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外执行思想报告

监外执行思想报告（共8篇）

篇1：监外执行思想报告

尊敬的XXXXX：

通过民警在这一年的对我不断的帮助教育，使我真正对自己所犯罪行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给我自己也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和损失，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这段时间里，派出所民警在工作很忙的情况下，抽出大里的时间针对我所犯的罪行进行了不厌其烦的 , 耐心细致的教育下。

现在使我从思想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了我的法制观念确实很淡薄，从而导致自己犯了罪。我悔而在悔。我要从新做人,洗心命面。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家学习法律知识，力求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也没有做违法犯罪事情。今后(我)要做到遵守国家法律。同时积极同违法行为做斗争，并且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今后, 我会永远不让龌龊的东西侵蚀自己的灵魂,真正认识到学法、懂法、守法的重要性，在我的心头悬有一把法律之剑，做事三思而行，切莫因一时冲动犯下大错而悔恨终身,所以，今后不该做的事情，我绝对不要做!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年8月4日

篇2：监外执行思想报告

首先要感激人民司法部门对我这个罪犯施以治病救人、惩前毕后的宽厚政策!让我充分感受到我国司法是以救治我们失足人员的宗旨的，以促进和保障社会秩序为目的之人民司法。

之前由于我个人的人生观和是非观不对，所以不留意触犯了法律。此刻透过你们对我的施以仁政，让我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在监外执行的过程中我吸取以前的痛苦教训，处处留意谨慎，并时常学习法律知识和做人的准则。以此为诫，好好学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在监外执行期间我做到按时向帮教机构的领导们报告自我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并认真和虚心地理解他们的管教，在思想上随时给自我定个标准，要感激党和人民政府。在行为上则要实实在在地做出好的事来，不让领导们失望。XXXX你还能够写些具体的事情来，如在工作上如何认真的地做事，在对周边耽孤寡老人们做点帮忙之类的，以向社会谢罪。

此刻，党和政府仁政仁爱光辉的照耀下我已经是一个暂新的生命再现。我决心以后将会以有爱心和强烈的正义之心生活，感恩社会。

篇3：论我国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管

(一) 公安机关执行不力

第一, 执行机制不健全。对于公安机关组织实施暂予监外执行的机构和人员, 以及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等等方面内容, 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从公安部到基层派出所, 没有任何一级公安机关设置有专门负责非监禁刑罚方法执行的机构, 也没有设置专门的人员负责该工作。实践中, 较为负责的方式是公安派出所管片的民警捎带着对这些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罪犯进行执行或者考察、监督。大多数地方的公安机关干脆连捎带管的人都没有, 在市、县 (不含市、县) 以上公安机关, 根本就没有将非监禁刑的执行纳入其视线之内。[1]执行机制的不健全, 导致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很难被有效监管;有些犯罪人不向执行机关报到而又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有些犯罪人暂予监外执行到期了而没有被收监执行;有些在暂于监外执行期间并没有积极进行治疗, 也没有接受思想和行为的矫正。正因为这些情况的实际存在, 使得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的监督教育和改造出现很大障碍, 使暂予监外执行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二, 公安机关自身原因。实践中公安机关的任务已经相当繁重, 很难抽出足够的警力投入暂于监外执行工作。而且, 公安机关在主观上对于监外执行工作也不太重视, 认为暂于监外执行的罪犯都是老弱病残或者哺乳的妇女等等, 没有能力继续危害社会, 一般出不了什么大事。

第三, 各机关间的沟通协调不畅。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 由其负责对罪犯进行监督管理。同时, 行刑机关 (一般指监狱) 应该及时获知罪犯的监外执行情况。这两个机关必须得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限是否已满, 暂于监外执行适用条件是否发生变化, 罪犯是否重新犯罪等消息相互通告。如果沟通协调不畅, 必然会影响到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执行。实践中, 对犯罪人暂予监外执行后, 行刑机关经常不能及时了解罪犯情况, 因而无法及时对罪犯出现的特殊情况作出处理。比如骗取保外就医的, 疾病治愈或者病情基本好转可以收监的, 以自伤、自残、欺骗等手段故意拖延保外就医时间等, 都是因为执行机关和行刑机关之间缺乏畅通的沟通机制, 执行机关不能将上述情形及时通知行刑机关, 才导致这些情况的出现。

(二) 司法行政机关成为执行主体

如前所述, 公安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不力, 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改变执行权限。公安司法机关应该是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人民法院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已经分别承担了侦查、起诉以及审判的职能, 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承担刑罚执行显得比较合适。司法行政机关本来就承担了比较多的刑罚执行工作, 由它来承担暂予监外执行的管理工作, 能够促使刑罚执行的一体化, 使执行资源更为合理的得到配置, 提高刑罚执行的效率。所以, 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应该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负责。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工作, 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教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从上述国家实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精神来看, 司法行政机关应该是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社区矫正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它指的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者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性, 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简单说来, 也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 而不对其实施监禁。推行社区矫正工作, 是充分运用社会机制, 整合社会资源, 加强对暂予监外执行等罪犯管理和改造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考虑在司法行政系统内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负责各区域的社区矫正工作, 进行社区矫正执法检查, 承担对非监禁刑罪犯的具体执行、监督、考察以及教育改造工作。

二、检察监督不到位, 应完善监督机制

(一) 检察监督的不足

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检察监督, 法律有一些相关规定, 包括了对暂予监外执行审批、执行环节的监督等, 但是这种监督还只是事后监督, 审批机关一般是在做出是否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之后, 再通知人民检察院, 因此人民检察院对此只能是进行事后审查, 一般来说在审查期间无法阻止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实施。“由于检察机关无法介入暂予监外执行的审批过程, 因而发现暂予监外执行错误的几率不大。而且往往在检察机关事后监督之时监狱或审批机关违法的危害后果已经发生, 罪犯已经处于监外执行之中, 因程序原因纠正错误所需要时间较长, 纠正的难度也相应增大。”[2]而且, 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向审批机关的不适当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提出书面的纠正意见, 并且对审批机关的再次决定进行重新核查。对于审批机关重新核查的结果, 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再次提出纠正意见。但是检察院的纠正意见到底具有怎样的法律强制力或者说约束力, 法律并没有给出最终界定, 因而检察监督的效果并不好。

(二) 监督机制的完善

1. 检察监督

上文中提到, 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主体应由公安机关转为司法行政机关, 在司法行政系统内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人民检察院对暂予监外执行实施的主要是事后监督, 如对社区矫正机构执法活动的监督, 对执法人员行为合法性的监督, 已经对暂予监外执行人员行为合法性的监督等等。同时检察机关要依法维护监外罪犯的合法权益, 发现各司法机关在暂予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工作中有违法情形的, 可以视情况以口头方式、发出检察建议书或者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 督促和监督其及时纠正。

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 检察机关不仅要对执行机关进行监督, 还应该参与到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定过程中去, 实现对暂予监外执行决定过程的同步监督。应该有专人定期与监狱机关、看守所等机关进行沟通, 及时掌握刑罚变更执行情况。而且在执行期间, 检察机关应当对监狱、看守所的后续工作进行监督。包括监狱或者看守所是否与社区矫正机关沟通顺畅, 对于社区矫正机关要求收监或者续保的建议监狱或者看守所是否及时回应, 对罪犯是否进行定期考察等等。

这样, 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从原来的事后监督走向同步监督, 从原来的结果监督步入到过程监督, 从而能及时发现暂予监外执行中的问题, 有效实现法律监督。

2. 其他监督力量

单靠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不够的, 需要借助其他监督力量, 构建起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体系。

被害人的监督。被害人参与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检察机关监督不到位的不足, 也对被害人积极防范自身利益有所裨益。被害人可以监督暂予监外执行对象, 具体内容包括对暂予监外执行对象日常行为情况的知悉权以及对于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具有收监情形时的申请撤销权。被害人的知悉权, 是指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罪犯是否在指定医院进行医疗、病情是否有所好转, 是否有其他社会活动, 是否因为特殊原因需要离开居住地等情况, 被害人均有权利通过一定的途径知悉。被害人可以向执行机关了解罪犯的上述情况, 也可以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及时报告。被害人的这种知悉权也就是一种监督权, 方便执行机关更及时地了解罪犯的行为, 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管。而被害人的申请撤销权, 是指被害人如果发现有应当收监的情况, 有权向执行机关反映, 使执行机关能够及时的报请裁判机关裁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是否收监执行。应该收监的情形包括, 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执行期间, 经治疗疾病痊愈或者病情基本好转, 怀孕的妇女流产或者孩子出生经过了一年的哺乳期, 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能够自己照料自己生活, 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 罪犯的取保人失去保证资格和条件, 重新违法犯罪具有社会危险性等情况。如果被害人向执法机关的反映无效, 被害人可以直接向裁判机关申请撤销对罪犯的暂予监外执行。此时被害人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据来证明, 由裁判机关来审查和决定是否终止对罪犯的暂予监外执行。

基层组织的监督。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生活在社会中, 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 对其最了解的, 应当是他们所处的基层组织或单位。基层组织或单位最为了解他们的日常行为举止和思想变化, 了解他们的改造情况。甚至他们有什么困难, 也多由基层组织或单位来帮助解决。基层组织或单位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改造, 对他们即将发生的一些违规、违法行为, 也多能在第一时间内予以制止。所以, 基层组织或单位的监督和纠正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摘要：我国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 其执行不力, 应改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执行, 设置相应的社区矫正机构具体负责监管。另外, 检察监督也不到位, 应加强检察监督, 同时依靠其他监督力量, 完善监督体系。

关键词：暂予监外执行,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检查监督

参考文献

[1]吴宗宪.非监禁刑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658.

篇4：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日益引起党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历经多次修改。但从基层工作实践来看，该制度在法律规定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如交付执行难、收监执行难以及检察监督弱化等棘手问题，有必要对该制度的定位进行重新考量，并对相关病情鉴定、收监执行等程序加以规范。

关键词：暂予监外执行 制度完善

暂予监外执行，是我国对自由刑执行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近年来，越来越多“提钱出狱”案件的曝光和查处，引发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社会民众的哗然，暴露出这一刑罚执行方式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漏洞和缺陷。为此，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监狱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通过条文的增补或修改对该项制度进行了完善，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2014年底，“两高两部”又联合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实施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应当说，这一系列“组合拳”的推出，对于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和程序，堵塞制度漏洞，防范司法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司法实践中，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笔者拟结合基层检察实践遇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加以探讨，以期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及开展相关实践探索有所裨益。

一、法规解读：暂予监外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

《刑诉法》等法律法规一方面对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决定和审批程序以及刑罚的变更执行等进行了明确，另一方面也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由事后监督改为同步监督，一改以往监督滞后的弊病。《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则将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甚至政策文件中涉及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进行了整合、细化和延伸，力求消除以往各项法规制度存在的散乱无系统、标准不统一、甚至规定之间相互冲突等问题。但百密难免一疏，法规本身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一）暂予监外执行期限未做要求

根据1990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12条的规定，保外就医时间一次可以批准半年至一年。需要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手续的，每次可以延长半年至一年。以往的实践中，监狱管理机关一般在第一次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时，给予罪犯半年的保外就医期限。半年后病情没有好转的，每次延长一年期限。

法院直接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此前没有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限、延长的期限及次数等问题进行限制。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有些以一年为限，此后每次延长期限也是一年，有些法院则是不注明暂予监外执行期限，刑期即是暂予监外执行期，即所谓的“一决到底”。其依据多是法院内部文件规定，如上海市高院2008年制定的《关于上海法院非监禁刑刑罚衔接工作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在决定书中确定暂予监外执行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基于该意见的效力，一些法院未严格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因2014年底《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而被废止，但其第12条内容并没有被吸收入新规定。而法院直接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限问题，依然是空白。笔者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仅仅是行刑方式的变更，并不改变罪犯的身份，而且是暂时的，不具有永久性。《刑诉法》第257条第1款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应当及时收监。”此间的“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即指诸如保外就医罪犯疾病好转或痊愈，生活不能自理罪犯恢复自理能力等。《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21条、23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每三个月审查保外就医罪犯的病情复查情况，并向批准、决定机关反馈。发现依法应予收监执行的，应当提出收监执行建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11条则要求，保外就医罪犯应当每个月向司法所报告本人身体情况，每三个月向司法所提交病情复查情况。也即是说，社区矫正机构判断保外就医罪犯是否病情好转主要依赖于罪犯本人提供的病情复查情况。这为罪犯伪造“病情尚未好转”的证明文件，继续逃避羁押监禁，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然有人会提出，即便此前《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有每年续保的规定，仍然有大量保外就医罪犯钻制度空子，开具虚假证明材料即能骗取续保，此规定有形同虚设之嫌。但有每年办理一次延长手续的要求后，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严格审查方式等途径去堵塞漏洞，增加骗保的成本和难度。而取消了期限限制，任由“一决到底”情况发生，无异于为罪犯消极治疗甚至不治疗，无故拖延监外滞留时间，直至刑期届满大开方便之门，严重损害了刑罚执行的公正性、严肃性。

（二）病情诊断证明难以判断

《刑诉法》第254条第4款规定，对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必须保外就医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9条对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或者检查证明文件作了形式上的进一步要求。但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医院仅出具病情诊断证明还是应当对病情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出具证明文件。实践中，医院仅就罪犯看病的情况提供诊断证明，该证明仅是对罪犯患了什么病或可能患什么病等病情的客观描述，常常使用一些医学术语。至于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问题，对于监狱而言，尚且还有监狱医院这种相对专业的机构帮助监狱管理部门帮助进行一定程度的判断；但对于法院直接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而言，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办案法官却无从求助，只能根据诊断证明，对照《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附件《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中的疾病名称自行进行判断。[1]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对法官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增加了法官裁判的压力，存在判断失误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滋生了权力寻租的土壤，不利于暂予监外执行的正确适用。

同样，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面临着相同困境。检察官与法官一样都是司法人员，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仅凭诊断证明很难判断法院所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是否恰当。当然，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可以将诊断证明提交检察技术部门进行文证审查，帮助鉴定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但该鉴定结论是否为法院接受并采信仍有待商榷。实践中，法院不采纳检察机关鉴定结论的情况并不鲜见。

（三）检察机关同步监督方式不够明确

《刑诉法》吸收了部分地区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开展同步监督实践所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经验，将饱受诟病的事后监督模式变更为同步监督。该法第255条规定，监管场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将书面意见副本抄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提出书面意见。但《刑诉法》未提及法院直接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则在第18条第4款创设性的提出了“法院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前，应当征求检察机关意见”的规定。

表面看来，该条规定似乎弥补了《刑诉法》的漏洞，将检察机关同步监督的范围由监管场所扩大到了法院，但由于其未采用《刑诉法》所述“书面意见”的监督方式，而是笼统以“征求意见”代替，法条可操作性大大降低。实际执行过程中，法检之间围绕征求意见的方式是“书面”还是“口头”、是“当面”还是电话或传真等，征求意见时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等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有些基层法院则以上级法院无具体操作细则为由不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虽然各地法检之间可以通过沟通协调，明确本地区征求意见的程序，但通过高位阶法律规定的形式予以确认仍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步监督的必由之路。

二、路径选择：改革和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建言

（一）重新定位暂予监外执行制度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罪犯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后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是监外执行期间能够折抵刑期，其效力等同于在监内服刑，实际上大大缩短了监内服刑的时间。无异于通过医院的一纸证明就能够取得比缓刑、减刑、假释等还要优越的效果（因缓刑、减刑、假释等对适用条件、实际服刑期限、决定程序等都有严格的限制），从而达到逃避监禁刑罚的目的。这一效果对罪犯及其家属的诱惑太大，不管罪犯是否存在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采取各种手段获得暂予监外执行机会，并千方百计拖延至刑期届满。[2]我们的司法队伍也在此过程中不断被腐蚀，徇私舞弊等腐败现象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外，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是建立在罪犯因身体等原因客观上不能服刑的基础上的，以客观上的不能服刑来折抵刑期，不能体现罪犯主观上的醒悟，与刑罚的目的不符。这对于其他不具有客观条件只能在监狱里服刑的罪犯而言，也是极不公平的。

据此不断有学者提出，以刑罚中止执行制度代替暂予监外执行，监外执行期间应当不计入刑期，不能让主要体现司法人文关怀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来承担、替代刑罚执行的教育改造功能。所谓刑罚中止执行制度，是指在刑罚执行前或执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一定的阻却刑罚继续执行的事由，被迫中止即将执行或正在执行的刑罚，待阻却事由消失后，继续执行原来尚未执行的刑罚的执行制度。[3]从比较法角度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刑事程序法对因严重疾病、怀孕、哺乳等而准予出监的均规定监外期间不计入刑期，只是刑罚暂停或推迟执行。[4]建立刑罚中止执行制度，一方面能够继续体现对有特殊情况的罪犯的人文关怀，保障罪犯合法权益，实现原有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设计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使罪犯罚当其刑，实现刑罚的公平、公正。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监外执行期间不计入实际执行的刑期，对于罪犯而言刑罚迟早都要执行，因此罪犯及其亲属就会失去采取非法手段获得暂予监外执行的思想动力了，司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司法腐败问题也自然会减少。[5]

（二）确立诊断证明与鉴定意见双重依据

如上文所述，刑诉法等法律规定了对保外就医审查的依据仅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文件，而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全凭决定机关自行判断，不但给法院或者监管机关提出了难题，也给检察机关的监督造成困扰，实践中也容易出现各司法部门对一些疾病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认识不统一的问题。

为此，笔者建议增设听证程序，即法院或监管机关在审查决定过程中，对确有严重疾病、须保外就医的罪犯，在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病情诊断证明后，可以视情召开暂予监外执行听证会，召集检察机关、监管场所、医疗专家以及被害人、社区矫正机构、罪犯居住社区代表等相关部门和人员，围绕罪犯病情和社会危险性发表意见。在听证会后，决定机关再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作出是否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这样既有助于实现检察权的提前介入和同步监督，也能够充分保障相关主体的参与权，推动整个决定过程透明化、公开化，有效消除权力滥用和司法腐败滋生的土壤。[6]

此外，笔者建议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专门的鉴定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病情诊断证明的基础上，将该证明文件交鉴定机构审查，出具该罪犯疾病是否符合保外就医范围的专业意见，而法院或监管机关只需要审查这些证明文件和专业意见是否合法合规即可，并据此作出决定。为消除各司法部门之间对疾病诊断或鉴定意见可能存在分歧的问题，我们认为上述专门的鉴定机构可以由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各自派出专业的司法鉴定人员组成，经共同评估后出具专业意见，作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依据，从而解决暂予监外执行决定者及监督者均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弊病。

（三）规范看守所收押罪犯程序标准

实践中，看守所依据《看守所条例》第10条的规定，将法院送交看守所羁押的罪犯以身体健康原因“拒之门外”，但实际上，该条规定本身解决的是未决犯罪嫌疑人的收押问题。对于已决罪犯的收押处理，并无相应规定予以明确，导致出现了执行工作中的盲区。为此，有必要对看守所条例进行修订，明确区分作为强制措施的收押和作为刑罚执行的收押是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收押行为。对于发生在执行阶段的收押，看守所不得主张套用《看守所条例》有关对于特定情形未决犯罪嫌疑人不予收押的规定为其抗辩理由。其中，对于看守所收押裁判生效前未被羁押但裁判后需要送监执行刑罚的罪犯，基于看守所对罪犯的暂时监管属于监狱收监执行的前置程序，看守所最终要将罪犯交付监狱执行刑罚，因此应当参照刑诉法、监狱法中有关收监的规定执行。即只要法律文书齐全，即便罪犯身体有疾病，看守所也应当无条件先行收押，不得拒绝。[7]检察机关应按照交付执行检察的工作要求，对看守所收押罪犯的过程开展监督，发现看守所有拒绝收押情形的，应当视情以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提出纠正意见，并监督看守所及时纠正违法行为，规范收押工作。

看守所收押罪犯后，经检查若发现存在暂予监外执行情形的，因该环节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交付执行前”阶段，可以参照《监狱法》第1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诉法》第254条第5款、第257条第2款的解释的规定[8]，向交付执行的法院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并陈述理由，同时将副本抄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出具书面检察意见后，一并报法院审查决定。这样的程序规定既维护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也将检察机关的同步监督纳入其中，与监狱对罪犯的保外就医程序一脉相承。

（四）妥善解决特殊罪犯的收监执行问题

前文列举的收监执行难的案例，一方面与监狱不具备相应的监管条件有关，比如没有治疗严重疾病的医疗设备，没有照顾怀孕或者哺乳婴儿妇女的监室、专业人员等，另一方面执法办案部门和人员也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不愿意承担出现意外的责任。一时间，暂予监外执行有沦为司法机关甩包袱的手段之嫌，这也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极大损害。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上述几类罪犯均应当收监执行刑罚，但需要相关部门支持配合，提供相应的保障。一是对“恶意怀孕”者，首先要对是否“恶意”严格把握，可以根据其配偶、家庭状况、刑期及怀孕生育的频次、时间、原因等因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由社区矫正机构提出建议，法院裁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其次，监狱可以针对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而被收押的女性罪犯建立专门监室，配备专门的看护人员，并加强日常身体健康检查。为方便执行，亦可以在设区的市以上地区指定一家具备条件的监狱，开辟出独立监室，对此类罪犯进行集中监管。

二是对身患严重疾病者，鉴于多数地区都有关押疾病罪犯的监狱，亦有监狱医院这样的医疗机构，是具备收监条件的。只是对一些特殊疾病，可能缺乏相应的治疗设备（如治疗尿毒症患者所需的血液透析仪器）。可以通过与就近相关医院合作的方式，定期调配相应的警力到定点医院治疗，既有效防止了新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也充分保障了罪犯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系未成年子女唯一抚养人的罪犯，其重点是解决收监执行后未成年人的抚养问题。笔者建议，应当尽快完善国家相关社会福利、救济制度和政策。对于此类以“未成年子女唯一抚养人”为理由多次实施犯罪行为的罪犯，在法院判决其实刑的情况下，服刑期间，其未成年子女由政府职能部门指定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寄养，或者引入民办儿童福利机构暂时接收，政府予以补贴，以制度和整个社会的大爱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对于重刑犯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政府职能部门应采取一定措施，由法院变更该罪犯对子女的监护权，待其符合条件时再行恢复。在此期间，职能部门应为其明确临时监护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五）加强检察机关自身法律监督能力建设

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的完善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需要多方协调配合、共同努力。为了在暂予监外执行中取得理想的监督效果，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各项监督措施之外，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还应当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队伍素质。针对当前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普遍存在队伍人手紧缺、年龄结构老化、业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增强对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重视程度，改善刑事执行检察队伍结构，补强力量；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交流、协作，推动暂予监外执行检察工作，实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的工作目标。

注释：

[1]崔杨、谭劲松、陈丹：《关于审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5期。

[2]张晶、周芳建：《浅议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完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3期。

[3]刘志强、白春安：《变暂予监外执行为执行中止制度》，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15日。

[4]同注[2]。

[5]尚爱国：《暂予监外执行若干争议问题研究》，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7期。

[6]吴成杰、张镇安：《罪犯交付执行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裁判生效前未被羁押情形为切入点》，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0期。

[7]同注[6]。

篇5：监外执行思想汇报

“自从司法所里的领导到社区了解了我的状况后，街道领导和司法所的同志对我的帮忙更多了。我会把你们的话深深地记在心中。做人要有目标，我就快要解除刑期了，以后的人生出路更加重要。我要用所学到的知识去回报社会，用自我的力量感激社会对我的信任。更加用心参加各项活动，尊老爱幼”这是矫正对象郑晓军思想汇报里的一段话。像这样的思想汇报，他每个月都要交上一篇。

，郑晓军帮人卖煤气罐，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在不知不觉中与其他三人参与了盗卖公司煤气的活动。郑晓军对记者说，当时自我只想着朋友需要帮忙，自我就就应去帮，完全没有意识到自我是在犯罪。在看守所关押了半年后，晓军被法院依法判处二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执行，每个月要去派出所报到一次。

郑晓军说，那段时间自我真的很压抑，每次去派出所都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8月，郑晓军被东安区新安司法所接收，正式开始了社区矫正。

东安区新安司法所司法助理辛丽告诉记者:“矫正对象到我们这儿报到，我们七天内要到他们家里走访，了解矫正对象的家庭状况，安排监护人(监护人一般是配偶、父母、兄妹)，一个月矫正对象要到我们这汇报一次最近一段时间的状况，我们也会安排两名社区志愿者帮忙矫正对象改造。每周我们通一次电话，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向，也会根据矫正对象存在的问题，每月有目地的开展集中教育，比如看电影、讲政策法律、技能培训、参观学习。为他们将来顺利回归社会，起到用心的正向引导作用。”

正是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感化下，郑晓军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由于是单亲孩子，郑晓军从小就缺少亲情的温暖，新安司法所就帮忙他解决实际困难，思考到他没有生活来源，社区为他申请了低保，并跟有关部门联系了一个公益岗位。郑晓军住的是公房，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已经十年没交房租，司法所的同志帮忙他协调有关方面，减免了他的房租。

正是司法所的一项项工作，不但温暖了郑晓军的心，也让他开始有目的地回报社会。支矫民警马丽领着记者看望了一位孤寡老人。她告诉记者，自从去年末，郑晓军开始帮忙老人，一有时间，他就主动帮忙社区做一些有好处的事情，个性是汶川地震他还交了50元捐款。马丽深有感触地说:“本来他就是个需要帮忙的人，而在我们的亲情化感化下，他不但转变了自我对社会的看法，并且开始回报社会、服务社会，此次汶川大地震，我们所9名矫正对象全都主动为灾区捐款，这是我们最值得欣喜的。”

牡丹江市司法局矫正办曾庆忠主任告诉记者，思考到矫正对象的保密，他们从来不

组织大型的公益劳动，尽量不让矫正者的身份曝光。在每个司法所的公示板上，矫正对象的名字全部由编号代替。一些保外就医的矫正对象身体不好，他们就将每月12小时的公益劳动量减少，社区志愿者甚至去帮他们劳动。一些矫正对象没有什么文化，写不出思想汇报，就改用嘴说。“只要他们是真心改造，形式并不是唯一标准。”曾庆忠说。

除了人性化管理，办低保、找工作、平时多谈心，逢年过节都要去探望，矫正对象时刻感受着来自社会的关怀。杨柳(化名)是一名下岗工人，几年前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刑罚给杨柳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20，随着杨柳成为一名社区矫正对象，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矫正工作者常常去他家和他谈心，给他讲道理，帮他恢复以往的信心。同时，了解到杨柳有电焊专长，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司法所在一个单位帮他找到了一份电焊的工作。同时，还帮忙他向民政部门递交了低保申请，使他成为我市第一个获得低保救助的矫正对象。

篇6：监外执行思想汇报

透过民警在这一年的对我不断的帮忙教育，使我真正对自我所犯罪行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给我自我也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和损失，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这段时间里，派出所民警在工作很忙的状况下，抽出超多的时间针对我所犯的罪行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耐心细致的教育下。

此刻使我从思想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了我的法制观念确实很淡薄，从而导致自我犯了罪。我悔而在悔。我要从新做人，洗心命面。

这几个月我一向在家学习法律知识，力求增强自我的法制观念。也没有做违法犯罪事情。今后(我)要做到遵守国家法律。同时用心同违法行为做斗争，并且用心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今后，我会永久不让龌龊的东西侵蚀自我的灵魂，真正认识到学法、懂法、守法的重要性，在我的心头悬有一把法律之剑，做事三思而行，切莫因一时冲动犯下大错而悔恨终身，所以，今后不该做的事情，我绝对不要做!

汇报人：XXX

篇7：监外执行思想汇报的

监外执行，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由于其具有不宜收监执行的特殊原因，按照法律规定，由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执行，在监外来执行刑罚的一种执行办法。

监外执行思想汇报的范文一

尊敬的XXXXX：

自从司法所里的领导到社区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街道领导和司法所的同志对我的帮助更多了。我会把你们的话深深地记在心中。做人要有目标,我就快要解除刑期了,以后的人生出路更加重要。我要用所学到的知识去回报社会,用自己的力量感谢社会对我的信任。更加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尊老爱幼这是矫正对象郑

晓军思想汇报里的一段话。像这样的思想汇报,他每个月都要交上一篇。

2005年,郑晓军帮人卖煤气罐,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在不知不觉中与其他三人参与了盗卖公司煤气的活动。郑晓军对记者说,当时自己只想着朋友需要帮忙,自己就应该去帮,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在看守所关押了半年后,晓军被法院依法判处二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执行,每个月要去派出所报到一次。

郑晓军说,那段时间自己真的很压抑,每次去派出所都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2007年8月,郑晓军被东安区新安司法所接收,正式开始了社区矫正。

东安区新安司法所司法助理辛丽告诉记者:矫正对象到我们这儿报到,我们七天内要到他们家里走访,了解矫正对象的家庭状况,安排监护人(监护人一般是配偶、父母、兄妹),一个月矫正对象要到我们这汇报一次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我们也会安排两名社区志愿者帮助矫正对象改造。每周我们通一次电话,及时了

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向,也会根据矫正对象存在的问题,每月有目地的开展集中教育,比如看电影、讲政策法律、技能培训、参观学习。为他们将来顺利回归社会,起到积极的正向引导作用。

正是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感化下,郑晓军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由于是单亲孩子,郑晓军从小就缺少亲情的温暖,新安司法所就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考虑到他没有生活来源,社区为他申请了低保,并跟有关部门联系了一个公益岗位。郑晓军住的是公房,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已经十年没交房租,司法所的同志帮助他协调有关方面,减免了他的房租。

正是司法所的一项项工作,不但温暖了郑晓军的心,也让他开始有目的地回报社会。支矫民警马丽领着记者看望了一位孤寡老人。她告诉记者,自从去年末,郑晓军开始帮助老人,一有时间,他就主动帮助社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汶川地震他还交了50元捐款。马丽深

有感触地说:本来他就是个需要帮助的人,而在我们的亲情化感化下,他不但转变了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而且开始回报社会、服务社会,此次汶川大地震,我们所9名矫正对象全都主动为灾区捐款,这是我们最值得欣喜的。

牡丹江市司法局矫正办曾庆忠主任告诉记者,考虑到矫正对象的隐私,他们从来不组织大型的公益劳动,尽量不让矫正者的身份曝光。在每个司法所的公示板上,矫正对象的名字全部由编号代替。一些保外就医的矫正对象身体不好,他们就将每月12小时的公益劳动量减少,社区志愿者甚至去帮他们劳动。一些矫正对象没有什么文化,写不出思想汇报,就改用嘴说。只要他们是真心改造,形式并不是唯一标准。曾庆忠说。

除了人性化管理,办低保、找工作、平时多谈心,逢年过节都要去探望,矫正对象时刻感受着来自社会的关怀。杨柳(化名)是一名下岗工人,几年前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

年。刑罚给杨柳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2007年,随着杨柳成为一名社区矫正对象,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矫正工作者常常去他家和他谈心,给他讲道理,帮他恢复以往的信心。同时,了解到杨柳有电焊专长,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司法所在一个单位帮他找到了一份电焊的工作。同时,还帮助他向民政部门递交了低保申请,使他成为我市第一个获得低保救助的矫正对象。

此致

敬礼!

汇报人：xxx

时间：20XX年X月X日

监外执行思想汇报的范文二

尊敬的XXXXX：

通过民警在这一年的对我不断的帮助教育，使我真正对自己所犯罪行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给我自己也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和损失，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这段时间里，派出所民警在工

作很忙的情况下，抽出大里的时间针对我所犯的罪行进行了不厌其烦的 , 耐心细致的教育下。

现在使我从思想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了我的法制观念确实很淡薄，从而导致自己犯了罪。我悔而在悔。我要从新做人,洗心命面。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家学习法律知识，力求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也没有做违法犯罪事情。今后(我)要做到遵守国家法律。同时积极同违法行为做斗争，并且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今后, 我会永远不让龌龊的东西侵蚀自己的灵魂,真正认识到学法、懂法、守法的重要性，在我的心头悬有一把法律之剑，做事三思而行，切莫因一时冲动犯下大错而悔恨终身,所以，今后不该做的事情，我绝对不要做!

此致

敬礼!

汇报人：xxx

时间：20XX年X月X日

监外执行思想汇报的范文三

尊敬的XXXXX：

这个月里，日子过的很平静，平静的思考自己的对错，平静的悔过自己最初莽撞犯下的错。而我现在是在后悔中长大，在后悔中学会坚强，在后悔中懂得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请相信我一生以此为警示，始终保持着这种法律的清醒!以后在任何的事上自己都要着重思考，自己做这件事是否有触到法律的利剑。希望以后的自己不要还像现在的自己一样在错后反思与改正错误，为何不事先防止做错呢!

如果每次都在错后才真正去认识到自己错的多不应该那到那时候着问题还有重要性吗?所以自己在做任何事先都要思考，思考自己做的事情会触犯到什么!本月我依旧踏实上班生活，没有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件。每日也都有阅读法律文集，多多学习好好改过!

此致

篇8：监外执行思想报告

监外执行是指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因某种特殊情况的而暂予变更刑罚执行场所、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行刑制度。在我国具体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由于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 或者妇女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的婴儿, 不适宜在监狱或其他劳动改造场所执行刑罚, 可暂由罪犯原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执行, 并由罪犯原属的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协助监督的一种特殊刑罚执行方法。

二、监外执行的性质

(一) 监外执行是非监禁执行方法

监外执行的实质就是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中执行刑罚的非监禁执行方法, 因此监外执行属于社区矫正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 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的范畴。监外执行并不是对犯罪人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而是刑罚的继续执行, 因此社区矫正机关应当继续对适用监外执行的罪犯进行行为的监督控制, 而且还要分情况的不同在这种监督控制的等级上有所不同, 与其他非监禁刑罚执行的目的不同, 监外执行的目的主要不是避免监禁刑带来的“监狱化”弊端、促进犯罪人重反社会, 而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认为罪犯在一定条件下不适合监狱行刑。同时也必须注意, 适用监外执行的罪犯本身可能并没有悔改表现或悔改意识, 因此监督机关应当严密注意其是否在指定的医院就医, 是否从事与就医无关的其他活动, 避免出现种种意外情况, 给社区矫正带来负面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

(二) 监外执行的人道主义性质

监外执行与假释不同。假释是对那些在监狱内服刑的罪犯, 如果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 在服刑达到一定刑期后就可以附条件的予以释放的制度。监外执行与假释的区别在于: (1) 可以对无期徒刑的罪犯适用假释, 但是不能对无期徒刑的罪犯适用监外执行; (2) 罪犯必须服满一定刑期才能考虑适用假释, 监外执行没有这个限制; (3) 假释的主要价值在于对那些已经改造成功的罪犯附条件的予以提前释放, 而监外执行的主要价值在于监狱行刑的人道性。

监外执行并不主要考虑犯罪人是否得到成功的改造, 也不主要考虑刑罚执行是否已经恢复社会公正, 而是考虑对犯罪人执行刑罚是否人道和必要。监外执行的条件主要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的, 适用监外执行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见监外执行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这些罪犯不适合继续监狱行刑, 尽管监外执行也要考虑“不致危害社会”, 但是“不致危害社会”并不是表明犯罪已经得到改造, 而仅仅是一种外在犯罪能力的丧失或者犯罪可能性的丧失, 并不表明其已经真正得到改造。可见, 监外执行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性质。

三、监外执行的价值

(一) 避免刑罚的过度残酷

刑罚执行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于惩罚犯罪人, 更不在于单纯折磨犯罪人, 而在于恢复社会公正、威慑犯罪分子和促使犯罪人再社会化。基于此, 刑罚执行应当保证犯罪人的基本权利, 避免不必要的对犯罪人过分的刑罚。我国法律规定的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基本上都是犯罪人身罹疾病或伤残, 或者年老生活不能自理, 或者怀孕、生产, 如果对这些犯罪人在监狱中执行刑罚, 必然导致施予犯罪人比普通囚犯更多的身体和心灵的痛苦。监狱的治疗条件和监狱设施与外界相比, 差别很大, 不能充分保证伤病囚犯能够在狱中得到良好的治疗。而且监狱对犯罪人自由的剥夺, 给犯罪人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痛苦, 在这种剥夺自由的坏境中不利于犯罪人疾病的治疗和身体的恢复。因此, 对因伤病、残疾、怀孕或者生产等情况而不适合监狱执行的犯罪人暂予监外执行, 是保证犯罪人基本人权的重要体现,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文明性的重要体现。

(二) 促使犯罪人更好回归社会

行刑的人道化, 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 而且具有重要的手段价值, 即更有利于促进犯罪人萌发悔罪意识, 促使其良好的回归社会。有学者提出, 监狱行刑必须实践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对犯罪矫正具有重要意义, 而人道主义的基本改造机理就是感化教育。所谓感化教育, 就是监管人员在执行刑罚时, 以高尚的人类爱心, 尊重罪犯的人格, 维护罪犯的合法权利, 真诚关心罪犯的生活、命运和前途。监管人员的类似帮助保护活动本身就因人道主义的贯彻而具有了道德上的感化力量, 就能够对罪犯的思想或人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使罪犯改恶从善。当然, 感染的力量尽管强大, 也不能说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的效果, 但是即使感染对罪犯的人格矫正不能取得成功, 人道主义的行刑方式本身也具有独立而重大的价值。

(三) 稳定监管秩序, 提高监管质量

那些年老生活不能自理、罹患严重疾病、身体残疾、怀孕或生产的犯罪人, 如果继续在监狱内执行刑罚, 将会给其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 可能使其产生抗拒改造心理或自我毁灭意识。对这类人如果坚持继续必须在监狱内服刑, 显然已经不可能达到矫正的目的, 而且可能对监狱秩序造成破坏。同时, 社会主义的监狱并不是以惩罚和折磨为目的, 而必须坚持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因此必须对于这些罪犯给予细致的照顾和治疗, 但是监狱的现实条件可能难以良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对这些罪犯给予监外执行, 显然有利于监狱从这些力不能及的任务中摆脱出来, 集中精力落实其他各项矫正工作, 提高监管质量, 同时对罪犯自身也有很大的好处。

四、监外执行的条件

(一) 形式条件

1.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就是罪犯必须有法律规定监外执行的情况发生, 才能给予监外执行。这些条件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的, 适用监外执行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我国监狱法规定对监外执行的条件进一步作了规定, 结合司法实践,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可以监外执行:身患严重疾病, 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患严重慢性疾病, 长期医治无效, 但有服刑时限限制的;年龄在60岁以上, 身体有病, 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性的;身体残疾、失去劳动能力, 生活不能自理的。

2. 刑种条件

《监狱法》第25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在监内服刑的罪犯, 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执行的条件的, 可以暂予监外执行。”《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可以监外执行, (1) 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2)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监狱法》颁布于1994年12月29日, 《刑事诉讼法》修订于1996年3月17日, 按照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 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因此只能对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适用监外执行, 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则不能给予监外执行。

(二) 实质条件

实质条件就是指对符合形式条件的罪犯适用监外执行不致再危害社会。监外执行就是在社会内执行刑罚, 是非监禁刑罚, 因此适用监外执行应当严格掌握, 以防危害社会。

确定适用监外执行不致再危害社会, 应当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 确定适用监外执行的罪犯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另一方面, 确定被害人和社会对可适用监外执行的罪犯的反应, 如果被害人的复仇意识非常强烈, 或者社会对罪犯憎恨心理强烈, 那么适用监外执行应当慎重考虑, 否则技能引发新的犯罪事件。

五、无期徒刑与监外执行主要刑种之有期徒刑的区别

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 实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人一定期限的自由, 实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两者的主要区别如下。

(一) 执行期限不同

无期徒刑的执行期限为终生。减为有期徒刑后, 根据实际情况可获得假释或者减刑;有期徒刑的执行期限为6个月以上, 15年以下, 数罪并罚一般不超过20年, 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 最高不得超过25年。

(二) 执行前羁押对刑期的折抵不同

无期徒刑执行前的羁押对刑期无折抵;有期徒刑执行前的羁押对刑期折抵为羁押一日折抵一日。

(三) 能否适用缓刑不同

无期徒刑不适用缓刑;有期徒刑中刑期在三年以下的可以在达到相应条件后适用缓刑。

(四) 最低实际执行原判执行刑罚刑期不同

无期徒刑的最低实际执行原判执行刑罚刑期在减刑后也不得少于13年;有期徒刑的最低实际执行原判执行刑罚刑期在减刑后也不得低于原判刑罚的二分之一。

六、无期徒刑适用监外执行的必要性

事实上, 监外执行制度的刑种条件存在明显的不足, 因为1994年12月29日》颁布的《监狱法》规定监外执行的刑种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而根据我国1996年3月17日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监外执行的刑种条件为有期徒刑和拘役, 按照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 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此只能对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适用监外执行, 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则不能给予监外执行。但是从监外执行制度创设的理念出发, 无期徒刑不得适用监外执行显然有悖于刑罚人道、行刑人道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有悖于监外执行的性质与价值。

七、无期徒刑适用监外执行制度的可行性论证

监外执行是指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因某种特殊情况的而暂予变更刑罚执行场所、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行刑制度。前提条件主要是指: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的, 适用监外执行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这些条件的确定正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对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予以保护, 因为罪犯也是人, 也应该享有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生存权。

根据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并没有被剥夺生命权, 因此他也同样享有法律所保障的生命权。当上述前提条件出现时, 犯罪人遭受的痛苦将远远大于其因所犯罪行应得惩罚的正常程度, 事实上对罪犯是一种过度的惩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14条明确规定了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可以适应监外执行, 却没有将无期徒刑纳入监外执行的刑种。有学者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比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有着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 这一点对身体条件正常的罪犯来讲是有道理的, 但对于身体严重疾病、怀孕或哺乳婴儿、身体残废、生活不能自理的的罪犯来说, 未免显得有点太苛刻了。因为认定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犯罪能力的大小, 而对于上述条件下的罪犯由于种种身体缺陷, 犯罪能力一般较弱, 难道仅仅因为是被判处无期徒刑就确定其比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罪犯的危险性大吗?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况且监外执行的本质在于其人道主义性质, 给予犯罪人暂予监外执行并不是因为犯罪人有某种悔改表现, 而是考虑到对其继续适用监禁刑罚可能造成刑罚的过度残酷, 不利于保护犯罪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参考文献

[1]韩玉胜, 张绍彦, 王平, 史殿国等.刑事执行法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龙宗智, 杨建广.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