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花鸟画教案

五代十国花鸟画教案（通用7篇）

篇1：五代十国花鸟画教案

第5课 《唐朝衰亡与五代十国》教案

一、教学目标

1、找出并记住以下知识点：“安史之乱”的原因、时间、发动者、危害。五代十国的政权名称。

2、学习唐朝灭亡后中国所形成的的南北局势——五代十国时期，思考认识到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始终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主流。学生掌握辩证地认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二、教材分析

本课内容从8世纪中期的“安史之乱”到10世纪中期北宋建立，大约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政权关系相对比较复杂的历史时期。可分两个阶段去把握，第一个阶段：从“安史之乱”到唐朝灭亡时期；第二个阶段：五代十国时期时期。“安史之乱”导致唐朝衰亡是本课的重点。

三、学情分析

初一学生通过七年级上学期的历史学习，有了一定的历史判断能力，但是辩证地认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仍然欠缺。

四、教学过程

导入：让学生明确本课的两个重点学习内容“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评价任务一

一、安史之乱

方法分组合作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1、“安史之乱”的原因（1）唐玄宗后期重用奸臣，朝政混乱。

（2）各地方镇称霸一方，不停中央指挥，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2、“安史之乱”的危害

（1）安史之乱从755-763年，长达8年，百姓流离失所，昔日繁华的城镇沦为废墟，唐王朝也从此一蹶不振，进入藩镇割据时期。唐朝虽然结束了安史之乱，但随之而来的是藩镇割据的局面，9世纪后期爆发的唐末农民起义，给唐朝致命打击。（2）907年，唐朝灭亡。评价任务二、五代十国

1、五代的形成

907年，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此后，中原地区先后建立的政权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

2、十国

与此同时，中原以外还出现了十个政权，史称“十国”，他们是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前蜀、后蜀和北汉，除了北汉在山西外，其他九国均在南方，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小结： 作业：课后作业

篇2：五代十国花鸟画教案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知道安史之乱的过程、原因、影响；了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末农民起义原因、简单经过及历史作用；五代十国的史实。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历史事件原因、过程、影响的分析，获取有效历史信息。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天宝危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揭露地主阶级腐朽反动的本性，并说明这一切正是唐朝国势衰落的原因。理解五代十国统一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必然趋势。

2.唐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瓦解了唐朝反动统治。说明封建社会里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战争；五代十国的更迭与分立 难点：安史之乱的过程和藩镇割据的概念

三、探究新知 1.复习提问

同学们曾学习过《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一课。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回答“开元盛世”是指哪个皇帝统治时期的史事？“开元盛世”的含义是什么？

(同学回答后教师小结)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年号叫开元。“开元盛世”指开元年间，唐朝在政治上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呈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的盛世景象。2.导入新课

然而，这么一个难得的盛世局面，到了天宝年间竟从顶峰急剧地跌落下来。唐朝由盛而衰，从衰落到灭亡。这些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

3.讲授新课

（板书）第27课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

（板书）一 天宝危机

唐玄宗统治前期，励精图治，使唐王朝社会经济和国势达到极盛时期。但在这殷富繁荣的背后，却潜伏着祸乱衰败的危机。（板书）1.不理朝政

天宝年间，玄宗渐生骄侈之心。他不再似当年那样关心政事，勤勉治国，勃勃进取了，而一心要作纵欲享乐的“太平天子”。自杨贵妃入宫后，玄宗整日与贵妃饮酒作乐，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生活。（多媒体播放下列两幅图片）

杨贵妃非常喜欢吃新鲜荔枝，唐玄宗下令从川、广东一带，飞马运送到长安，不惜跑死许多人和马。于是，就有了唐朝诗人杜牧的千古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玄宗宠幸杨贵妃给唐朝政治带来了什么直接影响？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板书）2.任用奸相 玄宗将国家大事交给“口密腹剑”的奸相李林甫和不学无术的外戚杨国忠，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林甫有四项奸邪作恶的“本领”：“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已，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他独揽朝政19年，残害忠良，堵塞言路（提醒学生看书中有关李林甫专权、阻谏的小字）。朝廷腐败日甚一日，国家祸患日迫一日。（板书）二 安史之乱 755——763年

正当玄宗和杨贵妃流连于骊山华清宫的富丽，沉湎于《霓裳羽衣曲》乐曲声中时，幽燕边塞响起了反叛的聋鼓。（板书）1.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

唐自睿宗开始，就在边地设立节度使。天宝年间，边境10个节度使共拥兵49万。善于逢迎献媚，深得玄宗信任的安禄山一身兼领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管辖着今北京、河北、山西以及辽宁、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拥有15万铁骑。他依仗自己势力，趁唐朝政治腐败，内地兵力空虚，于755年11月，以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叛乱，企图夺取唐中央政权。后来其部将史思明也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

唐朝内地多年无战事，士兵无训练，兵器多朽烂。一时有变，各地猝不及防。起初，叛军连连得手，很快攻下唐东京洛阳。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接着西下潼关，直逼长安。唐玄宗携杨贵妃，杨国忠和皇亲贵臣趁夜出城逃奔川中。走到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县西），愤怒的士兵杀死杨国忠，并包围驿馆，玄宗被迫忍痛缢死贵妃，继续西逃。皇太子李亨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北）即皇帝位，主持平叛，他就是唐肃宗。（板书）2.郭子仪、李光弼平叛

安禄山的军队十分残暴，所到之处，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屠杀老人和儿童。756年六月有攻入长安后，纵兵“大索三日，民间财尽掠之。”叛军的胡作非为，激起军民强烈反抗。常山和平原太守在河北起兵拒敌，牵制叛军不得西进。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部平叛。757年九月，郭、李二将在回纥兵配合下收复长安、洛阳二京，叛军受到重大打击。763年叛乱最终被平息。

（板书）3.唐朝衰落

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使人民遭受一场空前浩动。双方反复攻夺的洛阳城，周围几百里内，不少州县成了废墟。据记载，战争所及黄河中下游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劫后余生者不足1/3，北方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

安史之乱虽然平息了，但迫于安史旧部的实力，唐中央封降将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分别为卢龙、成德和魏博节度使。这三家名为节度使，实则是独立的割据势力。史称河北三镇。藩镇割据的局面从此开始，唐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落。

（板书）三 藩镇割据

（讲解“藩镇”概念）安史之乱期间和以后，唐朝增设了许多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他们控制着土地和人民，依恃着强大的兵力和财力，与中央对抗。军队是藩镇割据的资本。节度使的职位或由父传子，或兄终弟及，或部将接替，中央无法节制。藩镇林立，争战频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使生产受到破坏，唐朝后期的统治力量严重削弱，是唐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板书）四 宦官专权

唐朝宦官专权，是从玄宗宠信高力士开始的。那时四方奏章，都经高力士传递。宦官李辅国因在灵武拥立肃宗有功，而掌握了禁军的统帅权。代宗时宦官又掌握了传达皇帝命令的机要权。宦官的权柄越来越大，以至后来国策的制定，朝臣的任免，皇帝的废立都由他们把持。唐朝末年８个皇帝，有７个是各派宦官根据自己的需要拥立的。“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一般，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驯服工具。宦官专权，加深了政治的黑暗，加速了唐朝的衰落。（板书）五 “黄王起兵，本为百姓”

（板书）1.爆发起义的原因

唐朝后期，统治阶级更加贪婪，生活更加糜烂。而广大人民面对的却是赤贫和死亡。873年，潼关到大海的广大地区遇到大旱，农民吃草根、槐叶充饥，饿死无数。官府却照旧催逼赋税，农民被迫拆房砍树，卖妻卖子，也不能完税。租税以外，还有其它繁重的差役。农民已无法生活下去，只好走上反抗的道路。（板书）2.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 875年

（利用《黄巢起义流动作战》图讲述起义过程）875年初王仙芝率领几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起义，黄巢也聚众响应。他们利用灵活的战术，连克州县，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战死，大家公推黄巢为王，号称“冲天大将军”。（板书）3.流动作战和大齐政权

为了有效打击敌人，发展革命力量，起义军转而向守备薄弱，又是唐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地的江南进攻。黄巢率军在安徽和州渡江，先后攻入浙江、福建，879年夏攻占广州，此时起义军发展到50多万人。由于多年征战积累下丰富的战斗经验，扩大胜利成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广州，黄巢发布文告，痛斥朝臣和宦官狼狈为奸，纲纪败坏。宣布要直捣长安，推翻李唐王朝。十月，声势浩大的北伐开始了。先克桂州（今桂林），再沿湘水破潭州（今长沙），经湖南入湖北，顺长江东下，攻到今江西、皖南、浙西一带。又从安徽北渡长江，不战而下洛阳，平潼关。881年一月八日，唐僖宗仓皇逃出长安。同一天，义军领袖黄巢乘坐饰金软舆，率领千军万马进入长安。长安百姓涌向街头，夹道欢迎。一月十六日，农民军在长安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国号大齐。（板书）4.起义失败及历史意义

由于起义军没有乘胜追歼唐军，给了唐僖宗纠集残余军队和藩镇势力反扑的机会。883年，义军被迫撤出长安。884年，黄巢在泰山附近兵败牺牲，轰轰烈烈的起义失败了。

唐末农民战争历时10年，震荡全国，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瓦解了唐朝的反动统治。经过大起义的冲击，唐王朝已名存实亡，907年，最终为藩镇所灭。

（板书）六 五代十国

师生共同探讨：

观察教材五代十国形势图

1.（多媒体展示以下材料）史料解读 材料：五代十国，包括五代与十国等众多割据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自唐朝灭亡开始，至宋朝建立为止；也可以定义为到宋朝统一十国剩余政权为止。

2.（多媒体出示问题：五代十国的历史根源）根据课本知识，抢答五代十国的历史根源

答案提示：唐朝藩镇割据。

3.（多媒体出示五代十国的地图，提出问题：五代十国的历史影响）五代十国的历史影响？

答案提示：北方战事不断，政局动荡不安。南方地区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政权分立，但统一始终是一个必然趋势。

四、课堂总结

篇3：五代十国花鸟画教案

一、隋朝赋税

隋朝(公元581年～公元618年)是北周外戚杨坚于公元581年建立,历二帝,共37年(公元581年～公元618年),为唐所灭。

隋朝赋税分为租、调和力役三种。隋文村居民),奉公上,蒙轻减之征”。隋文帝还推行均田制,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废除了官卖盐、酒制度,连盐税、酒税也停止征收。隋文帝还采纳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撤郡并县,“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撤郡并县后,官府冗员减少,国家开支节省。隋文帝的改革使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但隋朝第二代皇帝隋炀帝杨广却一反文帝轻徭薄赋的政策,横征暴敛,租税之外任意课征,甚至预收未来10年田租。徭役、兵役更是繁重,不断征发农民筑西苑,营洛阳,缮离宫,开运河。最终导致农民起义遍地爆发,李渊父子趁机起兵推翻了隋朝。

二、唐朝赋税

唐朝是隋太原留守李渊父子起兵建立的政权,历21帝(包括武则天称帝),共290年(公元618年～公元907年),为后梁所灭。

唐朝是在隋末农民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李渊父子深知百姓疾苦,轻徭薄赋是其基本赋税原则。唐高祖李渊建国初期颁布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庸是代替力役的赋税。但时值战乱,仅在关中推行,后由唐太宗李世民推行到全国。均田制的授田顺序是:承担租庸调的,先授田,反之,后授田;贫穷者,先授田,富者后授田;无田者先授田,有田者后授田。地主、农民、奴婢、长工均可授田。均田制禁止土地兼并。均田制是一项对生产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的土地制度,唐朝的均田制限制土地兼并,这对后世的赋税公平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初实行的租庸调制和过去的赋税制度相比有重大突破,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庸”的内容,即以实物代役制度,这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特别是按自然灾害的程度减免租庸调的规定,更体现了统治者的民本思想。均田制和租佣调制奠定了唐初的经济基础,是历史上出现“贞观之治”的前提条件。

李世民的轻徭薄赋政策受到魏征的直接影响。魏征任宰相,多有智谋,是谏言诤臣,深受李世民的赏识。魏征的赋税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其基本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四点:其一,反对涸泽而渔的敛财手段;其二,主张长期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医治战争造成的经济重创;其三,政府维护税法的信用;其四,君王去奢省役。

唐太宗李世民之后是唐高宗,高宗在位34年间由武则天主事25年,高宗死,中宗继位,不到1年被武则天所废。之后睿宗继位,在位5年又被武则天所废。武则天以周代唐,自己称帝15年,史称“武周”。因此,李世民之后,就是武则天掌权天下。武则天的政绩在于选拔贤能,实行管治,这对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武则天之后,恢复大唐国号,中宗复位,五年后为韦后所害。睿宗之子李隆基起兵杀韦后,拥其父睿宗复位,睿宗在位二年,退为太上皇,传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唐玄宗政治清明,励精图治,选用贤能,奖罚分明,使吏治焕然一新,开创了“开元盛世”。在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三项重大措施:其一,继续均田,抑制兼并;其二,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其三,边疆屯军,内地增加屯田,提高国家收入。但唐玄宗后期沉湎于声色之中,把三千宠爱加于杨贵妃一身,“春宵苦短日渐高,从此君王不早朝”。又委任李林甫为相,此人口蜜腹剑,妒贤嫉能。后任用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为宰相,任用安禄山为节度使。后来,杨国忠与安禄山争宠,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公开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唐朝由此盛极而衰。

“安史之乱”后,北方和中原形成众多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国力日趋衰微。割据的藩镇,有的是“安史之乱”的降将,有的是平叛的节度使。他们割据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贡赋税,特征之二就是世袭制。到公元780年,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总结以往税收改革的经验,提出四点赋税思想,即量出为入、简化税制、赋税负担能力、租税以货币缴纳。杨炎建议废除租佣调制实行“两税法”,唐德宗于建中元年采纳杨炎的建议并颁行天下。“两税法”是指将过去的田税、户税并为一税,每年分春秋两次征收。租佣调制是以户为课税对象,而两税法是以地为课税对象,相比而言,后者比前者合理,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种重大变革。两税法有六条原则,即:量出制入原则——财政有多大的支出,就征多少税;居住地原则——按居住地立户籍征税;按资产征税原则——资产和田地多的征税多;折钱纳物原则——以货币计税缴纳,农产品必须卖成钱或按市值折算成钱缴纳;夏秋两次纳税原则——纳税时间的限定;保留丁额原则——以前的租佣调制按丁(户)征收,保留定额是为了作为参考。

杜佑位极宰相,擅长理财,并编撰“经世致用”的《通典》二百卷传世。他的赋税思想如下:其一,推崇计田取税,即农业税的税基应建立在田地数量基础之上,这样比较公平。其二,扩大纳税面,减轻两税负担。其三,节用才能薄赋。杜佑的赋税思想至今仍被推崇,中国现阶段结构性减税政策也需要建立在节约财政开支基础上才能奏效。

两税法的立法原理具有进步意义,但在执行中却加重了农民负担,除了税制本身的弊端,更主要的是豪强地主瞒田漏税,而地方官又不严查。这直接导致了唐末王仙芝、黄巢农民起义。王仙芝、黄巢起义持续10年,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唐朝气数已尽,不久就被后梁所灭。中国进入有一个类似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

三、五代十国家赋税

五代为割据北方的政权,始于后梁,相继为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为主要割据于南方的政权,为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汉,另加北方的北汉。五代十国攘伐更迭,历时53年(公元907～公元960年)。

五代十国时期,南北藩镇势力割据,中国四分五裂,除沿袭隋唐税制以外,各地征税名目繁多,鱼税、鹅税、酒税等,应有尽有,世所传言十国时物物有税。但这一时期比较短暂,赋税如同政权一样呈现出杂乱景象,但整体上并基本没有显示出任何赋税变革的主旋律。

篇4：五代十国 三王开闽

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

历史文化名城福州，山海至胜，人文荟萃，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福州人，当以此为荣。

在古代福州，最早的冶城只及今鼓楼区冶山一隅之地。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后又建子城、罗城、夹城、外城、府城和省城。有史可稽，福州建城的时间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征服今温州一带的东瓯和居住在今福建境内的闽越，置闽中郡管辖上述地区，福建即为其中的一部分，郡址设“冶”，即今福州城内包括鼓屏路以东、中山路一带的冶山周围。至今已有2201年的历史。从此以后，以福州为国、郡、州、路、府及省会的所在地，福建才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

从南朝陈永定元年（公元557年）至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今福州有时称闽州、丰州、泉州，名称交错使用，时设时废。直至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福建为“长乐郡”，治所称“福州”，一直延用至今，已有1257年的历史。

“开闽圣王”王审知立皇城

那么，福州何时成为皇城的呢？这还得从“开闽圣王”王审知说起。闽太祖王审知，字信通，一字详卿。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五代时期闽国君主。

唐末政治腐败，农民纷纷起义。唐僖宗中和五年（公元885年），王审知与其兄王潮、王审邽随寿州（今安徽寿县）农民军首领王绪转战福建，因王绪对诸将多疑猜忌，王潮身为其参军，日夜忧患，遂发动兵变，自立为元帅，王绪自杀。其后王潮克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病死。大顺二年（公元891年），陈岩的妻舅福州护军使范晖，号称留后，发兵抗潮，王潮命王审知攻城，于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攻克福州，逐渐占领今福建省全境，王审知时任福建道副观察使。乾宁四年十二月初六（公元898年1月2日），王潮过世，遗命以王审知继位福建道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后又受封为琅琊王。后梁太祖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朱温封王审知为“闽王”，建都福州，别称“闽都”。从那时起，福州便成了闽国的皇城。

王审知治闽的29年间，实行发展生产的政策，使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发展。王审知“宁为开门节度，不作闭门天子”，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向朱全忠称臣纳贡，并与南汉、吴越的地方割据势力缔姻结好。他整顿吏治，用人唯贤，重用不受馈赠的贾郁、重视农业的颜仁郁及黄滔等人。当时在外地任职的翁承赞、王倓、徐寅等纷纷来归，审知都予以礼用。他还在福州大兴“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又在各地广设庠序，搜集整理文献，使闽中文教事业得到发展。王审知还开辟了福州的外港——甘棠港，使福州成为东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为御外敌 闽王两度扩城

福州成为闽国堵城后，王审知为防御外来侵犯，先后两次扩大福州城，第一次建罗城，第二次建夹城。

唐末天复元年（公元901年），王审知建罗城，方围约40里，城高20尺，厚17尺，城墙的材料全部用印有钱纹的城砖砌造。像这样精致的砖城，当时全国少有，因为古都长安唐朝时还是土城。罗城辟八个城门：南为福安门（后改名利涉门，今安泰桥北），东为清平门（后改名海晏门，今沃桥西），东南通津门（今津门路），东北为通远门（后改名延远门，今贡院前），北为济川门（后改名永安门，今钱塘巷），西为善化门（今善化坊），西北为安善门（今西湖旁），西南为清远门（今澳门路）。城垣呈东西宽、南北狭的椭圆状，东西两端相距约3000米，南北两端相距约2000米。把子城包在城内，北面将冶山围入，成为全城制高点，南面以安泰河为限，将大航桥以南已经形成的居民区、商业经济区括入城内，福州遂有内外两重城垣。罗城建成后，也允许老百姓居住，但要在规定的地段，按规定的形制建房，并分段围以高墙。今日南街和南后街一带的“三坊七巷”，即当年罗城的居民区。

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距建罗城不过7年，王审知在罗城南北两端加以扩展，把罗城夹在里面，故称“夹城”。南端由安泰桥边的利涉门扩大到南门兜的宁越门，北端由钱唐巷口的永安门扩大到北门的严胜门。夹城又叫南月城、北月城。南月城两个大门名叫宁越门（今南门兜）、美化门（今阔埕街），南月城外开浚护城濠与江潮相通。北月城也有两个大门，名叫严胜门（今华林寺东段）和遗爱门（今北门兜）。夹城和罗城连在一起，把屏山、乌山、于山都围在城中，提高城市防御能力。夹城建成后，城市成满月形，当时节度推官黄滔在《万岁寺》诗中有“新城似月圆”之句。

闽王祠和闽王墓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王审知去世，葬于福州城北凤池山，后改葬莲花山。其子王延翰继立，谥王审知为忠懿王，后改谥昭武王。王延钧即位后追尊庙号太祖，谥号昭武孝皇帝，陵号宣陵。

闽王祠位于福州市庆城路，原是王审知的故居，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改建为祠庙。自宋到清的1000多年中，每到立春这天，地方官员都要率官民来此祭祀，并在祠前取泥土捏成春牛，而后开始春耕。庙毁于元代，仅存一厅。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奉旨重建。清以后，旧址大部分被浸圮，仅存府第前门的一部分，即今闽王祠大厅、董太后享堂、拜剑台等。1962年、1981年、2012年三度重修。

篇5：五代十国和北宋的历史试题

一、选择题

1.五代十国中，五代相继统治的地区是：

A.东北地区B.江南地区C.黄河流域D.长江流域

2.对后周世宗改革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B提高了后周军队的战斗力

C为北宋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D扩大了后周的疆域

3.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A与五代同时，南方各地先后出现了十个割据政权，总称十国

B北宋初期的`统治者采取措施消除了唐朝后期以来的藩镇割据现象

C造成北宋中期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官僚机构的膨胀

D王安石变法的许多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

二、填空题：

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定都，即今天的开封。

三、识图题：杯酒释兵权(图略)

请回答：①图中站立者是谁?他在干什么?

②为了解决他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案：

一、1.C2.C3.A

二、赵匡胤北宋东京

篇6：五代十国花鸟画教案

一、五代十国时期政区地理

陈占山在《隋唐南汉时期潮州的历史图景》(《暨南史学》2015年第2期)中从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人口状况及经济发展情形、移民与原住民、地方势力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对该时段潮州历史进行重构而在最后对其社会文明所达到的程度做了评估。获载于2014年(《山西档案》第4期)贾发义,史诤罡的《试论蒲州在隋唐五代时期的特殊地位》从隋唐五代时期的蒲州之特殊地位出发,指出蒲州由地处隋唐五代统治的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和北都太原所构成的三角形的中央地带,在当时无论是作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基地,还是作为防御统治层内部叛乱的堡垒,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周庆彰在《后梁遥改汶州考》(《历史地理》2012年第0期)一文运用《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等史料,考订了后梁遥改汶州之过程。周运中在《杨吴、南唐政区地理考》(《唐史论丛》2011年第1期)一文在总结了前人在杨吴、南唐政区之著述基础上对《新五代史·职方考》中所载泰州之问题进行了辨驳考订。杨光华在《五代峡州复置巴山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期)一文以《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等地理志作为基本史料,对五代峡州复置巴山县情况进行了考证梳理。胡耀飞在《试论湖州在吴越国国防中的地位》(《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一文从湖州的地理、历史和历次战争中湖州的作用以及其他非军事方面系统探究了湖州在吴越国国防中的地位。陈习刚在《论唐五代时期的固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一文中以唐五代时期的固始为例,从军事经济和文化风俗等角度,评价了该地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并指出固始是唐末五代时期的重要争战地和北来人口中转基地,也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唐五代时期的固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即固始在军事上的影响是重大的,在文化的传播上由于人才的影响广泛而巨大而起到重大深远的作用。华林甫在《隋唐五代政区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8期)一文从隋唐五代、都督府、地理志、沿革地理、岑仲勉、羁縻府州、历史地理、羁縻州、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等若干层面对涉及中国隋唐五代时期政区变迁情况进行了综合探讨。彭文峰在《后晋真定府行唐县改为永昌县的具体时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一文中运用《太平寰宇记》等史料,对后晋真定府行唐县相关建置变迁时间以及过程进行了考订。陈鸿钧在《南汉兴王府暨常康、咸宁二县设置考》(《岭南文史》2008年第1期)一文运用《资治通鉴》《顺德县志》《宋会要》等史籍对南汉兴王府暨常康、咸宁二县设置情况进行了考证。郭声波在《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钩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年第3期)一文考订了岩州以及常乐州属县之沿革及地望情况,反映了避讳文化之影响。张春芝在《后晋和后梁的历史地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一文从历史地理学出发,对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和后梁的黄河流域政区建制进行了考订梳理。曾昭璇在《南汉后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首先是分析了海南岛自然地理情况,即该地是地势是中高周低。中部是黎母山、五指山区。四周为沿海台地平原。气候南热北温,东雨西旱。东南西北四方生产环境不同。风俗亦异。进而利用《广东通志》等史料得出了南汉两宋分海南为琼、崖、儋、万州四州之结论。靳润成在《五代十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历史教学》1990年第5期)一文从地域文化之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吴越等政权地理分布概况。

四川师范大学王韵在硕士论文《论唐、五代的昭义镇》中通过对昭义镇的具体剖析,论述了昭义镇的建置和地理环境、在唐中央和地方藩镇关系中的微妙地位、和唐末五代初政局变迁的关系,分析了昭义镇起重要作用的原因而得出了在唐、五代历史中,一个藩镇处于什么地位,其政治取向和发展、对中央的态度,及其对这段历史的影响与其地理环境、军事实力的强弱和种族文化因素有密切关系的结论。东北师范大学张丽梅在硕士论文《五代地方行政考》中从地方行政建制、官员任用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入手,来揭示五代地方行政特点及其变化趋势,分析其对宋代地方行政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胡耀飞在硕士论文《南唐两都制研究》中通过研究南唐两都制变迁而得出了从杨吴末年开始出现的两都制,在南唐时期被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该政权的结束之结论。南京大学刘亦雄在硕士论文《南唐方镇制度研究》中从南唐方镇制度入手,分析了该时期霸府、长官、禁军诸情况,进而系统反映了南唐方镇制度状况。河北大学吴树航在硕士论文《唐末五代河北三镇割据的衰亡——以三镇合纵连横关系为视角的研究》中对中唐至五代十国时期河北成德、魏博、幽州三镇割据兴衰变化进行了分析探究而以时间为序指出了其内外影响因素。云南大学朱一帆在硕士论文《唐末五代河东地区军事地理研究》中综合利用史料文献探讨中唐至五代十国时期“河东地区”相关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王庆昱在硕士论文《梁晋争衡下的河北藩镇研究》中以四章的篇幅安排探讨了唐末五代时期河北藩镇变化情况,逐步得出了由原来的半独立状态逐渐过渡到国家统治下的顺地的结论。复旦大学陈昱明在硕士论文《五代关陇河洛地区政区地理》中以五代时期关陇河洛地区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各种历史文献记载,并结合五代相关研究成果,复原出五代时期该区域内各节度使辖区及所辖各州沿革,包括辖区的变化、地名的更易、治所的迁徙等状况。华中师范大学张晓笛在硕士论文《高氏荆南军事地理研究》中以五代时期高氏荆南军事地理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带入到宋初统一南方之战来讨论。从而了解以荆南为代表广大长江中游地区在宋初平定南方之战的战略意义,进而以引起学界对长江中游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视。内蒙古师范大学郭丽平在硕士论文《论辽初经略燕云十六州及其历史意义》中从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及军事关口和政权态度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燕云十六州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全面、系统探讨了辽朝初期为取得燕云十六州而进行的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对辽初统治者如何经略燕云及其对辽朝和周边政权及后世朝代所带来的重大历史意义。陕西师范大学谢宇荣在硕士论文《唐末五代环洞庭湖三区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全面梳理了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环洞庭湖三区雷氏、马楚、荆南、周行逢等政权围绕洞庭湖所展开的各种军事与政治的互动以及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情况。复旦大学周庆彰在博士论文《五代时期南方诸政权政区地理》中尝试选择多个横断面反映诸政权疆域政区的动态变化,通过对各类文字史料和金石碑刻的考证,加之逻辑分析,复原精确到以年为单位的南方政区置废、更名、徙治状况,同时对于正史地理志、地理总志、地方志中的史料记载进行补阙纠错而复原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政权疆域政区变迁过程。

二、五代十国时期城市地理

陕西师范大学刘闯在硕士论文《五代时期汴州城市环境初探》中通过对《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五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籍的梳理,勾勒出五代时期汴州城市环境的基本状况,探讨了引起其城市环境变化的诸多要素,指出了在自然环境、城市规制相对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增减(频繁的社会形势变化所致)成为左右汴州城市环境好坏的主要因素,为今天全国风起云涌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旧城区改造升级过程中宜居环境的合理规划与营造提供了些许的参考借鉴。陕西师范大学朱永杰在硕士论文《五代至元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的初步研究》中通过收集相关历史资料及总结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城市历史地理学方法,对五代、宋、金、元时西安城市地理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东北师范大学李晓霞在硕士论文《五代奠都开封述论》运用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五代奠都开封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五代奠都开封的四个阶段的观点。南京师范大学李鑫在硕士论文《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城市》中以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城市为例进行探讨分析,认为“西宅”是归义军节度使的内宅,“北宅”居住着归义军节度使的夫人,而“南宅”则有可能是节度使的子弟或是子侄辈的住处。暨南大学高宁在硕士论文《南汉时期兴王府城形态结构初步研究》中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相关文献史料及近期考古发掘成果,对南汉时期兴王府城(即今广东省广州市)的建设情况加以全面分析。

张学锋在《“近世都城”的出发——以南唐金陵城为例》(《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一文从中国历代都城规制出发,认为南唐都城金陵无疑是近世都城的先驱。孙铁林、屈军卫在《五代后梁后唐沿黄河对峙战略据点杨刘城考论》(《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一文根据新、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认为杨刘城遗址当在今山东莘县与河南南乐县交界处,为隔今徒骇河相望之杨寨村和刘寨村的统称,而非东阿县杨柳乡。张天启、张剑光、邹国慰在《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及其特点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一文联系苏州、湖州、杭州、金陵等城市,对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进行了系统探讨分析,进而认为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不仅使城市布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扩展了城市的生活功能,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变化,而且也是社会风尚的需要,是江南经济发展的标志。周加胜在《南汉时期广州城市布局及建筑研究》(《唐史论丛》2009年第0期)一文从南汉统治时期广州的城市布局来探讨唐宋变革之际岭南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姚亦锋在《南唐金陵城格局追溯》(《现代城市研究》2006年第8期)一文指出南唐(937~97年)复兴了六朝的城市繁华,,进而为后来的明朝城市建设奠定了格局基础,是南京城市建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陈双印在《五代时期的扬州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辑)一文利用传世敦煌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对该时期扬州城进行综合考量。此外,朱永杰、韩光辉在《五代至元西安城垣范围及建制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辑)一文也对涉及了对五代时期西安城垣范围及建制特点的探讨。

三、五代十国时期经济社会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

吴名岗在《棣州因盛产盐于后周割置滨州》(《滨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一文认为滨州得以建立的真正原因是棣州沿海一带盛产食盐,封建统治者靠食盐专利、榨取巨额钱财以维持其统治,因此滨州才会在混乱的五代时期得以建立。张卫东在《略论唐五代河南人才的地理分布》(《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认为该时期河南聚集了大量人才,并以豫西、豫中为多。薛平拴在《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一文也涉及了对五代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探讨。林岭在《五代十国时期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地理基础》(《福建地理》1997年第2期)一文从五代十国时期、地理基础、泉州港、社会经济发展、地域单元、商品性农业、庄园经济、海上贸易、海外贸易等若干方面对五代十国时期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地理基础进行综合探讨。朱锡光在《〈十国春秋·地理表〉订误七则》(《文献》1990年第3期)一文利用《资治通鉴》等史料,对吴任臣《十国春秋》中的剑州等错讹进行考订。

综合近三十年各学人对五代十国时期人文历史地理之着力而言,内容涉及五代十国时期政区地理、五代十国时期城市地理、五代十国时期经济社会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等方面。尽管各学人在该研究上取得的深度、力度收获各异,但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美中不足的是,仍然存在着研究内容集中或选题重复等问题(如重南方而轻北方,详东部而略西部等)。究其原因,既有主观之重视程度不足,又囿于文献史料或考古资料缺乏的客观因素。此外,鉴于历史学之地位,而使历史地理学只有必须兼顾其他学科科研成果并及时更新研究方法,才能使该论题不断延伸,为取得新的学术成果做好准备。正如中国历史地理学先贤谭其骧先生对学生所言:“我应该超过前人,你们应该超过我,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①

摘要：近三十年间,许多学人针对五代十国时期人文历史地理开展大量研究工作而出现了众多著述。从内容而言,主要有五代十国时期政区地理、五代十国时期城市地理、五代十国时期经济社会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等。

篇7：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研究综述

摘要：南汉是继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后梁贞明三年（917）刘陟（刘龑）在番禺称帝，国号汉，史称“南汉”。关于南汉史的研究，相较于其他时期的历史研究，尚处于薄弱阶段，本文重点对20世纪以来南汉史研究进行简单的归纳，总结，以作探讨。

关键词：五代十国；南汉；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66-02

南汉是继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自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唐朝灭亡，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期间的50多年里，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吴、前蜀、楚、南汉、吴越、闽、荆南、后蜀、南唐九个割据政权并立，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史称“十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

唐末五代时期，刘谦、刘隐、刘陟（刘）父子三人在乱世中积蓄实力，逐渐崭露头角，建立了地方政权，其中刘陟（刘）与后梁贞明三年（917），在番禺称帝，国号汉，史称“南汉”，宋开宝四年（971），南汉为宋所灭，南汉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南汉的研究，由于立国时间不长，对其记载也是少而又少，凌乱而又分散，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引起史家的足够重视。自上世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之后，学者们开始广泛关注这一历史时期。但是相较于唐宋历史的研究成果，对于“五代十国”的研究显得十分的薄弱。甚至相对于其他同时期的楚国、南唐等地方政权的研究而言，也是相对薄弱的，不但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也表现在研究的深度上。

一、南汉研究动态与文献综述

（一）20世纪前南汉史的研究。19世纪之前对于南汉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如南汉后主朝的中书舍人胡宾王辞官后，写成的《南汉国史》，还有宋人胡元兴、周克明也曾撰写专门的南汉史书。这些史书是最早对南汉历史进行记载和研究的典籍。这些典籍虽整本散佚，但后人也从散见的史料中进行了搜集和整理，保存了一些史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关于南汉国历史的著作主要有：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因为受当时正统思想的影响，南汉被列入卷135《僭伪列传》。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在书卷65《南汉世家》中较为完整的记录了南汉政权的发展历程。此外，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路振著《九国志》，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人脱脱等编修的《宋史》，清朝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刘应麟撰的《南汉春秋》，梁廷楠著的《南汉书》，吴兰修著《南汉纪》、《南汉地理志》中都有南汉历史的记载。这些都曾涉及或者专门记载南汉国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这些史书基本都是在宋人南汉国史记载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二）20世纪以来对南汉国史的研究情况。

（1）对刘氏族属问题的研究，这是近代南汉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议题，观点大致分为三种。第一，认为刘氏不是汉族，而是来闽粤经商的大食（阿拉伯）后裔，这个观点，最先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上个世纪初发表的《南汉刘氏祖先考》（收入《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上提出的。大陆学者陶懋炳《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台湾学者李东华《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7年版）等都认同和沿袭了藤田丰八的观点；第二，认为刘氏是岭南少数民族俚僚的武装首领，是少数民族。刘美崧在《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一文中对此观点做了阐述；第三，认为刘氏还是传统南迁的中原汉人。唐森《南汉刘氏族属评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王承文先生《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都支持此观点，并对波斯说和俚僚说做了批判。

（2）对南汉士人与宦官政治的研究，南汉王朝的兴衰，与士人和宦官都有密切的关联，曾国富《士人的任废与南汉王朝的兴衰》（《岭南文史》1995年第2期）和张金铣的《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都对士人与南汉国兴衰的联系进行了探讨，张金铣的《南汉宦官势力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唐森的《话说南汉刘岩与宦祸》《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等对南汉中后期宦官专权对南汉的影响做了研究。这些研究基本都认为南汉前期礼贤下士，重用士人，国力昌盛；中期宠信宦官，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后期宦官把持朝政，国家赢弱不堪，南汉国最终灭亡。

（3）对南汉经济的研究，虽然南汉处于唐宋之交的乱世，中原地区动荡不安，但是南汉政权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对当时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李庆新的《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从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三个方面详尽的探讨了南汉的经济发展情况。由于南汉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更多的学者，对南汉国经济史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了其对外贸易上，如本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华书局，1988年版）、杨少祥《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述略》（《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文都对南汉国的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

（4）对南汉对外关系的研究，李东华《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7年版）从南汉的经贸发展和外交方面论述了南汉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政权的关系。赵建玲《南汉与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的关系概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认为南汉志在五管，对五管抱着必争的态度，同时以南汉为中心，也探讨了南汉与周边政权的关系。陈欣《南汉与安南交往考》（《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楚汉《略论吴权与南汉白藤江之战》（《东南亚纵横》1990年第4期），都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南汉与某一周边政权的关系。

（5）对南汉地理与建筑艺术的研究。南汉地理研究方面，今人多是在清代学者吴兰修《南汉地理志》的基础上，研究南汉的疆域和行政划置。如梁元的《南汉地理志考异》（《岭南文史》1985年第1期），梁允麟的《南汉地理沿革》》（《广东史志》1995年第4期）等。在城市建筑方面，曾昭璇的《宋代以前广州市历史地理问题》（《岭南文史》1984年01期）对南汉的“新南城”范围，旧址等方面做了考察。陈泽泓《南汉兴王府建设及其在岭南建筑史上的地位》（《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对则从兴王府的布局、建筑风格、园林艺术等各方面再现了南汉兴王府的面貌及其对岭南地区建筑的影响。

（6）对南汉考古遗存的研究，张其凡、陈欣《1949年以来有关南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2期）。易西兵《五代南汉国遗存概述》（《岭南文史》2013年第3期）是较为全面的研究南汉考古遗存现状的两篇文章，张强禄《南汉康陵的陵寝制度》（《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陈鸿钧《广州出土南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考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总第230期），程存洁的《广州南汉康陵的发现与南汉国的哀册仪礼》（《广州文博》2007年第00期）等都是南汉考古方面的重要文章，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

总的来说，对南汉史的研究，在近30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都有涉及。但瑕不掩瑜，不足也是很明显的，这就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研究和完善。如越南在南汉时期脱离中国的历史就少有人问津。南汉与中原王朝，周邻地方割据政权的关系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研究。

二、南汉史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意义

南汉国存在于唐宋之际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一说之后，史学家开始关注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关于唐宋变革论，最初由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宋间历史进程的巨大飞跃，但是否真正属于变革，尚需进一步的研究。20世纪中期开始，五代十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板块，日渐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并随之涌现出了不少著作。但是，从总体上看，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仍然不容乐观。首先，与其他的断代史相比，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科研队伍而言，就远不如相邻的唐宋史，且在不少领域都有很大的再研究空间。而对南汉史各方面的研究，比之同时期其他割据政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南汉史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作为岭南地区特别是广东地区地方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理论意义，并且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之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随之，而南汉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关系的研究，更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美崧.论南汉政权的汉化[J].载中南民院学报，1988年第4期.

[2]刘美崧.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J].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3]张金铣.本世纪以来南汉史研究概述[J].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

[4]周加胜.南汉国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

[5]陈欣.南汉国史[D]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年.

作者简介：徐攀（1990-），男，河南许昌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201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