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的孤寂与落寞诗歌

夜里的孤寂与落寞诗歌（精选4篇）

篇1：夜里的孤寂与落寞诗歌

因为,人,在这时有了成长,

有了对生活更高的体悟,

对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

所以,夜里的孤寂与落寞,该是多么宝贵的东西.

篇2：夜里的孤寂与落寞诗歌

“在天黑以后，往热闹地方躲，跟着别人努力快活，可惜心里头，有定时的闹钟，提醒你有多落寞。”—— 题记不知从何时开始，觉得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小小得只容纳得下自己，不愿跟别人提及自己的心情，也不想了解别人太多，就这样宁可让自己孤独，也让别人寂寞„„心里在莫名地悸动，有些酸涩的痛感，那一眼望不尽的天涯深处，是看不透的苍茫失落，我在苍茫的时空里如飘散的幽魂一般，说不清几许落魄，道不尽多少懵懂，更不愿提及那还有一些说不出道不明的无奈和牵挂„„是不是害怕寂寞的人总是会用心的记住他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我总是意犹未尽地去想起记忆中每一个今生都只能出现在记忆里的甲乙丙丁 ,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数我的寂寞，1颗、2颗、3颗......直至串联成珠，莹莹悬挂在眼角，然后装作很坚强的继续微笑。是不是自卑的人总是会用心地呵护着自尊？我的骄傲一如从前用心的装饰着洒脱；空洞的眼神瞭望时间与空间的间隙，眨眨眼抚平曾被侵蚀的眼角，机械般拨动杂乱的刘海。然后像是站在照片机前拍照般轻轻吸气、慢慢呼气，1 2 3 微笑...是不是每一个成长之时心都会像凤凰涅槃经历烈焰焚烧方可浴火重生？青涩的脸颊苍白懵懂一如从前般，在某个夜半时刻我一遍遍回忆演算得到与失去。如果我有个盛满梦想的盒子，那么，现在它应该是空荡荡的，除了那一些谁为我圆梦的记忆.....什么才是寂寞，寂寞是笑靥后的思念?、是月半悬空孤寂夜徘徊的身影? 是长发公主静静伫立窗台望着城堡上空天灯的希冀?是游鱼羡慕飞鸟驰骋苍穹的身姿？我想，我不是寂寞，我只是一个人而已。闲暇时，可以无所事事的看着斑驳的石墙被岁月割划出来的一道道痕迹；可以不知疲倦俯身细数一片片落叶红枫的经络；可以观白云、闻清风、嗅涩草。安静、安宁、不快乐却也不悲伤。我不是寂寞，只是一个人而已。在每个周末或者假期里可以静静的听歌、踟躇散步、用大把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在没遇见一个我愿为她撑伞的人之前在每个暴雨天不必带伞拼命奔跑； 可以一个人闲逛一整天直至夕阳的余光拖着一条长长的背影，即使形单影只。“我的空虚害怕你的空虚，眼泪的寂寞将我淹没幸福的空虚没有人懂，幸福的寂寞只有我懂苦涩流下后，谁来教我怎么爱幸福虽然寂寞，至少心酸会陪着我微笑是谁流着眼泪的微笑让我不再寂寞....我不是寂寞，只是一个人而已。

篇3：探微苏轼心中的孤寂与解脱

一、哀叹人生苦短, 忧惧生命无常

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后, 思想情感上受到很大的挫折, 由原来的想要“致君尧舜”以安邦, “西北望, 射天狼”以定国, 沦为“是处青山可藏骨”的阶下囚, 其情感落差可见一斑。元丰三年, 在与子由互为唱和的《西江月》中, 他感慨“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心凉, ”感叹人生的虚幻短促。元丰五年七月, 他和同乡道士杨世昌 (客) 在游览赤壁时, 借客人之口叹“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 感怀生命的渺小短暂。在同年十月重游赤壁时, 又发出了“曾日月之几何, 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感叹。即景抒情, 明言景色变化之快, 暗蕴人生在世之短。苏轼在被贬黄州的几年里, 诗文中多次有这样的抒怀, 为什么产生这样厚重的人生忧患呢?这和苏轼的人生经历有关。苏轼坐牢103天, 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在狱中诟辱备至, 命如悬丝, 幸得多方营救, 才得贬出。传苏轼入狱后, 和儿子苏迈秘密约定:若情况凶险性命堪忧, 送饭时就送条鱼;若案情平常, 就送他一般饭菜。苏迈如约送饭菜至牢内, 都无异样。一天饭菜按时送来, 苏轼打开一看, 竟是一份鲈鱼!万念俱灰之下, 遂挥笔写就两首绝命诗, 托付看守转交苏辙。谁知提心吊胆之下, 又送来了日常菜蔬。苏轼暗中探问, 才知儿子因故外出而把饭菜之事托付他人, 却未事先告知约定, 因而让苏轼虚惊一场。从这一段典故中可以看出, 苏轼当年狱中之凶险, 环境之恶劣。后贬居黄州, 生活拮据, 前途黯淡, 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 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 使他认识到人生之无常, 生命之卑微。由此可见, 诗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并非偶然, 实为情感发展之必然。

二、感慨仕途坎坷, 忧叹民生疾苦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受到朝廷排斥打击, 被贬黄州, 人生一片茫然。元丰五年十月, 他与客再游赤壁, 那时“时夜将半”, 眼前所见巉岩如“虎豹”、“虬龙”、“危巢”、“幽宫”……令人望而生畏, 心旌震荡, 客遂“不能从”, 自己亦“划然长啸, 草木震动, 山鸣谷应, 风起水涌”, 乃至于“悄然而悲, 肃然而恐, 凛乎其不可留也”。在这里, 苏轼运用了象征手法, 以“虎豹”、“虬龙”、“幽宫”等象征了人生之坎坷, 仕途之艰难;心中的压抑无处发泄, 则用“长啸”缓解;山川的变化, 亦可见草木为之含悲, 山河为之色变。作者虚言景物, 实写心中冤屈。他恐惧于仕途险恶, 也只能顺其风雨飘摇, “听其所止而休焉”。传统知识分子都把入仕实现政治抱负作为最高理想, 但人生险恶, 宦海沉浮, 不免志向难酬, 积郁难伸。无独有偶, 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 借梦境写出了自己仕途的坎坷, 他用“熊咆”、“龙吟”、“列缺”、“霹雳”……隐喻仕途的凶险;用“栗深林”、“惊层巅”、“丘峦崩摧”这些景物变化, 寄寓人生的震荡;又以“魂悸魄动, 惊起长嗟”, 写出了内心的怖惧。两位文豪有很多相同之处:同样的才华横溢, 同样受到朝中小人的构陷, 同样仕途之路坎坷不平。遂使二人以相同笔法, 抒发心中愤懑不平之气。就此点来说, 两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苏轼并没有止步于此, 他心中涌动的依然是报效朝廷、建功立业的激切热望。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 眼前如画的江山美景, 让他追慕周瑜“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的不世业绩;在苏州的田产被风潮荡平, 他却不以为意, 说“雪晴江上麦千车, 但令人饱我愁无”, 他仿佛看到黄州雪后明年的“麦千车”, 而“人饱”将使我“愁无”, 这不禁让人想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高尚情怀, 虽说苏轼自己境遇坎坷, 心中惦记的却是国计民生, 这是何等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苏轼虽遭贬谪, 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仍表现了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身无分文, 心忧天下的高尚节操, 这不能不说是士人的楷模, 后世之垂范了。

三、寂寞犹如孤鸿, 悠闲宛若桃源

苏轼政治上的坎坷不平, 宦海中的升降沉浮, 影响到了他的生活态度。他初到黄州, 在家则杜门面壁, 消除“妄心”;出门则“扁舟草履, 放浪山水间”, 以求解脱。这一段人生经历, 在他心中留下的是深深的孤寂与忧郁。

一次酒醉后他回到居所, 几次敲门, 家僮都“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 他手拄拐杖立于江边, 面对滔滔江声, 反思官场往事, 他要“忘却营营”, 他要“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这是他对人生的反省, 也是对以后人生道路的规划。当然, 他并不是要归隐, 而是要在黄州开始他新的人生。

但他的人生依然孤独, 越是夜深人静, 越显出孤独。在诗文中, 他形容自己“飘渺孤鸿影”, 那孤鸿“共为竹林会”, 那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他以“孤鸿”自况, 虽孤独, 但绝不随俗浮沉。他“醉拍手狂歌, 举杯邀月, 对影成三客”。他“起舞徘徊风露下”, 他与月共舞, 与影同行, 与酒共醉, 唱着一曲凄美的挽歌。这是一种对人生的宣泄, 也是一种对逆境的抗争, 更是一种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他没有沉沦, 面对坎坷境遇, 他随遇而安, 以田园生活为乐。闲暇之余, 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 以种田帮补生计。他喜欢这里的景色, “翻空白鸟时时见, 照水红蕖细细香”;他赞美百姓的劳动生活, “忽然浪起掀舞, 一叶白头翁”;他喜欢这里的田园生活, “村舍外, 古城旁, 杖藜徐步转斜阳”。田园劳作, 让他忘忧;欣赏美景, 让他展颜;农后余闲, 让他怡然自乐。

苏轼是个旷达乐观之人。他安守住心灵的家园, 虽然孤独寂寞, 但却宠辱偕忘、超然物外。他用这种方式守住了心中的那份宁静与平和。

四、纵情山水之乐, 显卓拔之不群

苏轼感叹生命之卑微, 仕途之险恶。但他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坚持着自己对国家和民生的关切, 他的人格魅力不仅于此。苏轼思想比较复杂, 儒、释、道兼而有之, 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让他顺其自然而不悔其志;“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让他刚韧坚强而积极用世。道家和佛家的影响让他超然物外而与世无争。他既有儒家的坚毅执着, 也有佛家的超脱虚无, 更有道家的率真自然, 形成一种全新融通的哲学思想和行为模式。

在《黄州寒食》其二中, 苏轼对他的生活状况有这样的描写“小屋如渔舟, 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 破灶烧湿苇”、“也拟哭途穷, 死灰吹不起”。据其中描写, 屋如渔舟, 缺衣少食, 可谓欲哭无泪, 欲诉无声, 人如槁木, 心如死灰了。但坚强的苏轼, 凭着他融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突围了。

靠饮酒、赏景、吟诗诵赋以解脱

在苏轼的诗歌中, 饮酒作诗章句比比皆是。“举酒属客, 诵明月之诗, 歌窈窕之章”而让他“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羽化而登仙”。面对孤独, 则听“耳得之而为声”的“江上之清风”, 赏“目遇之而成色”的“山间之明月”, 可谓纵情山水, 吟诗诵赋, 饮酒为乐以度余闲。这是传统文人墨客遭到不幸, 试图解脱自己的常用途径。李白的“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杜甫的“千金买一醉, 取乐不余求”;陆游更是用“阮籍醒时少, 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 乘兴且长歌。”给自己饮酒找到了依据。我们看到苏轼很多诗歌都是在酒后创作, 大概找的就是“惟酒可忘忧”的境界吧。

靠哲理感悟而解脱

哲理诗词, 是我国古代诗词园地中的亮丽奇葩。一枝独秀而异彩纷呈, 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充满着知识性、趣味性和启迪性,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雄辩的说服力。

苏轼在《慈湖峡阻风》中说:“卧看落月横千丈, 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乡欹侧过, 人间何处不巉岩。”诗人说人生道路充满了“巉岩”, 即使是普通的日常生活, 也充满着复杂的矛盾, 它唤醒诗人:只有认识“巉岩”, 找到对付困难的方法, 才能游刃有余, 攻坚克难。在《前赤壁赋》中, 他借客人之口感叹“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但笔锋一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道出了万物皆永恒这一命题, 使客人“喜而笑, 洗盏更酌。肴核既尽, 杯盘狼籍”。

靠豁达的胸怀而解脱

苏轼的包容, 是一种坦然。他在《定风波》中说“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不仅是对大自然的态度, 更是对人生坎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平和恬淡。苏轼的包容, 是一种旷达。他从黄州谪所被召回, 便前往金陵同王安石相会。这时的王安石正赋闲在家, 门庭冷落。听说苏轼造访极为感动。他亲往迎接, “野服乘驴, 谒于舟次。”二人同游蒋山, 诗酒唱和, 相处甚欢。后王安石赠诗, 苏轼酬和说“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惟有这种旷达胸襟, 才会有苏轼和王安石的握手言和, 才能成就两位文坛大家的一段佳话, 为后人传颂。

苏轼贬谪黄州后, 历练成性格中的顺其自然和豁达乐观, 成就了他顺逆安处的淡定与平和;心中块垒的消弭, 则成就了他破茧化蝶后的豪迈、自由与奔放, 由此开创了他文学创作的新境界。“乌台诗案”之对于苏轼, 无异于他生命的涅槃。这种涅槃重生, 点燃了他生命中美的绽放, 洞启了他人生中的漫漫求索路, 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尘封年代的剪影, 洗却铅华, 如流星般, 点亮了那个久远年代的诗画情怀。

参考文献

[1]王蔚编选《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 (清) 上疆村民2006年版。

[2]游国恩王起主编《中国文学史》1963年版。

[3]《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编1989年版。

篇4：《海国图志》的孤寂与荣光

在这种被龚自珍比喻为“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下，一位进士出身、读惯了“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绅士——魏源，在他位于江南的书斋里，编辑完成了一部与以往的正统典籍不太一样的图书，他给这部50卷的大书命名为——《海国图志》。

关于《海国图志》的成书过程，现在流行的说法多与鸦片战争时期的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林则徐有关。林则徐因为到广东推行凌厉的禁烟政策而引起“边衅”，最终被道光皇帝罢职并遣赴新疆的伊犁地区。1841年6月，林则徐途经江苏镇江时，与他的老朋友魏源见面，并朝夕深谈。对此，魏源曾经深情地写道：“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苹。”也就在这次会面时，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时组织人手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希望他编纂一部全面介绍西方世界的图书，以唤醒国人，挽救危亡。魏源接受嘱托，于是，搜罗更多世界地理等方面的资料，于1842年著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

在中国数千年的著作史中，地理书籍虽然不如经史子集那样堂哉皇哉，为庙堂所重视，享受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礼遇，但仍可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自记述鸿蒙时代、颇具神话色彩的《山海经》，下到明朝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亦可称得上是洋洋大观、蔚成局面了。

但是，与这些图书相比，魏源的这套《海国图志》却分明有些“异类”。其“异”就在于，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描述天朝之外的世界状况的图书，其“不仅包括各国地理，同时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这样一部大书，无疑为习惯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大世界的窗户。魏源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少数几个先驱者之一。

倘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魏源当初此举，显然是再平常不过了。这个老夫子不就是辑录了一部世界地理之类的普及性读物吗？在当今中国的大小书店里，这样的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俯拾即是，有何大惊小怪的呢？

但是，如果将视线移回一百多年前的满清王朝，魏源此举可真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壮举”。这不仅是由于做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是前无古人，更是因为对于一位整天研读经史子集，毕生鼓捣考证、训诂之学，闲时写两句诗文自娱的绅士来说，公然背弃中国固有的学问之道，转而去辑录关于异邦蛮夷情况的图书，必然会被天下的读书人视为离经叛道，而被主流社会所攻击和排斥。

关于此种情势，我们完全可以从魏源逝世10多年后的一次外交事件上看出些端倪。1876年，清政府破天荒地向英国派出了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令人大感意外的是，这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却立即在天朝上下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清廷内部不少守旧的王公大臣与“名士”纷纷将矛头指向了履行公务的郭嵩焘。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到其故乡湖南后，当时的超级“国学大师”王闿运甚至编写了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据称，在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郭的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要知道，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年代已经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了，一般的大臣对“洋务”都有了一些起码的了解。其时，专门负责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理衙门也已经成立有些时日了。应当说，比起当年魏源辑录《海国图志》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显然要好得多。但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郭嵩焘出使英国”的事件，却仍然在天朝内部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响，由此可证魏源当年辑录《海国图志》所面临的巨大外部风险。搞不好的话，万夫所指，身败名裂，云云，绝对不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推演。

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一度十分高调地主张“剿夷”的林则徐，在到了广东与洋人具体地打过几次交道之后，虽然顿悟到中国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即使“岳韩复生”也不是人家对手的强大敌人，非有一番改进不可的道理，但是，他还是非常不希望将他的这种真实思想告诉国人。宁愿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这层“窗户纸”戳破，以免损坏了他在全国官绅中的良好形象。

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因袭旧制、不愿变革的苟且之风实在过于浓厚，大家都愿过一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面临危机，首先想到的也是搪塞，而不是振作。因之，在魏源辑录《海国图志》的年代，中国虽然遭受了鸦片战争之败，但是举国上下并没有认真反思这次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而是一股脑地将战败的责任归结到了琦善等几个所谓的“汉奸”头上，以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朝廷重用了主张“议和”的投降派，而罢黜了主张强硬的林则徐等主战派。其言外之意不言自明：倘若像林则徐那样一味地强硬下去，战胜英国自是不在话下。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教训就这样被轻轻地敷衍掉了。而由于缺乏深刻的反思，“天朝大国世界第一”的观念仍然占据着主流思想的霸主地位，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到的乃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更没有几个人愿意以此为契机，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之外的精彩世界。于是，全国的读书人仍然在“子曰诗云”的道路上蹒跚而行，对于外部世界仍然是一无所知。即使是掌握这个国家金瓯重器的清朝大员，对于世界知识也是懵懂無知得厉害，甚至有的人顽固地否认这个世界上还有“西班牙”、“普鲁士”等国，冠冕堂皇地向慈禧太后报告说，这是英国人为了讹诈中国而胡诌出来的国名。

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下，魏源不顾世俗的白眼，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冒着被人误解为“为夷张目”的风险，果断地辑录出了《海国图志》这样的图书，并且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实在称得上是空谷足音、独迈千古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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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海国图志》诞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未免有些生不逢时，其遭遇的必然是知音寥寥，少人问津。《海国图志》成书之后，就如同在汪洋大海中投下了一枚小小的石子，根本没有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激起风浪。

据统计，当时国内有绅士百万余人，有能力读此书的也多达300多万人，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地阅读和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相反，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的骂声却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更有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在腐败守旧的清政府眼中，《海国图志》无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籍。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

这部被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茅海建先生称为“有新思想的闪烁，也有旧观念的罗列”的奇书，就这样孤寂地湮没在全国学人对“四书五经”的诵读声中了。

然而，事态的进展并没有因此而完结。出乎魏源和所有中国人意料的是，就在这部书在其祖国被弃之如敝履的同时，一个偶然的机遇，却使它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一个显例。

《海国图志》输入日本的機缘颇具传奇色彩：1851年，中国的一艘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官员在照例查检违禁品时，翻出了3部《海国图志》。这是《海国图志》第一次进入日本的确切记录。

《海国图志》输入日本的时候，正是日本面临着和中国相同命运的关键时刻。1854年2月，美国将军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逼迫日本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之后，西方列强纷纷向日本列岛伸出了侵略之手。“日本该向何处去”的命题，于是成为日本举国上下有志之士关心的大问题。在这个时候，魏源的这部《海国图志》适时出现，无疑为正在寻找出路的日本提供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绝好的窗口。于是，《海国图志》迅速在日本畅销起来，很快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据称，日本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魏源的这部书之后，感慨拍案：“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其弟子吉田松阴则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维新改革主张。他说：“万国环绕，其势如此，若我茫然拱手立于其中，不能察之，实在危险得很。” 另一位维新志士横井小楠，也是在读了《海国图志》后得到了启发，与佐久间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的“开国论”思想。

日本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戴，使《海国图志》在日本成了奇货可居的紧俏图书。于是， 不断从中国“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于《海国图志》最后在日本出现了15个不同的版本，有的则“被官方征用”。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价格涨了3倍。

在谈到这部书对日本的影响时，其后的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道：日本明治维新的前辈们，“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梁启超的这段议论当为公论，日本之所以在1868年发起明治维新运动，掀起了彻底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从此走上了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由东亚的一个偏僻岛国，一跃而成为可以战胜中国和俄国的亚洲霸主，可以说，魏源的《海国图志》的确是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正是以大和民族的思想解放为契机，日本从闭关锁国中昂然奋起，“脱亚入欧”，迅速崛起。而产生了《海国图志》的中国，则在盲目的自大和排外中，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变革的机遇，最终被国际社会“边缘化”，成了一个被新中国的史家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

一部由中国自己的思想家编辑而成的图书，并没有在其祖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却成为邻国日本推动现代化运动的一大思想资源，这段历史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悲从中来，唏嘘不已。而从《海国图志》在中日两个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比较中，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某些方面，日本民族的确要大大地优于我们。

对此，二战后担任过七年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他的《激荡的百年史》中就曾经自豪地宣称：“日本总能在惊涛骇浪中稳操航舵，原因之一，便是日本人有卓越的机智，但是，对于那些过分相信自己实力的人们，这种机智决不会被赐予。”至于“那些过分相信自己实力的人们”究竟何所指而言之，吉田茂没有点明。不过，我们的某些中国人倒是可以认真地“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被人家不幸而言中了。

如果吉田茂所言并不是针对中国人的话，那么，被视为“日本伏尔泰”的“思想教父”福泽谕吉的一段话，则无疑说得明白而且刺耳：我日本国不幸之有邻国，一曰之那，一曰朝鲜。此二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之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古人讲“忠言逆耳”。尽管福泽谕吉对满清王朝的这段尖锐的“攻击”可能并不在“忠言”之列，但是联系到《海国图志》在两个国家“冰火两重天”的不同际遇，我们应当有勇气承认：福泽谕吉的确是击中了我们这个民族当年的某些“软肋”。

而今，距离福泽谕吉抒发这番宏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130多年。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在努力冲出“历史的三峡”，大步迈向全面现代化的征程中，重温一下当年这个日本人对我们的批评，坚决摈弃仍然附着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那些“自大”、“虚饰”、“苟且”、“因循守旧”的弱点，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