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精选8篇）
篇1：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即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是相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概念。中国51.3%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了
1.6亿的农民工群体。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
中新财经上海3月30日电（钟欣）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30日表示，2012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29%，中国的城镇化仍处在快速发展的区间。
在上海举行的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徐宪平指出，中国的城镇化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势在必行。
他认为中国现行的城镇化模式有三个“不可持续”，即：城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已不可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日益加剧，主要依靠资源粗放式的消耗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新老城镇居民收入发展的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凸现，主要依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
他表示，人口多、资源环境恶劣，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从国情出发，积极稳妥地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按照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这位官员说，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有五大主要战略任务。第一是要有序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第二要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合理规划未来城镇人口空间布局；第三要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预防城市病；第四要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第五要创新体制机制，厘清政府和市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
篇2：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小城镇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主要的研究成果是通过发展小城镇，用“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解决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然而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工潮”的出现，“离土不离乡”的局限显得突出。近年来政府对城镇化日益重视，希望通过在小城镇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中国的城镇化。
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表1 部分年份小城镇基本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 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 人/个
地带平均人口平均非农业人口平均劳动力人数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 5842 241531551516
中部 5119 2378
2489857
西部 3312 14601676505
全国 5009 21692612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前几年大量的县城转变为城市，导致剩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普遍不大，全国大约70%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到5000人，非农业人口规模不到2000人。小城镇人口规模超过2万，或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小城镇，占全部城镇的比重在3%左右。从空间的角度看，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以东部地带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比西部高76.4%，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比西部高65.4%。根据17260个镇的资料，在人口规模最小的2000个镇中，约50%在西部地区。
表3 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规模分布 %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4 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分布 %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由于大部分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只要增加几千人就可以让不少城镇人口倍增，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因此短期内大多数小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小城镇人口中实际非农业人口估算
在前面谈到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人口”得不到承认为合法的非农业身份，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有资料的城镇中，有1226个镇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人数，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存在。这种情况以东部居多，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和重庆。如果大量实际从事非农业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对城镇户籍管理有益，这些城镇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表5 企业人数超过镇劳动力总数的城镇分布
地区 数量(个) 比重(%)
东部 650 53.0
其中：江苏 143 11.7
广东 148 12.1
中部 270 22.0
西部 306 25.0
其中：重庆 135 11.0
全国 1226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到底小城镇中有多少人口应该属于非农业人口，这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有些家庭内部的成员可以分别从事农业与非农业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时兼职农业与非农业。不过还是可以对目前小城镇中实际非农业人口规模作一大略估计，下面是估计的公式：
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1.8×(企业人员数+劳动力人数×0.1)
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国城镇的实际情况，每个非农业劳动力供养1.8人(包括劳动力本人在内);第二，在一个镇内部的劳动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从事行政管理、文教卫生、商业和服务业，应该说10%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这一公式计算出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本文称为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表6是根据公式计算的结果，从中可知全国小城镇中，实际属于非农业的人口要比统计数多50%左右，其中东部地区大约多70%，中西部则在30%左右。要强调的是这些期望可在小城镇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中，70%以上在东部地区。
从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并非是无限的，它受到小城镇就业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以交通、旅游、集市贸易为主要产业的小城镇之外，大部分小城镇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业发展的制约，只要没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存在，让小城镇人口大发展是空中楼阁。根据表2中的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小城镇只有大约1000人的企业员工。东部地区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从表7的数据中可知，全国接近40%的小城镇中，企业员工数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区这一比重是接近60%。从企业情况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容纳大量人口就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表6 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潜力 万人，%
地带 实际非农业人口 期望可增加 期望可增加非
非农业人口① 农业人口比重②
东部 1935 1309 67.6
中部 1189 334 28.9
西部 620 177 28.5
全国 3744 1820 48.6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期望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实际非农业人口
A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B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②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7 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企业员工人数规模分布 %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从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企业规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一些实际上已经在小城镇工作的人得到户籍，但是靠这类人口来增加小城镇人口的作法在东部地区可以比较有效，在中西部地区的效果不大
四、关于小城镇人口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讨论
在对小城镇人口状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作一点讨论。
首先，小城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太
小，对大多数服务行业来说，根本达不到许多服务业所能生存的“门槛人口”。在这些城镇中，要依靠企业中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动服务业人口的增加才可能发展。其实从“自理口粮”人口对小城镇发展起的作用有限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开放小城镇户籍对大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帮助有限。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目前小城镇的人口状况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有限。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极有限。根据《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数据计算，在小城镇中平均每个企业的规模12人，其中东部地区平均16人，中部地区平均9人，西部地区平均7人，可以说相当部分企业是处于小作坊的水平。没有就业机会，白给农民一个小城镇户籍对农民没有实质意义。
第三，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镇，大多数小城市的户籍已经相当开放，甚至于石家庄这样大城市的户籍也基本上开放，与小城镇相比，城市的吸引力远大得多，而且对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来说，户籍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镇的就业机会无法超过城市，那么小城镇的户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据目前小城镇人口现状，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承认大批在小城镇工作、生活的人口，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农民，其目的应该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进农村城镇化上，从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镇户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区差距。在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大城市的郊区，户籍改革对小城镇规模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简单通过开放小城镇户籍，甚至是开放城市户籍，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订日期：2002-4-3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0年度与1993年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93.
[2] 涡阳城镇户口大甩卖.北京青年报，1999-9-11.
篇3：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一、四平市现有人口总量分析
1.四平市现有户籍人口数为3 363 155人, 流动人口数为79 891人, 户籍人口中农业户为1 922 480人, 非农业人口数为1 440 675人, 农业人口率为57.16%。流动人口中省内为63 751人, 省外为16 140人。
从四平市人口总量分析, 农业人口占的比例为57.16% (2012年的统计结果) , 2013年农业人口占的比例为56.33%;而全国的城镇化率为52.6%。这证明该市的城镇化率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果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四平市应该把173 650人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2.四平市城镇暂寄住人口分析
四平市现有城镇暂寄住人口79 891人, 其中男性为42 595人, 女性为37 296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务工20 881人, 务农11 215人, 经商17 107人, 服务业8 634人, 上述几项职业从业总人数为58 837人。从居住年限看, 半年以下的18 270人, 半年至5年的为34 886人, 五年以上的34 886人。这些人虽然在城里工作, 但都没有落城镇户口, 从思想上分析除一部分人有故土难离的思想外, 绝大多数人怕一旦迁入城市失去农业户口后, 将来国家政策改变会失去土地。此外, 城里生活成本高、房价贵、子女上学难等也是他们不愿意变为城镇户口的重要原因。
二、附加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策分析
1. 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问题
人口城镇化后, 如果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转向城镇化后, 享受的待遇高了, 但相比之下, 所交付的保险费用增加了, 所以对于很多农民来说很难承受大笔保险费用。如:新农保每人每年100—500元, 国家补贴30元, 预计15年后每人每月大约55—80元。而城镇人口每人每年300—600元, 预计15年后每人每月350—700元。
当前, 四平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二元户口制, 城镇低保对象的识别首先的依据就是户口, 只有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才有资格享受本地低保, 农业户口或户口不在本地的则不在低保范围之内。
此外, 在复员、转业军人安置方面, 现行的制度安排也以户口为依据。兵源地政府有义务安置城镇户口兵, 而不安置农业户口兵。
2. 医疗保险问题
首先是缴费差异, 农合每人90元/年, 低保户不用缴纳;城镇每人160元/年, 低保户每人68元/年。其次是报销起步金差异, 农合在本地无起步金, 城镇100元起步金, 市300元起步金, 省500元起步金。最后报销比例差异, 城镇本地报销目录内75%, 市级70%, 省级60%, 新农合农民直接报销。
3. 住房问题
目前国家没有解决城镇化后农民在城镇住房问题的具体措施, 而农民在农村自己的宅基地盖房成本相对较低。现在城镇住房商品化后建房成本高, 以四平市为例, 商品住宅楼均在3 000元上下, 农民无法承受农转非后在城市买房的经济压力。
4. 子女教育问题
目前, 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别很大, 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多, 农村则相对较少, 没有城市户口就享受不到城里的优质教育资源。最终农村孩子考入大学的比例就比较低, 以前所说的“寒门出贵子”将会越来越难, 农村孩子靠升学改变命运的路也会越来越窄。
5. 就业保障制度方面
目前, 城镇居民下岗后可纳入城镇失业登记服务范围, 而农民则不享受这一待遇, 有就业愿望的农民也希望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扶助政策。
三、农业人口迁入城镇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分析
1. 不愿放弃农村土地的权益
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 如果农转非, 农民担心土地所有权在第三次土地调整后的变化;同时, 当前党的“三农”政策好、国家给农民各项补贴多。有些福利待遇要求身份必须是农民, 也就是必须是农村户口才可享受此待遇。比如, 建冷库补贴 (建100吨冷库) 10.5万元;农民阳光工程培训 (无偿) 、化肥、良种、粮食、农机、家电等各种补贴很多。
2. 不愿放弃农村集体收益分配。
3. 在城市没有住房
由于城市住宅商品化, 楼市价格不断上涨, 没有二三十万购房款就没有地方住。不像在农村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那么省钱。
4. 在城市中没有生活来源
在城市生活处处花钱, 从柴米油盐到水电气, 不像农村自己种粮种菜, 养猪喂鸡, 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自给自足生活。进城后找不到适当工作就没有生活来源, 没钱的日子一天也不好过。
5. 担心无法享受城镇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
城市劳动保障部门不能为农村落户城镇的无业居民办理失业证及城镇养老保险, 农村落户城镇无业居民无法享受经商缴税优惠政策和办理小额贷款。
四、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措施
1. 推进四梨同城化的主要措施
梨树镇距四平30里, 可以作为四平市的卫星城。四梨同城化对四平和梨树镇来说是互利双赢的, 它大大拓展了四平市的发展空间, 也为梨树镇居民带来很多的实惠。
推进四梨同城化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 四平市和梨树镇同级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待遇相差较多, 如果同城化, 梨树镇财政供养人员就要和四平市财政供养人员执行同一的标准, 这样市财政就要拿出一大笔钱来补贴梨树镇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缺口,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2) 四平市的教育、医疗、计生、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要有相应的准备, 以适应四梨同城化带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最主要的还是福利, 公共服务, 社会保障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
2. 推进户籍人口进入小城镇的主要措施
(1) 农民在小城镇务工、经商、就业人员, 连续居住一年以上, 有固定住所, 本人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人员可以迁入小城镇农转非。 (2) 切实加强农村工地流转和进入小城镇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全家或部分成员迁入镇里落户的, 根据农民意愿, 可在一定时期内依法依规保留其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农房收益权或使用权, 并享有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的分配权利。 (3) 努力增加进镇农民就业岗位。进镇农民就业是立足之本, 小城镇管理者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 构建就业信息平台, 健全劳务市场管理, 免费培训就业技能, 保障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可胜任的工作。 (4) 努力解决进镇农民的住房问题。住房是安身之所, 进镇农民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 希望享受城镇保障性住房相关政策。扩大廉租房租住保障范围, 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和合理分发经济适用房。
3. 推进户籍人口进入四平市的主要措施
(1) 本着自愿的原则, 允许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在四平市城镇落户。本市籍农业人口也可就近转为城镇居民。 (2) 大中专毕业生可先落户后就业。拓宽各类人才落户渠道:凡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中专毕业生, 均可通过先落户后就业的办法办理落户手续;凡获得国家承认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人员, 在四平市工作满一年并缴纳社会保险的, 允许其本人和直系亲属来四平市落户;凡属高新技术产业、重点企业和利税大户急需的紧缺人才, 允许本人和直系亲属来四平市落户。 (3) 支持获得市及市以上表彰的特殊贡献人员落户。对获得市及市以上人民政府表彰奖励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优秀农民工及其他有特殊贡献的人员允许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来我市落户。 (4) 允许外来投资兴业人员落户。凡来四平市投资兴业办实业或自主创业, 并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的, 或在我市购置了写字楼, 商业用房等非住宅物业, 允许其本人及直系亲属来我市落户。 (5) 凡在四平市落户的人员享有下列权益和公共服务:A.农民转户后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B.宅基地延续权;C.可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D.可参加城镇职工或居民医保;E.转户农民子女可就读城市学校;F.符合条件可享受城市低保。
四平市人口城镇化仍政策不足, 需要制定改革战略。以制度城镇化的推进实现人的城镇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 从而营造良好创业环境。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具体工作中, 要科学规划实施, 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 稳步提高户籍城镇化水平,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参考文献
[1]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光明日报, 2013-12-15 (001) .
[2]许志勇.新型城镇化有赖于户籍、土地制度改革同步推进[J].学习论坛, 2013, (7) .
[3]蔡玲, 徐楚桥.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 .
篇4：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城镇化的核心或实质就是让农民进城及农民的市民化。单纯的城市版图扩张绝不是有质量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展。而近期，城镇化更被决策层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就是说，无论是2013 年还是未来几年，政府都会把城镇化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之动力。并通过城镇化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或如有人所说，城镇化将是未来经济发展之红利。
农民变市民才是有质量的城镇化
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把“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之重心及经济增长之动力，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方向也是对的，也与现代文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相合拍。
笔者认为，政府还应把“城镇化” 推进一步，使之变为“城市化”。也就是说，我们“城镇化”的核心，不仅仅是让农民走出来到离农村不远的乡镇居住，更为关键的是要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实现产业的转型，同时完善乡镇城市服务功能。此外，就当前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不仅城乡之间存在严重差距，而且地方与地方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也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对把城市化的发展仅是限制在“镇”上，根本就无法满足中国现实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只有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城市化”才能使传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得以调整及融合，并满足现代中国多元化的城市发展要求，才能让农民真正进入城市，让农民人口真正地市民化。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城市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农村居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并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实现个体城市社会化的转化。如果没有让农民进城并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并让他们真正地融入城市的社会生活，那么这种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比如，尽管当前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但他们在城市没有根基，没有所必需的住房、城市身份、平等就业与教育机会等，只能从事最低收入工作等。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超过了51.3%，但按户籍人口仅约为35%。两种人口统计相差16.3%，或者说有1.8 亿农民没有进城。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的这种城市化只是“伪城市化”，农民进城也只是“过客”，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可见，城镇化的核心或实质就是让农民进城及农民的市民化。这种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反映了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空间扩张，景观、社会及生活方式等新的城市环境的形成。在这种过程中，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人口在一定时期内向城镇聚集，并在这种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同时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向城市周边扩散，并在区域产业结构不断演进过程中形成新的城市空间与地理环境等。也就是说，如果城镇化不能让农村人口城市聚集、中小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让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仅是建筑更多的钢筋水泥空盒，那么这种城镇化不仅是伪城镇化，也不可能成经济增长之动力，是不可持续的。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十分有新意的提法，是目前所提倡的有质量的城镇化。如果这样，这种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因为农民进城，不仅需要提供大量的基本居住条件或住房，而且会完全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消费与收入水平，真正改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里，不仅会生发出大量的农村居民对住房的消费需求，而且也能够让进城后的农民各种消费水平全面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就业机会增加。国内城市就能够在这个过程扩张与发展，它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巨大消费的新增长点。如果农民进城享有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如果农民收入水平全面提升，只要现有的农民居民消费水平达到当前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中国会涌现一个巨大的消费需求，至少要让中国GDP 增长要翻一倍以上。
同时，在这种城镇化过程中，也是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及土地使用方式等发生重大变革的节点。因为，农民进城就可让农民土地重新集约流动与经营，中国现代新农业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现实。可以说，只有实现了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的城镇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消费增长点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
单纯的城市扩张绝不是新型城镇化
最近关于城镇化的讨论与信息蜂拥而来。这些讨论的重点都放在城镇化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加，放在农民进入城市住房需求增长、城市化将培养6 亿中产阶层的消费等方面。这种对城镇化的理解，与最近中央所强调的城镇化的含义有较大偏离。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基本上都把“城镇化”看作是未来经济增长之动力。而这种城镇化更多的是城市版图的扩张（比如城市群的出现）、城市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住房需求成长等。可以说，这仅是对早几年城镇化的理解与延伸。如果说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是所谓的城市版图的扩张，那么这种“城镇化”要走多远是不确定的。
就当前全国所掀起城镇化进入“炒版图”概念的现象来看，实际上与中央政府所提倡的有质量的城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城镇化是有质量的城镇化。即“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其中包括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我们应该看到，有质量的城镇化的核心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但实际上，当前各地方及政府职能部门所强调的城镇化与有质量的城镇化是不同的。比如，当前国家部门所强调的打造新的城市群，地方政府所提出加快城际轨道交通等项目建设、要求建筑业总产值如何突破、提倡打破行政区约束进行跨地区资源配置及打造地方特色的城镇群建设等，基本上仍然是在前十年的城市发展思路走。即这种城镇化仅是强调城市扩张，并以此扩张来带动整个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及带动相关产业成长与繁荣。虽然这样的城镇化可把生态文明融入到城镇化过程，建设智能、绿色、低碳的现代住宅，但是，这仅是在旧有的思路加上一个技术性的建筑标准，而这些内容只要相关部门颁布一个新的建筑标准，并没有真正把握有质量的城镇化的核心。
总之，有质量的城镇化最为核心的应该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要让农民进城。而要让农民进城，政府的经济政策并非就城市空间的扩张上，而应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险、公共服务制度等进行改革，以便为农民转换成为市民创造条件。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进城，才能让有质量的城镇化得以实现。否则，中国城镇化仅是“炒版图”概念，既无法发展繁荣，也不可持续。
（原载于《投资北京》杂志，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篇5：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一、城镇化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贵州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实施对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会产生重大作用。
第一，城镇化有利于促进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贵州落后的主要症状在农村，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在城镇，解决农村落后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城镇。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早已做出了二元经济的消解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经济发展的结论。目前，贵州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仍相当落后，在贵州4000万总人口中，有2800万人口沉淀在农村。2009年贵州农业增加值在全省GDP中比重仅为14%，而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的比重则高达71%，这充分反映了贵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落后程度。因此，将农村农业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是目前快速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其重要的作用表现为：一是解决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减少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有助于提高现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输出的劳动力还会将收入的一大部分反哺农村，增加了农民的人均收入。二是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手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不同程度地会增长知识和提高劳动技能，返回家乡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当地发展经济和带头致富的能手，普遍提高了广大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三是有利于减轻农村的生态压力。贵州土地资源有限，大量人口沉淀农村，为了生产和生活，必然乱开乱垦、乱砍滥伐，造成山林破坏、水土流失。因此，减少农村人口是保护农村生态的最简单办法。四是为贵州农村进一步开发和开放创造了条件。在转移的劳动者中，有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积累了资本并创办了企业，成为资本所有者或企业主，他们或是带来资本投资建设家乡，或是从家乡吸收资源和劳动力，对农村的开发和开放贡献力量。因此，在当前贵州城镇化过程中，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培训和引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意义重大。第二，城镇化有利于贵州城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过程。贵州产业结构虽然实现了三、二、一排序，但仍是低水平的排序，一产不活、二产不强、三产不大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任务十分艰巨。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推动人口大量向城镇集聚，必然增大城镇的消费，城镇的消费增加又必然拉动城镇的产品生产和社会服务。因此，城镇化结果必然是工业和服务业大量集聚于城镇。同时，城镇化也是农村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前提，大量人口在城镇的聚集，提出了对农产品更多的需求，并且，城镇的资本也会进入农村农业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和经营利润，进一步拉动了农村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和水平。第三，城镇化有利于促进贵州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城镇化促进了消费、投资和出口，提高了社会的有效需求。经验证明，城镇经济效益总是大于农村经济效益。城镇人口的聚集性和密集度决定了城镇人均对土地等资源的占用低于农村，而城镇人均劳动生产率又高于农村，经济效率高是城镇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城镇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又带动了全省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城镇经济不断发展也提出了对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和可能，经济快速发展必然促进科技、教育、文化、社保、卫生、体育和休闲等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而社会全面进步又进一步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形成贵州城镇化带动的整体效益。
二、贵州城镇化带动战略的重点和关键
贵州城镇化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预计2015年贵州城镇化率将近达到40%，从现在起，每年大约2个百分点，转移人口60至80万。贵州城镇化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需要城镇解决有关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社保、交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随着人口在城镇的迅速聚集，解决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等问题提上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成为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刻不容缓的重点和关键问题。
第一，城镇规划是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的首要问题。实践证明，城镇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规划是实施这项系统工程的蓝图。制定城镇规划是政府管理城镇的首要任务，规划要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引导性和强制性，要科学、民主、依法制定规划，坚决改变目前贵州城镇规划中主观、随意、短期、应急的现象。贵州城镇的多样性，要求城镇规划要因地制宜，充分顾及历史文化、生态环境、资源状况、区位特点、民族习俗、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根据不同情况设计出旅游景区型、工矿园区型、交通枢纽型、民族风格型、商贸集散型等各具特色的城镇。规划要努力彰显城镇的主旋律，提升城镇的竞争力，扩大城镇的吸引力。要塑造城镇形象、突出城镇风格、打造城镇品牌，改变过去城镇千城一面、万街雷同的呆板状态。要合理规划城镇的产业布局，精心策划城镇的工业园区、商贸园区、科技园区、文化园区、住宅园区，构建生产便利、生活舒适、生态良好的贵州城镇环境。
第二，城镇建设是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的重点问题。城镇的建设要在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实施，防止规划和建设相互脱节。要加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城镇正常运行的保障，尤其是直接影响民生的道路交通、信息通讯、输电输气、供水排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抓好城镇的公共环境的建设，生活环境、生产环境、生态环境的建设是城镇居民正常生活的保证，要切实保护贵州城镇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要抓好城镇居民住房建设，城镇化会使住房需求量会大幅增长，要勇于探索创新，通过大力发展商品房、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转让二手房等多形式、多渠道地解决不断新增的住房需求，实现居者有其屋，保证社会的和谐。随着贵州城镇化的提速，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贵州城镇建设的速度要求越来越快，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群众需求越来越多，资金需求越来越大，城镇建设正在成为城镇化的重点和难点。贵州城镇建设既要依靠政府，更要依靠市场。政府要宏观调控、统筹规划，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善于运用TOT、BOT等多种市场投资方式，解决城镇建设的投资难题。第三，城镇管理是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关键问题。城镇管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目前贵州城镇的管理水平总体低下，不少城镇管理错位缺位。一是，城镇“脏、乱、差”现象十分严重，对内影响了城镇的正常秩序和居民的正常生活，对外影响了城镇的形象和招商引资。主管部门要努力提高对城镇的管理水平，严禁城镇内乱搭乱建；维持城镇内交通秩序；管理好城镇内环境卫生；规范商户摆摊设点经营行为，等等，维护好城镇的秩序和美观。既要加大对居民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又要加大部门的执法力度，严格管理。使共创文明卫生城镇的目标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二是，建立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城镇和谐发展的安全网，是城镇居民生活的稳定器。要建立健全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重要保障体系，争取实现劳有所保、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三是，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城镇管理体制。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要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城镇社区管理包括改善社区环境、搞好社区服务、提升社区生活质量、培育社区居民素质、维护社区安全稳定等方面。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对社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社区管理涉及城镇千家万户居民的切身利益，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其次，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社区的管理和建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社区的管理和建设具有公共性，需要政府财政支出和补贴；另一方面，社区的管理和建设具有营利性，可以通过市场进行经营和盈利。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充分考虑到政府扶持和市场运营两个方面。同时，要大力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是构建现代、文明、和谐城镇的一个重要内容。社区要不断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为广大居民创造优美、良好的社区生活条件和环境。
三、贵州城镇化带动战略的整体布局及相互关系
贵州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要从实际出发推进城镇化，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要加强城镇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大城市，以大城市为依托，充分发挥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要以中小城市为重点，积极发展壮大中小城市。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小城镇。扩大城镇的聚集规模，努力提高城镇综合管理水平，提高城镇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符合贵州省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到目前为止，贵州城镇数量已发展到700余座。其中100万人以上特大城市1座(贵阳市)、50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座(遵义市)、20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7座(六盘水市、安顺市、都匀市、兴义市、凯里市、毕节市、铜仁市)、10至20万人口的小城市4座(清镇市、赤水市、仁怀市、福泉市)，小城镇约700个。
第一，加快黔中城市带建设，发挥黔中经济区带动效应。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若干城市集群或组团构成了特定的经济区，经济区是按经济内在联系而不是行政区划构成的区域。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经验已充分证明，以城市群构成的经济区，聚合强化了城市功能和效应，形成对周边区域经济较大的带动和辐射作用。黔中经济区形成主要依托黔中城市带建设，黔中城市带是以贵阳为中心，以贵阳至遵义、安顺、都匀和凯里等若干大中小城市群构建形成。黔中城市带建设将全面强化城镇集聚与辐射能力，形成中心集聚、轴线拓展的集约发展态势。黔中经济区的形成对外能加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的合作和联系，对内可带动贵州全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第二，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充分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科学规划和构建大城市的布局，充分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新时期贵州发展大中城市，重点要努力发展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都匀、凯里、兴义、铜仁、毕节等区域中心城市，要科学规划区域中心城市的布局和结构，突出城市发展特色，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加大区域中心城市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城市在国内乃至国际的影响和竞争力。同时，加大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经济发展区域。
第三，努力壮大和发展小城市，充分发挥小城市连接城乡的桥梁作用。新时期贵州要努力发展一大批小城市，要重点发展有条件的县城。小城市一头连接着大中城市，接受着大中城市在经济、科技、文化等等方面的辐射和拉动，另一头连接着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对小城镇和农村同样起着辐射和拉动的作用。要大力发展小城市的第二、三产业，要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丰富的优势，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既可以大量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又可以为大中城市提供加工的成品或半成品。要努力扩大小城市的商品贸易市场，使小城市成为城乡商品的集散地，起着城乡经济的纽带作用，推动城乡经济快速发展。
第四，大力发展小城镇，充分发挥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繁荣农村经济的作用。贵州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少则几千，多则数万。小城镇是乡之头、城之尾。发展小城镇是推进贵州城镇化的重要途径。贵州现阶段的城镇化，最重要的是将大量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而贵州的农村人口比重大，靠现有的大中城市显然难以大规模地吸纳农村人口。相对而言，由于小城镇的土地价格比较低廉，各种居住和生活的条件要求不高，便于农村人口进入和定居。同时，目前大多数小城镇迫切需要扩大规模和加强建设，这也为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进入小城镇提供了就业机会。
篇6：我国人口分布特点是什么
人口分布情况
人口分布是指人口在一定时间内的空间存在形式、分布状况，包括各类地区总人口的分布，以及某些特定人口(如城市人口、特定的人口过程和构成(如迁移、性别等)的`分布等。人口分布是受自然、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篇7：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自查报告
一、基本情况
司前镇2016年户籍人口数为320人，2017年户籍人口总出生为284，与上年同期对比减少了36人，增长率为-11.25%。我镇2016常住人口数为327人，2017常住人口总出生为285人，与上年同期对比减少了42人，增长率为-12.84%。我镇2016总人口为13822人，2017出生人口为586人，增长率为4.43%。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现象，现原因自查报告如下：
二、产生原因
一是经济因素。我镇地理位置偏远，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人外出工作或购置房产，户籍随迁流出，导致户籍和常住人口出生减少，人口增长率下降。
二是社会原因。我镇人口结构出现不平衡现象。户籍和常住人口中留守老人人口数所占比重大，大部分育龄夫妇外出务工，导致户籍和常住人口出生减少。
三是思想观念的转变。首先是由于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保守的观念也有所改变；其次科学文化水平愈发达，人们的生理知识、育儿知识、保健知识就愈丰富，促成婴儿死亡率降低；最后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
我镇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出生人口减少情况属实，不存在漏登漏报现象。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镇将根据人口和计划生育国策，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做好人口管理服务工作。
篇8：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一、理论基础:转移的根本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转移制度的定义是, 影响农村人口城镇转移成本, 从而型塑其社会关系的约束。制度作用的对象是社会关系, 制度运行的关键是成本, 据此, 分类依据在于确定农村人口城镇转移涉及的社会关系和转移成本, 具体分类如表1所示。
转移能力的定义是, 如果一个农村人口预期能够在转移制度的成本约束下, 通过在城市非农行业工作获得至少和农村同样行业一样的收入, 那么这个农村人口就可以确定具有转移能力。其实质是农村人口对于在现行转移制度的成本约束下, 能够通过在城市非农行业工作获得至少和农村同样行业同样收入的一种预期。
二、案例:转移根本影响因素的横向比较验证
转移制度, 特别是正式转移制度, 是农民工转移能力的决定性外生变量。转移制度的变迁, 特别是改变路径依赖以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或者改变农民工预期的突发性变迁, 将提高农民工的转移能力, 从而促进农民工城镇转移就业。成都通过户籍及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 降低了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成本和加速了他们的转移进程, 创新了转型路径, 从而在中国城乡四元结构一元化这场转型中加速跃升为引领者。
(一) 四元结构是现阶段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中的城乡新格局
1.“非正规就业”的迅速发展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和二元经济理论。
城乡二元结构和二元经济, 是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经济社会并不能简单被划分为农村传统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的二元结构。实际上, “非正规就业”已经不断扩展并形成庞大规模, 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实事求是地考察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进程中的城乡格局需要新的四元结构分析框架。这是数量较少但却影响较大的部分学者 (李克强, 1991;陈吉元、胡必亮, 1994;赵勇, 1996) 在90年代初所提出的三元结构 (即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并存) 的新发展, 其直接的主要原因就是迅速发展的“非正规就业”。这导致了从城市原来的单一正规部门分化出来并形成非正规部门, 从而意味着分析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进程中的城乡经济结构需要改进的新视角———就业正规性和就业地域相结合的二维视角。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 从就业正规性看, 主要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两种形式存在;从就业地域看, 主要以农村就业和城市就业两种形式存在。将以上两种视角组合起来, 就会发现如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进程中, 从全国到成都均存在着城乡四元结构 (见图1) 。
2. 现阶段农村人口转移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已经发展成四元结构。
基于就业地域与就业正规性二维视角的城乡四元结构分析框架, 进一步的定量分析可以验证并丰富我们对中国目前城乡四元结构的认识。如上所述, 农民工是农村和城市的非正规就业的主要组成, 所以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角度观察, 我们有更全面深入的发现 (见图2) 。一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较多。到2009年底, 以农民和本地农民工相加之和所表示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占全国城乡从业人员的51%。二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主要是非正规就业, 以非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劳动力是我国目前就业者中的重要力量。2009年底的中国农民工数量 (以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相加之和表示) 已经达到2.3亿, 占全国城乡从业人员总数的36%。三是向城镇转移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流。到2009年底, 中国外出农民工达到1.5亿, 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63.2%, 比留在农村的本地农民工比例高出26.5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3. 成都在中国城乡四元结构一元化转型中加速跃升为引领者。
实证数据表明, 成都是中国新时期城乡四元结构一元化转型的引领者。在2003年到2008年间, 成都最快地降低了农村农业部门农民的比重 (见图3) , 2008年底成都的农村农业部门农民占城乡就业的比重为23.2%, 比2003年底下降了14.1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多下降了8.7个百分点, 下降幅度在所有的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排名第一。
(二) 新世纪以来成都、重庆及广州的户籍制度改革比较
成都能够引领中国四元结构一元化转型, 主要在于成都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化与全国不同, 从而促使成都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业进程、以及城乡结构转型的发展路径与全国不同。新时期, 成都和全国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影响因素中, 直接的主要因素相同, 均为户籍管理制度;区别在于, 成都的户改进程更快更深。见表2。
(三) 小结:成都户改本质是以制度创新提高转移能力
成都对于户籍制度及其附属制度的创新, 本质是正式转移制度的创新, 是包括户籍转移制度、土地转移制度、就业转移制度、社保转移制度、教育转移制度、住房转移制度、医疗转移制度等的全面创新;这种创新既是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农村劳动力可借鉴经验的继承, 更是成都基于本地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勇敢探索。
三、经济史:转移根本影响因素的纵向比较验证
(一) 第一阶段:制度拒绝导致转移停滞和二元结构
第一阶段, 即主要从1978—1983年, 是制度拒绝导致转移停滞和二元结构的阶段。1958年1月9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标志着限制农民进城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开始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从此正式形成, 并且在改革开放初期时仍然没有丝毫松动。在1978至1983年间, 成都市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进程缓慢, 年均非农人口比重的增幅仅为0.4%。
(二) 第二阶段:制度多变导致转移波动和三元结构
第二阶段, 即主要从1984—2003年, 是制度多变导致转移波动和三元结构。首先, 制度多变, 是这个阶段的转移制度性质。这种制度性质仍然保留了户籍制度作为形式核心, 但逐渐形成了社保制度作为内容核心, 这一阶段分为三个过程 (见图4) 。
第一个过程是1984—1985年, 制度的放松作为这个阶段的开始, 主要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及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安排开始松动。第二个过程是1986—1990年, 制度收紧, 作为阶段的短期倒退, 再次恢复转移制度变迁的渐进性。第三个过程是1991—2003年, 制度再放松, 仍然延续转移制度的渐进性变迁, 不过“主战场”从乡镇变为城市, 从乡镇集体企业变为城市民营企业。
(三) 第三阶段:制度接纳引起转移飞跃以及四元结构一元化转型
第三阶段, 即主要从2004年以来, 是制度接纳引起转移飞跃以及四元结构一元化转型的崭新阶段。在本阶段户改的第一个过程中, 成都以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在中国四元结构一元化转型中实现飞跃。在本阶段户改的第二个过程中, 成都以全域统一户籍在中国四元结构一元化转型中创新路径。从2009年至今, 成都户改以重点攻坚和全面放开为特征。见表3。
在2004到2005年之间, 成都的城乡四元结构一元化进程出现明显的重大转折 (见图5) , 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短时期内大比例转变为城镇居民, 成都农村户籍从业人员 (由农民和农民工组成, 亦即统计上的乡村从业人员) 减少了36.7万人, 减速同比加快了6.7个百分点, 占全市城乡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了10.1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历年《成都统计年鉴》。
全域成都统一户籍改革促使成都的城乡四元结构转型开始探索与全国传统路径不同的创新之路,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成都新户改有可能在未来重塑中国城乡四元结构一元化转型的路径 (见图6) 。成都的全域城乡统一户籍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 成都将在全国范围内较快地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实现城乡全面统筹;较快地实现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经济社会一体化;较快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
(四) 小结:制度变迁是决定成都市农村人口转移历程的根本因素
转移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就业成本, 从而型塑其社会关系的约束。转移制度, 特别是正式转移制度决定转移就业及经济结构。转移制度变迁的历史, 既是成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历史, 也是成都多元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据此, 成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其中第二阶段又可以分为三个过程 (见图7) 。随着决定农村人口迁移进程的转移制度变迁, 成都市农村人口迁移进程逐步加快, 农民逐渐转变为城市居民, 非农业人口比重持续稳步上升, 1978至2010年, 成都非农业人口比重提高了34.3个百分点。
四、抽样调查:现存问题的发现与分析
通过2007和2011年的两次千名农民工调查, 我们发现制度变迁对转移成本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最大的转移成本是居住、社保和教育成本;第二, 居住成本受公租房政策和农民工的买房倾向影响很大;第三, 子女教育成本的进一步降低需要完善入读划片公办学校政策;第四, 社保成本仍受城乡二元参保政策制约;第五, 转户成本高昂主要受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牵制;第六, 就业成本的降低有待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进一步覆盖;第七, 偏高的转移成本也有社会网络、家庭决策和职业歧视的影响因素。
实质上,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这些存在问题背后的共同原因是农村人口转移能力的相对不足, 转移能力的提高需要更有利的制度变迁, 因为转移能力由转移制度变迁外生决定。转移制度影响转移能力的关键在于, 长期或短期中正式转移制度及其变迁对不同类型农村人口转移成本的影响机制。
五、对策建议:坚持制度创新, 加速有序转移
下一步, 建议完善对农民工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的保障, 对于那些已经在城镇工作多年的农民工, 应鼓励他们在城镇落户, 通过创新市民化举措, 使他们真正转变为市民。对于尚未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群体, 则要加强对他们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 提升他们的素质, 使他们拥有好的发展预期。基于此, 在“全域成都统一户籍”背景下, 我们借鉴国内外农村人口转移模式, 充分考虑成都目前发展水平和承载能力, 为增强全市农村人口转移的接纳能力,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 强化农村迁移人口住房保障
一是鼓励在城镇工作居住了一定年限的农民工购买经济适用房, 各区 (市) 县应简化农民工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申请、审核程序。二是建立农民工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三是进一步加强公租房的建设, 扩展公租房保障范围, 努力构建广覆盖、多层次的公租房保障体系。
(二) 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一是创新教育经费管理机制, 实现城乡学校教育经费投入均衡。二是加大城市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力度, 增加入学容量。三是扶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并从政策、资金、物力等方面予以支持, 为这类学校创造教学条件, 以提高教育水平与质量。
(三) 健全农村迁移人口社会保障
一是巩固和完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 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一体化。二是建立健全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正常调整机制, 提高城乡老年人基本养老金水平, 减轻农民工的养老负担。三是规范优化城乡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续接程序, 降低农民工社保转移续接难度。
(四) 完善农村迁移人口就业服务
一是为农民工创造平等就业机会, 开发更多就业岗位。二是建立健全规范灵活的城乡人力资源市场, 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平台作用, 使农民工等享有公共就业服务, 实现其充分就业。三是鼓励农民工创业, 大力实施创业带动就业工程。四是加强农民工的就业培训, 统筹利用各类职业培训资源, 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五是推进农民工就业服务区域合作, 促进区域农民工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
(五) 深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一是要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村土地整治中的主体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显化农民土地资产的价值和权益, 进一步调动农民实施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从而促进我市农村人口的转移。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制度。
(六) 加强宣传教育, 完善社会管理模式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农村迁移人口的管理制度;二是要创新农村迁移人口社会管理模式;三是要培养农村迁移人口市民意识。
(七) 优化城镇格局, 引导农村人口向双核转移
一是中心城区未来应重点提升金融、商贸、文化等传统服务功能, 着重创新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措施。二是天府新区建设应根据区域综合承载力, 全面考虑产业规划、资源环境、发展定位等因素, 加快引导农村人口向该地区转移。三是其它区 (市) 县要走“以城带乡”的路子, 引导农民向城镇、场镇和新型社区集中, 从而在整体上推动全市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摘要：农村人口实现自由迁徙和向城镇转移, 是成都完善统筹城乡发展体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对成都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成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根本因素及该因素对成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产生的影响分析, 从横向城市比较和纵向经济史分析两方面角度论证得出制度变迁是决定成都市农村人口转移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结合抽样调查结果, 明确指出在当前成都市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基本破除的情况下, 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工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的保障, 通过创新市民化举措, 使他们真正转变为市民。对于尚未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群体, 则要加强对他们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 提升他们的素质, 使他们拥有美好的发展预期。
关键词：全域成都,农村人口,城镇转移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