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通用5篇）

篇1：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四月网 2014-08-06

张利 / 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

石怀淼 /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

新世纪之始，中国共产党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其基本执政理念，这一理念是对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理念的进一步发展。

“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人民”。提出这个理念的毛泽东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多次从与“敌人”对立的角度使用“人民”这个词语，当然，人民是不包括人民的对立面“敌人”这样的人（群）和阶级的。“为人民服务”不仅表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在革命年代，“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是鲜明的。及至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的范畴大大扩大，“敌人”极大地缩小。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沿用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处理执政党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这种实践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构成国家的基础——一个个公民，才应是其面对的对象，“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理念虽然反映了执政党的性质，但“人民”的外延不能囊括所有社会成员。因此，这就需要将“为人民服务”理念化作更为具体、更现实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为人民服务”大理念下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这里的人，就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即一个个公民。“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以人为本”中的“人”的主体无疑仍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明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以“人民”利益为本。

把1976年党和政府因应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因应汶川大地震时的行为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从“政治挂帅”到“生命第一”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将抗震救灾转变为普遍的人民行动。由于把人分作不同的阶级，有革命阶级的人，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在组织人民抗灾的同时，政治运动并未停止，有些人甚至把抗震救灾视为一场政治运动。《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深入批邓，抗震救灾》这样的社论，好像有些人与地震一样值得憎恶。在这样的思路下，本该集中进行的抗震救灾受到了许多本不应有的干扰和影响。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国家启动了强大的行政力量抵御抗击。国家把抗灾救灾行动视为全体公民参与的社会共同行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置身于共同的危难之中。在这次地震救灾中，我们不再听到30年前那种政治性词语和口号，我们听到的是“生命第一”，看到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我们还看到上下一体的全民性社会行为。从领导不断强调的“救人是重中之重”到全国哀悼日的设定，我们看出了新世纪以来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实运用。正如外电所评，中国政府的救灾令人看到执政“以人为本”绝非一句宣传的套话。

从“人定胜天”到“直面灾难”

对自然灾害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如何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唐山地震时，中国尚处文革末期。那个时候极为看重“人民”的力量，“人民”可以打天下，可以与来自同类的“敌人”开展阶级的斗争并取得完全的胜利，当然“与天斗、与地斗”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天不怕、地不怕”口号下产生的是人对自然的轻蔑与藐视，似乎一场人民战争便可以打败来自大自然的任何威胁和灾难。既然“人定胜天”，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在具体的行动中无疑会出现夸大人类的主观意志，忽视甚至无视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唐山地震后，当时中国上下使用最多的字眼就是“人定胜天”。诚然，作为一种调动人们主观能动性和增强抗灾信心的技术性口号，这句话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应该说，唐山地震后充分展示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唐山抗震体现了人类自身与自然力的较量，凸现了人类的坚强精神。但毕竟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人定胜天”不再是抗灾口号。我们看到的是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带给人类的灾难，政府宣布这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必须直面。在此之下，“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研究地震成因，加强对地震的观测预报”„„汶川地震后，我们虽未再见唐山地震时与自然为敌的“大无畏气概”，却同样看到了中国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依然看到了当年唐山地震后出现的奋不顾身、冲在一线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看到人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与唐山抗震救灾比较，汶川地震抗灾救灾方方面面的工作是建立在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破坏力的科学和理性分析基础上，在极端困难的震后环境下，科学决策，有所取舍，取得了更大的成效。这些变化除了与30多年后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提高与改善有关，最根本的还是决定于党和政府对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的新的理念：人类不能征服自然只能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人类必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承认作为大自然对立面的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弱势地位，立足于“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地直面灾难，探索规律，才能有效地减少损失。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

对影响全局的突发性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如何告知公民以及告知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重大事件处理得及时与否和效果好坏，从深层意义上讲还涉及到执政党和政府的运行体制和工作方式等问题，最终反映出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

唐山地震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地震3年后公布的死亡人数有24万之多。地震当时报纸新闻广播并未全面报道地震及其所造成损失的全部真实情况和救灾具体实施情况，给公众的信息量极少。报道多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做首先是考虑到“统一口径”，不要被“阶级敌人”和幸灾乐祸者利用负面报道趁势攻击和诋毁，给“人民”泄气。但当时人们从各种渠道传布着各种“小道”消息，在情况不明前提下的公众心理，一下子变得恐惧和不知所措，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汶川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向共和国公民告知灾情和救灾情况，信息全面且公开透明。这是建国以来，继2003年非典期间一改突发性事件有限制告知为全面告知后，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最为公开透明的告知。地震发生之际，政府便通过各种传播渠道通报消息，告知震情，公布应对措施，使得全国上下统一起来。从每日公布伤亡数字，到全面报道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公

众在政府透明、客观、全面的告知中，获得了准确的信息，很快稳定下来，为抗震救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将实情告知公民，是抗灾理念的重大转变，这样不仅有利于公民与政府团结一致，战胜灾害，也有利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的塑造。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两次抗震救灾的不同处理方式，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然地震和救灾发生于中国大地，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了解和知道的权利。

从“谢绝外援”到“接受外援”

自然灾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遭遇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他国家政府和民间可以提供无偿援助或有偿援助。

唐山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组织纷纷表示愿意协助中国的善后救灾工作。但中国政府当时一概谢绝。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救灾工作。当时香港的《星报》分析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因为反感“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利用天灾来夸张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困难”。与内部“统一口径”防止攻击和诋毁一样，担心国际上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别有用心”，这是过分注重阶级性和政治性，没有看到“人类”的共性使然。

汶川地震发生，中国的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是人类的灾害。在全力组织救援的同时，对于国际社会给予的各种物质和经济援助，中国政府也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愉快接受下来。

我们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物资，欢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救援组织及人员赴灾区实施救援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条件。这说明，中国政府把抗击自然灾害的行动已经看作跨越国界的人类的共同事业。唐山地震时那种把自然灾害发生和对自然灾害的抵御仅仅看作自己国家人民的事情而关门独立解决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主动将自己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形象，这无疑是更开放的中国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现实行动的背后，恰恰是执政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延展。

篇2：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一、政治体制改革定义：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二、政治体制改革相关内容

1、总目标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2、具体目标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的具体目标，就是要增强党与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就是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从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3、主要任务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4、特点

战略和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六是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

5、内容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

（1）实行党政分开。党政职能分开，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地走向制度化。

（2）进一步下放权力。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由下面决定和执行。

（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

（4）改革人事制度。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理顺共产党和行政组织、群众团体的关系。更充分地尊重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

6、观点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12年3月14日在北京回答记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表示，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作上述表示。

温家宝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

“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他表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温家宝说。

他表示：“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相关材料：

1、《人民日报》2012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

2、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问

篇3：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一、成立新中国———解决“站起来”的问题

新中国的成立, 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 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人民的希望

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 (2) 因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此后, 中国无数仁人志士都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但都归于失败。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使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

(二) 新中国的建立, 人民真正站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紧紧依靠人民,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推翻了“三座大山”, 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成为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华民族也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正是在党的领导下, 建立了新中国, 为人民解放和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人民实现真正平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 党带领人民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 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平等的同志关系, 实现了真正的解放。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富起来”的问题

坚持执政为民,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 也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就是实现人民富裕, 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一) “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 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 并详尽地规划了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三步走”的前两步, 提出要在20世纪末, 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一奋斗目标, 正是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根本目的的, 发展战略目标中的“温饱型”、“小康型”等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满足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在20世纪末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情况下,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民主、加强文化建设等五个方面的具体标准。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调整, 理念更新,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已经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小康, 更加注重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小康”。因此, 更好地满足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是党和国家在新形势下坚持执政为民的重要内容。

(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人民真正富起来

党的十八大报告, 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3) ,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是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 提出的更具有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这一奋斗目标的实现, 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基本实现现代化———解决“强起来”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勾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宏伟蓝图。明确指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实现国家强盛

小平同志“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部署, 对走好第三步进行了总体规划, 明确提出“要在21世纪中叶,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向“四位一体”转变, 并最终演变为“五位一体”, 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就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的实现过程, 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二)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民族复兴

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 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国家强盛起来。只要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必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执政为民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党成立以来, 着眼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成功解决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的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中, 将解决国家“强起来”的问题,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建成,小康,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解放军报 (第01版) .2011

(2) 胡锦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解放军报 (第01版) .2011

篇4：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人民”。提出这个理念的毛泽东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多次从与“敌人”对立的角度使用“人民”这个词语，当然，人民是不包括人民的对立面“敌人”这样的人（群）和阶级的。“为人民服务”不仅表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在革命年代，“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是鲜明的。及至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的范畴大大扩大，“敌人”极大地缩小。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沿用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处理执政党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这种实践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构成国家的基础——一个个公民，才应是其面对的对象，“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理念虽然反映了执政党的性质，但“人民”的外延不能囊括所有社会成员。因此，这就需要将“为人民服务”理念化作更为具体、更现实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为人民服务”大理念下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这里的人，就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即一个个公民。“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以人为本”中的“人”的主体无疑仍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明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以“人民”利益为本。

把1976年党和政府因应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因应汶川大地震时的行为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从“政治挂帅”到“生命第一”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将抗震救灾转变为普遍的人民行动。由于把人分作不同的阶级，有革命阶级的人，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在组织人民抗灾的同时，政治运动并未停止，有些人甚至把抗震救灾视为一场政治运动。《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深入批邓，抗震救灾》这样的社论，好像有些人与地震一样值得憎恶。在这样的思路下，本该集中进行的抗震救灾受到了许多本不应有的干扰和影响。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国家启动了强大的行政力量抵御抗击。国家把抗灾救灾行动视为全体公民参与的社会共同行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置身于共同的危难之中。在这次地震救灾中，我们不再听到30年前那种政治性词语和口号，我们听到的是“生命第一”，看到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我们还看到上下一体的全民性社会行为。从领导不断强调的“救人是重中之重”到全国哀悼日的设定，我们看出了新世纪以来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实运用。正如外电所评，中国政府的救灾令人看到执政“以人为本”绝非一句宣传的套话。

从“人定胜天”到“直面灾难”

对自然灾害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如何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唐山地震时，中国尚处文革末期。那个时候极为看重“人民”的力量，“人民”可以打天下，可以与来自同类的“敌人”开展阶级的斗争并取得完全的胜利，当然“与天斗、与地斗”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天不怕、地不怕”口号下产生的是人对自然的轻蔑与藐视，似乎一场人民战争便可以打败来自大自然的任何威胁和灾难。既然“人定胜天”，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在具体的行动中无疑会出现夸大人类的主观意志，忽视甚至无视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唐山地震后，当时中国上下使用最多的字眼就是“人定胜天”。诚然，作为一种调动人们主观能动性和增强抗灾信心的技术性口号，这句话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应该说，唐山地震后充分展示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唐山抗震体现了人类自身与自然力的较量，凸现了人类的坚强精神。但毕竟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人定胜天”不再是抗灾口号。我们看到的是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带给人类的灾难，政府宣布这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必须直面。在此之下，“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研究地震成因，加强对地震的观测预报”……汶川地震后，我们虽未再见唐山地震时与自然为敌的“大无畏气概”，却同样看到了中国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依然看到了当年唐山地震后出现的奋不顾身、冲在一线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看到人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与唐山抗震救灾比较，汶川地震抗灾救灾方方面面的工作是建立在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破坏力的科学和理性分析基础上，在极端困难的震后环境下，科学决策，有所取舍，取得了更大的成效。这些变化除了与30多年后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提高与改善有关，最根本的还是决定于党和政府对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的新的理念：人类不能征服自然只能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人类必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承认作为大自然对立面的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弱势地位，立足于“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地直面灾难，探索规律，才能有效地减少损失。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

对影响全局的突发性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如何告知公民以及告知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重大事件处理得及时与否和效果好坏，从深层意义上讲还涉及到执政党和政府的运行体制和工作方式等问题，最终反映出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

唐山地震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地震3年后公布的死亡人数有24万之多。地震当时报纸新闻广播并未全面报道地震及其所造成损失的全部真实情况和救灾具体实施情况，给公众的信息量极少。报道多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做首先是考虑到“统一口径”，不要被“阶级敌人”和幸灾乐祸者利用负面报道趁势攻击和诋毁，给“人民”泄气。但当时人们从各种渠道传布着各种“小道”消息，在情况不明前提下的公众心理，一下子变得恐惧和不知所措，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汶川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向共和国公民告知灾情和救灾情况，信息全面且公开透明。这是建国以来，继2003年非典期间一改突发性事件有限制告知为全面告知后，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最为公开透明的告知。地震发生之际，政府便通过各种传播渠道通报消息，告知震情，公布应对措施，使得全国上下统一起来。从每日公布伤亡数字，到全面报道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公众在政府透明、客观、全面的告知中，获得了准确的信息，很快稳定下来，为抗震救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将实情告知公民，是抗灾理念的重大转变，这样不仅有利于公民与政府团结一致，战胜灾害，也有利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的塑造。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两次抗震救灾的不同处理方式，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然地震和救灾发生于中国大地，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了解和知道的权利。

从“谢绝外援”到“接受外援”

自然灾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遭遇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他国家政府和民间可以提供无偿援助或有偿援助。

唐山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组织纷纷表示愿意协助中国的善后救灾工作。但中国政府当时一概谢绝。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救灾工作。当时香港的《星报》分析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因为反感“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利用天灾来夸张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困难”。与内部“统一口径”防止攻击和诋毁一样，担心国际上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别有用心”，这是过分注重阶级性和政治性，没有看到“人类”的共性使然。

汶川地震发生，中国的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是人类的灾害。在全力组织救援的同时，对于国际社会给予的各种物质和经济援助，中国政府也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愉快接受下来。

我们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物资，欢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救援组织及人员赴灾区实施救援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条件。这说明，中国政府把抗击自然灾害的行动已经看作跨越国界的人类的共同事业。唐山地震时那种把自然灾害发生和对自然灾害的抵御仅仅看作自己国家人民的事情而关门独立解决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主动将自己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形象，这无疑是更开放的中国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现实行动的背后，恰恰是执政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延展。

篇5：从大学理念变迁看大学城建设

一、大学理念的变迁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研究教育思想的演进时提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 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教育的转型同时意味着教育理念的转型, 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大学理念的转型。

1. 以教学为目标的大学理念

从19世纪中期开始, 大学与社会的边界已经被清楚地划分。大学本身有较为清晰的目标。第一本给大学系统性地指出一个明晰图像的重要专著是牛津学者纽曼 (John H.Cardina Newman) 的《大学的理念》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在这本书中, 他指出大学就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 (libera education) , 培养绅士的地方” (John H.Cardinal Newman, 1852) , 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 而不在发展“知识”。“他心中的大学所应培育的绅士乃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识见至文化人。”也就是说, 大学是“教学机构”, 是培养人才的机构。纽曼的教育思想极大的影响了英国教育, 指引了19世纪牛津、剑桥的教育发展方向。

2. 以研究为目标的大学理念

19世纪末, 在洪堡 (Von Humboldt) 及阿尔托夫 (Althoff) 等人的革新下, 大学理念摆脱了纽曼的观点。他们认为, 应以大学为“研究中心”, 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这种观点与纽曼完全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大学重在“发展知识”, 而不是传授知识, 但仍然认为教学是大学的重要功能。这种理念风靡一时, 逐渐影响到欧洲各国, 并对美国大学理念产生强烈冲击。受此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德国大学模式是全世界大学效仿的楷模。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 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已经为人所知的知识和可以被确认为“原创性研究”的知识, 而无须担心这些知识有什么具体作用。在这个意义上, 大学成为一种由对学问的热爱所维系起来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 大学具有相当程度的内向性。

在这一阶段, 大学的规模适中, 可在一定程度上自成一体。同时, 当时的研究开支并不十分巨大, 研究项目可以在较小的规模上开展, 加之“大学教师”已经成为一个全职性、终身性职业, 使得大学与社会之间有相当的距离。例如, 在德国, 大学就有意识地拉开与商业的距离;在法国, 商业科目被明确排除在高等专业学院和大学之外。

可以说, 从纽曼到洪堡的大学理念, 已经明确界定了大学内向性的本质, 大学与社会之间就有了清晰的边界划分。然而, 经济和社会是在不断发展不断的, 大学也不可能始终独立于社会而存在, 大学与社会的边界之争在20世纪乃至今天一直在继续, 其边界也在不停的被打破或者重新建立。

3. 以参与服务社会为目标的大学理念

尽管大学刻意的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但随着社会发展, 大学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在现实的推动下, 大学的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最为著名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克拉克克尔提出的“多元化大学 (multiuniversity) ”的思想。

(1) 现实推动

二战前, 德国大学模式占主导地位, 大学与商业和工业之间的距离被刻意拉开。然而, 伴随着二战的爆发, 这种情况有了转变。二战期间, 军事活动对大学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大学研究的成果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洪堡所阐述的大学指导原则受到冲击, 大学的边界受到了侵蚀。二战后, 战后平等主义情绪成为潮流, 政府鼓励退伍军人上大学, 打破了原来受社会阶层限制的情况, 大学越来越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工具, 大学人数急剧扩张。与之相对应, 大学的规模和数量也迅速增加。

随着学科专业化的增强以及政府财政支持的不足, 大学与企业有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一方面, 大学所研究的科学成果更直接地应用到企业中赚取利润;另一方面, 政府财政支持的不足也使得大学主动寻求企业的支持和帮助。正是由于这种原因, 微生物、电子、计算机等领域的工业企业往往建在大学周围。

大学管理者的思想也迅速发生变化, 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大学都向私人企业出租校园周围的土地和建筑物, 以便于这些对大学科研成果有兴趣的企业与大学研究者交流和沟通。

(2) 理念变迁

现代大学理念以克拉克克尔的理论为代表。克拉克克尔于1952年至1958年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 后于1958年至1967年间出任加州大学系统的第十二位总校长。

他建立了巨型大学的概念。他认为, 这种新的大学的特点是有多个下属单位而且要服务于来自不同方面的要求。它没有一个单一使命。所以这种大学的多元化状态就会在内部, 以及在它与外部世界之间导致紧张。

他主张大学应当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的。他认为现代大学必须“采取一种能够包容民众所赋予它的多种任务的视角, 而大学又是以如此之多的方式进入民众的生活的”。他在《大学之用》一书中指出“知识产业将成为国家发展的焦点, 而大学正处在知识的中心”;“在历史上, 大学就是以同心圆的方式发展着的, …它渗透到农业, 以及现在到了工业。最初, 它服务于社会的精英, 然后还有中产阶级, 现在它服务于所有人的孩子, 不论其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他同时还指出大学和工业区密切相关, 大学和工业区盛衰的新联系带来了大学间和地区间的竞争。

二、大学城发展模式比较

国外大学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类四种:一类是自然发展型大学城, 包括多校区大学和多元化大学两种模式, 另一类是规划建设型大学城, 包括企业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两种模式。前者多出现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刚刚兴起的阶段, 而后者则多出现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成熟阶段或者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大力推进的阶段。

1.“自然发展型”的大学城

所谓“自然发展型”的大学城, 是指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所或多所集中于某地的大学规模越来越大, 大学内部或周围聚集了一定的人口从事一些第三产业的活动, 从而使大学校园或者大学周围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大学又分为多校区大学城和多元化大学城两种。

(1) 多校区大学城

多校区大学城 (Multi-campus University) 它是由多个校区或校园组成的具有共同法人地位的大学, 其校区可能是某大学的分支机构, 或某一地方或区域的教育分支机构。多校区大学城的首要特征就是城市中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 并占有重要比例, 这一城市能够极大地吸引、接纳和聚集高等院校, 以及高级专门人才。例如, 日本东京集中了全日本50%左右的高校, 拥有超过全国半数的高校在校生;巴黎拥有全法国43%的技术人员、60%-70%的研究人员和法国的四大科学院、全国五分之一的综合大学;多伦多有12所综合大学, 占加拿大大学总数的18%;波士顿大学城聚集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理斯丽女子学院等50多所大学。

(2) 多元化大学城

20世纪60年代, 在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高教改革, 加强科学研究, 教育和科研经费每年以25%的增长速度投入使用, 并赋予科学家许多特权。这些权力有效地强化了大学的研究功能, 导致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扩展了的新型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 (Multiversity) 的诞生。

多元化巨型大学城是在研究型大学城的基础上, 随着国家和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 通过国家立法、行政、财政强有力的支持, 在富有创新精神的创新型校长的创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思想指导下并通过创新型校长的创新实践建立起来的设有研究院且学科齐全、院系齐备, 教师超过千人, 学生超过万人的综合性大学城。多元化巨型大学城具有空间上的广延性, 内涵上的多层次性, 学科上的综合性, 人才培养上的多元性等特征。

2.“规划建设型”的大学城

一战后, 由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引发的兴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热潮, 国家成为大学城建设的重要力量。政府、高校和企业多方参与, 相互合作, 统一规划, 共同构建, 从而形成“规划建设型”的大学城。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世界各国以大学为核心的多种科技园区和科学城的兴起。根据发展的主导力量不同, 可以分为“企业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两种。

(1) “企业主导型”大学城

“企业主导型”大学城是指在大学城建设和发展中企业是发展的主导力量,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紧密合作, 促进了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硅谷地区。

(2) “政府主导型”大学城

“政府主导型”大学城是指在大学城建设和发展中政府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引进企业、协调市场秩序, 促进区域创新和企业合作。典型的案例包括日本筑波大学城和台湾新竹大学城。

总之, 大学的发展一般被总结为三个阶段:德国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 这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发展理念。从德国模式下的大学刻意远离社会, 到英国模式下的大学与社会不断冲突, 再到美国模式下的大学积极参与社会。这种理念影响了大学城的建设和发展, 使得大学城建设从自然发展演变为主动规划建设。

参考文献

[1]涂尔干, E.李康译:教育思想的演进[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231-232.

[2]John H.Cardinal Newman, 高师宁等译:《大学的理念》.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3年出版

[3]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12月

[4]爱德华西尔斯:“1900年以后的大学:历史的透视”, 引自《人文学与大学理念》, 哈佛燕京学社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