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行诗句欣赏

2024-04-21

车马行诗句欣赏（精选4篇）

篇1：车马行诗句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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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有车马客行

作者：李白朝代：唐体裁：乐府门有车马宾，金鞍曜朱轮。谓从丹霄落，乃是故乡亲。

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

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

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

借问宗党间，多为泉下人。生苦百战役，死托万鬼邻。

北风扬胡沙，埋翳周与秦。大运且如此，苍穹宁匪仁。

恻怆竟何道，存亡任大钧。

篇2：车马行诗句欣赏

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的材料说:少游到郴州, 作长短句云:“雾失楼台……”东坡绝爱其尾两句, 自书于扇, 曰:“少游已矣, 虽万人何赎!” (2) 可见苏东坡认为秦观的这两句是《踏莎行·雾失楼台》中最精美的句子。至于精美在何处, 为什么精美, 苏东坡没有说。

国学大师王国维不同意苏东坡的看法, 他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 至‘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 犹为皮相。” (王国维《人间词话》) (3) 王国维认为秦观的这首《踏莎行》最精妙的句子是风格凄厉的“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 苏东坡欣赏的结尾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只是皮毛, 苏东坡对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认识是肤浅的。

吴世昌先生认为王国维的看法也有问题, 他说:“‘杜鹃’句, 静安谓此联‘凄历’。又谓东坡赏其后二语, 犹为皮相。余以为不然, 东坡赏‘郴江’一联, 正是更深一层, 岂徒叹其‘凄历’哉!词下片‘砌成此恨无重数’, 一‘砌’字最见功力。” (吴世昌《词林新语》) (4) 吴先生的看法很有道理。按吴先生的说法“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也应是表达“无重数之恨”的。至于按什么思路, 从什么角度来表达的他没有谈。

唐圭璋先生有更明确的看法, 他说:“下片, 言寄梅传书, 致其相思之情。无奈离恨无数, 写亦难馨。末引‘郴江’、‘郴山’。以喻人之分别, 无理已极, 沉痛已极, ‘宜东坡爱之不忍释也’”。 (5) 唐先生认为秦观以不合常理的方式, 以“郴江”、“郴山”喻人之分别, 表达自己与亲人离别无穷之恨。不少有影响的评论者、欣赏者持这种“无理说”。

《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中所收录的叶嘉莹所写的欣赏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文章就说, “在如此深望坚实之苦恨中, 所以乃写出了后二句‘郴山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的无理问天之语”。 (6)

《宋词鉴赏辞典》 (7) 收录的靳极苍所写的欣赏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文章说:“或解为郴江也不耐山城寂寞, 流到远方去了, 可是自己还得呆在这里, 得不到自由, 太不了解当时作者的心情了。”

苏教版教材也持此观点, 课下注释对此二句说法大致有二:一说是怨恨自己不应离乡入仕, 入仕后又不应卷入元祐党争;二说是因自己忠而见疑, 信而被谤, 故对无情之天地造物, 发出究诘与呼号。

笔者认为, 这种“天问式”无理说, 也不妥当。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秦观的人生遭遇, 了解他写这首《踏莎行》时心态, 便可看出, 秦观还没有“无理天问”。

秦观早年研经史, 喜读兵书。曾拜谒苏轼于徐州, 次年作《黄楼赋》, 被苏轼夸其“有屈、宋姿”。后编诗文十卷, 拜谒王安石, 被王安石赞誉为“清新妖丽, 与鲍谢似之”。能得到苏轼、王安石这样的赞誉, 秦观对前程自然是充满信心的。

可是, 秦观三次科考, 前两次却未中。他受到的打击和压抑使他刻骨铭心。他痛下苦功, 在苏轼的指导下, 潜心科考。第三次终于考取进士。但是, 他仕途十分坎坷。秦观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和政治抱负的人。在苏轼的指导下, 他的策论充分展示了他经世济时的抱负和才能。他纵论国家形势, 对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提出了重要见解, 充满着灼热的现实感和积极用世的精神, 因此受到新党毁灭性的诬陷和迫害。

由于亲近苏轼, 他被视为“旧党”, 从此受迫害不断。元祐二年, 他被苏轼、鲜于侁以“贤良方正”举荐秦观于朝, 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 受到阻滞。元祐五年, 回京任秘书省正字, 元祐六年又被诋毁罢官。元祐七年授宣法郎, 由秘书省正字升国史院编修官, 参加修《神宗实录》;元祐九年, 哲宗亲政, 新党还朝, 旧党遭罢黜外放, 秦观先被贬杭洲通判, 因御刘拯告他修《神宗实录》时诋毁先帝, 于是在去杭州途中, 又被贬至处州监酒税;在处州时写了《千秋岁》词, 被诬告私写佛书, 获罪削秩, 贬往郴州。削秩是把所有官职和封号除去, 是对为官者最严重的惩罚。秦观身心受到极为严酷的打击, 悲痛至极, 几近绝望, 在此背景下写了《踏莎行·雾失楼台》。他的憧憬和绝望, 他的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 他的冤枉和屈辱, 心中无限的哀怨和痛楚, 咬噬着他, 逼迫他写下了《踏莎行·雾失楼台》。他要抒发无限的哀怨和痛楚, 要流露实现理想的绝望, 但是, 他没有恨天, 也没有怨地, 也没有恨别人。政治上绝望之后, 他后悔他的人生追求, 后悔自己趟了官场这道浑水。他不敢怨恨迫害他的人, 他更不敢怨天恨地。屈原作为宗室重臣写作《天问》, 尚且引起顷襄王的怨怒, 而被放逐。这时的秦观还未失去理智, 大胆怨天尤人。因为此时的秦观仍是被编管人员。不久被移至横州编管;元符元年 (1098年) , 被移迁雷州编管;元符三年 (1100年) 被召回, 被复命为宣德郎, 被放还横州, 就证明他在郴州时的心理状况还是比较理智的。

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作品的思路, 也可以看出“无理天问说”的不妥处。

词的上片写前途迷茫之愁。“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表达的是想登高上进, 想奔前程, 却被“雾”所迷阻, 无有途径;现实官场无路可走, 自然想到精神境界的桃花源。然而理想的桃花源本来就是虚构的, 无论如何盼望, 却仍是找不到路径。人生至此, 不知何所皈依, 人生迷茫又加一层。所以, 住在孤馆里, 感到春寒袭人, 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叫声, 看到残阳渐渐下落, 无限哀愁涌上心头。这种愁, 是本词中, 作者最为严重的心理压力。然而, 作者的心里除了官场前途迷茫之愁外, 还有“离恨”。正因为作者的心里的官场前途迷茫之愁, 更引发了严重的“离恨”。

上片的“孤馆”的“孤”字, 和“杜鹃声”已留下了开启下片“离恨”的楔子。

下片写旅中离恨。“驿寄梅花”, 是盼友人来信关心自己, “鱼传尺素”是盼亲人来信安慰自己, 紧承“孤馆”中的孤独感和杜鹃声中的“不如归去”乡愁。然而贬谪之人, 世态炎凉, 哪有梅花之寄!官场之人, 不敢、不肯与之有瓜葛, 避之唯恐不及, 不落井下石已是很好了, 谁肯寄书赠物以示关怀?待罪之人, 被迫仓促上路, 被贬之处荒远偏僻, 怎能收到家人来信?日日想总是白想, 夜夜盼也是白盼。日积月累, 年复一年, 砌成远谪离恨无重数!作者油然而产生了后悔, 我本该与家人团聚, 共享天伦, 为何流落如此?我本该和友人畅叙幽情, 为何沦落如此?我一片忠心, 满腹经纶, 本该献言建策, 施展抱负, 上报君王, 下济苍生, 为何沦丧如此?作者有痛苦, 有后悔, 有冤屈, 也有哀怨, 但是, 没有怨恨!

“郴江幸自绕郴山”中的“幸自”, 是说“绕郴山”很好;“为谁流下潇湘去”中的“为谁”, 是强调不该为了别人“流下潇湘去”。因此, 后悔也罢, 哀怨也罢, 其主语都是郴江。作者如果通过怨恨“郴江无情留下潇湘去”来抒发怨天尤人的情感, 和上边的层次有何联系?

上片深重的迷茫之愁, 加上下片无限的离别之恨, 作者是什么心态呢?不由产生了强烈幽远的感慨:郴江啊, 你本来应好好绕着郴山, 山连水, 水连山, 山清水秀, 山水和谐万年长, 却为什么流向潇湘去呢?“一江春水向东流”, 你流的是我的哀愁吗?“沅湘流不尽, 屈子怨何恨”, 郴江啊, 你流的是我哀怨吗?你流的是我眼泪吗?郴江啊, 是为我流下潇湘去的吗?

通过对作者生平经历、作者思路, 从词作的层次关系、从作者的表现手法等方面探求作者的原意, 作出贴近文本的赏析, 才能真正帮助学生走近作者, 进入文本, 去理解, 去赏析。

参考文献

(1)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选修唐诗宋词选读》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第3版。

(2) 转引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选修唐诗宋词选读教学参考书》第184页,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4版。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转引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选修唐诗宋词选读教学参考书》第183页,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4版。

篇3：扶风出土的西周车马器欣赏（上）

——《诗经·车攻》

这是《诗经》里关于车马出行田猎的一首诗歌。反映同一时期类似车马的诗篇还有很多，如《清人》、《驷》、《小戎》、《叔于田》、《车工》等。它们或反映男女爱情，或反映制作技术，或反映征战场面，内容十分广泛。也让我们在欣赏之余，不禁展开对那个时代场景的无限遐想，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对我国早期车马有初步的了解。

车马器是指配套在车和马身上的青铜附件的统称，它是伴随着马的驯化和车的出现应运而生的。目前有资料表明马的驯化更早，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对于车，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则认为是由距今4000多年夏代的奚仲发明的。他在薛地（今山东滕州市张汪、官桥镇境内）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木制车辆。奚仲发明的马车是什么形状，由于时代相当遥远，并没有实物保存下来。但距今3000多年的很多甲骨卜辞中，已出现象形文字“车”。也有传说认为相土是马车的发明者之一，《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据史载，夏禹时的车正奚仲创造了车，那时很可能是一马或是二马驾车，而相土则把二马改成了四马，所以应说这是对车辆结构的一种改进。这种车是相土根据部族扩张势力的需要而进行改制的，主要用于军事上，后来人们把这种四马一车称为一乘，车辆数量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大小强弱的象征。

目前对于夏代的文化遗迹是否存在，依旧在学术界存在争论。我国关于车的实物遗留，最早是在商代的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出现，根据国内各地考古现场保留的遗迹看，当时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车马器和功能齐全的马车构件，这一时期的车马主要用于出行和战争。到了西周，车的功能逐渐和战争联系起来，作为当时的重型装备和快速机动力量出现，体现了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始终贯穿国家政治活动的社会行为。战车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自诸侯国君的力量标志，所以司马迁在著作《史记》中有关于周武王率领诸侯东进伐商时有关兵车的记载，如在牧野（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约会诸侯作为对商王朝战争的中坚力量，而当时“诸侯会者车四千乘”，可见当时战车数量之多。相对于步兵而言，战车的速度和冲击力不言而喻，由此也可以看出车兵已经是这一时期主要兵种，并且一直影响到春秋战国的作战形式和战争规模。当时骑兵因为没有普及，所以与车、马配套的附件设备逐渐在使用过程中完善起来。如果说当时大型的青铜礼器如鼎的制作等体现出当时已经成熟的铸造技术的话，那么这些用于相互组合的小件车马器则是体现了铸造技术的精密。在《周礼·冬官考工记》里关于手工业制作车有详细的记述，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工匠，这一点说明了各个附件工序制作分工愈发细化。可以不夸张地说，车马器当时是早期组合类器物里最能体现工艺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器物。同时这些车马器的出现对于了解早期民族关系、交通状况和民族文化的融合等具有重要的价值。汉代以后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以及对于部队机动性要求更高，战车相比骑兵而言逐渐显出其笨重和不便操纵等局限性，最终被能够迅速机动轻装前进的骑兵所代替，逐渐退出了战争历史的舞台；车的功能也逐渐转变成运输和乘坐的代步工具。文献和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往往可见车马出行的画面，所以车马器没有全部消失，而是在不断地使用中产生出更多的附属品。随着当时社会“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的盛行，慢慢地很多墓葬里开始大量出现各种车马器的铜、陶、木质的明器。

扶风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广阔平坦的平原特点，是车马得以广泛使用的一个原因。作为西周文明的发祥地，周人先祖古公父为避戎族侵扰，率领族人从豳（今彬县、长武一带）开始了自先祖公刘之后的第二次迁徙。他们辗转西行来到今天岐山、扶风北部交界的山前平原地带，在此地修建城邑宫室，依托周族擅长农事的优势，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蓄积壮大力量，为最后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奠定了物质基础。周人几百年来在扶风、岐山交界的周原大地上活动，在境内遗留了很多以墓葬、车马坑和窖藏为主要保存形式的青铜器，几乎每次发现大宗礼器之外都有一定数量的车马器伴随出土。近十几年来随着周文化研究和周原历史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有关车马器的实物屡屡现世，车马器也因品种样式繁多成为一个专门的器类。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工匠的管理和分工十分细致，如《周礼·考工记》中有专门负责管理战车轮子、车厢和辕部制造的轮人、舆人、人，除了车辆的铸造以外，高级贵族的车舆更加豪华奢侈，以岐山京当贺家村西周墓中发现的车马坑为例，在出土的车轮外面附着当时用于保护木质轮毂的铜箍——铜牙；在出土的车軎的纹饰凹槽里镶嵌有装饰图案的绿松石，足见车辆的奢华。到了秦代，车马和兵车的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在陕西省临潼区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里，就有最为完备的车马器的实物铜车马两辆。就车的结构而言，二号车上由多达3462个精密的零部件铸件组成，其中铜铸件1742件，金铸件737件，银铸件983件，总重量达1241公斤，几乎相当于目前小排量轿车的重量，其中金铸件3千克多，银铸件4千克多。按此结构推测，一号铜车马铸件的数量也不会相差太远。两乘车加起来不少于5000多个零部件。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而这么多个零部件无论是大至2平方米以上的篷盖、伞盖及车舆、铜马、铜俑等，还是极小的零件都是一次铸造成型。这种精密和设计上的奇妙至今让人叹为观止，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的铸造工艺和高超的水平。

西周时期常见的车马器有軎、辖、銮铃、当卢、衔、镳、弓形器、轴饰、钏、节约、铜泡饰等，分别用于车或者马身上的各个不同部位（具体名称和位置见西周车马示意图），笔者为此特选部分扶风县博物馆馆藏青铜车马器做一介绍。

★——軎（音wei）

也称轵、，许慎《说文解字注.第十四篇上》里关于軎是这样记述的，“軎，车轴之端也，车轴之末见于毂外者曰軎，古说轵軎多不分”。考古发现中的实物軎，外形往往如筒杯状，中空，是和木质车轴末端相互套接的青铜附件。按照车轴向外逐渐收缩的样式配套，軎近轮毂的地方有长方形对穿的方孔，常常和具有插销功能的辖组合，这些附件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保护木质车轴在行进过程中免受磕碰和损坏，从而延长车的寿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曾经一度还出现了在车軎外在加装了四棱状刃的兵器——扁矛，它是利用车轴高速运转带动从而杀伤步兵的。

事件经过：

2015年6月12日，浙江师范大学陶瓷艺术馆开馆，展出由李舒第等人捐赠的170多件古代陶瓷器。开展当日，校方向陶瓷艺术馆主要捐展人、设计与艺术总监、美术学院退休教师李舒弟等14名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

该馆的展品一经在网上发布，在收藏界引起一片哗然，许多收藏家，以及一些文物界的专家都认为所展示的历史“文物”中，充斥着大量的赝品、伪品。更有甚者，许多赝品、伪品“文物”，甚至达到“毁人三观、贻害子孙”的地步，却堂而皇之在浙江师范大学的教学圣地上以历史“文物”的面目展示！两天后，瓷器圈网名“花市暂得楼”梁晓新先生直接在微博开火，怒斥展品“假到了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状况”，引发“国宝帮”全力回击。随即，全国一大批与文博相关的从业者加入战团，正面对阵“国宝帮”。

6月20日，浙江省十位实力派收藏家孙海芳等人联名致信浙江师范大学：“艺术馆所展示历史‘文物中，充斥着大量的假、仿‘文物。”随后，孙海芳等人又致信浙江省文物局请求严肃处理浙江师范大学陶瓷艺术馆的赝品展览。

2015年7月29日，网名“西风”的张星忠在微博和博客上发了题为《浙师大艺术馆藏品假到离谱》质疑和批评帖子，认为浙师大陶瓷艺术馆所展出的大量瓷器存在问题，并在微博发了质疑为赝品的高清晰藏品图片，同时做了评论，言辞犀利，极具挑战性。这篇文章被新浪网推荐，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2015年9月2日，浙江省文物局回复孙海芳等人的质疑，明确表示“这次陶艺馆展出的陶、瓷器标注的年代普遍存在问题”（详见文件），并要求浙江师范大学陶瓷艺术馆把年代存在问题的展品重新标注年代，或取消原来标识的年代，浙江师范大学陶瓷艺术馆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由于浙江省文物局的明确答复，以及众多收藏家及体制内文博专家的“声讨”，浙江师范大学陶瓷艺术馆展品的“真伪”之争有了明确的结论：艺术馆展出的古陶瓷器标注年代存在严重问题，必须纠正，可改为艺术品展出。

正当大家以为闹得沸沸扬扬的浙江师范大学艺术馆事件已尘埃落定，不曾想事态演变成一场司法诉讼。2015年9月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钱卫清、吴炜鹏两位律师作为原告李舒弟的代理人，以张星忠及网络服务提供者新浪公司、微梦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向海淀法院正式提起诉讼，起诉西风（张星忠）严重侵犯了李舒第的名誉权。海淀法院于2015年10月组织各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2015年11月、12月两度开庭审理本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收藏界人士旁听了庭审，共同见证了李舒弟诉张星忠名誉侵权案。

2016年7月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对李舒弟诉张星忠（网名“西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浪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梦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星忠构成对李舒弟名誉权的侵害，并判决张星忠删除博文《浙师大艺术馆藏品“假到离谱”》一文中的相关内容，同时在其新浪博客首页连续五日发布声明，向李舒弟赔礼道歉。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业界舆论一片哗然，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本刊选登最具代表性的两篇博文加以刊载，供读者诸君解读浙江师范大学陶瓷艺术馆古陶瓷展览事件的前因后果。

此案的判决告诉我们，在正常的学术辩论，或收藏品真伪的争论，法律维护言论自由，各抒己见，但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的底线，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否则就会触犯法律。西风（张星忠）“文物打假”败诉的案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警示，我们每一个收藏爱好者一定要切记在心！

（说明：以下转载的两篇博文，略有删减！）

国内收藏界的“官民”之争已是老生常谈，而近日，业内再起波澜，备受瞩目的李舒弟怒诉“西风”张星忠案一审判决出炉，结果为李舒弟教授胜诉，并责令张星忠向其公开致歉。此判决一出，犹如决堤洪水，冲醒了迷恍的收藏界，而更是蓄积的沉怨引出了国内艺术品行业的诟病。满履沧桑的藏品背后是文化传承，还是伪装者的“生意道具”？明镜如法，待钱卫清律师道出其中深意。

“无据打假”这步棋，似退非进

人生如棋，多少人甘为利益的棋子，“西风”来袭，可这第一步“无据打假”即注定输掉了全盘。接下来，我们邀请本案原告律师，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钱卫清律师为大家解局。

钱卫清律师表示。此案是典型的“无据打假”。当时，浙江师范大学接受李舒弟教授的开展捐赠，展览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学校为了宣传和传播传统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古陶瓷艺术，没想到此次展览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有十几名所谓的“收藏家”联名写信给浙江有关部门质疑此次展出藏品为赝品，但提出质疑的这些人并没有去现场看过藏品，也没有近距离了解过这些古代陶瓷艺术品，只是靠网上的图片和一些相关报道就断定这些藏品为赝品，且联名致信给浙江有关部门要求浙师大停止展览赝品，更有甚者前后两次写公开信致浙江文化厅及文物管理部门，要求这些部门责令浙师大停展。

我们发现“西风”张星忠这几年参与了多次“无据打假”的行动，他利用这些收藏家的质疑公开信借题发挥，在他的博文上引用了大量没有事实依据的文章，其中包括“假的不能再假”、“李舒弟借着展览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目的”、“存在腐败现象”、“浙师大的这次活动是强奸社会的”等等。此篇博文一出便出现大规模的转载，且转载次数高达十几万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鸣。

此时钱卫清律师加重语气形容说：“无据打假”是弥漫在整个收藏界的雾霾。因为有很多民间收藏家想把自己花心血收集到的精美绝伦的古代艺术品，通过艺术馆或者博物馆展览出来，就被社会上所谓的专家、收藏家、评论家质疑。

这些所谓的“专家”，完全是隔空打假，既不调查，也没有亲临现场观摩，更没有与展览者进行交流，而是直接判定为假。我相信，这其中存在很深刻的社会因素，在他们心中，只有故宫、国家博物馆、国有博物馆才会有这些东西，没有事实依据地质疑民间收藏家手中精美绝伦的藏品。

其次，很大部分因素是利益集团的绑架。这些人出于私心，伺机通过“无据打假”的荒谬手段打压民间收藏家，扰乱行业秩序、造成行业乱象丛生，而这种乱象已成行业通病。

李舒弟教授就是行业诟病下的受害者。李教授作为一名学者，愿意接受善意的学术讨论和质疑，但“西风”张星忠的此篇博文从最初就充满了恶意，行文通篇充斥了对李教授的侮辱、诽谤、贬损、恶意的言论，给李教授带来了极大伤害。

“隔空打假”无端的指责、抹黑收藏、打压收藏家的收藏行为等，这其中满载着非常复杂的社会根源，一方面是国家的文物管理部门的行政垄断；另一方面则是利益垄断。

民藏进程不断受阻，因起何处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大兴土木工程，民间的古代艺术品出土之多，将以万亿计算，其品味之高，更是前所未有，民间收藏家为了保护它们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钱卫清

钱卫清律师片刻沉思，分享道：“纵观行业，民间藏品数量巨大收藏价值较高，这些艺术品要想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研究价值以及文物保护价值，这需要整个社会对民藏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目前影响民间收藏及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很多障碍，分析总结有以下几种主要原因：

第一，国家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形态，政策安排严重滞后。改革开放这30多年，民间收藏的蓬勃发展，民间收藏家收藏的文物艺术品数量的急剧增加，国有垄断的管理模式，落后的文物系统已经不再适合现今形势的发展。

第二，法律保护问题。法律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尤其是《文物保护法》存在很多落后的规定，司法制度对文物及收藏家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另外，《博物馆管理条例》规定不能接收来源不明的文物，而这个规定本身就存在界定不明确的问题。

第三，社会因素。很多媒体由于受到伪专家的误导、利益集团的恶意引诱，不能正确地认识民间收藏家所收藏藏品的珍贵性，夸大造假仿制水平，致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观念——民间收藏家手里的藏品95%是假的，错误引导人们进入认识误区。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藏行业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利益集团通过虚假拍卖、虚假交易等方式把普通艺术品炒成天价的垄断行为为其谋取暴利，并且绝不允许民间收藏家手里有更精美的藏品展示出来，以免损害自己的利益。之前‘王刚砸宝案也同样影射出整个收藏界的混乱场面，这是根源所在。”

民藏与法，接力有序传承

“西风”张星忠运用了各种传来的不实的言论发表的一篇长博文，对浙师大陶瓷馆的展览提出质疑，表面看这只是一起侵权案件，但是背后反映了多年来民间收藏家面对‘无据打假忍气吞声、无可奈何的一种状态。

——钱卫清

此次，李舒弟教授毅然拿起法律武器，委托大成律师事务所钱卫清律师团队进行维权，为民间收藏家做出示范。通过本案让社会各界，更让利益集团看清楚，进行“无据打假”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构成刑事犯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钱卫清律师表示。

当谈到民藏家应当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时，钱卫清律师指出：首先，民藏家要善于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收藏古代艺术品或文物艺术品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自身合法合规，坚决抵制参与任何与盗墓有关的活动。

引用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则是要做到“合法收藏”。按照正规的市场渠道，通过支付平台，坚持通过保护文物艺术品的角度进行收藏。我们的收藏行为要经得住法律的拷问，同时，我们收藏家也要参照国家关于艺术品的保护规定进行收藏，尤其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文物艺术品经济搞活，让老百姓来分享国家文物保护红利。”

在新的时代节点上，民间收藏家不仅要使用法律武器维权，同时，更要加深对法律的理解，要让自己收藏的古代艺术品通过法律创新、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市场运作来更好地实现它的本真价值，让我们的藏品打破千百年形成的专业屏障，获得一个平等的展示机会，接力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

网媒涉案，引发时代的思考

钱卫清律师表示，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法院的判决很公正，它区分了哪一类属于言论自由，哪一类属于任意的人格贬损，例如说，“强奸社会”、“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是其他推测性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是不被允许的，且同时需承担法律责任。”

“西风”案还存在一个特殊性，网媒涉案引发出收藏界跨时代的思考，本案中新浪、微梦，作为社交平台被判有法律连带责任，且他们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们的审查义务做得不到位，存在一定的过失，法院也听取了他们的发言，认为网络服务商，应该尽到对传播内容真实性审查的义务，确保通过网络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和文章，不能有贬损，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

钱卫清律师分析道，毕竟是通过网络平台传播出去的，不仅传播的数量是海量的，而且诸多诽谤性的语言、贬损性的语言、侮辱性的语言更是通过网络服务商的审核、推送到主页上。基于社交媒体提供技术性服务，在面对承载海量信息的社会化事件，平台审查与评判的能力是有限的，客观上不能对其要求过高，但当网络媒体传播涉及到收藏家“无据打假”的类似事件，应当有所慎重，吸取教训。

近日，法院一审判决西风败诉。这判决，好比往小鱼塘里丢了一颗深水炸弹，一时间风云变幻，争论再起。其中最欢脱的就是这篇《“西风”势败，法不容收藏界利益伪装》。玩老货不甘示弱。马上炮制一篇雄文《道你麻痹歉，支持西风，国宝帮傻逼》反击。当我耐心把两边的文章和评论都读完，只有一个感受：都在谈西风败诉，高兴的恨不得坐上窜天猴一飞冲天，愤怒的恨不得问候全国司法系统工作人员长辈的生殖器官，那么请问到底有几个人真正看过法院的判决书？真正知道西风败诉败在何处？

篇4：扶风出土的西周车马器欣赏（下）

——《诗经·车攻》

（接上期）

★——节约

顾名思义取其节制约束之意，主要是用来贯穿需要交叉或分开马身上的革带，以达到操纵的目的，外形多为交叉中空的十字形扁管和圆管状，背面有小开口，个别节约则呈T字形，常见的节约有十字、X、Y字形等，部分在表面交叉部位装饰有浮雕的兽面或虎头纹饰。

1、蝉纹节约

1974年冬扶风县法门镇收购站拣选，长3.5厘米，宽3.3厘米，重26克，外形为十字形管状，背面有孔，正面饰蝉纹，一端残（图19）。

2、兽面纹节约

1975年春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强家沟车马坑出土，高3.1厘米，口径2.7厘米，重15克，外形为双管斜交叉的X形，正面中间突起，饰兽面纹，交叉背部正中有方孔。共出土四件（图20、21）。

3、兽面纹节约

2006年11月扶风县城关镇五郡村窖藏出土，高6厘米，宽4.5厘米，外形呈两个斜方管交叉的X形，正中突起，表面饰竖耳睁目的兽面纹，背部交叉处方形有开口（图22）。

★——衔、镳

镳和衔是相互配套的马头部件之一，其位置在马的口中和两侧，衔俗称马嚼子，主要作用是通过与颊带、咽带、额带、缰绳各种革带相连，形成一个马的完整控制系统，便于驭手对马的操纵，由于镳的位置位于马嘴的两侧，所以现在成语里用“分道扬镳”来表示双方再无交往各分东西的含义。镳和衔在已经出土的车马器具里种类繁多，形制多样，有些在外观设计上更是考虑到实际应用的效果，如针对于含在马口里的衔，特意在其表面制作成很多小刺，以增强其对烈马的控制，这种带刺马衔在扶风和岐山交界的周原遗址上多发现。

1、铜柱形镳

1973年5月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齐家出土，长15厘米，重165克，柱状略带弧度，两侧有穿孔，同出一副两件，另一件长14.5厘米，重130克（图23）。

2、夔龙纹镳

1975年春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强家沟车马坑出土，长13.5厘米，宽4.3厘米，重100克，外形呈片状弯曲，正面饰一变形夔龙纹，夔龙尾部饰斜线纹，中部有圆孔，背凹，有两个半环钮，以便与衔和革带连接（图24）。

3、铜镳

1976年扶风县法门镇召李村西渠内墓地出土，高11厘米，宽3.5厘米，重50克，体弯曲略带弧度，中间有一圆孔以连接镳衔，背内凹，有两道横梁，表面有两道突棱（图25）。

★——衔

1、套环铜衔

1976年元月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李家组东壕出土，长19.6厘米，重155克，由三节8字形铜环链接组成，链接部位可见磨损痕迹（图26）。

2、套环铜衔

1972年春扶风县绛帐镇收购站拣选，长21.5厘米，重150克，由二节组成，中间有小圆环相连，重两端为方环（图27）。

3、带刺铜衔

1971年夏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刘家沟工地出土，长21厘米，重375克，由四个表面带藜刺状的椭圆球体组成，每个球体两端各有圆环连接，表面磨损痕迹明显，按有关文献看系古代用于驯服悍马的工具（图28）。

★——衔镳组合

1974年3月扶风县法门镇云塘村齐家组采集，镳长15厘米，衔长19.5厘米，重500克，由衔和镳组成，衔由两节组成，节间有桃形圆环相套，一端为圆环，末端为圆环。镳呈略带弧度的圆柱状，一端渐收，中间及上端有两穿孔，饰索状纹饰（图29）。

★——銮铃

最早原指诸侯国君所乘车之铃。其所在位置一般在车前端的衡和马身的轭上，出土銮铃的马坑所代表的墓主等级相对而言较高，所以它也反映了特定人群的社会地位，按早期的四匹马驾车的结构看，銮铃在最边两侧马的轭上分别各一个，中间的衡上则并排排列有六个，这也印证了《诗经·烈祖·商颂》中关于诸侯所乘的车上銮铃“约错衡，八鸾”的场面描写，除去銮铃以外，在古代诸侯的旗帜上或者马的脖子下也往往系着一些小的铜铃铛，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是一定身份的人群，所以虽然属于小件车马器，但是往往制作精良。

1、銮铃

1973年10月扶风县法门镇刘家沟出土，通高16.8厘米，重400克，柄呈梯形，四面各有一钉孔，正面饰四个菱形钉，銮首由环状和椭圆形铃组成，四面有四个过梁与铃壳相连，铃壳中间两面有圆孔相对，外有八个等腰三角辐射状镂孔，壳内小铜球一个（图30）。

2、銮铃

1973年10月扶风县法门镇刘家沟出土，通高14.7厘米，重350克，柄呈梯形，四面各有一钉孔，正面饰四个菱形钉，銮首由环状和椭圆形铃组成，四面有四个过梁与铃壳相连，铃壳中间两面有圆孔相对，外有八个等腰三角辐射状镂孔，壳内小铜球一个（图31）。

3、铃

1973年10月扶风县法门镇刘家沟出土，通高6厘米，重100克，体呈合瓦状，平顶，顶部有半环形钮，有铃舌，通体素面（图32）。

4、饕餮纹铃

1972年5月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出土，通高16厘米，重400克，体呈合瓦状，平顶，上有半环形钮，通体饰阳线云纹（图33）。

★——装饰件或其他

这部分车马器多是那些实用功能不很明显，往往起到装饰作用的小构件，往往在制作上相对实用器更加华丽精致。

1、虎面形泡饰

1975年12月扶风县黄堆乡齐正村出土，通高3.7厘米，宽4.7厘米，重50克，呈浮雕虎头形，眉目清楚，两腮丰满，背内凹，背带横梁，形象传神萌态十足（图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