于很多错误的公共警告和损害事实的扩大，媒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行政赔偿诉讼途径还很艰难的情况下，追究媒体虚假报道的侵权责任是我们可以探寻的另一条救济途径。笔者认为，考虑到媒体在维护公益方面的显著作用，因此，追究媒体所承担的责任时不宜太过严苛。对媒体承担责任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新闻媒体故意夸大或扭曲行政部门发布的公共警告，而此公共警告本身是正确的；二是造成的损害结果巨大，可以一定的金额为标准；三是该报道内容属原创报道，不是转载、转引的报道。符合上述条件的受损害企业，可向发布公共警告的媒体提出侵权损害赔偿诉讼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一种有节制的公共警告
篇5：关于给予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
关于给予 ###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
###，男，汉族，合肥人，1973年12月出生，1993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 街道办事处计生办主任。
2014年5月20日下午，###同志在办公室完成工作后，用办公室电脑玩网络游戏，后被市纪委督察组督查发现。
###身为街道计生办主任，不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在上班期间玩电脑游戏，其行为已构成违纪，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六章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经2014年5月30日党工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同志行政警告处分。
本处分决定自2014年5月30日起生效，如不服本处分决定，可在接到本处分决定后30日内向本机关提起复议。
中共南行街道工作委员会
2013年6月30日
抄送：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
篇6：小学校长解除行政警告处分申请书
申请书是个人或集体向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表述愿望、提出请求时使用的一种文书。申请书的使用范围广泛，申请书也是一种专用书信，它同一般书信一样，也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以下是由
xx县监察局：
我是xx镇xx完小校长xx。2013年XX月XX日经县监察局调查核实，之前，担任校长期间存在违规收费行为。2013年XX月XX日县监察局对我进行了见面谈话，之后，将所收费认真地作出了清退处理。2013年XX月XX日县监察局对我作出了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就此，我对其处分无异议，没有提起申诉，原意接受处分。
在处分期间，我对自己的违纪行为作了深刻的反省，深刻认识到涉农问题是高压线不可触摸，我也常教育我的老师不要触犯这根高压线，在收费问题上一律紧跟政策不走样。因此，一年来我校及全体教师无一违规乱收费行为，已还学校于清水衙门，回归xx完小教育收费之净土，确保了我校清廉、清政办学。
由此，请求xx县监察局解除对我的行政警告处分决定。解除处分后，我会带领我的全体教师坚守着这片收费净土，不违规，不违纪。也愿意随时接受上级领导及社会的监督。
申请人：
篇7：行政警告处分思想汇报
XXXX年X月，我局XXX同志受行政警告处分，处分期起始日期为XXXX年X月XX日，期限半年，现已到期，根据该同志现实表现情况，经XX局会议同意，现向上申请解除对XXX同志行政警告处分。
一、基本情况
XXX同志，男，XXXX年X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XXXX年X月参加工作，XXXX年X月至今任XX县XXXXX主任，XXX副科级，XXX编制。该同志在实施XXXXXXXX项目中，因挪用项目资金XXXX元，作为XXXX的XXX费。因该同志违规改变专项资金用途，违反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构成违反工作纪律行为，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经中共XX县纪委、监察局于XXXX年X月XX日第XX次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其本人行政警告处分，影响期限6个月。
二、行政警告处分期间现实表现
在受行政警告处分期间，XXX同志能够积极正确对待问题，提高思想认识，不回避矛盾，正视问题，充分认识错误的严重性，认真自我剖析和反思问题，在思想上对问题和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在现实工作中，该同志能积极放下思想包袱，强化宗旨观念，积极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全面改正，认真学习和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及资金使用规定，进一步规范项目和专项资金使用，做到了严格按规定操作。该同志能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等规矩制度，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廉政、勤政，积极工作，坚持“五加
二、白加黑”的工作常态，工作成效突出。在受行政警告处分期间，现实表现突出。
根据该同志现实表现，经XX局会议决定，一致同意向上申请解除对XXX同志行政警告处分。
特此请示。
XX县XX局
篇8：清代文官行政处分法律制度浅析
一、清代文官行政处分法律制度以其相对完善的程序设计, 开创了我国行政程序法的雏形
观察《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可以看出, 清代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行政程序, 将各层级行政机构和人员均纳入监督范围, 再借助相对完善的法律规制内容, 从而基本构建出了清代行政处分法律制度的总体框架。
在行政处分程序的提起方面,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设置了特旨、参奏、陈请、检举等形式, 提起主体涵盖了各个层次和方面, 其中特旨居第一序列, 由君主下发谕旨, 展现出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威, 并且这种权威贯穿于整个行政处分程序的全过程。参奏则是属于政府行政监察部门的职责所在, 清代设置了自上而下的各层级监察机构, 上至中央各部院主官, 下至地方督抚, 包括君主派出的巡按、钦差等, 都可以题参或密奏。陈请和检举是行政处分程序的重要补充, 陈请有自陈和他陈之分, 而清代的检举通常指的是自行检举, 即官吏针对自己的过失, 在及时更正后主动申请处分。一般来说, 自陈和自行检举通常会得到君主的宽宥。这四种行政处分的主要提起方式, 共同构成了清代较为系统、完备的行政处分前奏。
在行政处分的议处程序上, 清代行政处分的主管机构归属吏部, 而对吏部官员的行政处分则由都察院行使。一般来说, 在查明事实后, 首先要区分公罪与私罪、情有可原与咎无可逭, 然后按照《钦定六部处分则例》规定的事由和罚则进行处分, “例无正条”时要参照《大清律例》, “法无明文”时则要通过比议和酌议, 由君主“特旨定拟”。其中对于君主“特旨定拟”的案件, 事后一般要根据君主的旨意对《钦定六部处分则例》进行及时修订, 以便对今后类似案例有所规制。
在行政处分的罚则方面,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主要规定了罚俸七等、降级八等、革职两等, 但在具体司法运作中, 还包括有住俸、降俸、降级留任、降级调用等形式。同时需要说明的是, 清代还设计了“以功抵过”的行政处分罚则, 即允许官员用原来获得的纪录或加级, 对所犯刑罚进行抵销。笔者认为, 这尽管有利于官员建功赎罪, 但会对社会底层民众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 因此在现代行政法律制度中很少应用。
当然,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对行政官员的抗辩权利也进行了一定的保障。若官员对行政处分不服的, 可以通过到吏部呈辩, 或者到通政司“叩阍” (击打宫门, 申冤的一种形式) , 然后由吏部查核。由此可以看出, 行政处分的决定机关和查核机关均为吏部, 这对于错案、冤案的纠正不利。为此, 乾隆四年增设了都察院呈控环节, 即官员若对吏部查核仍不服的, 可以到都察院申诉。
在行政处分结束后, 对于这些被处分官员的安置问题, 清政府设立了开复制度, 即经过一定的考验期, 对于降级、革职留任的官员复以原职, 这样既有利于处分官员自新, 也彰显了统治者的恩泽。
由此可见, 清代文官行政处分的法律制度, 虽然还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分权活动, 但是从程序设计上来看还是比较完善的, 基本涵盖了行政处分的各个主要环节, 规制得也较为具体, 因此被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开创了我国行政程序法的雏形”[1]423。
二、清代文官行政处分法律制度带有较为强烈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阶级统治色彩
所谓君主专制, 实际上就是将国家所有的权力集于君主一人身上, 任由君主的意志行事, 至于国家的根本大法, 也必须受到君主左右或控制。而与君主专治相伴随的中央集权, 同样是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制, 将监督的权力向中央部门集中, 以强化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观察清代文官行政处分法律制度, 在一些重要节点上, 无不体现出君主的意志或中央的权威。
在行政处分的立法权上, 一般由君主牢牢掌握。清代立法包括诸多环节, 其中最核心程序是, 部院、律例馆包括臣僚形成题奏, 最后报经君主批准。若君主准奏, 那么就以君主个人名义颁布实施, 形成全国性的法律规制, 如果君主没有批准, 即使题奏再完美或重要, 均不具法律效力。在清代行政处分法律拟制方面, 同样如此。常言道, “法为万姓立则公, 法为一家立则私”。清代将行政立法权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 尽管君主与普通个体可能有一些不同, 即其可能会听取中央大臣的意见或建议, 也可能会为百姓和整个国家利益有所考虑, 但将如此大权独揽于中央层面及个人专制上, 实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核心利益的需要。
此外, 在行政处分提出后,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将启动程序的权力也交由了君主, 即经过特旨、参奏、陈请、检举后, 能否启动正式的行政处分程序, 必须经过君主的朱批。君主若没有在相关题本或奏折上朱批, 或者签署“免议”, 那么就不能进入行政处分程序。如果君主朱批“交部议处”, 这就即刻启动行政处分程序。当然, 如果君主朱批得更为详尽, 如“其倡议之人, 交部严加议处。附和之人, 交部议处”, 这就相当给行政处分程序定了基调, 属下必须照旨行事。由此可见, 在行政处分的“入口”上, 完全是由君主一人把控。
在行政处分的“出口”, 即最终裁决权以及行政处分的解除权方面, 也同样是君主独断。前文述及, 虽然《钦定六部处分则例》有明文规制, 但君主除了拥有重要决断权外, 同时也可通过特旨, 对具体案件进行直接规制, 然后, 这些特旨就可以作为相关法律进一步修订、完善的重要依据[2]79。
基于此, 笔者考察了明清两代行政组织的发展演变, 权力集中化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 即将行政权力, 包括本文所探讨的行政处分权力, 均向中央集中, 向君主集权。如《钦定六部处分则例》, 就是以君主为代表的中央政府, 通过行政处分来掌控官吏, 以其政治技巧游刃于法律之中, 进而实现对社会全局的控制和管理, 而这也正是统治者的终极目标。
三、清代文官行政处分法律制度创新并发展了细分行政责任和保障行政效率制度
不容置疑, 以《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为主要内容的清代文官行政处分法律制度, 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 也发挥出了积极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 这种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细分行政责任和保障行政效率等方面。
在细分法律责任方面,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确立了严明法纪、宽严相济的基本法律制度, 其中重点是将官员利用职务犯罪, 包括官员亲属、书役 (指管办文书的属吏) 等利用官员职务进行犯罪, 都纳入了私罪范畴, 制定了较为严厉的处分罚则, 并且还实行了连带责任。这些法律规制主要见于《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五《营私·在籍官员犯法》、卷十五《营私·家人长随犯法》、卷十六《书役·内外衙门书役犯赃》中, 非常详尽, 如“官员失察家人倚势逞凶者降一级调用;因逞凶而致酿人命者降二级调用;若势起仓猝, 斗殴毙命者罚俸一年”。同时需要说明的是, 除了官员失察外, 对于官员不知情的亲属、书役犯法, 只要是其利用了官员的职务之便, 官员同样要受到严厉的行政处分, 由此可以看出清代行政处分的范围之广和力度之大。后来, 由于这种连带责任对官员处分实在过于沉重,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修订为:官员因公事离开了所任地方, 其亲属、书役在其原任所内犯罪, “免议”。笔者认为, 这应该算作是清代官员行政处分法律程序的一大创新, 带有一些人性化的色彩。
在保障行政效率方面,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明确提出了“限期”概念和制度, 如卷七《赴任》中, 对“京官到任违限”、“外官赴任违限”、“给凭限期”等情形, 均给予了明确限定。在此基础上,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开辟专卷《限期》 (卷十一) , 对“在京衙门承办限期”、“题销钱粮迟延”、“官民呈请事件迟延”等事项, 规定了明确的工作限期, 以及未达到时限的相应罚则。如在官民呈请事件期限方面规定:“凡官民呈请上行事件, 俱以呈报之日为始, 限三个月详咨完结, 并将具呈月、日声明, 以凭查核。如有逾限, 不及一月者罚体三个月, 一月以上者罚棒一年……”[3]5由此可见,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对违反限期方面的行政处分非常明确, 实际操作性和对官员、民众的指引性都非常强, 展现出了清代行政处分立法技术的完善之处, 对当时行政管理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四、清代文官行政处分法律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执行上的不尽完善之处
观察清代文官行政处分法律制度的立法和司法执行情况, 也有一些不公现象, 主要体现在:一是清代继承了唐代“八议”制度, 建立了专为“议处”王公贵族的宗人府, 从而将王公贵族与一般官吏的行政处分给予了区别对待, 特别是当王公贵族作为同案犯时, 即使案由相同, 但处分结果却因宗人府的参与而会有所不同。二是在量刑方面, 也会因官吏的级别、地位而差异很大。笔者经归集发现, 对京官和外官方面,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明显注重惩处外官, 如报送文册方面, 如有迟误, 对京官罚俸一月, 而对外官则罚俸一年, 两者相差十倍之多, 令人深思[4]268。
法律制定出来后, 本应“官司所守, 朝野共遵”, 但清政府却通过诸多法律之外的因素, 将其渗透到具体的行政处分法律活动中, 从而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笔者认为, 这既是封建社会历史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也显现出了古代立法固有的历史局限, 而其根源在于阶级统治和君主专制下的各阶层民众地位的不平等。
清代文官行政处分法律制度, 既是我国行政处分程序法的开创者, 也集我国古代行政处分法律体系之大成, 其以相对完善的行政处分程序设计, 给我们还原了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下行政权力运行和监督的总体框架。尽管其中由于历史局限性, 也还有一些不足, 但以《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为主要载体的清代文官行政处分法律制度, 以其创新、发展的理念, 通过细分行政责任和保障行政效率等手段, 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和风采, 促进了清代社会发展和进步, 并对现代行政监督程序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织田万.清国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2]魏丕信著, 徐建青译.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3]孟殊芳.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9.
篇9：行政处分迈向法治化
4月29日，中纪委、监察部、人事部和国务院法制办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已经在4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在温家宝总理签署第495号国务院令之后，该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开始施行。
去年1月1日，《公务员法》开始施行，其中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内容分别为奖励与惩戒。作为配套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奖励条例》尚在人事部课题组研究之中，而处分条例历经一年零8个月的工作业已出台，“显示出在当前形势下，惩戒的重要性大于奖励”。中央党校专司反腐研究的学者林吉吉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处分条例共七章55条，较之当前施行的、将在6月1日废止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而言，条例增加了29条内容。相关领导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处分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行政惩戒工作的专门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的原则、种类、适用、权限、程序和申诉等作了明确规定。”
道德行为受到约束
媒体注意到，在处分条例中，官员的道德行为受到了很大约束。近年来民众意见较大的一些发生在公务员身上的违法违纪行为，都在其涵盖范围内。
例如，条例第29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一)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包养情人的；(四)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上述规定中，第三款的处罚最为严厉。在该条的最后这样规定：有第(三)项行为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与《公务员法》一样，条例总计设置了6种处罚办法：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将最重的两种处罚办法给予了包养情人的公务员，显然有极强的针对性——无论是近期落马的陈良宇、邱晓华、胡星，还是之前的成克杰等，都存在包养情人的问题。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主任任建明的统计，落马官员中，涉及包养情人的占到九成以上。
条例当中所提到的这些道德层面的问题，在今年年初的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都曾提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那次全会上还特地告诫各级官员：少和大款拉拉扯扯。那次全会结束之后，包括林哲、任建明在内的多名学者对本刊表示，中纪委全会将“官员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的决策尚须具体落实，3个月后，《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迈出了落实步伐中最为有力的一步。“相对于教育和监督，制度仍然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林哲说，“惩处也需制度化。”
条例除了具备“道德细则”的功能，还对当前一些关系到中央政令受阻的问题划定了“是非”界限。条例第19条规定：负有领导责任的公务员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或者改变集体作出的重大决定的；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命令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这条规定当中的内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非常普遍，情况也很严重。”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对本刊说。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屡次置中央土地调控、房地产调控的政令于不顾，致使民众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导致民怨上升；更有一些落马高官，对中央决定拒绝执行，导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条例出台之后，将对这些违规行为予以严惩，并且，“由于该条规定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中央政令畅通起到了很好的保驾护航作用”，汪玉凯说，“今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中央进行惩处就有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
同时，条例还具有警示的作用。“新出台的处分条例，向公务员队伍放出了强烈的信号，中央将要严厉整治这支700万人的庞大队伍，并将害群之马清除出去。”汪玉凯说。
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学者说，中央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出台这一条例，可以说很好地把握住了出台的时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宽严相济
前年夏天中央启动处分条例起草工作之初，在内部讨论中，就有人提出质疑：处分条例为何只是限定在行政机关这一范围？已经出台的《公务员法》(2005年春天通过)中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按照这一规定，检察院、法院、工会、妇联、民主党派工作人员亦是公务员，但这些机构却不是行政机关。
还有人搬出西方法律条文予以引用，比如法国《公务员总法》中规定，公务员分为三种，中央类、地方类、卫生类(包含教育类)。在该国，其处分条例适用于所有公务员。
“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公务员法》并不具备‘总法’的地位，其法律地位与《检察官法》《法官法》相同，均为一般法”，人事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公务员制度研究室主任华晓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检察系统业已在2004年8月颁布了《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针对法官的违纪行为，《人民法院纪律处分条例》已形成送审稿，《法官违纪惩戒程序规则》也正在征求意见中；工会、妇联、民主党派亦各有其处分规定。“剩下需要补缺的，就只剩下行政机关公务员了。”华晓晨说。
讨论过程中另外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是处分的最长期限。讨论之中，曾经有两年还是三年的争论，而条例最终选择了前者，条例第7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6个月；记过，12个月；记大过，18个月；降级、撤职，24个月。
条例选择较短的处分期限，考虑到了时代变迁的背景。和建国之初相比，正部级以下的公务员退休年龄仍为60岁，但在工作之前的受教育时间却有所延长，以往动辄“为革命工作40年”的情况已不多见。“在普遍工作期限为30余年的情况下，处分期限不宜过长。”华晓晨说。
条例出台之后，关于处分期限仍有争议。有人评论说，条例明严实宽，因为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法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后，应当解除处分。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评论认为，处分过轻，为犯错者留下了余地。
而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规定。课题研究之时，课题组也曾参阅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公务员惩戒办法，例如德国公务员惩戒办法即规定：两年之内不重犯，即撤销处分。撤销处分后，不影响晋升。
“时代在进步，应该给犯错误的、尚未开除的公务员以机会，一棍子打死可是‘文革’作风”，华晓晨说，“ 至于犯下非常严重错误的公务员，除了开除，还有法律的制裁。法规总要宽严相济。”
单行法的救火队角色
但正如即将废止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颁
布的《行政诉讼法》一样，多部行政单行法的出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规范问题。
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法中最核心的法律《行政程序法》与一部特别法《反腐败法》均未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