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老照片散文（精选11篇）
篇1：两张老照片散文
两张老照片散文
意外获得两张老照片，引起我无限感慨。
第一张照片应当拍于秋，背景是航天发射场火箭飞船首次垂直转运试验，浩大的垂直转运现场，洁白的火箭飞船，天蓝色干净的发射塔架。我和老韩人模狗样地站在那里合影，脸上是高兴的表情。对啊，能有什么比看到身边发生着的伟大变化更能让人高兴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921工程从起步到建成，我们身临其境感受着。虽然不在一线，但我极喜欢那句载人航天事业是“万人一杆枪”的说法。我们能成为这样一项伟大事业的见证者，能作为身处航天发射场的一分子而站在这么光荣的时刻下，怎么能不无限荣光?
当然这张照片让我感慨的，还是十几年前的容貌。现在再在镜子前看，我或者老韩，变化真的好大好大。也是，十多年前还三十郎当岁，身上脸上还留有青春尾巴的影子。看，我们都满头黑发，有点儿“气宇轩昂”的意思。对了，那时候我跟老韩正好是单位职工中最早升职的人，估计得意劲儿还在身上遗留着的。还有，我们的穿着惊人的一致，都是没打领带的衬衣毛衫西服。现在，谁在非正式场合穿这个啊!
十来年光阴，能改变什么?十几年里，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已经做到“十战十捷”“十全十美(载人航天发射场原司令员语)”，从起步载人上天发展到完成了交会对接的第二步战略计划。十几年里，我们在看着航天事业发展的时候，也看着一茬茬航天人交替成长――老的退了，中年的成为中坚，青年成长迅速――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成果，为国家航天事业继续前行打下基础;十几年里，我们在看着身边伟大事业的同时，自己也在迅速变化，这些变化里既有工作的变化，生活的变化，个人的进步，人事的更替，还有个人年轮的增加以致变得容貌衰朽。人的容貌变化真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东西。照片里脸上洋溢着的春天般的微笑，现在剩下大抵只能算是秋天的微波了吧。那满头的乌发呢?一天数十根的退化、遗落，再多也经受不了五千多天的时间摧残啊!现在站在镜头前，最没自信的就数这头顶稀落的头发了。怪不得有些人要弄个假发戴戴，要花不菲的钱种植些头发，这都是在找自信呢。经常听到安慰的话是说，这是遗传因素所致。行吧，就把账算到已经到了天堂里的`爹妈身上吧。说是说，我到没有到妄自菲薄的地步，不仅因为头顶上还留下了些足以遮挡的发丝，更主要是因为我承认岁月侵蚀留下痕迹的必然，容貌改变的客观自在。我以为自信的更重要因素在内心，虽然外貌衰败不可抵御，但强固内心却是自己可能做到的事情。装饰外表而空虚内在，这样的事情，我从来不认为有多大意义。
我还没顾上把这张我们的珍贵合影给老韩看。如果他看了会怎么想不得而知，但我能够预言的就是，他会吃惊十几年来我们的共同变化。
岁月流经不留下任何声响，却在我们身上刻下道道皱褶，这就是这张照片让我最深的感触。
第二张照片，可能是我在那个小单位里当领导时留下的唯一“全家福”。时间经回忆可能确定在左右。应当跟前一张照片差不太多时间。这是张我们参加大单位歌咏比赛时的现场照片，我们唱的歌我倒记得，一首是必唱歌曲《严守纪律歌》，另一首是自选歌曲，唱的是《同一首歌》。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位单位专门请的音乐老师领唱，她的名字叫崔新。怪得很，我记忆某些名字确实有特别之处，但记忆另一些事情却非常糟糕。
从照片上的人，引起我对曾经在那个小单位的许多回忆。这是个十来个人的小单位，也是我唯一负责过的经营小单位。一看到这里的人，就想到单位曾经的那些事，那些管理与被管理难解难分的情景。如同麻雀，大单位与小单位都一样的有五脏六腑，一样的有神经血脉。回想起来便更加明白，单位管理的最大难点还是责权不明晰，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搞管理，其实根本就管不起来，也不可能管得出成果。我不是推卸什么责任——在我负责的那几年里，那个小单位还清了债务，有了算得上很好的积累，尽力给大家搞了些福利。我离开之后几年，这个单位已经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我只是说，如果婆婆天天坐在你门口让你如何管，一管理就人有干预，根本不可能管得出什么来。现在我只是懊悔当年根本不知道这个道理，还像过去做工作一样，用十倍的热忱去管理，试图做出些像样的成果来。最后的结果还是在悖逆了领导的经营安排之后被调离“撵”出了单位。当然我也不得不感谢我的执扭情怀造成这样的结果，否则，我不可能到大机关一直干到现在，如果我还在那个小单位里搞经营，无论结果如何，我头顶上的头发可能早就一丝不保了呢!
现在想这十几年来容貌变化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在这个小企业操了不少心所致。操心与不操心，对人容貌的改变大不一样，这是我经历了十几年工作生活之后最大的体会。到现在的七八年，是我个人写作收获最为丰收的时期，这要完全归结于我从那个小单位出来到机关工作的那次有点失落的调动。人呢，经常在用实践证明着老祖宗的一些话，比如“祸福相依”，就正体现在我的身上。
十来年里，这张照片里的许多人都已经四散八方了，山西的，北京的，天津的，成都的，江阴的，陕西的，山东的。他们不会有这张照片，他们会记得那个秋天里大家热得汗流浃背的傍晚歌合唱吗?还记得我们大家一起度过的那些高兴或者不高兴的时刻吗?我还是相信一句话，能到一个单位工作都是缘分。无论留下过什么影响，我希望这是我们所有人人生一段路上留下的独特风景。
这张照片上最醒目的是我们请来的那位音乐老师的大红旗袍。前几年还见过崔老师的，这几年看不到了，不知道她是否随着爱人转业回了故乡江苏。如果回去了，我遥祝她乘着歌声的翅膀，生活得更加美好!
两张老照片，两个凝固了的瞬间。虽然时光流逝，但照片的魅力就在于它保存下的信息，叫人能够经常回到曾经，找寻过去。
十分感谢给我这两张照片的人，他们是工作生活里的有心人热心人，每个人都应当成为这样的好人。
篇2：两张老照片散文
在我家的客厅里，挂着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一个荒凉的小村庄，灰蒙蒙的一片，是我爷爷十几年前在老家拍的;另一张是我今年回老家亲自给家乡照的，照片里山青水秀，风景如画。
一直以来，老家在我的记忆里就是爷爷的那张老照片：光秃秃的山脚下有几座破旧的老房子，其中就有我的老家。有一天，我好奇地问：“爷爷，为什么以前老家的山上不长树木?”
爷爷告诉我，原来我们家乡是一个秀丽的小山村，山上长着参天大树，溪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欢快地嬉戏。以改革开放初期村民们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富裕起来，都把山上的`树木砍光了，后来青山慢慢变成了“光头山”，只能看见一两个“小绿点”，连小溪里的水都是浑浊不堪的，鱼儿也失去了家。在春天下大雨里还经常发洪水。树砍光了，村民的生活又更困难了。
我惊呆了：村里人竟然用砍树来达到致富的目的，山这样光秃秃的，如果暴雨来了怎么办，要是山洪暴发，怎么办?真是防不胜防，人们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的，我越想越觉得可怕。
可是近两年爸爸经常跟爷爷说：“家乡越来越美丽了，有一派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我一直想去看看，是不是爸爸为了让爷爷开心哄他的。
机会终于来了，正月里爸爸妈妈又要回老家祭祀，爸爸问我要不要去，我低着头说：“不去了，家乡有什么好?”正当爸爸要走时，我却改变了主意，也跟了回去，车上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爷爷说的那些可怕的情景。但一回到老家我发现家乡已经焕然一新了，再也听不到砍树的声音了，清新的空气，蓝蓝的天，啊!还有鸟儿在自由自在地飞翔，山坡上一片翠绿。听那些大人们说：“现在村里人都知道砍树的严重性，每年植树节都要到山上植树了。他们开发了大片大片的果园，还有些外出打工的人回家管理果园，就连老人也上山种果树。如果有人砍树，大家都会指责他。在祭祀的路上，我看周围的山长满了树，整座山都是翠翠绿绿的，还听到清澈溪流的声音，婉转动听的鸟声，真让人心矿神怡。看到家乡变得这么美，我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顾用手中的相机不停地把这些美景拍下来。
篇3：两张闪光的照片
我第一次见到任羊成是1966年初。那年，我到林县红旗渠采访。当时工地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那年任羊成才30多岁，担任工地除险队队长。哪里有险情，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整天腰里系着一根粗绳，手拿撬杠和铁锤，让别人把他从山顶送到悬崖峭壁间凌空作业，打炮眼，除险石。长年累月地在崖间飞来荡去，他腰部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经常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连衣服都脱不下来。妻子帮他脱衣服时，常常心疼得流泪。
我采访任羊成时，红旗渠工程已基本竣工。我问他身上是否还有绳勒的伤痕？他说，还有。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还用说什么呢？那一圈老茧，已经说明，为了红旗渠，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做出了多大的奉献！我为他披上衣服，说：羊成，你受苦了！
一句话，他眼里也顿时闪出了泪花。
那次采访，还有一些事深深地打动着我。
1960年秋，红旗渠修到行鹉崖，要从行鹉嘴下通过。那地方上不见青天，下面是滔滔漳河水。当地老百姓形容：“行鹉崖是鬼门关，风卷白云上了天，禽鸟不敢站，猴子不敢攀。”就在这么个险要的地方，由于放炮开山，被震裂的石块还不住地往下滚落。如果不及时地把危石除掉，水渠就无法开工。正是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任羊成自告奋勇下崖除险。当地两位老汉见他们在70多丈高的行鹉崖上观察地形，要从那里下崖，大声嚷道：“这儿上不得啊！那是见阎王的地方，上一个死一个。”任羊成一心扑在工程上，哪里顾得上什么危险！他让同伴们在崖顶砸实钢桩，看好大绳，自己便身系绳索下了悬崖。
崖深风大，任羊成在悬崖崎壁间来回飞荡，多少次险些撞在石壁上，他都机智地荡开了。崖上的人为他揪心，崖下的人为他捏汗，可是他却成功地除去了一块又一块险石。没想到，正当他抬头往上望，一块石头突然落下，正好砸在他的嘴上。一阵钻心的疼痛，几乎使他昏迷过去。他想向崖顶喊号，但觉得满嘴麻木，怎么也张不开，舌头也动弹不得了。用于一摸，原来一排上牙全被砸倒，紧紧压在舌头上。他从腰里抽出钢纤，插进嘴里把牙别了起来，谁知用手一扶，四颗门牙都断在嘴里了。任羊成吐出断牙，又吐了一口血沫，摸摸嘴，整个嘴巴都肿了起来。
以后好多天，任羊成戴着个大口罩，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工作。
还有一次，任羊成在通天沟工地除险石。通天沟上伸出一道十多丈长、一丈多宽的青石崖，石崖两旁长满了带刺的葛棒。那天，任羊成把老绳搭在青石崖上，当他脚蹬崖壁用力荡起的时候，因老绳滑动，任羊成整个身子被抛进了荆棘丛中。邃然，一阵钻心疼，仿佛要把他撕裂成无数碎片，半寸长的圪针扎遍了他的全身。
任羊成倒在荆棘窝里，动弹不得了，哪怕轻轻动弹一下都会引起全身剧烈的刺痛。过了很久，他咬紧牙关挣扎着荡了出来，忍着浑身的刺痛继续清除危石。
黄昏下工以后，任羊成回到住地，对房东大娘说：“大娘，找个大号的针给俺挑挑身上的圪针。”
羊成一脱布衫，大娘吓得打了个愣怔：“呀，孩子，你咋叫扎成这样！”她一边挑一边心痛地叹气：“这么多吃针，叫俺咋挑？”羊成说：“那就拣长的挑吧。”
不一会儿，大娘就挑了一手窝。羊成说：大娘你歇歇，叫你儿子来。
羊成脱下裤子，叫大娘的儿子挑下半身。小伙子一看，也吓了一跳，说：“去给领导说说吧，赶快请医生！”羊成说：“就是不让领导知道才叫你挑的，可不能说！”小伙子挑了一阵，两人又把扎在衣裳上的圪针摘净，撮在一起，好大的一堆。
冬天，红旗渠施工最艰苦，遇到风雪天危险性更大。当时工地指挥部有通知，为了保证民工的安全，风雪天暂停施工。可是任羊成怕耽误工期，总是看着风雪发急。有一次连下两天大雪，他实在坐不住了，悄悄率领三个民工，在四眉崖上燃起一堆篝火，让同伴们看好绳，便系上绳索一个人下崖了。
雪越下越大，任羊成在风雪中飞荡，不一会儿，他的头上、肩上便积起了厚厚的雪，衣服冻成了冰甲。从早上到晌午，他像一个雪人在半空悠荡着，等他除完危石下到崖底，手指都冻僵了。同伴们从崖顶下来帮他解下老绳，他两腿已经不能打弯，伙伴们把他扶到一个山洞里，用棍子敲去他身上的冰甲，又生起一堆火，好一阵才把他暖过来。
……
任羊成的事迹，我本想再深入采访后把它写出来，但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此事也就无从谈起。为此，我心里一直不安。几十年来，每想到林县红旗渠，任羊成的形象就在我眼前闪现。我忘不了他腰间的那一圈老茧，忘不了他那满身的圪针，更忘不了一个普通农民对党对人民的那颗赤诚的心。
在1990年夏天，《中国记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我对任羊成的思念，河南《安阳日报》的两位年轻记者看到后，专程赶往林县采访，在群山环抱的任村镇古城村的偏僻山沟里找见了任羊成。当年英名传遍红旗渠的特等劳模，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开始，他对两位记者的突然出现感到有些茫然，记者问他过去修建红旗渠的情况，他只淡淡地说：“过去的事，提它干啥？”当记者转述了我对他的怀念之情时，他眼里立时泛起亮光，说：“穆社长还惦记着我这个大老粗？”接着他又说：“你们要是日后能见到他，一定代我问好。”
当年初冬，那两位记者专程来北京见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才了解到这些年来任羊成的一些简况：
红旗渠修成后，任羊成作为一名护渠工，一直守护在红旗渠上。“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和事被弄得黑白颠倒，林县也没有逃出那场劫难。当时，红旗渠被称为“黑旗渠”，修建红旗渠的人民功臣变成了“罪人”，任羊成和许多劳模一起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从没有离开红旗渠一步，每天仍不停地为红旗渠清淤、勾缝、治漏，直到他退休。
任羊成的家乡古城村，位于林县深山区，交通闭塞，土地瘠薄，红旗渠水一时还流不到那里。1987年，任羊成退休回到家乡后，眼看乡亲们吃水、用水困难，他便带头集资组织人员，昼夜打井。山区打井谈何容易，凿下去尽是石块。一口井打到15米深，还没有一点潮气。有一次，任羊成不小心失脚从井壁跌入井底，脚脖骨被摔错位，他咬咬牙坐起来，忍着剧痛自己猛力将错骨扳正，然后让人用绳把他从井底拉了上来，没过几天，他又拖着伤脚系着绳索下井了。
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正为没有资金、井打到26米没法再打下去发愁。问他的生活，他什么也不愿说。据两位记者观察，他依然住在破烂不堪的土坯平房里，睡的是土坯上架的一块木板，家里空空荡荡，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记者说，任羊成每年还要上山开点荒，种点谷子、红薯，补充全家的口粮，看样子生活还很艰难。听到这里，我不禁一阵心酸，没有想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林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位为红旗渠出过大力的劳模，现在还是这样清苦。
我对两位记者说，建议你们向市县领导反映一下，最好能支持任羊成把井打下去。不能让为人民筑渠引水的人自己吃不上水，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啊！
临分别时，我特意挑选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请记者转送给任羊成。我在照片背面签了名，并写上“送给人民功臣任羊成同志”几个字。
两位记者重返林县古城村不久，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任羊成看到您的照片，感情非常激动，一边看一边流泪，老念叨着要去北京再同您见上一面。”
我说：“我欢迎他来，不过，天气冷，他年纪大了，你们最好陪他一起来，路上也有个照应。”
1991年初，任羊成由两位记者陪同，来到了北京。我在办公室里欢迎任羊成。一见面，我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彼此的心情都非常激动。20多年没见面了，我从上到下打量着他。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还是当年那一身农家打扮，只是脸上多了一些皱纹，鬓角长出了白发。他比我第一次见他时瘦了些，但两眼还那样炯炯有神。他给我带了一些小米和绿豆，说是他自己种的，表示一点心意。别看那布袋上还打着补丁，但我打内心知道，那袋里所装的是山里人的一片真情啊！
我们促膝交谈了很久。我问他当年腰里的那圈老茧现在还有没有？他说：早就不显啦，全褪了。问他脚伤留没留下毛病？他说没有。为了让这位来自山沟里的农民一睹首都的新貌，我特意带他到新华社100多米高的新闻大厦顶层参观。任羊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能登上北京的高楼，观赏首都的风光，心情显得特别高兴。在楼上，我指着楼下大街上来往如织的车辆，问他：“你看这楼有没有你们林县的山高？”他说：“有。”我说：“羊成，现在再让你捆着绳子从这里荡下去，你还敢吗？”他看看我，毫不犹豫地说：“那咋不敢，敢！”那神情，那语气，简直跟年轻时一样。
任羊成这次来京，我本打算留他多住几天，让两位记者陪他在北京到处看看，可他住了两天，只参观了天安门和故宫，就急着回去了。临走前，我对他说：眼看春节快到了，我给你带上点米、面，表示一点心意，回去后，见到当年红旗渠的劳模们代我向他们问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再去林县看望他们。
1993年初冬，我同冯健、周原一起踏上去河南采访的旅程。原计划在豫西豫中采访后，再去林县，没想到由于大雪封山，我们被困在安阳，去林县的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任羊成等几位红旗渠的劳动模范听说我到了安阳，冒雪从林县赶来。他们的深情，着实令我感动。
那天，窗外下着鹅毛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多度。一大早，任羊成等几位老劳模就来到我的房间，其中有钻洞能手王师存，有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20多年前，我在红旗渠采访时也都见过他们，这次重逢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郭秋英拉着我的手，眼含泪花，说：“林县人民盼着你来，俺都盼着你来呢！”我说：“这么多年了，能见到你们我也高兴啊！”
在客厅里，我左手拉着任羊成，右手拉着王师存，一同坐在沙发上。我摸摸他们穿的衣服，问他们：“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多穿点衣服？”他们说，外面穿着大衣哩，不冷。我看王师存十分消瘦，问他是不是有病？他说：“前年作了食道癌手术，恢复得还好。今天已是土拥着脖子了，想不到还能见到你。”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当我问到马有金、路银、常根虎和其他劳模的情况时，郭秋英哽咽着对我说，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八个特等劳动模范，如今只剩下四个人了。有的劳模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难，含冤离开了人间；现在活着的人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了不少委屈。任羊成说：“俺三个也是代表他们来的，替他们说说心里话。”讲到这里，劳模们不禁失声啜泣，我和其他在场的同志也止不住热泪盈眶。
我一边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边劝慰他们：“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想它了，重要的是向前看。”
我说：“红旗渠是咱们中国人的骄傲，更是林县人民的骄傲。你们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人民的功臣，是值得尊敬的人。没有红旗渠，哪有林县的今天。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我请大家随便吃点水果，把话题引到当前林县的经济发展上。我说：“现在林县的经济发展很快，10万建筑大军分布全国，乡镇企业也取得很大成就，林县已成为全省艰苦创业的典范。现在河南省委正号召全省学习和发扬红旗渠精神，全省的县委书记都集中在林县开会，你们应该高兴啊。”
郭秋英说：“我们的命运是和红旗渠连在一起的，今天，林县还要再修一条新的‘红旗渠’，那就是‘争百强县奔小康’，我们还要起带头作用。”
任羊成说：“今年修整红旗渠我又上阵了，清淤、整堪、勾缝、补漏……我干了30公里。”
王师存说：“修整曙光洞，我身体不行了，儿子在工厂上班，儿媳就上去了。我还有两个孙子，我教子孙后代都要发扬红旗渠精神！”
这时，外面的雪停了，云散了，一缕阳光照射进来。我指着窗外，大声说：“你们看，太阳出来了！”一时，所有的人都面向阳光，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天晚上，劳模们返回林县，我们也乘车回京。离别时，任羊成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从那股热乎乎的手温中，我似乎听到了那发自彼此内心的一声：“珍重！”
自那次分别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在《安阳日报》上看到任羊成腰系绳索下崖除险的照片，知道他为家乡的建设事业，又重新披挂上阵，加入了劈山修路的行列。
我从过去的资料中找出任羊成当年在红旗渠工地凌空作业的照片，并把它同现在的一张放在一起。这两张闪光的照片，顿使我热血沸腾，心灵感受到极大的震撼。画面上同一个人，同样在凌空作业，而时间跨度却长达30多年。由此，我深感岁月的更替，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还在于他是否有一颗为人民奉献的丹心。
从这两张照片中，我看到了我国一代农民的心境，也看到了蕴藏在群众中的无尽的力量。它给我许多有益的启示，更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它用最生动最形象的语言告诉我们：这就是红旗渠精神！
篇4：两张照片的胡想心情随笔
最近读了刘同的你的孤独虽败犹荣，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准确的说是我所经历的。也让我的心静了下来，能好好想想自己。
有时候，面对两年的后的毕业我会感到很害怕，害怕找不到工作，害怕自己还是一个人，害怕被别人瞧不起
现在的我，大二，每当我跟别人提起我心中所虑的时候，都会被嫌弃说，现在才大二，你慌什么，以后的路还很长有点是时间，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吗，还是，他们只是表面这样说，心里却故作坚强。
现在的.我，在班上是班长，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班长当得称不称值，我总是想尽办法让班上的同学更好，不只是现在好，我想让他们以后变得更优秀，但常常我的想法不能被他们所理解
我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以后路，我想要成功，渴望成功，但是呢，现实太残酷，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我认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就应该取得一定的成功，就应该去赚大钱，我不为别的，只为了能让我的父母能开开心心的过完下半辈子，只为了让我以后的老婆孩子幸福，每次我看到别人取得成功时，我会很着急，我不知道这种着急是不是多余的
我曾经有一个很爱很爱的女生，也许很多人都会说，那时的恋爱只是玩玩而已，但是那时的我却是最快乐，每天似乎都充满着干劲，做什么事都开心，都能做的好，但是分手之后，一切都不行了，画画也画不好了，人也变得沉闷了许多，就算把事情做的很好，也只是淡淡一笑，我很瞧不起这样的自己，后来又谈了几场恋爱，想要找回当时的感觉，但似乎怎么也找不到了，我慢慢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为了自己的成功去奋斗，但是到了现在，我想要好好的去谈一场恋爱，却怎么也提不起来兴趣了，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爱好变了，不能这样下去了
有些时候，我最想念的是我的几个兄弟，以前我们一起玩一起闹，一起打架，每次我们谈论的话题永远都是，那个班的哪个女生长得多么多么漂亮，要怎么这么去追，但在呢，时间把大家的心都改变了，他们脸上再也没有了当初肆无忌惮的笑，没有了当时的欢乐，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压力，我多想回到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上了大学之后，每个人都变了，变得似乎有点陌生了，甚至让人有了一点防备之心，现在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哪个车不错，某某现在工作怎么样，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是不是要合伙一起做一番事业，做什么能挣钱……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
很多话，现在都不知道能说给谁听了，似乎只有每天晚上自己跟自己聊天才是最真实的了
篇5：两张老照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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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两张咖啡券-生活散文
“我不在家，就在拉芳舍，不在拉芳舍，就在去拉芳舍的路上……”自从第一次在公交车的广播里听到这句充满罗曼蒂克的广告语后，我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拉芳舍。我爱“拉芳舍”这个浪漫的名字，钟情于她与众不同的设计风格，更痴迷于这句几乎一夜之间风靡大街小巷且让我在梦里都念念不忘的经典广告语。我想我就这样爱上她了，尽管到现在都未曾触摸过她的“内心世界”。
依然记得几个月前的某个晚上，男友下班回来，从皮夹子里掏出两张拉芳舍的咖啡券给我时我那个高兴劲，券的正面写着：凭券赠饮正宗意大利浓香咖啡或卡布基诺等各式现磨、花式咖啡一杯。我的脑袋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勾画出一副美伦美奂的夜景图：我们俩手挽着手优雅地走进拉芳舍咖啡馆，然后在转角的位置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棕红色的咖啡桌前，旁边是一面镶有棕红色木框的明净的落地玻璃，透过它可以俯视大街上永不停歇的车流，还有不夜温州的灯光秀……稍顷，美丽的“拉芳小姐”将两杯卡布基诺花式咖啡摆放到我们的面前，随着咖啡匙的轻轻搅拌，一股迷人的温热和香气扑鼻而来，透过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一丝一缕地浸入全身，惬意的心灵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古典的音乐，柔柔地在耳边萦绕，恰似涓涓溪水，绕过指间，穿过发梢，最后潺潺地流进心田;又如情窦初开的少女，羞涩的娇容，扑闪的长睫毛，陶醉在甜蜜的约会里。
“你又在发什么呆啊!”男友的一声呵斥把我拉回了现实。我仔细端详着咖啡券，这回又想到了别的东西：难道我们就真的只冲这两张赠券去拉芳舍吗?难道我们就只点这两杯免费的咖啡吗?服务小姐会不会用鄙夷的眼光打量我们?如果只为了喝杯免费咖啡而去拉芳舍坐上一两个小时会不会太没面子了?给人的感觉好象是前世没喝过咖啡似的.(前世确实没喝过，呵呵)。男友说，我们也可以再点些别的美食呀。也许吧，但我总觉得在咖啡馆里享受美食，对于我们这些打工者来说未免太奢侈了一点。一个月一千多块的薪水，一顿美食再简单也得要一两百吧，想想还是算了。就对男友说自己不爱喝咖啡吧。
如今，这两张咖啡券早已成为我的书签了。每每在晚上看书的时候就会拿着咖啡券出神，5个月过去了，我却始终没有勇气挽着男友走进学院路那家心仪已久的拉芳舍。其实我知道，我想要的只不过是那种浓浓的咖啡环境和咖啡文化，和自己心爱的人坐在一起，静静地享受心有灵犀的默契，然后聊聊彼此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在暧昧的灯光下感受他那对饱含温柔和怜惜的眸子。仅此而已。
篇7：记录 两张难忘的照片
那是1995年7月15日，骄阳似火的合肥，在电子工程学院同窗三年的同学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野外生存能力考核回来后，一个个忙碌地收拾行李、签名合影，准备奔赴祖国各地报效祖国惟独我好像丢了魂似的，不知所措，不是因为前期野外拉练的辛苦疲惫而显木讷，而是我心中总有一种不祥之感在缠绕。
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可是电话那头大哥竭力想冷静的应答声，却丝毫掩盖不了家中那低婉深沉的“法师”们的吟诵之声，一切我都明白了。二话没说，当即，就打报告要赶回泰州老家去。
教导员张幸福虽然知道下午全队120名同学要合影留念，但他只好提醒式地安慰我不照就不照吧，快点回家，集体照到时我给你留一份，照片背后的名字第一个就打你的名字。
汽车的速度根本就控制不住我回家的念头，傍晚我就赶到了妈妈的灵堂前，面对昏黄的蜡烛，面对满天纷飞的纸灰，面对一个个哭得沙哑的亲人，面对年迈体弱却坚强挺立的父亲，无泪的我重重地给母亲的遗像磕了三个响头，久久不能起立。
父亲后来告诉我，妈妈考虑到我在外拉练，而且即将毕业，临终前，说啥也不让告诉我，怕影响我，怕我揪心、分心。
毕业后，我对父亲的身体就格外的关注，经常回去看一看，后来父亲身体也不行了，我就专程请了一个月假，陪着他老人家走过一段愉快的晚年，在孝敬父亲的同时，也算是对九泉下母亲的一份补偿吧。没多久父亲也随母亲而去了。
事隔多年，虽然来到东北工作很忙，但每次回家时，我都想多看一眼父母的遗容，但又不敢多看，因为我总觉得我欠父母亲的太多了，只能带着妻子女儿在父母合葬的坟头多添点新土。虽然我工作的单位都很好，但我始终有一种缺憾感，在野战部队从事组织工作时，我因为工作突出经常立功受奖，但我后悔要是父母能站在村头，看着村干部们敲锣打鼓送喜报，他们会多开心啊!后来，到军区总医院从事科技干部工作，我又后悔 我现在工作的单位医疗条件这么好，又认识这么多高级专家，要是父母早点到我这里来治疗，也许不会走那么早!来到军区大连疗养院从事宣传工作，我还是后悔：我现在工作的单位环境这么好，要是能带父母到海边逛一逛，听儿子讲讲大海的故事多好啊!可是这些都不能成为现实。但这么多年我又不后悔，因为从祖国各地来到东北的同学都能找到我，特别是前几天从山东德州来的战友王文清说的几句话让我尤感欣慰，他跟我说祥子，虽然当年毕业照上没有你，但因为你在部队干得好，升得快，有名气，你的影像都在同学们的脑海存着呢!
虽然是赞美之词，但说实在的，我爱听，因为，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儿子没有让你们白操心。因为，你们的付出，我的努力，有祖国母亲为我而自豪，我奉献我无悔。
篇8：老照片散文
那天在家收拾东西，翻出了两张二十多年前的照片，女儿也凑了过来，指着照片问我：“妈妈，这是你吗?挺好看的呢，这是在哪儿呀”?我告诉女儿，那时的我只比她现在大两岁，却跑到离家七八百里的地方挣钱去了。
九一年冬天，刚刚十七岁的我，和村里的几个姐妹一起，跟随来村里招工的一个叫郑美凤的工头，准备去荣成打工。从各个村子招的工人，都在郑美凤家——后村西邵疃村集合，离这儿远的就让家里人骑自行车送来，近一些的就自己走着，都用蛇皮袋子装了衣服被褥、日用品，以及煎饼等一些吃食。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工头包的一辆中巴车就拉着我们这一车男男女女出发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地方，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即将去的地方，议论着路上看到的景色，好不兴奋!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我们经过荣成市里，冬天天黑得早，外面的一切早已淹没在夜色里，只看到比我们日照高很多的建筑物从车子旁闪过，还有一路的灯光绚烂 !车子继续往城外开，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到崖头镇崖西养殖场。一下车我早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了，直到现在回忆起还是感觉他们那儿的房子门都是朝西的 。养殖场紧邻大海，主要养殖海带、扇贝等海产品，每年的十一、十二月份是海带苗放养的季节，我们这一批招的工人就是来夹海带苗的。
我们一起来的男女工都有 ，各住一间屋子，女孩子多一点儿，住了一间大的屋子，里面没有间隔，大通铺，用砖垒上去四五十公分高，上面铺了木板， 就是我们的床了，各人找个地方，把自带的被褥铺上，日用品摆在旁边，就是自己的一方天地了。
我们安顿好后，第二天就开始干活了。 我们这些女工负责在车间大棚里夹海带苗。把泡好的夹苗绳放在拉板上固定住，然后用左手拉动夹苗绳，逆向绳子的纹路一拧，苗绳就分开一条缝,这时用右手把海带苗的根捺进苗绳开缝处，左手一松，一棵海带苗就夹好了，每隔十厘米左右夹一棵苗，一条绳子大约四米长，能干的一天能夹大约一百条苗绳，我因为年龄最小，一天也就能夹七八十根，(一根绳挣多少钱，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除了吃饭，一个多月的时间，拿回家一百一十块钱)。男工们则忙着把夹好苗的苗绳漂洗一下，收集成一挂一挂的，搬到船上，然后运到数海里外的海面上挂养。 还得负责把新鲜的海带苗从海里搬到岸上，迅速运到屋内，我们就忙着将这些海带苗夹到苗绳上。天气已经很冷了，车间大棚是南北通风的，再冷也不能关门，温度高了，海带苗容易烂，我们穿着水靴，坐在冰冷的大棚里， 手里拿着冰冷的海带苗，一棵一棵快速的夹着，衣服被海带苗上滴下的水弄湿后变得硬邦邦的，站起来一走，刷拉刷拉响，像穿了一件铁页子衣服，那时的苦和累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那时的冷，只记得那时食堂里的大馒头真好吃!放了肉熬的大锅菜真香!
赶上下雨天不能出海，就不干活了，因为夹好的海带苗需要及时放养到海里。记得一个下雨天，我们闲来无事，(那时没有什么娱乐节目，只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到厂办公室看一会儿电视，那时的电视节目10点之前基本就结束了)，都躺在大通铺上睡觉，睡醒了，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实在无聊，就开始聊天，聊够了，有一个叫文娟的女孩子就说：“我们来打个赌吧，谁能不就菜吃上两排大馒头我就给她五块钱，如果吃不上就得给我五块”!(我们一起来的这些女孩子，就数这个文娟家庭条件不错，她平时干活不怎么积极，三天两头请假躺在宿舍里玩儿)那时候我们一天工资也挣不了五块钱，因此，这个诱惑还是挺大的! 食堂的大馒头是那种长方形的，一排是四个，大约半斤重，那时食堂按人头扣饭费，馒头却是管饱的.，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平时一排馒头一使劲就吃了，但是还没见哪个女孩子能吃上两排大馒头的，半天没人吭声，本以为这个赌打不成了，可睡在西南角的一个女孩突然发话了：“我能吃上”!我们一看，是文文弱弱的桂玲，就不太敢相信。文娟快速去食堂打来两排馒头，桂玲开始吃了，吃第一排的时候，没费多大事儿，第二排刚吃了一个 ，就开始打饱嗝，下咽的速度就很慢了，在我们的注视下，勉强吃完第二个，再往后越来越艰难，第二排的第三个馒头吃完时，眼泪已经下来了，我们都劝她：“不要再吃了，会把胃撑坏的”!她看了看我们，没说话，继续一点一点往下咽……直到坚持把最后一点儿馒头吃下去，当然，文娟兑现了诺言，掏出五块钱给了桂玲。很多年以后我都记得桂玲流着泪往下咽馒头的样子：她不光是为了承诺，她是怕输掉那五块钱啊，我们出这么远的门儿，身上也就带个十来块钱，谁家有钱舍得孩子跑这么远来打工啊。
篇9：家有老照片散文
我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每当看到家里的那些老照片，心里总是一阵微澜迭涌，顿时产生出一缕深情的怀念。
老照片并没有放进精美的相册里，而是平贴在最原始的大木相框中。相框如今竖置在卧室的窗台上，窗台的高度看照片刚好合适，伫目平视，不需要抬头仰望。相框很陈旧，四个角的结构处早己松开了一丝缝隙，本来的木底纹络已模糊，但还能依稀见得最初简单的雕刻轮廓。照片大都是黑白照，有的泛黄脱色，有的边角折皱，好几张已裸露出虫蚀般的白渍，人物容颜斑驳陆离。如今住的水泥平房，照片喜爱干燥，存放就比窑洞持久了些。
第一次接触照片，我也只有十几岁。见在老屋窑洞的左边墙壁上，常年挂着一个长方形相框，长约二尺，宽足一尺，颜色呈红褐色。相框上方的长边两端，对称性的钉有两个螺丝环，用一根足够长的细线绳相连接，当绳子的中间缠绕在墙面上的老木钉上时，相框上沿边和线绳就共同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整个相框也被平衡的吊挂起来。然后，相框下面的那一边用两个打进墙内的木楔子撑起，造成相框平面和墙面成45度，这样，人站在地面看相片，逼真而又清晰。七十年代，照相在农村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相片也显得及其珍贵。奶奶一辈子理家过日子很是精明能干，是她当年才把照片装饰成了这幅像框。我记得相框装好了，左邻右居来我家逛时，一进窑洞，寒暄几句之后，还等不得给他取烟递水，他就要好奇的走到相框下，仰视着镜面，瞅瞅这个，望望那个，不时地问这问那，从中，我也破天荒的头一次熟悉了照片上的许多人。
爷爷的一张照片长九寸、宽六寸，算是相框中最大的，被摆放在相框中央。农村有个讲究，像这么大的相片，一定是爷爷的遗像。爷爷去世时我还不太懂事，他的音容笑貌我很模糊。我父亲和爷爷长的很相似，看爷爷的相片，观父亲的神态，我能感觉出到爷爷的慈祥和善良。照片上的爷爷映衬于当年红旗照相馆典型的黑白布景下，显得很有精神，清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尖尖的下巴上，留有一绺密密的山羊胡须，很有特点。深邃的眼神虽然透着疲惫，但却能看得出爷爷年轻时也是一双大眼睛，我每次看爷爷，他都会永远笑咪咪的看着我。
过去农村有个风俗习惯，过年前都要把屋里的卫生大搞一遍，扫窑洞墙面时，墙上的相框自然会被取下来，我二爸就会清理上面积落很久的灰尘。二爸人做事很细致，拭擦相框时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他既怕弄裂镜面的玻璃，又怕把框架上的油漆抹下一点。他把相框里的每张照片都会拿在太阳底下晾一小会，然后依据照片大小，一排排一列列的按空间余地铺平，为了防止相片滑落，二爸又给每张照片后面抹上点浆糊，用一节节纸条互相粘连一体，再用一张硬质的奖状把照片的后边覆盖好，最后用薄木板压住钉紧，重新挂回墙上的拓印处。
照片中有一张爷爷和我二爸的.合影，是二爸给我爷爷去西安看病时留的影。画面上的二爸亲昵地偎靠在爷爷的身旁，直把人看的感动不已。二爸指着这张照片，给我讲说了爷爷的好多往事。她说爷爷年轻时家里非常穷，没有上过学，在给一家店铺当伙计时，认了些文字，学会了算账，后来还能担任村里的出纳员，想起来真的不容易。爷爷一生很勤快，去世时仅有六十多岁。因为有了爷爷早期的打拼，我们的家族至今非常的兴旺，爷爷是盘曲我们浓浓亲情的虬根。
老辈人过日子紧巴，从不乱花钱，在爷爷赫世后，都找不出一张爷爷和奶奶的合影照。奶奶曾经和我、我二爸、我堂哥、大姐一起有张合影，时间在一九八四年秋季，地点是老屋的院子里。我记得那是奶奶因高血压引起瘫痪，去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出院后大姐叫来照相馆的李师傅照的。照片的背景能看清是窑洞崖面的一块平墙，上面的泥皮早脱落的七零八碎，但却渲染着照相时刻的璞真和实在。奶奶坐在照片中间的老椅子上，头上梳起的小朵头用纱网网罩着。二爸和大姐在两旁拉着奶奶的手，我和堂哥站在她们的身后，我们都为奶奶病情的好转而面露微笑。这张照片，是我后来亲手装进相框里的，它虽然定格的是当时片刻的场景，留存的是那天瞬间的影象，但也是一段时光的标本，我忘不了在相机秒闪的背后，经历过的点滴心酸。
父亲算是幸运的，相框中他的照片能多几张，是因为后来家里的日子渐好，照相次数自然多了。父亲第一次照相时很是局促不安，举止间似乎有点僵硬，照片就显得土气和呆板。父亲最好的一张照片是彩照，是他去我二爸在县城的家里时，他们在一块合影留念。照片很艺术，有鲜明壮观的高楼和绿色茵茵的树木做陪衬，父亲和我二爸并肩依坐一起，穿着较为时尚，表情容光焕发，像给黯淡无光的相框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高远之风。二爸和我父亲情深意重，他把这张照片冲洗了好几张，压在自家桌面的玻璃底下，我父亲去世后，他常拿出来看看，好多回难过的老泪纵横。
篇10：一张老照片情感散文
那个时候，照张相要跑到县城的照相馆才能照成。从村里到县城20多里地，一家人一起去县城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掂对了不短的时间，最后倒也终于完成了这件事儿，可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对于孩子们来说，到县城里去照相，自然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了。从听到了这个消息起就开始做准备，想象着照相是什么样的，走多长时间才能到县城，县城有多大，是不是要穿新衣服才能照相，心里不时地想着这些，等待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孩子对这事儿是这样想的，大人和孩子们想的就不一样的了。
是母亲执意要去照这张相片的，父亲却不怎么乐意这事儿。原因主要是发愁怎么才能带着几个孩子一起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那时候整个村上没有几辆自行车。会骑自行车的人，别说女人们，男人们也都寥寥无几。想借来辆自行车用用倒也能借来，主要是一辆自行车带不了这么多人，让谁去，不让谁去，这可是比借辆自行车更让人犯愁的事儿。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结果是，骑自行车分两次把我们几个人带到县城。具体安排是我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母亲坐在后椅架上抱着妹妹先到照相馆等着，返回来再接一趟弟弟，等弟弟到齐了一起再照。
弟弟比我小两岁，头天晚上给他说好，早晨你先不用起得那么早，可以继续睡懒觉，醒了可不要乱跑，在家里等着回来接你。说的时候弟弟一脸的不高兴，生怕落下不让他去，嘟嘟囔囔一嘴的不满意，可能是白天玩的太累的缘故，稀里糊涂的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四人就出发了。刚走到村口就被自行车主拦了下来，说是让我们尽早赶回来，家里还有别人等着着急用车。没有办法，只有答应人家尽快赶回来了。看来是没办法再回来接弟弟去照相了。
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了县城，匆匆忙忙找到了照相馆，照了这张人员不齐的照片。
县城里有马路，马路上有不少行人，也有车夫吆喝使唤着牲畜行走着的马车。路边电线杆和树干上拴着喝水吃草的牲畜，马车就停在了旁边。自行车寥寥无几，看上去还不及马车多。
匆忙的在十字路口吃了烧饼和熬菜，坐上自行车继续往回赶。路上没记得母亲说上几句话，只听见嘟囔了句回去怎么给老二说吧。
刚到村口，车主早已在那里等着了。回到家里，给弟弟拿出了烧饼，说是照相馆没开门，我们就赶回来了，等哪天开了门儿再去照吧。弟弟吃了烧饼，因为说是等哪天再去，也没怎纠缠这事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这张弟兄三个只有我和妹妹，没有弟弟参加的照片就这样照完了，回来后一直压在了箱子底下，没怎么见过母亲拿出来看几次。
篇11：两张越战经典照片的背后
美联社记者亚当斯抓拍的照片中，一位便衣警察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击毙一名被捕的越共战士；
美联社记者黄功吾抓拍的照片中，一群越南孩子被从天而降的燃烧弹吓得惊恐奔逃，其中一个小女孩，赤身裸体，双臂伸开，脸上满是恐惧和痛苦。身后，几位手拿武器疑似“美国大兵”的军人在追逐。
这两张经典照片作为反战标志广泛见诸全球各种和平运动及报章杂志之中，并被认为促使越战提前结束。两位美联社记者也因此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照片背后，却有颇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春节攻势”下，西贡街头枪击照
越南在二战前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中则被日本占领。1945年，越南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胡志明在越南北方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世称“北越”。法国则挟持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在南方立国。
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北越和法国进行了长达9年的法越战争（又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54年，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下，北越在奠边府战役中赢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法国撤出越南南部。根据日内瓦会议的决议，南北越暂时以北纬17度线分治，越南北部即为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南部由阮朝末代皇帝保大控制。1955年，吴庭艳在西贡市（1975年4月30日，北越统一全国后，将其改名为“胡志明市”）发动政变，建立越南共和国，世称“南越”。
在冷战环境中，美国开始将东南亚视为潜在的关键战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害怕共产主义的影响渗入南越政府，因此吴庭艳得到美国的支持，在南越行使个人独断专行的威权统治……
1968年1月31日，越南农历新年初一。整个南方沉浸在节日氛围中，一半的军人和警察正在放假。为迎接新年，南越当局临时解除了燃放烟花炮竹的禁令。
凌晨，西贡大街上突然“轰隆”作响，不少民众误以为有人放鞭炮庆新年，随着响声越来越剧烈，听出街上混杂着AK-47点射的声音，这才明白一场新的战争开始了，这是越战期间最大的地面军事行动——越共著名的“春节攻势”。.
兵力超过55万的北越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对南越的6座城市发动突袭，美军和南越军虽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但他们似乎习以为常，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局部进攻，戒备松懈。真正的战争在初一凌晨3点才打响，超过8万越共正规军在游击队配合下，突然对南越100多个城镇同时发起全面总攻。
同一天早晨早些时候，在西贡市，19名越共突击队员将美国大使馆的外墙炸开了一个大口子，另外一些北越正规军和越共小分队则袭击了西贡的总统府、国家电台、南越军队的参谋总部。还有700名北越军队战士发动了对新山一空军基地的袭击，驻越美军统帅威斯特摩兰的司令部大楼也同时成为重点攻击目标，战况激烈。
这场战役，致使2500多名美军和近5000名南越军人阵亡，越共士兵伤亡估计在4万左右，平民伤亡不计其数。有些地方的战斗只持续了几天，而旧都顺化的争夺战持续20余天，几乎化为废墟，12万平民无家可归，6000多人失踪。有位美军军官对此战给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评语：“我们为了挽救这座城市，不得不炸毁这座城市。”
春节攻势成为越战的转折点，其惨状通过媒体传回美国，震撼了民众。当年3月，时任总统约翰逊即表示美军将逐步撤出越南，并放弃总统竞选。越战成为当年总统大选的热门议题。
2月1日，西贡街头的巷战中，西贡市警察局局长阮隆正在市内第五郡堤岸的唐人街区率部防卫一所医院，他的部下带来一名越共上尉阮文林（音译），经过简短问话后，阮隆拔枪朝着对方头部射出一发子弹，身旁的美联社记者埃迪·亚当斯迅速抓拍了这一场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恰好也录下了这段视频。
亚当斯发回国内的标题是：《阮隆将军对越共上尉执行死刑》。第二天，美国各报均把此照片登在头版醒目位置，全国广播公司在晚间播放了视频，脑袋开花、鲜血四溅的场景刺激了美国公众。未经判决便在街头执行死刑在美国人看来，是漠视生命的残忍行为，何况对方穿着平民服装，美国各界对此事之争议持续数年。
这则新闻很快促使学生反战示威升温，逐渐遍及美国各大城市，尤其欧洲左翼人士更是把照片奉为反战经典标志。一年之内，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公众从41%下滑到37%，此后各年一路走低。.
摄影记者亚当斯的忏悔
因为这张照片，阮隆在全球声名狼藉。1975年，西贡被解放后，他移民美国弗吉尼亚，开了一间披萨饼店，1991年，因身份被曝光，备受骚扰不得不退休。
到了美国，亚当斯与阮隆成了好友，他回忆最后一次光临阮隆披萨店时的情景，在卫生间的墙上，他看到一行字：“混蛋，我们知道你是谁。”
1998年7月，阮隆遗下妻子和5个孩子，因癌症病逝。亚当斯送去鲜花并夹着一张纸条：“我对不起你，我的眼中含着泪水。”他在《时代》杂志撰文纪念阮隆：“人们并不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事情。”
认为自己一张照片毁掉了阮隆的生活，亚当斯一辈子都在忏悔，多次向他道歉。阮患病期间，亚当斯数次致电慰问，希望能为对方做点什么，而阮则很宽厚地对他说，应忘掉过去，“当时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责”。
“我用摄影机杀死了他。照片在战争中是强大的武器，人们相信了照片，但是它撒谎了，哪怕它没被修改过，因为那仅仅是部分事实。”亚当斯说。
当年，很多美国记者认为照片可调动人们的反战情绪，有意无意抹去其所揭示的全部事实，后来美国新闻界多次以亚当斯照片为例探讨职业操守问题。
那位被阮隆粗暴处决的阮文林，在被警察抓获之前，刚刚处决了34个“反革命”，其中一位遇害者阮遵中尉是阮隆的部下和好友。阮文林被抓捕后，对这一切事实供认不讳并引以为傲。
阮隆在枪杀阮文林后，简短告知过亚当斯原因，这些情况后来皆被亚当斯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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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每逢战斗必身先士卒。美国外交与军事学者詹姆斯·罗宾斯，在其著作《这一次我们赢了：回顾春季攻势》中还考证了关于阮隆的更多事情。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阮坚持着民族尊严，不准美军事当局干涉南越司法，抵制过几次美方的逮捕要求，强调在越的美国记者、军人皆要受南越法律管束。
2009年，亚当斯这幅作品的底片在一次拍卖会上卖出4万余美元的价钱，但他从不希望人们把这张照片视为他的杰出作品。
“火从天降”的实情
对于黄功吾这个名字，许多人会感觉到陌生，但是提起那幅与越战相关的经典作品《战火中的女孩》（亦称为《火从天降》），恐怕无人不知。一个小女孩赤裸着身子沿着越南一号公路惊慌地奔逃，身旁还有几个惶恐万状的孩子和疑似美国兵的人物，时为美联社资深战地摄影记者的黄功吾抓拍到的这个场景，长期铭刻在全球受众的脑海中。
1951年，黄功吾出生于越南。踏上战场时，他只有19岁，22岁是那时候虚报给媒体的。他的哥哥是美联社记者，1965年，由于哥哥在采访时死在战场上，他的嫂子便举荐了他。16岁那年，他拿起相机，成为美联社的一名战地摄影师。黄功吾后来回忆，当时是用“莱卡-M2”相机拍摄的，共拍摄了15张，从中选出那一张《战火中的女孩》。
在中国，对此照片最常见的表述是：久战不胜的美国军队在越战后期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对平民和村庄实施狂轰滥炸。
照片上的这位女孩名叫潘金淑，生在越南南方的展鹏村。当时的实情是，1972年6月8日，在距离西贡市40公里的全邦一号公路线，北越和南越军队已经在此对峙了3天。南越军队试图冲破障碍打通这条道路。南越陆军还召唤空军支援，随即两架A-37战斗机出现在空中，其中一架飞机投下了4枚常规炸弹和4枚凝固汽油弹，炸弹并未击中北越的占领地和路障，反而在南越难民聚集的高台教寺庙边上炸开，令原本躲在寺庙里的潘金淑与村民们奔跑着逃离那里。
“好烫，好烫！”多年后，潘金淑还记得当时自己嘴里不停地大喊。
潘金淑却因这一小段奔逃，与两位记者结缘。
当她哭着向英国独立电视台（ITV）记者克里斯多夫·韦恩及黄功吾跑来时，克里斯多夫·韦恩让小金淑停下来，并往她身上泼水。随后，黄功吾迅速拦下美军的吉普车，将她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医疗站。在那里，他被告知这个孩子已经没得救了。他马上出示了自己的美国记者徽章，并要求医生尽力为这个女孩治疗，直到医生答应他为小金淑治疗之后，他才匆匆赶回冲洗照片。.
几天后，克里斯多夫·韦恩在医院找到了潘金淑。他竭力将其转运到了西贡地区唯一一家可以治疗她这么严重烧伤的医院。
但是，伤情实在太严重了，经过14个月漫长而痛苦的治疗，前后17个大大小小的手术，潘金淑的身体才慢慢康复。但是她身上超过一半的皮肤三度烧伤，尤其是背部、颈部和手臂。疤痕和痛苦将伴随她一生。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潘金淑说，“我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医院里，痛苦不堪，紧接着许多护士将我团团围住。我在极大的恐惧中醒来。”照片拍摄之后，美联社曾一度拒绝刊发，因为当时的主流媒体对发裸体照有严格的规定。但是经验丰富的图片编辑霍斯特法斯看了这张照片后，认为可以为这幅照片打破陈规，他争辩说此照片的历史重要性足以抵消因“正面裸体”带来的发表禁忌。最终，他赢了。
很快，这幅震撼人心、定格历史的黑白照片就被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一下子成了轰动一时的话题。1973年，荣获美国“普利策奖”，同年，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又被评为“年度最佳照片”。
后来，《战火中的女孩》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尼克松当时的幕僚长霍得曼透露，尼克松曾怀疑该照片的真实性。而照片上的小女孩潘金淑得以在灾难中幸存，成为证明这张照片的真实性和越战惨绝人寰的历史证人。
这幅照片以令人震惊的纪实效果唤起了全世界人民对战争的反感，反战声此起彼伏。最后，联合国规定，不允许在战争中使用凝固汽油弹。而美国政府在1973年1月27日，与北越政府在巴黎签署停战协议，也与这种强烈的、多方面的反对有关。而在几十年后，这张照片则成为越战记忆的一部分。
苏珊·桑塔格曾经这样写道：“像1972年，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报章头版位置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在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方面，很可能比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
“照片里的女孩”在美国被消费
潘金淑小姑娘的这段际遇，既是祸又是福，既是福又是烦恼。长大后，潘金淑被越南政府当作美帝国主义罪恶的活标本树立起来，在被送进医学院学习期间，经常被政府要求回到村里拍电影，接受采访，她显然对这种生活不满。
1986年，越南政府同意让她去古巴哈瓦那大学完成学业。在那里，潘金淑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一个来自越南的小伙子裴辉全。
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决定彻底离开越南。1992年，潘金淑在哈瓦那结婚。他们在莫斯科度过了蜜月。在返回古巴的途中，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申请留在了加拿大。.
据丹妮斯·约翰逊为潘金淑写的传记所言，夫妇俩本来移居加拿大的多伦多默默无闻地生活，谁也不知道她是当年轰动世界照片中的人物。
1995年3月，英国《星斯日邮报》披露了这则消息，又把新闻转让给多伦多的《多伦多太阳报》，她的图片被登在了该报的头版。此后，潘金淑广泛参与国际公益活动，一一拜会了当年救治过自己的医生、记者，重叙前情。1996年，美国退伍军人节，她在越战纪念碑前面发表演说：“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缔造未来的和平而努力。”
这次演讲还引发了一段趣事，一位叫约翰·普拉默的美国越战老兵声称，他是当年下令轰炸展鹏村的人，要向潘金淑致歉。随后，他们被安排了一次简短的会晤，潘金淑表示宽恕对方。加拿大电影摄制人把这次会面制作成纪录片，轰动一时。
其实，潘金淑被普拉默和越战老兵纪念馆的创建人斯克鲁格斯消费了，她本人对细节并不知情，记忆被普拉默等重新塑造。这出戏一上演，激起了好多美国人对潘金淑的歉疚感，纪录片不仅四处卖钱，相关组织还获得了大量捐款，本来有些落魄的普拉默也沾光走红，又是出书又是演讲。
此事很快引起争议，包括黄功吾在内的很多知情者、当事人、老军人纷纷澄清，一些媒体和专业人士亦介入调查。普拉默编造的诸多古怪离奇细节，均被揪出来曝光。
早有人向克里斯多夫提及，想安排他与潘金淑会面，但他认为潘被某些商业组织过多消费，不愿蹚浑水。直到2010年5月，在旁人一再说服下，他才在时隔38年后与这位当年救助过的小姑娘首次会面。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他们重聚的纪录片。
1997年11月，潘金淑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亲善大使”，专门为世界上被虐待、被强暴和挨饿的孩子奔走。12月，她在芝加哥发起成立了一个“潘氏基金会”，旨在为在战争和恐怖活动中遭受伤害的儿童提供医疗援助的经费。在成立大会上，潘金淑说：“我原本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无所作为，永远只是‘照片里的女孩’，永远只是受害者。然而，我不再逃跑，不再是受害者。让心灵复活，让爱和宽恕成为战胜仇恨和死亡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