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会宁会师

2024-04-29

红军会宁会师(通用5篇)

篇1:红军会宁会师

甘肃会宁:红军会师之地 谱写历史新篇章

(一)这里见证了一个重要的时刻: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这一刻,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破天荒形成一个拳头,开创历史新纪元。

76年风霜雨雪,76年艰苦卓绝。抚往追昔,红军长征会师地会宁已经今非昔比。

“自强图存,团结胜利”的会师精神,已经并将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不断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开拓进取,争取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兵力、装备处于绝对劣势且没有后方依靠的情况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突破乌江天堑、飞夺泸定桥、跨越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渺无人烟的草地,历尽艰难险阻,突破了国民党数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纵横十余省,胜利会师。

“三大主力会师之前革命形势非常严峻,既有长征路上给红军将士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也有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对革命的干扰。”长期从事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研究的会宁县委党校原校长杜守琴说。

1936年夏,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作出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伟大战略决策。会宁北依黄河,东南面紧靠西兰公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36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保安讨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地点时,就选定了会宁。毛泽东同志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由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组成的特别支队攻占会宁城。10日黄昏,红一、四方面军在县城文庙大成殿内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联欢会。

由于连日降雨渭河河水猛涨,加之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二方面军延迟了与一、四方面军10日在会宁县城会师的原定计划。之后分别于15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8日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实现了全面会师。

会宁县会师文化研究所所长胡炯涛说,从此,中国革命由大江南北转向黄土高原,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最后实现统一、团结、和谐共进,中华民族长久聚集起的精神力量喷薄而出。

会宁是长征期间三个方面军齐聚在一起实现大会师的唯一地区,也是红军到达人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会宁会师是红军数次会师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意义最深远的一次。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是民族抗战的前进阵地,是革命力量大团结的典范,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毛泽东军事路线重大胜利,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彻底失败的标志。作为长征的会合点,会宁与出发点瑞金、转折点遵义、落脚点延安一道,成为中国革命圣地。

抹不去的红色记忆

割不断的革命情结

走进会宁城区,沿街每个路灯灯柱上,都装饰有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军旗。血色军旗仿佛在诉说着会宁同中国革命的密切联系。会宁,承载着共和国的光荣和梦想,在这里,红军和会师地群众血脉相连。

“爷爷在世时,每年上坟都要我们站在小红军的坟前,对我们说:你们要记住,没有小红军就没有这一家子。”会宁个体工商户魏长征说。

他的父亲魏煜3岁在街上玩耍时,敌机飞来轰炸会宁城,一颗炸弹落在魏煜身旁。1名年仅14岁的小红军战士猛扑过去,把魏煜压在身下。魏煜只有露在小战士遗体外面的右腿和右手2个手指受伤,而小战士却献出了生命。小红军没有名字,也找不到家人,爷爷魏鸿儒把小红军安葬在魏家祖坟旁,并以“继续长征”之意给3个孙子分别起名继征、续征、长征。

在会宁,对红军的感情也以另一种纽带呈现: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每年新生入学第一课,都要到长征胜利纪念馆接受一次革命教育。“小时候家里人给我们讲故事,讲的就是红军长征。每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都有说不完的红军故事。我们都是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的。”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管理委员会主任杜永胜说。

这些珍贵的记忆和会师留下的诸多旧址,成为会宁人的宝贵财富。目前,会宁被列为全国重点红色旅游城市之一,成为享誉全国的红色旅游胜地。自200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开馆以来,以长征胜利纪念馆、会师纪念塔、会师楼等为主体的会师旧址接待国内外游客100多万人次。会师旧址已成为重温长征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发扬长征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场所。

会师期间,6万会宁人民不但保证了近7万名红军将士战斗、生活所需,还把400多名会宁子弟送进了红军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征集带走的粮食就近500万斤。而如今,曾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会宁,也得到了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支持。仅2008年,国家下拨会宁农村建设、扶贫、社会事业等诸多项目资金就达到52150万元;2006年以来,中央、省、市累计下达抗旱资金305万元,引洮工程等诸多饮水和灌溉工程也相继开工建设。

在会宁县如东友好小学,从去年开始,每年都有来自江苏省如东县的十几位老师参与教学。第二批支教老师的带队老师陈德明说:“我们在这里上课,要把如东教学的新方法带到这里,更要认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在会宁县城正南30公里的中川乡大墩梁烈士陵园拾级而上,耳听着杨树、侧柏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又回到了会师之后的大墩梁阻击战。在这一场战役中,红5军副军长罗南辉和887名红军指战员伤亡。

如今,站在烈士陵园里俯视四周,农田里的小麦正在收割,玉米正在吐穗,一片丰收景象,早已没有了战争的痕迹。每逢清明、春节,上坟的大墩村民总记得到烈士陵园点一炷香、烧几张纸„„

登上会师楼,远眺白云蓝天,看着楼上猎猎作响的红旗,耳边仿佛又听到激战的枪炮声,看到红军战士从硝烟中走来。高原小城会宁,已经紧紧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感情,穿越时空,无法阻隔。

甘肃会宁:红军会师之地 谱写历史新篇章

(二)会师精神鼓舞开创新的伟大篇章

73年来,“自强图存,团结胜利”的会师精神,激励着会宁人,克服天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不断谱写新的篇章。

会宁缺水,多年平均降水在300毫米左右,年蒸发量高达1800毫米,十年九旱。境内主要河流——黄河一级支流祖厉河大部分是苦咸水,无法利用。杜守琴说:“上世纪70年代大旱时,麻雀和牲口一看见部队的送水车就往前冲,赶都赶不走。”今年,会宁又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旱,从1月到6月初没有一场有效降雨,城区断水,农田失灌。

面对罕见旱情,会宁县干部群众发挥“自强图存,团结胜利”的会师精神,不等不靠,积极应对:夏粮绝收了,但以玉米为主的秋粮作物却抵御住了干旱,丰收有望;水窖干了,政府筹措资金补助群众一车一车从灌区拉水,没有一户群众因为干旱而断水„„

经过60年锲而不舍的努力,会宁水利设施从无到有获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全县已建成人畜饮水、提灌等各类水利工程241项,发展水地有效面积近30万亩,全县累计水窖总数已达到23.6万眼,全县已累计缓解45万人的饮水困难和饮水不安全问题,发展庭院经济3.78万处,集雨补灌田13万亩。

“会宁的发展是同干旱斗争的艰苦历史,虽然过程艰辛,但有中央和各地的支持,依靠全县干部群众顽强不屈的精神,会宁一定能取得抗旱斗争的胜利。”会宁县县长贾汝昌说。

在解决缺水问题的同时,会宁坚持“打红色牌、建设全国红色旅游名城;打绿色牌、建设陇中绿色产业基地;打金色牌、建设西北教育名县”的发展思路,着力改善以水、田、路、电、林为主的基础设施条件,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全面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2008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07元。

自恢复高考以来,会宁已向全国输送大学生6万余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000多人、硕士学位的5000多人,形成了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乐教、学生乐学“三苦两乐”的会宁教育精神。现今,会宁籍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和美国、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为会宁赢得了西北高考状元县和博士之乡的赞誉。今年,全县高考二本上线3190人,其中重点上线866人,分别比去年增加430人和81人。

“过去会宁出钱出粮支援中国革命,如今会宁籍大学生遍布全国支援现代化建设。为共和国作贡献,会宁从不落后。”会宁县委书记常守远说。

篇2:红军会宁会师

新城卫生院

张婷

近段时间,院党支部统一安排党员参观会宁会师纪念馆活动。走进馆内首先伫立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纪念塔,正面雕刻着邓小平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18个大字。讲解员向我们讲解道,1936年10月8日清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此,标志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当时,中央领导曾在西津门楼上开过会,故于1958年将西津楼改建为红军“会师楼”。为了弘扬红军精神,会宁人民修缮了会师楼,扩建了革命文物陈列馆,并于1986年建造了这个高达28.78米,共11层的纪念塔。

之后我们在纪念塔前进行了向烈士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党员代表讲话等活动。

接着讲解员带领我们参观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这是一座生动记录中国红军长征过程的纪念馆,是记录中国革命的重大转的纪念馆。它的主体是两层的展厅,共分为三个单元,分别为《各路红军长征相继到达陕甘》、《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和《弘扬长征精神建设红色热土》,各单元按红一、二、四方面军不同长征路线,均以丰富的图片、实物、仿真的故事场景为主体,辅以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完整地反映了红军光辉的战斗历程,生动地再现了会宁会师的壮阔场景。在馆内我们看到了四渡赤水的壮举,夺取泸定桥的艰辛,翻越雪山的困苦,更看到了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情谊。馆内陈列物品的破烂不堪让我们知道当时条件是多么艰苦,听着讲解,我仿佛看见一个又一个革命先烈倒在在我的脚下,是啊,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经过这次参观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纪念馆,我受益颇多。伟大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战争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长征的胜利为搞日战争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经过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翻过18座大山,跨过24条波涛汹涌的河流,爬雪山过草地,战胜自然界的无数险阻,平均日行74里。同时进行了三百多次战斗,攻克过草地,战胜自然界的无数险阻,平均日行74里。同时进行了三百多次战斗,攻克过62座县城,击溃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和堵截,最后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是历史上记录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言队,长征是播种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的我们,要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旗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积极向上,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篇3: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以及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先后会合,不仅标志着长征的胜利,也揭开了中国革命史新的一页。

汽车从定西通往会宁的高速路上下来,就能看到一条正在建设中的很宽阔的道路。司机说,这条路直通红军长征会师旧址,10月份将开通,以后去旧址就不用再从北边绕进县城了。

今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会宁为迎接即将临近的纪念活动,正忙于整治县城环境。

在会宁,到处都能看到会师的印记。两条最长的南北主街,一条叫长征路,一条叫会师路;街头路灯上的装饰是代表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军旗,出租车车身上也喷着三面红旗……

会师塔是会师旧址里最显眼的建筑,红色塔身,绿色飞檐,强烈对比的色彩叫人过目难忘。会师塔修建于1986年,是为纪念红军长征会师五十周年而建的。该塔11层,高28.78米,下面9层是三塔环抱,至第10层合为一体,11层收顶。塔正面中间的大字“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篆刻在16米高的汉白玉上。

记者抵达会宁,正是临近“七一”的日子,来此参观的团队很多,有的团队正在会师塔下向英烈敬献鲜花,并重温入党誓词。

从会师塔到对面的会师纪念馆,要经过一座三军会师纪念雕塑。从会师塔向西望去,可以看到会师楼以及楼下的会师门。该门原名西津门楼,建于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1958年更名为会师门。1987年,因地基下陷致楼壁破裂。现在所见的会师楼及城墙城门,是1989年在原址依照原貌重建的。

攻 城

1936年10月2日破晓时分,会宁城被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骑兵独立支队突袭攻占了下来。

会宁县位于陇中地区北部,北靠靖远,西连定西、榆中,南接通渭,东邻静宁和宁夏西吉县,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地。县城坐落在祖厉河畔,由国民党新一军第十旅一部和县保安队防守。

时任骑兵团政委夏云飞在《打下会宁城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一文中回忆说:1936年5月,骑兵团随红一方面军西征,在甘肃与宁夏交界的地方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9月30日,在宁夏同心的夏云飞接到战斗任务,10月2日打下会宁城,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当晚十一点三十分,全团4个连队经过四个小时的急行军100多华里,于凌晨四点到达指定隐蔽地点。第二天又一番急行军,于10月2日凌晨三點,抵达会宁县城北一个村庄,该村庄离县城只有十余里。部队经向群众了解得知,会宁城门早上五点开,且白天一直开着,老百姓可随便进出。分析这些信息可知,会宁守军并没有特别的防备。”

夏云飞将攻击时间定在五点半。骑兵团向城墙逼近,已能看见城墙上来回走动的哨兵了。利用城门打开之机,红军扬刀策马,分别冲向县城的北门和西门。

一二连战士冲向北门时,看到一个班的敌人正向城门洞急跑,似乎是想关城门。前卫排一阵机枪扫射,战士冲进了城内。二连的一个排迅速占领了制高点城门楼。敌人在红军突袭下乱了阵脚。

三连由西门杀进,与一二连形成夹击之势,将敌人卡死在学校附近的街巷内。短短十多分钟激战后,保安团一个营和县保安队被击溃。一个小时后,即全歼守城之敌,占领了会宁城。

“这场战斗,共击毙敌人10余人,俘虏300多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我方无一人牺牲,仅有几名战士及一名参谋受伤。”夏云飞回忆说。

张元和是宁夏海原县高崖乡草场村人。1936年6月的一天,彭德怀率领的西征红军到达他们村。不久,他参加了红军。新兵训练结束后,他被分到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一营四连,在连部当传令兵。三个多月后,他亲历了攻打会宁城和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宁会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1936年8月底,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红十五军团奉命以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和军团直属骑兵团组成特别支队。9月下旬,红七十三师经今宁夏西吉县硝河城,向会宁、静宁进发。红二一七团在团长刘子炎、政委曹广林的率领下,比军团直属骑兵团提前两天出发,靠两条腿徒步急行军。这也是张元和生平第一次的奔跑行军,他咬紧牙关,一步不落地跟在连长身后,随时传达连首长的命令。

在骑兵团独立支队攻击县城时,张元和所在的红二一七团也赶到了会宁城下,他们顾不上歇口气,立即投入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张元和被子弹擦伤了头皮,那是他第一次负伤,但他依然不下火线。

经过向群众宣传,当天会宁城里的商店即开门营业。此前一年,红一方面军曾路过会宁,会宁人对红军有所了解,并不害怕。

抉 择

在会师纪念馆,讲解员会向每位参观者讲下面这样一段故事。

1936年9月的一天,晚饭时分,在陕西保安毛泽东居住的一孔窑洞内,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主席,现在二、四方面军即将北上,一方面军也正准备南下迎接。关于三军会合的地点,请主席考虑一下。军委也好提前协调安排。”

“三军会合的地点是要慎重考虑,要选个好地方。”毛泽东作答。

“我和德怀同志商量了一下,认为放在会宁为好。”周恩来说:“二、四方面军北上必须经过会宁。红军三支主力军在这里会师,既占领了枢纽地区,也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毛泽东听后兴奋起来:“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古人虽然起了一个好名字,可人民仍然没有安宁,现在三军一会合,人民就会得到安宁。恩来,这个地名很有含义,仿佛远古先人就是为我们今天红军三支主力部队在此会师起的啊!”

这段故事有没有演绎的成分,不好确定,但会师纪念馆陈列的一系列关于确定会师地点的往来电报稿,则明白无误地佐证着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地确实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和任务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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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13日,中央军委制定《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明确指定了三方面军会师的地点,要求红一方面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先占领静宁、会宁、定西等地,控制西兰大道;红二方面军出陕南、宝鸡一线牵制敌人。三个方面军在运动战中联合打击胡宗南部,进而提前完成会师。

9月18日,在中共西北局讨论贯彻党中央北上会师指示精神的峨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张国焘提出红四方面军从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先取古浪、红城子地区,而后进占甘西,向西实现打通苏联的计划。他认为胡宗南部队正向天水一线运动,红四方面军北进静会,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作战不利,畏敌思想严重。朱德、任弼时、陈昌浩等西北局多数成员则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先夺取宁夏,第二步再进占甘西,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确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会后,红四方面军开始向静宁和会宁地区转移。其间,张国焘公然违背集体决议原则,赶赴漳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竭力阻止红军北进,并令已到达通渭地区的先头部队调头西出洮州。

9月26日、27日,中央连续几次急电,明令停止西进,指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完成)任务之危险”。在中央电令和西北局多数成员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放弃西进计划。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回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以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八)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29日,红四方面军开始实施以会宁会师为目标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分六路由甘南向北面的通渭、庄浪、会宁和静宁北上。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十师在会宁附近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会合。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占领通渭,使红军总司令部顺利地通过了西兰公路。

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抵达会宁。

会师馆前馆长马进林经过研究,认为中央将会师点确定于会宁有四个原因。首先,会宁与靖远(在甘肃境内)接壤,北临黄河,是红军渡河实施“宁夏战役”的必经之地。“当时,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确定的三个方面军会师以后的主要军事任务。红四方面军计划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最后确定渡河地点在靖远、中卫(在宁夏境内)之间,所以红军必须在会宁地区集结,做好筹集物资、造船强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其次,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相对于附近城市,国民党军队在会宁的防守力量较弱, 当时县城只有一个营和县保安中队共300多人驻守,便于一举占领。而国民党胡宗南部还在天水一带,离会宁180多公里。加上会宁境内山塬交错,山大沟深,利于红军隐蔽。

第三,1935年秋,红一方面军曾路过会宁境内,经过广泛宣传,群众对这支军队有初步了解,群众基础比较好。

第四,会宁是陇中大县,地广人稠,村落密布,民风淳朴,10月正值秋粮成熟季节,红军在此会师,有利于补充给养,整装赴命。

联 欢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第四军一部到达会宁,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胜利会合,拉开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序幕。

老红军周志先1936年4月入伍,三个月后就离开陕北西征。当时,他是陕北红军红五团的一名打旗兵——跟着指挥员,负责将旗子插在占领的地方。

10月7日这一天,周志先所在部队住进顺宁小镇。第二天,他们接到通知,得知红四方面军要路过顺宁,他们马上去搭彩棚、写标语、设水站、摆桌子。10月9日上午十点多,浩浩荡荡的大部队从远处走来。

而在时任四方面军总部四局局长兼直属纵队司令员杜义德的记忆中,他们与红一方面军的会合则颇具戏剧性。“正在急行军途中的夜里,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歌声:‘哎呀哩,毛主席领导好主张,打得敌人叫爹娘,哎呀哩……’”

“兴国歌!兴国歌!”很久没有听见这首在根据地流行极广的民歌了,忽然听到十分亲切。有人情不自禁地学着江西老表的腔调呼唤着:“哎!同志哥哟—”

前面不远的山包上,跑来二十几个人,刚才正在边擦武器边唱着的同志,边跑边问:你们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吧?

“是啊!是啊!你们是一方面军的同志吗?”

两边的人一边激动地问着、答着,一边向对方跑去,整个山包一片欢腾。

激动之余的杜义德,竟把一个小战士抱起来转了几个圈,放在他骑的马背上,想让他骑骑马。小战士不好意思地从马背上滑下来说:“首长,还是您骑马。我年轻,走得快!”

部队就像决了口的洪水,向會宁城涌去。同时到达的还有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和步校3000多名学生,以及第四军和三十一军。

1936年10月10日,黄昏时分,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文庙大成殿前举行了会师联欢会。战士们用门板搭起临时主席台,讲台则是大成殿内的供桌。“部队穿着整齐的服装,带着背包,扛着锃亮的武器,雄纠纠、气昂昂地来到会宁城文庙前,参加了庆祝会师联欢会。”杜义德在其文集中回忆道。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参加联欢会的有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二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的代表,共约六七百人。群众也来了不少。

会师代表们先在文庙前照了一张会师合影。最前面摆着一排从敌人的手里缴获的“勃朗宁”机关枪,前排的人坐在地上,第二排蹲着,朱总司令、徐向前他们坐在第三排的凳子上,杜义德在靠近边边的凳子上就坐。后面还有好多排……

文庙里边大约能容纳四五百人。受条件限制,会场布置得简单朴素。主席台上方挂着红布横幅,贴着“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联欢大会”字样。会场周围贴着“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热烈庆祝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打日本救中国”、“打蒋贼救西北”、“打土豪救穷人”等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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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陈赓等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坐。由于人多会场小,外面也坐满了人。大会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徐向前总指挥首先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今天,我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会场里报以热烈的掌声)。徐总指挥接着说:今天的会合,不论在任何人眼里看起来,都是一个惊人的胜利。“我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现有人数是较过去少了,但个个都经过千锤百炼,人人都是中国革命的精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战斗力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强了。”

接着,陈昌浩、陈赓同志相继做了讲话。

最后,朱德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讲话。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锤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种子。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团结,指出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才能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今天,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了,就更要团结一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并肩作战,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

为庆祝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0月10日这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署发了《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通电》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谨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以致我们的民族英雄……”

《通电》还指出,“我们在这一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鋒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

两个多钟头的联欢大会结束后,部队进行了会餐。

先期到达会宁的红一方面军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准备好了干净的房子,可口的饭菜,还给红四方面军送来大批的粮食、肉菜以及柴草等,送来了红军被服厂赶做的冬装。特别让他们感动的是,还送来了战士亲手制作的慰问品—毛衣、毛袜、手套、鞋子等。这让两个方面军的官兵都想起了一年多以前,在夹金山北麓那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庄里他们各自经历千难万险会合在一起时的情景。红四方面军官兵为红一方面军送来的也是毛衣和毛袜。

其实,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于会宁城的时候,红二方面军正冒着敌机的轰炸在强渡渭河。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至此,红军三大主力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部会合,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篇4:红军长征会师的历史意义

长征会师,是各地红军从分散的各个根据地出发,边走、边打、边做群众工作,为着共同的目标,向着一个方向,像很多支流流入江河那样汇合在一起。这样的会师,是战略力量的聚合和集中。战略的奥妙在于集中,集中了战略力量就有实施战略作战的主动权。贺龙与任弼时深明这一道理,他们所率领的红

二、红六军团于1934年10月24日会师,25日即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两个军团集中行动”,但是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却不同意,并说是“绝对错误的”。28日,贺、任等二、六军团领导人再次建议“暂时集中行动”,接着在11月中旬集中力量打了龙家寨战役,对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也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军每次会师后,紧接着就是战略作战的胜利。如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后,随即在中央统一指挥下打了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又如红

一、红

二、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边区会师后,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打了山城堡战役。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不但大振了我军的声威,而且对分化敌军营垒、促进逼蒋抗日的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主力红军会师后,就能在统一指挥下,集中力量打一些较大的歼灭战。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

长征发生在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红军在反对敌军第五次“围剿”失败之时,同时又交错着党内的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毅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把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已进行战略退却的消极行动,升华为一个积极进取的、对全国人民和对全军有号召力的大义凛然的政治行动。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那样:“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北上抗日的方针,伸张了长征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师出有名,极大地激励了士气。日本侵略者是全民族的敌人,红军北上抗日就获得全民族的拥戴。而反动军队对红军的“剿杀”就把自己摆在抗日的对立面,遭到全民族的反对。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还有力地团结了全党,在党内存在着“北上”和“南下”的分歧抉择上,党中央、毛泽东坚定地坚持北上抗日,并以此团结了全党和全军,北上抗日有理,南下、西下无理,是逃避。这就促使了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在西北会师,避免了张国焘的分裂危险。

篇5:四川甘孜见证红军长征会师

张国焘坚持南下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的夹金山脚下胜利会师。然而会师后,双方在南下还是北上这一战略选择上出现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川西北多为雪山草地,人烟稀少,不利于红军主力长期停留,建议集中主力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则以“南面川敌弱、不善守碉”为由,力主西进或南下。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关系越发紧张。为避免冲突,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三军团、军委纵队等部北上,并电令张国焘:“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明确告诉张:“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要求其北上的指令,坚持率部南下。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大主力红军一分为二。

9月15日,张国焘制定颁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提出:“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判断的依据是红四方面军南下面对的川敌残部曾被主力红军打垮过,战斗力薄弱;而且,在人口稠密的南部,可充实红军物质上的供给,甚至在部队中还喊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显然,张国焘对南下的形势判断不够准,情绪上也显得过于乐观了。在这种乐观情绪的主导下,他没有意识到南部敌军形势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危险。

就在南下红军向马尔康、松岗、党坝等地集结的时候,川军刘文辉第24军两个旅已进至大金川沿岸之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部第20军4个旅另一个团进抵小金川沿岸之懋功、抚边一线;第21、23、44军和薛岳部主力,布防于成都以北的岷江、嘉陵江之间地区。各路国民党军队在上述地区构筑碉堡,企图用碉堡战术对红军实行严密封锁,将其困于人稀物薄、自然条件恶劣的雪山草地地区。

10月7日,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张国焘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将部队分成左右两个纵队,于8日开始行动,经10余日激战,绥崇丹懋战役胜利结束,南下红军攻克上述地区,击溃川军第20、第24军共6个旅。紧接着,张国焘又发布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分左、中、右3个纵队,于10月24日越过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至11月12日,红军占领了邛崃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芦山县城北的任家坝。

眼见红军的进攻已经威胁到四川的中心城市成都,川军首领刘湘四处调兵遣将,亲临前线督战,在名山及其东北的夹门关、太和场和石碑岗等地区集结了85个团、7个独立营共20多万人的兵力,同红军展开生死大决战,目的就是阻止红军东进成都平原。此外,敌第41军16个团向新津、洪雅地区星夜赶进,薛岳部主力也在成都附近集结待命。

南下红军此时面临的形势极为凶险,但被前期胜利搞的头脑发热的张国焘无视敌情变化和红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客观情况,对川军刘湘部死守四川的坚定决心也准备不足,命令红军继续全力进攻名山、邛崃,欲与川军主力决战,向川西平原发展,威胁成都。一方以逸待劳蓄势待发,一方已连续征战且得不到有效补充,胜败之势实际上已经比较明朗了。

南下遇挫

1935年11月13日,南下红军由伍家口向朱家场、太和场发动进攻,并于16日攻占名山东北重镇百丈镇。

百丈北倚邛崃山,南临岷江,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但其靠近公路,地势较平,不适合红军防守,反而更适合敌军大部队的机械化运输。11月19日拂晓,敌军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所占的百丈地区发动反扑。此时的红军虽已连续作战六十多天,但打得依旧英勇顽强。时任88师政委的郑维山回忆说:“师指挥所跟前一班,打到下午只剩下三个人了。但是这三个人,却像钉子钉在那片树林似的,扼守着阵地。”激烈的战斗中,百丈曾一度失守,红军进行白刃格斗又夺回来。随着敌援军纷纷涌来,战局对红军不利。21日,红军撤出百丈,转移到莲花山一带据险防守。

百丈一战,红军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自己亦伤亡近万人,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这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战斗最惨烈、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百丈战后,川军主力集结于东面名山、邛崃、大邑一带,薛岳部六个师在南面雅安及天全以南一带,红军东进、南下均不可能,不得不在天、芦、宝地区休整并准备过冬。

由于所控地区物产不丰且语言不通,红军的兵员、被服、粮食补充均发生极大困难。指战员每日只能吃两稀一干。从当时红五师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窘境:“药品材料现在完全是用中药,现在最缺乏的是解热剂及收疮剂、纱布、棉花,丹巴附近买不出,早已用完,现在感困难。”“粮食收集三十四万斤,已吃完,现在是现买现吃。”“斗笠、脚码子因无材料全未制造。”比之更惨的,是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红军,“靠野草树叶充饥,有不少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

1936年2月初,敌集中薛岳部6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决定转向西北,进入西康省境,夺取道孚、炉霍、甘孜,争取在这一地区休整补充,伺机行动。4月4日,红军进驻瞻化县城,并与当地德格土司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至此,南下后一直处于不停征战中的四方面军终于有了休整喘息的机会。到达甘孜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南下前的八万余人锐减到四万多人。残酷的现实证明,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

也正是在此,他们得到了红二、六军团的消息,根据朱德提议,红四方面军暂时就地补充休整,接应红二、六军团后一同北上。

红二、六军团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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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30日,正准备在盘县、兴义等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接到了朱德和张国焘关于要求其北渡金沙江、去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军团领导人商议,决定放弃原计划,北上甘孜。

4月25日,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后,接到朱德发来的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30日,红军进入滇、康交界的中甸地区,简单休整后,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六军团为右纵队,经乡城、稻城、理化等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德荣、巴塘、白玉去甘孜会合。鉴于沿途都是藏区,军团召开了全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对战士们进行民族和宗教政策教育。这项教育在随后的行军途中被证明非常必要。

5月13日,二军团到达德荣时,给养十分困难。一个连队在一家老乡的牛圈里发现了一缸青稞。主人不在,他们慎重地召开了一次党支部会议,决定用白洋买下这缸粮食。他们用红色的字条写上对主人表示感谢和抱歉的话语,并将五十块白洋及十二块云南小银币放在缸里,埋在原地。长征途中,由于国民党的宣传,许多藏民在红军进村前就赶着牛羊跑了,还在门头挂上红布条,贴上封门的“神符”。红军恪守纪律,不进家门,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露宿村外,并把老乡家房前屋后、牛圈羊圈打扫干净。如此,藏民逐渐打消了疑虑,给红军送来糌粑、酥油、牛羊,并给红军带路,帮红军采办给养等。甚至当红军伤病员有时走不动了,藏民只要发现,就立即扶上自己的马匹,一直送到宿营地。故红军在经过藏区时,基本上比较顺利。

当红二、六军团分兵北进时,红四方面军全体将士也对即将到来的会师充满期待,在炉霍专门召开会议,就会师问题进行研究,并决定成立慰问团,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任团长,邵式平、曾传六、张琴秋、余洪远任副团长。徐向前在会上深情地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兄弟之间的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会后,派遣红32军前去接应,同时在物资保障上也紧张细致地准备起来。

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下发了《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的通知,规定各部队除筹足过草地所必需的御寒衣物及其他装备外,还“应更多地征集制造衣帽、袜子、手套、雨具以及干粮袋、子弹袋、帐篷等军用品”,交给总部,支援二、六军团。尽管当时粮食非常紧张,四方面军指战员自己忍饥挨饿,一点一点节省,为红二、六军团准备了一批粮食和牛羊。红六军团到达瞻化后,没有盐吃,四方面军驻甘孜部队就将自己省下的六驮食盐,派人送到瞻化。同时,还考虑到二、六军团的指战员是从气候温暖的南方来的,初入寒冷的高原,缺乏御寒衣物等,号召每个干部战士,在二、六军团会师前,准备一件御寒衣物作为礼品。号召发出后,四方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动手,有的剪牛、羊毛,捻成毛线,有的织毛衣、毛裤、毛袜。部队还请当地藏族同胞中的工匠,教大家学用皮革做鞋子、衣物等。四方面军总医院和各军医院,准备不少当时十分缺乏的药品,还动员一些轻伤员离院归队,以便在会师后收治二、六军团的伤病员。四方面军的“前进剧社”也加紧排练慰问的文艺节目,特意编写了一首迎接二、六军团的歌曲。

红四方面军驻甘孜担负迎接任务的红30军指战员们,把甘孜县城布置得焕然一新,在山坡上甘孜喇嘛寺的围墙上,贴出了“向英勇善战的二方面军致敬”的巨幅标语。房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床上重新铺上厚厚的青稞草,水缸里挑满水,准备好粮食、柴火等生活必需品,连开水也烧好了盛在锅里。如此精心细致的准备,难怪会师后红二、六军团的战士感慨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

甘孜会师、北上

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先头16师进抵理化甲洼村,受到了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红32军一部的热情接待。4日,六军团全部与红32军会师。会师后,两军领导在甲洼村的向阳喇嘛寺内,举行了中共西康南路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经32军军长罗炳辉介绍,六军团领导萧克、王震第一次了解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情况。22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县城附近的普玉隆村,与专程赶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同志及住在普玉隆的红30军88师会师。朱德参加了这次会师的大会,并对六军团连以上干部作了报告。

6月30日,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到达甘孜绒坝岔。绒坝岔在甘孜以西约35公里,是甘孜县一个重镇。居民大多是藏民,仅有少数汉人,住房极为简陋。郑维山早在5月中旬就率第256团到达这里,做了充分准备工作。故当红二军团到达时,现场一片欢庆的景象。站在甘孜喇嘛庙前大路上欢迎的人群中立刻响起来阵阵欢呼声和口号声:“向转战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的部队战友致敬!”“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当红二军团的部队走近欢迎人群时,一队队整齐的红军战士向红二军团的战友报以热烈的掌声。男男女女的藏族同胞,穿着鲜艳的长袍和筒裙,甩着长袖,载歌载舞。到了宿营地,炊事班立即打来热水,让远道而来的战友们洗脚解乏,有的看到二军团战友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就先拿出之前打好的毛衣、毛袜,让他们先换上。

会师后,红军总部派余洪远率部分机关工作人员送来了500头牦牛、1000头肉牛和500头毛驴。四方面军妇女营的女同志,争着帮助二、六军团的战士洗补衣物,教他们学习捻毛线、织毛衣,派人教战士学习使用藏族的牛皮风箱,用牛粪做燃料烧水做饭。四方面军医院,为二、六军团的伤病员送医送药,病情较重的立刻安排住院治疗,一切都的确让红二、六军团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对于两支主力红军在甘孜的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和在陕北的红军都极为重视和高兴。林育英(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68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萧克、徐向前并向红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以无限的热情庆祝红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继续英勇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

7月1日中午,红30军第88师设宴为贺龙、任弼时等指战员接风。席间,贺龙在询问了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分离的情况后,马上给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封信,交代了三件事:“四方面军的干部来,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党中央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这封信对于会师后红二军团的言行纪律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午饭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到达甘孜甘海子,会见了朱德总司令。朱德同任弼时、贺龙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朱德见到两人后激动地说:“好喽!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他和刘伯承把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搞分裂的行径原原本本叙说了一遍,并拿出一沓文件,给贺龙等人看。刘伯承也说:张国焘南下打了败仗,在西康也站不住脚,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要多做团结工作,说服他们北上。任弼时听后坚定表示:朱总司令,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你的命令。贺龙接着说:朱老总,我们天天想、夜夜盼,就盼与中央会合呢!就这样,红二、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几位主要领导人首先统一了思想,使随后的北上方针的贯彻执行比较顺利。

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郊隆重举行庆祝会师大会。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张国焘、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红二、红六军团排成整齐的队伍,分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广场上集合着许多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他们挥臂高呼“欢迎转战湘鄂川黔滇的二、六军团!”“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口号。参加会议的一些老战士对当时的盛况记忆犹新:“当我们的队伍进入会场时,从四面八方,千万只眼睛凝视着我们,千万只手臂在挥舞,人群在欢呼……口号声此起彼伏。藏族人民也簇拥在路旁,捧着酥油糌粑来欢迎我们。”当天朱德上身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穿着一双草鞋。热烈掌声中,朱德用浓重的四川方言对台下官兵发表讲话:“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朱德的话激发了指战员们的共鸣,台下响起了热烈掌声。轮到张国焘讲话时,坐在旁边的贺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张国焘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在大会上果然没有讲不利团结的话。当天晚上,“前进剧社”的文艺战士又为会师大军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其中有歌曲“迎亲人”,舞蹈“红军舞”等精彩节目。红二、六军团的战士也唱起了家乡的花鼓调。

庆祝大会后,根据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中央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因红二、六军团缺乏过草地经验,又将红32军划归红二方面军指挥。两个方面军领导在甘孜召开会议,对之后部队北上的时间、路线作了研究和部署。期间,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的大体情况:出发时两军团共1.7万人,沿途费时7个多月行军5000余公里,大小战斗10余次,伤亡约5300人,到甘孜会合时共1.45万人,武器比出发时略有增加。

短暂休整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便先后北上,离开甘孜。三个月后,三大红军会师陕北,以此为标志,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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