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疫情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新冠疫情所致经济损失到底有多少可能通过财产保险产品获得补偿，不妨从财产保险保什么，或者说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有哪些说起。
第一篇：疫情经济论文范文
经济滞胀遇到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学人》[英] 2021年9月4日
眼下，德尔塔变异毒株的蔓延依然是全球经济滞胀的罪魁祸首，但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随着一波又一波病毒感染造成经济活动断然取消，物价增长放缓甚至下跌，全球经济已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对增长的阻碍状况。在发达国家，德尔塔变异毒株极大地压抑了消费者支出，但并未引起崩溃之势。在疫苗充裕的国家，确诊病例不再严重阻碍消费者出行。服务业复苏是实现快速增长与恢复的捷径。但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全球产品供应链。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国家，疫情暴发导致工厂和物流网络临时关停，对供应链的干扰进一步延长。
中美拥有全球近八成独角兽公司
塔斯社[俄] 2021年9月24日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7月，拥有最多独角兽公司的国家是美国（441家）和中国（253家）。在全球知名独角兽公司中，76.7%来自这两个国家，96.8%来自全球排名前20位的国家。拥有最多独角兽公司的全球五大城市分别是旧金山、北京、纽约、上海和伦敦，集中在这些城市的独角兽公司占全球独角兽公司总数的近40%。据统计，初创企业成为独角兽公司的概率不超过千分之一。独角兽公司的出现得益于广阔的国内创新服务市场、具有吸引力的经济替代中心以及有利于人才施展拳脚的大环境。
人类未来可从月球提取氧气和水
《新科学家》[英] 2021年9月27日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制造并测试了一款提取氧的装置，可以高效、自主地从月球尘土中提取水和氧气，这意味着未来的月球探险者也许能从石头里挤出水来。提取氧气后，剩下的3种主要物质——氢气和甲烷可以被送回熔炉，至于金属物质，则可以留下来用作进一步加工。该设备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整个流程。未来，月球探险者可以在月球表面安装此装备，让它自行产氧，并方便根据任务的需要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
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心理健康
《阿貝赛报》[西] 2021年9月1日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初，人们使用这些社交媒体是为了创造与他人互动、分享知识和建立交流网络的空间。但同时，社交媒体也会对用户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如产生不安全感、受辱感、过度羡慕他人等。而此类心理问题已经相当普遍。心理学家指出，社交网络除了会让人过度重视外貌形象外，还会导致成瘾。这种成瘾表现在迫切追求对自己发布内容的点赞和关注。时间久了，这种热情就容易导致抑郁和焦虑等疾病，还会影响自信心。同时，社交网络的大部分活动以图像为主，这也会对人的自我认知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篇：疫情所致经济损失，可获赔偿
新冠疫情所致经济损失到底有多少可能通过财产保险产品获得补偿，不妨从财产保险保什么，或者说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有哪些说起。
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十分宽泛，几乎涵盖所有可被评价的社会风险，它们通常被分为：财产权利（first party loss）、法律责任（third party liability）和交易信用（contractual liability）。
财产权利可以简单理解为被保险人直接遭受的损失，而后两种都可归为被保险人应当对外承担的某种法律责任。各类保险标的并非泾渭分明，也不容易准确定义，但显而易见，财产保险承保的绝非限于有形物质。拿财产权利来说，它可能是知识产权、网络数据，也可能是营运收益;而有关责任和商业信用的承保标的，几乎要全面讨论侵权及合同之债了。这一分类可以为讨论具体险种、保单下的责任提供一些基础指引。
但具体风险和损失，需要通过具体保险产品，条款细化说明，保险合同是商事合同的一种，脱离合同约定很难解决具体问题。我们在以上分类的基础上，试着在险种的维度上做一些例举式的分析。
财产权利类
疫情直接导致有形财产损失的情况较为少见（货运险中或有涉及），更常见的是影响企业收益。对此，我们以企业财产险、工程保险以及货运险为例展开。
● 企业财产保险附加营业中断险
营业中断险具有从属性，这不仅意味着营业中断险只能在购买企业财产主险的基础上投保，还意味着其保单责任的成立，取决于主险保单责任成立，即“被保险人因物质损失保险合同主险条款所承保的风险造成营业所使用的物质财产遭受损失”。疫情不能造成有形厂房、设备、存货等损失的情况下，附加的营业中断保险责任也很难成立[i]。
值得提及的是附加险（营业中断）基础上可另行附加投保的一个条款，“谋杀等条款兹约定，本保险合同所列明的“损失”一词应具有下列含义：（1）由于营业处所发生传染病，而取消客房预订或不能接受预订;（2）在营业处所发生谋杀或自杀;（3）本条除上述规定外，其他均以本保险合同所载条款为准。”
附加投保该条款对住宿、餐饮类企业有帮助。该条款不再强调主险责任必须成立，即无须以“物质损失”为前提，但仍要注意“营业处所”的限制，从文意上严格解释，如果本店内没有发现病例，保单责任仍难成立。
● 建筑/安装工程保险附加预期利润损失条款
工程保险本身不能完全归入财产权利类，其承保范围包括两个部分，除了“物质损失”，还有“第三者责任”，这种混合体在保险产品中比较常见，保险条款采用类似结构的还有“船舶保险”、“网络安全保险”等。工程险等第三者责任部分承保“工程直接相关的意外事故”导致的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损失的赔偿责任，在疫情条件下似乎讨论空间不大[ii]。
货物运输保险，在判断保险责任时，我们必须区分内贸运输综合保险和外贸运输一切险
疫情本身并不凭被保险人的意志产生，被保险人因疫情需要对外承担责任的情况并不多，那么大多数场景下，不会构成此类保险的保单责任
“预期利润损失”是主条款“物质损失”部分的附加条款，与前面提到的企业财产保险类似，强调主条款物质损失部分“承保的损失影响工程或调试进度，导致被保险人计划开业日延迟或干扰了被保险人（业主）营业”，换句话说，仍旧以主条款承保的有形财产损失为前提。
● 货物运输保险
疫情较低概率会直接污染货物，但可能造成运输受阻。在判断保险责任时，我们必须区分内贸运输综合保险和外贸运输一切险。
内贸综合险仅承保保单列明的风险，而其中并不包括疫情，因此几乎可以说疫情不会导致内贸货运综合险责任。但外貿一切险承保范围更加宽泛，例如出口货物未能运抵最终目的地，即被进口国政府强制销毁的情况，就很难排除在保单责任之外;另一类争议可能是运输延迟导致的生鲜货物腐败，这在ICC（伦敦保险人协会）条款中被明确排除，但我国国内保险人常用的一切险条款虽然仍有意将“运输延迟”导致的损失除外，碍于措辞过于简单，容易产生分歧。
责任、信用类
既然这类保险承保的是被保险人对外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或者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所以讨论保单责任的前提是，还原被保险人与请求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请求方对被保险人的请求权不成立，就谈不上保单责任，保单是对被保险人对外责任的进一步规制。被保险人始终有义务积极对外行使抗辩权利，而保险人会在抗辩策略和费用上给予支持。
疫情本身并不凭被保险人的意志产生，换句话说，被保险人因疫情需要对外承担责任的情况并不多，那么大多数场景下，不会构成此类保险的保单责任，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 雇主责任保险
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版本较多，但有关责任险的原理应当适用。在劳动合同关系下，雇主责任相对严格，未必强调雇主过错，但雇主承担责任的事项，应当与雇员履行劳动合同有关。雇员遭受感染与其履职有关并非常态，员工恐怕需要负担举证责任证明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依规做好劳动者保护措施，比如未采取措施隔离高危人员等，且用人单位的行为标准，以及该行为与员工感染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那么容易判断。
防疫工作人员，特别是医护人员情况特殊。人社部等三部委发布了《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11号），明确“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这相当于为“工伤”做了政策性的补充定义，但对非防疫人员，在保单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宜据此做扩大解释。
目前市场上已针对本次疫情推出“附加传染病责任保险条款”，将进一步扩大雇主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类似做法在SARS期间也曾出现过。通过雇主責任保险附加条款起到类似团体意外、医疗保险的作用虽然与原理不符，却已经是业内常态。
● 公众责任、校园方责任保险
这两个险种的共同点是，被保险人要对一定区域范围内不特定或者特定的人员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公众责任险的被保险人类型较多，例如宾馆、商场、饭店、体育场馆等，潜在受害方更具不确定性，而校园相对简单。被保险人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的责任，本质上仍旧是过错责任。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被保险人有义务采取措施避免不特定的，或特定对人群遭遇感染，否则将被认为存在过错，但被保险人对义务判断标准需要根据特定被保险人的实际情况判断。
另一个问题是，遭受感染的人员，如何举证证明其感染发生在被保险人控制的场所内，比如特定商场，或者校园内，传染源和被传染者的界限也会存在争执。
有些公众责任险条款将传染病，或者特定类型的传染病，比如食源性传染病导致的第三方人身损害列为除外责任，还需要根据条款措辞讨论保单责任。
● 旅行社责任保险
旅行社对游客同样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旅客如果可以初步证明其在旅行期间遭受感染，且旅行社明知或应知有感染可能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旅行社恐怕要承担责任。更为特殊的是，当旅行社将旅游合同下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转委托他人，比如地接社、酒店、交通工具经营者，在旅行社对受托方的选任、对受托方的指示等方面皆无过失的情况下，由于《旅游法》第七十一条的特别规定，旅行社仍需承担责任[iii]。
然而，常见的旅行社责任保险条款将被保险人“疏忽或过失”作为保单责任成立的前提，只有部分列明风险，例如食物中毒，可以不考虑旅行社过错的因素，此时保险责任是否成立存在讨论空间，需要结合保单具体措辞进一步判断。
另要提及的是“附加旅行取消损失保险条款”不强调旅行社过错，若旅行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全额退回旅客旅游价款，导致其无法从航空公司退票，或产生退票手续费用，可以获得保险赔偿。
● 履约保证保险
信用、保证类的保险产品与责任险类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承保特定交易下，对特定主体的责任，通常是合同下的责任，而后者面对的权利主体通常不确定，且往往排除被保险人因约定额外增加的责任。保险人对信用、保证保险的承保政策比较谨慎。
履约保证保险可以为各种合同增信，其场景大致是：当被保险人（合同权利方）因投保人（合同义务方）违约导致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那么，问题回到疫情与合同履行之间的关系。近日来有关“不可抗力”、“合同受阻”的讨论已经很多，如果疫情确实影响到合同的妥善履行，义务方因此无须承担责任，也就不存在保单责任问题。但实践中恐怕存在疫情不能免除或减轻投保人在基础合同下义务，却客观上影响其履约能力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单风险。
财产保险产品繁杂，不能逐一例举，也不能详细讨论条款细节和案例，只希望借疫情背景，从“保险标的”的角度介绍一些认识财产保险的方法，所以仍希望这是一篇“轻知识”。
保险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主体，其愿意通过与投保人订立商业合同的方式收集社会风险的前提是该风险可以评价、管理和分散，因此在大灾面前，保险人一定是有责任边界的，这取决于业界对风险的认识程度，也取决于保险人自身的承保能力和再保人的态度，而保险人的责任边界，是通过保险合同定义的，所以我们仍要强调，解决具体问题的落脚点还是保险合同的具体约定，或者说具体的保单条款。
作者所在单位系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
[i] 脑洞：如果是食品生产企业，承保范围内的半成品遭遇污染。
[ii] 脑洞：如果业主或施工单位违反防疫要求复工，导致人员感染，且附加“交叉责任拓展条款”。
[iii] 参见我国《旅游法》第七十一条，只有接受转委托的是“公共交通经营者”时，旅行社才有可能不直接对旅游者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作者：阎冰
第三篇：公众的疫情风险认知与经济信心调查
【关键词】疫情 风险认知 经济信心 信息渠道
我国近期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继2003年SARS疫情之后又一次需要全民动员来加以应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爆发以来，社会公众不断在媒体上了解到各种有关疫情的新闻，每天更新的确诊率、致死率等数据冲击着每个人的神经，几乎所有个体都切实感受到了疫情的风险，而且逐渐注意到疫情可能对我国经济形势造成的影响。在当前抗击疫情的持续斗争中，我们需要了解公众有关疫情风险的认知和对未来经济的信心，以准确研判社会心态并进行合理调控。
对疫情风险认知的评估，虽然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角度，但大多从疫情传染的"可能性"和疫情的"严重性"两个角度来评判①;也有学者在研究人们对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认知时，提出了"防控效能感"维度②，它指人们对国家或个人是否能保护自己免受疫情伤害的信念，这种效能感就是对疫情及其伤害的可控性的判断。借鉴这些理论观点，我们采用大规模调查法，从传染的可能性、疫情的严重性和疫情的可控性这三个角度来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该风险的认知特点，以及个体人口学特征、信息来源等因素的影响。
各类突发的重大事件，如战争、重大恐怖袭击(如"9·11"事件)、自然灾害(如汶川大地震)、公共卫生事件(如SARS疫情)等都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关注疫情可能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外，我們还要关注疫情对公众经济信心的影响，因为经济信心会影响到人们的投资、消费等经济行为，进而影响经济运行。本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时期，考察人们对2020年以及未来五年国家经济形势和家庭经济状况的预期，以分别体现其短期经济信心和长期经济信心;此外，还将探讨疫情风险认知对经济信心的影响。
调查样本与问卷
本次调查于2020年2月6日至11日在"问卷星"平台上完成，有效样本量1074人，来自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男性542人、女性532人;年龄范围是17-71岁，平均年龄32.13岁，20-50岁者占93%;学历分为高中及以下学历、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拥有四类学历者分别为102、256、571、145人;城镇户口占71%，其余为农村户口;个人月平均收入2000-4999元者占22%，5000-10000元者占43%，10000-20000元者占19%，其余为2000元以下或2万元以上者。2月6日至11日期间，每天调查的人数分别为23、324、294、71、158、204人。
调查采用自编问卷。除了有关受访者人口学资料、获取疫情信息的渠道等方面的调查问题，我们参考以往文献和理论框架，重点编制了一个包括13题的疫情风险认知问卷，问卷由感染可能性、疫情严重性、疫情可控性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此外，我们参考已有同类问卷编制了经济信心问卷，经过研究梳理，得出以下结果。
受访者的疫情风险认知存在学历等因素的差异
我们从三个维度调查了公众的疫情风险认知特点。首先，感染可能性。调查中受访者分别评估了自己、家人、社区或村庄居民、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己在公共场所等五种情况下感染肺炎的可能性有多高(理论分值范围1-7，受访者在一个从1代表"完全不可能"到7代表"完全可能"的连续尺度上选择一个数字来代表感染可能性)。结果表明，受访者对自己和家人感染可能性的评分分别是2.95、2.96，而对社区或村庄居民的评分是3.69，后者得分明显更高;受访者对于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场所时感染的可能性评分分别是4.94、4.93，这个得分远远高于"不设场景"时对自己感染可能性的评分(2.95)。
我们将上述5个情况下的评分合为感染可能性总评分，统计发现，该总评分不存在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和户口类型差异。但是学历和感染可能性总评分存在曲线关系：高中及以下学历、大专、大学本科三类受访者的评分依次升高(分别为3.69、3.86、3.99)，本科学历者的评分明显偏高，而研究生学历者评分明显下降(为3.71)。此外，在2月7日(6日的样本量较小，不考虑)至11日这5天里，公众对感染可能性总评分持续下降，评分依次为4.08、4.02、3.79、3.76、3.54。
其次，疫情严重性。该维度包括4个题目：一是我觉得当前的肺炎疫情很严重;二是我觉得肺炎疫情将有加重的趋势;三是我最近经常担心自己感染肺炎;四是我最近经常担心家人感染肺炎。受访者回答这4个题目的平均分代表其疫情严重性知觉(理论分值范围1-7，受访者从1代表"完全不符合"到7代表"完全符合"的连续尺度上选择一个数字代表对疫情严重性的看法)。统计发现，疫情严重性评分不存在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和户口类型差异;但是，学历和疫情严重性评分存在曲线关系：高中及以下学历、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四类受访者的评分依次为4.50、4.49、4.76、4.58，其中本科学历者的评分明显偏高。此外，从2月7日至11日这5天中公众对疫情严重性的评分持续下降，分数依次为4.80、4.79、4.67、4.47、4.27。
最后，疫情可控性。该维度包括4个问题，一是我觉得肺炎疫情会得到有效控制;二是我对本次疫情的形势感到乐观;三是我相信自己可以有效地应对肺炎疫情;四是我相信国家可以有效地应对肺炎疫情。受访者回答这4个题目的平均分代表疫情可控性或防控效能感(理论分值范围1-7，受访者要从1代表"完全不符合"到7代表"完全符合"的连续尺度上选择一个数字来代表对疫情可控性的看法)。统计表明，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学历越高，信心反而越低，高中及以下学历、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四类受访者的评分依次为5.58、5.48、5.40、5.24;我们还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对疫情可控性评分高于女性，评分分别为5.48、5.35。此外，从2月7日至11日这5天里，公众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持续上升，依次为5.34、5.35、5.37、5.46、5.62，这表明公众对防控和应对疫情的信心正在上升。
不同的疫情信息获取渠道影响着人们对于疫情风险的认知
调查中询问受访者“在最近两周的时间里，你曾经从下面的渠道了解过肺炎疫情的相关信息吗?请在‘没有’‘偶尔’‘经常’中选择一个代表你自己的情况。”统计发现，受访者“经常”使用的疫情信息获取渠道依次是：微信、广播或电视台、门户新闻网站、微博或网络社区、政府网站、报刊及其网站、小道消息、海外媒体(详见表1)。将三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可以计算出每个信息渠道使用的平均值，其排序与“经常”使用的频率一致。
我们将上述信息来源渠道分为三类：1、2、3为官方渠道;4、5为半官方或网络渠道;6、7、8为非官方渠道。统计发现，人们对三类信息渠道的使用情况能有效预测对疫情的风险认知。具体表现是，在这三类渠道中，非官方渠道使用越多(主要是小道消息起作用)，对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的评分就越高，而其他渠道使用情况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对官方渠道使用越多，对疫情可控性评分就越高，越相信自己和国家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疫情。
人们对于疫情可控性的评价与经济信心呈现正相关
本次调查询问了受访者有关经济信心的10个问题，前5题询问他们相比2019年，如何看待2020年中国的总体经济形势、就业情况、物价水平，以及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和生活质量，后5题询问他们如何看待未来五年这些方面的变化。从选择比率上来看(详见表2)，在当前的疫情期间只有28%至39%的受访者认为2020年国家总体经济形势、就业情况以及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和生活质量会“变好”(包括“稍微变好”“明显变好”)，有62%至79%的受访者认为今后五年内这些方面会“变好”。显然，疫情影响了人们对2020年的短期经济信心，但对国家经济以及自己家庭经济的长期向好趋势的信心明显高很多。
将表2中的5个选项分别记为1—5分，然后求出每个题目上的平均值。题目1、2、4、5的合成平均值代表短期经济信心，其中1、2为短期国家经济信心，4、5为短期家庭经济信心;题目6、7、9、10的合成平均值代表长期经济信心，其中6、7为长期国家经济信心，9、10为长期家庭经济信心;此外，题目3、8分别代表短期和长期的物价水平预期。
对这些指标进行统计得到如下结果：人们的长期经济信心(3.85)显著高于短期经济信心(2.98)。长期国家经济信心(3.79)显著高于短期国家经济信心(2.79);长期家庭经济信心(3.92)显著高于短期家庭经济信心(3.18)。此外，大部分人预期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物价水平都是上升的，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是自然的事情。
短期经济信心的低迷显然与当前的疫情风险有关。统计发现，人们对疫情严重性的评分越高，则短期经济信心越低;而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越高，则短期经济信心越高。然而，长期经济信心并未受到疫情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认知的影响，但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越高，则长期经济信心越高。概括来说，对疫情严重性的认知主要对短期经济信心有负面影响，而不影响长期经济信心;无论对于短期还是长期经济信心，疫情可控性认知或疫情防控效能感都有积极预测作用。
研判社会心态并予以合理调控的建议
第一，公众知觉到的疫情风险水平在下降，而防控效能感在上升。在本次调查实施的2020年2月7日至11日这5天中，公众对新冠肺炎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的评分在持续下降，而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持续上升。自2020年1月20日全国打响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以来，新增疑似和确诊病例均一直在上升，至2月5日前后除湖北省以外的全国其他地区的新增疑似和确诊病例都开始不断下降，因此，我们在2月7日至11日的调查能够反映出公众对疫情风险认知达到高点后最初下降阶段的特点。
第二，学历越高，对疫情风险水平的评分也越高。粗略而言，本研究表明随着受访者学历升高(从高中及以下学历，到大专和大学本科学历)，他们对新冠肺炎感染可能性、疫情严重性的评分也在升高，本科学历者评分最高，而研究生学历者评分有所回落;他们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则正好随着学历升高而降低，学历越高，疫情防控效能感反而越低。这可能与高学历者获取了更多疫情危险性方面的信息，更能认识到疫情的复杂性有关。对此，可关注并采取相关举措调控学历较高者(如本科和研究生学历者)的风险认知，重点是增强其防控效能感。
第三，获取疫情信息的渠道影响疫情风险认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70%以上的受访者“经常”使用微信与中央及地方的广播或电视台等渠道来获取疫情信息，此外也有通过门户新闻网站等渠道。更重要的是，调查发现“非官方”渠道使用越多，对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的评分就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在微信朋友圈这一线上社会网络以及线下人际关系中，更容易传播那些反映疫情风险的信息或负面信息，而人类认知天生存在“负性偏差”，即负面信息更容易被人们注意和传播。非官方的小道消息是“双刃剑”，它可能有助于人们对疫情危险产生警觉而重视疫情防护，但也可能引发过度的、不必要的紧张和恐慌。本次调查发现，对于官方信息渠道使用越多，人们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就越高，就越相信自身和政府能有效防范和控制疫情。因此，在疫情防控中，应继续发挥好官方渠道主流媒体的作用。
第四，合理呈现信息以引导公众对疫情风险的认知。本研究发现一项有趣的结果：受访者对于"你觉得自己感染肺炎的可能性有多高"这个问题的评分是2.95，而对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场所时感染可能性的评分显著更高，分别是4.94、4.93。这可能是因为当受访者设身处地地想象某种场景时，他们更能意识到传染的可能性，而进行"无情景的"、抽象的风险评估时他们对各种场景下(如公共场所、家里等)高低不同的风险程度进行了无意识的综合平均，所以就不认为有那么危险了，或者没有将自己"带入"到某种风险场景中。这一结果的启发意义是：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去公共场所可能面临更高感染风险，因而减少外出;另一方面，在引导公众对感染风险的评估时，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强调"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这些特定的场景信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人们有更高的感染可能性估计。
第五，疫情对短期经济信心有负面影响，但长期经济信心未受影响。当前短期经济信心的低迷一方面是由于疫情确实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疫情风险的认知会泛化到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上。本研究表明，人们知觉到的疫情严重性虽然有损于其对2020年的经济信心，但他们依然坚信我国经济总体向好的趋势。此外，本研究证明，疫情可控性认知，无论对于短期还是长期经济信心，都有积极预测作用，因此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高人们对疫情可控性的信念将有助于提升经济信心。
总之，我们要合理调控人们对疫情风险的认知，既要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的危险性和疫情传染的风险性，切实做好个人防护工作，也要相信疫情可防可控，坚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万众一心、集体抗疫最终一定能战胜疫情。此外，我们对经济前景应保持充分信心，因为这种信心会自我实现，将通过影响我们的生产、消费和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实际经济形势。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杨之旭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公民财经素养指数建构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32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Brewer， N. T.， Chapman， G. B.， Gibbons， F. X.， Gerrard， M.， McCaul， K. D.， Weinstein， N. D.：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health behavior： The example of vaccination. Health Psychology， 2007， 26(2)， 136-145。
② Kim， H. S.， Sherman， D. K.， Updegraff， J. A.： Fear of Ebola：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ism on xenophobic threat respon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6， 27(7)，935-944。
責编/常妍 美编/李祥峰
作者：辛自强