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扫黑除恶党课讲稿

2024-04-16

学习扫黑除恶党课讲稿（共4篇）

篇1：学习扫黑除恶党课讲稿

扫黑除恶专题党课讲稿

同志们：

今天，县委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地相关会议精神，结合省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五督导组、地委督导组督导反馈意见建议，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县扫黑除恶重点工作，动员全县上下鼓足干劲，强化措施，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繁荣富庶、文明和谐、幸福美丽新呼玛”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刚才，吴军同志传达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武汉推进会议精神和省地贯彻武汉会议精神再动员再部署的具体要求，远海同志代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对下步工作做了安排和部署，我完全同意。下面，我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

今天上午，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议招来，省委书记张庆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检法三长参加，对我省贯彻和落实武汉会议精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部署。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关乎政府执政能力、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关乎县域经济建设，关乎呼玛社会稳定。全县各级干部要强化“四个意识”，务必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牢牢印在心里，抓在手上，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扫黑除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地委的部署要求上来，切实维护好地方社会稳定，保护好群众切身利益。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推进，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顺利。

要清醒的看到，当前我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一是宣传发动不到位。没有形成社会舆论氛围和高压态势，扫黑除恶声势不够，宣传面不大，没有形成家喻户晓和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的局面。群众对扫黑除恶认识不清，态度不鲜明，对相关政策理解不够，有时存在“忍一时风平浪静”“得过且过”的“隐忍”思想，对揭发检举心存顾虑，害怕打击报复，事后“清算”，致使知而不言，不敢提供线索，这是我们宣传动员不到位的表现。二是思想认识不到位。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心中还存在“黑恶势力与我们相距甚远”的错误思想，对扫黑除恶的认识没有上升到足够高度，对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还浅显的认为是偶然事件、个别案例。当前，我县未打掉一个涉恶团伙，甚至连一个涉恶人员也没有挖出来，是真的没有吗?这与我们各乡镇、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无黑可扫”的消极思想、“无恶可除”的负面认识和“无乱可治”的错误倾向不无关系。三是线索摸排不到位。有的单位对反映的线索，缺乏更深入的核实探究，了解片面，认定草率。有的部门，对群众多次反映的社会问题、多次发生的不良现象和苗头性倾向，故作不知或反映迟钝，缺乏防范未然的危机意识，等到时态扩大了，掩盖不住了，追究责任了，才后知后觉，开始补救，但为时已晚。全县整体对扫黑除恶的线索排查办法不多，针对性不强，工作不深入、不扎实，有的乡镇和成员单位至今未主动上报过一条问题线索。四是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部门和乡镇领导干部还存在思想认识不高，责任落实不实，担当精神不足，抓研究部署、督促落实的力度不够的问题。各环节责任落得不实，分工不够明确，部门之间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还没有建立起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对重点人员管控、重点行业领域监管等方面都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体制内人员走风漏气，纪律不严肃，一些村两委班子村长、书记不论对错，相互拆台，导致惩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力度层层递减。五是追查震慑不到位。部分领导干部对扫黑除恶惩处态度暧昧，往往息事宁人，害怕事态扩大，甚至想着“自己的任期内不出事就行”，得过且过，缺乏与恶势力作斗争的担当和胆魄。有的部门人情关系较重，人情大于法理，时常能听到“我和谁谁认识，怎么抓我就得怎么放了我，谁都不能把我怎么样”的猖狂言论，视人情人际为保护伞，视法律为无物。这往往造成了对涉案人员处罚力度不够或没有受到处罚，犯罪成本过低，必然导致难以根除，反复发生。

在这里我也代表县委、县政府表个态，要始终把扫黑除恶工作作为政府执政的长期性工作来抓，坚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无乱强基”。凡涉及违法犯罪的黑恶势力一经发现，必须严厉打击，绝不放过;凡为黑恶势力提供掩护、保护、包庇的社会人员或公职人员必须严肃处置，绝不手软;凡因麻木不仁、纵容懈怠，造成黑恶势力做大，造成社会危害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必须严肃追责，绝不姑息。我们生活的、热爱的呼玛，是人民群众的呼玛，绝不容许滋生任何损害群众利益的黑恶势力或团伙组织。

二、必须强化责任分工和贯彻落实

(一)严格落实工作责任。按照中央和省委、地委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县乡村三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党政“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政法机关直接责任和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责任，切实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治任务牢牢扛在肩上、紧紧抓在手上，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坚决打赢这场硬仗，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迅速形成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压倒性态势。公安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坚持“黑恶必除、除恶务尽”和依法严惩不动摇的方针。各乡镇、各部门要着力加强研究谋划，对本辖区、本部门、本行业开展一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系统性对照检查，切实找准问题短板，深刻剖析根源所在，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谋划部署，加大推动落实力度，将专项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二)严格明确组织纪律。政法、监察、公安、教育等相关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干部队伍，特别是部门分管领导的警示教育，重申组织和工作纪律。对收到的群众举报，要高度重视，反映迅速，核实准确，及时上报，不得隐瞒不报，不得拖沓迟报，不得编造虚报，更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涉案人员提供内部资料，对违反组织和工作纪律的，无论是否造成影响，都要严肃追责，坚决铲除涉黑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要进一步加强督导考核，将扫黑除恶工作纳入每年巡视内容，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考核体系，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对涉黑涉恶线索排查不彻底、打击不得力的要采取通报、约谈、挂牌督办、一票否决等方式，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三)严格强化线索处置。各级各部门要紧扣“十类黑恶势力”，加强对本辖区、本领域重点人群，案底人群的集中排查和滚动排查，如实上报问题线索。公安部门要畅通举报渠道，要把威胁基层政治安全、横行乡里、煽动村民闹事、强揽工程、欺行霸市、黄赌毒等黑恶势力确定为打击重点。综治委要组织检察院、公安、教育、市监、市政等部门，深入开展以整治校园暴力和未成年人欺凌案件为主要内容的“净化校园专项行动”。扎实开展近年来治安案件的梳理和回访，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政法部门要加大举报奖励力度，鼓励群众检举揭发，对举报人以及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严格做好保护措施。积极整理好线索收集台账，逐条推进核实查证，及时处置，确保各类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宣传部门要发挥好主阵地、新媒体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斗争的积极性，大力营造扫黑除恶有利氛围。

(四)严格保障办案质量。把“将黑社会性质组织及时消灭于雏形或萌芽状态，防止其社会危害进一步扩大”作为扫黑除恶工作的主要目标。县公安局、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要建立完善协调联动机制，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甄别筛选，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侦查调查，符合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条件的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政法机关要统一执法办案思想，将法治贯穿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过程，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既要防止把黑恶势力当作一般刑事案件或治安案件来弱化处理，又要防止为体现战果将一般刑事犯罪作为黑恶势力犯罪来扩大化处理。要以“快破案、快起诉、快审判”为目标，加快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进度，掀起集中破案打击声势，案件处置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坚决以新战果、新突破、新成效展现专项斗争的决心和力度。

三、必须做到统筹兼顾和标本兼治

(一)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倡廉结合起来。要将治理公职人员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点，纳入执纪监督和巡查工作内容。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要把打击“保护伞”“关系网”与侦办涉黑涉恶案件结合起来，做到同步排、同步侦办，对每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一律深挖其背后是否暗藏着利益输送的腐败问题和人情交换的作风问题。同时，要严肃查究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不作为、乱作为以及执法办案过程中失职渎职的责任。各有关部门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公职人员，特别是“官”职人员，涉嫌违纪问题线索的，都要及时移送纪委监委。纪委监委要把“黑、恶、乱”问题纳入巡察范围，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保护伞”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二)坚持把扫黑除恶与组织建设结合起来。要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关键之举，深入开展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的总领作用。组织部门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对群众反映强烈村“两委”班子和成员的违纪违法线索要严肃调查。对政治素质差、领导能力弱，面对歪风邪气不讲正气、软弱无力的，甚至与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沆瀣(hàngxiè)一气的，都要坚决调整撤换、及时选优配强，维护基层一团正气。对村级管理混乱、矛盾纠纷突出的，各乡镇党委要加强指导，主动帮助村党组织理清问题、化解矛盾、健全制度，对确属“村霸”或涉黑涉恶村干部的，或借助家族势力无视国法，不服领导安排，肆意妄为，损害村民利益的，已经核实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三)坚持扫黑除恶与精神文明创建结合起来。在城镇要重点提升社会治案整体水平，深入推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措施，加强对网吧、游戏厅、ktv等公共娱乐场所的监管力度，严禁未成年人出入网吧，集中排查整治治安问题和安全隐患，有效管控和化解公共安全风险，积极构建更加完善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农村要大力推广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工作模式，鼓励群众揭发检举，对发现和反应的涉黑涉恶线索，要立即上报乡镇政府，逐级上报县扫黑除恶办公室，不得私自截留。要进一步完善落实村规民约、培育文明乡风，加强对群众法治宣传教育，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崇法治精神，继承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抵制落后腐朽文化侵蚀，在全县形成崇法尚德、扶正祛邪的良好风气，真正使黑恶势力无处遁形。

(四)要把扫黑除恶与法治建设结合起来。按照“省法制建设年”和“法执兴安”建设相关方案，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行动，集中排查整治治安混乱行业和领域，要把握好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尺度，坚持实事求是，做到该查处的坚决查处，案件不够的也不要上纲上线。要健全完善重点人群动态管控机制，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员、流窜到我县的黑恶势力、邪教组织的监控管理，强化对刑满释放人员、有犯罪前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的常态化管控，防止这一群体重新犯罪。特别是在校园要加快完善校园周边视频监控点设置，确保无死角全覆盖，重点时段配置校园执勤民警，安保人员必须上岗待命，要强化学生安全教育和教师监管责任，培养学生自我保护意识，树立正确的品德观，切实保护好学生弱势群体，营造更加健康、安全、和谐的教育教学环境。

篇2：学习扫黑除恶党课讲稿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党的十九大以来，镇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扫黑除恶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安排部署，以建强基层组织为着力点，以农村领域为重点，坚决惩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五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分别是：

河南省洛宁县兴华镇董寺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狄治民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1997年至2017年，狄治民依仗家族势力，暴力破坏选举，违规发展党员，长期把持操控村级政权；随意殴打辱骂村民，敲诈村民财物；利用手中权力包揽村里大小工程；长期霸占村小学操场，导致学生多年无法上体育课；坐地起利，随意设卡强行收取过往车辆“补偿款”；以停电相要挟，强行向施工方供应劣质砂石，从中谋利；以债务纠纷为名，强行私扣施工承包方车辆，法院判决后仍拒不归还；多次威胁围攻乡政府、烟站工作人员，破坏烟叶收购秩序；以取消低保相威胁，强迫贫困户为其劳动，动辄拳脚相加；到贫困户家里“理直气壮”地拿走上级送的慰问品；弄权使绊，村民到村委盖章办事被迫向其送烟送钱；虚报冒领、侵吞克扣退耕还林、沼气池建设、村卫生室改造、人畜饮水工程、粮食补贴、村保洁员工资等各项惠农扶贫资金；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党员领导干部，捞取盗取政治荣誉。狄治民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该案涉及的56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均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等处理。其中，洛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红武，县林业局原党组副书记、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执法局）原局长韦晓乐，县环保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孙海报，兴华镇原党委书记任元生等4人在先后担任兴华乡（后改为兴华镇）党委书记期间，以及洛宁县公安局景阳镇派出所原所长蒋小军、县公安局拘留所原指导员付建伟等2人在先后担任兴华镇派出所负责人、所长期间，因包庇、纵容狄治民涉黑犯罪团伙，同时因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因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洛阳市政协副主席、洛宁县委原书记孙君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湖南省综治办原主任周符波等人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2014年12月，长沙市公安局以涉嫌逃税罪、非法经营罪对涉黑犯罪团伙首要分子文烈宏等人立案侦查。为此，文烈宏多次找时任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周符波请求关照（周因经常在文烈宏开设的赌场赌博而相识）。2015年上半年，周符波违规指示长沙市公安局暂缓侦查，并出面协调文烈宏与举报人的关系。后长沙市公安局作出撤案决定。长沙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单大勇违规与案件当事人文烈宏接触，向其通风报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充当“保护伞”并收受巨额财物。周符波、单大勇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他为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提供帮助的公职人员均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其中涉嫌犯罪的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部分民警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2009年以来，惠州市以严少亮、张伟良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多次制毒贩毒、聚众斗殴、引发命案，并与该市以张奋强、吴新明为首的另一涉黑犯罪团伙争夺地盘，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惠州市公安局部分民警失职渎职，有的民警甚至长期充当该犯罪团伙“保护伞”，涉及刑侦、禁毒等警种共21人。其中，惠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支队长刘来发多次收受张伟良涉黑犯罪团伙钱财，在侦办其涉黑犯罪线索过程中，多次意图以个案处理代替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结案，为其开脱罪行。惠州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曾高收受张奋强亲属钱款，违规安排会见，承诺帮助其减轻处罚；收受吴新明钱款，未采取有效抓捕措施，致其长期潜逃在外。其他民警存在索取、收受犯罪嫌疑人家属贿赂，违规干预执法活动，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帮助违法嫌疑人减轻、逃避处罚等问题。刘来发、曾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他违纪违法民警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政协原正处级干部刘永祥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2006年至2016年，时任永福县政协主席的刘永祥长期与该县涉黑犯罪团伙首要分子李佳及其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并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在当选政协委员、协调工程项目等方面为李佳等人谋取利益，收受李佳39.15万元；出资入股李佳经营的安棉采石场，并获利40.65万元；接受李佳请托，为因涉嫌犯罪被羁押的李佳涉黑犯罪团伙骨干成员向司法机关打招呼，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刘永祥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电子商务中心原主任梁志刚等人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2005年7月至2016年，梁志刚在担任日照市东港区贸易办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办公室主任、区商务局执法科科长期间，利用职权长期为张守刚、张守玉兄弟涉黑犯罪团伙实际控制的方鑫食品有限公司人员违法行为提供保护，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梁志刚在生猪屠宰活动监管过程中，让不具备执法资格的方鑫食品有限公司人员参与、配合执法，违反规定由该公司折价处理查处的肉品。将执法过程中发生的就餐、加油、车辆维修等费用共计20.25万元在该公司报销，其中梁志刚个人以电话费补贴的名义报销2万元。收受该公司经理所送现金1万元，放任该公司人员暴力执法，致使多名猪肉经营业户被殴打。梁志刚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他为该涉黑犯罪团伙提供帮助的公职人员均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从曝光的这五起典型案例看，有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直接组织、领导、参加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有的庇护、纵容涉黑涉恶活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有的地方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惩治不力、疏于监管、失职渎职，客观上助长了黑恶势力的蔓延坐大。这些问题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严重侵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重拳出击、严肃查处、严惩不贷。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切实担负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体责任，特别要压实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主体责任，压实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的直接责任。对工作推动不力、有黑不打、有恶不除、有乱不治、群众反映强烈、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以及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惩治不力的，要严肃问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把打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紧密结合，紧盯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域，紧盯村“两委”、乡镇基层站所及其工作人员，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惩治。要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对全国扫黑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挂牌督办或重点督办的涉黑涉恶案件，要及时介入、同步跟进，深挖彻查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确保除恶务尽。要注重发现和查处因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等造成黑恶势力坐大成势，以及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责任落实不力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要加强与政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共同在深挖问题线索上想办法，在信息共享上做文章，在协同办案上下功夫，在专项督导上齐用力，稳步推进专项斗争深入开展。要推动以案治本，对于典型案件，既要公开通报曝光，形成有力震慑；又要深入剖析、堵塞漏洞，不断扎紧制度的篱笆，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用专项斗争的扎实成效取信于民。

篇3：扫黑除恶学习材料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主要规定在刑法的第294条，共有5款，涉及3个罪名。分别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第1款）、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第2款）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第3款）。

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2月10日，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下简称“两高一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2009年，以下简称《2009纪要》）和《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15年，以下简称《2015纪要》）

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主要有：

一、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根据刑法第294条第5款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以下简称“组织特征”）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下简称“经济特征”）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以下简称“行为特征”）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以下简称“危害性特征”）

根据《2009纪要》，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同时具备刑法规定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由于实践中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这“四个特征”都很明显，因此，在具体认定时，应根据立法本意，认真审查、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准确评价涉案犯罪组织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确保不枉不纵。

（一）关于组织特征

1.关于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的认定

《2009纪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而且组织结构较为稳定，并有比较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增强隐蔽性，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制造“人员频繁更替、组织结构松散”的假象。在办案时，要特别注意审查组织者、领导者，以及对组织运行、活动起着突出作用的积极参加者等骨干成员是否基本固定、联系是否紧密，不要被其组织形式的表象所左右。

根据《2015纪要》，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有一定规模，人数较多，组织成员一般在10人以上。其中，既包括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但尚未归案的组织成员，也包括虽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但因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因其他法定情形而未被起诉，或者根据具体情节不作为犯罪处理的组织成员。

黑社会性质组织应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并有比较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一般有三种类型的组织成员，即：组织者、领导者与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也即“其他参加者”）。骨干成员，是指直接听命于组织者、领导者，并多次指挥或积极参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长时间在犯罪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属于积极参加者的一部分。

其中，（《2009纪要》规定）组织者、领导者，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起者、创建者，或者在组织中实际处于领导地位，对整个组织及其运行、活动起着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的犯罪分子，既包括通过一定形式产生的有明确职务、称谓的组织者、领导者，也包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被公认的事实上的组织者、领导者。

积极参加者，是指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以及其他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如具体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人员管理等事项的犯罪分子。

其他参加者，是指除上述组织成员之外，其他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的犯罪分子。

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实践中，应以行为人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加入该组织问题达成意思一致作为判断标准比较合适，而不能以是否履行手续、是否取得组织会籍、是否举行专门仪式等作为认定的标准。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完成了“参加”行为：一是就加入犯罪组织问题有明确的约定；二是行为人履行了加入组织的仪式；三是行为人要求加入，并经该组织或组织头目的批准或默许；四是虽未履行手续，但已在该组织的领导和管理下实际参加了该组织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五是行为人开始不知道加入的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了解真相后没有退出，并在该组织的领导和管理下参加了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刑事审判参考》第618号案例：陈金豹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一般来说，可以将是否举行专门的参加仪式作为重要的认定依据。但当前的实践中多数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发展成员时并无此类程序，这就要求审慎地结合以下两个方面来判别被告人是否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第一，是否参与实施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离不开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而是否参与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又是表明被告人与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存在关系的重要标志。这一点自然是判断参加行为的重要依据。第二，与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有无相对固定的从属关系。不管怎样，组织成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均应具有相对固定的位置，如果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任何从属关系，如只是临时受邀或基于个人意愿参与某起犯罪，即便其参与了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也不能将其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换言之，如果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找不到可以对应的位置，就说明被告人与该犯罪组织没有从属关系；如果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某一成员之间没有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刑事审判参考》第1152号案例：陈垚东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2.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主观明知问题

《2009纪要》明确，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时，并不要求其主观上认为自己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即可认定。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只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参加的是由多人组成、具有一定层级结构，主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群体，或者该组织虽有形式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但仍是以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基本行为方式，欺压、残害群众的组织，就可以认定其“参加”行为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刑事审判参考》第618号案例：陈金豹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犯罪组织成员直接混入国家机关，或者通过合法、非法手段取得某些政治身份，向国家机关进行渗透，以寻求非法保护，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寻求“保护伞”的重要方式，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他特征的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故意犯罪，但不以行为人明知所组织、领导或者参加的组织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为构成要件。（《刑事审判参考》第149 号案例：容乃胜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相关案例

《刑事审判参考》第621号案例：（李军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认定行为人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以明确知道组织的黑社会性质为前提。但是，如果行为人事先确实不了解情况，不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参加，发现后即退出；或者行为人确实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其参加的组织是一个主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具有一定层次结构的犯罪组织，一般不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论处。

3.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时间、成员人数及组织纪律等问题的把握

（1）存在时间认定。根据《2015纪要》，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时间的起点，可以根据涉案犯罪组织举行成立仪式或者进行类似活动的时间来认定。没有前述活动的，可以根据足以反映其初步形成核心利益或强势地位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间进行审査判断。没有明显标志性事件的，也可以根据涉案犯罪组织为维护、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或按照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而首次实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时间进行审査判断。存在、发展时间明显过短、犯罪活动尚不突出的，一般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实践中，关于黑社会组织的存续时间起点，“成立仪式”最为优先，“标志性事件”次之，在没有前两者的情况下，可以依据“首次有组织的犯罪”的时间认定。其中，“标志性事件”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足够反映涉案犯罪组织已初步形成较稳定获利来源的重大事件，如为涉足某一行业而成立公司、企业等经济实体等；二是足以反映涉案犯罪组织已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初步形成强势地位的重大事件，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在逞强争霸、排除竞争对手过程中具有“一战成名”作用的违法犯罪活动。（最高法关于《2015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2）组织纪律判断。根据《2015纪要》，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应当结合制定、形成相关纪律、规约的目的与意图来进行审查判断。凡是为了增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性、隐蔽性而制定或者自发形成，并用以明确组织内部人员管理、职责分工、行为规范、利益分配、行动准则等事项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约定，均可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

例如，一些以经济实体为依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其组织纪律、活动规约往往是以公司、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还有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会对其成员提出“不许吸毒、不许赌博、不许随意殴打他人”等看似劝人向善的要求，与传统意义上的“帮规”“家法”存在一定差异。（最高法关于《2015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3）成员认定。根据《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没有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或者受蒙蔽、胁迫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根据《2015纪要》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后仅参与少量情节轻微的违法活动的，也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另外，《2015纪要》指出，以下人员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1.主观上没有加入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或者仅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2.因临时被纠集、雇佣或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3.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临时雇佣、收买、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上述人员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具体犯罪处理。

对于被起诉的组织成员主要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定性时应当结合“四个特征”审慎把握。实践中，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时应当遵循“主客观一致”的基本原则。对于“主观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或者仅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虽然也可视为在客观上接受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但由于未参与或者仅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还不足以推定其主观上已经具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因此，不应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例如，在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汉龙公司财务人员刘某、赖某某因履行职务而实施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凭证犯罪，但并未被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对于“因临时被纠集、雇佣或者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以及“为维护或者扩大自身利益而临时雇用、收买、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由于这两类人员主观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客观上也没有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管理，只是临时性的雇佣与被雇佣、收买与被收买、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因此，也不应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当然，如果这两类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经过长期合作后已经相互渗透与融合，则另当别论。（最高法关于《2015纪要》的理解与适用）相关案例

《刑事审判参考》第619号案例：（邓伟波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组织特征：组织的目的性、成员的稳定性和内部的组织性、纪律性。《刑事审判参考》第1154号案例：（史锦钟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首次实施有组织犯罪活动”并非仅指实施犯罪的方式具有组织性，更重要的是看该犯罪是否为了组织利益、按照组织意志而实施，以及犯罪能否体现该组织追求非法控制的意图。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并非只有那些直接体现组织利益和组织意图的违法犯罪活动才能构成，只要符合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或者客观上起到维护和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作用的也可认定。但是，在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时间起点时，由于还没有所谓的惯例、纪律、活动规约可供参照，反映非法控制意图的事实尚不充分，如果作为判断依据的“首次实施有组织犯罪活动”不能体现组织利益、意图，则会失去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刑事审判参考》第1155号案例：（汪振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是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的犯罪组织。判断犯罪组织是否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较长时期”从何时起算、需要持续多久；二是“持续存在”应当如何认定。在确定犯罪组织的形成起点后，只要该犯罪组织以组织名义、为组织利益连续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就可以认定犯罪组织持续存在。实践中，有以下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有些黑社会性质组织脱离“打打杀杀”的初级阶段后，往往会以合法行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并会为逃避打击而自我“洗白”，有意减少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暂时停止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给人造成犯罪组织已经“转型”或者“解散”的错觉。当需要打击对手、抢夺市场、攫取资源之时，便会恢复本来面目，继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二是有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因某些具体的犯罪案件被公安司法机关查破，原有的组织成员或被抓或潜逃，被迫暂时停止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由此形成组织“溃散”的假象。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组织成员又会重新聚集，或者又有新的成员加入并继续实施有组织违法犯罪活动。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持续存在时，以上两种情况往往会引发争议。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暂停违法犯罪活动期间，组织成员、结构一般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故认定起来相对容易。而对于第二种情况，由于组织成员一般会有明显更替，甚至犯罪组织活动的区域、染指的领域也可能发生变化，故认定起来存在一定难度。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持续存在，应当着重审查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等组织的核心成员是否具有延续性，以及组织的非法影响是否具有延续性。组织的核心成员具有延续性，说明犯罪组织的基本构成是稳定的；非法影响具有延续性，说明犯罪组织的行为方式和犯罪宗旨未发生根本变化。

（二）关于经济特征

《2009纪要》指出，一定的经济实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成势，称霸一方的基础。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业的利润空间均存在很大差异，加之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发展的时间也各有不同，因此，在办案时不能一般性地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必须达到特定规模或特定数额。此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敛财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实践中，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会通过实施赌博、敲诈、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而且还往往会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方式“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因此，无论其财产是通过非法手段聚敛，还是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取，只要将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即可。

对此，《2015纪要》解释到，“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获取的，足以支持该组织运行、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经济利益。包括：1.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资产；2.有组织地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资产；3.组织成员以及其他单位、个人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资产。通过上述方式获取的经济利益，即使是由部分组织成员个人掌控，也应计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应具有的“经济实力”在20-50万元幅度内，自行划定—般掌握的最低数额标准。

虽然《2009纪要》认为“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一般是指购买作案工具、提供作案经费，为受伤、死亡的组织成员提供医疗费、丧葬费，为组织成员及其家属提供工资、奖励、福利、生活费用，为组织寻求非法保护以及其他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费用支出等。但《2015纪要》对此进行了扩张，指出“是否将所获经济利益全部或部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是认定经济特征的重要依据。无论获利后的分配与使用形式如何变化，只要在客观上能够起到豢养组织成员、维护组织稳定、壮大组织势力的作用即可认定。” 实践中，“一定经济实力”既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获取的资产，也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从事不法活动所确立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而获取的资产，还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聚敛资产后进行合法投资而获取的孳息、收益等等。但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之前获取或者组织成员完全通过个人行为获取的经济利益排除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利益分配”既包括为组织成员及其家属提供工资、奖励、福利、生活费用”等具体情形，也包括通过安排组织成员承揽工程、承接项目、从事特定生产、经营活动等方式进行间接的利益分配，或者授意、指使、帮助组织成员实施某种违法犯罪活动以获取不法经济利益。相关案例

《刑事审判参考》第625号案例：（王平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1．黑社会性质组织既可以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敛财，也可以通过形式合法的经营来获取经济利益。既可以通过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等暴力犯罪获取不法利益，又可以通过赌博、贩毒等非暴力犯罪扩充经济实力。2．所获经济利益应足以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发展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3．所获经济利益应用于犯罪组织或组织犯罪活动所需。

（三）关于行为特征

《2009纪要》指出，暴力性、胁迫性和有组织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方式的主要特征，但有时也会采取一些“其他手段”。“其他手段”主要包括：以暴力、威胁为基础，在利用组织势力和影响已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或威慑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滋扰、哄闹、聚众等其他干扰、破坏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非暴力手段。

并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包括的五种情形：由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多名组织成员为逞强争霸、插手纠纷、报复他人、替人行凶、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组织成员为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维护非法权威或者按照组织的纪律、惯例、共同遵守的约定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由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强调，应准确理解“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违法活动，对此均应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事实予以认定。但如果仅实施了违法活动，而没有实施犯罪活动的，则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此外，“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只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要条件之一，最终能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还要结合危害性特征来加以判断。即使有些案件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符合“多次”的标准，但根据其性质和严重程度，尚不足以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的，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此，《2015纪要》进一步指出，涉案犯罪组织仅触犯少量具体罪名的，是否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要结合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综合判断，严格把握。

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包括非暴力性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始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并随时可能付诸实施。因此，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一般应有一部分能够较明显地体现出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基本特征。否则，定性时应当特别慎重。

属于《2009纪要》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但确与维护和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无任何关联，亦不是按照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而实施，则应作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处理。

组织者、领导者明知组织成员曾多次实施起因、性质类似的违法犯罪活动，但并未明确予以禁止的，如果该类行为对扩大组织影响起到一定作用，可以视为是按照组织惯例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关案例：

《刑事审判参考》第622号案例：（张志超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对仅有非法保护而没有违法犯罪的组织，不能以“黑”定性。但反之，如果存在违法犯罪而没有非法保护的，只要具备其他特征，仍然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刑事审判参考》第1158号案例：（刘汉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有一定违法犯罪活动量的积累。没有量的积累，不可能“称霸一方”，也不可能“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组织者、领导者并非对所有组织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承担责任，纯粹由组织成员个人实施的犯罪，不能视为组织犯罪。

（四）关于危害性特征《2009纪要》指出，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从而严重危害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集团的关键所在。

1.对于“一定区域”的理解和把握。区域的大小具有相对性，且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和影响的对象并不是区域本身，而是在一定区域中生活的人，以及该区域内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因此，不能简单地要求“一定区域”必须达到某一特定的空间范围，而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并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危害程度加以综合分析判断。对此，《2015纪要》进一步明确，“一定区域”，应当具备一定空间范围，并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既包括一定数量的自然人共同居住、生活的区域，如乡镇、街道、较大的村庄等，也包括承载一定生产、经营或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区域，如矿山、工地、市场、车站、码头等。对此，应当结合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口数量、流量、经济规模等因素综合评判。如果涉案犯罪组织的控制和影响仅存在于一座酒店、一处娱乐会所等空间范围有限的场所或者人口数量、流量、经济规模较小的其他区域，则一般不能视为是对“一定区域”的控制和影响。2.对于“一定行业”的理解和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控制和影响的行业，既包括合法行业，也包括黄、赌、毒等非法行业。这些行业一般涉及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一个或多个市场环节。

对此，《2015纪要》进一步明确，“一定行业”，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存在的同类生产、经营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多次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黄、赌、毒等非法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同样符合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的要求。

3.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对在一定区域内生活或者在一定行业内从事生产、经营的群众形成心理强制、威慑，致使合法利益受损的群众不敢举报、控告的；对一定行业的生产、经营形成垄断，或者对涉及一定行业的准入、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形成重要影响的；插手民间纠纷、经济纠纷，在相关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的；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生产、经营、生活，并在相关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的；干扰、破坏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正常生产、经营、工作秩序，在相关区域、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或者致使其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工作的；多次干扰、破坏国家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以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秩序，或者致使上述单位、组织的职能不能正常行使的；利用组织的势力、影响，使组织成员获取政治地位，或者在党政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其他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情形。

对此，《2015纪要》进一步明确，适用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第1种情形中的“致使合法利益受损的群众不敢举报、控告的”，是指致使多名合法利益遭受犯罪或者严重违法活动侵害的群众不敢通过正当途径维护权益；第2种情形中的“形成垄断”，是指可以操控、左右、决定与一定行业相关的准入、退出、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形成重要影响”，是指对与一定行业相关的准入、退出、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具有较大的干预和影响能力，或者具有在该行业内占有较大市场份额、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在该行业内敛财数额巨大（最低数额标准由各高院根据本地情况在20-50万元的幅度内自行划定）、给该行业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其他单位、组织、个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等情节之一；第3、4、5种情形中的“造成严重影响”，是指具有致人重伤或致多人轻伤、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敛财数额巨大（数额标准同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情节之一；第6种情形中的“多次干扰、破坏国家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以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秩序”，包括以拉拢、收买、威胁等手段多次得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或纵容，或者多次对前述单位、组织中正常履行职务的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情形；第7种情形中的“获取政治地位”，是指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一定职务”，是指在各级党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担任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权的职务。

根据实践经验，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2009纪要》规定的八种情形一般不会单独存在，往往是两种以上的情形同时并存、相互交织，从而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审判时，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特点，准确认定该特征。相关案例：

《刑事审判参考》第623号案例：（刘烈勇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控制和影响的行业，既包括合法行业，也包括黄、赌、毒等非法行业。实践中，各种批发、零售市场及娱乐、运输、建筑等行业，往往容易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和争夺的目标。

（五）组织特征、经济特征不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