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西周（通用8篇）

篇1：西周

专题一第一节、《西周分封制》教案

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完成了第一节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中第一个子目《夏商政治形式》的学习，这节课开始之前我简单的说一下上节课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师生互动：

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早期国家的起源，对于这一点不是重点，大家只要知道这样两点：①早期国家起源？(中华文明的两个发源地)②这一历史阶段的突出标志？

接下来我们着重了解后两点：夏商的政治特点。公元前2070年，夏朝禹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他的儿子启继承他的王位后，从此

生：“公天下”转变为“家天下”

师：也就是：权力的更替由禅让制到世袭制。这既是夏的一个伟大创新，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一个伟大创新。

公元前1600年，由于暴政被商部落所灭。从此历史进入了商朝，大家都知道商人好占卜，以达到王命自天的效果。那么它的政治特点便是？（以达到哪两种权力的结合）

生：神权与王权的结合。

师：很好。上节课我们讲到商在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之战败于周武王。自此商灭。那么这节课就让我们走进下一个王朝周朝的历史长河中去，看看当时周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有没有在夏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段史料：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史记.周本记》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能解读出西周建国之初采取了什么措施？

生：封侯（封功臣子弟）（升官）（封地）

师:也就是实行什么制度？

生：分封制

师：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西周分封制》。

让我们一起回到当时的历史，一起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如果你是当时的周武王，你实行分封制是出于什么目的？

2、你会分封哪些人？

3、你会分封什么给他们？他们又该承担什么义务？

4、分封的依据是什么？

5、分封对当时周王朝乃至诸侯国和其他民族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讨论一下。

讨论的时间：板书

师：好，时间到了。请同学起来回答问题？

生：假如我是周武王，我会。。。。。。。

师：首先对于学生天花乱坠的假设，我会说这些想法其实都很有创意，可是你们都忘了一点，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归历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周武王是怎样做的？

师：目的：是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这点大家想法都一样。

分封对象（范围）：王族、功臣、先代贵族。这点大家也都想得很周到。

内容：①诸侯的权利与义务：诸侯在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对周天子定期朝贡并提供军赋和力役。这一点可能大家会有争议，觉得这样会使诸侯的权利过大。可能这就是后来导致诸侯分裂的原因之一。

②分封等级序列：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依据：宗法制

师：对于作用方面，大家也都回答上了很多。对周的影响基本上回答上了。对诸侯国和其他民族可能考虑的还不完全。这里我就向大家展示下面一段材料，我们一起来挖掘。

引入材料：《大盂鼎》中的内容：

师：这则材料是出自西周出土文物《大盂鼎》的一小部分。讲述的是周成王对于盂的嘱咐，在他百年之后要让盂辅助自己的儿子夾主管军事，处理赏罚讼狱之事。他具体封了一些什么东西给盂？请同学起来回答。不用一字一句翻译，可以大概的说一下。

生：授土授民、衣服、车、马、各种人。

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车、马。这些交通工具到那些地方去要用，那么就会修道路吧，这样会使得什么得到发展？

生：交通得以顺畅

师（引导）：那么这样就会使得个地方的商业交易是不是更快了，随之而起的经济是不是就得到了发展。另外这么多的人到那个地方去也会增加消费市场的。

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授土授民。这个分封给他的人还不止就是我们上面说的战俘，还有邦司、人鬲、尸司。

这里的邦司：邦国（周本土）有关方面的管理人员。从这一方面来说对诸侯国政治上的制度建立与管理是很有利的。

人鬲：此处指周王朝的人众、人庶。下文指征服外邦的俘虏或移民。

尸司王臣：已臣服周庭的外夷藩国的王臣。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各种各样的人肯定有不同的文化。那么在文化上会？

生：不同文化之间冲突融合，最终促进诸侯国文化的进步。

师：那么再来看看诸侯国到达一个地方，特别是周边疆地区建立新国家，那么肯定会受到一些少数民族的侵扰。这样诸侯国一般会怎么做？

生：诸侯强者战争征服兼并，弱者割地暂求一时安宁再强兵。

师：这样会怎样的后果？

生：扩大疆土，师（引导）：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生：冲突融合。

师：所以分封制也就是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以上我们提到了分封制对周王室的影响，对诸侯国的影响以及对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的总结一下，ppt上的是我个人的观点，当然你们如果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探讨哈。

篇2：西周

昭王南征，指的是周朝时期，周昭王对楚或荆发动的战争。见于文献记载，并得到青铜器铭文的验证。

西周早期，在江汉地区的虎方和荆楚始于周人分庭抗礼，公元前980年，(昭王十六年)，周天子一怒之下，率领大军，涉黄河，渡汉水，跨过长江南征取得了一系列战果，打击了楚国的东进势头。

昭王十九年下半年，昭王再次南征伐楚，但由于轻敌等原因，周昭王在战争中溺死，周国核心武力“六师”也全军覆没。战后，周王室失去对汉江地区的控制，继位的周穆王吸取教训，将国防的重心转向南方。

篇3：西周

1、对婚龄的要求

西周的法定婚龄是, 男三十, 女二十, 即有所谓“令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这是西周规定的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礼记·内则》中说道, “男子二十而冠, 始学礼三十有室, 始理男事;女子, 二十而嫁, 有故, 二十三而嫁”。不过, 这里所说的男三十、女二十均为虚龄, 实际结婚年龄是男二十八, 女十八。

2、由父母主婚

这是买卖婚约成立的必要要件。西周法律规定, 没有父母的同意, 婚姻便不能成立。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失去父母的子女, 因受兄长的监护, 兄长也可充当他们的主婚人。“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岂敢爱之?畏我诸兄”。兄长主婚, 是家长制特权在婚姻关系中的扩展和延伸。

3、媒氏认可

西周法律也非常重视媒妁的作用。男子无媒不得其妻, 女子无媒老而不嫁。不经媒氏介绍而自成婚姻的, 被认为是非法而合。“娶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取”。西周的媒氏, 据《周礼》记载, 是官媒性质。西周的官媒与后世的私媒虽有不同, 但是皆使“男不亲求, 女不亲许”, 男女之间丧失了婚姻的自主权。

二、婚姻成立的禁止要件

1、同姓不婚。

《礼记·曲礼》中说道, “娶妻不娶同姓, 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这说明周人娶妻不能娶同姓之人, 买妾也如此, 不知其姓者, 必先卜问清楚, 才能通婚。

2、居尊亲丧不得嫁娶。

居父母丧期三年, 在此期间, 不能嫁娶。上述规定只对未嫁女子有法律效力, 若是已嫁女子, 无论妻妾, 在为丈夫居丧三年期间, 均不准再婚。

3、等级身份不同, 不得嫁娶。

就是嫁娶只能在本阶级内进行, 贵族与庶人之间绝无通婚之可能。士只能与士通婚, 庶人只能与庶人通婚。这一制度, 金文记载颇多。

4、五不娶。

五不娶即:“逆家子不娶, 乱家子不娶, 世有刑人不娶, 世有恶疾不娶, 丧妇长子不娶”。逆, 指叛逆朝廷;乱, 指淫乱;刑人, 即指因犯罪而受刑之人;恶疾, 是指有喑、聋、盲、疠 (麻风病) 、秃、跛、伛 (驼背) 等疾病。五不娶, 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和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思想, 但其中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婚姻仪式

凡正式婚约的成立, 必须经过严格的婚姻仪式, 即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 是指南方通过媒氏把愿与女方结亲的意愿告知女家, 女家如若允婚, 南方边派人缴纳采择的礼品。

问名, 问名是问女方的姓氏及女子生母的姓氏。目的有二, 一是为了防止同姓为婚, 二是男家问名之后好在宗庙占卜婚姻的吉凶。

纳吉, 《仪礼·士昏礼》中说:“纳吉用雁, 如纳采礼。”问名之后, 如果占卜又求得吉兆, 便告知女家, 谓之纳吉。

纳征, 就是男方向女家加纳聘金。纳征是前四礼中最重要的一礼, 只有纳征之后, 婚约才能告成。此后, 婚姻关系正式成立, 女子则不得另聘于人了。

请期, 《仪礼·士昏礼》中说:“请期用雁, 主人辞, 宾许告期, 如纳征礼”。纳征之后, 男家再行占卜, 求得婚日吉时, 然后, 再派使者到女家告知占卜的婚期, 请求女家允诺。

亲迎, 按照《仪礼·士昏礼》中所说, 婚期那天, 男方必须首先按父亲的命令去迎接女方, 新妇之家在祖庙内设筵待婿, 并在祖庙外拜迎女婿。女婿手执大雁拜祭女方祖先, 以表示女子将脱离父家转入丈夫的管辖之下。之后, 新妇出来立于父母之侧, 接受父母训诫、遵循妇道最后一次教育。女儿听完之后, 新婿便亲自驾御新妇坐车, 而自己先行至自家门外, 等待新妇, 共食牲牢, 婚礼即告结束。

四、婚姻关系的中止

婚姻关系的中止有自然中止和人为消灭之分。自然中止就是夫妻一方死亡, 人为消灭是指离婚。西周时期的离婚有两种情况, 一是男女双方自动离异或协议离婚;另外一种是“七去”, 这种离婚完全排除了女方意愿, 由男方单方面片面行使离婚权。“七去”, 又指“七出”, 俗称休妻。《仪礼·丧服》中有详细记载, 此不赘述。

五、对西周婚姻家庭现实状况的反思

以上分析, 我们有意将思维视角放在制度和价值的层面。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 西周的婚姻家庭的现实状况远非我们设想的那么理想。实际情况是, 奴隶主贵族不仅实际上实行多妾制, 变相破坏一夫一妻制, 并将这种行为公开化;实行抢婚制或是由父母指腹为婚, 使得自由婚等诸多较为合理的制度流于一纸空文。究其原因, 从社会制度来说, 固然是专制统治恶果;在法制方面, 则是尚无严密的法律措施加以保障。在较为发达的刑法规定中, 几乎全是为维护特权统治而设立的罪名, 并无惩治违反婚姻家庭制度的罪名, 至于私法上的保护, 更是置若罔闻。应当承认, 对西周婚姻制度的深人研究及其现实意义的阐发, 是一个渐进的学术积累过程。

六、西周婚姻制度的现代意义

1、首倡要式婚姻, 强调婚姻关系的公示与公信

要式婚即必须具备法定方式方可成立之婚姻, 与以当事人之合意即可合法成立的事实婚相对称。西周婚姻关系的成立, 需要有法定的仪式, 即“六礼”。此种婚姻明确了婚姻取得社会承认的方式, 具有非常重要的公示、公信性。一方面体现了统治阶级对婚姻的重视, 从而有力加强了对婚姻的监督与指导;另一方面则赋予了符合法定形式的婚姻的法律效力, 从而有利于对合法婚姻关系的保护。这种要式婚姻形式, 历经十数世纪而传承至今。

2、自由婚制度对婚姻本质分析的启发

婚姻除具备自然属性的同时, 也具备社会属性。西周婚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由婚的合法性, 应当是在尊重婚姻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 承认女酌因法的“私法”性质, 而并没有强求一律的加以取缔。而婚姻的社会属性通过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来加以约束足以彰显和规范。目前中国正在起草民法典, 在体例的安排上, 应当充分认识到婚姻法的私法性质而给与适当地位。可喜的是, 已有学者在民法学体系的安排上作出了大胆的尝试。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 自由婚的提倡, 与现代婚姻自由原则实为一体两面。就婚姻关系主体而言, 应当充分认识到婚姻自由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乃是关乎个人生活的自由与幸福甚至后代的健康成长。就社会环境而言, 应当尽可能坚决杜绝包办、买卖婚姻, 借婚姻索取财物以及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违法行为。

3、婚姻的实质要件制度的现代意义

西周婚姻法律制度在婚龄与成年的年龄规定上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 固然反映了婚龄问题所蕴含的自然与社会因素。西周立法者对此给与了极大的关注, 充分认识到婚姻的社会意义, 有意识的对婚龄加以明确。当今世界各国关于婚龄的规定大多有别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在消极条件方面, 西周有禁止同姓通婚的规定。在国外, 直系亲属均禁止结婚。旁系血亲的禁止规定也见于各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 只是范围有宽严之别。凡此种种, 都无否认现代文化对古代文化的承续性。

参考文献

[1]胡留元, 冯卓君, 著.夏商西周法制史[M].商务印书馆, 2006.

篇4：西周玉器的鉴定

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等级的瑞玉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西周的分封等级制，亦体现在玉材的使用方面。《周礼·考工记》又载，“天子用全”，即天子在行礼时用纯玉佩；“上公用珑”，即上公一等使用“四玉一石”的玉佩；“侯用瓒”，即侯一等在行礼时佩戴“三玉两石”的玉佩；“伯用将”，即伯一等行礼时用玉、石各半的佩饰。这就是说，西周实行分封制的用玉制度，不仅体现在命圭的大小尺寸上，也体现在行礼时佩戴玉组佩的材料上。考古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石相杂的玉组佩，应是天子以下级别较低官员佩挂的玉组佩（因不用全玉，也称玉杂佩）。

篇5：西周天帝信仰的特点

西周天帝信仰的特点

西周时期天、帝已经合二为一,难分彼此,二者的宗教地位、神权、神性和社会功能都没有本质差异.西周天帝作为至上神具有权威性、道德性、理智性和民族性.西周人对天帝充满敬畏感和依赖感,信仰虔诚.天帝信仰产生了政治整合功能、道德制约功能、心理宣泄功能以及社会认识功能.西周人将自己对象化于天帝,但未被天帝真正异化.

作 者：陈筱芳 CHEN Xiao-fang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刊 名：史学月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年，卷(期)：2005 ”“(5) 分类号：B911 K224 关键词：西周   宗教   天   上帝  

篇6：夏商西周政治制度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今天我所说的这一课是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一单元第1课《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下面我就来谈一谈对于这节课我的教学设想，首先来解读下课程标准，课程标准要求：了解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教材地位与作用方面，本课是关于奴隶时期政治制度的学习，突出了早期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是本单元的开篇章，对就本单元古代政治制度的主题探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起着开篇点题的作用。它共由三个子目组成，分别是从禅让到王位世袭，等级森严的分封制，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结合教材的分析及课标的要求，我把本节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以下三个维度：

知识与能力目标：

1、识记掌握夏商政治制度、分封制与宗法制主要内容。

2、通过评价分封制与宗法制对西周强盛和衰弱的影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3、通过总结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

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讲练结合，运用多媒体，解剖材料信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通过分组学习方式，培养分工合作、自主学习的能力。

3、通过设置问题情境，提高学生对新知识的活学活用和实践检验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通过对夏商西周政治制度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历史的源远流长，使学生进一步确立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的理念，产生民族自豪感。

2、通过本课学习，我们了解到周武王广泛推行分封制是为了巩固本国统治的需要，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古人高超的政治智慧。

关于本课的重点与难点。根据课标要求，我把分封制与宗法制作为本课的重点。

再看难点，根据本课的授课对象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虽然，他们通过初中的学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历史知识基础，但是他们的历史抽象能力还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尤其是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这一块不易理解。所以，我把本课的难点确定为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下面我来谈谈学情分析和教法分析：

本课的授课对象是高一学生，从高中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特征来看，高一学生思维活跃、反应敏捷，且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自主学习能力，因此一些基础知识可以通过预习解决，着重突出重点和难点的分析。但历史教学不能过度强调逻辑分析，还要注重历史学习的主动性，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因此根据教材与学情的分析，我主要采用了以下的教学方法：

1、编写导学案，引导学生思考分封制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影响等基本内容。

2、教师精讲，学生多练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

3、采用类比法，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自主学习，从而体验到独立获取知识的喜悦。

4、通过“教”、“学”、“放”、“收”突破重点和难点。

本节课我采用的学法主要有两个

1、主动学习法：举出例子，列出材料，提出问题，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培养学生思维想象的综合能力。

2、反馈补救法：在练习中，注意观察学生对知识的反馈情况，以实现“培优扶差，满足不同。”

教具方面因为本节课在多媒体教室进行，所以所需教具是教师机——学生机、投影仪、黑板等。

接下来我就谈谈我的教学构想。我的教学构想分为导入，正体，尾声三个部分。

我将采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导入，激发学生的兴趣，同学们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吗？请哪位同学给大家讲一讲？通过讲大禹治水的故事，引出原始社会的禅让制这一概念，从而自然的导入新课。接下来是新课学习部分，根据新课子目内容间的逻辑关系，分三幕进行。第一幕从禅让制到世袭制

关于从禅让制到世袭制的学习。我会提问：大家看过电视剧《汉武大帝》吗？知道继承汉景帝皇位的人是谁吗？对，是汉武帝刘彻继承了汉景帝的皇位。然后我会运用多媒体电视剧《汉武大帝》的片段，让学生看到汉武帝刘彻继承了汉景帝的皇位，加深学生的认识，再接着讲解：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由儿子继承父亲的皇位而执掌朝政，这种制度就是王位世袭制。那么王位世袭制是怎么产生的？它与原始社会的禅让制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让学生们仔细阅读教材，并找出相关答案。

接着是本课的主体部分，即第二幕分封制与宗法制我之所以将这两块结合在一起讲是为了最后突出二者互为表里的关系。

首先讲述分封制，我将会用多媒体课件打出西周分封诸侯分类示意表，从大屏幕上打出的西周分封诸侯分类示意表中可以看出，有三种人被周王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即同姓王室贵族、立功的异姓贵族和先代贵族的后裔。这些人在做了诸侯后对周王朝的统治起了什么作用呢？是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还是削弱了周王朝的统治呢？请同学们看教材和相关资料，然后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最后我总结指出：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周王室力量是否强大，与诸侯国势力强弱成反比。第二，分封制在西周时期对周王朝统治的巩固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明显地削弱了周王室的统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那么，不知大家在学习“西周的分封制”时注意到没有，周王与被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的同姓（姬姓）贵族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的亲疏对周朝同姓贵族政治地位的高低，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实际上，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亲疏不同的家族结构，构成了当时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宗法制。接下来进行历史剧表演：请六位同学上讲台，分别扮演周王的嫡长子和次子、诸侯国君的嫡长子和次子、卿大夫的嫡长子和次子，然后一起表演一个历史短剧，剧名是“周王室的嫡长子与次子的对话”。目的是通过问题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然后由我来总结西周宗法制特点嫡长子继承制及大宗、小宗的关系，为了使同学们能更直观地了解宗法制所构成的一个庞大宗族网，多媒体课件播放西周宗法制示意图。最后结合教材，对这两种制度的主要内容，结果意义进行归纳分析。通过绘制表格说明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异同及关系。最后总结：西周宗法制和分封制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是互为表里的具有政治性质的制度，维护了西周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稳定。

至于第三幕早期政治制度，这是本课的难点部分，需要做到精讲，配合学生的多练。这部分实质是对前面几项政治制度特色的归纳与剖析，所以在讲的过程中，我结合前面的知识点，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步步引导，层层深入。利用原始材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引导学生得出特点之一，周天子是最高统治者，等等。

关于板书设计，我采用的是提纲式，直观形象，重点突出。以实现对本课主要内容的回顾与巩固。

篇7：西周_“五听”审讯方式评析

王亚龙(08法学二班)

指导教师：李积霞

【摘要】西周的司法官在前人审判经验和自身司法实践基础上，总结出切实可行的新裁判方法，使中国古代司法官的裁判方法完全从“神意裁判”中解脱出来，首次形成一套较先进、科学的裁判方法。西周司法官所创的 “五听”裁判方法，系夏、商、周三朝千百年来司法审判经验的升华，由神意裁判演进到对诉讼当事人的察言观色，引入并熟练地运用社会心理学为司法裁判服务，是一个司法裁判方法论上质的进步，影响深远。“五听”审讯方法，在证据裁判主义确立之前，乃为中国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之一。时至今天，“五听”制度仍不失其镜鉴意义。【关键词】 “五听”制度；审讯制度；司法实践

一、“五听”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夏商时期的“神判”制度

在夏、商两代，神权法思想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法制指导思想。在这种神权法思想的支配下，夏、商两代将宗教意识与审判精神相结合，形成了“天罚”与“神判”制度，这是夏、商诉讼制度的根本特征和基本面貌。

首先，统治者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迷信心理，假托神意进行审判。国王每逢审判时，必先通过占卜求问天神，然后再作出判决，从而把国王的随意审判涂上一层神权色彩，使审判结果更富于权威性、欺骗性。所以，到商代，卜者参与司法，伪托神意断罪，实行所谓神判已是常例，有不少卜辞可以为证。

其次，假托鬼神之意，实施“天罚”。夏、商两代统治者都以所谓“天罚”来解释其实施法律和司法镇压的最终依据，这在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桀和盘庚迁都时发布的王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夏、商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利用宗教意识来强化司法镇压，以使臣民服从君主的意志。

夏、商两代的“天罚”思想和神判制度至春秋以后仍长期存留在中国历代的诉讼文化之中。

（二）西周时期的“五听”制度 “五听”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甚发达，人们认知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有限。而纷争的发生却不可避免，为消弭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通过查明案件真相而实现社会正义成为诉讼的重要任务。而案件事实一旦发生，则成为过往的历史事实，不可重现。要查清案件的真相必须借助于犯罪行为遗留于时空的“蛛丝马迹”，对过往事实予以重构，使犯罪事实得以还原为其本来面目，而这一还原工具即是证据。获取证据的方法有人证与物证之分，在认知能力颇为有限的古代，则更注重通过人来获取案件证据（当然这并不否认物证的作用），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获取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陈述。“五听”制度即旨在通过甑别当事人的陈述以准确查明案件事实。

“五听”是运用察言观色的方法，通过对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的考察，从而揭露犯罪事实，平反冤屈的审讯方式，它是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主要的、经常运用的审讯方式。

“五听”之说最早见于《尚书•吕刑》“两造具备, 师听五辞，五辞简孚, 正于五刑”。即在审判活动中，在原被告双方都到齐后，司法官吏须通过五个方而的考察，以判断他们陈述的真伪。“五辞”也就是“五听”。在《周礼•秋官•小司寇》中, 对“五听”的方式作了具体的阐述“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辞听”就是察其言词是否不直，不直则理曲，直则理正，“色听”就是察其颜色，理直则色不变，理曲则色变，“气听”就是察其呼吸，理曲心虚则呼吸急促，理直则呼吸正常，“耳听”即察其听觉，理曲则惑，理直则不惑，“目听”就是察其眼神，理曲则失神，理直则坦然。通过辞、色、气、耳、目五方面的异常变化，观察当事人的内心活动，以求得实情。

据郑玄的注释，辞听是“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即观察当事人的语言表达，理屈者则语无伦次；色听是“观其颜色，不直则赧”即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理屈者则面红耳赤；气听是“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即观察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理亏则气喘；耳听是“观其聆听，不直则惑”即观察当事人的听觉反应，理亏则听觉失灵；目听是“观其眸子，不直则眊”即观察当事人的视觉和眼睛，理亏则不敢正视。“五听”制度作为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五听”获取并辨别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供述，从而为查明案情提供依据。

察色判断，是指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和神色，判断其有无异样，从而发现案件疑点，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察色判断要求法官深入地洞察当事人每一个细微的神情，敏锐地把握其中的端倪，从而为发现案件真实奠定基础。

闻声判断，是以心理学为依托，依据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所表现出来的心里状态，通过聆听当事人的声音（如哭声）来判断案件的蹊跷，从而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

言辞判断，是通过甄别当事人的陈述或供词，发现其中的真伪，从而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探明真相提供条件。

情理判断，是司法官从一般人情、常理入手，通过探究案件事实中不合情理的情节，揭示其中的深层原因，从而查明案件的真相。

事理判断，是司法官通过对一般事理即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进行分析，揭示案件的疑点，为正确查明案情提供线索。

二、“五听”制度的深远影响及进步意义

（一）“五听”制度的深远影响

1.“五听”制度在古代司法实践中的传承

有社会就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纷争，而纠纷的解决需要有一定的渠道，否则秩序无以维护，社会无法发展，个人的进步更是无从谈起。告之于官府，由第三者对纷争进行裁断，成为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诉讼尽管不是唯一的、首选的纠纷解决途径，但却是最终的国家正式的救济制度，诉讼“定纷止争”的功能即在于此。纷争的解决，大抵分为事实调查与法律适用两个过程。事实调查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只有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

这一点在我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刑事诉讼中显得尤为突出。听讼旨在通过当事人 尤其是被告人的陈述，查明案件真相，而“五听”则是中国古代法官审判案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法官通过对当事人察言观色，通过五种具体的方式审理清楚案情，然后进行公正的判决。“五听”制度就是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道理，陈述时的神情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并据此综合判断其陈述是否真实，从而对案情作出判断。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对五听制度的明确记述。

除了以“五听”的方式对陈述的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外，还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察辞于差”，注意比较和发现陈述人言词中的差异和矛盾。司法官审理案件时除了直接听取当事人陈述，辨别其中的矛盾外，在必要时还应当广泛调查，对细末之处也应一一核对清楚，未经查实者，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即所谓的“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五听”。

2.“五听”制度对后世司法实践的影响

“五听”制度从最早奴隶制的周朝发端，后为封建历代承继并发展，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对我国古代诉讼实践影响深远。

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均继承了“以五声听讼，求民情”。在秦朝，凡狱讯：“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如果供词矛盾或情节陈述不清，可以反复讯问，如当事人多次变供“更言不服”者，可用刑讯，即“笞掠”。

汉时对被告进行审讯，称作“鞫狱”，据《尚书·吕刑》所言：“汉世问罪谓之鞫”，并沿用“五听”之法。到了唐朝，五听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后世所继承。

《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疏议》又注解：“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通过五听的方式，依据情理审查供词的内容，然后同其他证据进行比较印证，检验证据的可靠性。

宋承唐制，根据《宋刑统》规定：凡审理案件，应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如果事状疑似，而当事人又不肯实供者，则采取拷掠以取得口供。

元朝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以理推寻”，依据该规则：“诸鞫问罪囚，必先参照元发事头，详审本人词理；研究合用证佐，追究可信显迹。若或事情疑似，赃状已明，而隐讳不招，须与连职官员，立案同署，依法拷问。其告指不明，无验证可据者，必须以理推寻，不得辄加拷掠。”或谓“诸鞫狱不能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理，辄施以大披卦及王侍郎绳索，并法外惨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元朝强调在审讯中要遵循“以理推寻”的规则，要求司法官必须先行“问呵”、“讯呵”程序，如果不得“罪囚”的“言语回者”，方可启用“拷掠”、“拷讯”之刑。较之过去，这无疑对“五听”断狱制度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明朝“问刑官”进行审讯时，要求“观于颜色，审听情词”，对“其词语抗厉，颜色不动者，事理必真，若转换支吾，则比理亏。”

清朝也非常重视通过五听获取“狱囚”的口供，《大清律例》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取囚服辩文状。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从形态来看，最初表现为辞、色、气、耳、目五种对陈述人表情的感性认识，构成了“五听”制度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而发展为“以理推寻”，以情理和事理进行判断的方式，这种理性认识的渗入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五听”制度的内涵。至此，我国古代五听制度兼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合理因素，其体系更加成熟和完备。“五听”制度成为封建时代刑事案件审判中最为主要的审讯方式。

（二）“五听”制度的进步意义

西周的司法官在前人审判经验和自身司法实践基础上，总结出切实可行的新裁判方法，使中国古代司法官的裁判方法完全从“神意裁判”中解脱出来，首次形成一套较先进、科学的裁判方法。

“五听”实际上是运用察言观色的办法，通过观察被讯问者感官反应而确定其陈述真假。虽然近于主观，但比起夏、商的“神判”已显然进了一大步，已经注意到司法心理问题并将其运用到司法实践之中。

西周司法官所创的 “五听”裁判方法，系夏、商、周三朝千百年来司法审判经验的升华，由神意裁判演进到对诉讼当事人的察言观色，引入并熟练地运用社会心理学为司法裁判服务，立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司法水平，对于审讯中当事人的行为和心里活动的变化，找到其中的规律，在通过合理的判断，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审讯方法，是一个司法裁判方法论上质 的进步，在证据裁判主义确立之前，乃为中国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之一。后世各个朝代都在此方法上发展其律法及审讯制度，由此可见，“五听”制度实为中国司法制度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三、“五听”制度对现代刑事诉讼的启示

“以古为鉴，可以知隆替”，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的“五听”制度，是为了科学地总结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当代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作为一项沿袭数千年的法律制度，“五听”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刑事诉讼仍具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五听”制度中体现的诉讼原则

“五听”制度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在审理案件时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一定程度上蕴含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原则。当然，由于古代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并没有明确的界分，听讼往往也适用于审前阶段，为侦破案件、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和依据。

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原则成为现代刑事审判的两项重要原则，尽管其内涵和要求与古代相比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从古代“五听”制度中不难看出这两项原则的意味。如两者都要求审判人员直接听取当事人提供证据，质证和论辩，证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当庭口头陈述和法庭辩论，从而形成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认，并据以对案件作出裁判。

（二）“五听”制度中体现的心理学和逻辑学

“五听”制度作为对言词证据，尤其是被告人口供的一种重要的证据审查判断方式，通过观察陈述人的表情和神色，利用事理、情理和逻辑进行判断，具有一定的心理学、审讯学和逻辑学等依据，有其合理性。如在审讯过程中，注意对当事人的行为和心里活动的变化，以此做出判断。

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审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其合理因素，尤其是法官要运用经验法则和理论法则进行推理，对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以对案件事实形成合理的内心确信。合理科学的心证主义日益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审查判断证据的基本要求。

（三）“五听”制度对口供的重视 “五听”制度强调言词证据，尤其是被告人口供的价值，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其历史必然性。尽管古代存在不少刑讯逼供的案例，但这并不是其常态。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唐朝、宋朝还是元朝，都要求“以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所以，经过合法程序获取的被告人的真实口供，具有很强的证据价值。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为了与“口供至上主义”和刑讯逼供现象相抗衡，在司法制度改革过程中推出“零口供规则”。“零口供”要求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淡化、弱化口供的作用，视被告人在侦查机关作出的有罪供述如无物。这固然有助于我们更新办案观念，特别是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在我国执法和司法人员观念中形成的“口供情结”。

但“零口供”的做法过于极端，因为被告人的供述毕竟是我国法律规定的一种证据，完全无视其存在，彻底否定其价值，既有悖于法律规定的精神，也有悖于司法证明的规律。

（四）“五听”制度对司法人员的素质的要求

“五听”制度对古代的司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不仅要求司法官具有入目三分的观察能力，以捕捉当事人的每一个细微的表现；同时还要求法官体察当地民情，熟悉当地风物，以便科学地进行情理、事理和逻辑判断。事实调查是适用法律的基础，案件事实作为过往的历史事实不可重现，这就决定了查清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在古代认识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往往强调依靠司法官的个人智慧和主观能动性以发现案件实体真实。

现代刑事诉讼同样对司法人员提出了高要求，不仅要求其具有较高的法学素养，而且要求其具有一定的心理学、审讯学和逻辑学等知识，特别是依据经验法则和伦理法则进行推理，以防止司法人员进行主观擅断，造成冤假错案。

四、“五听”制度的合理性与缺陷评析

（一）“五听”制度合理性的主要体现如下：

首先，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地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并观察其表情和神色，这有助于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判断，准确 查明案件事实，从中体现了审判的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

其次，“五听”制度以人的感性认识为基础，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运用事理、情理和逻辑推理对案件进行判断。“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一些有益的经验，其内容含有一定合乎审讯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等的正确成分。

最后，“五听”制度对古代司法官提出了较高的标准，要求其必须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以“体察民情，通晓风物”，做到准确判案。

（二）“五听”制度的缺陷

首先，“五听”制度过于强调司法官利用察言观色对证据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很容易导致主观擅断、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五听”制度过分依赖司法官的高素质，而在古代整个司法官群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往往很难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五听”制度强调口供的证据价值，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为司法官在“情不得实”时，施以刑讯大开方便之门。

“五听”察言观色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刑事案件审讯中运用极为普遍, 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对审讯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的经验。从古代关于“五听”的理论及运用“五听”方法破案的实例看,不少对我现在的审判活动依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此,对中国古代的“五听”理论进行全面的研究,摒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正是我们对“五听”这一法律文化的遗产所应采取的态度。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华法治文明的演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 《中华传世法典·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 《中华传世法典·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5] 奚 玮、吴小军，《中国古代五听制度述评》，1999 [6] 殷啸虎，《“五听”：中国古代审讯艺术》，1995 [7] 《周书·苏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9] 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Xizhou Dynasty “Five ting” Analysis of the mode of trial

篇8：浅析西周青铜文化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 其国家政治形态和文化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而西周早期的青铜文化则达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青铜文化反映了青铜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以及信仰、审美等的特征。致力于西周青铜文化的研究对探讨文献贫乏的西周历史意义重大, 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使中国的艺术瑰宝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而且西周青铜器所反映出的中华传统造物思想与艺术情趣对于我国现代艺术与设计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关于青铜文化

(一) 青铜文化的涵义

青铜是红铜、锡和铅的合金, 因颜色青灰, 故名青铜, 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的发明与应用标志着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青铜文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揭示的、青铜时代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1]。对青铜文化的研究, 主要是针对青铜这一特定物质而展开的文化过程。各式各样的青铜器, 是青铜文化的终端产品, 它们凝聚着文化过程所包容、涉及的所有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青铜器自诞生之日起, 就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及信仰、审美等因素密切相关, 体现并映射出强烈的文化内涵, 从而形成了青铜文化[2]。青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曾占有主导位置。它一产生就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步, 在每个发展时期都铸有时代的印记。青铜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同步发展, 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二) 中国青铜文化溯源

历史学家对历史时代的划分, 通常是以当时人类使用的工具来区分的。当人类主要以石器作为生产工具时, 我们称之为“石器时代”;而当人们开始以青铜制作工具、武器时, 历史学家就称其为“青铜时代”。世界各地进入青铜时代的时期不尽相同, 技术发展的道路也各有千秋。

青铜的发明与应用标志着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我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始于龙山时代, 在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达到了鼎盛时期, 战国末期青铜器逐步被铁器取代, 退出了历史舞台[3]。中国青铜时代延续了约一千六百余年, 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发展最为繁盛, 达到顶峰。

二、西周社会历史

(一) 西周社会历史背景

西周时期,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人类的认知水平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加强, 对天、对神的崇拜与依赖则逐步减弱, 重人、重人事思想开始出现。周统治者从殷商时期对单纯的祖先神的崇拜进行发展, 确立了“任人唯亲”的宗法制度。这即是对“人性”思想强化的具体反映, 表明中国社会的思想发展到西周初年, 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西周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礼乐制度的建立。西周的礼乐制度和宗法制度有着密切联系, 礼乐制度是存在于宗法制度中用来调解内部矛盾和维护统治者的阶级利益的。“礼”的概念在殷商时就已产生, 在西周时进一步发展, 并逐渐形成了“礼治”的体系。周代的礼制文化具有非常系统、完备的礼数要求, 而且在当时是普遍适用的价值准则, 它兼有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的双重含义, 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4]。

(二)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概况

商朝的统治最终在社会矛盾的浪潮冲击下崩溃, 被周朝所取代。青铜器工艺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周建都的陕西关中地区。西周的青铜文化是在晚商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人得到了殷商的工艺匠人和先进的冶铸技术, 周朝的青铜铸造业迅猛地发展起来。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礼制的不断加强, 周人在全面继承殷商青铜工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在器类、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等方面也不断进行改造和更新, 创造出精美的艺术瑰宝, 把青铜文化推到了最鼎盛时期。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特点为技术成熟, 数量有所增大, 但纹饰退化。早期常见的食器有鼎、鬲、簋、盂;酒器有觚、爵、觯、觥、尊、卣、方彝、壶;水器有盘、禁;乐器有钟。从中期开始, 器物的造型、纹饰、铸造就略显简单, 器形大量减少或消失。晚期的器物种类和中期差不多。长篇铭文始于西周青铜器, 如大盂鼎、大克鼎不仅器物形体宏大, 且铭文均有290余字, 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历史上, 西周青铜器以其长篇铭文、精湛铸工和华美风格, 为华夏文明树立了一座丰碑[5]。

三、西周青铜器的文化内涵

(一) 宗教神权的统治象征

西周早期, 由于重视农业生产, 人们生活资料有了基本保障, 自然生存能力大大加强。权力意识成为意识形态中的主宰, 权力和财产相辅相成, 又塑造了人们的等级观念。掌握权力的王和各级贵族, 为了强化权力的意识, 用青铜礼器祭祀鬼神和先祖, 实行神权统治。于是, 青铜礼器及其纹饰便成了当时社会最重要的、神化了的礼仪工具, 进而在生活中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权利象征与标志, 直接和间接地反映了奴隶主和贵族假借鬼神的力量, 维护其奴隶制度的历史真相。

(二) 西周礼乐制度的体现

周代有一套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 人们的衣食住行必须严格按规定行事, 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所用的器具, 从材质到数量都有着严格的区别。青铜器的设计主流, 突破了祭器的局限, 逐渐形成一个渗透到周人冠、婚、丧、祭、宴、享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的礼器系统。礼器主要用以“明贵贱, 辨等级”, 权贵们把礼器视为显示自己豪门身份和权力地位的标志物。其中, 最为典型的标志物就是从西周早期起源, 至西周中期逐步规范、完善的列鼎。所谓列鼎, 即一组系列化的鼎, 造型、纹饰、铭文等完全相同, 形体大小则依次递减, 以奇数组合并按次序有规律地陈列。什么人、什么场合才能用鼎, 用多少鼎, 鼎内盛些什么, 都有严格的规定。

(三) 发达的西周经济的体现

西周的青铜冶铸技术出现了“铸焊铆”和“自锁”等新工艺。铸焊铆法是将体、箅和挂钩先各自铸造成型, 然后挂钩套箅, 再与体焊铆成一体。自锁法则是在簋的腹部上下与簋耳结合的两侧, 都铸有类似锁钉一样的凸块, 当簋耳与簋腹铸接时, 凸块在簋耳内形成接榫, 锁住簋耳, 从而确保铜器的附件与主体不易断脱。这些新工艺的出现, 都得力于内范技术的提高。当时的范土用石英砂和黏土构成, 内含少量蚌壳粉, 砂粒极细, 目视不能辨识, 结构紧密, 表面光洁平滑, 因此可以在上面描绘和雕刻繁复的花纹或铭文。这些都是发达的西周经济的充分体现。

(四) 艺术特征的体现

1. 寓意特征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 青铜器具有实用与艺术的双重功能。其中青铜器的精神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寓意方面。青铜器反映了设计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 是设计者自身心理情感的真情流露。青铜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 它是作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的。因此, 青铜器的设计是贵族社会全套政治、伦理、宗教、礼仪制度的表现。

2. 再现性与表现性

西周青铜器具有再现性与表现性。再现与表现, 是艺术形象基本属性的两个方面, 二者的成分在艺术形象中缺一不可。再现是艺术的基础, 表现是艺术的绝对手段。形态越趋于客观性、具象性, 说明对客观物象的再现成分越多;形态越趋于主观性、抽象性, 则说明对客观形态的表现成分越多。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和造型无不取材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 虎、牛、羊、鹿、鸟等动物形象往往被作为设计、铸造青铜器的原型, 而最终形成的整体形象则因其象征着神威、辟邪或顺通、祥和而被人们崇拜。这些动物纹饰形象及其组合、变形充分体现了再现性与表现性的艺术特征。

3. 个性化特征

西周早期, 青铜器造型设计的个性化特点非常鲜明、突出。祭祀功能的需要和一模一范工艺的制约, 使青铜器的造型尽可能地突出一种个性美, 尽管非常耗时费工却也在所不惜。周初的青铜器造型可以说是千变万化, 无奇不有, 而且绝对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以祭祀重器——鼎为例, 鼎的造型或方或圆, 腹部或深或浅, 看不出有两件及以上是完全相同的, 但从风格来看, 又都体现了一种严谨、稳重、端庄、雄浑的意味。

(五) 审美特征的体现

1. 造型的审美特征

受中国古人“天圆地方”思想的影响, 西周青铜器在造型上注重方与圆的和谐关系。而直线与曲线的交叉运用, 也更好地展现了器物的力度和美感。在设计上, 西周青铜器追求与其作品精神内涵和体量相称的完美比例关系, 包括器身高与宽之比, 以及器耳、腹、足各部分之间的最佳比例, 这样既符合了力学的要求, 又体现了视觉的美感要求。

2. 纹饰的审美特征

西周中期, 纹饰布局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纹饰构图的对称性逐渐减弱, 二方连续开始加强。二方连续, 即将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反复、连续伸展, 构成带状图案, 亦称为“花边纹样”。它将图样单元作有规律地重复排列, 使图案整齐美观, 并富有节奏感, 取得了生动活泼的效果。以往繁缛华丽的纹饰, 已经逐渐趋于简化和朴实, 素面而以几条弦纹为饰的器物开始占较大比例, 从而到西周晚期便呈现出一种革新、解放的新风格。

3. 铭文的审美特征

西周是青铜器的极盛时期, 也是金文的鼎盛时期。西周初期的金文尚保留着殷商晚期的图案化、工艺化倾向, 典型的肥捺笔触还广泛存在, 结构松散, 文字符号不固定, 在审美风格上还未形成独特面目。西周中晚期金文则逐步摆脱商金文的影响, 以“篆引”为审美形象基础, 开始形成自家风貌, 装饰性的肥捺笔触渐消而走向纯粹线条化。西周晚期, 大篆书体向着规范化、程式化、个性化, 一镰三垅般地发展, 进而将书法风格推向了唯美主义的境界。书体构形修长, 大小趋同, 结体婉转流畅, 匀称而精巧, 书风肃穆端庄、雍容华丽[6]。

四、结语

西周青铜器, 用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艺术、审美等特征, 体现并映射出强烈的文化内涵, 从而形成了西周青铜文化。因此, 西周青铜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对探究文献贫乏的西周历史, 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填补了各个方面的空白, 成为我们领略周代礼乐文化的桥梁, 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西周青铜艺术对于我国现代艺术与设计领域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摘要：西周青铜文化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信仰以及艺术、审美等特征,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研究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探讨我国文献贫乏的西周历史意义重大, 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而且西周青铜艺术对于我国现代艺术与设计领域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韩敏.青铜文化考——图文解析.武汉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05-15

[2]朱志娟.青铜文化考——解析青铜造型艺术及其演变.武汉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05-15

[3]黄骁.青铜文化考——商代青铜艺术的符号解读.武汉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05-15

[4]庄黎.青铜文化考——从青铜艺术的发展探究社会文化对创新意识发生的作用.武汉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05-15

[5]郭军林.中国青铜文化[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