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故事

竺可桢的故事（共8篇）

篇1：竺可桢的故事

向学为国，终成“问天”第一人

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的一个粮商之家，父亲竺嘉祥因受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以读书奔出个好前程。而自小秉性温和的竺可桢也不负所望，勤奋刻苦，聪明好学。19，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名额。在那个晚清政府软弱无能的年代，“庚款留学”的代价是极大的。为了回报自己的祖国，竺可桢在填报专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学，在他看来“中国以农业立国”，学习农学将来可以更好地报效祖国。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美国当时的农业科学并不发达，农业的体制和耕作方式也和中国不一样，而此时修改专业为时已晚。直到他毕业后，竺可桢才转到地理系，选定了一个与农业关系最密切的学科：气象学。

19，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学业，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归心似箭的他拒绝了美国多所高校的邀请，满心希望地踏上了归国的轮船。他憧憬着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期盼着早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然而，他在美国留学的这些年，正是中国军阀割据、内战频繁的时期，整个国家在战乱中满目疮痍。

摆在竺可桢眼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中国仅香港和上海徐家汇有两座用于观测气候变化的测候所，却均由外国人控制，竺可桢很痛心，在他看来“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而唯一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中央观象台却是一片衰败之象。即便这样，中央观象台还将竺可桢这样有着渊博知识的气象学家拒之门外。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击着竺可桢，无奈的他只好选择去大学任教。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竺可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在校园内那颗六朝古松下他建立了自己的气象站，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他都和学生一起准时观测，详细记载每个天气要素，毫无疏漏。当时的中国还有一个人也同样认识到了气象的重要性，他就是蔡元培。1927年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便邀请竺可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这也成为落后的中国气象科学一次重要的转机。

竺可桢对筹建气象研究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经过反复的考察和斟酌，他把研究所定在了南京城中的.北极阁。那时的北极阁是一片荒山，竺可桢便带头和同事们坚持年年种树，到抗战前，已种了10万颗树。为把这里建成现代气象研究基地，竺可桢建楼修路，甚至接自来水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今天北极阁内那条黄沙马路，那一砖一瓦，一草一树，无不见证着竺可桢在创建气象研究所的道路上呕心沥血的付出。

1930年元旦，中央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并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土和海域，独立自主预报天气的开端。

篇2：竺可桢的故事

小可桢不仅特别喜欢学习，还喜欢动脑筋。他的家乡经常下雨，有时一下就是好几天。有一次，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数着从房檐上滴下的雨滴，“1，2，3，4……”突然发现在每一个水滴的落地处，石板上都有一个小坑坑。小可桢马上去问妈妈，石板上为什么会有小坑坑?

妈妈意味深长地告诉儿子：“可桢呀，你问得好，这就叫‘水滴石穿’，你别看一滴水没有什么厉害的，可日久天长，就能把石板滴出一个个小坑来。孩子，读书、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只要持之以恒，就一定能成功。”

小可桢向母亲点了点头，牢牢地记住了母亲的话。从此，“水滴石穿”这一格言成了竺可桢的座右铭.

竺可桢小学毕业时，他的才学在同龄人中是一流的。然而，他的个子却又瘦又小。有一天，在教室的走廊里，迎面走过来几个同学，在经过竺可桢身边的时候，几个人嘻嘻哈哈、挤眉弄眼。

其中一个人大声挖苦道：“这副小身材，一遇台风就要被吹上天。”

另一个接着大声说：“好一个可笑的小矮子，我估计他活不过20岁。”

听到这些话，竺可桢十分气恼，真想走上前去狠狠地回敬他们几句，可转念一想：谁叫自己长了这么一副单薄的身子骨呢。要想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首先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对，男子汉想到就要做到。”竺可桢连夜制定了一套详细的锻炼身体的计划，还写了六个大字：“言必行，行必果”，贴在最明显的地方，时时地提醒自己。

从那以后，竺可桢便闻鸡起舞，每天天一亮就从床上爬起来，到校园里跑步、舞剑、做操。即使遇到大雨天，也从不间断。

小竺可桢凭着自己的勤奋与好学，凭着自己的意志与精神，在知识的海洋中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鞠躬尽瘁，只为“科技强国梦”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承担领导全国科学事业规划和发展的重任。年近花甲的竺可桢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将下半生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中。

在他的主持下，短短几年间，中国科学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研究机构由建院初期的16个增到44个，科技人员从219人增到2496人，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竺可桢仍然坚持挤出时间，亲自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以供科学研究所需。为了寻找治理黄河泛滥造成的洪水灾害的办法，竺可桢不远千里，率众沿黄河而上。虽因过度劳累和水土不服而病倒，但他仍坚持考察访问直到最后;为了考察水能、水利地质等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他又乘船由松花江顺流而下，东行西折北至苏联，行程数千里，穿梭在林海、草原、江河间，晓行夜宿，生活非常艰苦，他却毫不介意，感到其乐无穷;为了考察沙漠和海洋，年近古稀的竺可桢曾三次跑到沙漠，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荒凉的腾格里沙漠和河套沙漠都留下他考察的身影。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这是竺可桢对周恩来总理作出的承诺，他也说到做到。1970年后，80多岁高龄、身体状况不佳的竺可桢仍一直忙于他的力作《物候学》的修订工作。《物候学》是竺可桢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此书一出版，畅销一空。香港《明报》有一篇文章评价说：“本书是历史文献结合科学观察的一部著作，把我国物候学带入了新的纪元。”

1973年春节刚过，竺可桢肺病复发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仍然留心观察着天气的变化，并且记录自己的病态发展。写日记是竺可桢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连续38年，1天未断，共计800多万字。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篇3：竺可桢的故事

一、志存高远,献身祖国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浙江上虞。 在上虞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竺家人祖祖辈辈都以务农为生。直到竺可桢的父亲一辈,竺家才开始有人到外地闯荡。 竺可桢的父亲经过多年打拼,在县城开办了一家蜡烛作坊,由于经营得当,足以维持和改善竺家人的生活。 从小聪明伶俐的竺可桢在比他年长很多的哥哥们的带领下读书写字,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启蒙教育。 1899年,竺可桢入读毓菁小学堂, 拜在学堂名师章铸尘的门下。 章铸尘知识渊博,是江浙一带小有名望的学者。在他的教导下,竺可桢接触、学习了大量中国古代散文诗词作品,逐渐奠定了国学基础。特别是在这些散文诗词中,竺可桢发现王充、王守仁、黄宗羲等历史名人操行高尚、学以为国,在他心里埋下了品学兼优的种子。 于是,他特意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藕舫,意思是要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好人。

在毓菁小学堂,竺可桢除了学习国学,还爱好算学、格物等引自于西方的新学。 竺可桢年少求学时,正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加紧侵略掠夺、中华民族深陷空前灾难和危机之时。一方面,西方列强的火炮将中国国门轻易轰开,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科技发展成果不断向中国内地涌入,为国人开阔眼界提供了机会。 而这样的学习机会,对竺可桢来说是绝不可能放过的。 1905年,竺可桢考上上海的复旦公学,求学期间数次旁听了蔡元培、杜亚泉等教育家、科学家的学术报告。 不仅科学的意义在竺可桢的头脑中被重新定义,而且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理想也在他的脑海中一遍一遍浮现[2]280。 怀揣着科学的态度、理想,竺可桢于1909年从复旦公学转学至唐山路矿学堂,以地理学为主要专业。 1910年,竺可桢不出意外地获得了留学美国的良机,到伊利诺伊大学专攻农业学专业。期间,竺可桢除了修好本专业之外,还对众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研究兴趣。 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 毕业后的竺可桢被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录取,以气象学为博士研究方向。留学美国时,竺可桢对欧美国家的创新精神、科学态度、治学精髓等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 受此影响,他决心以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气象学为一生的科学工作内容。除此之外,他还十分关心祖国的情况。在留美爱国学生中,竺可桢积极串联任鸿隽、杨铨等人,组织发起各种方式、涉及各种专业的学术交流、思想交流活动,并一起撰写了多篇论文发表。 带着深厚的学识、 救国救民的热情,竺可桢从哈佛博士毕业后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良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奋战在国家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的第一线。

二、备受瞩目,注重人才

在国外接受完先进教育的竺可桢回国后便在武昌师范学校教书。他为即将毕业的数学专业和物理专业学生讲授天文学及气象学知识。 由于当时国内科技发展水平有限,全国大部分高校地理教学和研究资源都非常匮乏。尽管许多高校都将地质学等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但最终都因缺少教师而无法开课。 竺可桢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地理学科的现状,全身心地投入到地理教学研究中。 他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地理教学模式,试图让学生真正热爱和了解这门科学。他常常带领学生到全国各地旅行、参观和实习,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举办物博学会及数理学会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3]126。

1920年夏季,竺可桢利用暑假到南京、上海、北京等地访学,旅途中他联系上了许多美国留学时的同窗和好友。通过与朋友们的交流,竺可桢得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了顺应时代需求正准备对学校教学方式进行改革,竺可桢对此非常感兴趣。恰在那时,南京这所学校盛情邀请竺可桢到学校执教,承诺尽学校最大努力为他提供研究所需的教学资源。 校方诚意打动了竺可桢,他欣然同意,并于1920年秋季新学期伊始就到南京任教。竺可桢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开设了气象学课程,同时他还为学生教授农学、地质学及微积分等多门课程。 不久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社会各界热衷教育的有识之士的资助下,经由北洋政府批准扩建成立东南大学。 在学校扩建初期,竺可桢不失时机地向校方提出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学科创建方案,得到校方的充分肯定。同时,他还撰文阐述他提出的教学改革方案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竺可桢在文中引用清政府拱手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俄国将阿拉斯加低价出售给美国等史实,他指出导致这些屈辱历史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社会学者极度缺乏地理知识。 除此之外,他还列举了许多中外学者对地理、天文、气象等知识的认知差异,认为这种差异将导致严重后果。 竺可桢扎实的学术功底及其对中国气象、地理教学方式的独到见地,使他在东南大学担任地学系主任一职。 竺可桢对校方的这一安排十分满意,更加看重他的地学教育工作。 1921年末,竺可桢带领地学系的数个专业团队开展气象观测和教学研究。由于成果显著,且专业趣味性很强,因而吸引了不少有理想抱负的年轻人报名求学。 东南大学地学系因此一度被视为最受欢迎的招牌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地学人才。

三、执掌浙大,三顾茅庐

1936年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 上任伊始,他就奔波各地物色各专业教育教学人才。 例如原浙江大学物理系张绍忠、 束星北、何增禄等教授因抨击前任校长被迫远去他校,竺可桢一个个登门拜访,又把他们请回浙江大学[4]72。此外,他还凭借自己的威望请来了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胡刚复、山东大学教授王淦昌等人。 竺可桢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基本调整好了浙江大学的师资结构。

为请著名国学大师邵裴子执教浙江大学, 他曾多次上门拜访。 然而邵裴子年事已高,虽有心应竺可桢之请,但身体条件确实不允许。 竺可桢见此情形只能惋惜作罢。 但他对邀请另一位国学大师马一浮执教浙江大学,可谓“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马一浮正值学术人生的高峰期,精通多国语言,国学造诣非同一般,竺可桢对他十分敬仰。 1936年初夏,竺可桢连续数天登门拜访马一浮,请他到浙江大学执教,但均被马一浮婉拒。竺可桢没有放弃劝请,后来的几个月隔三差五就前去马府,提出了很多诱人的条件,但马一浮仍然不为所动。 事实上,身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当年的学术威望和地位并非比不上马一浮,但他宁愿次次在马府吃闭门羹,也要请到这位学界高人,并为他随时敞开浙江大学的校门。 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逼近浙江时,举校搬迁至江西。迁校前夕,受时局之困的马一浮找到竺可桢,称愿意加入浙江大学,随校一起去江西。 竺可桢不计前嫌,喜出望外。 他派人全程陪同、照顾马一浮,并在江西的新校校门处恭迎马一浮的正式加盟。感动不已的马一浮从此决心协助竺可桢的教育工作。他应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创作了一首校歌,至今这首气势恢宏、寓意鲜明的校歌仍然在浙江大学的校园里传唱。

四、解决经费,青史留名

篇4：竺可桢的“格局”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内迁，学校先到建德后来又迁到广西宜山。任教于这所大学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将妻儿从建德送回老家温州。当浙大再迁到贵州遵义，终于稳定下来时，校长竺可桢建议苏步青将家眷接来。苏步青担心费用不菲，竺可桢当即给了他2000元，并找到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请他写一份手谕：“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苏步青的妻子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万一在途中被人发现，很可能被中国老百姓打死。有了竺可桢的细心关照，苏步青的妻儿终于平安到达贵州。

竺可桢对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礼遇更被传为佳话。马一浮为人孤傲耿介，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被其拒绝；蒋介石邀请他到南京谈话，他当作耳边风；浙江大学也曾约他来任教，亦未成功。后来由于日寇不断进攻，马一浮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他于1938年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了想来浙江大学任教的心愿。竺可桢不计前嫌，将其聘为“国学讲座”。浙大给他安排了当地最好的房子，而且不要求他跟其他教授一样讲课，只需每周给全校师生开两三次讲座，另外，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指导一两次就行。当时浙江大学只有两辆黄包车，却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假若路途远一点，校长的汽车可随时为之服务。

竺可桢不仅能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尊重教师，还能充分包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政治学教授费巩很有才华，某段时间对竺可桢非常不满，开教务会时，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微笑不语。后来，学校需要提拔一名训导长，竺可桢不顾民国政府“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坚持让其做训导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有水浒气，非常仗义，但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的一些做法很不满意，跟在后面一路叽叽咕咕，竺可桢也总是一笑置之。竺可桢虽不欣赏束星北的性格，与他没有多少私交，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多次保护他。

竺可桢如此善待学者，原因很多，比如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为国家培养人才，是竺可桢的重要信念，而要培养杰出的人才，首先就必须有优秀的师资；再比如，竺可桢自己是杰出的气象学家，他懂得知识对社会的重要性，而知识往往是杰出学者创造的，不过，最根本的还在于竺可桢有一种做人的大格局。正是这种大格局，使他做出了一般人不想做、不敢做的事。

所谓格局，原指艺术或机械的图案或形态。引申到做人上，指的是一个人的眼界、胸怀、气度。一个人有没有格局，为人处事大不一样。没有格局，做事只想到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就会以邻为壑，觉得善待别人是委屈甚至损害了自己。有了格局，我们会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我们为人处事就会经常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社会的嘱托，是否有违自己的良知。而时间长着一双睿智的眼睛，它最终一定会分清是非：通过等级、强制力制造尊严感的人，呈现在历史上的面目总是非常猥琐；尽心尽意为社会与他人服务，力求上不怍于天下不愧于心的人，得到的是精神生命的永恒。就像竺可桢，他当年那么礼遇费巩、束星北、苏步青、马一浮，人们并不会认为这个人无能，而会认为他特别像高山、海洋一样大气，值得后世的人深切怀念。

做人的格局，许多时候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格局。

篇5：竺可桢留下的历史贡献

有人说：民国时代，中国有两个最好的大学校长，一个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一个是浙江大学的竺可桢。这两个人都有民主作风，都能做到珍视人才。竺可桢甚至因此被称为“浙大保姆”。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内迁，学校先到建德后来又迁到广西宜山。任教于这所大学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将妻儿从建德送回老家温州。当浙大再迁到贵州遵义并终于稳定下来时，校长竺可桢建议苏步青将家眷接来。苏步青因担心费用不菲而犹豫，竺可桢当即给了他两千元，并找到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请他写一份手谕：“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苏步青的妻子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万一在途中被人发现，很可能被中国老百姓打死。有了竺可桢的细心关照，苏步青的妻儿终于平安到达贵州。

竺可桢对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礼遇更被传为佳话。马一浮为人孤傲耿介，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被其拒绝;蒋介石邀请马一浮到南京谈话，他当作耳边风;浙江大学也曾约他来任教，亦未成功。后来由于日寇不断进攻，马一浮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他于1938年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了想来浙江大学任教的心愿。竺可桢立刻将其聘为“国学讲座”。浙大给他安排了当地最好的房子，而且不要求他跟其他教授一样受课程局限，只需每周给全校师生开两三次讲座，另外，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指导一两次就行。当时浙江大学只有两辆黄包车，却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假若路途远一点，校长的汽车可随时为他服务。

竺可桢不仅能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尊重教师，还能充分包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政治学教授费巩很有才华，某段时间对竺可桢非常不满，开教务会时，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微笑不语。后来，学校需要提拔一名训导长，竺可桢不顾民国政府“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坚持让其做训导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非常仗义，但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的一些做法很不满意，跟在这名校长后面一路牢骚不断，竺可桢也总是一笑置之。竺可桢虽不欣赏束星北的性格，与他没有多少私交，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多次保护他。

竺可桢如此善待学者，原因很多：比如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为国家作育人才，是竺可桢的重要信念，而要培养杰出的人才，首先就必须有优秀的师资;再比如，竺可桢自己是杰出的气象学家，他懂得知识对社会的重要性，而知识往往是杰出学者创造的;不过，最根本的还在于竺可桢有一种做人的大格局，正是这种大格局，使他做出了一般人不想做、不敢做的事。

格局的原本意义是指艺术或机械的图案或形态。引申到做人上，指的是一个人的眼界、胸怀、气度。一个人有没有格局，为人处事大不一样。没有格局，做事只想到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就会以邻为壑，觉得善待别人是委屈甚至损害了自己。有了格局，会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为人处事就会经常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社会，是否违背自己的良知。历史有一双睿智的眼睛，它最终一定会分清是非：通过等级、强权制造尊严感的人，呈现的面目却是卑贱和猥琐;尽心尽意为社会与他人服务，力求上不怍于天下不愧于心的人，得到的是精神生命的永恒。就像竺可桢，他当年那么礼遇费巩、束星北、苏步青、马一浮，人们并不会认为这个人无能，而会认为他像高山、海洋一样大气，值得后世的人深切怀念。做人的格局，许多时候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格局。

《竺可桢日记》被誉为民国四大日记之首

竺可桢先生自律极严，漫长的一生中坚持记日记，他的日记言简意赅，极力保持客科学家严谨求实的态度，记录自然、人文的事实，因此具有极高的价史料值。这些日记绝大多数保存完好，经专家十三载艰苦整理下正式出版，全部字数近居然多达1300余万字，堪称中华民族古今日记中的巨无霸。

篇6：竺可桢与南京大学大气学院的建立

我国现代气象教育起源，可追溯到1920年竺可桢在南京高等师范（1927年改名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文史地部开设气象学课程。竺可桢作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奠基人，在气象科学研究，气象站网建设、天气预报业务建设以及气象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涂长望创建了新中国气象事业，为我国气象业务发展和气象教育贡献了毕生精力。

竺可桢、涂长望的气象教育实践

1920年竺可桢在南京高等师范首开气象学课程，开创了在我国高等学校讲授现代气象学的先河。次年还在该校地学系（竺可桢任系主任）设立气象组，开始培养气象专业人才。1928年竺可桢出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全国气象研究、观测、预报等业务工作。为满足气象事业发展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从1929年起至1937年，竺可桢亲自负责先后举办了四期气象学习班，总共培养了近百名学员。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在该校创设史地学系及其下属气象组，并使浙江大学地理系气象组成为全国气象教育主要基地之一。现在，南京大学气象学在全国首屈一指。

涂长望与竺可桢相知相交始自1934年8月。当时涂长望应竺可桢之邀，怀着回国投身革命和为祖国气象事业服务的强烈愿望，毅然放弃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从英国回到了祖国，出任气象研究所研究员。从此之后，涂长望成了竺可桢最信任、最得力的同事和助手，结下了几十年亲密无间的友好情谊。

1935年8月清华大学地学系成立气象组，急需气象学教授任课，竺可桢推荐涂长望借聘清华大学任教一年。1939年至1942年，涂长望应竺可桢之邀任教浙江大学地理系，先后开设气象学、气候学、中国气候、天气预报和大气物理，还指导了一批研究生。1943年涂长望转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讲授气候学、中国气候、理论气象等主要专业课，协同黄厦千创办气象学系，直至1949年初离开南京。

1949年新中国成立，涂长望出任军委气象局（1953年后为中央气象局，现中国气象局）局长。当时气象工作百废待兴，全国气象系统科技人员总共不到二、三百人，远不能满足气象业务工作的需要。为解燃眉之急，作为第一步涂长望效法竺可桢举办训练班的方法，大力创办各种短训班（包括气象干部学校），培训出一批测报人员，初步缓解了气象专业人员紧缺问题，使整个气象系统正常运转起来。

涂长望也很重视正规的气象专业教育。1953年底以军委气象局气象干部学校为基础，成立北京气象专科学校，涂长望亲兼校长。此后中央气象局还在原有地方气象训练班基础上创办了三所局属中等气象学校，基本解决了全国初、中级气象技术人员的正规培养问题。涂长望对高等气象教育非常重视。他一方面大力支持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气象系（专业）扩大招生，增设专科班，还在1956年建议北京农业大学设立农业气象专业。同时又竭力在气象系统创办高等气象教育，1956年提出在北京气象学校增设专科性质的预报特训班。

1960年将北京气象学校改名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同时招收大中专学生。1959年在涂长望提议下，中央气象局（现中国气象局）向国务院提出在南京创办气象学院的报告，1960年南京大学气象学院正式成立，1963年更名南京气象学院。

竺可桢、涂长望的气象教育思想

竺可桢与涂长望在发展我国气象教育事业上共同携手，亲密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建国前我国气象教育的三大基地——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气象系（组）中的两个（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气象系组）是竺可桢亲手创办的，而清华大学地理系气象组（1946年后为气象系）在创立之初曾得到竺可桢大力支持。竺可桢的气象教育思想融入了三所大学的气象教育实践中。涂长望则是竺可桢办学理念的最主要实践者，并使之发扬光大。自1934年回国至1949年，涂长望先后在上述三所大学执教近十二年时间，先后开设了气象学、气候学、中国气候、大气物理、理论动力气象、长期预报等几乎全部气象学科的课程，把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气象科学理论、方法以及他本人结合我国实际所完成的系列研究成果作为教学内容，在三所大学讲授，获得极大成功。

竺可桢、涂长望的倡议与南京气象学院的创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我国气象事业发展的新时期。经历1950年－1952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以及1954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气象事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全国气象台站数量从解放初的101个，发展到1960年底的3240个。气象服务的重点也由为国防建设服务转为国防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服务，服务领域扩大到国民经济各部门。面对新的任务和机遇，气象部门现有专业人员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需要，急需充实大量既有较系统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动手能力的中高级气象科技人员。当时全国高校气象专业毕业生（包括专科生），虽经扩大招生以及本科生提前一年毕业等办法，仍不能满足气象部门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欠缺成了发展气象事业的最主要矛盾之一。

另外，1952年在全国高校实行以院系调整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全国原有许多综合性大学的院、系、科，被独立出来，成立单科性专门学院。高校管理体制也随之发生改变，许多院校由原来高等教育部统一管理改为中央部委对口管理。高等教育部只管理院系调整后保留下来的少数综合性大学和多科性学院。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大多设有与之对口的一所或多所专门学院。中央气象局（现中国气象局）是少数几个未设下属学院的国务院直属单位之一。对比当时的苏联水文气象总局（他们就办了两所水文气象学院），结合当时全国气象系统专业技术人员紧缺这一具体情况，气象界要求在气象局系统创办气象学院的呼声日渐高涨。

竺可桢在“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总结”发言中，向教育部门呼吁建立水文气象学院。他列举了建立专门学院的优点有：人才集中，效率提高，可以大量培养干部；培养目标能够更加明确，可以更加适应业务上的需要；可以解决综合性大学和技术人才培养中所存在的缺点和矛盾。

竺可桢的建议集中表现出全国气象学界关心气象事业发展，关心气象人才培养的急切心情和愿望。所列三点优点，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综合性大学气象教育与气象业务部门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情况提出来的，非常切合当时实际。同时也成了未来南京气象学院应为之奋斗、努力实现的重要办学目标。

涂长望的教育思想非常明确，归纳起来即三个相结合：政治与技术相结合；教学与需要相结合；短期训练与正规训练相结合。创办气象专科学校和气象学院是他的正规训练的最高层次。1953年创办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并亲兼校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

1956年7月，他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发言中提出：“高级技术干部极端缺乏，全国气象业务系统中只有104个大学毕业生。希望高教部扩大气象系的招生名额或成立气象学院。”

涂长望的办学愿望，深得时任高教部长的杨秀峰的大力支持。杨针对全国高校“师资、经费十分短缺，而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等实际情况，希望气象局也和其它行业一样，自己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资金来办气象教育。”涂长望与杨秀峰商定，计划用几年时间把北京气象专科学校扩建成气象学院，招收学生3000人。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北京气象专科学校改属军队建制，未能实现扩建。但涂长望创办气象学院的愿望和信心始终不变。紧接着涂长望就极力倡议创办南京气象学院，并为该院未来的规模设置、领导干部安排、专业师资调配亲作考虑。

1960年元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气象事业发展急需大量气象专业人才，高校系统大力发展专业对口学院的背景以及在以竺可桢、涂长望为代表的气象学界的奔走呼吁下，教育部正式决定成立以南京大学气象系为基础的南京大学气象学院，同年秋季开始招生。1963年更名为南京气象学院，从此走上近五十年独立创业、发展的道路。在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南信大人秉承竺可桢、涂长望气象教育思想，竭尽全力为国家培养各类气象专业人才，为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作贡献，并从中形成学校自身的教育传统和特色。PS：竺可桢先生生平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县东关镇（现属上虞县）一户小米商家庭。读完中小学后，他上了唐山路矿学堂的土木工程专科，1910年考取公费留美读大学，1913年农学院毕业，为继续学习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当研究生。1915年获硕士学位，1918年获博士学位。竺可桢先生在当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多篇有关气象的文章，1916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18年发表了《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指出“台风中心，温度都突增高，湿度则剧烈减低，故必有缓和之下沉气流存在，雨云之消散与风速之衰减即系于此。”在《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这篇博士论文中，他提出以风速作为量度台风及其强度的单位，并一直沿用至今。

1918年竺可桢先生回国在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执教地理和气象专业10年，并编著了《地学通论》和《气象学》两本讲义。1921年春起，在东南大学校园设立了气象测候所(相当现在的观测站)，供学生实习观测。竺先生利用这些纪录按季写成气候报告，给以后的这类工作起了示范作用。经过多年教学，培养出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地理、气象人才数十人。

1928年，竺可桢先生主持创建气象研究所并任所长。他把所址定在南京北极阁，并在一年后正式开展工作。除地面观测外，还先后建立了高空气象观测(包括气球测风、探空和飞机探测)、物候观测、日射观测、空中电气观测和微尘观测。1930年元旦起，开始分析绘制东亚天气图，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他还组织了气象广播，通过上海、福州、青岛等海岸电台为海运和渔民发布台风消息和警报。他在这10年中发表的重要研究论著有20多篇，包括《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候概论》等。1949年7月，竺可帧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在随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郭沫若任院长）。他首先着手组织成立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又主持完成了划分中国自然区划、制定国家大地图案等工作。他还先后组织了多次大型综合考察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1962年6月，他以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篇7：竺可桢教育名言选编

论教育目的

1. 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已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者之富于常识也。

2. 教育的目的，不但是在改进个人，还要能影响于社会。

3. 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

4. 大学之最大目标是求真理。这可以说是理知的，但亦可以说是道德的，所以道学问，即是尊德性。

5. 一般人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得专门之智识与技能，以为将来个人到社会中，从事谋生立业之基础，而为国家着想，则系造就领袖人才，领导群众以发展事业。

6. 大学毕业生不当以钱为目的，要当以服务为主旨。

论大学办学

7. 大学是培养未来各界领袖人才的地方。

8. 大学因为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

9. 大学之使命有三：其一，希望造就完人。完人必具智仁勇三达德，而涵濡于六艺之中。仁者爱人，故其上者必其有所成仁，而忠恕次之。……其二，学有专长，而于大学中植其基。大学学生对各项基本知识，固应多所明了……其三，养成自己能思想之人，而勿蕲教师逐字释义。

10.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11.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12. 教育的发达，学风的优良，在人不在屋，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3. 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14. 若是一个大学单从事于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既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则其学生之思想难收到融会贯通之效。

15. 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

16. 以人民为前提原则之下，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

17. 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

论大学精神

18. 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

(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

(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19. 科学的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理所在，虽蹈危履险以赴之，亦所不释。

20. 科学家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不能苟且。

21. 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22. 科学可以左右一个社会的环境，同时一个社会的环境也可以影响科学的存亡盛衰。

23. 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24. 研究科学之目的，固在探求真理，并非专重应用。但应用科学方法，利用厚生，至国家之富强之境，固亦不可忽视。

25. 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26. 浙大之前身为求是书院，希望诸位离校以后，莫忘了母校“求是”的精神。

*论人才培养

27. 毕业同学，应以学业为重，虽在社会上工作，亦应勿可忘记学习。

28. 盖大自然即是一册完好教本，一粒花种种入于地，由发芽而至成长、开花、结子，若日日注意考察其生长状况，则所得何尝不胜读一册自然教本也。

29. 国家既如此优待诸君，诸君决不能妄自菲薄，忽视所以报国之道。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也不敢侵略我们。诸位，你们不要自暴自弃说负不起这样重任。

30. 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沉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这几点是做领袖所不可缺乏的条件。

31. 吾辈大学生尤应为一般人士的表率。

32. 研究科学之目的，固在探求真理，并非专重应用。但应用科学方法，利用厚生，至国家之富强之境，固亦不可忽视。

33. 要晓得学校教育，尤其是书本教育，不是惟一的教育。

34. 要晓得最好的训导是以身作则，这个理论，无论古代的庠序、书院，今日新式的大学，统可应用的。

35. 诸位毕业离校以后，若要发扬光大你们的学问道德，必得能深思、能善疑，利用实验方法来解决问题，要晓得天下事不进则退，不能发扬光大就是腐化。

36. 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

37. 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38. 做领袖的人物，不但要有专门技术，清醒头脑，而且要肯吃苦，能牺牲一已，以卫护大众与国家的利益。

39.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40. 凡是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能独行其是。

41. 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统应该在求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

42. 力诫学生勿受浮动盲从之恶习，须从学业思想道德体育各方面努力，方可养成将来健全的社会领袖，为国家民族效劳。

43. 立国虽暂，使蹈常习故，不求精进，即谓之老。立国虽久，使争荣斗盛，迈往无前，即谓之少。

44. 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之头脑不可。

45. 年青的人，目光应远大，要有英勇前进无畏的精神，处处应以国家社会为念。

46. 时际非常，吾人之责任尤重!无论精神物质，两不可忽。

47. 思想同与肌肉，多予训练，并能发达。

48. 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已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

49. 现在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如果一个民族还是一味以享受为目的，不肯以服务为目的，必归失败。

篇8：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

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3月26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讲话中指出, 科技和教育界要继承和发展竺可桢先生未竟的事业, 不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用科技引领和支撑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学习和发扬光大他崇高的精神, 特别是他毕生倡导的“求是”的科学精神, “努力为国, 以天下为已任”的爱国情怀, “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的治学态度, 联系实际、不骄不躁、循序渐进的严谨学风;坚持解放思想, 求真唯实, 开拓创新, 在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主要成就:

作为我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先生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 他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 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这一全球重大问题, 具有基础的科学意义;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 竺可桢先生始终从科学视角, 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 他不仅在学理上大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而且知行合一, 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倾力躬亲, 从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看, 他的这些思想的提出, 标志着中国科学家较早地、独立地关注并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 是我国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

作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家, 竺可桢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 使浙江大学成为全国著名大学之一, 他执着的求是精神、注重通才教育、尊崇思想自由、教育研究结合等卓越的教育思想, 更成为我们当前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

作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领导者之一, 竺可桢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就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分管生物和地学领域, 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 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生平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