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还得谈散文

老生常谈还得谈散文（共2篇）

篇1：老生常谈还得谈散文

老生常谈还得谈散文

在《吕氏春秋--论人》这篇文章中，有八观六验和六戚四隐一说。六戚，是指一个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四隐，是指一个人的朋友、故旧、邻里和左右之人。

八观六验笼统地来讲，就是说谁要想识别一个人，那就得仔细地察看这个人在仕途顺利的时候，他的周围都集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人，他都对一些什么样的人示以尊敬。当他显贵的时候，察看他都和一些什么样的人相互来往，以及日常生活里他是怎么去做事的。在他空闲的时候，察看他的爱好是什么，他的言语是否端正。当他富有的时候，察看他都不接触什么样的人。当他贫贱的时候，察看他都不去做什么样的事。当他高兴的时候，察看他是否失态，有什么不正之举。当他发怒的时候，察看他是否能够自我克制。当他恐惧的时候，察看他是否能够自我调节。当他悲哀的时候，察看他是否能够自制。当他困苦的时候，察看他的志向是否坚定。

一个爱自己父母兄弟妻子的人，说明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如果这个人能够真诚地善待自己的朋友、故旧、邻里和左右之人，说明这个人就能够尊敬和爱护别人。

用八观六验和六戚四隐的方法对一个人的真伪、善恶去进行考察，一般情况下，还是没有看不清楚的人。

诸葛亮在他的《知人性》当中，提出了七条知人之法。他着重是从具体的境况中考察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在此基础上来确定一个人究竟是属于哪一类人。

诸葛亮的七条知人之法的大体意思是：故意把事理的对错搞混淆，让这个人去处置，察看他的志向。用辞辩来困窘这个人，察看他的应变能力。向这个人询问计谋，察看他的见识。告诉这个人祸害、危难，察看他是否知难而进，见义勇为。故意让这个人吃醉酒，察看他的性情。用利益引诱这个人，察看他是否廉洁。和这个人约定事情，察看他是否诚实守信。

古代的识人之道，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识人的准则，即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规矩，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有了准则，对识人才能有所遵循的标准。识人的准则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德，另一条就是才。二是识人的方法。识人的方法也不过就这么二点：一是要用历史的方法去识人，看一个人，就要把这个人的现在同他的过去联系起来看。二是要把一个人的现实环境和他在一定环境中的各种关系联系起来看。

善于识人之长，并能用其所长，是一个想干事业的.人所必备具有的能力。一个想干事业的人只有全面地看人，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人，才能用好一个人。看一个人，要从大处着眼，取这个人的长处，克服这个人的短处。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如何辨证地来对待一个人的长处与短处，做到扬长避短，这不但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还是人的一种思想品德和领导艺术的体现。

所谓要全面地看人，那就是要对一个人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把握。既要考察这个人的素质情况，如智商和情商，又要了解这个人的相应背景，如学历、经历、特长、优势和不足等等情况。

识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领导艺术，也是人们经常思考的人生课题。通过识人而自知，人生有方向，生活有保障，事业能向上。一个想干点事业的人，假如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看一个人，用一个人，如果自觉不自觉地从鸡蛋里头挑骨头，那将会一事无成不说，而且还会在无形当中坑害了一些人才。

世上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是常理。可现在社会上的千里马多如星辰，而一些所谓的伯乐，他们不是任人唯亲，昧着良心说瞎话，就是顺嘴胡说八道，睁着眼睛到处去抓钞票，让一些千里马整天混在野马群里到处乱跑，他们不但是伤害了一些平民百姓的上进心，还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真乃是国家的不幸啊！

篇2：喜剧精神与“老生代散文”

关键词：“老生代散文”,喜剧精神,散文精神

“老生代散文”是一个后起的概念, 主要是指建国前成名, 建国后陷入创作低谷, 而在新时期再次焕发青春的一批作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创作的散文。这一代作家身受“五四”人文精神的滋养, 对于社会责任感有着更深的理解。黑格尔在他撰写的《美学》巨著中, 曾提出以人们艺术掌握世界的“观念方式”, 来区别“诗”和“散文”的不同。 (1) 这个观点对我们研究“老生代散文”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不同的艺术掌握世界的“观念方式”, 就意味着审美主体对生活客体的艺术认知、艺术构思和艺术表达上存在着质的差别。在我看来, “老生代散文”的创作也正是在“喜剧精神”的烛照下, 建构他们的艺术审美理想, 以下尝试从“喜剧精神”这一新的审度视角, 来解读这批作品。

“老生代散文”的喜剧精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来源。首先, 作为世纪末唯一一批亲历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作家, 他们的生平经历、学识修养、审美取向对他们“喜剧精神”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是“老生代”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 民主、自由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一方面追求人格独立、社会进步、精神自由的“五四”理想, 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这些都使得他们的散文充盈着傲然正气, 这是“老生代散文”对“五四”散文一种大胸襟、大视野、大气魄的对接。他们能够站在全球文化的高度, 进行中外对比、东西对比,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潮流当中去审视, 既显示出思维视阈的无比宽阔, 同时又表明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所以在面对曲折和不公正待遇时, 他们可以化戾气为祥和, 化烦恼为菩提, 以喜剧的情怀去抒写悲剧。他们的文章展示出一种旁观者的“审视”态度, 真正体现了老人的内涵与气概。对于那段黑白颠倒的日子, 他们有着极强的“包容性”, 他们似乎不屑于去直接指斥和批判, 而是在“喜剧精神”中表达着一种深怀着挚爱的讽刺。

其次, 老作家身上的“喜剧精神”与他们当时的精神处境也密不可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随着国家政治层面上又一季和暖时节的降临, 中国文化呈现出日益解冻开化的趋势。对于经世致用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 这确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是该驻足历史长河岸边停滞沉思, 还是踩着忘却的踏板跃入奔涌向前的现实主义激流?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八十年代中期,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确信, 只要能够将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记忆克服掉, 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别的困扰使得他们在上面的选择中犹豫不决了。过分执著这场灾难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的不幸, 不但不能在理性上获得明晰的解释, 而且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情感和意志上的恢复和平衡, 因此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叙述时流露出“喜剧精神”, 以拉开距离的方式品味历史, 从而更快地将不愉快的经历自觉地予以克服, 将心中的深悲剧痛予以稀释。正是这样的一种“喜剧精神”使得他们以一种“不温不火”的姿态, 从历史、社会写到风俗, 以及各种人生的况味, 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的心灵深层。

在“老生代散文”里, “喜剧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蕴含着否定意识和理性批判。古罗马散文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喜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 风俗的榜样, 真理的造像。”无论是追忆童年、纪念小事、缅怀亲友, 还是直面伤痛, 反映“牛棚”生活, 或叙述批斗种种, “老生代散文”都是在小事件、小感受中记录社会的影子, 吸纳时代的风云。因而, 别林斯基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喜剧理论时特别指出:“喜剧的本质, 是生活的现象和生活的本质及使命之间的矛盾。就这个意义说来, 生活在喜剧中是作为对自己的否定而出现的。” (2) 比如杨绛在《将茶饮》中记叙的一段:我呆了半晌, 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笔记本放在我眼前, 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 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 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 我脑子里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记本上, 前后共有四次“四个大跃进”, 只第二次写成“大妖精”, 我自幸没把粮、棉、煤、铁画成实物, 加上眉眼口鼻, 添上手脚, 画成跳舞的妖精。这也可见我在悉心听讲, 忙着记录, 只一念淘气, 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解的, 至少是不能容忍的。 (3) 这些叙述一方面显示的是滑稽可笑的生活场景, 另一方面却不难让我们感觉到作者蕴含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意识和批判精神。诸如这种揭示生活的乖讹、荒诞的社会现象, 在“老生代散文”里可以说比比皆是, 俯拾即得。又如萧乾在《“文革”杂忆》里对“山雨欲来”时的舆论造势情景精彩的描述, 文中讲到反动派为了证明一本团中央机关刊物的封底有“反动派万岁”一行字, 竟让孩子承认是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于是认不认得出来那行字, 就看你对中央首长的感情了。而事实上封底的水彩画上什么都没有。在此, 萧乾设置了“孩子”这么一个天真的佯装者。这位天真者并不了解“文革”的真正含义, 但在隐藏于佯装者背后的观察者看来, 由“孩子”道出所谓“中央首长”的权威“发现”, 仅仅运用常识就足以拆穿其本来面目;“中央首长”对日常事物冠以的那些“反动”称号, 更是子虚乌有的造作。于是这场政治运动的荒谬性, 就因“孩子”一番天真的话, 不知不觉地曝光于世人眼前。我们也便能在这一个小小的现在看似喜剧性的事件中, 感受到“文革”对于普通人精神上带来的压迫与扭曲。

“老生代散文”“喜剧精神”的另一个方面, 表现在他们虽身处逆境, 却对“人”和“人性”仍持乐观主义态度。李健吾曾把探求美好的“人性”称之为探寻“蚌珠”, 他说:“我用我全份的力量来看一个人潜在的活动, 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为此, 他借用柯尔律治的话“就缺点来批判任何事物, 总是不聪明的;首先是应当努力发现事物的优点”———来向人们提出忠告。 (4) 对于“老生代作家”来说也是这样, 他们觉得“可爱”的东西, 正是那些人性的因素, 即便是在人妖颠倒的“文革”中, 他们始终未放弃对“人性”的寻觅和探求。韦君宜是最早站出来书写“文革”的真实作家之一, 按照她的话说:“我既是受害者, 也成了害人者。” (5) 但同时, 当她身处逆境, 一旦有人对她报以理解与关怀, 她总是满怀愧疚或感激之情而久久难以忘怀。而这种真诚的人性在那个谎言弥天、人人自危的年代愈显得难能可贵。我以为这也是韦君宜维护真诚独立的人格和生存勇气的具体表现。在《思痛露》里她写道, 当她给明知是被错划的右派李兴华宣读划为右派的会面时, 平时一个很能说、感情极易冲动的人没有悲哀, 也没有恐惧地说道:“是这样吗?那我……我只有接受了。我没有意见了。”而当她来到村子里与在改造的李兴华会面时, 他也无愤怒仇恨之意, 只是低着头说:“您很好, 我就放心了。”而她却只好打句官话:“今后要注意改造。”他诚恳地说了声:“谢谢您!”就告辞了。长久的疏远和语言的慰藉使得她在看着他远去消瘦的背影时, 忽然悲从中来, 伏在破窗台上, 放声痛哭了一场。韦君宜常常感慨那个年代同遭大劫人们之间产生的理解、同情和友爱的现象, 所以在书写回忆时, 笔墨间仍贮满无限的深情与眷恋。她力求首先认清那个时代的“人性”, 在认清自我后再去认识动态中的历史和现实, 这样才能使后代真正地从历史性的苦难中获救。

喜剧性作为一个美学术语, 在美国现代学者玛·柯·斯华贝认为还应加以更精确的解释。她曾说:“就其更特殊的意义来说, 这个术语用以表明带有理智力量的逗乐。” (6) 一般认为喜剧表现形态, 主要包括机智、幽默、嘲讽、滑稽等四种类别。如上分析, “老生代”作家的作品更易接近于“机智”这一种表现形态。机智, 顾名思义, 就是审美主体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巧妙手段戏谑客体对象, 以其智慧之美赢得笑声的喜剧审美形态。机智实为巧智, 它是人类智慧的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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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代”过人的智慧, 总给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们援引一例, 聊备此说。季羡林在《牛棚杂记》中写道:我为了能够适应坐“喷气式”的批斗方式, 就想到锻炼双腿。我下定决心, 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 我低头弯腰, 手不扶膝盖, 完全是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这样的体育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 (7) 一般说, 思想火花或智慧火花的出现, 往往是审美主体陷入“窘境”甚至“绝境”之下碰撞出来的。这些三言两语, 自有一种特殊的理趣美。读者不妨通过观察季老在如何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中, 得到智力体操的有益训练。

其次, 机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于各种事物里同中见异, 异中见同, 从而达到旁敲侧击、出奇制胜的效果。因此往往机智之人会有非常敏锐的择别力, 能够透过事物的表层, 直逼底里的真相。这在杨绛的散文中有着显著的体现。她为保姆顺姐写的《顺姐的“恋爱”》完全是靠她的“机智”完成的。顺姐是杨绛家中的帮佣, 受教育程度不高且年老体衰, 所以和杨绛回忆往事时常常交代不清, 代名词所指不明。然而, 杨绛出于对这位女性不幸遭遇的同情, 决定把她写出来。她将自己对顺姐的点滴认识和交谈, 似“拼板”般重新组合。也许只有杨绛能凭借自己精细的择别力, 为我们道出顺姐口中“自由恋爱”的辛酸图像, 懂得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生活常态下的细腻和复杂。因此她在结尾处颇有感慨地说:称她“顺姐”的, 只我一个人了。也许只我一人, 知道她的“自由恋爱”;只我一人, 领会她“我也觉悟了呢”的滋味。杨绛的对于生活细致的感受, 对于人情透彻的体味, 都流露出她对世事的达观洞悉, 在于她具有深刻的思想, 清醒的头脑, 而建立这一基础不是别的, 正是她的聪明和智慧。

总之, “喜剧精神”已经渗透在“老生代散文”的行文风格与审美尚趣之中, 并成为他们认知社会人生和获取生命体验的重要价值导向。大部分“老生代散文”创作就是在这种“喜剧精神”的审美观照下完成的。因而, “喜剧精神”理所当然地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成为我们打开这些作品思想艺术“奥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①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的第三部分“浪漫型艺术”。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朱光潜在该书第19页译者注释①中说道:“掌握方式译原文Auffassungweise, Auffassen的原意为‘掌握’, 引申为认识事物, 构思和表达一系列心理活动, 法译作‘构思’, 俄译作‘认识’, 英译作‘写作’, 都嫌片面, 实际上指的是‘思维方式’。下文提到‘观念方式’, 是把它和‘掌握方式’看成同义词。”

②别林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3, VOL3:80.

③杨绛.将茶饮.三联书店, 2010:154-155.

④刘西渭.咀华集.序.花城出版社, 1984:156-157.

⑤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4.

⑥玛.柯.斯华贝语.转引自陈瘦竹的戏剧理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